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养老保险现状范文篇1

关键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风险；现状；启示

养老问题是现代中国社会十分重视的话题，针对养老的政策也越来越完善，从以往的家庭养老逐渐向社会养老转变。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我国的政府部门开始正式介入养老问题，并在解决养老问题中占据重要角色。现在是个讲究经济现实性的社会，发放养老金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手段。由此，养老基金成为我国政府部门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支撑。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是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对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有重大意义。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养老问题，一些法律制度较健全的国家都有一套针对性的现代养老基金制度。但是从客观条件、制度设置、宏观运营方面来讲，各个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形式严重时期，以及经济增长缓慢时期，养老金制度成为社会机制的重大压力。许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也从以往的现收现付制，转变为基金累计制度。如何使社会养老基金制度规避风险，成为世界性话题。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观察发现，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同样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风险压力。在经济体制改革进度加快以后，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从以往的计划式向着市场模式转变。但是在制度上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出现资金紧张、管理漏洞大、监管实施难等问题。以下简单分析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发展以及现状，再分析对社会养老保险管理风险的几点思考。

一、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发展及现状

1.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建立

我国曾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等一系列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条例。条例当中规定，由企业或者雇主负责全部的费用，供由全国范围调剂使用，所有的基金都由中国人民银行代为保管。养老基金的支付方式是现收现付制度，基金的水平由受益人的工作年龄、工作种类，以及退休前的工资水平等决定。这种现收现付的支付方式是我国社会养老基金体制的最初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对基金的管理较为集中，但是覆盖面积较小。

2.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管理呈现倒退趋势

在我国文革期间(1966.6-1976.10)，工会组织被撤销，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无法继续。所有的国有企业也在此时暂停提取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刚刚兴起的劳动保险制度遭到破坏，从而导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调剂和统筹功能都无法发挥，劳动保险基金也由以往的国家层次性变成了企业层次的现收现付制度。

3.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的重建

1984年，我国许多省份开始了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启了社会养老保险的整顿、重建之路。此时，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地区的国有企业养老基金是由具体的劳动部门来负责，但是有些地区的国有企业养老基金则是由相对应的财政部门来负责。由此可以发现，变为企业层次现收现付制度的社会养老基金管理，又向前迈了一步。到了二十世纪末，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退休的老年人数量激增，由企业负责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出现透支状态。此时，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取消企业的社会保障责任。至于如何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有效管理，研究者提出由国有企业承担重要职责。最终，我国确立了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来承担社会养老保险。

4.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最终走向完善

1997年，我国国务院颁布了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详细说明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基本的养老基金要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措施。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养老保险需缴纳费用，征收的费用由财政专户进行管理，养老基金的发放则由劳动部门负责。在这种情势下，个人账户也被运用到社会养老基金管理上来。我国的各个地区个人账户的建立原则不同，因此会导致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边界不明。政府可以不为老职工承担养老金，那么这个责任就由缴费者自己承担。

二、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几点思考

1.充分发挥流程手册的作用

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风险进行研究的专家们，都会对流程清单在运营风险中的价值产生怀疑。虽然有些机构会时常改变业务的运营框架，但是一般来说，流程手册对这些变化的反映较迟钝。因而，流程手册的预见价值常常被认为是无效的。为了更好的规避风险，必须要充分发挥流程手册的功能。流程手册要对信息产生到结束的不同阶段进行详细记录，能够在第一时间通过流程手册的记录查出问题所在，这将大大缩短风险定位时间。

2.充分发挥主要风险指标作用

主要风险指标指的是，能够预测流程中运营风险发生何种变化的业务处理参数。它能够在运营损失产生之前发出警告信息，此信息就是可能引起损失的基本原因。

3.收集详细的损失数据

损失数据能够有效预示基金管理风险，而且通过对损失数据进行归类分析，能够准确把握社会养老基金管理风险产生的原因，帮助管理部门在风险发生之前采取合理的规避措施。因此，组织部门应当适当地记录损失数据，在此基础上分析需要解决的结构性的问题，加大风险预测能力。

4.坚持自我测评

自我测评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流程的负责人对组织运营风险情况的结构性评价。自我测评是内部人员的评价，与外部机构进行的审计不同。自我测评结束后，流程负责人会根据测评结果，作出一份风险评估报告。

国外养老保险现状范文篇2

国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1.社会养老保险预算管理的国际经验。纵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预算管理的模式大致有三类：一是专项基金预算模式，以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为代表；二是政府公共预算模式，以英国、瑞典等福利国家为代表；三是完全脱离政府财政的预算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严格来讲，第三种模式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预算，而且目前只是被少数小国所采纳。下文选取前两种模式的三个代表性国家：美国、日本与英国，分别阐述其在养老保险预算管理方面的经验。（1）美国。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险由财政部实行经常性预算之外的独立预算管理，即实行专项基金预算管理模式。Koitz（1998）指出实行独立预算一方面是为防止联邦预算赤字对社会保险基金的长期收支平衡产生影响，避免社会保障基金盈余掩盖公共支出的巨额赤字；另一方面是因为养老保险基金与其它社会保障项目不同，其收支具有长期性，需要对其进行短期（10年）和长期（75年）预测，以便政府及时调整政策应对未来支付高峰。Koitz（2000）指出美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经历了独立到统一，再到独立预算的过程，因每一次变动都有相应的法案跟随，确保了预算编制的合法性与稳定性。为编制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美国有多个政府机构每年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进行中长期预测，主要有社会保障总署（SocialSecurity，缩写SSA）、为总统服务的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The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国会预算办公室（TheCongressBudgetOffice，缩写CBO）、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SocialSecurityAdvisoryCouncil）等。这些政府机构都会根据实际人口、经济数据设定精算假设、建立特定的模型进行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预测。（2）日本。日本的社会养老保险实行特别会计预算，其实质是专项基金预算，预算编制受到《健康保险法》、《厚生年金法》、《社会保险审议官和社会保险审查会发》等共28项法律法规的限制。各项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管理有法可依，确保了预算编制的严肃性与稳定性。与美国类似，日本政府部门重视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编制的精细管理，突出养老保险预算的风险预测功能，规定厚生劳动部养老金局下设的精算处至少每5年对养老金体系的未来中长期收支做一次精算评估，并向公众披露，以此增加预算管理的透明度。（3）英国。在英国，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全部纳入经常预算内，实行政府公共预算模式，同政府其他收支混为一体。资金收入来源于养老保险捐款，同其他税收收入一样列入政府的经常收入项目中；资金支出体现在两方面：部门支出DEL（DepartmentExpenditureLimits，缩写DEL）预算下的工作与退休金科目中和每年的管理支出（AnnuallyManagedExpenditure，缩写AME）预算下的社会保障津贴项目中。英国养老保险的收入与支出分别由财政部（HerMajesty'sTreasury）和工作与养老金部（DepartmentforWorkandPensions）负责管理，每年度养老保险收入与支出预算，分别基于两个部门建立的预测模型结果来编制，最终由预算办公室（TheOfficeforBudgetResponsibility）的公共预算部门则基于对这些部门预算结果的审核来制定年度预算。此外，政府精算部（GovernmentActuary'sDepart-ment）每5年向国会提交并向公众披露的国家保险基金财务报告，用以展示基于精算假设和模型技术的短期（1年~2年）和长期（5年）的国家保险基金的收支状况，为养老保险预算的编制提供重要依据。综上所述，从制度层面，美国、日本的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实行独立于国家预算之外的专项基金预算模式，有利于防止政府预算赤字对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收支平衡产生影响，并且预算依法律运营，体现了社会保障预算的严肃性；英国的养老保险预算实行政府公共预算模式，养老保险的收支全部纳入国家预算，政府直接参与其具体的管理工作，体现了较高的福利水平，其前提是国家有较强的经济支持力，否则会对国家财政造成较大困难。可见，美国、日本的养老保险专项基金预算模式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的实际最为接近，因此其预算管理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从技术层面，美国、日本、英国三个国家的政府部门都重视利用模型技术对养老保险基金未来的财务状况进行预测，为养老保险预算提供决策依据，并定期公布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报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其严谨真诚的管理态度和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值得我国预算编制部门学习和借鉴。

2.政府部门对基于养老保险预算的长期预测模型的研究。在养老保险预算制度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对基于养老保险预算的长期预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瑞典、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精算机构定期对社会保障基金或公共养老基金在未来长期内的财务状况做出预测，为养老保险预算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从理论上看，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预算建立在对未来计划人口预测、未来工资和利率预测的基础上，根据输入变量赋值方法的不同，通常将养老保险未来收支的长期预测模型划分为确定性模型、多情景模型、随机模型等三类。确定性模型的输入变量是一系列预先设定的值，输出结果是点估计值；如果在确定性模型上增加情景测试，通过对输入变量在若干可能情景下分别赋值，就会生成在不同情景下的预测值，即为多情景模型。随机模型则通过考虑一个或多个输入变量在时间上的随机波动，能够生成基金未来财务变量估计的概率分布。其基本思想是：基于每个输入变量的历史数据，先构建时间序列随机模型，再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进行随机模拟，最后得到社会保障基金未来财务变量的概率分布（Kenneth，2007）。与确定性模型相比，随机模型不仅可以提供对未来财务结果的预测值，还可以给出这种预测在一定概率下的估计区间，有利于读者理解预测结果所面临的不确定，因此它是养老保险基金未来长期财务预测发展的新趋势。由于该模型的数学表达和运算过程比较复杂，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不容易掌握和运用，因此，目前大部分国家政府部门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预测仍然采用高、中、低三个情景的确定性模型，只有美国采用随机模型预测养老保险基金未来的长期财务状况。可以说，美国政府部门在运用随机预测模型对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财务状况做出预测，为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工作提供决策依据方面走在世界最前端，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Clark（2003）指出美国政府部门建立的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财务随机预测模型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总署SSA所属总精算办公室的OSM模型（OCAStochasticModel）、国会预算办公室的CBOLT模型（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LongTerm），以及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SocialSecurityAd-visoryCouncil）的SSASIM模型等。（1）OSM模型的研究与应用。从2003年开始，SSA在确定性模型、多情景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OSM随机预测模型。SSA（2004）详细阐述了用OSM取代多情景方法对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的下降率、移民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实际工资增长率、残疾发生率和康复率等因素建立时间序列模型，以及通过对误差项的随机模拟，得到每个影响因素的75年预测值的过程，并基于随机输入变量的大量取值，生成每年基金财务状况的随机预测结果。（2）CBOLT模型的研究与应用。在美国，CBO的职责在于客观及时地分析国家经济状况和联邦政府的预算报告，并依据自身对有关经济和技术因素做出的假设，对总统预算进行分析和修改，其预算报告中有单独的养老保险预算部分。CBO（2001）在模仿SSA的基础上，选取了与SSA相同的9个随机输入变量，建立了社会保障基金的随机预测模型CBOLT（CBOLongTermModel），其优势在于将人口子模型、经济子模型、制度子模型和社保基金财务状况的输出子模型，编制成了一体化的程序，使随机模拟过程变得更加简单快捷，有利于在实务部门的推广应用。从2002年起，为了分析联邦政府潜在的社会保障财政改革可能造成的长期财务影响，以及各种潜在改革对不同人群产生的不同影响，也为了给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提供定量分析支持，CBO开始构建和使用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微观模拟模型。CBO（2005）和CBO（2009）概括介绍了经过8年时间建立的CBOLT，认为它是一个集人口、经济和联邦预算为一体的基于个人的微观模拟模型，其优势在于能够提供详细的个体层面的人口统计与经济变量的预测数据，并允许代表样本被分成任何可以想象的人口组，从而能够分析潜在的社会保障政策改革对系统内每个个体或者按任意特征变量划分的人口组所产生的影响效果，能更好地满足联邦政府对于预算和分配效应深入分析的需要。（3）SSISIM模型的研究与应用。SSISIM模型由美国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的政策模拟小组（PolicySimulationGroup）建立，用来定量地模拟对DB养老金计划进行的各种参量改革、以及转变为DC型个人账户制的结构性改革等的效应。它从1994年开始每年向公众提供模型指导书（SSISIMGuide），介绍模型的整体框架和内容，描述模型的安装程序，并提供模型使用的参考资料和工具，目的是为政策研究者或研究人员提供研究养老保险基金的政策模拟模型。（Martin，2007、2009、2012）。

3.学者对基于养老保险预算的预测模型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基于养老保险预算的长期预测模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人口假设、经济假设赋值方法的改进，以及对随机模型的构建与改进等方面。在人口假设方面，Lee（1992）提出了一种包含死亡率未来变动趋势的死亡率预测模型（Lee-Carter模型）。Lee（1993）建立了美国人口的Lee-Tuljapurkar生育率预测模型。在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Lee（1994）用随机模拟方法取代了“高”、“中”、“低”三种情景的模型，建立了美国未来人口的随机模拟模型，其预测结果被CBO应用于199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长期预算展望报告中。SamirSoneji（2011）在进行死亡率预测时，用现代统计方法代替美国SSA正在使用的线性插值和数量调整法，通过引入更多的风险因素（吸烟、超重等）得到更精确的死亡率预测。在经济假设方面，Foster（1994）基于历史数据分别为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实际工资增长率等变量建立了一维的ARIMA模型，并对1994社会保障基金财务报告短期的经济假设进行了评估，提出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利率三个经济变量间存在相关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Edward（1998）为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利率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简称VAR），使每个变量的估计方程中既包括了变量自身的滞后项，又包括其它两个变量的滞后项，这样可以捕捉到变量间的相关性对每个变量产生的影响，使模型的拟合优度更高。在随机模型的构建与改进方面，Lee（2003）基于Lee-carter死亡率模型和Lee-Tuljapurkar生育率预测模型，以及利率、工资增长率、资产回报率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蒙特卡洛方法生成了社会保险基金的随机预测，并对提高正常退休年龄、或增加税收、或将部分基金投资到股票市场等改革计划进行了效果评估。Martin（2003）尝试采用在数学上更复杂的结构时间序列模型为输入变量建模，并利用蒙特卡洛方法为输入变量设定不确定的长期预测均值。结果表明，结构时间序列模型比ARIMA模型得到的结果波动性更大，指出SSA采用的OSM存在忽略均值随时间的位移而导致对未来财务状况不确定性低估的问题。但随后Lee（2004）的研究证实，如果选取更多的输入变量，采用结构时间序列模型和常用时间序列模型的财务预测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2004年后，有不少文献讨论对OSM模型的改进。此外，每年由精算、人口、经济方面的专家组成的美国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的技术小组每年会对社会保障基金财务报告的精算假设、模型方法等进行评估（Techni-calPanel2011）。

国内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1.社会养老保险预算管理方面。国内关于社会养老保险预算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成果不多，其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从社会保障整体出发，总结各国的预算管理经验，分析我国社会保障预算管理现状，对建立我国社会保障预算体系的必要性、预算模式选择提出具体构想。朱柏铭（1998）对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理论依据、框架体系、运行条件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是早期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周顺明（2000）从政府财政的本质职能，国家预算、复式预算与社会保障预算之间内在关系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保障预算产生的必然性，分析借鉴了国外社会保障预算的模式，提出了社会保障预算的收支政策、收支体系、收支分类、预决算编制等内容。林治芬（2006）则立足中国现实，汲取国际经验，完整论述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的必要性、现实可行性、技术方法性和制度保障性，明确提出量化分析社会保障收支，进行长期精算预测模型的重要性。肖红梅（2007）基于对国内社会保障预算发展现状和社会保障预算模式的国际经验的背景，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推行社会保障预算制度所面临的一系列难点，提出了应先建立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然后随着制度的日渐完善，最终编制一揽子社会保障预算，便于清晰地反映整个社会保障事务的收支全貌的观点。第二阶段始于2010年前后，是围绕刚刚起步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实际工作展开的研究。单晓红（2010）对社保基金预算的方法、路径与机制进行了深度解析，强调了新的预算制度要求预算编制方法要采用科学、规范的方法，综合考虑统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社会保险制度运行发展情况，运用规范的财务预测和精算方法进行编制。杨燕绥等（2011）提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工作应依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尊重社会风险特征，养老属于长期性风险，建议年度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的编制应建立在长期预测，甚至精算模型基础之上。闫俊（2011）指出养老保险预算编制应根据养老风险周期长且有积累性的特征，明确提出社保经办机构不仅要测算出下一年度养老基金收支总量，而且要通过精算模型预测远期养老基金收支需求，评估养老基金结余额可支撑的收支平衡基准点期限。在预算监督环节，应提供预算的政策依据和支撑预算的主要假设等。

2.基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的预测模型方面。（1）政府部门的研究。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从2010年开始编制，其预测模型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支出的预算指标除特别注明外均按综合增长率测算，以2012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编制来说明预测模型，如公式1所示。2012年预算数＝2011年执行数×（1＋综合增长率）＋修正值（公式1）综合增长率预测综合考虑了预算指标近期及中长期增长变动情况，近期增长趋势以同比增长率为准，中长期增长趋势以近3年平均增长率为准。各编制单位根据指标性质和实际情况自主设定同比增长率和3年平均增长率的权重，计算综合增长率。可见，我国政府部门构建的养老保险预算模型具有简单易用的特点，但过于粗糙，模型未考虑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状况等人口统计变量、以及通货膨胀率、利率、实际工资的增长率等经济变量对基金收支的影响，因此预测结果精度偏低，与国际经验存在着很大差距。（2）国内学者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基于养老保险预算的预测模型的研究基本是空白，但存在一些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有价值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应用长期精算估计模型预测养老保险基金未来的财务状况、应用微观模拟模型评估养老保险改革方案和分析养老保险制度等两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王晓军（2000）明确了养老金计划长期精算估计的基本思路和模型，利用人口模型和工资模型对基本养老保险的长期财务状况进行预测，是国内将精算模型应用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的早期重要文献。高嘉陵（1999）率先将微观模拟模型应用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分析中，介绍了微观模拟模型的基本思路和建模方法，并以烟台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模型为应用实例，建立了人口状态模型和政策模型，给出了1996年~2025年人口变化的模拟数据和模拟执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政策的状况。张世伟、李学和樊立庄（2005）利用长春市微观数据建立微观模拟模型，分析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的财政效应，指出了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的优化和完善进行了探索研究。郝冬阳（2008）利用吉林省城镇人口微观数据，用Logistic模型对微观模拟模型中事件发生的相关参数进行估计，完成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模拟实验。

国外养老保险现状范文篇3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先后爆发，世界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与分析的重要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要求。这意味着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已成为部级的战略任务。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和负债，是国家总资产和总负债的一部分，养老金债务也是国家所面临的一项中长期风险。因此，对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2001年起瑞典养老金中心（SwedishPensionsAgency）在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的财务报告中开创性地引入了资产负债表，采用复式记账法从存量角度评估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与负债水平，不仅增加了制度财务的透明性，也为制度财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两层次模式，社会统筹层次采取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层次在实际运行中大多数省份也采取了名义记账模式。在社会养老保险财务管理和风险预警方面，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定期的财务报告制度，从而很难看清制度的财务状况、偿付能力和财务可持续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中国政府必须重视制度的偿付能力和可持续性评估，重视从存量角度衡量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与负债。

虽然目前从官方层面建立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资产负债表存在困难，但掌握前沿理论和技术无论从何种角度讲都是十分有意义的。鉴于此，本文对构建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研究作了全面回顾，以期为更好地理解资产和负债构成、资产和负债评估中的技术难点等问题提供参考，为探索适用于我国制度的编制方法奠定基础。二、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起源与发展

资产负债表在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中的应用，始于瑞典首席经济学家SettergrenOle（2001-2005）的相关研究成果。Settergren（2001）介绍了瑞典公共养老金系统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原理，为以后其他学者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Settergren（2003，2004）指出与基于单式记账法的现金流量预测方法相比，由于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语言已被广大的政策制定者、新闻记者人员和有关参保者所熟知，因此在复式记账法原理下建立的资产负债表在评估系统财务可持续性和偿付能力方面具有优势；Jackson（2004）阐述了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建立社会保障计划的资产负债表，能够从存量角度展示每年计划的支付缺口情况，体现未来世代的财务负担逐年变化情况，其评估结果比现金流量方法更客观，更能为政策制定者和参保者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Settergren（2005）论述了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资产负债表建立的理论基础，构建了稳态时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系统缴费资产的计算公式，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公式无法在实践中直接应用。

对于缴费确定型的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计划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集中于瑞典NDC计划的历年财务报告（SocialPensionAgency，2001-2014）中，这14份报告不但编制了瑞典公共养老金计划的资产负债表，而且提供了资产负债表每个科目的定义和实际的测算公式，是Settergren（2005）理论研究的直接应用。此外，Settergren（2009）展示了瑞典从2002年到2008年NDC养老金计划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分析了历年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情况与变化原因。Settergren（2012）系统论证了采用类似于基金积累制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来评估瑞典NDC计划财务状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反驳了现实中对瑞典资产评估理论持否定态度的观点。

对于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的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开始于Boado-Penas（2007，2008），其在Settergren（2005）的基础上建立了稳态离散时间下现收现付待遇确定型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资产计算公式。Vidal-Meliá（2009）基于对西班牙公共养老金体系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引入了自动平衡机制。Boado-Penas（2010）认为瑞典资产负债比率模型和美国长期精算平衡模型是当前世界上各国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评估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财务状况的两种重要的模型，并从方法论、精算原理和结果角度对两个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Boado-Penas（2010）指出名义账户制、资产负债表以及自动平衡机制是提高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公平性、透明度和偿付能力的三种有效方法，瑞典是世界上唯一将三种方法同时应用于养老金系统财务管理中的国家，其实践经验值得各国借鉴。Vidal-Meliá（2011，2013a）基于公式推导，概括了缴费周转期的性质，加深了对缴费资产方法的理解。

2012年国际精算协会（InternationalActuarialAsso-ciation）提出了社会保险计划财务评估的精算实务标准，该标准明确指出构建公共养老金计划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受养老金制度融资模式的制约。Billig（2013）以加拿大公共养老金计划为例，阐述了不同融资方式的社会养老金制度应如何选取建立资产负债表的方法。

国内涉及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研究多是对瑞典NDC计划缴费资产概念、负债概念、养老金计划的精算要素、资产负债模型的简单介绍和评析。房连泉（2008）基于对瑞典名义账户制资产、负债、以及平衡率概念的描述，阐述了自动平衡机制的运行机理。杨植强等（2011）简述了瑞典名义账户养老金计划的缴费和领取环节的指数化规则、年金除数、偿付能力比率、平衡指数、自动平衡机制、继承所得等精算要素的概念，不足之处在于对缴费周转期概念理解上存在错误。王晓军（2012）对瑞典的公共养老金资产负债模型进行了描述，评述了其与美国社会保障长期精算平衡模型的异同，提出了对建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偿付能力评估系统的相关启示。马骏（2012）在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运用与资产负债表概念相关的方法和模型对养老金缺口和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俞惠君（2012）利用经济数理模型理论，构建了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型，并分三个阶段进行了实证分析。

王述珍与王晓军（2013）对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系统的资产负债表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以瑞典为例，阐述了资产负债表在评估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方面的重要价值，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建立提供了合理化建议。王晓军与米海杰（2013）系统分析了计算公共养老金制度支付缺口的现金流量折现法与瑞典资产负债表法的差异和等价条件，为后续采用资产负债表这种存量方法研究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状况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综上所述，在国外，关于现收现社会养老保险计划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已经从理论探讨发展到了实际应用，成为了政府部门构建并定期对养老金体系的财务状况做出评估的重要方法。但是，国内学者对现收现付养老保险资产负债表的研究还非常有限。三、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资产的评估研究

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资产的评估研究始于Lee（1994），文中将其定义为转移资产（TransferAsset）。Settergren（2004）指出由于现收现付制下当期参保职工的缴费用于支付当期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因此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下与负债相对应的缴费资产在本质上是抽象的，在评估上存在复杂性。Dorfman（2013）指出评估未来缴费流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瑞典的缴费资产法和隐性资产法。

瑞典的缴费资产法利用缴费周转期乘以年度缴费收入进行计算，其中缴费周转期是测算的关键，其研究成果包括Arthur和McNicoll（1978），Lee（1994），Devesa（2000，2002），以及Settergren的相关文献。在特定条件下，周转期可直观理解为养老金领取者的加权平均年龄与缴费者加权平均年龄的差值。

隐性资产的概念源于Valdés-Prieto（2002）的研究，是指当前和未来所有缴费者在未来无限期内缴费现值与养老金现值之差。Valdés-Prieto（2005）指出隐性资产概念的引入为编制非积累制计划的资产负债表提供了可行性，并基于隐性资产的评估方法，提出将现收现付制计划的资产证券化的建议，用以应对现收现付养老金系统所面临的支付危机。

除此之外，不少学者为分析不同世代间养老金计划的公平性、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的财务可持续性等问题，提出了“隐性税收（ImplicitTax）”、“准资产（QuasiAsset）”、“现收现付资产（PAYGasset）”等概念，它们的含义与隐性资产基本一致。Sinn（2000）指出隐性税收是为获取未来相同的养老金，现收现付制比基金积累制需要多缴纳的缴费或税收，并通过世代交叠模型证明了纯现收现付制计划的第一批待遇领取者的收益现值等于未来参保者缴纳的隐含税收的现值。Fenge（2004）利用隐性税收比率指标分析了非积累制公共养老金计划代际间的公平性。

Jackson（2004）提出了“准资产”的概念，并将计划的“准资产”和结余基金作为资产科目，将对当前工作者和退休者的应计负债作为负债科目，构建了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的资产负债表。Robalino（2006，2009）利用“现收现付资产”的概念分析了收入关联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内涵回报率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更稳定的回报率指数。

综上所述，对于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资产的研究主要出自国外学者，国内研究基本空白。总体来看，这方面的文献还不多，需要进一步深入。四、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负债的评估研究

在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负债评估方面，国内外的研究较多，通常其研究目的是为制度改革提供参考，而不是为构建资产负债表。实践中，传统的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的负债一般被称为隐性负债（ImplicitPensionDebt，简记为IPD），通常将其定义为：养老保险制度向已退休和在职参保者做出的未来养老金承诺所对应的债务。

所谓“隐性”的债务，一方面是由于隐性债务的数额是隐蔽的，只有当所有债务偿还完毕才能确定其实际的数额，与参保职工寿命长短有关（王晓军，2011）；另一方面，在没有制度改革时，隐性债务通常不会被定期评估，因为如果制度保持现收现付制，只要当期职工缴费收入总是大于或等于当期退休者的待遇支出，则计划在财务上就是平衡的，此时没有必要讨论和测算制度积累了多少负债；最后，由于制度通常不存在任何可见的有形资产与这种负债对应，因此它是一种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确保兑现的无形承诺（申曙光与彭浩然，2009）。

由于对养老保险隐性负债概念理解的不一致，学术界对其定义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国际上主要存在三种定义：应计负债、当前参保者预计负债、开放系统负债等（Holzmann，1998）。在具体计算每种负债时，又分为累计权益负债ABO（AccumulatedBenefitObligation）、预计权益负债PBO（ProjectedBenefitObligation）和指数化权益负债IBO（IndexedBenefitObilgation）等三种（王晓军与米海杰，2013）。其中，ABO与PBO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目前工资进行计算，PBO基于预期的工资增长率进行计算，IBO则是在PBO的基础上考虑退休后养老金的指数化调整，负债的定义和评估方法的选择依赖于评估目标的设定。

Hagemann（1989）测算了德国、日本、瑞典和美国等四个国家现收现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封闭人群在ABO口径下的养老保险债务，并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负债的影响；Noord（1993）在当前参保者负债定义下和ABO的评估口径下，对七个主要经济体在1990年的养老保险隐性负债进行了评估，发现这些国家的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在113%～242%之间波动。Kane（1996）采用当前参保者预计负债的口径，测算了多个国家现收现付制计划的隐性负债，对比发现那些制度运行时间较长，且人口结构变化较大的国家，其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占GDP的比重通常较高。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银行开始持续关注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对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规模和转轨成本方面的测算主要的代表文献有两篇：Dorfman（2005）和Sin（2005）先后利用世界银行开发出来的PROST（PensionReformOptionSimulationToolkit）模型估算了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和基金收支平衡等。

Holzmann（2004）进一步归纳总结了已有的隐性债务的三种定义，指出这三种隐性债务的定义和测算口径各有用处，不同的隐性债务定义、评估方法和精算假设下的结果存在较大不同，应该根据各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目的确定隐性债务的测算口径。

基于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隐性负债的测算主要采用了第二种隐性负债的定义，即当前参保人口预计负债。在研究方法上，大都采用精算方法。

国内在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隐性债务方面的研究内容也颇为丰富。在2005年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隐性债务规模的测算和隐性债务的偿还问题。从2005年开始，不少学者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随机输入变量的应用和针对国发[2005]38号文件新规定的测算与分析等，如东明等（2006）在利率和死亡率均为随机的背景下，对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隐性债务进行了分析。彭浩然等（2008）基于对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的深入剖析，对个人账户“空账”问题的起因及现状进行了分析。申曙光（2009）利用精算方法测算了当前参保者预计负债和开放系统负债的规模，阐述了这两种测算口径的意义，并根据测算结果，对建立我国养老保险长效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展凯等（2010）系统梳理了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基本概念、各种定义、测算方法等，分析了转轨时期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影响，最后对解决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郭永斌（2012）在人口估计模型和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估计模型基础上，测算了未来90年现收现付制下每年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并利用敏感性分析，探讨了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对制度可持续性的影响。杨宜勇等（2014）利用国际比较的方式研究了隐性债务的处理方式，主要选取了智利、波兰和阿根廷等作为典型样本国家的经验，并提出了具有一般意义的养老金转制成本处理方法，旨在为中国处理隐性债务提供有益借鉴。五、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