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学科教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因素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多种多样，其中课堂教学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之一，各科的教学内容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载体。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有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利用自己所教授的学科，自觉、积极地履行自己的心理健康教育的义务，已成为我们的共识。但是，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要在教学中有效地进行学科心理健康教育，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学科教育目标与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整合

教育目标又称教学目的，是指教师打算通过教学引起的学生心智和行为的变化。教育目标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多维性和层次性的完整的体系。一门学科的教育目标是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这一体系由学科教学的总目标和各单元、各章节的具体目标构成。各个具体目标是总目标的具体化，是为总目标服务的。教学目标体系还是一个多维的结构。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认为，教育目标由三个维度构成：其一是认知领域的目标，由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及智力发展诸目标构成；第二个维度是情意领域的目标，由兴趣、态度价值观、判断力、适应性的发展等目标构成；第三个维度是技能活动领域的目标，由动作技能诸目标构成。每一个维度的教育目标，又由低到高分为若干层次，低层次的目标是掌握高层次目标的基础，高层次目标则是低层次目标的进一步深化。新的课程标准把教育目标表述为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心理健康教育自然也有自己的教育目标，其教育目标也应该是由上述三个维度和若干个层次组成的目标体系。但是，由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本身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体系从横向构成的角度应由认知教育目标、情感教育目标、意志教育目标、个性意识倾向目标和个性心理特征教育目标五个方面的子目标所组成，每项子目标又都包括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开发心理潜能、预防心理疾病三个层次的教育要求；从纵向构成的角度又可以分为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初中心理健康教育目标、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每一学段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在认知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和个性教育四个方面都有在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开发心理潜能、预防心理疾病三个层次上的要求。

在学科教学中，由于学科性质和特点不同，每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和任务的不同，心理健康教育在每节课教学中的表现形式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那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同时准确把握与达成学科教育目标和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呢？笔者认为，在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体系尚未完整构建完善，特别是在我们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刚刚起步的现实条件下，只要我们充分完整地体现了学科教学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就可以说我们也达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做到了学科教育目标与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整合。

在各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既要有强烈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明确本学科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和独特任务，又要突出本学科的特点，紧密与学科的教学内容相结合。既要防止把学科教学变成心理健康教育课，忽视学科教学目标和任务，又不能只重视学科的知识教学而忽视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甚至在学科教学中对学生的心理造成伤害。

二、既要体现学科教学中全方位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要求，又要突出学科特点

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发展学生的主动精神，注重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和终身的可持续发展。要改变教学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这是对所有课程教学的共同要求。各科教学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并非是作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补充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它们是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完成自己的心理健康教育任务的。比如，任何一门学科都承担着培养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正确的学习态度、坚强的学习意志、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学习过程中教育学生相互帮助协作，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心等共同的心理健康教育任务，但是，在各科教学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重要的是要体现各学科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和所承担的独特任务。

1.语文学科中的语言学习对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具有独特的作用。词汇是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书面语言的掌握有助于发展逻辑思维能力；语文训练可以提高学生运用语言加工处理信息并加以传达的能力；口头表达需要思维的敏捷性、直觉思维与灵感等非逻辑的创造性思维品质。语言文字同时也是形象思维的工具，学生通过典范的文学作品的学习可以使其形象思维和创造想像能力得到锻炼；语言文字作为一种载体，必然渗透着人类的情感、意志、态度、价值观等非认知的心理因素，语文教学同样承担着培养学生情感、意志和个性等方面的任务。因此，语文学科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独特任务是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全面促进学生的非认知心理品质的发展。

2.数学学科教学是使学生掌握抽象的概念、法则和定理，并运用这些概念按照一定的法则、定理进行逻辑转换的复杂的思维过程。数学教学在发展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数学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独特任务是发展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品质。这里的逻辑思维与语文教学中的逻辑思维还有所不同，语文中的逻辑思维是以语言的形式进行的，而数学中的逻辑是数学符号的逻辑，因此它的抽象程度更高。

3.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的教学，可以使学生通过直观的形象去把握自然规律。其中涉及到许多认知能力，如观察力、想像力、归纳与演绎能力等，但自然学科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所以它与数学纯逻辑的推理不完全相同，它更注重观察与归纳。自然学科特别有助于促进观察与归纳能力的培养，同时它也有助于促进逻辑的与非逻辑的思维品质的结合，形成科学创造思维的品质。自然学科教学还涉及到现代人的一个重要品质即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的培养。所以，自然学科教学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独特任务是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品质和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

4.社会学科是关于社会的、关于人的知识，它更关注人的精神生活、需求、情感、人性的完善及社会在道德生活中获得的和谐。与自然科学突出的科学精神相对应，社会科学突出的是人文精神。因此，社会学科在促进学生的道德心理素质等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其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是唤起学生的精神需求，培养学生对他人、对集体、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类的美好情感和责任心。

5.艺术学科的内容是艺术形象和关于艺术形象的知识。它涉及的心理品质是对艺术美的感受力、创造力。艺术学科教学的独特任务是促进形象思维的发展及美感与道德感的发展。

6.体育教学在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和动作技能发展的同时，对学生的意志品质、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超越自我以及平等竞争等的品质的培养有独特的作用。

学科心理健康教育，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每一名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充分因材施教，教学民主，注重体验，使每一名学生的特点得到关注，潜能得到开发；培养自信心、合作精神、实践能力、创造性；培养意志力，养成良好习惯等等，其内容十分丰富，而一节课不可能涉及到所有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一方面，各科教学在教学组织形式、课堂提问、教学方法和途径等方面可以采取比如创设积极、愉快的课堂气氛，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以鼓励为主，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培养合作精神等方式，充分体现心理健康教育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紧扣教学内容，从课程内容的特点出发，发挥教学内容自身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比如，在识字教学中，结合对字音、字形的辨认和记忆，培养学生的记忆能力和方法；结合组词，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结合课文内容分析，培养学生相应的心理品质等等。这就要求教师要深入细致地分析教学内容，找准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点，形成渗透序列。

三、充分发掘教材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因素，掌握心理健康教育因素的发掘方法

进行学科心理健康教育，是充分发挥全体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作用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心理健康教育也是各科教学的自然组成部分。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赞可夫在其《教学与发展》一书中，关于“教学与发展的关系”的核心思想是“以最好的教学效果来达到学生最理想的发展水平”。所谓“发展”，赞可夫指的就是各种心理因素即各种认知能力、情感、意志和个性的发展。他把教学与心理发展看成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学生的心理发展要在掌握知识过程中进行，学生的心理水平提高了又能更有效地掌握知识。在精心选择和编制的教材中，一般都蕴涵着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以实现新课标要求达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目标。在以往的课堂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对教材中的知识和技能因素发掘得比较充分，而对过程和方法因素特别是对关于情感、态度、价值观即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教育因素的发掘和利用显得十分不够。其中原因除了受应试教育只重视知识教学的影响外，还在于它不是由自身的、明显的结构体系构成的，而是蕴涵在认知因素之中并通过认知因素而发生作用的。因此，比起挖掘认知因素来讲，更为困难。

教材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科学性因素。它与认知因素联系最为明显甚至就是认知因素本身。它主要是影响学生的世界观、科学态度和分析判断的价值标准与科学标准。

其二，情感性因素。它是渗透在知识因素之中，能够引起学生肯定或否定情感体验的因素。它是靠感染—体验发生作用的。

其三，哲理性因素。它是指教材中有关待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方面的内容。这些因素，在教材的认知体系中虽然不占重要地位，但对学生的态度、价值观的影响却十分有力。

其四，示范性因素。它是教材中对学生有示范性影响、可以引起学生模仿的人物和事件。

教材中心理健康教育因素的体系，主要表现为性质和方向的一致。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因素，可以尝试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⒈切己体验法。教师认真体验教材的情景，凡是对自己能够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也可以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可以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因素。

⒉对比法。把教材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因素与学生的表现进行对比，凡是对学生有积极影响，有助于学生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的内容，都可以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因素。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2

关键词：科学知识变化；逻辑解释；认知解释；社会解释；评价

20世纪是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的世纪，也是科学哲学在激烈论战和频繁的范式变更中不断趋向丰富的世纪。纵观20世纪科学哲学在风云变换中发展历程，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问题则是一条贯串始终的红线。先是作为当代科学哲学第一个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逻辑—理性论的解释模式。后又有50、60年代各个学派围绕这一问题的激烈论战。70年代以来，迅速崛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对逻辑—理性论进行否定性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与此同时，当代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在向科学哲学渗透和扩张的过程中又建立了科学知识变化的认知论解释模式。社会学解释模式的相对主义取向和认知解释模式的心理主义取向都正是弗雷格以来的现代哲学传统一开始就背弃的东西。所以，这两种解释模式与逻辑—理性论自始至终处于激烈论战和尖锐冲突的状态。然而，认知解释模式与社会解释模式也并非相安无事，知识社会学家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而且强烈地反对指向人类心智的认知解释模式，指责这种研究路线是“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individualism）；[1]而认知理论家则认为社会学解释模式根本不能揭示新的知识信念发生和形成的实际过程，只有认知解释模式才真正揭示了知识变化过程的实际发生机制。可以说，在科学知识发展变化问题上，20世纪的最后30年就是在这三种解释模式分庭抗礼、相互攻讦中走过的。

那么，这三种解释模式之间究竟处于何种关系？激进的社会解释模式和激进的认知解释模式能够独立地对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做出充分的说明吗？在走向新世纪科学哲学的重建时，我们究竟应如何评价这三种解释模式？显然，恰当地评价这三种解释模式的成败得失，并在三种解释模式的共时性对比中，对近年在我国学术思想界影响日甚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一专题性审视、对当前在我国尚处于初始研究阶段的认知主义趋向作出基本的估计、对长期遭到否定和批判的逻辑—理性论给予准当的地位，这对于理解和把握科学知识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探究和开拓科学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进路和进步方式均具有颇为重要的前提性意义。

1知识变化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

在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奠立的语言分析哲学的基底上，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建立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第一个研究范式，并为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提供了逻辑—理性论的解释模式。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看法，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是以归纳主义的逻辑方法完成的：一个科学假说被提出之后，科学家们便根据经验证据（即观察陈述）对之进行检验和评价；当经验证据以归纳确证的方式对该假说提供了一定概率度的支持时，这个假说便被作为科学知识接受下来。设h为一前知识型假说“燃烧是可燃物与氧进行的化合反应”，e1,e2,…en是对h进行归纳确证的经验陈述，那么，这一解释模式可简化表示如下：

h：如果燃烧就是可燃物与氧进行化合反应，那么任何物体燃烧后其重量都将增加；

e1：物体a1燃烧时重量增加；

e2：物体a2燃烧时重量增加；

……

en：物体an燃烧时重量增加。

所以，假说h得到逻辑确证，从而取得作为科学知识的地位。

这是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所做的说明。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以库恩、汉森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使科学哲学发生了解释学的转向。科学研究的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也因之渗入了各种科学哲学问题的求解之中。这样，坚持弗雷格—罗素哲学传统的科学哲学家便不得不把单一的归纳逻辑方法从语言系统和信念变化的层面加以扩张和整合，并进而以此来为知识发展变化的逻辑模式进行新的辩护。其代表人物包括列维（i.levi）、萨尔蒙（w.salmon）、勒里尔（k.lerer）等人。按照他们的看法，对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应采用如下这种以科学家的信念变化为基础的逻辑图式进行说明。

科学家们拥有一组在先的信念；

科学家们使用某种逻辑方法；

当科学家们把这种逻辑方法应用于在先的信念时，他们便逻辑地得到一组新的信念；

所以，科学家们接纳这组新的信念作为科学知识。

针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认知解释和社会解释取向，列维等人再次强调了认识论研究的逻辑—理性主旨：“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应当是为知识改进的标准提供一个系统的说明。……提供一种关于条件的系统刻划，在这些条件下，知识汇集中的更替是正当的或得到辩护了的。”[2]列维从科学家信念变化的视角把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变化问题析解为如下三种辩护。（i）在时间t，x（一个科学家或一个科学家共同体）有知识汇集kx,t。对于x来说，知识的变化问题就是：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改动他的知识汇集，并且必须对他自己就他拟作出的任何改动进行辩护。（ii）x不是对他自己辩护他的知识汇集的修改，而是要对其他的某一个或某一群行动者y辩护其知识汇集的转变。（iii）在时间t，x的知识汇集中有h而y的知识汇集中没有h，x就要对y就y为什么应当修改他的知识汇集以便与x的汇集相一致进行辩护。显然，知识的增长和变化取决于这三种辩护的成功。而后两种辩护的成功又建基于第一种辩护的成功。

按照列维的描述，x把h添加到其知识汇集中的合法性是以初始汇集的各项为前提得到逻辑辩护的。具体地说，x在时间t的知识状态就是x在时间t在语言l中的一个语句集kx,t，且kx,t满足如下两个条件：（i）kx,t是演绎闭合的，即语言l包含了kx,t语句集的所有演绎推论。（ii）kx,t包含演绎闭合集uk（语言l的原始汇集）所有可用语言l表达的项，uk由所有逻辑真、集合论真、数学真或其他无论什么被算作“不可改”的断定所组成。因为只有这样，现实的科学研究乃至一般思维才可以实际地进行、才可以被理解。“知识的改变，或更确切地，关于什么是真、确定地真和不可误地真的承诺的变化，是从一个演绎闭合集到另一个演绎闭合集的转换。”[3]而这种转换是遵循某种逻辑程序或常规的结果。列维认为知识的变化和增长正是因此而得到合理性的辩护。列维还特别针对波普和库恩的历史主义取向指出，x修改他的知识汇集的合法性完全服从于“客观的”或“主体间的”评价；“就popper当真打算把修改知识汇集的问题作为‘主观的’或‘实用主义的’问题而取消来说，他已经使知识增长的问题变得平庸了。更糟的是，他暗中把这个领域留给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坚持人类知识的增长应该是心理学化的，社会学化的，或历史学化的——而不是合理化的。”[4]

尽管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等与列维等后期人物在x辩护h的具体逻辑方法方面有所不同，但就其作为解释科学知识变化的模式来说，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质内含均在于，试图把科学知识的变化和增长解释为把某种逻辑方法运用于在先的确证命题或知识汇集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格登弗（p.gardenfor）在《增长中的知识》（1988）、豪森（c.howson）和阿贝奇（p.urbach）在《科学推理：贝叶斯传统》（1989）以及列维在《信念的固定及其取消》（1991）等著作中，继续坚持上述的这种逻辑主义解释模式。当然，他们在反击认知解释模式和社会解释模式的同时，也从一些方面对逻辑解释模式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2知识变化的认知论解释模式

随着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日渐从外部的行为主义转向对内部心理过程的考察、随着语言分析哲学在60年代以后逐步深入到人类心智的层面来探讨语言及其意义发生作用的机制，到70年代中期，在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类心智的认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科学（cognitivescience）。随后，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广泛地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从人类心智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来研究解决知识的变化和增长问题便成为科学哲学家们致力研究的重要论题。p.丘奇兰德（p.churchland）、r.吉尔（r.giere）、p.萨加德（p.thagard）等都是对科学发展和知识变化进行认知解释的著名代表人物。认知科学哲学家解释科学知识变化的基本立足点是个体科学家的心理表征。这种解释与弗雷格以来的反心理主义传统背道而驰。按照认知解释，人类心智包含表征结构和表征程序，心智的表征程序对表征结构进行心理操作而产生出新的表征结构，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就是形成这种新的心理表征结构。认知解释模式可简化表示如下：

科学家们拥有一系列蕴涵在先信念的精神表征；

科学家们的认知机制包括一套计算性的精神操作程序；

当科学家们把其精神操作程序应用于其精神表征和在先的信念时，便产生出一组新的信念表征；

所以，科学家们接受这些被得到的信念表征作为知识。[5]

认知解释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非逻辑—理性型的解释模式。因为它把各种非逻辑、非理性的心理表征作为科学知识变化的根本。它虽然也把类命题性的信念包括在心理表征之列，但它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中图像、映射（mapping）和视觉形象等等非命题性心理表征才是根本性的东西、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信念的形成和接受并不是基于客观实在性和逻辑推导性而是基于信念的融贯性：信念被接受乃是在于它们的精神表征程序的操作性及其与其他信念表征的融贯一致性，而所谓融贯一致性也是指信念借助于心智的联结运算法则的可表征性。

具体地讲，认知理论家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解释主要是借助于认知科学的分类、学习、概念化、范畴化和模型化理论来进行的。认知主义者认为，“对思维最恰当的理解是将其视为心智中的表征结构以及在这些结构上进行操作的计算程序。”[6]因此，科学知识的生成和变化过程就是个体科学家通过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程序把以各种方法形成的心理表征进行类别化、概念化、范畴化和模型化的过程。按照认知理论，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在某一时间只能处理一个层次、只能认知事物在某一个认知层次上存在而在其他层次上不存在的性质。”[7]所以，当我们认知任何事物时，心智的计算性认知程序将本然地首先把认知的事物归于某个层次或某个类别。

就科学知识的变化来说，重要的是概念化过程和模型化过程。所谓概念化就是指通过内部的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程序以某个认知对象为中心形成一个新的表征图式。萨伽德在“化学革命的概念结构”（1990）一文中以拉瓦锡的氧化论为例，对科学知识形成和变化的过程进行了认知主义的概念化解释。萨伽德的说明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从心理表征层面描述了拉瓦锡形成氧化图式并以氧化图式取代燃素图式时所发生的概念图式组合过程；二是根据心理表征的融贯性对拉瓦锡选择氧化论而不选择燃素论进行了说明。在这两部分说明中，概念图式都仅仅通过内在的精神表征系统而得到，心理表征的融贯性则通过详细说明的、心理上似乎真实的计算程序来判定。[8]“关于科学知识变化的模型化理论，主要地利用（employ）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资料去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并进而阐明模型化在关于科学知识的变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9]按照模型化理论，在科学知识模型的构建和变化中，心理认知的模型建构过程是以某特定表征性概念为中心向的辐射建构；对特定概念的心理表征的不同，将导致心理计算操作过程中形成一个不同的建构模型。“钟摆概念的核心内容与内容的结构模式是依赖于人们关于经典物理学的知识的。没有受过经典物理学之正规训练的人与专家（例如物理学教授）将会有很不相同的概念模型建构。”[10]总之，概念化也好，模型化也好，其根本之点均在于认为，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过程完全是内在的心理表征和计算操作的结果。

不难发现，认知解释模式所假定的精神表征和计算理论与逻辑—理性方法有着实质性的不同，而且它把非逻辑性的精神表征和精神操作置于科学知识发展变化的根本性地位。“所以，对于提供关于科学的理解来说，认知解释模式与逻辑解释模式是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的对手。”[11]

3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

沿着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所开拓的方向，1970年代兴起了以研究科学知识变化问题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与认知主义者关注于个体科学家的心理表征和认知机制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则把探索的目光聚焦于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侧面，试图以此来揭示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科学知识的发展变化本质上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联系，以及科学家们从个人利益到民族情感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正是这种利益关系、权力关系和各种其他社会联系决定着科学家们的研究和科学知识的变化。社会学解释模式可简化为如下图式：

科学家们有在先的信念和利益；

科学家们处于社会联系和权力关系之中；

科学家们在先的信念和利益及其社会联系和权力关系引导他们得出某些知识信念；

所以，科学家们接受这些信念作为科学知识。

布鲁尔（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所提出的“强纲领”典型地体现着知识之社会学解释模式的实质内含和本质特征。按照布鲁尔的看法，对科学知识产生、变化和增长的说明必须贯彻四条基本原则。[12]（1）因果性原则：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解释应是因果型的，即，应涉及那些导致各种信念或知识之状态的社会性条件。（2）公正性原则：在对科学知识变化的说明中，应当公正地对待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而不能戴着“事后之明鉴”的有色眼镜去进行说明。（3）对称性原则：对科学知识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要以同一类型的原因去解释和说明。（4）反身性原则：对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它自身。以这四条基本方法论原则为基础，布鲁尔、巴恩斯等人通过对科学史案例的研究，对科学知识的变化给出了社会学的说明：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确立在其决定性环节上是由科学实践活动的各种社会因素决定的，“我们如何使用概念，尤其是如何扩展概念，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文化因素。”[13]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常引用的两个案例是巴斯德—普歇案例和拉瓦锡—普里斯特列案例。前者主要用于体现知识形成和变化的利益—权力本质，后者主要用来展示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的社会机制对知识之确立的影响。

按照早期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巴斯德1862年的曲颈瓶试验合理性地证实了生命非自然发生学说。因为曲颈瓶试验表明：在只有纯净空气能进入培养液——肉汤的情况下，肉汤并不腐败、并不产生微生物；直颈瓶中腐败肉汤的微生物实际上并不是肉汤自身产生的，而是由不纯净的空气带入的。所以，“生命并不能由无生命物质自然生成”是逻辑—理性地确立的。布鲁尔认为对当时科学知识变化的这种逻辑—理性解释模式至少是不充分的。因为，普歇从干草浸液中培养出微生物的实验，无论是其实验方法、实验程序还是其结论，在当时的科学背景下是同样确实可靠的。巴恩斯和布鲁尔指出，拉卡托斯和劳丹等逻辑—理性论者把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充分地用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把无法以此说明的所有问题交给社会学家去进行非合理性的解释，这“很典型地是在坚持某种形式的二元论”[14]。按照他们的看法，巴斯德的反自然发生说在当时取得胜利而普歇的自然发生说遭到失败，乃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利益和权力关系之中。他们引证历史资料指出，在1864年对巴斯德—普歇争论进行评判的五个委员中有两个原本就反对自然发生说，还有两个与巴斯德相熟的成员理所当然地信仰巴斯德的理论，评判的结果自然是巴斯德的理论获胜；当然，巴斯德的理论的确是正确的，而普歇的观点的确是错误的，但这一评判是在1876年科学家发现干草浸液中有一种煮沸到100摄氏度仍不能杀死的胚芽时，才能“合乎理性地”做出的。所以，科学知识的变化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和社会权力运作的结果，而不是依逻辑和理性程序运作的结果。

布鲁尔等人还以氧化学说的建构过程对知识变化的社会交流本质进行了论证。（1）拉瓦锡的氧化论主要是在与众多的朋友和合作者的社会交际和信息交流中形成的。例如，1772年马尔乌向拉瓦锡演示金属煅烧时增重的试验；1774年普里斯特列在访问巴黎时向拉瓦锡报告并展示氧化汞加热时产生气体并形成红渣的试验；拉瓦锡作为法国科学院的成员对其学术研究会议广泛参与；在拉瓦锡周围形成的质疑燃素说的那个共同体；等等。（2）拉瓦锡作为税务承包人所拥有的充足的资源和时间则为他进行研究、交际并最终建立氧化学说提供了保证。（3）法国科学在18世纪后期的制度组织方式则是氧化学说得以形成和确立的关键因素。在被高度组织化和中心化的法国科学共同体中，作为科学院成员的拉瓦锡的权威力量、正式教育的压力、集中学习的社会组织方式、科学领域的就业机会以及奖励与赞誉的竞争体系，所有这些都为氧化学说的形成和确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布鲁尔认为正是这样的社会性过程，而不是逻辑和理性，导致了氧化学说并确立了其作为科学知识的地位。

布鲁尔和巴恩斯的中心思想是，传统科学哲学对知识发展变化的合理性解释本质上建基于不公正的和有偏见的方法论，是对科学史进行典型的“辉格式解释”的结果。科学知识发展变化的社会学解释建基于丰富的科学实践，这种解释才真确地揭示了科学知识变化的本质内含。

4评价与结论

近代对科学知识及其变化寻求逻辑—理性解释的传统发端于笛卡尔。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所建立的逻辑解释模式正是探讨知识问题的逻辑—理性传统在当代的发展。其核心在于，要求把人类认识或知识问题的研究与主体的个别心理过程和社会事务严格地区分开来，认为知识的辩明和确立的问题是一个纯粹语言—逻辑的意义运作问题，既与认识主体的个别心理过程无关，更与认识主体的各项社会事务无关。“直到1970年前后，‘被普遍接受的标准观点’仍然是：对于哲学的目的来说，科学理论是被解释的、形式的、公理的系统。一个理论的公理是原则上或为真或为假的陈述；‘定律’则被理解为普遍概括；科学理论则具有一种公理的、演绎系统的结构。”[15]

自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发表以来，批判、否弃传统的逻辑—理性解释模式逐渐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倾向。经过一番与传统理论的激烈论战，这一倾向终于在70年代后整合演变为关于科学知识变化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和认知主义解释模式两大基本取向。

毫无疑问，认知理论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对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的许多批评都是正确的。正如认知理论家所指出的，关于知识增长的认知研究提供了比逻辑传统丰富得多说明资源，非逻辑的心理表征的确在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正如社会学者所指出的，逻辑解释模式的确是不充分的，社会因素确实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变化起着重要作用。但问题在于，抛弃逻辑—理性因素的认知主义解释模式和社会学解释模式也不能对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变化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比如布鲁尔颇为得意的巴斯德—普歇案例，当时的科学界接受巴斯德的理论固然有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但逻辑—理性还是居于重要地位，而且社会因素的作用终究要让位于逻辑—理性因素；因为，即使当时的科学界由于社会因素而接受了普歇的理论，这一状况最多也只能坚持到10年后的1876年。科学不可能由于社会因素而一直“固执”下去。这正是科学成其为科学、科学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现象的本质所在。另一方面，尽管在科学家的认识过程中各种非逻辑性的精神表征及其内容起着重要作用，但所有这些精神表征都必须经过命题性的逻辑—理性环节才能落实下来、才能确立其作为科学知识的最终地位。所以，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和认知主义理论在对传统的逻辑解释模式进行批判时显示了其优越性，但如果从建设性向度去考察它们，抛弃逻辑—理性因素后，单独的社会解释模式和单独的认知解释模式也同样不能对科学知识及其变化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关于激进的社会解释模式和认知解释模式，库恩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库恩虽然以其《科学革命的结构》直接开拓了当代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进路和认知论进路，但库恩对激进的社会学解释和认知主义解释并不赞同。针对布鲁尔和巴恩斯所主张的激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库恩曾明确指出：“‘强纲领’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主张权力和利益就是一切。……谈论证据或谈论从证据中引出的断定的合理性，以及谈论那些断定的真理性或可能性，被视为不过是修辞学。而在这种修辞学的背后，则是被得胜方掩盖的其权力力量。由此，被当作科学知识的东西不过是因权力而得胜的一方的信念。我站在那些人一边，他们已经发现了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一个解构发疯的例子。”[16]库恩与认知科学之间则是一种颇为微妙的张力关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于著名的‘认知革命’（thecognitiverevolution）的萌芽时期。库恩和认知科学所设法对付的都是知识问题、概念问题和学习问题，而且在库恩与认知科学对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说明之间是一种平行共进的关系。然而，库恩却从没有使用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资料。尽管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将会给予有力地推进。这一情况是令人迷惑的。因为库恩对于‘心理学化’并没有传统哲学的那种憎恶；而且事实上，来自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将支持《结构》中最激进的那些主张，诸如概念变化的‘格式塔转换’这一主张。的确，《结构》所描绘的研究纲领似乎本然地就是历史的、哲学的和心理学的。”[17]那么，库恩为什么从不使用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呢？这一被称为“库恩之迷”（kuhnianpuzzle）的论题近几年在科学哲学领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据安德森（h.andersen）和纳塞申（n.j.nersessian）的研究，库恩之所以从未使用认知科学的研究资料，其根本原因在于，库恩并不赞成认知主义所主张的那种激进的心理表征模型。库恩的基本立足点是，“发生于科学革命、规范科学和科学学习中的那些思维并不是基于心理规则，而是基于范例。以规则为基础的关于思维的‘心的计算理论’实际上正是库恩力图排除的东西。”[18]总之，库恩虽然把个体认知维度和科学的社会维度引入了科学哲学、虽然他坚持认为科学实践包含着心理认知维度和共同体的社会维度，但他同样反对70年代后发展出的那种激进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和激进的认知主义解释模式。

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关于科学知识的逻辑—理性论遭到猛烈批判和极度挤压的时期。认知主义者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派是分别从不同侧面对之进行否定性批判的集中体现。传统的逻辑—理性论解释模式的确存在诸多不足、的确必须从科学家个体的心理认知机制和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性质维度加以丰富和完善，但如果抛弃逻辑—理性这一根本点，把科学完全“心理化”或“社会化”，必将模糊科学的独有特征、抹煞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的区别、最终将使人类理智的科学理性向度及其体现的逻辑—理性精神弱化、湮灭于其他文化形式之中而面临消亡的危险。在新世纪之初回过头来总结百年来科学哲学的发展、构思其未来进路时，我们不妨引用一下维特根斯坦在其最后的著作《论确定性》中关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所说的一段话：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动。但我们需要区分河床中水的运动和河床本身的移动；虽然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划分。虽然作为河床的部分泥沙会与河水一起运动，但河流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确定的河床。[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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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3

关键词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性;情境性;动力系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0)16-0082-02

0引言

认识论探究人类知识的起源、基础、真理性和辩护。认知科学是哲学认识论的当代延续和扩张,是当代回答长期未解决的认识论问题所做的以经验为基础的努力。

在认知科学的经验研究中,人们对认知和智能的观念经历了两次变革,形成了两代认知科学。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革命”。这次革命促成了认知科学的诞生。在随后的发展中,认知科学,特别是它的中心学科心理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个共同的研究范式,即心智的内部状态视为抽象表征水平的逻辑或计算过程。基于表征的计算范式的认知研究被称为“第一代认知科学”。

自“认知革命”之后,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转变。观念的转变导致认知研究科学范式的转变。Lakoff和Johnson清楚地描述了这种认知科学范式的转变,分别定义它们为“无身认知科学”(disembodiedcognitive)和“具身认知科学”(embodiedcognitive)。第一代认知科学伴随Cartesian的方式将大脑皮层抽象推理的功能视作独立于人的身体;第二代认知科学则是以精神和身体、思维和行为、理性和感觉之间紧密的交互作用为特征,其中尤为重视“身体”本身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1第二代认知科学核心内容

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第二代认知科学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具身性、情境性、认知发展和动力系统四者构成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观念基础。

1.1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观点:心智的具身性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embodied”和“embodiment”这两个词还没形成统一的译法,如“缘身性、具身化、体验性”等。孟伟在纵观国内外各种观点后,尝试把“embodiment”翻译为“缘身性”,对应的“embodied”就是“缘身的”,李恒威等把“embodiment”翻译成“具身化”,他们认为:“从发生和起源的观点看,心智和认知必然以一个在环境中的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因此,最初的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和涉及身体的,心智始终是具身的心智,而最初的认知则始终与具身结构和活动图式内在关联。”本文将采用李恒威的译法。

心智的具身性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特征。心智的具身性指:心智有赖于身体生理的、神经的结构和活动形式。如果说“活动”实际上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那么也可把心智理解为深植于人身体结构及身体与世界或环境相互作用之中的活动。

目前,语言、情绪等人类高级心理过程的具身性日益受到重视。官群根据具身认知观的逻辑考察了词、句、语篇不同信息加工层面的实验研究进展,证实了人们在语言加工过程中感知、肌肉运动以及其他的经验印痕被激活,支持了语言理解是运动感觉以及其他相关经验的心理模拟过程。沈秋凤等纵观言语产生过程理论研究的现状,结合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的观点和渗透元认知思想的元语言觉知能力,提出了“概念源”原型以及在这个原型驱动下的言语产生过程的理论框架,并能从整体的角度探讨言语产生的过程。丁峻等通过回顾当前具身情绪的认识与研究进展,提出具身情绪的核心理念,使我们开始重视身体在情绪体验过程中的重要性。

然而,兴起于第二代认知科学视域下的具身认知观缺乏普遍认可的神经生理机制及超越现象的全局性解释理论。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显示,灵长类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在社会认知的许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据此,丁俊、陈巍讨论了当前认知科学领域一种对具身认知的全新解释框架――具身模仿论。指出镜像神经元系统和具身模仿论通过有效地共享他人动作表征、意义与意图,为认知具身化的合理性奠定了基础,并重新赋予了“身体”在科学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1.2认知的情境性

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认知的情境性,即它认为所有的认知其实都是情境认知或曰与情境有关的。认知的情境性是对第一代认知科学无身性的批判。第一代认知科学是不讲情境性的,更不可能重视人的认知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第二代认知科学对认知情境性的重视,实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在第一次认知科学内部关于环境作用的争论。这一争论某种意义上是针对物理符号系统假说这一原则的挑战。

1.3认知是生成的结果

“生成的”(enactive)是瓦雷拉等人在《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这部经典著作中引入的一个概念。认知的生成的(发展的)思想渊源还可追溯到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以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是:不仅仅生物的物理机体是符合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而且处于灵长类动物最高点的人类、人们普遍认为的区别于或者高于其他物种的语言、思维、认知甚至于道德等都是进化而来的,进化是一个遵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连续的序列链,人类的理性和认知也不例外。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发展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从这种角度看,认知必然有一个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历史。

1.4认知的动力系统取向

动力系统取向(approach)将环境中的有机体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将认知发展视为复杂动力系统的变化,是诸多分散和局部相互作用涌现的结果。第二代认知科学相对于第一代而言,其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体现在“动力系统”概念的引入上。“认知是动力系统的”被认为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凸显和成熟的新的认识观点之一。认知的动力系统意指认知不是一个孤立发生于并局限于头脑中的事件,而是一个由多因素构成的系统事件。从最宏观的“身-心理-环境”的关系而言,具身心智的认知活动是与环境相耦合的,动力系统研究这种耦合情况下的认知发展的动力机制。耦合关系是一种元素之间互为因果和相互决定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因果关系。

“我们说认知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系统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事件,而是包含了脑神经系统在内的复杂的系统事件。”也就是说,认知是认知者与环境的内在的、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可是,我们如何了解具身认知的实现机制呢?认知的动力系统理论(dyanmicsystemstheory)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实现的可能性。国内学者丁俊等采用具身动力模型来阐述儿童社会认知的发展。认为具身动力的范畴是具体情境和具体身体的结合,是具备撮合样例能力的范畴。儿童早期的情绪激活、具身体验和经验表象的建构,促使儿童感觉皮层、联合皮层的发育,使得儿童形成表象性体验,成为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基础,具有源头基础性和终身动力性的影响。

2关于第二代认知科学如何定位问题

第二代认知科学针对第一代认知科学“将人脑电脑化”的不足而提出的“心-身-世界交互作用”的主张。可以说是对经典认知研究(计算主义、联结主义等)框架的一种发展。目前,有研究者对认知科学的进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晓力在研究中指出“涉身哲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的倾向是对西方传统理性观提出修正。”而何静区分了认知观的两种不同进路: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李恒威等认为“既然不同的认知水平共同形成了人的‘统一姿势’,那么我们就不能在两代认知科学之间做非此即彼(either-or)的取舍,而是应该采取克兰西深入分析的‘即-又’(both-and)的综合方法。因为如果不是第一代认知科学家严格地忠于计算思想,那么我们就不会如此深刻地发现:人类的认知方式确实不同于支配了第一代认知科学家思维的冯・诺伊曼(vonNeumann)型的序列数字计算机。”因此,就认知科学研究本身来说,经典认知、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观以及其他可能的认知研究框架,将共同构成一幅认知研究的整体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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