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范文篇1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道德合理性，因为其深度追求的价值向度符合人类“善”的生活目的。市场经济的“善”性规定了市场经济道德“为己利他”的本质属性。市场经济道德内含“基本道德”和“理想道德”两个层次;以“基本道德”为基础，以“理想道德”为指导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

经济学研究起源于道德哲学，经济活动深度追求的价值向度符合人类“善”的生活目的，市场经济因而天然地具有内在的道德合理性。道德作为人类高尚追求的意义向度，内含着“完善的成就”的价值底蕴，这注定赋予经济合理发展的伦理可能。作为迄今为止得到公认的最有效的经济方式，市场经济为其自身的发展创设了可靠的伦理支撑，并在其道德生成中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有赖于“基本道德”和“理想道德”的有机整合与良性互动。

一

“基本道德”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起码的道德规范，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和本质的“利己型道德”。基本道德的实质是在满足自己需要、实现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不侵害别人的利益，而不提倡个体的“自我牺牲”。“基本道德”的基本特点是对主体的要求不高，主体能做到的往往不被视为“道德”，做不到的则被谴责为“不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基本道德所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平共处”的伦理要求的最低容忍界限。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由于“原罪”的存在，人类害怕上帝的惩罚，在人格深处萌生的敬畏意识与忏悔意识时刻警醒人们避恶从善。“基本道德”也存在于这种宗教道德之中，宗教道德首先是一种“罪感”道德，人们因为背负不起心灵的十字架而不敢亵渎基本的伦理规约的价值，否则就会恐惧并且有深深的负罪感。这种被逼无奈而不越轨的行为逐渐形成主体的道德意识:保全自己要做到自我“免而”，即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完成“权利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但基督教道德对人的要求更强调的是“克己”而不是“利己”。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欧洲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运动，即“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会价值主导逐渐由等级共同体转向平等的个体——人的价值的普遍提高。在社会道德意义上，更为强调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这就意味着“基本道德”成为“主体性”道德，为了实现个人的生存权利、生活追求，人要对自我行为做某些必要的限制，因此形成了在人与人之间普遍发挥作用的道德规范。同理，人的经济生活是人类为达到一种合目的的价值生活的基本方式，不可能存在某种纯粹的经济行为。

“基本道德”的要素必然内蕴在经济生活中，如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不能靠欺骗、偷盗、抢劫随心所欲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完成交易。经济行为本身也不能脱离基本道德，假设没有普遍的道德规范的束缚，任何人的经济活动只是短期行为，就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和经济的停滞不前。

作为目前得以公认的人的利益实现最合理、最有效的经济样态，市场经济是一种十分重视规则约束的经济。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体系，它通过“看不见的手”指导市场主体在“可做”与“不可做”之间做出选择。作为市场主体的道德追求就蕴涵在市场规则体系之中。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竞争与合作的规则蕴涵着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首先，虽然市场经济的人性基础是“经济人”，市场主体作为“利己”的存在，每个人都有权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市场规则在客观上对追求利益的行为是有约束的，即个人利益的实现是以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实现为前提的。否则，就会导致市场无序，正常的市场活动无法展开，个人利益也就无法实现。正如“囚徒博弈”给人们的重要启示:合作比不合作好。要彼此尊重、自由交易、平等互利，在“利己”时不能够妨碍他人“利己”，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在这一约束下实现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其次，“基本道德”是以“公正”为基本内容的。“基本道德”对市场主体的要求不高，只要行为的后果是“利己不损人”或“损己不损人”，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公正的，就是道德的。可见，“基本道德”在市场经济中是一种发挥重要基础性作用的伦理支持。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基本道德”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道德”。

二

“理想道德”指的是要求市场主体利己行为的价值目标不能锁定在“利己不损人”的底线伦理水准上，而是要以“利己利他”为其利益行为的价值目标。当市场主体之间或市场主体与经济体系整体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市场主体应当以“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的道德自觉去努力地“克己”。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想道德”是一种“律己型道德”。“理想道德”以“利他”为重要特征，主要是依靠主体的道德自觉而不是自利本能。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是指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利益行为主体既承担谋取经济利益的全部成本支付，并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总收益，同时又增加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经济总收益，这种利益行为就是高水准的“理想道德”行为。“理想道德”主体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为更高尚的道德理想去奋斗。所以，这种道德要求不具有“强制的”普世性，做到了是“高尚的”，做不到一般不会被谴责为“不道德”。

现代市场经济所倡导的“理想道德”绝不仅仅是人们市场行为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也不仅仅是人的基本生存之需要，而是与人的经济生活的质量紧密相关。人的经济生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能够生存，并在生存的同时，使自身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经济活动作为追求物质“善”的目的的基本方式，具有符合人类目的的价值意义。但是，人类不单纯如动物一样为了维持其肉体的存在而奔波，不但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实现“生活好”的基本目标;而且还有追求体现人生更高的价值，实现“好生活”、让生活更有“意义”的价值目标。由此看来，“理想道德”不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消极的规范，而是人们希冀“好生活”的一种内在的要求，有道德地活着才是人生意义的根本内容之一。人类对于这种更高境界的人生意义的追求从根本上讲是“超越”性的，而人类的经济行为也是在“超越”一个又一个目标，促使人类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同时不断实现并提升着人类自身的道德价值和意义。所以，“理想道德”不是悬空无着的精神幻觉，本身体现和扎根于人类正当的经济生活之中;作为经济生活中较高的价值层次，同时也是主体“在路上”尽可能完善地“超越”自我的表达。

三

“基本道德”和“理想道德”在市场经济的生成、完善和发展中同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主体不仅要遵守自利行走于社会中不伤害他者的规则，还要在经济发展中道德地为他者的发展设置合作的可能。“基本道德”和“理想道德”之间的区分统一和互动，对于充分、正确地发挥社会主义道德作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将市场经济道德区分为“基本道德”和“理想道德”，既有利于区别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道德，又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道德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否定个人利益的道德合理性，否定人性中自利的一面，进而否定了人的独立性、平等性，自然也谈不上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把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放在首位，把尊重人、关心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的根本目的。从而人格的独立和平等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的人格基础，恢复了人的独立、平等和尊严以应有的地位。人们通过遵纪守法、诚实劳动的自利行为及其劳动成果，得到法律保护与道德上的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文明之花，已经结出也必将结出更多、更丰富的物质文明之果。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市场经济道德中的“基本道德”与“理想道德”的统一，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经济主体道德人格的完善。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提供价值支持。承认人的自利性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人性基础，同时它也拒斥极端利己主义，拒斥那种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因为，市场等价交换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交换双方有一定的互信度，也就是每一方在想自己获利的同时必须顾及到对方的利益，至少要做到“利己不损人”，最好做到“利己又利人”。从而通过市场交换行为实现“基本道德”与“理想道德”的统一，以确保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既符合经济必然性又具有道德合理性。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是经济主体道德人格养成的价值保证。

“经济人”和“道德人”反映的是健全人格的两个方面，从市场经济道德的两个层次来看，“基本道德”反映市场主体的自利属性，“理想道德”则主要揭示市场主体的利他属性。因此，“基本道德”与“理想道德”的统一是健全人格的伦理表达。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善。”〔2〕“基本道德”与“理想道德”在经济主体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呈现为“底线”和“目标”的价值视域。

3.“基本道德”与“理想道德”的互动是社会主义经济道德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着“基本道德”和“理想道德”统一与互动的价值意蕴，内涵着“经济人”(利己)与“道德人”(利他)的有机整合。“基本道德”与“理想道德”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人性的内在矛盾的反映。正如人在利己与利他的矛盾运动中走向完善和崇高一样，“基本道德”与“理想道德”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不断进步。总之，市场经济道德体现为人性价值的外在化。遵从市场经济道德可以使人们在“双赢”或“共赢”的合作中，获得在激励中前进的力量，并在诚信的价值追求中靠近经济活动的更高目的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为己利他”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永恒的“发动机”，它不断地推动“经济人”获得实现自我的价值源泉。“经济人”的“善行”说明，人类不论怎样都要完成有利于自身的幸福的实现，而这种幸福本身就是与永恒的“善”密切相关的人生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己利他”即把市场中的合作者看成是具有平等价值的主体。“利他”为“利己”指明了道德的方向，在关注自我发展的同时，为他者提供发展的契机和可能，理应成为市场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的道德准则。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道德的生成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仅就二者的根源关系而言，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道德的制度之源，市场经济道德依附于、服务于市场经济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道德的进步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的深度发展总是以人的幸福的获得为价值依托;道德的形上提升也必然在“完善的成就”获得中得以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道德”和“理想道德”的互动与进步提供了广阔的现实空间，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以“理想道德”为指导，以“基本道德”为基础，使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范文篇2

关键词：人学观;实践观;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说发轫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它至今仍受一些人的怀疑甚至是否定。新中国60年，特别是后30年的成就，应该说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相联的。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好的回答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也很好的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但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即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地区对这一话题加以实践，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也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加以结合也是否定的，更不用说对此话题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定要走一条不平凡之路，挫折乃至失败难免与这一条不平凡之路同行。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成就与挫折不但没能加以科学认识，却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纷争中弄得更加模糊了。因此，我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世界性话题的争论的一个方面谈些看法，以弄清一些问题之是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成就究竟是谁的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始于伟大的改革实践，不论是在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还是随后在城市进行的改革，都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农村，“‘大包干’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分配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非公经济发展的示范效应彰显，使人们“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随后的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使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概言之，始于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根本上是沿着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一路径进行的。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成就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胜利，恰恰相反，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胜利。因为改革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无一不是体现了对人的自由追求。这一说法貌似很有道理。而实际上，持这一学说的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否认对人的自由的追求。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持这一学说的人们也忘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内在逻辑。这一学说实质上是将马克思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锅端，剩下的只有市场经济（更确切的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基础

据俞吾金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存在着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那就是英、美、德、俄的人类学思想。确如俞吾金所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多次体现了他高度重视、关心人的自由发展之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我们的出发点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体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共产党宣言》中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构成了它永恒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从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中解放出来，如从马克思主义物化学说的片面理解中的解放等，但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认识的解放。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在一个特定的理论框架内提出的，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第二大形式实际上所指的就是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形态。正是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全面关系”、“多方面的需求”、“全面的能力”才能建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之间的内在契合性。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1年史，从初始的“放权”、“让利”、“搞活”、“松绑”无不体现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到近些年来“政企分开”、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方面的改革，都在进一步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从根本上说，也是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努力。

2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

“哲学家的任务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这句马克思的墓志铭，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度被人们认为其本质就是实践。不错，马克思确实说：“全部社会生活在其本质上是实践的”。但何谓实践？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误解滥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所编的哲学教材。如“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世界是永远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发展着。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如此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与人没有什么关系的学说。问题是这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吗？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宗明义的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Praxis）去理解。”由此可见，马克思本体论决不是抽象的物质本体论，而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根据俞吾金的解读，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包括两个维度：一是认识论维度；二是本体论维度。“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本体论维度是根本性的，认识论维度则是植根于本体论维度的。一旦人们撇开本体论维度，从单纯的认识论维度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必定会否弃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真含义。”“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是生存论的本体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本质上是‘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作为生存论的本体论，社会必须要尽可能地为个人开辟广阔的实践空间，而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实践活动中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不但为检验各种理论的真理性树立了新坐标，而且为人类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在这个新坐标下，一方面使人们摆脱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使人们从市场经济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教条认识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明了人类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在实践中不但解决各种实践中难题，同时也使人类实践更加丰富多彩。

3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

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中国特色，特别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个多余的词，它是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的。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在发展水平上要低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正因其内在逻辑性使得中国特色更具有优越性色彩。

一方面，是市场主体，即生产当事人的变化。市场主体的多少及其活力的大小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市场经济归根到底就是发挥市场主体的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创新性）以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劳动者与其劳动利益相联系的劳动主体性的发挥与发展才显示出它特有的魅力和作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市场主体主要是职能资本家。在那里，商品价值关系制约和作用的主要对象是职能资本家，他们可以从生产中得到剩余价值或利润，使资本增值。雇佣劳动者只是通过商品价值关系实现其劳动力的价值及其收入，他们附属于职能资本家。基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雇佣劳动者群体并非市场主体，因此根本谈不上劳动主体性的真正发挥。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有很大不同。从理论上看，至少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不仅是生产者，还是企业的所有者，劳动者本身已经构成生产当事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与劳动者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理应是人数众多的劳动者群体。一旦这个群体的主体性发挥出来，并且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出现在市场上，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是充满无限活力的。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对计划经济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扬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所以现阶段无法实现，是因为现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没达到计划经济的相对要求的水平。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并不就是完全否定以前的计划经济。即使今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注重对市场进行有计划调节，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带有计划性了。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根本上无法摆脱经济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出发提出了经济计划性的原初理论设想，“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的同时，也强调了“直接地”、“社会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正因为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使得其本质蕴含着计划性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成就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反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伟大成就与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是协调的，也更好的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无论外在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的内在逻辑都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实践的胜利。

参考文献

［1］童世骏.意识形态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5.

［2］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J］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05，（1）:7.

［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9.

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范文篇3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0年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利用”、“限制”阶段，“改造”、“消灭”阶段、“补充论”阶段，“组成部分论”阶段和“平等论”阶段。

(一)“利用”、“限制”阶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定购包销、扩大贷款、减轻税赋、调整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进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改造”、“消灭”阶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程中，再次强调，“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了。

1957年前后，等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党的政策又转到“消灭”上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特别是1958年5月，中共二次会议改变了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判断下，更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尖锐批判。以这一错误分析为基础，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仅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而且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

(三)“补充论”阶段(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雇工大户”形式出现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针对这些“雇工大户”，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了“默许”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很明确：“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放了这么两年”，随着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补充论”。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有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营经济，虽然它的名字还叫“私人企业”。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私营经济，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补充论”的提出标志着全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四)“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提出，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意味着私营经济由作为“补充”的配角变成了“自家人”，由“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标志着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平等论”阶段(2002年以后)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平等竞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给予私营经济平等待遇的36条意见。“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的第一声”。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论”即法律上平等保护和经济上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为了贯彻执行“平等论”，党和国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上五个阶段，呈现出“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演进历程，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理论环境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发展，是其形成和演进的理论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利用”、“限制”政策的理论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的思想已经成熟。正是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利用”、“限制”政策提供了理论环境。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一种与近代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如所讲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其采取限制政策，使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政策的理论环境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到来，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曾取得过巨大成绩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化、教条式的理解，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曲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私营经济被改造、被消灭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补充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逐步形成。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补充论”提出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南逐步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的社会阶层，说到底它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比如，旧式农民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一定的社会阶层之所以代表一定的生产力，是由于从这种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中可以获取他们本阶层的利益。在社会进步中，为了既不破坏旧的生产力，又能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对维持旧生产力代表阶层的积极性。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结构多元化的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性和适当稳定旧有的生产力不被人为地破坏，就应当保持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保障社会发展积极性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必然决定了我国的私营经济将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组成部分论”的理论环境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组成部分论”形成了。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本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和转移。具有自主功能的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私营经济是行为独立、具有自主功能的产权主体，它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构筑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家是国有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与国有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但在国家统一经营的模式下，集体所有制企业失去其经济自，从而弱化了独立产权主体的功能。它同国有企业的产品交换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为“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五)科学发展观：“平等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平等论”逐渐形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指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而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就是其要求之一。因为只有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法律上平等保护、经济上平等竞争，才能有助于私营经济破除体制障碍、冲破融资困境，实现上规模、上档次、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由经济发展“输血型”向“内生型”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为“平等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也可以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在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理论中孕育产生，也是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的一部分，同其它理论一起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理论环境不断成熟和完善。正是在理论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不断向前发展。有了不断发展的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至590页。

②③《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1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⑦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36页。

⑧(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7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7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2)(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8页。

(13)(17)(15)(22)《新华月报》编，《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3、396、82页。

(16)从我们的研究视角出发，如果说私营经济理论属于研究的“核心”或“中心”的话，那么，在它的周围必定有一个提供足够“生态”支持的理论所形成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环境被我们称为理论环境(此处借鉴了私营经济研究专家潘石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