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意义篇1

香港回归祖国20年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了成功的实践。人们在总结经验和成就的同时，更加期待香港以新的姿态面向未来。

在2017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其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随即，在国内国际引发广泛热议。

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由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意味着什么，香港应该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发挥其独特优势，主动融入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中，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下继续书写锦绣篇章，彰显“一国两制”事业的强大生命力？来自香港和祖国内地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实现香港长期的繁荣和稳定的热切期待。

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的战略意义

从深化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和香港长远发展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一，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运输网络发达，城市之间互补性强，语言文化相通，拥有长期的合作经验，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在各个政府的推动和协作下，进一步分工合作，提升整个地区的竞争力，并辐射华南一带，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一股强大动力。第二，作为一个相对先进和长期对外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引进更多的技术、政策和制度的创新，配合中央以创新为发展主要动力的方针，为国家的深化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担当“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强化中国沿海城市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城市的联系，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发挥积极作用。最后，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让香港更全面地融入国家的发展，利用其“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为国家作出贡献，也为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走向世界搭桥铺路。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香港凭借其制度完善、法律健全、人才充裕、信息流通、金融和服务体系发达及国际联系广泛等比较优势，完全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担当各种枢纽、协调或中心的角色。一直以来，香港都有参与到粤港合作、深港合作、珠三角区域合作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经济发展合作项目，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有不足之处。在总结经验后，香港要更好地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为其建O做出贡献，有几方面的工作必须做好。首先，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当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和香港的产业结构必须尽快转型升级之际，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第二，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加大力度向香港人讲解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以至对香港各界的重要性，同时排除部分人的误解和疑虑，为香港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扫除内部阻力。第三，香港特区政府需要积极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政府的沟通与合作，推动香港与各城市在制度、法律、交通运输、公共政策、专业和行业准入标准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对接，让粤港澳大湾区真正成为香港人和内地同胞的一个共同家园。最后，香港特区政府必须对其在经济发展上的角色重新定位，提升它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主动性和领导功能。为此，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思维也应该作出调整，尤其重要的是，要让香港的财政资源能够扶持产业和投放在内地，否则，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参与上便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实现香港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区域发展格局具有较强的延续性，目前依然是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珠三角为核心的“北―中―南”格局。与长三角、京津冀一样，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要的增长极，是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力量。在国家区域发展新格局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性进一步凸显，那就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彰显“一国两制”事业的强大生命力。

粤港澳大湾区自身开放水平相对较高，参与国际经贸的经验比较丰富，具有国际商业网络繁密、资本市场发达、贸易市场自由、制造业高端、文化多元等优势，可以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人才、专业服务支持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整合要素资源，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将为香港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大湾区发展基础良好，经济规模较大，开放程度较高，产业结构高端，交通网络发达，生活环境优良，整体上与国际一流湾区越来越接近。从创新机制、创新活力、创新主体和市场力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也已经具备发展成为世界级湾区的基础，为香港发展创新科技、向知识经济转型创造了机会。大湾区内既包括了港澳，也包括广州、深圳等内地的9个城市，以及延伸到泛珠三角合作的9个省区。内地城市和省区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腹地，使香港获得发展的新动能、新空间。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将大力提升大湾区在金融、贸易、物流、教育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香港可凭借自己的优势，在交通设施、经济产业、社会民生、科技研发、生态环境等方面，与湾区内的其他城市实现优势互补、全面合作、协同发展。香港有条件联系本地、内地和全球顶尖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担当大湾区科技创新的“超级联系人”，提升整个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和科技实力。在这种多向多维互动中，香港既服务了国家战略，又可实现自己的转型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愿景，是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寻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的路径方法和制度安排。通过融入大湾区建设，香港可以发挥单独关税区、自由港、自由贸易、低税制等制度优势，获得更多的优质生产要素资源，弥补香港之短，使香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得到化解，经济和民生问题得到改善，实现香港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三大枢纽

广东徐闻港的历史遗迹、在南海沉睡800年的宋代商船“南海一号”、停泊黄埔古港瑞典哥德堡号大型商船，还有广州佛教名刹光孝寺、澳门妈阁庙和圣保罗教堂遗址等等，这一切告诉世人：“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世界商贸往来的纽带，而且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桥梁，粤港澳大湾区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过重要的门户角色。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指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要“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经济实力、高度开放的经济模式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将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

首先，以港口为依托，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航运枢纽。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平台。从历史上看，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三个主港之一，唐代形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并逐渐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后，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广交会成为中国发展国际贸易的国家品牌。香港是自由港和国际贸易中心，具有全球化的商业网络和国际化的贸易体制，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关系密切，转口贸易发达。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港口和航运贸易发展迅速。2016年深圳、香港和广州的集装箱运输量分别位于世界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七位。以深圳、香港和广州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将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航运枢纽。

其次，以机场为依托，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航空枢纽。国际化的航空枢纽是建立国际商贸枢纽的重要基础。以广州、香港和深圳机场为依托，打造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十三五规划”提出，提升北京、上海、广州机场国际枢纽竞争力，推动与周边机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建设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相适应的世界级机场群。粤港澳大湾区有广州、香港、深圳、澳门和珠海五个机场，香港应该扮演亚太和东南亚枢纽空港的角色，打造优质和便捷的国际航线网络。广州白云机场是国家三大航空枢纽之一，主要是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桥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扩大粤港澳大湾区空域使用空间，支持香港机场巩固国际航空中心地位，广州白云机场建成中国门户复合型航空枢纽，深圳机场成为大型骨干机场，珠海机场发展航空产业，而澳门机场将建构成为多功能中小型国际机场，形成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相适应的世界级机场群，构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空一体化交通网络。

第三，深化区域金融合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投融资枢纽。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发展优势明显，香港是享誉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深圳致力于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创业投资为特色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进一步强化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的优势，建设与香港紧密融合的金融合作先行区。广州将侧重于建设以银行、保险及财富管理为重点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辐射能力。澳门正在围绕构建葡语国家商贸服务业平台发展特色金融。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投融资枢纽中，香港的主导和核心地位体现在融资、投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大部分资金需要从国际市场上筹措，香港资本市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香港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较低融资成本、资金的自由流动、国际商业网络和专业服务，使其成为内地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和国际经营的平台。香港国际化的金融和专业服务机构，可以帮助这些对外投资项目进行经济调查和风险评估，对金融、环境、法律等方面风险进行管控。

综上所述，粤港澳大湾区将打造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航运、航空和投融资枢纽，重振昔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门户和“广州通海夷道”雄风，再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之辉煌。

“一带一路”：香港六大角色

“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区域合作理念和方式的全面创新，发展前景倍受看好。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具有“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和独特区位优势，在其中可扮演境外“超级推动者”和“首要服务中心”的功能。具体包括如下六大角色：

一是，为基建融资提供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投融资功能至为重要。香港金融机构可在银团贷款、项目贷款、发行基建债券以及基金等领域，以创新方式向沿线国家基建项目提供融资；吸纳沿线成熟的投资项目来港上市；多次发行伊斯兰债券得到投资者认可，未来发展空间很大。尤其是，香港在亚投行运营中可充当特殊支持角色，包括担当该行首要国际融资平台、作为国际投资伙伴以及提供国际性人才等，成为该行在海外的主要营运中心。

二是，以创新思维支持内地企业“走出去”。香港金融业将以新思维支持内地企业“走出去”，通过股权、债权相结合，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相结合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全方位融资安排。如中国三峡集团在香港注册成立三峡南亚公司，投资巴基斯坦的四个大型水电站，需要70亿美元融资，相信不少会在香港进行。未来将有更多中企以香港为跳板到丝路沿线投资，香港可提供项目贷款、贸易融资、发债融资、顾问咨询、品牌管理、现代物流和专业服务等多方面支持。

三是，作为亚太区商务及供应链管理枢纽。“一带一路”从三个方面促进贸易：首先，以投资带动中国运输设备、建筑机械等出口；其次，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U大中国消费品输出；再次，促进能源资源及特色产品源源不断输入中国。预计10年后双边贸易额将增至2.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将提升至34%。香港是亚太区贸易和航运中心，“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更多转口、离岸贸易、转运和商务洽谈机会，有利于打造亚太区供应链管理枢纽。

四是，再创香港人民币市场新优势。伴随人民币在沿线国家持续输出和扩大运用，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也将不断扩大，在沿线国家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各类机构、企业和个人的多元化人民币资产管理需求也将快速提高，人民币清算服务和理财产品、离岸市场拆借、离岸债券、汇兑交易与套保工具衍生品等财资业务空间更加广阔。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资产分配工具，使人民币成为丝路沿线的关键货币。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意义篇2

[关键词]开埠；贸易；辐射

[作者]朱从兵，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215123；庞广仪，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苏州，215123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161-006

从1876年到1906年，在今天的广西境内先后开放了北海(时属广东)、龙州、梧州和南宁四个口岸；广西从此由一个闭塞的省份而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省份，这对于此后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四关开放的国内外经济因素

1、国际贸易局势对广西开埠的要求

广西四关开放显然是深受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冲击的影响。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帝国主义的垄断特征不仅要求继续拓展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同时需要投放过剩资本的场所。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占领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世界的狂潮。“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国家，他们可以向那里倾销工业品，争取重利。”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这一世界性的帝国主义贸易体系，由原先的数口开放逐渐演变为多口多区域开放。

由于早期开放的商埠多在沿海沿江地区，其经济辐射范围极为有限，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国家拓展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及投放过剩资本的要求，因此，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列强强烈要求中国增开内地商埠。广西虽属内地，但同样拥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地理位置优越，东接广东，南临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是为祖国大西南进出口的重要通道。在海运方面，古代合浦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近代钦州、北海与中国沿海其他港口、越南以及南洋诸岛都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在内河航运方面，西江水系是珠江三大支流中流程最大、最有经济价值的一条河流，其在广西境内的通航河段遍及大部分府县，并可上溯至滇黔两省；另外还有南流江、钦江、防城江、茅岭江、北仑河、九州江等50条通航的独流人海河流。更为重要的是广西各类资源十分丰富，经济农作物如甘蔗、橡胶、剑麻、烤烟、香蕉、八角、茴油、桐油、松香、淮山、半夏、金银花、田七、罗汉果等，矿产资源如锡、猛、磷、压电水晶、粘土等产量和储量都十分丰富。广西正是具备了以上优越条件，故而成为列强进一步强迫清廷开埠通商的关注点。

2、沿海近代经济影响的扩大

根据经济梯度发展理论，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沿海是第一阶梯，内陆是第二阶梯，边区是第三阶梯。作为第一阶梯的沿海地带，是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及经济成长的中心，集中了巨大的生产核力向其他低梯度区域扩散，从而推动其他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按照这个理论，广州和英属殖民地的香港为中心的珠江当属经济发展区域中的第一梯度。

以穗港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内外贸易方面，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广州沙面创办了13间著名洋行(新十三行)；另外，驻穗的国际垄断组织分公司数目不下23家。这些洋行和公司规模巨大、资本雄厚，“一般都拥有各自的一套推销网，并在不同程度上严密地把持和控制了广州港的进出口贸易”；本土百货行业同样数目庞大，到了1920年达605家之多，专为工商服务的银号业在清末已达100多家；轮船运输业发展迅速，广州内港常年泊船200～300艘，约占全国轮船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机器制造业方面，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侨资企业林立的广东更是在华南独树一帜，“全省缫丝业均用机器，多至百数家，妇女之佣是营生者，十数万人”。当时为英殖民地的香港，不仅是内地初级产品的精加工中心，小额进口特货及出口杂货的重组港，而且是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贸易中转甲岸，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

穗港等口岸进出口贸易的迅猛发展，急需开辟内地口岸以拓展其经济腹地、增加出口产品规模：近代广东城乡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从工从商农民人数的急剧增加，粮食、原料甚至初级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逐渐向广西转移。因此，早在广西开埠之前，桂粤之间的经济互动已经颇见规模了。当时广西各地流行着“无东不成市，无市不趋东”之谚。广东商人逆江而上，在西江流域沿岸各圩镇开铺销售广东出产的“绸缎、布匹、海味、瓷器以及渔肉杂货，零星各物”，并从广西大量收购油、糖、豆、谷米、盐、山货、药材等，每年由广西输出鹤山油行的油就多达300万斤。

作为经济发展区域中的第一阶梯的珠三角地区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之后，需要扩大同周边地区的贸易，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巩固和提升经贸地位，这是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对开辟广西商埠的必然要求。

二、由约开商埠到自开商埠的转变

晚清的广西口岸开放历史是整个中国的口岸开放史的浓缩，即由被迫开放口岸逐渐转变为主动开放口岸，这反映了近代国人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大局懵懂无知的状况逐渐改变，保护利权的方式也逐渐由僵化被动转变为灵活主动。

被迫开放的口岸指北海、龙州和梧州。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列强寻求或者制造各种借口来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商埠。而当时国力衰微的清政府仍然抱残守缺地视“闭关自守”为维护利权之上策，以致这三个商埠被迫开放的过程带有浓重的“丧权辱国”色彩。

北海是广西四埠中最先开放的一个。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使馆译员马嘉理引军由缅甸私闯云南，当地百姓奋起自卫而将其击毙，此即所谓的“马嘉理事件”。英国政府借此事件大做文章，要求清政府增开口岸，借以扩大对华贸易。1876年，李鸿章奉旨抵烟台与英使威妥玛谈判，并被迫于9月13日签订了《烟台条约》。该条约有如是规定：“……随电中国议准在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札处所”。从此，北海正式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877年3月18日，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派官员抵北海设领事府；接着总税务司赫德派英人李华达抵北海出任北海关(俗称“洋关”)税务司。北海开埠之后，外国航商也随之蜂拥而至，他们认为：“北海的开港也许比其他各地重要些，因为它和海南岛的琼州、东京的海防相似。这三个港口合起来，足以给轮船的经营全面海运的良好机会”。龙州是近代广西第二个开放商埠。该埠与越南接壤，是祖国南疆重镇；中法战争后，越南将法国霸占为殖民地之后，认为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必先迫使龙州开埠，使其成为进入中国西南的捷径。1885年4月，中法签订了《滇粤边界

通商条约》。条约规定“凉山以北某处，中国设关通商，均须优待”。“凉山以北某处”，实际上是指龙州。随后，《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签订，龙州正式开埠并成为广西西南对外开放的通道。“……商人多有东京运载八角油往钦州、北海一带，转运香港”。

法国把越南变为殖民地，并迫使龙州等地开埠，使得英国在中国西南诸省经济利益受损，“转运这两个省(桂、滇)货物，原定取道北海的，现在却转到红河”。为此，英方决定在广西增开商埠，而开埠的地点，英国选中了素有“三江门户”之称的梧州，该埠是广西内河运输的枢纽，沿西江而下，可通穗、港、澳等重要商埠，溯桂、浔二江而上，可深入广西腹地。英方这一图谋在甲午战争之后终于得逞。1895年夏天，法国公使以调停中日战争有功为名，向清政府提出割取云南普洱府的猛乌、乌得两地，英国公使则以这两地属于英国殖民地管辖为借口，威胁清政府割让野人山作为补偿，但同时又提出假若同意西江设埠通商，“野人山为界事，即可通融”。清政府认为“西江通商，虽于厘金有损，尚有洋税抵补”，“野人山地系云南屏蔽”，若割给英国，形势全失；“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且恐迁延不决，又将别起波澜”。1897年2月4日，中英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商务专条》，清廷同意“将广西梧州府，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圩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允许轮船由香港至三水、梧州，由广东至三水、梧州往来”。同年5月，清廷宣布梧州正式对外通商。

南宁是广西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自开商埠。该埠自古以来就是桂西南地区水路交通枢纽，随着北海、龙州、梧州先后被迫开放，地理位置和航运条件优越的南宁成为列强势力在广西扩充的又一个目标。1901年，英国军舰“山枇杷”号由梧抵邕视察商埠情形；1905年，英使窦纳乐看中了南宁的地理位置，催促清廷开放南宁；德国商人也打算抢于英国人之前在南宁购买地皮，兴建洋行。与此同时，中国官商对开埠通商的看法已经逐渐改变，当时国家财税取自国内外贸易的比例甚大，而增加开放口岸则是进一步推动对内对外贸易的有效措施；再者，与其让列强强行开埠而使中方利权受损，不如中方主动开埠以保利权：“通商口岸，许各国分划租界，失中国应有之权……。梧州上年新立码头，各国即索勒租界，绅民颇多龃龉。虽办理幸臻妥洽，而利权终嫌交侵”。因此，1901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向朝廷上疏：“拟请援照岳州府等处成案，开作口岸，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以保事权”。黄的奏折得到了朝廷的批复，1906年，清政府主动宣布南宁为对外开放商埠。南宁主动开埠对当时中国朝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事件的示范之下，东北、西北以及内部许多城市都主动地奏请对外开放。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中国已经无法拒绝与国外市场连接了，对外开埠既是外力作用的影响，亦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开埠与广西外贸格局的变迁

开埠之前，广西总体上是个内陆省份，国内外市场经济的辐射力经过层层递减之后，对广西的影响已经甚为微小。故而，此前在广西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形态是传承千年的自然经济，商业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规模十分有限。但开埠之后，无论是海外市场对广西经济的影响还是珠三角地区对广西的经济辐射，都有了质的变化。

首先，开埠使广西与国际市场直接连接起来。如北海开埠之后，该易的数量和规模，在短期内迅速递增。“……来往广西南宁、柳州、龙州、贵县、玉林，以及云南、贵州的货物，皆由北海集散”。与此同时，英、法、德、日、丹、俄等国家纷纷相继兴建商行，操纵北海的经济命脉。他们以北海港为中转港，先后开辟了北海至香港、海口、广州、汕头、上海、海防、新加坡和基隆等8条定期或不定期的轮船航线。“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印度、新加坡和越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输入北海，再转输上海、香港或新加坡”。

其他三埠的开放使得广西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如梧州开埠之后，国内外航商先后开辟了梧州至广州、梧州至香港、梧州至江门、梧州至柳州、梧州至南宁等航线；次年(1898年)梧州进出口贸易即达421万两关平银，其中，出口土货价值关平银1148129；1902年，该埠“民船进口共5870艘，……民船出口共6899艘”；1903年，“洋船货物价值关平银8267124两，民船货物价值关平银9174668两”。南宁开作商埠以后，洋商可以直接来南宁，减少了沿途代办的耗费；1907年进出口总值为1544600关平两，1911年则升为4700517关平两，开放仅5年时间，对外贸易增加了两倍；1912年南宁海关税务司安得士报告，是年南宁进出口货物共值关平银6250277万两，比上一年增加25％。

开埠后广西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不仅可以从海关统计的数据上显示出来，还可以从黎民百姓的生产生活中显示出来。很多并非广西传统大宗作物的农产品如花生油、茶油、桂皮、烟草、糖、五倍子和香料等等由于开埠而拓宽了国内外市场，种植面积急剧扩大。如平南县的花生种植，“……每年约出产5000担，……除供本县食用外，输出梧州发售，约3000担”；受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南宁附近“南路蒲津乡下南一带所有田亩，十分之八九改为蔗畲，所产糖额，动以万计”。更值得一提的是桑蚕和桐油的生产和出口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1891年，全省种植桑树约达2.76亿株；至1923年，全省桑树种植面积9万亩，从事蚕业人口9万人，年产蚕茧25200担，生丝5040担。1920年代，广西桐油生产因海外市场“过于供，价格奇昂”，“以故垦荒种桐者，如风起云涌”；@甚至某些县份“遍植桐茶，几为农家主业。”此中固然有政府指导的因素，但不可否认海外市场的需求起了很大的客观推动作用。进口产品的使用也于开埠之后盛行起来。如桂平县“外货愈辏”，陆川县“几无人不著洋布，无家不购洋纱”；隆安县属各圩市，“洋货以洋纱、洋油、火柴为大宗”。如是记载，实难枚举。

其次，广西与以穗港为中心的沿海市场的连接也更为紧密。这一方面体现在粤省工业产品与桂省原料和粮食之间的往来贸易更加频繁。如西米东输依然是两广之间的贸易大宗，开埠之后东输之大米数额持续上升，“广西米粮由梧州输出者”，“年达四百万石以上”；临近梧州的桂平县“山间物产外销，获利不少，而家畜鸡豚亦各载之舟中，随大江东去，集诸港粤，日月不休，宜乎民生日进”。另一方面，穗港作为桂省出口产品中转站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香港甚至还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搞起“出口转内销”。广西进出口货物无论是取道西江还是取道北部湾，绝大部分还必须由广州和香港中转，或者在穗港深加工之后再行出口。时人的记载也征实了广西以穗港市场为瞻，穗港以海外市场为瞻的局面并没因广西开埠而有所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幸轮电纷驰，土物出境倍易于前，……而密观实情，则价格为港政府所操纵……则(桂省商贩)一出一入，无异以资本博充港商贩奴”。更有为数不少的沿海城市工业产品甚至包括广西本地商品运至香港，在获取“进口货物”的名义以及免除内地厘税的特权后，再行转销广西，成为开埠之后桂粤贸易的特殊形式。

四、四埠对滇黔两省的经济辐射

四关开放之后，很快成为西南地区外贸重镇，“绾毂中外，联结城乡，扩大了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交流。它们之间的联系又构成了不同以往的商业购销网络”。商埠强劲的经济辐射作用使市场得到发育之后的广西逐渐发挥起经济发展第二阶梯的作用，远离沿海的云南和贵州两省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广西四埠与沿海和国际市场发生联系。

云贵两省地处高原，交通不便，对外经济交流主要通过马帮商队来进行。广西四埠开放之前，云贵传统出海贸易通道主要有这几条：取道川湘转汉口出海、取道缅甸出海以及取道云南蒙自转越南海防出海。但由于传统的出海通道路途遥远，更兼其地貌复杂，“舟车不便、鱼雁不通”，故而云贵两省与海外市场的联接极其困难。广西四埠开放之后，由于西江水系的郁江―左、右江和红水河一南盘江、北盘江深入云贵两省，滇黔地区的对外贸易很快舍远求近、舍难求易，取道广西以出海。

临近云贵的龙州开埠之后，云贵两省所产的粮食、鸦片以及银生、普洱、宝红、翠华、景谷、感通等名茶很快汇集该埠出口，其中当以鸦片为盛：“光绪年间，云南、贵州所产鸦片，每担价值384两至464两，部分鸦片经百色、南宁运抵龙州输出。1899年，进出口龙州的鸦片达1660担。由于来往客货增多以及不正常的鸦片走私贸易频繁，抵龙州的内河运输船只由上年的540艘次，升为633次”。

梧州和南宁开埠之后，更加强化了广西作为云贵两省进出口贸易中转站的地位。进口方面，以1907年的南宁为例，是年洋货进口经该埠中转共1586宗；其中，销入广西的只有107宗，运入贵州安顺为839宗，运往云南大理640宗；如果把四埠进口转销云贵的商品加起来，其规模之大就司想而知了。出口方面，云贵两省产品经过商贩用原始的肩挑马驮方式零零星星地运至江边市镇，当顺江而下运到口岸后“便象滚雪球一样逐渐形成巨额的数量”。日本人经过调查之后也高度评价广西联接云贵与国际市场的枢纽作用：“(贵州)贸易路线，以贵阳为中心，有湖南路线、广西路线、云南路线”，在欧战之前，外货“由香港、广东通过广西路线输入贵州省者最多”。临近滇黔的市镇如百色等更是由于频繁的转运业务而迅速繁荣起来。

黎民百姓生产生活中的变化显示出了滇黔两省与国际市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滇黔之布纱，多仰给于境外：“滇省素产棉花，从事纺织者亦颇不少。自洋纱入口以来，民间贪其价廉工省，遂尽废纺功，而专事织业，所织布疋，悉仰给于洋纱”；“黔省不能产棉，除苗族少数自织麻布外，全境所需布疋，都仰给外省”。即使很贫穷的农民，“度日虽简，亦尚有喜用洋货者”。以致时人惊叹滇省滥用洋货之习有一日千里之势。这些现实当然并非完全由广西开埠造成，但广西开埠拉近滇黔与海外和沿海市场的距离却是不争的事实。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意义篇3

关键词：北部湾；出海通道；区位优势；第四增长极；经济圈

北部湾是我国南海西北部的一个半封闭海湾，主要地域为一湾相连的“两国四方”：北部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为广东省雷州半岛，东南为海南岛，西部为越南北部。从经济区位上看，该地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越“两廊一圈”、泛珠三角合作、西部大开发等多区域合作的交汇点，是具有沿海、沿边、沿江三重叠加独特区位优势的西南出海大通道，国家地缘政治地位重要，发展潜力巨大。当前，在北部湾地区朝着新的增长极而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独特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经验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

一、北部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回顾

北部湾区域发展构想早在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中就被提出过。他倡导以广州、钦州港为龙头，把广州改良为南方大港和世界大港，在钦州设二等港，在汕头、电白、海口建三等港，以发达的海上交通为纽带，从而形成系统的南方港口体系。南方港口建设思想体现了孙中山对北部湾地区发展的重视，并为北部湾地区构想奠定了初步基础。之后，由于政治、历史原因，关于北部湾地区发展研究和实践便停止不前了。

1988年，广西社科院研究员周中坚首次阐述了建设北部湾经济圈的构想，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北部湾经济圈”这一概念被首次正式提出。周中坚从地理、历史和现实三方面阐述了北部湾经济圈的形成条件，并从交通、港口、产业、合作四方面初步设想北部湾发展方向，提出“两国四方”概念。2000年10月，北海、湛江与海口三市人民政府共同发起的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在广东省湛江成立，参与者包括防城港市人民政府、钦州市人民政府等11个单位。2004年9月，“广西发展论坛”第4期会议于玉林市召开，会议认为环北部湾战略是将环北部湾地区作为促进西部大开发产业的战略重点，把该地区建设成为中国——东盟乃至全球性的制造业基地，并以环北部湾地区各港口城市为通道和窗口联合面向海外发展。2004年10月，温家宝访问越南，双方就此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并提出了具体实施规划。

2006年3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在南宁成立，将南宁与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沿海港口城市列入经济区，随后又把玉林、崇左两市列入其中。2006年7月，“共建中国－东盟新增长极”为主题的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在南宁举行。此次论坛围绕环北部湾区域合作的未来发展、环北部湾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与路径和环北部湾区域合作的启动与实施三个议题达成广泛共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首次提出了“泛北部湾”概念，倡议促进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2006年8月，胡锦涛听取广西工作汇报时，突出强调广西北部湾地区发展应形成“新的一极”。

2008年2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央政府赋予其功能定位为立足北部湾、服务“三南”（西南、华南和中南）、沟通东中西、面向东南亚，充分发挥连接多区域的重要通道、交流桥梁和合作平台作用，以开放合作促开发建设，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

二、北部湾地区的发展经验

经过近年来大力建设，北部湾地区成就斐然，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初步经验：

（一）立足区位优势，打造大西南出海通道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随着交通设施的多元化与网络化，地理区位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北部湾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东为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省，西为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菲律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环其而立，其沿海城市如钦州、防城港、北海则处于北部湾这一湾口顶端的中心位置，湛江等居其右，处于东南亚各国与我国西南地区所形成的两个扇面枢纽处，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货物运输距离和成本上：

从海运来看，北海港距香港港425海里，钦州港距新加坡港1338海里，防城港距海口174海里、香港470海里、新加坡1345海里、越南海防港151海里，泰国曼谷港1439海里。两国三省四方11个港口之间，直航一日可达，是地理经济学中典型的“一日经济区”，因此，北部湾必然会成为中国-东盟贸易区的中心。

从内陆地区出海距离来分析，便利的交通和较短的运输距离使得北部湾成为了我国西南地区最佳出海口，如表1所示。即使是相对于其他沿海经济已经比较发达的城市和港口，北部湾经济圈港口的对外贸易的区位优势也非常明显。

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西南五市到北部湾港口的距离都大大的近于其他中、东部发达的港口。如铁路方面，贵阳到防城港的距离只有到上海距离的1/2，昆明则只有1/3左右。即使对比相邻的广州港和湛江港，优势也非常明显，钦州和湛江与西南五市距离比广州要短很多。

（二）借助矿能资源国家战略，提升区域经济活力

区域发展战略产业选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北部湾因地处我国南部沿海，优良港口众多、通航方便，与中东等世界性产油地区通航距离较短，是建立大型石油储备基地与铁矿石储藏及深加工基地的最佳地点。北部湾地区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规划和建立了一大批石油储备基地、铁矿石加工基地，极大地满足了国家矿能资源需求，并为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以广西为例，国家“十一五”《炼油工业中长期发展专项规划》和《乙烯工业中长期发展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在广西等地沿海地区布局建设新的石化基地，新增炼油能力1500万吨，并确定北海市的涠洲岛作为原油进口接卸码头。广西自治区以此为契机，对北部湾沿海港口工业进行了重大布局：一是在钦州港建立千万吨级炼油厂，生产成品油和石化产品，满足滇黔桂成品油市场的需求；二是在铁山港建设年产200万吨催化热裂解装置，发展高附加值化工项目；三是在防城港建设年产300万吨重交通道路沥青系类产品项目；四是依托南宁化学工业基地，建设南宁精细化工基地。

除广西外，湛江、海南等省市也都制定了完善的规划，如湛江积极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矿能企业进行合作，建立石化、钢铁基地，并兴建了东兴炼油基地、湛江港成品油集散码头等一大批产业配套系设施。

（三）发展临港工业，推进工业化进程

港口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据有关学者研究，国内外发达的经济带或经济圈大都是依托具有不同功能的港口或港口群形成的。作为水陆运输的枢纽，港口既是陆向腹地和海向腹地两个扇面接合处，又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北部湾地区港口优势明显，海岸线漫长，且纬度较低，有多处大型深水不冻港，海港条件优越。港口从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北部湾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北部湾各地区发展也正按照以港口为中心来发展港口贸易和临港工业，以港兴市、依港促工，依靠港口对产业与人口聚集效应、集约效应、规模扩张效应，推动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有机结合中把北部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以广西为例，为推进北海、钦州、防城港的港口群建设，广西近两年来共投入100多亿元，完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港的航道、路网、供排水及供电等基础设施条件。目前，防城港已建成20万吨级航道，钦州港己建成10万吨级航道，北海铁山港也着手建造千万吨级航道。港口的快速建设与迅猛发展带动了港口贸易和物流业持续发展，并吸引了一系列国内外投资和工业项目的建设，临港工业已初步形成。

（四）挖掘独特政治地缘潜力，提升北部湾战略高地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力突飞猛进，与东南亚各国经贸往来逐渐频繁。北部湾地区因与东盟国家在直接接壤，处在我国外交政策、地缘政治、经济突破的战略中枢点，已经成为我国全球化背景下能源和经济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试水区。

2006年召开的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更是提出了“泛北部湾”理念，该理念在传统“两国四方”的基础上，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东盟国家纳入进来，谋划建立起一个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两个板块和南宁-新加坡经济中轴走廊组成的，名为“一轴两翼”的区域合作新格局。地缘政治上的独特地位使得我国十分重视北部湾的发展，国家出台了许多优惠措施来推进北部湾经济的发展。如2006年《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提出，到2010年西南沿海地区港口群的战将、防城、海口港将成为我国五个规模化现代港口群之一；2008年初国务院又批准实施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使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的开放开发从一个地方题材上升到了国家战略，获得了特殊支持。此外，中央政府对广西、湛江、洋浦北部湾地区建立钢铁基地、石化基地以及港口保税区的建设也持积极支持态度。

三、北部湾地区发展展望

与我国其他沿海开放地区相比较，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开发时间最短。但因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北部湾地区又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积极推进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还能加快我国和东盟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增强双方经济实力，进而巩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对实现我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大力推动与东盟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下，北部湾地区已打造成为以港口经济为基础的北部湾港口群、以产业分工为纽带的北部湾产业群，以城市合作为平台的北部湾城市群，完全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和未来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有望形成“现代港口群-临海（港）能源加工（区）群-环北部湾港口城市群”的区域发展形态，形成以港口为物流、国际贸易中心，以石油化工、冶金等能源港口加工业为主导产业、以产业区-港口一体化联动为内在机制的区域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陈澄波,寿思华.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及其对构建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启示[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2、聂华林,赵超.区域空间结构概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2006-2023)解读[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意义篇4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指的是中国及其港澳台地区，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之间，在共同的区域经济基础之上，循序渐进地发展起来的一种符合国际潮流要求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

从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环海洋与区域产业协作开发理论、区域联系理论、区域空间发展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等角度分析，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从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趋势，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化、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区域化趋势看，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国际区际环境良好；从目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态势，两大板块联合的新进展，以及在21世纪初发展的新趋势等方面看，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现实条件日趋成熟。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1.中国与东盟处于亚太经济合作体系东端的桥头堡地位，促进该区域产业协作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对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强东西方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性意义。除传统的印支半岛陆路通道外，更有价值的南海是联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天然纽带，南海在全球、亚太、东南亚及华南西南结合部等不同区域层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是区内各国和区外大国或国家集团致力争夺的宝域。南海南北纵跨17个纬度，东西横跨11个经度，面积3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渤海、黄海、东海的2.9倍，各类资源丰富。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区域国土面积为14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8亿。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发展，谋求对该区域领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从目前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形势看，亚太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正在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分工协作日趋明显，作为洲际桥梁与纽带的南海区域将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域。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中国应积极探索应付区域化集团化的对策，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2.中国与东盟各方的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产业协作层面，推动各国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由于地缘、人缘、亲缘、血缘关系，该区域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东盟，不断加强内部协作，积极发展多层面经济合作，到上世纪末终于形成了大东盟格局。其中以泰国曼谷为中心，与印度支那及缅甸构成“黄金发展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及泰国南部，马来西亚的柔佛洲、新加坡及印尼的巴淡岛，构成两个扇面的“成长三角区”。随着21世纪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世界范围内区域化、集团化经济发展加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近年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产业合作。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文莱、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致力于亚太经济合作体系框架的构建，近几年与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频繁举行高层互访和高层次经济合作论坛会。各国政府、企业界、民间团体等不断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3.中国与东盟各方在南海的领海领土、市场竞争以及区域内部政治经济关系多元现象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只有通过区域产业协作和经济一体化途径，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难点，实现地区稳定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由于中国与东盟各方的政治体制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该区域的产业协作。该区域21世纪联合的主要空间在海洋，联合的主要产业是海洋产业。南海海域浩瀚，资源充足，海洋产业开发潜力巨大。共同开发南海的发展策略，并不意味中国放弃和国家利益，而是适应21世纪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国际形势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作出的明智选择，它意味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允许周边各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南海的开发与建设，允许各国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一策略可以缓解南海区域的紧张局势，促进南海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南海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共同繁荣。各方在产业协作系统内扬长避短，实现生产要素互补和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利益双赢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综合效益的和谐统一，这符合周边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主题要求。

4.中国与东盟各方在国际经济科技全球化与区域化集团化同时并存的新形势下，必须以新的理念和姿态迎接机遇与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集团化明显。进入90年代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伴随着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同时，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也在迅速增强，“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如何在进一步处理好南海海域和岛屿问题的基础上，协调亚太经济圈、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与西南经济圈等不同层次的产业协作关系，使之形成互补与互动关系，产生共振和共进效应，实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整合，是该区域产业协作各方必须考虑解决的问题。只有本着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不附加给对方难以接受的政治条件，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双赢”目标，获得更大利益，实现长期合作与稳定。因此，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无论从国际经济全球化，还是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都将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推动该产业协作系统从理论研究向现实操作过渡，对于促进该区域各国各地区经济、科技、文化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逐步提高该区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5.回避棘手的现实与历史问题是不行的，必须从各方容易接受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协作系统构建入手，努力寻求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切入点，既回答历史、难点问题与现实矛盾，也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抛砖引玉。2001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倡导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张是高屋建瓴的，但在具体操作上还需要学术界和实际部门深入调研，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办法来。深入对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切入点的研究，无论对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是对21世纪东南亚国家经济政治新格局的建立，还是对整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就中国大陆尤其是港澳台琼等华南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发而言，将起到加强与东南亚多层面合作关系的积极作用。

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战略设想

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南海地区出现若干“次区域”集团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应该按以下4个层次来推进这种合作：第1个层次是建立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经济协作的“中华经济圈”，即“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目前除台湾外，“中华经济圈”已完成第一步，即确立了协调性投资、贸易和技术合作政策，下一步的核心是确立产业协作政策，实现产业互补，在此基础上完全消除市场壁垒，建立统一的区域市场。第2个层次是建立南海经济圈，范围主要包括华南与西南沿海省区及港澳台地区，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这一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充足，自然资源丰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经济增长势头看好，“梯形”经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如在这一地区加强产业协作，整体发展功能会大大增强，仅仅是联合开发南海海洋资源这项大的合作就可使本地区繁荣兴旺。因此，构建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系统不仅应该而且有可能加快步伐，并且是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核心内容。第3个层次是建立中国——东盟经济圈，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它以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为核心，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和整个东南亚国家。第4个层次是建立亚太经济圈，范围包括日、韩、美、加、澳、新等亚太国家及地区，这是一个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国际经济合作圈。这4个层次的经济合作圈，以南海为核心，将全球与地区性经济协作紧密结合起来。因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将成为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枢纽和中介。这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大致思路是：重点选择海洋产业中的海滨旅游、海洋运输、海洋生物、海洋环境保护为区域协作的先导产业，以海滨旅游业先行，海洋生物、海洋环保、海洋运输业紧随其后，通过贸易获取发展资金，以区域性产业协作带动区内的商品贸易、物资流通、投资建设、结构调整，在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快中国和东盟各国及地区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各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国与东盟两大板块在第一、二产业的协作，在更大范围优化两大板块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两大板块的产业与经济融合；充分发挥沿海中心城市的增长极核与产业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发展区域性高新科技、教育文化产业，进一步提升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园区的产业层次，增强经济中心的极化与聚集作用；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发挥轴线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扩散作用；完善区域性市场体系，建立双向多向循环的经济与产业开放系统；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市化；发挥劳动力密集优势，大力引进资金与先进适用技术，发展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必须从该区域的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如制定联合发展资源技术型及外向型海洋产业的基本政策；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综合开发与一体化开放的基本政策；区域内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基本政策；以及联合发展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基本政策等。实施“非均衡、逐级递进、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开发政策，引导投资者向目标区域重点产业进行重点投资开发。通过政策引导，处理好区域产业发展中的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关系。在区域内资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应重点发展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以适应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需要。在区域内部，选择那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基础雄厚、科技发达及劳动者素质较高的地段；选择那些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对其它产业开发起较强联带影响作用的一组产业，进行适度倾斜，重点突破，优先发展，尽快形成聚集效应和辐射带动能力。突出各方沿海港口城市的功能特点，构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扇面。充分利用该区域各沿海港口城市的现有优势，进一步发挥各类经济自由区和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区功能，尽快向国际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出口加工区方向发展。

为了减少各方面阻力，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主要依靠企业、民间组织推动，以非政治化方式来促进该区域产业协作系统由小到大、由浅到深、从分散到集中的全面升级。区域产业协作实行互补性和结构性合作并存，以结构性合作为主，坚持以民间合作为主、官方合作为辅，形成高层次的结构优化、多元化、整体化、互惠互利的产业协作关系，努力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争能力。建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协调机制，加强文化教育科技合作等方面交流，建立区域产业协作的对话机制。由区域各方政府代表组成南海开发协调组织——南海区域开发协调委员会，赋予其协调区域产业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以协统区域各方海洋资源开发与公共海域对外开放事宜，形成以产业管理为基础，行业管理、综合管理和跨国协调有机结合的南海海洋产业管理机制。重点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港和出口加工区，以改善基础设施为重点搞好南海区域生产力的总体布局，制定培植生长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开发战略，重点建设能源、交通、通讯、港口及市政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公共物品投资中的整体效益。政府根据主要港口城市各自的特点，进行科学布局和合理分工，而具体项目与产业协作内容则主要依靠企业、民间组织推动，以市场经济手段协调关系。南海区域各方的产业部门之间，进一步推动跨国、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之间的产业联合，在资金、技术、商品、信息，资源等方面形成互补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组建跨国、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从事分工协作生产、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采取承包、租赁、拍卖、委托、股份制、合作制等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形成跨国跨地区跨行业的生产联合体。通过联合集成高新技术、应用技术、基础技术、技术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科技经济系统，培育一批以技术关联度高、市场取向和功能接近的产业技术项目。建立一批区域性产业技术中心，提高产业技术开发的组织能力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

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部门的区域性联合，无论从国际经济全球化，还是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都将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各方必须在处理好南海海域和岛屿问题的基础上，协调好区域内部不同层次的产业协作，实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整合，达到互利互惠、发挥各自优势，获得更大利益，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的目的。通过各方企业界的区域性联合，建立区域性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共性技术与信息平台，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企业合作开发产业技术的过程中，加强区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经济性的产业技术，在引进联合开发中创新。按照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的要求，各方企业要成为区域产业协作的主体，市场竞争的主体。建立企业间合作开发的动力机制，实施企业间合作开发产业技术的政策措施，尤其是人才、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组织的运行机制必须有更灵活的政策保障。努力创新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及企业家市场，建立起产业技术、信息平台体系与需求终端的联动机制。企业界联合建立区域性资金、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有条件的沿海中心城市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实施企业产业技术开发与信息平台建设工程，重点培育和发展科技型企业，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框架和运行机制。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协作模式

在坚持以制度技术创新和大力引进外资的基础上，形成开发主导型的产业协作模式，高新科技、教育文化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市场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信息化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多极复合产业协作模式和资本主导型产业协作模式。

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拓展，21世纪该区域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升级，迅速向一体化市场和跨国区域经济发展目标迈进。从现在起，各方要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原则，对该区域的主要港口城市发展规划进行科学论证，突出各自的功能特点，形成不同重点但有紧密联系的产业开发格局。改变产业组织规模小，数量少，产业关联效应低，组群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发展先导型和成长型制造业，在继续发展水产品、矿产、热带亚热带农林产品等资源加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技术先进、加工程度较高、产业关联度强且对其它行业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如海洋生物、海洋化工、海洋制药、海水增养、海水淡化、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办公自动化设备等产业，新型材料、新型能源、高效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等。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的成长需要大规模的投资铸就，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这种经济实力，必须借助外引内联的方式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为了避免产业结构趋同，构造合理的产业结构，各方应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和流通结构，形成区域内协调有序的产业组群结构。该区域产业成长需要大量资金投资，除通过外引内联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外，近期应重点发展资金积累率高的海洋运输、仓储、对外贸易，滨海旅游等行业。第三产业在促进区域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大力拓宽第三产业的活动空间，为区域产业经济成长提供资金积累，促进第一、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该区域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条件，具有分布合理，功能齐全、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源结构，应按信息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潮流发展第三产业，充分调动区域内各方面的积极性，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逐步形成海洋产业突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建立较完善的现代化海洋开发管理服务体系、较为合理的海洋产业结构和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体系。通过实施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的科技政策，较大幅度地提高海洋开发的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努力将该区域的沿海中心城市引导为具有较强综合经济实力、社会环境状况良好的海滨产业经济中心城市，使之成为南海区域产业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增长极。

通过协作，发展区域通、通讯、能源、港口码头、远洋运输等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结构，形成一批商品、资金、劳务、技术等区域性市场，发展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工业区和自由经济区，尽快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模式接轨。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联合开发形式，运用BOT、8LT、TOT等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方式，吸引各国资金技术开发利用南海海洋资源。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全面实施开发战略，鼓励各国投向海洋综合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区域一体化要求和区域经济特点，按照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交通流向与网络及港口城市辐射能力，科学规划与布局港口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商业区、旅游区、金融区等。集团力量建设海洋交通运输业，围绕进出口通道和港通枢纽的建设目标，加快该区域沿海地区及其相邻区域进港铁路、公路、航道、港口、码头、仓储为主干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对港口邮电通讯、能源进行配套完善，使海洋交通运输业成为该区域最基础、最重要、最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海洋产业。有步骤地对该区域港口城市的港口进行技术改造，扩建泊位，完善配套，择优建设一批新港口。加强港口渔、工、商、运、旅游发展，联合组建远洋运输船队，扩大海运规模，以适应该区域及周边进出口货物量增长的需要。扩建和改造沿海船舶修造企业，增强修造现代大船的能力，满足海运和捕捞业的需求。

该区域产业协作必须注意发挥各方在资源、技术、资金、劳动力等方面的组合优势，充分调动各方联合投资的积极性。以海洋产业为龙头，通过联合带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各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组成资源共享的南海区域信息网络系统，对国际市场需求结构进行调研，为拓展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新领域创造条件。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结合各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现状及资源特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包括对区域性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指导协调措施。争取用20年左右的时间，努力将该区域沿海中心城市引导为经济繁荣、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环境优美宜人的海洋产业区，让海洋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区域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借助区位和港口优势，诱导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东南亚以及亚太地区等不同扇面的资源、技术、资金、人才向南海区域聚结，形成临海大工业、出口加工、转口贸易、滨海旅游为主体的国际性综合产业基地，建成以沿海城市为核心的海洋产业带。

【参考文献】

[1]朱坚真.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协作系统问题研究[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1,(1).

[2]王传军.区外大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J].当代亚太，2001,(11).

[3]陆建人.“大东盟”及其影响之我见[J].当代亚太，1999,(6).

[4]陆建人.东盟的新安全观[J].当代亚太，1999,(9).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意义篇5

一、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及内涵的法律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可以从经济学和法学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而从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态势来看，我国学者樊莹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下了定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使其利益最大化，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而建立经济贸易联合的过程，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

而我国学者杨丽艳则从法律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进行论述，指出法律角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主要发生在国际区域内的诸个国家或关税领土，以一定协议建立一定机构以确立某种经济一体化的类型，在某些特定经济领域内有效实施统一规则的整合过程。其内涵主要体现在：（1）条约的支撑性；（2）领域的特定性；（3）机构的必备性；（4）规则的向导性；（5）机制的强制性。

（二）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

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与东盟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中国启动自由贸易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是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的。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提出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2年11月，在文莱召开的第5次10＋1领导人会议上达成协议，一致同意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FTA，会议正式签署了《加强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正式谈判从此开始，并迅速展开了区域建设的谈判，焦点主要集中在例外产品清单和关税减让幅度等一些技术问题上。2003年10月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中国总理参加了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补充议定书等文件。从10月中旬开始，中国与印度和新加坡也分别就自由贸易区的双边协议展开谈判。

2、东北亚经济合作。2003年10月7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会晤,并发表了三国间第一个联合宣言——《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虽然至今中日韩之间合作仍停留在官方磋商阶段，并没有形成制度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促使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以及东盟与东北亚“10＋3”合作迈出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