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概论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女性；女性主义；女性写作

任何一门学科，其核心内容都由一些关键问题所构成。同时，研究任何文学文本、关注任何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所生成的意义，也必然要依赖一定的思想框架，因此，批评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所谓“原意”的真正追寻，而只能是“误读”。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与中国的女性、与中国的文学现实相遇后生成的文学批评，其文化积淀、现实处境、具体目标功能都与西方都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在批评实践中所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些基本的、特殊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一、中西方对“女性”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女性是什么?在西方男性独霸学术界的传统里，女性历来被看做是处于边缘化的“第二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感谢主赐给他恩宠时说，第一，他生下来是自由的，不是奴隶：第二，他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先哲的心目中，女人就是这样被划为了“第二性”。总之，一句话，女人就是为男人服务的一个工具，是一个附属品。

经验论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Gubar)在她们合写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的绪言里，从语言的发展对男权与男性性征进行了论证。她们认为：自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父系的文学创作理论依附于基督教的创世说，神话了男性作者。因此，如果创作是男性的行为，那么男女两性的主、客体地位也就确定：男性是积极的、主动的，女性是被动的、接受的。在这种解释下，创作的作品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而且还是权力的象征。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西方女权主义者不满于女性所处的边缘被动处境而纷纷奋起抗争，从理论的层面寻找出女性的自我身份。1949年11月，西蒙·波伏娃出版了被后世的人们尊崇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成为新女性主义高潮的理论指南。

在波伏娃看来，女人的“第二性”地位是历史的长久演变而造成的，男人利用生理、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及文学等各种手段，塑造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把女性置入到一个附属的地位。在波伏娃看来，男人按他们的愿望将女性视为“偶像，仆人，生命之本；又是魔鬼，阴谋家，搬弄是非的人，骗子。她是男人手中的猎物，又是毁灭他的祸根。她意味着他不曾有，但又特别渴望的一切”。因此，女人虽然是天生的，但是女人身为“次等性别”的地位却是后天造成的。

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完成了她的《女性白皮书》一书，标志着她个人生命和对女性思考的一个转折点。弗里丹提出了有名的女性“第四维形象”的概念：除了婚姻、家庭、为母之道以外，女性理所当然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社会。号召女性为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而奋斗。

1970年，凯特·米利特出版她的《性政治》一书。在米利特看来，不管人们在这方面保持何等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状态，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权力概念。米利特试图赋予愤怒的、受压抑的一代女性一种声音，以唤起女性同胞的反抗精神，号召女性要反抗男权社会，做时代的“新女性”。

如果说以上三位女权主义者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给女性正名的话，时隔不到30年，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法国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依丽格瑞和西苏，她们对“女性”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把女性作为一个自然产生的、人人接受的意符，实际上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又一次建构，所以对“女性”概念必须解构。

西方这些“女性”概念到了中国得到普遍的接受，但是其中又出现新的解读，在西方男权社会制度下，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是处在社会的边缘，女人就是无，就是空。因此女权主义者要改变这种状态。要给女性正名，试图阐释女性并不是社会的附属品，女性应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但是在中国，除了政治上已经解放了女性以#t-，女性同胞自己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女性身份的边缘问题。边缘一方面意味着女性对男权社会无能为力，另一方面页表示着女性不受拘束，意味着女性对现有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可以不予接受，空无是自由的代言。由此可见，“女性”这个概念在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哪里，意义已经发生了新的转机，产生了新的功能，女性身份的边缘性成为女性抗拒男性社会的有力武器，面对沉默的女性，男权感到一种深不可测的危机，而女性在沉默中自由地放飞思想。

二、中西方对“女性主义”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在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指女性的社会平等与个性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泛指欧美发达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它的思想根源于20世纪初期的妇女解放斗争(极力倡导“妇女参政”的斗争)，所以带有明显的白人上层妇女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当时被翻译为“女权主义”，据克里斯特尔的~90年代最新知识词典》，也可以翻译为“男女平等主义”或者“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等。

出于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学者从自身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原有的“女权主义”的定义太狭隘了。1983年，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提出了抛弃“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代之以“妇女主义”(Womanism)。她将“妇女主义”定义为“献身于现实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

在中国，“五四”时期，经日本中介传到中国，最初定名为“女权主义”，显示出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近年来一些学者了解到这一理论的发展以后，认识到原有翻译的欠缺，为了强调女性的视角，将其改译为“女性主义”，总的来概括“女性主义”主要表征一种政治态度或文化立场。女性主义是女性们代表一个“集团”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它的思想更直接指向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和文化，也指向文学和艺术。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层次的加深。女性主义涵盖并超越了两性的权力关系，更加关注性别冲突的多层次内涵，这是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一词的原因。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产物，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当女性主义思潮和它的变种在20世纪不断涌人中国时，当中国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这些影响时，会不可避免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所以在西方的女权思想传人中国之后，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所产生了变异，而变异的结果就是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不愿认同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即使个别几经周折才确立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的学者，如戴锦华教授，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她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又特别强调自己的“不咬人”的女权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怪异的而且耐人的现象。

通过上个世纪之处的引入与译介，人们对西方世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男女平权的思想并不像在100年前那样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陌生。显然，西方的女权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后，又随时代的变迁，产生了自身的变异。变异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变得非常温婉，很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在众多概念的取舍中，由以争取权利为中心、在汉语中较为激进的“女权”，到张扬女性特征的“女性”的衍变，与我们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中华民族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是一脉相承的。

三、中西方对“女性写作”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实践和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一大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照耀下，自觉地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文学创作，她们的文学实践对丰富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出自于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这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从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西苏的文章翻译进来，这一概念就在国内引起了高度兴趣，并被作为女性意识的表达方式而加以实践。不幸的是，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看起来有将女性意识本质化之嫌，其实似是而非，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在给西苏的《新诞生的妇女》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对此予以了辨析，她说：“一些美国及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对于生物本质主义的任程度的强化，而西苏的‘女性’或‘女性写作’的概念有时看起来正是如此，但作为《新诞生的妇女》一书的读者，我们将会发现，作者本人是批判持续不变的性别本质这一概念的。”

西苏认为想预料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的，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处于复杂得难分辩的古老文化规定的网络之中，孤立地谈论女性，正如谈论男性一样，无法不陷入意识形态的场所中，在这场所中，表现、表象、映象等的增殖预先消解了任何概念化的企图”。在西苏看来，女性写作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性别作为划分依据的。西苏原初的“女性写作”包含男作家，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提到了男作家让·杰内特的《盛大的葬礼》。

到了中国，我们讲的女性写作一般态度就是女作家的创作。这一现象说明西：Zr的外来概念传到中国发生了某些变异。中国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写作”的接受，可以说就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主义的误解之上。“女性写作”一词在国内使用频率很高，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其实所知甚少，这与国内对于西苏介绍的片面有关。

《共和国文学50年》中明确表述：“‘女性文学’或日‘女性写作’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到本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在中国内地获得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内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和接受。”

中西方文化概论范文篇2

关键词田汉文学理论问题意识学科建制史

作为现代性的学科知识的专门生产，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西方学科体制的东渐。一本文学理论教材凝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思考方式和文学研究模式"在新世纪初重新书写文学理论时，回眸文学理论建制之初人们的文学思想及其书写模式，对于推进今天的文学理论教学、文学思想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教材的重构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里，选取了20世纪2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田汉的《文学概论》作为剖析的蓝本，分析八十年前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并发掘其当代意义。

一

问题意识构成了文学理论的整体布局和理论框架。问题意识从作者所拟定的文学理论论题显现出来。田本《文学概论》篇幅较小，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上编为文学的本质，下编为社会的现象之文学。上编为五章，分文学的定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的要素，文学与个性，文学与形式。下编分析文学与社会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联，分为文学的起源，文学与时代，与国民性，与道德的关系。

田本的理论问题和许多思想细节直接来源于日本人木间久雄的《文学概论》。木间本《文学概论》中译本1925年由章锡琛翻译出版"此后作者加以修订，增加了第三编文学各论和第四编文学批评论，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新版译本"对照田本和木间本《文学概论》目录，发现除了把木间本第一编第三章“美的情绪及想象”改为“文学的要素”外，田本的目录与木间本的第一、第二编完全相同"田本初版于1927年，可见，田汉借用的是木间的初版。田本的文学理论问题框架影响了当时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的一系列文学概论教材，如1930年出版的陈穆如著《文学理论》!1931年出版的曹百川著《文学概论》!1932年出版的赵景深编写的《文学概论》!193《年出版的陈君冶的《新文学概论讲话》，这些《文学概论》在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上与田著基本相同。木间本和田本的理论问题和许多观点又来自英国人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1924年出版中译本)，比如前者的文学的普遍性!个性!悠久性三大特性以及文学的情感!想象!思想和形式四要素都来自温本"由此可看出一条文化脉胳。

分析田本的问题意识，可以看出，作者把眼光投向文学本身和文学的社会关联，还没有形成文学活动的整体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问题还没有进入论题，文学内部的细节如文本、文类、修辞、流派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分析，文学与媒介、文学与消费、文学与性别等新问题更没有出现。因此，可以认定，这是草创时期文学理论问题意识比较粗浅的表现，文学理论问题域的复杂性还没有展开。比如文学的要素，作者认为是美的情绪、想象和思想。本书显得简略粗糙，这三大要素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一切艺术审美活动的共同特征。另外，作者拟定的有些问题具有特定的时代性，比如文学与时代这一问题现在的文学理论不再谈论，原因是长期以来，文艺社会学模式占据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主导地位，文学与时代的问题转入文学与经济，与政治，与宗教，与哲学等文艺社会学研究中。应该说，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仍然在研究，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再如文学与国民性显然是时代性的理论命题。国民性的提出与19世纪科学文学观有关，也是中西文化冲突时期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作者引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言论予以论证，正表明了文学理论的文化政治性。

面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文学理论问题域，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文学理论应该研究哪些问题？文学理论的问题是永恒的还是变化的？今天的文学理论问题意识应如何表达？综观百年学科历程，1949年以前的文学理论处于草创时期，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还未定型，此后很长时期文学理论为政治所干扰，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才走上了常规的知识增长和学术演进之路。这里，我们选取两本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教材看文学理论问题意识的进展。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代表了新时期思想重新开放后的文艺学研究成果。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表现了新世纪对于文学理论思维模式的探索。以童本为例。第一编导论，讲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要旨。第二编文学活动，第三编文学创造，第四编文学作品，第五编文学消费与接受。可见，作者拟定的问题是从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出发，按照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说，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维度展开文学活动的流程，这种叙述模式表明中国文艺学界开始从注经式研究转换到文学活动本身，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开始形成。再看南帆本文学理论。共四编：第一编文学的构成，讲文学的再现、文学话语、作家、文本、文类、叙事话语、抒情话语、修辞、传播媒介，为文学本体研究，作者力图论及文学的各个层面，是对文学文本的静态分析;第二编历史与理论，讲中西文学历史形态;第三编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学与其他思想文化的关联;第四编，批评与阐释，是文学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结合西方新近的美学思潮谈文学接受和批评问题。可见，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逻辑几乎都进入文学的理论视野。

从比较对照视角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是变化的，人们对文学现象的思考是越来越深入细致了。但是，文学理论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边界的，所有问题的根基就是文学本身，所有问题都应围绕文学这一现象展开，应致力于阐释文学这一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不论问题意识是复杂还是简单，文学理论须把握四点，一是历史，二是现实，三是文学本身，四是文学关联。第一，今天的文学思考应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第二，文学理论的生长点是文学的新现象，文学理论必须面对当代的文学现实;第三，文学理论必须揭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性;第四，文学是社会现象，应把文学放在社会系统去考察。把握这四点，文学理论的问题域就可明了，但这四方面只是骨架，其具体阐释空间是无限的。

二

田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先拟定问题，然后主要以西方文献展开论述。细看文本，整体来说，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作者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解决比较粗浅。整个上编就是谈文学的特性和要素两个问题。第三章作者把文学特性界定为悠久性（permanence）、个性（inpidual）和普遍性（universality），悠久性是指文学的超时代超民族性，文学的个性来自作家本人，普遍性指的是文学情感的恒久性，三种特性的根基是情感，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是表达作家的情感，这一观点来自西方古典文学思想，如康德、浪漫主义和托尔斯泰等。第四章文学要素论述了情绪、想象和思想，第六章文学与形式接着论述文学的要素。作者对文学特性和文学要素的揭示之所以显得粗浅，是因为这揭示是一切艺术所共同具有的，它们只说明了文学的艺术性，而文学的语言性并没有被揭示。这也与作者所援引的思想材料有关，作者引述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爱迪生的想象理论，还大量引用当代美学家鲍桑葵、桑塔耶那等人的思想来解释文学现象，但这些思想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美学层面而没有深入具体的文学问题。可见，文学理论的自觉意识还没有明确。第五章详论文学个性。作者认为，文学是作家情感的呈现，作家本人的情感风格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个性和差异，对作品的欣赏就是回到作家本身，回到作家写作时的情感体验。这就是传统传记批评和早期解释学的基本主张，是作家本体而非文本本体或读者本体。大体而言，对于文学理论的每一个问题，作者引用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予以阐述，而没有揭示文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是草创时期学科建制的基本特征。

但草创时期的探索性也给文学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能。比如，本书对于文学的普遍性、个体性、共通性的规定就很有价值，在后来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那里，这一问题反而被遮蔽了。再如文学的社会功能，作者认为是使“生活深刻化，生活意识更坚强，感到社会的幸福”，这一看似不精确的诗意化的文学社会功能的表述比后来的文艺学教材中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功能更具哲学意味。在文学与形式这一部分，作者论述了文学语言的暧昧性、精确性、文学语言与文体分类、文学语言与情绪和思想的关系等问题，虽然比较粗浅，但开启了文学的本体研究。在后来很长时间，文艺社会学模式主宰了中国文学研究，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成为文学理论的主题，文学文本被遮蔽，这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学的内转，但这种转向仅仅是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语言及其与审美的关系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今天的文学理论应该在田本《文学概论》的基础上接着讲。当然，作者对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一些疑问，比如作者引用孙中山的观点，认为民族主义的保持要靠土语文学即民间文学，而不是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学。今天看来这一观点有待商榷。民族性的表达和凝聚要通过民族语言、信仰以及价值观、审美心理等共同体来实现，而民间文学是地域性的，对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来说其力量是值得怀疑的。

转贴于作者的文学观表现在文学定义、文学要素和文学属性的规定上。回顾历史，人们对于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大都是从某一个侧面对于文学这一复杂现象的解释，这些解释既揭示了文学的某种属性也遮蔽了文学的其他层面，对于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来说，这些阐释的效力是有限的。对于文学的本质规定是文学理论知识范式和权力机制妥协的产物，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定义一方面坚持经典作家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对于政治化的学术遮蔽了文学审美属性的反拨。王一川《文学理论》倡导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但仍然提出了本质性的文学定义，即文学是感兴修辞，这一定义既突出了文学文本和文学语言，又尝试性地转换了中国古典文论。虽然受限于思维方式和文化政治，但回顾中国百年文艺学主题史，仍然可以发现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是在逐渐深化，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性被一步步揭示。

三

文学观念建立在对前人文学思想扬弃的基础上，同时，前人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作者思维的边界，从思想资源可以看出作者立论的合理性以及问题解决的限度。田本以中西文学思想为我所用，除了当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外，作者还引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克鲁鲍特金，时人周作人、郭沫若、蔡元培等人以及中国古典如诗经集传序的文学思想文献。思想资源的多元性有利于揭示每一文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文学起源，作者主要以西方文艺理论为依据，同时也参照了中国毛诗序的论述，客观地介绍了文学起源的各种学说，并没有武断地取某一学说为真理。在艺术起源这一问题上，迄今的学说均因艺术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资料的缺乏而只能称为假说，但艺术起源于劳动说作为唯一的真理主宰了中国文艺学界长达半个世纪，根本原因就是学术政治化所导致的思想资源的单一化。作者所引用的许多西方文献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也就是说，中国文艺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在思想来源上重新接续了田本《文学概论》。另一方面，本书的主要思想来自西方，这是引进西方现代学科范式创建中国现代学科时期的必然现象，中国思想在学科建设中的位置问题还没有得以解决。

从思想资源这一角度看，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可分为三阶段。一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是文学理论的探索时期，思想来源要么偏于西方，要么偏于中国，文学理论的问题域和理论指向还没有明确，这从当时种类繁多差异甚大的文学理论的目录就可以看出。二是30年代后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登上文艺学舞台到改革开放前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编撰史，是文学理论的定型期，其表现是思想来源单一的注经式著述方式，文学理论与社会结构一道走向封闭。文学研究者不是根据现实的变化了的文学现象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而是从经典出发构造文学理论，其结果是经典被非历史化，理论因被定型化而缺乏生命力。三是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全球语境中文学理论的重新撰写，是文学理论的开放期。民族文化的现代演化，西方理论的吸收与转化，文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赋予文学理论以新的面貌。

今天，文学思想的来源主要是四大块：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文论传统;三是西方古代直到后现代的文学理论;四是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中国古典文论是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重新建构想象性文化共同体时所依赖的重要思想支撑。马克思主义经过政治主流化已成为中国文化新传统，其民主精神、变革精神和批判精神应为新文化所吸收。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是西方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我们正走在现代性的路途中，西方文化是一个镜像性的他者、中国百年现代性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产物，正是基于中国传统，中国现代性才有自己的特征，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化。继承以上四方面的有益成果，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对新的文学现象给以新的阐释，是文艺学的重要课题。从思想资源角度看，田本主要介绍西方当代的文学思想，较少涉及中国文学思想，东方思想更是阙如，导致了其理论空间和阐释视野的局限，这是草创时期文学理论的必然特征。但作者以问题为纲，以中西思想阐述文学理论问题，奠定了文学理论的写作范式，并由此涉及到文学理论的写作体例问题。

四

写作体例与现行文学理论是教材这一知识形式有关。不同的体例给予文学理论不同的性格风貌和理论主旨，使之或偏于知识性或偏于学术性。田本的写作方式是，先拟定文学理论问题，然后看中西文学思想特别是西方文学思想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本书只是客观地介绍中西文学思想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作者没有把中西文学思想加以对照和评论，没有以理论解释新的文学现象，没有提出新的文学思想，没有反映当时文学创造的状况。因此，本书不是体系性的学术著作，更像问题性的知识读本，作者不是从某一哲学体系推演出文艺美学的新观念，也不是从现实的文学现象提炼概括出新的范畴概念。他不生产理论，而只是介绍理论。这是文学理论的写作体例之一。

综观中外文学理论，其写作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逻辑演绎。黑格尔的《美学》为其代表，即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从一种哲学观点出发推演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和范畴概念，构造体系性的文学理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教材的书写均循此例，以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典型。二是经验归纳。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代表，作者从文学现实出发提炼概括出文学理论的新命题。新近出版的王一川著《文学理论》为此例。三是先拟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然后以文学思想文献阐述这些问题。作者只是客观地介绍前人的文学思想，并不提供新的文学主张。田本《文学概论》即如此，新近出版的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和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均为此例。

从课堂教学和学术推进的角度看，三种写作方式各有优缺点。第一种的优点是，哲学思想奠定了文学思考的理论根基，新的哲学视野能够推进对于文学的新认识，这在西方特别是体系性的文学理论中表现得很明显。但这种体例也有缺点。一种哲学逻辑起点的选取往往就决定了这种思想的逻辑行程，这就在提供一种理论视角的同时遮蔽了其他的思维空间，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就是深刻性与偏执性并存，作者往往以自己的文学观和审美趣味评判文学现象裁剪文学史实，并把自己的理论主张普遍化，如蔡仪对于现实主义、韦勒克对于新批评等就是如此。随着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这种体系性的文学理论的缺陷就暴露出来。第二种的优点在于，文学思想的生长点是文学新的现实，新的文学现象是文学新思想的动力源。但这种体例的缺点是，通过经验概括的理论一方面因为缺乏哲学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只顾及有限的文学现象，这就导致了其阐释范围的狭隘，这就是王本《文学理论》只能称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因。第三种的好处是没有个人的理论偏见，东西方的文学思想都可能被客观地展示，其缺点是因为没有提供新的文学思想而无助于学术推进，但这一缺点是由文学理论是用于课堂教学这一功能决定的，作者对文学的新看法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导引性的教材，这种写法还可能因专注于文学理论的介绍而不是联系具体作品进行解说，从而导致写作的理论化和抽象化，这对于文艺学教学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三种分类方式只是大概而论。体系性的文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文学史实的基础上，经验科学性的文学理论因理性抽象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导引性的文学理论在取舍之间也可能蕴含作者的文学观。

那么，文学理论如何写？是致力于学术推进提出新说创见，还是客观介绍文学思想成为文学理论专题研究或文学理论关键词分析？我认为，在学术多元化的今天，应提倡文学理论写作模式的多样化，第一种体例要着眼于学术，第二种更接近于文学批评，但需理性抽象，第三种应在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思想的全面性上下工夫。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选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设置和解决既关系到作者的文学观!知识结构和写作思路，又关系到文学这一审美系统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在此也显示了人们文学思维的活跃和多元。

田本的写作体例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田本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文学研究界按照经典哲学原则推演出文学理论体系，文学理论的问题域以被构造的经典来组接，中西文学思想服务于经典诠释，其结果是经典的视阈和思想空间限制了文学理论的边界。正是基于对这种思维模式的反拨，才产生了新近的文艺学界的反本质主义浪潮，陶本《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和南本《文学理论》正是这种反拨的产物。

五

从文学理论的百年书写历史来看，田本《文学概论》的意义在于，一是从文学文本本身和社会系统两方面看文学，提出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其中许多观点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如何思考文学，如何认识文学，如何定义文学都可以在这一问题框架中展开;二是注重文学思想的客观呈现，奠定了文学理论的写作范式;三是具有开放的学术视野，中西文学思想成为解决文学理论问题的有效资源。但在百年的学科建制史上，本书只能称为草创时期的文学理论，其探索性在于：一是处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初期，学科范式来自西方，问题结构还不成熟，具体表现为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还没有形成，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比较粗浅，许多问题如文学文本!修辞、文类、读者等还没有进入学术视野，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等重要问题均没有提出;二是文学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西方，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应用还没有提出，文学理论的生产也没有与中西文学现象构成互释;三是大量引用美学家艺术家的言论，文学自身的问题意识还不明确。四是限于时代，文学思想主要来自西方近代，现在看来其阐释效力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中西方文化概论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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