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引杨氏篇1

关键词：目的论红楼梦中国文化归化异化

1.引言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很多翻译名家都对《红楼梦》进行了翻译。其中，最具影响力、最具权威性、也备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就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两名翻译大家的译作。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两位大家的翻译均堪称经典，但是在译文上却有着很大的差别。杨戴译本侧重的是异化的翻译方法，霍克斯则侧重于归化的翻译方法。为什么对同一个文学作品，两个人会采用完全不同的两个方法去翻译呢？本文想通过对两个译作中的部分翻译对比，借用翻译目的论的原理解决这一疑问。

2.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ie）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它是由费米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在费米尔的目的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弗米尔认为原文只是为目标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可见原文在目的论中的地位明显低于其在对等论中的地位。翻译目的论的两项基本原则是：1.翻译的各方面的交互作用受翻译目的所决定；2.目的岁接收对象的不同而变化。按照这两项原则，译者可以为了到目的而采用任何他自己认为适当的翻译策略。换句话说，目的决定方式（Theendjustifiesthemeans）。

3.杨译本与霍译本的不同翻译目的

杨戴夫妇翻译《红楼梦》，目的是为了向英美国家那些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化，提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知名度和地位。因此，杨先生的翻译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言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他的翻译自然会遵循“忠实的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重在传达文化思想。霍氏翻译的目则就像他说的：“Icannotpretendalwaystohavedonesosuccessfully，butifIcanconveytothereaderevenafractionofthepleasurethisChinesenovelhasgivenme，Ishallnotlivedinvain.（DavidHawks，1980：6）”，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译文读者在霍克斯的眼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希望让译文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这部中国小说给予译者本身的乐趣：“哪怕只能让读者体会到其中一小部分，我这一生也不算虚度了。”译者只有用英语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文学价值能才能让他们体会到这种愉悦，这就是他的翻译目的。因此在翻译方法上选择了归化的译法。

4.杨、霍译文翻译实例浅析

4.1.词汇的翻译差异

1.怡红院（第十八回）

杨氏：HappyRedCourt

霍氏：GreenDelights

在汉语中的解释是：快乐；愉快。如：怡然自乐、心旷神怡、怡情等。而“红”，在汉字当中出了表达颜色之外，它象征了喜庆、吉祥等意思。杨老先生几乎是逐字翻译，翻译中保留了表达快乐的“怡”和表达吉祥喜庆的“红”。而霍氏则充分考虑到红色在跨文化中的差异性。在翻译时只保留了“怡红快绿”的快绿，因为红色在西方文化中多含有暴力血腥的，既然怡红院的匾额曾经是“怡红快绿”，保留快绿一词，已尽其义。

2.蓬莱、弱水（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第二十五回）

杨氏：thePenglaiIsles，WeightlessSea

霍氏：WestwardofParadise

“蓬莱”与“弱水”在中国文化中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蓬莱”就是神仙居住的海外仙山；“弱水”据说是位于中国西方的一条河，即便是一根羽毛落入其中也会沉下去。有时候也比喻爱河情海。杨宪益把“蓬莱”与“弱水”分别直译成“thePenglaiIsles”与“WeightlessSea”。不管是蓬莱还是弱水只是传说中的神奇的地方。熟悉中国文化的英文读者应该可以理解译文的意义。

4.2文化的翻译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杨氏：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

霍氏：Manproposes，Goddisposes.

一句话，一字之差，所包含的韵味却已经迥然不同。Heaven，指的是天，老天爷，象征了宇宙法则，天道，这个符合中国千百年来传承下的思想文化。杨先生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价值观，因此他完全保留源语言的文化元素。对于那些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无疑杨译本是上上之选。而霍克斯的翻译目的仅仅是为了向一般的英国读者介绍这部作品，以取悦读者为目的。因此在翻译手法上采取了归化的译法，将中国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天”译作西方读者眼中无所不能的“上帝（God）”，这样的译法更加能吸引一般西方读者阅读的兴趣。

5.结束语

从杨氏夫妇和霍克斯对《红楼梦》译文不难看出，译者应首先分析译文的语用目的。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进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霍克斯以愉悦英文读者，以读者为中心，因而为了迎合普通英美读者的阅读心理，强调译文的可读性，其译文流畅易懂。相比之下，杨氏的译文则本着传播中国文化的思想和目的，以原文为中心，其译文更加地凝练持重。从西方读者接受的层面来看，霍译以其文字优美、语言地道更受青睐；而从向世界展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则是杨译略胜一筹。

参考文献：

[1]方梦之.译学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张桂东.翻译研究.海外英语，2010.6

[3]赵冬华，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科学出版社，2009.12

老人引杨氏篇2

这清末“四大奇案”，由于案情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暴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因而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不少文献记载亦被作为信史引用，但许多情节与史实出入较大，甚至无中生有，造成误解，且有许多重要史实及内幕活动鲜为人知。本文根据清代档案及有关史料，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真实史实作一介绍。

葛品连因病死亡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浙江省余杭县人。其父早死，寡母毕王氏因生活贫穷，于同治二年(1863年)携毕生姑再嫁本县粮差喻敬天，改称喻王氏。因毕生姑喜穿一件绿色上衣，腰间系一条白色围裙，人又长得清秀，邻居们都叫她“小白菜”。此时，喻敬天租住木匠沈体仁的房屋，毕生姑之母喻王氏和沈体仁之妻沈喻氏在闲聊时说定，等毕生姑长大成人，就许给沈喻氏与前夫葛风来所生之子葛品连为妻。

葛品连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也是余杭县人。后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军队打到这里，他参加了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葛品连逃回余杭，在一家豆腐店帮工，因多夜间工作，故时宿店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毕生姑17岁，与葛品连完婚，改称葛毕氏；四月，夫妻租住杨乃武房屋，两家同院居住。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世居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祖父杨朴堂以养蚕种桑为业。杨乃武娶妻詹氏，生一子，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八月间，葛品连多次见到葛毕氏与杨乃武同坐共食，疑有私奸，几次在夜晚从豆腐店回家，在门外和檐下窃听，仅闻杨乃武在教葛毕氏读经书识字，未发现。葛品连将怀疑告诉母亲沈喻氏，沈喻氏趁葛品连上工时，前来察看，也看见葛毕氏和杨乃武正在同坐共食，遂加深怀疑，并向外人谈论，巷间遍传。杨乃武听到流言蜚语，以增加房租为名，希望葛品连搬走，沈喻氏等也劝儿子速迁避嫌。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葛品连夫妇移住喻敬天表弟王心培院内，王心培留心察看，发现杨乃武从未来过葛家，也未发现他与葛毕氏有过任何接触。

这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因嫌妻子腌菜迟误，将她责打，葛毕氏悲愤交加，将头发剪去，扬言要出家为尼。喻王氏和沈喻氏闻讯赶来，葛品连跟她们说“为杨乃武前事，借此出气”等语。

此后，葛品连生病，且病势加重。他左腿患丹毒，俗称“流火”，十分疼痛。十月初七发烧，葛毕氏劝他不要上工，他仍坚持上工两天。初九早晨，沈体仁在大桥茶店碰见由豆腐店回家的葛品连，见他面色发青，浑身发抖，不停打寒战；地保王林在点心店前见葛品连买粉团，食后即吐，勉强走回家。葛品连进屋即睡，时欲呕吐，发烧畏寒，嘱葛毕氏托喻敬天买来东洋参、桂圆煎汤服用。未料，服后病势立刻加重，喉中痰响，口吐白沫，不能言语。葛毕氏托王心培叫来沈喻氏、喻王氏等人，又请来余杭名医严雅州，诊为“痧症”，用万年青、莱服子(萝卜子)灌救，已经无效，申时死亡。沈喻氏为之换衣时，留心查看尸身，并无可疑迹象。

葛品连身体虚胖，虽死于秋末冬初，但南方气温较高，至初十日夜晚，尸身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本来就对儿媳不满的沈喻氏在他人挑拨下，盘问葛毕氏，葛毕氏坚称是“病死”，但沈喻氏仍请地保王林呈词，说葛品连“死因不明”，“请求验尸”，并未涉及任何人，也未说系何因死亡。十一日黎明，王林携同沈喻氏将状纸投递于余杭县衙。

错验尸铸成冤狱

余杭知县刘锡彤看了沈喻氏的呈词后，正欲前往验尸，可巧有个秀才陈湖到县衙给人看病，向刘锡彤提到葛毕氏与杨乃武有私，今葛品连很可能是被他们谋毒。刘锡彤又叫门丁沈彩泉出去打听，回称外人颇多议论，和陈湖讲的一样，刘锡彤深信不疑。

当天中午，刘锡彤带领门丁沈彩泉、验尸员沈祥到葛家验尸。沈祥首次独立验尸，水平较低，将尸体口鼻流淡血水认作“七窍流血”。一般情况下，如果用银针探入咽喉，拔出后本应用皂角水反复擦拭，若银针上青黑不去，则可断定系服毒身死。可沈祥毕竟是个新手，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只见银针上有黑色黏液，即说“服毒身死”。

刘锡彤在县衙听了陈湖之言，已认定葛毕氏串通杨乃武毒杀亲夫，现在又经验尸，更确认不疑，遂将葛毕氏带回县衙，严刑逼供，葛毕氏在酷刑下无奈招供：与杨乃武有“恋热”，十月初五日杨给她一包砒霜，初九日下午她将砒霜掺入桂圆汤内，毒死丈夫，后来婆婆看出服毒形状，自己方承认毒死丈夫。葛毕氏的供词与沈喻氏的呈词不符，刘锡彤也不想想：既然葛毕氏已经向婆婆承认了毒死丈夫，沈喻氏的呈词为何不提此事，仅说“死因不明”呢?

刘锡彤立即传讯杨乃武到堂，出示葛毕氏供词，杨乃武拒不承认，因他是新科举人，不能动刑。十月十二日，刘锡彤向上司请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不等批文下来(十二月初七日才下圣旨，同意革去杨乃武的举人功名)，刘锡彤即用酷刑逼供杨乃武，并令其与葛毕氏对质，葛毕氏惧怕再动刑，仍照前供，但杨乃武拒不承认。

奉上级令，刘锡彤将二犯及人证押往杭州府，他对案卷作了篡改，如将沈喻氏呈词的“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验尸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改为“已用皂角水擦洗，青黑不去”，丝毫不提动刑之事。十月二十日，除犯人外，还有沈喻氏、王林、王心培等，一同押解到杭州府。

酷刑下冤上加冤

杭州知府陈鲁听了案卷后，一拳击在案卷上，说：“奸夫谋害亲夫！”立即传审杨乃武，根本不容他分辩，即施“跪火练”酷刑。杨乃武双膝被烧焦，只得招供：自己与葛毕氏同院居住，后“调戏成奸”，八月二十四日二人在葛家“房内玩笑”，被葛品连撞见，自己逃走。九月二十日，见到葛毕氏，她说被丈夫责打，自己“恋热，起意把葛品连毒死”。十月初五日将砒霜“密交葛毕氏收藏，嘱她乘便下手”。初九日，葛毕氏把砒霜和入桂圆汤内，毒死葛品连。

陈鲁追问砒霜自何而来?杨乃武想起从余杭到杭州，经过东乡仓前镇，曾见有一家药铺门口挂着“钱记爱仁堂”的招牌，随口供认：“因有事去杭州，十月初三日路过仓前镇，在爱仁堂捏称毒鼠，用钱四十文，买得砒末一包。”陈鲁问药店老板叫什么名字，杨乃武胡说是叫“钱宝生”。

陈鲁又审问葛毕氏，她惧怕再受刑，所供同前。接着传证人，先传沈喻氏，她听到杨乃武和葛毕氏的供词后，也顾不得考虑是真是假，只是满腔仇恨要为儿子报仇，因而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初九那天下午，我给儿子换衣服，见七窍流血，浑身发黑，盘问媳妇，她承认是杨乃武给她砒霜，毒死我儿子，十一日我便报官。”陈鲁也不想想，初九就知道自己儿子被毒死了，何以十一日才报官?再传王林和王心培，他们心里明白：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责打妻子，杨乃武并未来葛家；葛品连死前发烧，确有病情，但他俩见杨乃武和葛毕氏都已承认，何必再为他们申辩，遂也信口雌黄，作了伪证。

十月二十七日，陈鲁令刘锡彤传讯“钱宝生”，实则他叫钱坦，根本没有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让陈湖和沈彩泉威逼利诱，钱坦只得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此时，自刘锡彤以下，大家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是冤枉的，但各自出于个人目的，不仅无一人为他们伸张正义，且都竭力作伪证。

陈鲁接到钱坦的伪证后，草草定案，根据《大清律例》拟罪：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巡抚杨昌?。

杨昌?审此案时，为慎重起见，派黄岩县候补知县郑锡滓到余杭县微服私访。刘锡彤事先得消息，盛宴款待，重重贿赂，二人竟联名回复杨昌?，称“案情确凿，无冤无滥”。杨昌?也没留意调查者和被查者居然共同写“密访”结论，于是上报刑部。各级官吏草菅人命，可见一斑。

杭州府三堂会审

刑部接到案卷后，正在复核。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供辩”，详细揭露了葛毕氏受刑后攀诬自己，自己亦在酷刑下屈打成招的经过，并设法将这份“供辩”送到自己姐姐叶杨氏(杨菊贞)手中。叶杨氏让家中佣工王阿木和其堂弟王和尚，携杨乃武的“供辩”到京师都察院呈递。京师都察院按例行公事，将此“供辩”发还杨昌?复查此案。

杨乃武在“供辩”中控告陈鲁严刑逼供，但杨昌?却令陈鲁复审此案。陈鲁复审时，根本不许杨乃武分辩，只是用重刑威吓，杨乃武知道，寄希望于陈鲁此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为免再受皮肉之苦，只得再次招认；葛毕氏更不敢翻供。陈鲁仍照原审结果，上报杨昌?。

这年九月，杨乃武再次写了呈词，由其妻詹氏托人上京师步军统领衙门上告。步军统领衙门又上奏朝廷，慈禧太后第一次知道这案子，降旨：“交杨昌?司亲提严讯。”杨昌?发现事情闹大，决定请湖州知府锡光代为复审，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对他们这批汉人封疆大吏不信任，希望由一位满人官员复审，一是取得慈禧信任，二是万一发现复审有问题，自己可以开脱责任。

锡光正要复审，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五日，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位。国有大丧，一切政务均要搁置，锡光赶回湖州府设奠哭灵，直到第二年(1875年)二月十二日才继续复审。这次复审即为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三堂会审”。

这次审讯没有动刑，杨乃武、葛毕氏双双翻供，讲出历次严刑逼供之事；钱坦也讲出刘锡彤如何威逼他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之经过。锡光不知如何是好，请示杨昌?。杨心想：以前历次上报朝廷，都坚称案情确切，若这次否定了，等于否定了自己以前所为，会影响前程，因而以“未能审出结果”的话搪塞朝廷。

胡瑞澜奉旨复审

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上奏再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指出此案可疑之处。慈禧太后派浙江省提督学政胡瑞澜复审此案。胡瑞澜与杨昌?私交甚厚，他到杭州后，和杨昌?密谋，决定维持原判。胡瑞澜虽知道杨乃武冤枉，却不能让他申冤，办法是从他的供辩中找出破绽，堵住他的口。

原来，杨乃武在供辩中急于洗刷自己，有两处不实：一是他胡说八月二十四日是余杭县衙役何春芳在葛家与葛毕氏通奸，被葛品连撞见，胡瑞澜传来葛毕氏与何春芳，二人皆否认此事；二是杨乃武诬称葛品连死后，余杭县衙役在葛家“私议两日”，借以勒索他，经审，亦无此事。

胡瑞澜又审葛毕氏，令葛毕氏务必说清“葛品连如非中毒，到底因何死亡?”葛毕氏不知道，胡瑞澜以刑相吓，葛毕氏只得胡说丈夫因负债过多，无力偿还而自尽。胡瑞澜又问她：“欠谁的债，以何方式自尽?”葛毕氏无言以对，只得承认是胡说。

胡瑞澜抓住杨乃武与葛毕氏在无关紧要问题上的不实之词，小题大作，并咬定其他事上也是假话，用“跪火砖”等酷刑对他俩日夜不间断地“熬审”，迫使他俩不敢再翻供，其实这也是替杨昌?打击报复。

最后一堂，杨乃武双腿被夹断，葛毕氏也被人用铜丝穿入，二人画供时已气息奄奄，神志模糊。文艺作品写杨乃武将姓名写成“屈打成招”四字，查无此事。其实是杨乃武失去知觉，差役抓他手按个手印。

老奸巨滑的胡瑞澜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一方面肯定了以前审讯的结果，另外又想借主持科举考试一走了之，以免节外生枝。杨乃武已经彻底绝望，在狱中作联自挽：

“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胡瑞澜)充刑台，乃武归天。”

翁同龠禾伸张正义

刑部右侍郎夏同善与翁同均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为毓庆宫授读。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著名的中药店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为夏同善饯行，胡雪岩席间提到杨乃武冤案，夏同善答应回京后相机进言。

翁同在咸丰六年(1856年)中状元以前，曾在刑部当差，他在任光绪帝老师之前，还曾任过刑部右侍郎。正在此间，发生了杨乃武与葛毕氏案。慈禧太后见了胡瑞澜的奏折后，传谕：“着刑部速议具奏”，翁同接到上谕第二天，即向刑部浙江司索取杨昌?、胡瑞澜的奏折及附的《供招册》，细核了杨乃武、葛毕氏的“招供”与“翻供”，发现几处可疑，都用标签标出，出示给刑部尚书桑春荣看。桑胆小怕事，且杨昌?每年都重金贿赂他，他也不想得罪杨昌?，主张维持原判。

于是，翁同采取了一些策略，先联合其他有关官员，如与翁同同值毓庆宫的张家襄、广寿，刑部左侍郎绍祺等，大家一致同意此案。然后，他们一起和桑春荣展开了长时间辩论。桑只好让步，同意发文给胡瑞澜，让他将可疑之处再审。翁同的换帖弟兄荣禄此时正任步军统领，翁请荣禄抄写杨乃武两次“供辩”原文进行研究，发现杨乃武提出的可疑之处，胡瑞澜上奏时极力回避，已经是欺君罔上。

光绪元年十月三十日，翁同联合刑部尚书崇实、桑春荣，礼部尚书灵桂，刑部左侍郎绍祺、黄钰和右侍郎载崇、钱宝廉，联名给慈禧太后上奏折，对胡瑞澜的复审提出四点疑问：第一，(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到底去葛家否?第二，杨乃武在“钱宝生”的药铺买砒霜否?第三，(证人)王心培发现过杨乃武来葛家否?第四，刘锡彤之子参与此案否?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当天就降旨，令胡瑞澜将上述四个疑问审理清楚，“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

在京的浙江籍官员知道慈禧太后的上谕后，18人都察院，重申“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并未去葛家”，刘锡彤逼迫“钱宝生”写卖砒霜给杨乃武的伪证词。大家还提出：

第一，余杭县监生吴玉琨曾到县衙作证，杨乃武十月初三日到南乡岳父家，初六日才回余杭。而杨昌?在报刑部时称杨乃武初三日买砒霜，初五日给葛毕氏，出现明显漏洞。因此胡瑞澜复审改为“初二买砒霜”，并勒令吴玉琨将证词改为杨乃武“初五回余杭”，以证明这天杨乃武给葛毕氏砒霜。

第二，胡瑞澜复审后，犯人与证人均不画押，无法结案，胡瑞澜令葛品连之母沈喻氏一人代画了8个人的供词。

第三，若杨乃武真的在初五给葛毕氏砒霜，葛品连初九才发病，难道发病前四天杨乃武就能预料得到吗?

都察院将这18人的呈文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对胡瑞澜也不信任了，十二月十四日再次传旨将本案犯人、证人及案卷押解到北京，由刑部亲自审讯。

刑部京审洗沉冤

胡瑞澜先前接到十月三十日慈禧太后的上谕，草草审了两次，没有动刑，想敷衍一下。他现在不太害怕了，因为“钱宝生”(钱坦)于十一月十二日突然死去，因何而死，至今是个悬案，死无对证。胡瑞澜长出了一口气，但没想到又接到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这才感到大事不妙，虽然知道这批人到北京会说些什么，可面对圣旨，又束手无策。

光绪二年四月底，刑部先审讯杨乃武买砒霜之事，吴玉琨、杨恭治、詹善政均证明杨乃武于十月初三至初六日在南乡，不可能买砒霜，爱仁堂伙计杨小桥、钱坦之母钱姚氏亦证明杨乃武未买过砒霜。葛毕氏供出真实情况，承认在酷刑下诬陷了杨乃武。再审沈喻氏，也说了实话：儿子有“流火”症，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否被毒死，只请求验尸。又审王林、王心培，他们证实葛品连死前已病，不知中毒否。

刑部又审验尸人沈祥，沈祥说了实话：自己只是一个学习的仵作（验尸官），葛品连到底因何而死，他自己根本不清楚，且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是沈彩泉让自己说是中砒毒的。

刑部将复审结果上奏慈禧，请求将葛品连尸棺及刘锡彤、沈彩泉等押解北京，开棺验尸。九月十七日，得到慈禧太后同意，通知杨昌?立即执行。

海会寺开棺验尸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刘锡彤、沈彩泉以及死去的葛品连的尸棺被押解到京，尸棺停在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海会寺内。

刑部先提审刘锡彤，他只承认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因为他不是仵作，可以不负责任，其他事概不承认。又提审沈彩泉，他供出了如何逼迫钱坦证实杨乃武买砒霜的经过。在一旁的刘锡彤顾不得官场规矩，举拳就打沈彩泉，堂上乱成一团，无法审讯。

此案实则无须再审了，但必须证实葛品连是病死还是被毒死，以便定案。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在海会寺开棺验尸。这一天，刑部满汉尚书、侍郎以及证人们全到海会寺。开棺之前，先令刘锡彤查看封条，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仵作开棺。

棺木打开，尸臭扑鼻，人死已近3年，皮肉已腐烂，仅余骨骸，老练的仵作一见骨头黄白，即断言：“因病身死。”刘锡彤明白这关系到自己前程乃至身家性命，不死心，指着几块骨头说是“青黑色”，仵作说“外边青黑色乃发霉所致，挫断骨头，里边黄白；若中毒，里边亦青黑色”。

刘锡彤仍绕着棺材细看，其实他什么也不懂。新任刑部尚书皂保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此时刘锡彤才摘下顶戴，跪在刑部各官面前，承认“委系无毒，因病身死”。

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尚书皂保领衔上奏，洋洋万言，详细介绍了全案经过，结论为：“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坦；因钱坦被诱捏结(伪证)，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照依题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

几位刑部官员探讨冤狱形成的原因：杨乃武与刘锡彤都坚称，在此案之前他们毫无私仇，案发后，刘锡彤也没有勒索杨乃武。十一日早上沈喻氏上告，十二日审完杨乃武，即请求上司革去杨乃武举人功名，中间没有间断。若企图勒索杨乃武，必然要耽搁几日，勒索不成，才上报，以此证实，刘锡彤不是贪官。那么，是否由于刘锡彤不能容忍杨乃武与葛毕氏的奸私呢?几位刑部官员反复查阅案卷，并审讯人证，未有任何人证实他们通奸，在定案时亦未指斥他们有。那么，各级官员为何齐心协力制造这起冤案呢?

当然，刑部官员们不可能认识到，在一个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下，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法制极不科学、极不健全，各级官员素质极差，愚昧野蛮，只知严刑逼供，一味草菅人命，且吏治败坏，官官相护。这样的社会里，由这样的官吏办案，造成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了。

最后的处理为：沈祥“杖八十，徒二年”；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陈鲁、郑锡滓、杨昌?、胡瑞澜均革职；沈彩泉“杖一百，流二千里”；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王林、沈体仁“杖八十”。

自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突然像变戏法似地“公正”起来，且“公正”得令人啼笑皆非，这体现在对杨乃武和葛毕氏的处理。本来已给他们，但刑部官员依然认为：“无风不起浪，为何不冤枉别人，单冤枉你俩?”这句话，刘锡彤、陈鲁、杨昌?、胡瑞澜全都讲过，现在刑部官员也是如此看法，并如此处理杨乃武：“讯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又复诬指何春芳在葛家之玩笑，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实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杨乃武落个“杖一百，革去举人功名”。关于葛毕氏“捏供与杨乃武商令谋毒本夫，讯因畏刑所致，惟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他议，虽无奸私实据，实属不守妇道，拟杖八十。”

陈湖、钱坦及刘锡彤之子已死，未作处理。但刑部亦未调查钱坦因何而死，乃本案一大疏漏。葛品连的尸棺就近埋在京郊。

这件冤狱，慈禧太后共下10道上谕，才得。

老人引杨氏篇3

内容提要：杨端是统治播州（今贵州遵义）达近七百二十五年的杨氏家族之始祖。近代以前，史载皆以杨端为山西太原汉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学者谭其骧对其民族身份提出异议，认为杨氏族属为川南之罗族（今彝族），文章发表后，又衍生出苗族、白族、仡佬族三说；杨端其人之存在，则在上世纪末禹明先撰文提出新见。杨端其人及其族别问题，事关黔北历史真伪、事关黔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对二学者之论逐一缕析，认为确有杨端其人，祖籍山西太原，汉族。

关键词：杨氏家族杨端族别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97-102

自唐僖宗乾符年间杨氏入播，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播之战结束，杨氏土司统治播州长达约七百二十五年，历经唐、五代、宋、元、明五个历史时期。史载杨端是杨氏家族始祖，且是以外来者和外族的身份入主播州。因而，是否有杨端其人？杨端的民族身份何属？是研究黔北地方历史、地方文化无法回避的两个关键问题。厘清此二题，有助于梳理黔北古代历史的线索，有助于解析黔北地方少数民族文化与它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民族文化间复杂而微妙关系的变异脉络。

一、杨端其人

杨端为播州杨氏土司之始祖，古今无异说。唯禹明先《杨端考》以为“‘杨端’其人是《杨文神道碑》中首次提出的。（中略）杨氏杜撰‘杨端’其人是很高妙的，凡是开头均称‘端’，杨端即是‘杨氏之始祖’和‘杨氏之鼻祖’的意思，故《杨文神道碑》把‘杨端’同‘鼻祖’并称。按《杨粲墓志》和《杨文神道碑》所记情况，杨氏最先想挂靠杨思权，后恐被后人考出后见笑或责难，于是杜撰一个‘史无对证’的‘杨端’来装饰家史。”［1］然本文以为，其论点论证颇可商榷。

其一，杨端生活年代。禹文说：“《杨文神道碑》载：‘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讨平邕、广之侬智高。’据《宋史》‘狄青传’和‘杨业传’，狄、杨二人平侬智高是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若按25岁为一代人计算，自鼻祖杨端到十一世杨实，计为275年，也就是说从庆历时的十一世杨实起上推275年，正值唐代‘大历’时期，说明鼻祖杨端生活在唐朝‘大历’时，与《杨文神道碑》的：‘宣宗末年，……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南诏’事相距百余年，杨端生平不可能跨越这么长的历史时空。”禹文以此为推翻杨端存在的一大证据，而其实所论有误。据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所录《杨文神道碑》载：“（前略）五季乱，天日离隔，杨氏世守此土。平邕广之侬智高，十世祖昭，被旨讨泸，归职方。（后略）许以世守。自祖入播，以迄于君，凡十有五世。”［2］其中并无“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字样，不知禹文所据何本？此点一误，则其后所计算之时间自然全不可信。且碑文中明确标出“自祖入播，以迄于君，凡十有五世。”据《杨氏家传》，杨文之前杨氏世系为杨端、杨牧南、杨部射、杨三公、杨实、杨昭、杨贵迁、杨光震、杨文广、杨惟聪、杨选、杨轸（杨轼）、杨粲、杨价、杨文，正好十五世，杨实岂有可能为“十一世祖“？《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中所录之“十世祖昭”亦当有误，十当作六，或碑文文字漫漶所致。

其二，乾符三年高骈所领之播州军。禹文自称据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与郑珍《遵义府志·土官》知“乾符三年，王仙芝和黄巢起义军攻占河南和湖北大部分地区，威胁洛阳和长安，唐统治者征调益、渝、播诸军由曾任西川节度使的高骈率领到荆襄一带组成‘诸道行营’军，阻止起义军向南发展。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起义军在安徽采石重创唐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军队，播州军犹朝觐身殁。”［2］以为可证明“播州在乾符时处于安定状态，不存在南诏入陷播州事。”［2］今考，西川节度使高骈征调播州军组建“诸道行营”军之事不见于两《唐书·僖宗本纪》与《高骈传》。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亦仅云“广明元年，起义军重创唐诸道行营都统高骈的军队，突破唐军的长江防线”，［4］（P215）并未提到有播州军。而禹文所言之犹朝觐与播州军乃引自《遵义府志·土官》，然《府志》引自《心斋随笔》，《心斋随笔》又引自犹西樵之《瓮水世谱》，“广明元年，（犹朝觐）从征黄巢，阵没，赠播瓮万户。”［5］(P986)禹文对于杨氏之家传以为完全不可信，但对于犹氏之家谱则毫不考究深信不疑，所得出的“研究和考证”结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且万户一职乃金初设置，朝觐乃唐人，又岂能得到万户的封赠？

其三，杨端功成不回朝廷。禹文引《新唐书·兵志》：“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因此以为“杨端‘受招募为将’和功就不回朝廷而留居播州一事与唐朝用将制度不合。”［2］此亦断章取义之误。考《新唐书卷五十·兵制》载:“初，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6］(P1328)此乃府兵制之特色，而府兵制自唐玄宗时已废弃，“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坏（中略）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6］(P1326)“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6］(P1326)禹文以唐初府兵制之特点来衡量唐末募兵制时之情形，自然矛盾重重。

其四，杨端入播后播州仍有流官。《遵义府志卷十·古迹》载明詹淑《讲堂铭序》曰：“万历甲辰秋，余修旺草公署，掘地得碑，题曰‘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5］(P319)广明为唐僖宗之年号，紧接乾符。故禹文以为：“唐制下州只设‘三曹参军事’官，即：司仓、司户、司法，职级‘从八品下’。播州司户崔礽立碑在乾符之后，若乾符时杨端已入主播州，那么广明时播州‘三曹参军事’官这一重要职务必由杨端嫡派充任，可随杨端入播的令狐、成、赵、友、娄、梁、韦、谢八姓中并无‘崔氏’。”［2］禹文此处亦可商榷。考《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志》载：“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别驾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下；司仓参军事、司户参军事、司田参军事、司法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下；参军事二人，从九品下；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6］(P1318)可见司户一职实非如禹文所言之显赫，更非“必由杨端嫡派充任”者。至于此司户为朝廷所设之流官抑或杨端私人任命，今难确考，然以流官之可能性为大。《杨文神道碑》载：“忠烈及忠显尝面命之曰，吾家自唐守播”，自元初程钜夫以来所有记载皆言杨端复播后受播州刺史一职，如杨端之职为朝廷所授，则乾符后即使有流官也不足异了。

其五，《舆地广记》中之播州。《舆地广记》为北宋欧阳忞撰，禹文以为，“成书于政和元年三月”，“故研究杨氏家史应以《舆地广记》为信史”。“《舆地广记》载：‘唐衰，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这与《宋史蛮夷传》：‘唐季之乱，蛮酋分据其地’的论述是吻合的，说明杨氏并非‘平南诏入播’，而是唐末分据其地的土著望族。”［2］禹文此处结论令人亦难认同。《舆地广记》言唐末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与《宋史》合，亦与《杨氏家传》无异，即第四世杨先、杨蚁之事，《宋史》言播州为蛮酋所分据，亦与《家传》合，杨氏至十三世杨粲时方讨平境内诸溪洞蛮，但所不解者，禹文何以能由《舆地广记》之记载推导出“杨氏并非‘平南诏入播’，而是唐末分据其地的土著望族”？

其六，杨端名字之真伪。禹文以为：“凡是开头均称‘端’，杨端即是‘杨氏之始祖’和‘杨氏之鼻祖’的意思，故《杨文神道碑》把‘杨端’同‘鼻祖’并称。”［2］此点尤属荒诞。端字乃习见之字，常见于人名，且《杨文神道碑》明言“鼻祖端”，则端为人名无疑。禹文又言“‘杨端’其人是《杨文神道碑》中首次提出的。”［2］亦嫌不当。有关杨端之确切记载，现存可考的最早资料为《杨文神道碑》，但之前有无记载，无法确证，《杨粲神道碑》中已有退南诏的记载，与杨端之事相合，只是因为杨粲碑残存者今四分之一，脱落之处是否有杨端之资料，今不可知。而禹文“提出”一词，则意为杨端之名乃杨文碑中所凭空创造，然此无任何证据，乃想当然之论。

综上可知，《杨端考》中试图推翻杨端存在的观点，无法成立，故不足为据。

二、杨端的族别

近代以前，论者皆认同杨端为山西太原人，以应募击南诏而至播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谭其骧才提出异议，撰《遵义杨保考》，认为杨氏家族自以为山西太原人及杨家将之后皆不可信，杨氏乃川南泸南之罗族（今彝族），以与闽蛮争夺溪洞地盘而至播州。此说一出，震惊学界，谭氏亦自以为“可以发前人所未发，补旧史之不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杨端的族属，又有章光恺的白族说《播州杨氏族属试探》，章光恺撰《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4期、王兴骥的仡佬族说《播州杨氏族属探研》，王兴骥撰《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4期及《贵州古代史》之苗族说。而此四说皆立论尚嫌未充分，似不能代替传统所据之太原汉人一说。试缕析如下。

谭其骧认为杨端非太原汉人之理由主要有五：

一、杨贵迁“为（杨）业后之说不可信，则端之为太原人，亦不足信。”［7］

二、《杨氏家传》载，杨贵迁欲孝汉制南粤故事，出牂牁击广西邕州之侬智高，不南行，反北如泸，故谭氏以为“贵迁缘何如泸，今无由晓，要之其为自新郭返于故土则可知。”［7］

三、唐僖宗乾符三年时，播州未陷于南诏，“（萧）遘最早在（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九月以前犹官于播州，足证先时南诏之寇黔中，播州未尝复失。”［7］故谭文以为杨端复播不可信。

四、“同一复播，而杨氏谱以为为唐室讨南诏，罗氏以为助太汪击闽蛮，非昏蒙无识者不难立辨其真赝矣。”［7］

五、杨端复播，为当时丰功伟绩，然两《唐书》皆不载，可知此非事实。

本文以为，谭文籍以推翻杨端为太原人因讨南诏而至遵义的以上五条证据似尚有可商榷之处。

一、以为杨贵迁为杨业后不足信，所以杨端为太原人亦不可信，此种推论实在不合逻辑。对于杨贵迁为杨业之后的说法，确不可信，但不足以以此来推翻杨端为太原人之说。又，谭文以为“贵迁一生实在文广南行之前，迨至文广之‘持节’广西，贵迁已谢弃人世矣”，此点实有误，考《宋史卷十五·神宗二》载：“熙宁六年五月癸卯朔，播州杨贵迁遣子光震遵来贡，以光震为三班奉职。”［8］(P283)熙宁六年为公元1073年，文广持节广西当在仁宗皇祐至英宗治平年间，即公元1067年之前，说明文广持节广西时贵迁确在人世。

二、讨侬智高之事，杨贵迁讨广西之侬智高不由南反由北。杨贵迁是否参与平侬智高之事，尚无其他史料为证，若其为真，亦不无原因。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第叁肆篇之四《播州牂牁道及牂牁通桂、邕、安南道》载，由播州南渡今乌江至琰州至牂州至田州至邕州，为唐代之普通道路，即汉武帝时唐蒙所谓由夜郎制南粤之道。［9］(P1303-1305)然北宋初播州之南乃与杨氏为敌之少数民族所据，尤其以南部闽蛮势力最大，与杨氏之矛盾亦最深，此时杨氏之实力尚远逊于闽蛮，岂敢向南行军？而播州至广西邕州尚另有一道可往，即北经珍州、南州至江津县，沿江西行经合江、泸州至戎州，戎州南至昆明为唐代西南主要干道，沿此道中途折向东至南宁州（即今曲靖）经盘州即到达牂州，牂州至邕州一段则相同。此道至广西较远，然可会和四川军队，顺利通达，道路质量亦较优。此亦非谭文所言不可思议者。

三、唐懿宗咸通年间萧遘贬播州司马，证明其时播州尚有流官。《遵义府志》亦云：“黄震《古今纪要》：僖宗相萧遘，斥播州，道三峡，白帝呵之。考《遘传》云，遘贬播州司马。则是时尚有流官也。”［5］(P1221)《新唐书卷一百一·萧遘传》载：“于是（韦）保衡已为相，摭遘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马。道三峡，方迫畏不暝，若有人谓曰：‘公无恐，予为公呵御。’……未几，保衡死，召为礼部员外郎。”［6］(P3961)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载，萧遘贬播州司马在唐懿宗咸通十三年五月。如果此时播州为南诏所陷，则确实绝无贬播州司马之理。然此点不足以推翻杨端复播之说。本文以为，李鄠奔武州后，播州前后数遭战乱，无人驻守，虽其所有权还在唐王朝手中，然处于一种境外闽蛮、南诏侵扰、境内土著溪洞蛮夷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所以萧遘被贬，“迫畏不暝”，不敢至贬所。咸通十四年，南诏寇黔南，是否进入播州，不能确知，但即使进入播州，也当仅为寇略侵扰而已。直到乾符初年，杨端领兵入播。

四、“同一复播，而杨氏谱以为为唐室讨南诏，罗氏以为助太汪击闽蛮”，二说扞格。此亦可解释，杨端入播之际，所面对的主要对手有三，一为以自播州南境入侵之闽蛮，二为边境寇略之南诏兵，三为播州境内溪洞之蛮。此时三者以闽蛮势力最大，故罗氏谱以为击闽蛮而来，此据播州之实情而言；杨氏谱以为杨端抗击南诏而来，盖杨氏据其行军之目的而言，故有此异。

五、“（杨端复播）此耸世之丰功奇迹，史官必大书而特殊之，何以《两唐书》只字不及？此理之不可通者。”［7］则似有理而不可通，盖史实而史籍失载，无代无之。如南诏大中十三年攻陷播州一事，史籍即有异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曰：“旧《纪》、《实录》今年皆无陷播州事，惟新《纪》有之。”［10］(P8078)以此类推，杨端复播两《唐书》失载便不足奇。且唐末中原鱼烂，唐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以至中原尚不可保，杨端复播何足以“丰功奇迹”论之，更何况杨端入播时实力微弱，尚不能对播州地区实施有效控制。

谭其骧的观点发表后，在杨氏土司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之后章光恺的白族说、王兴骥的仡佬族说及《贵州古代史》之苗族说，虽观点与谭其骧稍有不同，但无不受其启发与影响，在本质上认为杨氏为少数民族也是别无二致的。以上三说，王兴骥之仡佬族说最后出，考辨亦较详实，以为杨氏非汉人之理由有四：“其一，从宋朝以来的史书有许多称播州杨氏是夷族的记载。……其二，明代播州杨氏的汉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朝廷仍把他们当少数民族对待，对他们加以特殊照顾，皇帝的诏书明确称其为‘夷人’。……其三，在封建社会，汉族官僚文人把少数民族视为异族，宣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蔑视、排斥少数民族，使得少数民族，尤其是上层人士，往往讳言其为少数民族。……其四，一些少数民族大姓请文人学士所撰之家传，多据主人自述，也是隐恶扬善，多所卫护，致有把少数民族改为汉族者，因此，这类家传多不可信。”综观以上四条反证，尚可商榷。杨氏偏居西南一隅，南宋之前，杨氏为求自保，渐渐夷化，更兼播州本是蛮夷杂处之地，中原政权与之地域远隔，自然不暇亦不能、不必对杨氏之族属加以确切认定，不过随其周围之情势和蛮夷聚居之地域特性加以认定而已，之后约定俗成，渐为后人沿用。大小蛮夷酋长之家传，诚然多有讳饰篡改以抬高其身价者，若参比史实和该族实际发展情形而无多舛悖者，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以先入之成见而贸然断定。

今考以杨端为太原人击南诏一说，正史中首见于《元史》，主要纂修者宋濂即《杨氏家传》之作者，可信度被质疑无足怪，但明朝之前，早有此等记载。元代程钜夫《雪楼集》载《忠烈庙碑》云：“杨氏世系太原，唐乾符初，赠太师讳端者，宦游会稽，后客长安。适南诏陷播州，大为边患，有旨募能安疆场者，太师慨然自效，遂命为将，以复播州，威畅恩融，夷夏畏服，因领其郡。”［11］据《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钜夫传》载，程钜夫生于南宋理宗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卒于元仁宗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则元初已认定杨端之籍贯为山西太原。新中国建国后，杨粲墓等杨氏墓葬相继被发掘，为杨氏家族研究提供了新的便利，其中尤以一批墓志与杨氏家族史密切相关。迄今出土的最早墓志为《杨粲神道碑》，碑文因年代久远，仅存四分之一，以存者看，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原始资料。现存碑文前云：“（缺）祸裂，上赖祖功宗德，人（缺）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烽警，求其（缺）秦潞二王为节度使。思权死，弟勉得旨出家（后略）”［11］文中“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烽警”一句，当即指杨端退南诏之事。杨粲碑刻于南宋淳祐年间，当非无据。又南宋末《杨文神道碑》载：“忠烈及忠显尝面命之曰，吾家自唐守播，……累世恪守忠节，吾老矣，勉继吾志，勿坠家声，世世子孙，不离忠孝二字。”［2］此等记载皆可与《家传》叙述相吻合。

按两《唐书》皆载乾符元年击南诏募兵地区为河西、河东、山南西道、东川，《资治通鉴》无河西。据两《唐书》，太原府属河东道，则杨端为太原人不无可能。

杨端之族属与其籍贯紧密相关。若杨端为山西太原人，则当为汉族。又田玉隆《贵州土司史》认为：“播州杨氏，迄杨昭应是当地少数民族，如与杨氏相依为命的谢氏，魏晋以来是贵州少数民族大姓，以新旧《唐书》知谢氏势力很大，常与杨氏联婚，故杨氏称谢氏为‘舅氏’，从旁说明杨氏是少数民族。”［12］(P730)此处论断亦值得商榷，即“播州杨氏，迄杨昭应是当地少数民族”，杨氏自外迁来播州，古代史籍与现代学者皆无异议，不知作者有何依据。同时，以杨氏联姻少数民族之谢氏，即断定杨氏也为少数民族，太过武断。

从自南宋中期以来的较可靠记载，如从杨粲、杨文神道碑中之忠孝思想，与杨氏后世所恪守的家族族风，如《平播全书》卷十四李化龙《与杨监军书》：载“安、杨二氏，原世为敌国，安曾求亲，杨氏不从，求以女嫁之，亦不从。盖自负为太原诗礼旧家，而安为猡鬼，耻与同盟也。”［13］(P475)所以，传统所言杨氏出自太原之说，在无可靠反证的情况下，仍可沿用。

据两《唐书》，杨端应募，在乾符元年冬至二年春之间。其所统军队，不超过千余人，因《全唐文》卷八十七唐僖宗《答高骈请停差发三道兵士诏》云：“其河东一千二百人。”［14］(P397)其行至播州的准确时间，《遵义府志》定为乾符三年，与两《唐书》、《通鉴》所载唐王朝与南诏关系史实大体相合。杨端入播以后，对于播州本境大族土豪，修好结援，“驻军高遥山，据险立寨，结土豪臾、蒋、黄三氏，为久驻计。”［5］(P952)对于闽蛮与南诏兵则是以武力击退，“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5］(P952)此处“蛮出寇”当即是入侵播州之闽蛮与寇黔南之南诏兵。若此时播州为南诏兵所据，则杨端以数千里跋涉之少量疲兵，似无击退蛮敌之可能。

杨端播州刺史一职，《遵义府志》认为是杨端自署。而据《全唐文》杜牧《黔中道朝贺牂牁大酋长等十六人授官制》：“敕黔中道朝贺牂牁大酋长、摄充州刺史赵琼林等。（略）玉帛以将厚意，阶级以峻等衰，各服宠荣，无忘恭敬。”［14］(P3444)此文作于宣宗大中五年至六年之间，则杨端之播州刺史一职为朝廷所授，亦合情理。且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云：“播州为黔中区最西南之正州。”［9］(P1303)地位较羁縻之牂州为上，咸通十三年尚有播州司马一职，又《遵义府志卷十·古迹》载平播后绥阳掘得汉尹珍讲堂碑，上题“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5］(P319)广明元年在杨端入播后数年，其时播州尚有司户之官，则杨端刺史之职为朝廷所授可能极大。又明万历年间茅瑞征所撰《万历三大征考》与同时瞿九思所撰《万历武功录》并载杨端武略将军一职，此与播州刺史一职情况类似，若杨端为朝廷所授，也有此可能。至于安抚使一职，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云：“唐代为临时派遣往各道之大臣，非常设。中期以后，各道皆有节度、观察使，即不复有此称。”［15］(P58)则可确知绝非杨端生前所获之职。

三、结论

陈寅恪云：“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16］(P308)此为治民族史之确论。然而，杨氏属于西南夷族，抑或中原汉族，于其发展历史中身份角色之确立与文化取向之自觉依然有着重要关系。黔北杨氏土司其对汉文化之自觉推崇与其统治区域汉族文化之兴盛，为周边土司所不及，既已成为学界之公论，而关于杨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种种新论尚无可靠资料支撑，似当依然承认以下结论：

一、在无可靠反证的情况下，杨端之籍贯与民族仍沿袭传统记载，定为山西太原汉人。

二、唐僖宗乾符初年，杨端入播，所统军队最多不超过千余人。

三、乾符二年，朝廷应高骈之请，止河东兵，杨端乃帅其乡人上请于朝，入川，而西川战情缓和，乃领军折而向东南，进入播州。入播后，杨端交结播州当地大族，击退闽蛮与南诏兵，并与南诏纳款结盟。后“谕以威德，縻以恩信，蛮人怀服”，在播州站稳脚跟。

四、杨端据播后，当时唐王朝已风雨飘摇，乾符年间黄巢已大举叛乱，杨端于是逐步巩固势力，取得长久统治播州的权力。

伍、杨端据播期间，境内溪洞蛮夷分立，南境又有闽蛮侵扰，所能统辖者仅播州北境之一部分领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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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化龙.《平播全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14］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老人引杨氏篇4

【关键词】四川杨氏骨科流派；骨伤内伤学；中医正骨手法；杨天鹏；周太安

周太安主任，系四川杨氏骨科流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前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第3届理事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外固定学组委员，《中医正骨》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骨伤》编辑委员会委员。周太安主任继承和发展了杨天鹏中医骨伤科学术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周氏中医骨伤内伤学理论和正骨手法。周太安主任结合现代医学检查手段认识骨伤科疾病，丰富了中医骨伤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并对正骨手法进行归纳、分析、分类和简化型研究，为骨科手术人工智能、外科机器人手法复位等提供了理论支持［1］。笔者有幸于2004—2005年跟随周老学习，聆听教诲，获益颇多，现将周太安中医骨伤科学术思想整理如下。

1周氏骨伤内伤学理论

1．1周氏“正气邪气学说”杨天鹏认为，天之三宝为日、月、星，人之三宝精、气、神［2］。《黄帝内经》提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受中医理论的影响，周太安主任提出了“正气邪气学说”，认为骨科疾患以慢性劳损居多，与生活环境、时令节气、工作性质、年龄、体质等相关，也与正气的强弱有关。周太安主任在治疗老年肱骨外科颈骨折、股骨颈骨折、老年桡骨下段骨折等疾病时，发现多数患者有骨质疏松、骨量减少的情况，分析老年骨折患者正气本虚，不耐外力而致骨折，提出“骨质疏松性骨折”概念。治疗上，以补肾活血为纲。

1．2周氏“首重气血学说”但凡伤科疾患，“气血”为要，受杨氏“三通”理论［2］的影响，周太安主任认为气血以通为顺，气行则血行，跌扑闪挫，必伤气血，血凝则气滞，故用药或施用手法时须注重调畅气机，代表方剂有损伤活血方，并创立代表手法“向心性推法”。向心性推法是指对肢体远端损伤部位由远端向近心端施行推法，其可消除肿胀、畅通经脉。

1．3周氏“治伤重在固肾学说”《黄帝内经》言“肾主骨”“肾生骨髓”“肾者，其充在骨”。周太安主任认为，治疗骨折、筋伤、骨病等骨伤疾患，重在固肾（补肾填精），常用补益肝肾药，如熟地黄、山萸肉、杜仲、淫羊藿、巴戟天、狗脊、枸杞子、续断等，并配伍紫河车、鹿茸、海马等血肉有情之品增强补肾作用。

1．4周氏“治伤温通为先学说”周太安主任谨遵杨氏“治伤切忌寒凉，温养方能通痹”理论［2］，治疗骨伤一般以温通为先。《黄帝内经》：“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又言：“气血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而不行，温则消而去之。”遣方用药时，周太安主任常用巴戟天、肉苁蓉、鹿角霜、鹿茸等内服以温肾助阳，用川乌、草乌、麻黄、细辛、肉桂之品外用以温通经络。

1．5周氏“顾护脾胃学说”中医认为，脾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李东垣《脾胃论脾胃盛衰论》曰：“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周太安主任注重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尤其重视调理脾胃，常用党参、黄芪、豆蔻、山药、白术、茯苓、陈皮等药物。

2周氏中医正骨手法

2．1周氏对传统中医正骨手法的再认识

正骨手法是中医的精华，但各家学说对正骨手法的表述和认识不一。周太安主任实事求是地阐述了正骨手法的现状，重新界定了正骨手法的界限和纳入标准［1］。周太安主任认为手摸心会（触摸法）不应归于正骨手法，而应归于诊法的切（按）诊法；推拿按摩应归入理筋手法中；气鼓是办法而非手法；正骨手法的传统归纳分类有不合理之处，存在基础手法与复合手法混淆不清等问题；正骨手法是指基础手法，而不是过程手法。

2．2周氏对传统中医正骨手法的简化和分解

在三维空间中，物体的运动可以看作是在X、Y、Z轴上运动的合成。周太安主任将此原理运用到正骨手法中，认为正骨手法的实质是在远近段骨外力的作用下使骨产生相对位移，位移的目的是恢复远近骨折端的正常解剖关系。骨折断端的相对运动不外乎轴向运动、绕轴运动及侧向运动，施行手法者的力也可分解成轴向用力、旋转用力及切面侧向用力。轴向用力手法包括牵引、触碰，旋转用力手法包括旋转屈伸、摇摆、回旋等，侧向用力手法包括提按端挤、夹挤分骨等；轴向用力分为反向用力（牵引）和对向用力（触碰），旋转用力分为绕轴旋转（绕法）和绕端旋转（折顶），侧向用力分为对向用力（端提／合骨）和反向用力（分骨）［1］。周太安主任对中医正骨手法进行简化和分解，以简驭繁，便于教学和学术交流，并为外科机器人手法复位提供了理论支持。

2．3周氏中医正骨手法的诊疗特长

周太安主任从事临床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40余年，致力于抢救、继承、挖掘、弘扬和发展杨氏中医骨伤科学术思想，临证强调整体观，提倡内外同治，尤其注重手法研究与应用。周太安主任在诊疗过程中常用对比法，如对比健侧与患侧的皮肤肿胀程度、皮肤温度、肢体长短等，可简单有效地诊断为小儿髋关节半脱位。周太安主任认为，骨折手法复位程序一般是逆受伤机制的过程［2］。正骨施术前，应该仔细分析受伤机制、骨折移位情况、软组织与骨的空间相对位置、阻扰骨折复位的因素等，临证治疗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以桡骨下端伸直型骨折为例，分为骨折断端重叠移位，骨折远端向桡侧和背侧移位3种情况。“欲合先离”（即拔伸牵引）是针对受伤机制的逆过程（即成角折顶）采用的方法，周太安主任认为骨折治疗应注重“欲合先离”。彭志贵等［3］采用手法整复小夹板固定治疗Colles骨折取得良好效果。

3小结

周太安主任长期工作在基层，了解患者的疾苦，对中医正骨手法的认识独到，善于总结、归纳与创新。笔者从正气邪气学说、首重气血学说、治伤重在固肾学说、治伤温通为先学说、顾护脾胃学说5个方面简述了周太安主任在中医骨伤内伤学的诊疗心得，仍觉未能完全领悟周太安主任中医骨伤内伤科学术思想，未来需要更多传承人不断地总结、挖掘、发扬中医骨伤科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壮大中医骨伤科事业，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参考文献

［1］周太安，潘良春，屈本君，等．正骨手法的现状和探讨［J］．中医正骨，2002，14（2）：43－44．

老人引杨氏篇5

走出乡村、走出国门

坐落在温县城东青风岭上的陈家沟有2500多口人,这里就是像谜一样吸引着世人而闻名天下的“太极圣地”。有句顺口溜说:“喝喝陈沟水,都会蹬蹬腿。”意思是那里的人都会来几手太极拳。今天,陈家沟的不少村民都会起来晨练,上至鹤发童颜的老者,下至四五岁的孩童,拳脚起落处,衣襟飘飞,如行云流水一般。陈家沟是陈氏太极拳的起源地。现在,它所在的温县练拳人数达10万多人。而整个焦作地区有80多万人练习太极拳,武馆、学校50多所,基层协会200多个。2007年10月,温县被命名为中国太极拳发源地,陈氏太极拳也已进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过去的广府古城,如今也是一派兴旺的景象。现在的永年县约有70%的民众习练太极拳,太极拳已成为民众普及性的健身活动。永年太极拳因其舒展飘逸、浑圆深沉、动静有度、刚柔相济等特点,备受海内外民众青睐。2006年,永年杨式太极拳被国务院确认为部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式太极拳被省政府确认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太极拳,作为一种技击术是相当特别的,动作轻柔缓慢,让人不敢相信这种拳术能把对手击倒。然而在太极拳里面蕴涵着深奥的拳理,甚至成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部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太极拳是呼声最高的奥运表演项目,在评选中得票遥遥领先,比其他项目的票数多出近50个百分点。因为太极拳最有文化内涵又最有中国味。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民族文化都在交汇、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太极拳也随着更加开放、更加有胸襟和眼光的传人,不仅走出乡村,而且走出中国。

从河南省温县大山深处走出的陈式太极拳,如今爱好者已遍布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目前以中国为核心,以韩国、东南亚、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为中心,并逐渐向非洲、中美洲等国家地区渗透辐射的太极拳传播网络初现雏形。现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太极拳组织。国际传统文化协会的主席,陈氏太极拳传人郑旭东说,“与很多太极拳的洋弟子一样,自己所教过3000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洋徒弟,现在多数都已成为陈氏太极拳在国外的义务推广者。”因为他们都深受这种独特的拳术的吸引。

杨氏太极拳第四、第五代传人并没有停止脚步,而是继承祖传,著书收徒,将太极文化传遍全国及世界各地。1926年出生的杨振铎是杨露禅的曾孙,现任太原市武协副主席、山西省杨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1985年9月,杨振铎前往新加坡参加太极观摩大会,并应邀上台表演。他以精湛流畅的拳法征服了观众,并答应新加坡有关方面举办3个月的太极培训班。如今,新加坡已将太极拳列入学校课间操。

而作为杨振铎侄外孙女女婿的傅钟文也是太极国际化的重要推手。曾任上海市武协副主席的傅钟文先后在1950、1960年代出版了《太极刀》、《杨氏太极拳》等书,并译成日、英、法、德等文字在国外发行,并同儿子傅声远在上海为中外人士教授太极拳多年。傅声远在澳大利亚定居后也往返于日、澳、新加坡等地授拳。

进一步脱离门户之见

要将太极拳进一步发扬光大,需要新一代的传人进一步脱离门户之见。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杨露禅可以说是开拓者。

杨露禅名福魁,出生于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祖籍永年县阎门寨人,后移居广府南关,以推车卖水维持生活。杨露禅从小酷爱武术,始学洪拳。一次,他推着煤土,从城里西大街太和堂药店门口前走过,见一地痞到店里寻衅滋事,与掌柜争执起来。地痞举手就打,掌柜用手轻轻一拨,那恶棍立刻跌倒在街心。杨露禅看得真切,心里十分仰慕,就托人找关系到太和堂药店当伙计,其实是想学此武艺。那位将恶棍掀翻在地的掌柜也并非毫无来由,他是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德瑚。陈德瑚见年轻人杨露禅诚实、吃苦、耐劳,就教了他一部分太极拳。杨露禅对学拳聪敏、悟性高,陈德瑚逐渐发现自己教不了了,就索性将杨露禅介绍到陈家沟拜陈长兴为师。

在一些太极拳题材的影视剧中,杨露禅去陈家沟学拳被描述为“偷拳”――扮作乞丐等偷看陈氏族人习拳而得――这种说法有戏说演绎的成分,历史上杨露禅的确是由人介绍去学艺的。

杨露禅到陈家沟后,学艺心切,寒暑不辍,朝夕苦练。此后经过比武失败后再学、再比再学的3个6年,他将“绵拳”的沾、连、粘、随之法,行功运气要领,连同杆剑刀棍融会贯通。18年后,杨露禅终得太极真谛,将此拳带回永年广府。

杨露禅回家后,并不遵循陈氏太极“只传内,不传外”的古训,而是在家乡推广太极拳。就在太和堂设立拳场,以授拳为业,“从者甚众”。杨露禅的拳艺愈加精进,并对陈氏招式进行了多处修改,创造了一套108式的杨氏太极拳套路,使得太极拳在永年牢牢地扎下了根。

“杨露禅并没有门户之见,思想比较开放。”永年县文体局杨清顺说,“到了晚上,武术爱好者就去找杨露禅切磋,所以也没有不传谁的说法。”

太极拳真正声名大振是在北京,这也为太极拳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起因是一家镖局丢失京城瑞王府托运的镖银,杨露禅受邀向对手讨回了镖银,从而威震京师,并被王府聘为拳师。其间又挫败了许多比武者,杨露禅也因此被称“杨无敌”。

太极蜚声北京之后,王公贵族纷纷递帖学艺。杨露禅考虑到当时八旗子弟的身体素质和健身目的,重新编排了套路,削减了高难招式,缩小动作幅度,使之适合穿长衫、留辫者练习。

学界评论说,杨露禅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杨氏太极拳,并由民间步入皇宫,再由皇宫弘扬于民间,极大的提高了太极拳的知名度、促进了推广普及。

挖掘文化内涵

太极拳的海外推广,还有赖于对其中文化内涵的挖掘。

郑旭东说:“随着中国功夫电影在国外的流行,中国武术逐渐被认识、接受,那时在他们眼里学武术的目的就是有一天能像李小龙一样所向披靡,可事实上这不是真正的中国武术精神。现在每次上课时他们会问类似‘老子思想和太极拳有何相通之处’等比较深刻的问题,不少外国学生都已由痴迷拳脚功夫转变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在太极名家看来,太极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紧密相连。杨氏太极的第五代传人,现任中国武术协会教委会委员的杨振河说,“太极拳是含蓄、中庸的文化,内在不显于外。

“开始练动性,有功夫以后以静带动,动不外显。最后全是意念,好像呆滞一样。其实此时,你的动劲全在‘静’里面。”

在40年专业的习拳、教拳生涯中,杨振河摸准了太极的四层境界。

他说,第一层还是从练习套路开始。等到周身运动摆脱僵硬、逐渐步入浑圆一体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练习太极推手了。

推手时双方必须保持手臂沾连不脱,在互相粘随的运转中动摇对方重心。推手禁用腿法,也不准使用摔跤、擒拿、击打等方法。它是一种彼此制约、掌握平衡、刚柔相兼、别具一格的对抗运动。

第二层境界是按照太极阴阳图练习身体的大松大放,开合有致,“必须通过这个过程让自己身体有个认识的过程”。

如果周身运动已经接近混沌状态、动静随人,就达到第三层境界了。

杨振河说:“第四个境界就是道家的思想,你已经没有进攻的欲望,但是只要你打我,你就会吃亏。”

文化与商业

在杨露禅故居,太极拳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方民风。

“太极拳讲究不偏不倚、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有矛盾就要化解。”他说,“太极拳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元素,中国的道教、中庸思想、中国的人文性格。”66岁的武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翟维川也肯定练习太极拳对民风的作用。他对记者说:“在广府,邻里都很合得来,吵架都很少。”翟维川之子及其外甥皆习太极。他也说,在现在经济社会中,广府人练太极拜师学习技击的少了,强身健体者多。

时间进入21世纪。经济大潮下的永年县也正在抓住契机,依托太极拳传统,开发太极产业。现在的古城百姓需要面对的是传统与现实的和谐共存。从1991年起,永年就召开“太极文化投资贸易洽谈会”,试图挖掘太极文化的经济意义。2004年开始,永年县又大力实施4421工程发展太极产业。办《太极》杂志,编纂《永年县太极拳志》;确立“中国永年太极拳邀请赛”和“永年县年度太极拳比赛”两项固定赛事;培植和形成太极品牌产业。

当地的太极旅游也处在发展阶段,近几年游客才逐渐增多,每年以约20%的速度递增,今年到广府的游客约有40万人。但是即便如此,广府人还是平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走在城中街道上,看不到有人向你推销纪念品,城中旅店客栈也不多见。要买纪念品吗在城中是没有的,只有到杨露禅、武禹襄故居去买。这其实就是太极文化很好的体现。

杨振河说,道家理论说的是通过练太极修心养性。如果心态暴躁,非要出手打人,就不是和谐。“练太极拳要求全身没有凹凸,达到自然的境界。这样才能既保护自己,又防止对方进攻。练得不和谐,非要去吃掉人家,又谈何容易呢。”他说,这与一个国家一样,如果没有经济后盾,就没有底气,硬要和谐而不可得。“我们搞经济要动心机、要算自己的账,但也要给别人生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别人能存在你也能存在,这样你有我也有。”

作为生意人,周经和习练太极已有十年了。他是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他说“太极拳文化元素就是以柔克刚。在做生意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