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概论范文篇1

东汉末年，我们已有《说文解字》这样的辉煌巨著，直至今日亦研究汉字时，仍把它作为必备的参考书而置于案头，但它其实只是—部离析性考释的著作。在清朝末年，深埋在地下几千年的殷王朝历史档案——甲骨文重返人间，文字学家把这种材料与历代出土的金文材料、传世的古代文献相结合探讨汉字问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这些成果大都是属于文字事实研究方而的，在汉字理论建树方面，远不及文字事实的研究那样景气。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汉字学，特别是近百年来的汉字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一、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清末以前，传统文字学（即小学）只是经学的奴婢。人们殚精竭智研修小学，主要是为了通经。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学家们致力于建立—门独立的汉字学，企盼把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当时及后来，泛滥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大都认为，现代化是单元的，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字学，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深深的胎记。

与古代文字学家不同，清末以来的文字学家接触了西方文化，大体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历史。既然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历史呈现出特定的样态，那么，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认同”。

（1）汉字的“形”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义的，而仅仅是表音的，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对语言有极强的依赖性。既然如此，汉字也应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汉字“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3页）这样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学家断然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的主张，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斯大林又进一步指出：“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基础’的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一般的文字学家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思想的自然基础，仅仅是指有声语言。这样，认为汉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的。

可是，近年来，通过对聋哑人和失语症患者的研究，人们认识到，语义同物质手段的联系是多维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可以是声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手语形式。现代心理学的实验也证明，认读方块汉字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信息，不像认读拚音文字那样，必须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这句话：

“（汉字的）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

（2）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西方文字大体经历了图画文字（古代埃及文字）、表词文字（古代埃及文字）、音节文字（古希腊文字）和音素文字（古布腊文字，拉丁文字：希腊音素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在古代埃及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拉丁文字又源于希腊文字）这么几个发展阶段。就书写单位来说，西方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绝对的简化。

在此启发下，又兼看到了汉字中的一些简化现象，于是文字学家们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今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简化。

但是，汉字的事实似非如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繁化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殷商时代，“祖父”的“祖”只写作“且”，语气词“唯”只写作“佳”，“考妣”的“妣”只写作“匕”或“比”。这类现象决不是罕见的，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与西方文字书写单元的一味简化不同，汉字书写单元的演变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是既简又繁。吕叔湘说：“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语文近著》145页）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特定状况的。

汉字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发展道路呢?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文化宏观背景的影响。中国文化有一种基本的特征，即是调和持中，它制约着我们汉族人处理问题时的方式。比如，古人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既不一味的“宽”，也不一味的“猛”而是讲究“中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古人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政事。又如在为人上，古人认为既不能太“质”，否则就过于“野”，也不能太“文”，不然就过于“史”，要取其中，即“文质彬彬”，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再如在处理“中学”和“西学”这对矛盾时，人们大都主张“中学”为“主”为“体”，而“西学”为“辅”为“用”，这也是取中庸之道。总之，古人在处理矛盾时，不好走极端，而常以互相让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这样的中庸文化精神，也制约着人们对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的处理方式。汉字是要人书写的，写出来后又是让人看的，书写的人要求汉字形体简单，而看的人又要求汉字“视而可识”。这两项要求就构成一对矛盾。面对这个矛盾，古人是取中庸之道的，即走简明化的道路。既考虑书写人的要求，努力减少笔画便于人们书写；也照顾阅读人的利益，适当繁化，以区别字的意义。

（3）汉字日益向表音的道路上迈进

西方文字的发展历程是，由表示意义到表示音节，再由表示音节到表示音素。既然如此，中国的汉字也应当是日益走向表音。

为什么说汉字的发展具有音化的趋势呢?文字学家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假借字的产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标音的形声字的出现。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如果汉字也同西方文字一样，是在一步步地向表音的方向迈进，那么在汉字中，传统所谓“假借字”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且相同的音节应该逐步用同一个“假借字”来书写。这样才能逐步由表意文字过渡到音节文字，最终变成拚音文字。

但是，汉字的历史发展状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假借字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并比较广泛地被使用着，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假借字多半被加上了义符。比如“溧冽”的“溧”本来写作“栗”（栗树的栗），“忧感”的“感”本来写作“戚”（斧头类兵器），“云谓”的“谓”本来写作“胃”（肠胃的胃），“碡瑁”两字本来写作“毒冒”。有些假借字虽然没有加上意符，但是，由于它频繁地被使用，它的特定形体作用于人的视觉神经，使人产生了条件反射，在人们的头脑中已实现了字形和字义的直接联系。比如，连词“而”、“则”，代词“其”、“此”等等，人们视其形即知其义。

汉字在其发展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的不是假借字，而是“溧”、“感”、“谓”一类的形声字。形声字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呢?有的文字学家解释说：“这是由于它具有标注语音的优越性”。（梁东汉《文字》20页）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若论标注语音，那么形声字不及假借字，因为后者是纯粹表示语音的。既然具有标注语音优越性的汉字会在汉字的发展中占有优势，那么在汉字占绝对多数的应该是假借字，而不是形声字。其实，形声字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音化是为意化服务的。它的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还常常兼表意义。一句话，形声字基本上也是以形表义的。

总之，汉字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象有些文字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步步地走向音化，而是始终在“意化”。

（4）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五四时期的多数专家学者，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他们相信，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走西方的道路。既然如此，汉字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拉了化，即以字母表示语言中最小的单位——音素。这一点，成了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后来，文字学家们又得出了汉字的发展呈简化和音化的趋势，这样，人们就更加相信，未来的汉字一定会是一种西方式的拼音文字。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把汉字的根本改革作为—项政策来加以推行。主席在1951年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五四时期汉字拉丁化思想的历史延续。经这位伟大人物的提倡，汉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成了不容置疑的语言文字工作上的指导思想。还具体地指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具体实施步骤。主张要分两步走，一是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二是加以根本性的改革。总理根据文字改革的思思，提出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二是推广普通话，三是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样文字改革的各项基础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汉字拼音化运动至今快一个世纪了，它的成就却不大。这是为什么?

另一个引起人们反思的原因，则是近年来人们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特别是欧美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潮流是单元的，它从西欧崛起后，将要涵盖天下，波及世界各地，任何—种文化，都要经过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洗礼。但是，7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异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了。如以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即东亚工业文明即是其中之—。这些东亚同家和地区所走的道路，与西方的道路有所不同，其工业化的模式也有别于西方，但是，他们却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现代化。而对这样的事实，人们开始对现代化单元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开始认识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是西方的一条，实现工业化的模式也不只是西方一种，现代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元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些思想家开始进行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即设法突破19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所提出的现代化模式。他们没法从三个方向进行突破，—是回到传统中去，二是想办法了解非西方的重大文化传统，再一个就是了解初民的文化传统、初民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根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汉字，再思考汉字的未来。

清末以来，人们人都认为汉字“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而拉丁文则很容易，它“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提笔”。（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既然如此，汉字与拉丁文：字的优劣自不待言，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也势在必行。

可是，今天人们却认识到，汉字虽然有—些缺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记忆汉字虽然不象记忆西方文字宁母那样容易，却没有记忆词的书写形式的辛劳。而且汉字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如汉字适应汉语的特点；它以形表意，阅读速度快；它是一种平面字，储存的信息多，给人的敏感优于线形字；它简洁明确，有超时间和地域的功能等等。正因汉字有种种长处，所以行人说汉字是“智慧的结晶，文明的奇迹”，甚至还有人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汉字既然适合汉语的许多特点，并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长处，所以，人们认为汉字的未来不见得是拉丁化，对汉字进行的改革，不应是废弃式的改革，而应是继承式的改革，即把它不好的地方取消，采取优胜的地方。

二、难以克服传统文字学理论的缺欠

我国传统的文中理论，有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个理论产生于汉代，经东汉末年许慎的阐发而影响于后世。它本身有许多缺欠，主要有下述三点：一是把造字方法与用字方法混为一谈，更不会阐述这两者区分的原则，二是没有分清汉字的静态结构类型和动态的创造方法这两个概念，三是对造字方法、用字方法以及结构类型缺乏科学、完整的认识。

许慎所具体阐发的六书理论，虽然存在着种种缺欠，但是在清代以前，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许慎以来没有发现多少新材料，在宋代虽有不少金文材料出土，但却没有用于汉字学的研究；二是许慎所撰写的《说文》，属于我国小学的经典著作，而小学与经学的地位几乎同样崇高，一般人不得妄加非议；二是我同学术研究的传统缺乏创新意识，人们崇媚古人，古人的学说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之故，人们对六书学说不发生怀疑，研究汉字学只是在六书的系统里、圈子内，画地为牢。许慎以来，文字学的著作虽然可以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却没有。一直到清代，有些文字学家才发现，六书理论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即把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混为一谈了。

汉人把六书都看成是造字的根本大法。其实，在这六书里，假借、转注两法与前四种方法有明显不同，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后，在整个汉字体系里，并没有增加新的汉字。把这两种方法也称之为造字之本，显然是名不副实。对《说文》和“六书”有深入研究的清代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对“六书”加以区分。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戴震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他用“体”和“用”这两个概念把六书切为两半。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王筠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木也。”（《说文释例》）他则使用“经”和“纬”这两个概念，并明确地指出，前四书是造字之本，后两书是用字之本。

有些文字学家，不愿意相信六书两分的看法，他们宁愿相信汉人。汉代学者明明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你们清儒为什么说后两书不是呢?

其实，清代学者区分了造字和用字之不同，提出了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理论意义的，是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后人应择善而从，不应迷信汉儒，应该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下述问题：一是造字和用字区分的标准是什么?二是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理论子系统各包含哪些理论要素?

关于造字和用字这两者的区分标准问题，文字学家们并没有把它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而这个区分原则，显然是文字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此认识不清，必然影响到汉字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

我们认为，凡符合下列两条者即属于“造字法”。一条是，活动的结果使语言中一个需要记录的语素有了自己的书写形式，二是在整个汉字大家庭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定下这个原则，有助于系统全面地探讨文字的创造和使用问题。

关于汉字的创造方法。最早有前面讲过的汉人的六书说。这个说法把用字方法也包括进去了。清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才是文字的创造方法。这四书学说虽然比六门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问题仍然很大。

第—，由于它没有分清动态的“文字创造”和静态的“文字结构”这两个概念，所以把由不同力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归于同一种创造类型之下。例如所谓的“形声字”就是这样，有些形声字，如“氢”、“氧”等等，是直接用两个偏旁组合而成的，是真正的“形声相益”，“氢”、“氧”这两个语素，原来根本就没有书写形式。但许多形声字，则是通过对记录该语素的旧有汉字的改造而产生的。比如原野的“野”的初文作“”，后来加注“予”声，于是“”这一新的形声字就诞生了。由上述两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若从静态的结构来分析，都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古人把这两类字都纳入“形声字”这种造字方法之下的原因即在此。

第二，由于古人缺乏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所以又把用同一种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分属在不同的造字类型之下。如指事、象形、会意这三书就是这样。这三书都是通过描摹字形（包括事物之具体形状和抽象的形态）来表达语素意义的。例如古文字小的“上”是通过描绘一短横在一长横之上的形体来表达在上的意思，“日”是通过描绘太阳的外部形态来传达日头的意思，“舂”是通过描摹两手举杵舂臼巾之物的形状来表达“舂”这种动作。这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却被分成二类，正因如此，这三类造字法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上”、“下”两字，许慎归为“指事”，而郑樵却列入“象形”。又如象两手争夺一物的“争”字，有人认为是“象形”有人认为是“会意”。

第三，有一种文字创造方法还没有被归纳出来。比如“叵”（由“可”字变来的）“少”（由“小”字分化出来的）、“祖”（由“且”字改造而成的）等字是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四书说没有回答。

四书说的上述缺欠源于汉人的六书学说。四书说既然存在这样的缺欠，那么对它进行改造就是势在必行的了。30年代，精通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的唐兰先生，对六书说、四书说展开了批判，还提出了他的关于汉字创造理论的新学说——三书说。这三书说是，—为象形文字，二为象意文字，三为形声文字。唐兰认为，象形文字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首先，一定是独体字，其次，一定是名字（用来记录名词的汉字），最后，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人”是象形字，因为它只有“人”的意思；“大”不是象形字，因为它含有“人”以外的“大”的意思）。除了象形文字，形声文字就都是象意文字。

唐兰的三书说仍然存在四书说的上述三种缺欠。既是诗人又是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的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新的三书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这是汉字创造的三种基本类型。“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的三书说，克服了四书说的第二项缺欠，把“象形”、“指事”、会意”看成一种造字方法。但是，他概括这三书时使用的名称——“象形”则不甚理想。陈氏的三书说，仍没有克服四书学说的第—、二条缺欠，而且又把“假借”当作文字的一种创造方法，这无疑是汉字创造法研究上的退步。

]988年裘锡圭先生出版了《文字学概要》，在这部代表着80年代汉字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里，他采用了陈梦家氏的三书说。但他对“象形”这—名称做了改动，使用了“表意”这个术语。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汉字型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文字学概要》106页）这样，裘先生的三书说是表意、假借、形声。这三书说仍然带有陈梦家三书学说的缺欠。

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到底怎样，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确定了“造字法”和“用字法”区分的原则之后，应该全面、系统、科学地把汉字的创造方法概括出来。

汉字是语素文字，也就是说，—个汉字所记录的大都是一个语素，而且是单音节语素。语素有它的声音，也有它的意义。在最初（主要是从事理逻辑上说的），人们创造汉字时使用的方法，大都是绘形表义法，这种方法是通过描绘形象化的符号来图解语素的意义。比如，要想记录“门”这一语素，就画上两扇门；要想表示“追逐（野兽）”的意思，就画人（用一只脚代替）追逐逃走的猪这样的简要图画。这种造字方法，基本上包括了传统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但比这三者的涵盖面要大。

另一种方法，就是形体分化法。这种方法是为了应付由于语素意义的引伸变化和汉字形体的假借而造成的一字多词的情况而使用的。为了解决一字多词的矛盾，人们便在原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例如，“且”字既作副词用，又表示祖父的“祖”，人们就由“且”通过加偏旁“示”分化出一个“祖”字来，专门表示“且”的后一种意义。又如“取”既有取东西的意思，也有娶妻的意思，人们就由“取”通过加偏旁“女”分化出一个“娶”来，专门表示“取”的后一种意义。再如“气”有云气和乞求两种常见意义，人们就由“气”通过减少笔画分化出一个“乞”字来，专门表示“气”的后一意义。

再一种造字法，是表义拟声法。这种方法是同时取来两个汉字，用其中一个汉字的字义指示所要记录的浯素的意义，用另一个汉字来譬况所要记录的语素的声音，两者合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如“氢”、“氧”、“氮”、“禧”、?”、“祺”等字都是这样产生的。

总之，文字的创造方法应该是下述三种，即绘形表义法、形体分化法、表义拟声法。

关于汉字的使用方法，过去有“转注”和“假借”两书说。“转注”的含义如何，人们始终搞不明白。这样，就只剩下“假借”一法了。

文字的使用，是指没有（或有）书写形式的语素对已有汉字的借用。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一般只取被借字原来的音，例如象簸箕形的“其”字之所以被语气词“其”借用，是因为簸箕的“箕”和语气词“其”音近。这种借用方法就叫音借法，也就是一般所谓“假借”。

有时语素对文字的借用，只取被借字的形而不管它的音、义。例如，因为“获”的古字“?”象人手里拿着一只鸟，有“只”的意思，所以就被语素“只”借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形式。这种方法叫作形借法。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有时只取被借字的义而不管它的形和音。例如，表义为十斗的“石”，本来并不读如“担”，但是，由于它和语素“担”意义相同，“石”就被借来书写“担”这个语素，“石”也就改读为“担”。这种方法叫义借法。

汉字文化概论范文篇2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整理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整理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整理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整理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1]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2]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3]陈建初,吴泽顺.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词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北京：中国语文，2000,(6):483-489.

[5]丁崇明，荣晶.汉语与南方民族语言关系研究方法分析[J].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4):77-82.

[6]董昆.新时期语言学应用研究概述[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4):62-65.

[7]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8]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上海：复旦学报，1994,(5).

[10]江荻.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J].北京：民族研究.1999,(4):67-74.

[11]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J].北京：中国语文，1999,(5):385-386.

[12]李葆嘉.混成与推移中国语言的文化历史解释[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13]李运富.20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M].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

[14]刘坚等.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J].北京：当代语言学.1999,(4):1-13.

[16]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113-116.[17]彭泽润.研究汉字性质和改革的几个问题.[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0，(63):10-15.[1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4):19-23.

[19]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J].北京：语文建设，1999，(2):49-53.

[20]彭泽润.新世纪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动力和趋势[J].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5):239-243.

[21]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2]石安石.20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A].刘坚.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83-711.

[23]史有为.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J].北京：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1):10-18.

[24]司玉英.关于“字母”和“字”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A].刘利明，周建设.语言(1)[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1-84.

[25]苏新春.“实用”观念中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J].厦门：厦门大学学报，1999,(4):1-7.

[26]孙力平.比然和已然,任意与论证——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A].刘坚等.中国语言学报(9)[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3-122.

[27]王均等.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28]王均.《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评介[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2000,(4):87-95.

[29]王均.有关《国家整理语言文字法》的答问[N].北京：中国教育报，2000-12-05.

[30]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1]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J].广州：暨南学报，2000,(2):15-21.

[32]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评论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3]邢福义.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读许嘉璐先生的信[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5).

[34]徐通锵.汉语的特点和语言共性研究[J].语文研究，1999,(4):1-13.

[35]徐通锵,王洪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A].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3-36.

[36]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37]于根元.20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北京:书海出版社，1996.

[38]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J].北京：民族语文，2000,(4):23-27.

[39]赵世开.语言研究中的观念变化回顾与展望[J].北京：外国语，2000,(2):2-6.

[40]张育泉.语文现代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汉字文化概论范文篇3

20世纪末期中国语言学领域的一些人头脑中出现两种比较悲观的认识：第一，汉字改革失败了；第二，确认汉语的词失败了。下面专门针对与第二认识相关的“词”和“字”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

一方面，词以及跟词有关的词性等问题在20世纪已经引起高度重视，［2］而且相应引起对词和语素(在汉语中一般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明确区分的重视。［1］另一方面混淆词和字的人还不少。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3］李赋宁说“以上借字大多数是名词”。［5］不仅语言实践中出现混淆词和字的现象，在语言理论中也出现这种现象。20世纪和21世纪交界时期新出版了两本语言学概论教材。第一本是徐通锵著作的《基础语言学教程》［12］(以下简称《教程》)。第二本是胡明扬主编的《语言学概论》［3］(以下简称《概论》)。《教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系列中的教材，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概论》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它们都将对21世纪的语言理论的普及产生重要作用。

然而，它们在解决“词”和“字”这个语言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教程》作者完全抛弃自己与叶蜚声合作的《语言学纲要》［13］的有关观点，“冒险”超越公认的研究成果(《教程》序言第3页)，否定汉语的基本单位是“词”的结论，而认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

《概论》比较好地继承了“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这个语言的普遍理论。但是，对于什么是“字”，以及“字”和“字母”、“词”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没有清楚地进行论述。

“词”和“字”这个20世纪已经基本解决的语言问题，又被带到了21世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词”和“字”从表面上只是一个术语的区别，“实际上涉及到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教程》第35页)，甚至影响语言的发展。其中关于“字母”和“字”的问题是普通文字学中“最基本的问题”［10］。我们希望跟字和词有关的问题能够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形成学术讨论的活跃气氛。正确认识它们，对语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应用也非常有意义。

2.《教程》中的“词”和“字”

《教程》认为英语那样的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子”，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这是对汉语认识的一种倒退。

《教程》一方面认为英语的“word”翻译成汉语叫做“词”(《教程》第29页)，另一方面又把英语的“i，sway，why，bye-bye”跟汉语的“爱，岁，外，拜拜”都当做由相近音素的构成的“字”(《教程》第29页)。这不是明显地把“词”换成了“字”的说法吗？

为了证明“字”在汉语中的基本地位，《教程》提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的3个特点：现成性，离散性或者封闭性，心理现实性。这3个特点除了离散性或者封闭性，都是在强调“语言社团直觉的回答一般都是正确的”(《教程》第33页)这个“直觉”性质的观点。而且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字正腔圆”、“你敢说一个‘不’字”等说法中，确认“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教程》第33页)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革命人民的字典中没有‘屈服’这个字”［15］。“屈服”明明是两个字，怎么是一个字？这不是又从直觉上否认了《教程》确认的“字”的存在？

其实直觉往往与科学可能产生矛盾。例如，直觉告诉我们：太阳跟着地球转动；火车窗户外面的风景在运动而火车没有运动。可是，这些都是跟事实相反的错误感觉。周有光用事实驳斥了语言类型决定文字类型的错误直觉，说明宗教等文化的传播决定语言选择文字类型。［16］这说明直觉不可靠。

《教程》认为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词”和“句子”两种，句子是“最大的语法结构单位”，是“最小”的“表述单位”(《教程》第22页)。其实，句子不一定比词大，词不一定比语素大，例如“home?”是一个句子，用一个词、一个语素充当。可见，句子、词、语素是性质不同，不是大小不同的语言结构单位。只有句组、词组、语素组才能分别与句子、词、语素构成必然的大小关系。

《教程》认为英语的句子虽然是临时组织的，但是句子中由主语和谓语两根柱子支撑的框架是现成的、封闭的。所以英语句子也是基本的结构单位。这会带来两个矛盾的问题：第一，汉语的句子为什么不是这样？第二，英语的词组为什么不是这样？

《教程》说英语的“语素，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至于一般的人只知道有词，而不知道有语素。”(《教程》第28页)其实，汉语中的“词”也是这个时期得到关注的。1907年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第1页说“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如果使用汉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词，就像《教程》第31页说的：“老百姓怎能有办法把词找出来！”，因而否认汉语存在词;那么使用英语的一般人不知道有语素，是否要否认英语存在语素呢？

强调英语的“词”是现成的，汉语的“字”是现成的。这正好说明两种语言在书写习惯上的不同。因为英语等语言普遍把词作为书写单位，不仅有字之间的排列距离，而且有更大的词的排列距离，而汉语的书写中只有字的排列距离。熟悉书面语的人各自习惯地加强了自己对“词”和“字”的注意，从而忽视了对其他单位的注意。

其实，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对于那些不懂得书面语，我们叫做文盲的人来说，他们恐怕既不知道什么是“词”，也不知道什么是“字”，他们只知道自己说的和听的话语。如果都按照一般人的直觉去认识语言，那还有什么语言科学呢？况且科学的普及可以改变一般人的直觉。我们不能让错误的直觉来改变科学。

《教程》拿“游泳”这样的特殊的离合词来否定汉语的“词”的存在。可是“什么”、“桌子”、“国家”等等，是不能够否定的。即使在英语中，“词”也是一个习惯认识问题，有些从词组变化来的词，首先在中间用短线条连接，然后才逐渐取消连接的线条。有些意义上是一个整体的熟语，因为是明显不同的词固定组合的，仍然分开成不同的词书写。

《教程》中说的“字”其实是文字单位“字”记录的语言单位，是汉语的书面语素。因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汉字的“字”基本上记录语素的。可是，《教程》又否定自己认定的“字”是“语素”，说“字相当于印欧系语言的词，而不是语素”；因为语素不是声音和意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教程》第34页)。其实语素分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只有不成词语素才不跟概念发生直接联系。然而在现代汉语中的“字”记录的对象，在许多情况下属于这种不能能够单独做词用的语素。

可是，汉语的“字”不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不成词语素吗？例如“金子”这个词中的字“金”和“子”不是分别与概念发生联系的，为什么不叫做语素，而叫做与英语“词”相当的“字”？《教程》说“‘文字’这个字组有两个意思”(《教程》第370页)。那么“文字”中的“文”和“字”是合作表达一个概念，还是分工表示两个概念？

因此，《教程》认为汉语形成“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教程》第33页)，这个结论不可靠，也不明白。第一，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不一定对应一个概念。对应一个概念的字，只是适合汉语中的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单音节单语素的词在古代汉语中比较多，所以《教程》说“五言诗、七言诗、万言书中的‘言’说的都是字”(《教程》第33页)。第二，一个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也不一定对应一个音节。例如“花儿”是两个字记录一个音节，“氵里”是一个字对应两个音节。第三，在没有文字以前的汉语中，没有字，也就没有“1个字”跟“1个音节·1个概念”的口语单位形成“结构格局”，除非一定把“语素”叫做“字”。第四，在“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结构格局”中“字”，不知道到底是“文字”单位，还是“语言”单位。

《教程》一方面说汉语的“字”与英语的“词”相当，一方面在谈文字的时候又把英语的书面词形叫做“字”，说英语的“book”是“通过字母的拼合书写出来的字”，“英语的字属于文字范畴，语言学可以不研究”，汉语的字既是文字范畴单位，又是语言范畴的单位。(《教程》第372页)为什么要把不同性质的单位都叫做“字”？为什么不能把汉语的文字范畴的“字”和语言范畴的“字”用不同术语区分开来？好像都是为了照顾老百姓的直觉说法。

至于《教程》认为“浅”是形旁“水”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教程》第105页），把字的结构当作词的结构的错误，我们在另外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分析。

3.《概论》中的“词”和“字”

《概论》跟《教程》有方向上的不同。但是，我们在肯定《概论》的方向的同时，也想指出它在字和词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以便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认识。

《概论》虽然用了“字”这个术语，但是始终没有解释什么是“字”。而且《概论》试图回避用“字”这个术语，采用“字符”的术语来代替。于是，又陷入了“字符”一个术语涉及“字”和“部件”、“字组”3个概念的混淆中。

《概论》首先用“字符”表示文字中的最小又自由的基本单位“字”这个概念。它意识到汉语“字”和英语“字母”的相同性质。例如，“无论哪种语言，字(外语是字母，汉语中是汉字)是文字单位”。(《概论》第108页)即使采用“字符”术语，还是意识到了。例如“‘字符’也就是文字符号，是文字的最基本的单位”，例如“汉字的‘字’和拼音文字的字母”。(《概论》第242页)

用“文字符号”或者“字符”表示“字”的概念，可以避免对“字”的一些传统误解，但是又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没有把语音中的音节叫做“语音符号”？符号属于语言，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实体单位。音乐上的音符也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视觉符号。而“文字”应该是书面语言符号的形式，如同口语符号的形式是“语音”，因为“书面语是用文字书写下来的语言”(《概论》第148页)。因此这里的“文字符号”实际上指“书面语言符号”。第二，“字符”虽然统一了“字”和“字母”的术语分离的现状，但是，与下面的“部件”、“字组”的含义又发生矛盾。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形体结构复杂的字内部的“部件”这个概念。它把“字符”跟语言单位的声音和意义的不同的直接联系分为“意符”、“音符”、“记号”。(《概论》第242页)这里的“字符”实际上是指不同的“部件”。然而，“部件”对于“字”，就像“声母、韵母”对于“音节”的关系。“部件”可以单独构成单纯的“字”，可以合作构成复合的“字”，如同语素可以构成单纯词和复合词。

《概论》把“单纯字”和“复合字”分别叫做“单纯字符”和“复合字符”，说“复合字符是由单纯字符组合而成的字符”(《概论》第244页)。这就好比说“复合词是由单纯词组合的词”。所以，“字符”有时指“部件”，有时指“字”。其实，应该说“复合字是由多于一个的部件构成的字”。

《概论》又用“字符”表示为了记录一定语言单位的需要用字组合起来的文字单位“字组”。它把英语的“sh”、德语的“sch”当做一个“复合字符”(《概论》第244页)。“sh”、“sch”应该是用“字组”记录一个音素，如同汉语用“花儿”一个字组记录一个音节，用“sky”一个字组记录英语的一个词。这跟前面说的“字母”和“字”的相同地位又造成矛盾，而且跟教材说的有人错误地把表音字中记录一个词的“字组”和表意字中记录一个语素的“字”等同起来(《概论》第248页)，也发生矛盾。

语素文字不一定每个语素都用一个字记录，音素文字也不一定每个音素都用一个字记录，虽然它们在理论上在主体事实上分别是这样记录，但是不排除为了经济原则和特殊需要出现记录功能的例外。判断一个文字单位是不是独立的字，主要看书写中是否最小又自由［9］，而不需要看是否一定单独对应一个语言单位。我们为什么不会把“花儿”当做一个“复合字符”？因为用来书写这个音节的视觉形式是明显的两个自由的文字单位。同样“sch”也是3个自由的视觉单位合作书写一个音素。

《概论》虽然在上面论述中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语言单位和文字单位。但是，它对于混淆文字和语言等关系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是语言学概论教材中的一个巨大进步。例如，有人看到古代汉字一个字基本记录一个词，就以为现代汉字也是词文字；有人看到汉字记录的语素在语音形式上是一个音节，就说汉字也是音节文字；有人把通过语音表达意义的文字跟直接表达意义的图画等同起来，说汉字是怎么神奇［14］有人把记录英语词的“字母组合”，跟汉语的“字”等同，把英语文字的“字母”跟汉语文字的“部件”或者“笔画”等同；有人把文字的篇幅长短当做判断语言的繁琐和精练的标准；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词”，说汉语词汇贫乏；有人把汉语的“字”当做“语素”，说“字”构造“词”。这些观点，《概论》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概论》第246页，第249页)。

但是，《概论》说到，把现代汉语的词语跟书写它们的字等同起来，使人错误地觉得“汉语就那么三四千个单词。其实，《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一共有3500个字，不等于3500个词。这就跟有人误认为西方语言只有26个‘字’一样荒唐。”（《概论》第249页）这就有些矛盾了。前面认为汉语的“字”跟英语的“字母”都是“字符”，可是这里又不把英语的26个字母当做26个“字”。如果既不能把字母当做笔画、部件，又不能把字母当做字，那么字母还有什么身份可以选择呢？

4.“词”和“字”的语言地位

汉语中有没有“词”？英语有没有“字”？人类语言中有没有普遍存在的“词”和“字”？有！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者不仅进行了许多零散的理论探讨，而且产生《现代汉语词典》那样的实践性成果，把词意识引进了汉语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彭泽润［6］［7］、司玉英［10］等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

有个人的名字用了一个由“王”和“敖”两个部件左右结构的罕见字，在报纸上可以临时创造这个字，在电子报纸上只能用两个字加引号写成“王敖”的方式来表示，到了银行办理储蓄业务，就无法在电脑中找到这个字。［11］

《概论》第244页说“……是分音节书写，还是分词书写，这些就是字符的书写规则”。《概论》这样把文字的书写规则分为“分音节书写”和“分词书写”两种方式，也是普通文字理论的巨大进步。这说明语言学概论教材已经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英语按照词书写口语的特点，跟汉语的书写不同。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尽管《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公布10多年了，尽管英语一直按照词书写，然而，由于有些人把英语的书面“词”跟汉语的“字”错误地等同起来，所以一直对这种区别视而不见。

但是“分音节书写”正如把汉字当做音节文字是错误的一样，它没有从文字本身看问题，应该是“分字书写”。例如“花儿”是一个音节，分成两个字写，不能说是“分音节书写”。

任何文字必须首先分字书写，然后进一步决定是否分词书写。这样根据文字单位的书写距离可以分为“字距”和“词距”，从而形成人类文字书写语言的两种基本方式：“字式书写”(分字书写）和“词式书写”［8］(分词书写）。像现代多数语言的书写一样，英语书写既有“字距”又有“词距”。汉语用拼音书写也是这样，国家因此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但是汉语用汉字书写到目前为止，除了标题、广告等特殊处理的需要，一般只有单纯的“字距”。把英语的词距错误地理解成汉语的字距，从而把英语的字组记录的书面词和汉语的字记录的书面语素错误地等同起来。这就是人们经常把英语的“字组”或者“书面词”，跟汉语的“字”或者“书面语素”等同起来的原因。

我们应该明确：“词”是最小又自由的形式和内容结合的静态备用的语言实体单位；“字”是最小又自由的视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音节”是最小又自由的听觉形式的备用的语言形式单位。可以通过下面的语言结构图形更加系统的看到它们的相同特点和不同特点。平面之间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字”属于视觉形式平面，词属于形式结合内容的实体平面。不同层次之间不是数量上的大小区别，而是在同一平面中性质不同的单位，“字”和“词”在层次关系上都是“最小又自由”的静态层次。“单位”是可以从形式上切分的，“特征”一从对比中发现的。因此，不能把“语义特征”当做最小的语义单位，正如不能把“语音特征”当做最小的语音单位。

参考文献

［1］程荣.《汉语辞书中词性标注引发的相关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3）.

［2］郭锐.《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2）.

［3］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4］黄河清.《dictionary和“字典”、“词典”、“辞典”》［j］.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1，(67).

［5］李赋宁.《英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彭泽润.《字母和字是同级单位》［j］.南宁：《阅读和写作》，1988，(3).

［7］彭泽润.《普通文字学中的“字”以及有关理论问题》［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1).

［8］彭泽润.《汉语拼音正词法和汉语的词式书写》［j］.北京：《语文建设》，1998(2).

［9］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214.

［10］司玉英.《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字母”与“字”的关系》［j］.延边：《汉语学习》，2001，（4）.

［11］王有卫.《汉字到了该定形的时候了》［j］.香港：《语言建设通讯》，2001，(67）:4.

［12］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4］袁晓园.《汉字的优点与语言文字理论》［a］.《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