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知识禀赋国际贸易结构影响机制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简称H-O理论）认为两国之间若存在要素禀赋差异，则两国之间就将展开贸易。但应该看到20世纪以来，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知识因素已经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因此知识禀赋也已经深刻地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即使是H-O理论也已重视知识的作用。知识禀赋正在不断的影响着国际贸易的结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如今贸易商品结构是以高技术产品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逐步上升为总体特征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对于初级产品贸易，制成品贸易在世界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总体是上升的。从二战后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增长快于初级产品，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一改战前初级产品占主要地位的局面，制成品贸易比重不断上升直至到1953年开始超过初级产品的贸易比重。表1比较了2008年农业产品、矿藏及能源产品和制成品出口额及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

由上表可知世界贸易中制成品的出口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产品出口，而且已经远远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出口。

二是在国际贸易中，高附加值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世界主要货物出口中具有重要地位。2006年世界主要货物出口占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大于1%的货物中除了部分能源性产品外，包含了许多高科技产品，比如航空器及有关设备、电脑设备等，还有许多高附加值产品比如电讯设备及零件、药品、电动机械及器具等。

三是商品贸易发展的同时国际服务贸易也在迅速发展。1970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仅为710亿美元，而1999年则高达13400亿美元，29年间增长了17.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0.7%，不仅高于同期世界GDP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于同期世界商品贸易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并且进入21世纪以后，服务贸易的出口还有不断增加之势。由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可知在2008年的世界贸易出口额中，世界贸易商业服务为37800万亿美元，进口额为34900万亿美元，而同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为153300万亿美元，可见虽然现今货物贸易仍然是国际贸易活动的主流，但服务贸易已经在迅猛的发展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

四是以高技术产品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正在迅速扩大，并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在不断增加，同时也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也是各国经济的未来支柱和活力源泉，因此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增长相当迅速。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表2列举了2005及2006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可见电子信息产业的增长相当迅猛。

五是绿色产品的出现优化了国际贸易结构。这表现在现今出口的产品中那些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危害极少或无害，资源利用率高，能耗低的产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的对出口产品环保性做出要求。

知识经济，对我国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看清方向，找到突破口，加快产业升级，改变我国贸易结构，促进对外贸易产品的高级化，才能够在国际外贸竞争中取得更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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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丹宇.知识要素与H-O贸易理论的拓展明.国际贸易问题.2003(7).

张永林.知识创新与规模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3).

保罗克鲁格曼，毛瑞斯奥博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陈飞翔.国际贸易的新发展——部门内贸易.经济研究.1991(10).

唐平娟.知识禀赋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长沙:中南大学.2006.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1篇2

作者简介：徐明东(1980―)，男，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上海，200433)，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

近年来，不少国内学者对我国的贸易收支与汇率间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研究。戴祖祥（1997）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中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戴世宏（2006）发现人民币对日元升值反而有助于降低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1]叶永刚等（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期和短期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均不存在因果关系，但中日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中美、中日贸易收支均不存在J曲线效应。[2]卢向前、戴国强（2005）使用协整方法，对1994至2003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进出口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着显著影响，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J曲线效应存在。[3]

综上所见，对于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国外最新研究认为，考虑加工贸易因素影响是重要的，但国内已有文献均没有考虑FDI存量和我国加工贸易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估计偏误问题。[4]并且，已有文献数据较为滞后，缺乏最近2年尤其是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最新数据，数据频率又缺少月度高频数据，难以有效研究贸易收支的J曲线效应。

考虑到贸易收支与各宏观经济变量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本文采用1997―2006年月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在考虑了FDI存量、我国加工贸易特征基础上，定量研究了我国贸易收支与汇率变动的动态关系，并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环境下贸易余额不断扩大的原因。

一、1995年以来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基本情况①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

首先人民币双边名义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变动情况。（1）从图2可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自1995年以来，实行钉住美元汇率政策，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已累计升值6%，且升值速度呈加速趋势。（2）自欧元1999年1月诞生以来至2005年7月汇改前，人民币对欧元汇率随着美元欧元汇率变动而先升值（1999―2001）后贬值（2002―2005）；自2005年7月以来，也呈现出先升后贬的趋势。（3）人民币对日元汇率1998年8月前呈升值趋势，之后呈现出贬值与升值的周期性趋势中；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呈升值趋势。（4）人民币对韩元1998年1月前呈升值趋势，之后虽然2001年有所调整，基本上呈贬值趋势，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对其无明显影响。

其次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情况。有效汇率指数上升表示升值，下降表示贬值。从图2可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阶段大致相同。自199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可分为四个小阶段：升值阶段（1995．1―1998．6）、贬值阶段（1998．7―2000．4）、升值阶段（2000．5―2002．4）、贬值阶段（2002．5―，其中汇改以来先小幅升值后贬值）。综上图1和图2可知，人民币汇改前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动与美元兑欧元等其他国家货币双边汇率变动趋势大致相同，汇改后人民币有效汇率表现出一定波动性。

（二）我国贸易收支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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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可知，自1995―2001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保持平稳小幅增长，净出口额数据也较平稳。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后，进出口贸易额和净出口额明显呈加速上升趋势，且出口额增长幅度大于进口额增长幅度，导致净出口额呈上升趋势。2006年我国出口、进口和净出口分别较2001年增长了264．31%、225．50%和689．74%。

从我国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具有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来，加工贸易进出口分别约占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40%和56%，且增长速度快于一般贸易。1995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与一般贸易顺差相差不大，但自1996年以来，加工贸易顺差增速更快。我国贸易收支国别结构表现出一定地域特征，中美、中欧贸易收支变动趋势相似，中日、中韩贸易收支变动趋势相似。自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后顺差增速加快，尤其汇改以来，中美、中欧贸易顺差以更快速度增长。自2001年以来我国对日本、韩国的逆差增长速度加快，汇改对我国同日本、韩国的贸易收支情况无明显影响。

二、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实证研究

（一）VAR模型建立

传统理论认为，进出口贸易收支取决于汇率、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贸易收支与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传统OLS计量方法通常不能对变量之间互为因果的动态关系做出有效估计，向量自回归（VAR）方法能较好的克服这种缺陷。

在实证研究中，常规做法是假定进口需求是本国真实国民收入、进口商品伙伴国价格和进口商品国内价格和汇率（直接标价法）的函数；出口需求是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本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贸易伙伴国出口商品价格和汇率（直接标价法）的函数。

国内研究贸易收支与汇率变动关系主要使用上述变量。但考虑到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所起的作用，②需要考虑FDI存量对贸易流动的滞后性影响（Swenson，2004）。[5]随着世界贸易分工新格局的形成，我国由于低成本优势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需要考虑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考察贸易收支与汇率变动关系时需要考虑FDI存量的影响和加工贸易特征的影响。

综上考虑，我们建立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净出口贸易VAR模型为：

VAREX=VAR(EX,Y*,REER,IMPA,FDIS(-1))[JY]（1）

VARIM=VAR(IM,Y,REER,FDIS(-1))[JY]（2）

VARNEX=VAR(NEX,Y,Y*,REER,FDIS(-1),IMPA)[JY]（3）

其中，EX、IM和NEX分别表示出口、进口和净出口，Y和Y表示国内外真实收入，REER表示实际有效汇率，IMPA表示加工贸易进口量，FDIS(-1)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滞后值。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1997年1月―2006年11月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国内真实收入和贸易收支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人民币有效汇率和国外真实收入水平的加权比重来源于BIS网站，国外真实收入数据来源于IFS数据库。相关数据采用X12加法模型进行季节调整。

本文变量名称定义如下：

EX、IM、NEX分别指中国月度出口额、进口额和净出口额；IMPA表示中国加工贸易进口额。PI和PIWorld表示中国国内真实收入水平和国外真实收入水平，因为GDP没有月度数据，采用工业增加值代替；国外真实工业增加值指数选取中国最大的四个贸易伙伴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真实工业增加值指数几何加权计算，加权比重取自BIS计算实际有效汇率的贸易比重。FDIS表示中国FDI月度存量。

（三）单位根检验

VAR方法要求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扩展的迪基-富勒（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滞后阶数的选择采取赤池准则（AIC），临界值采用Mackinnon临界值。单位根检验显示所有变量的对数值除净出口对数数据外，均为一阶单整I（1）数据。中国出口/进口的对数为平稳数据I（0）。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定性，所以净出口额数据换为净出口额绝对数(EX-IM)，这样需要以牺牲可比性经济意义为代价。

（四）结果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是VAR模型估计结果的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图（ImpulseResponsefunction，IRF）能直观反映VAR模型估计的系数关系。方差分解（VarianceDecomposition）能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

1．出口贸易结果分析

从图4可得出如下结论：国外真实收入增长率受到1单位的正向冲击，那么我国出口增长率将提高约0．035。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冲击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冲击，短期内出口贸易额增长，经过约3个月滞后期，出口额开始下降，说明出口贸易的J曲线效应存在。这不同于以往一些研究我国贸易收支汇率弹性的文献结论，这是因为我们考虑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特征影响后的结果。滞后的FDI存量冲击和加工贸易的进口冲击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为正，说明FDI流入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各变量中，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为节省篇幅，方差分解结果不再列示），短期内出口贸易的自身冲击和国外真实收入冲击对出口贸易预测误差的贡献最大。随着时间的延长，出口贸易自身冲击作用逐渐下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冲击的作用以较快速度增加，而FDI存量和加工贸易进口额冲击的作用则缓慢增加。到第10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冲击的作用仍低于国外真实收入冲击的作用。方差分解的结果验证了以往研究的结论：我国出口贸易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

2．进口贸易结果分析

从图5可知，国内真实收入增长率受到1单位的正向冲击，则进口贸易增长率短期内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回复的过程。进口的增长显然受到了FDI存量的影响，FDI存量增长率冲击滞后3期时对进口贸易影响最大，进口贸易增长率增加约0．036，此时滞后的FDI存量与国内真实收入对进口贸易的影响相当。在考虑了FDI的影响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冲击对进口贸易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且存在2个月滞后期，进口贸易的J曲线效应存在。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升值冲击会引起进口贸易的下降，这不同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但与Marquez和Schindler（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6]解释该悖论需要结合我国贸易特征，我国贸易额60%都是加工贸易，进口目的不像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所假设的消费，而是为了出口。所以，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则出口相对下降，进口也相对下降。

影响我国进口贸易的各变量中，方差分解结果显示，短期内进口自身的冲击和国内真实收入冲击对进口预测误差的贡献最大，滞后FDI存量也具有一定贡献，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贡献度很小。随着时间的延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贡献度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到第10期时，作用超过滞后FDI存量的作用，但仍低于国内真实收入的作用。对进口贸易的方差分解也证实了我国进口贸易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

3．我国净出口贸易结果分析

从图6可知，（1）国内真实收入和国外真实收入冲击都对我国净出口贸易存在正的影响。其中后半部分结论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不符。该悖论的解释需要结合计量统计指标选取和理论内涵来理解。传统国际收支理论，包括一般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的作用。如果国内真实收入的增加不是国内吸收能力显著增加，而是国外净出口需求显著增加的结果，那么国内真实收入增加，则意味着顺差增加。近年来我国国内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有效内需不足，大量的产品生产用于出口。另外，我们选取月度工业生产增加值更好了反映供给层面的状况，大量的产品出口反映了供给层面的成本优势和劳动生产率因素，基于长期供给角度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Effect）研究指出，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③（2）FDI存量和加工贸易的进口冲击对我国净出口贸易的影响为正。也就是说，FDI存量正向冲击引起我国顺差增加，加工贸易进口正向冲击，意味着出口也会增加，由于出口值与进口值之差为加工费收入，会引起我国顺差增加。其中，FDI存量冲击对我国净出口的影响约滞后3个月；加工贸易进口冲击的影响短期内大于长期，在第2期时达到最高点，然后逐渐下降。（3）考虑了FDI存量和加工贸易的影响后，计量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冲击对我国净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冲击，短期内引起我国贸易顺差先上升然后再下降，最后净影响为负。可知，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J曲线效应明显，且时滞约为5个月。

在影响我国净出口贸易的各变量中，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短期内净出口自身的冲击和国内真实收入冲击对进口预测误差的影响最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加工贸易进口冲击也具有一定影响，而滞后FDI存量冲击的影响度很小。随着时间的延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度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将国内真实收入和国外真实收入冲击影响合并在一起，则对净出口贸易的方差分解也证实了我国贸易收支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

三、结论

本文考虑了FDI存量和我国加工贸易特征的影响后运用VAR方法对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进行了动态分析，得出如下6点结论：

1．考虑了FDI存量和我国加工贸易特征影响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显著影响了我国进口、出口和净出口贸易。这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成果。

2．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J曲线效应存在，时滞约为5个月。实证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出口、进口和净出口贸易均存在滞后影响。

3．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和出口贸易影响的同向性明显。也就是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冲击，会引起出口和进口都下降。

4．我国贸易收支的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也就是说，国内外真实收入的变动对我国出口、进口和净出口的影响大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进口和净出口的影响。

5．国外真实收入增加使我国顺差增加，国内真实收入的增加也使得我国顺差增加。国内真实收入的增加不是国内吸收能力显著增加，而是国外出口需求显著增加的结果。

6．我国出口和顺差高速增长不仅受需求层面的国内外真实收入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影响，还受FDI不断流入、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汇率改革等重大制度性事件的影响。在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预计我国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变中国同美国等国的贸易收支状况。人民币可适当放宽升值幅度，但不能够大幅度升值，对进出口贸易企业的调研发现，91%的企业表示能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为年升值5%以内。

注释：

①本部分人民币名义汇率数据来源于IFS数据库，采用期内平均汇率，其中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和韩元数据根据对美元的三角汇率套算；人民币有效汇率数据来自于BIS网站。

②据统计，中国目前出口贸易额中三资企业占比为65%。

③世界大企业联合会（TheConferenceBoard）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全球第一，达9．5%；印度为6．9%；欧盟是4．1%；美国为1．4%。

主要参考文献：

［1］戴世宏．人民币汇率与中日贸易收支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5(6)．

［2］叶永刚,胡利琴,黄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外贸易收支的关系――中美和中日双边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6(4)．

［3］卢向前,戴国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1994―2003［J］．经济研究,2005(5)．

［4］Eckaus,R.ShouldChinaAppreciatetheYuan?［J］.MITWorkingPaper04-16,2004.

［5］Swenso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MediationofTradeFlows［J］.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4.

［6］JaimeMarquezandJohnW.Schindler.Exchange-RateEffectsonChina'sTrade:AnInterimReport［J］.FEDInternationalFinanceDiscussionPapers#861（May）,2006.

RealExchange-ratesEffectsofRMBonChinasTrade：1997-2006

XuMingdongAbstract：Thispaper,usingthemonthlydatafrom1997to2006,developsaVARmodeltoestimatethedynamicexchange-rateseffectsonChinastrade,controlledtheeffectsoftheFDIstockandprocessingandassemblytrade.Theestimationresultssuggestthatexchange-rateseffectsonChinastradearesignificant,J-curveeffectisalsosignificantwithin5months,exchange-rateseffectsonexportsandimportshavethesametrend,andincomeeffectontradeismorethanpriceeffectetc.Keywords：tradesurplus；realexchangerateofRMB；J-curveeffect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

关键词：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影响因素引力模型

一、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1.理论研究方面

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出口贸易产生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侧重于某个特定经济因素对于贸易发展水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这个方面的理论研究以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73）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互补理论为代表。这位学者在对日本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进行仔细研究后提出了不同的对外投资互补说理论。该理论强调了FDI与对外贸易存在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小岛清模型强调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两个特征，该理论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两个特点入手讨论其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机制：（1）直接投资不仅包含资本流动，还包含了经营管理知识、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为本国出口企业带来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可视为国外先进生产函数向国内的转移。（2）这种先进生产函数的转移会在对本国企业员工、经营者和管理者的培训过程中消化吸收并转化为东道国的无形资产。该理论模型详细解释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贸易的创造和促进作用，东道国所吸收的先进技术等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本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并最终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

（2）政策环境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该方面的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1841）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为代表。该理论从进口国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国应当通过进口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有效减少进口，以保护国内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一步发展。该理论对于一国弱势产业早起发展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在当今的国际贸易领域，无数的例证反应了诸如此类的贸易壁垒严重影响了各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以温州等为代表的出口地区因为许多不平等的贸易壁垒而遭受了巨额的贸易损失。因此该理论在当今的贸易形势下，有其不适用的一面。

（3）出口对象国的收入水平和需求偏好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从需求角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以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重叠需求理论为代表。该理论从需求角度探寻一国进口贸易产生的原因，认为各国国内市场的需求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是决定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关键要素。因而出口他国商品的可能性就取决于对象国消费行为主体的偏好和市场需求结构。而对象国消费主体的收入水平是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

（4）引用外资、固定资产投资、进口额等要素的研究

这一类要素通常较多的被列入到一个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何朝辉（2008）对温州市国有企业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温州市国有企业近10年来出口贸易额和其固定资产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进行的相关性分析，得出对于企业而言，尽管当期固定资产投资并不会提升企业当下的固定资产总量，但是通过影响企业对于未来市场需求的判断和企业信息等，仍然会对当期的出口贸易额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同时也表明，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其出口贸易呈现不显著的相关性。

许和连，赖明勇（2008）使用最小二乘法分析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人均GDP，进口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外商直接投资等对于出口贸易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作用，而关税税率则与我国出口贸易额之间显现较强的负向影响关系。

（5）企业竞争力指数

这一指标在过往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中并不多见。通常该指标有诸多要素构成，诸如劳动力成本，企业产品市场份额等。袁志（2010）对温州市私营企业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引入企业竞争力指数，结合引用外资等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最后得出企业竞争力指数与私营企业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6）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也是出口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通常认为人民币汇率会与出口贸易呈现反向变动，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在逐渐变小，对于地区化的出口贸易，人民币的反向作用更进一步被削弱。王磊，曹显兵（2008）的文章中，作者基于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汇率等各项指标和数据和VAR模型，得到了人民币汇率和进出口间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很好解释了汇率变化对于山西省进出口行业的影响。作者通过VAR模型，得出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山西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人民币升值对山西的进出口并未造成显著影响。

2.实证研究方面

（1）多元回归模型

通常国外学者研究出口贸易影响因素会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葡萄牙学者默斯（FranciscoF.RibeiroRamos）（2008），对1896年至2007年内葡萄牙的经济增长数据、就业率、汇率等要素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建立了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葡萄牙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国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

（2）面板数据模型

近些年国外学者也较多的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阿根廷学者（GarbaranaHRoberto）（2009）对1990年至2005年间的阿根廷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作者对阿根廷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进行了分类，将出口地区分两类也加入了面板模型之中，连同其他影响要素，分析阿根廷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

二、温州市出口贸易的现状研究

1.对于当前困境的分析

这一类文献较多的将论述的重点集中在分析温州的贸易困境和其形成的原因。陈茜，贾建华（2009）通过对温州加工贸易发展现状的分析，得出温州当前面临困难的原因所在：（1）金融危机使得贸易主要进口国市场萎靡，需求量减少，境外订单大量减少，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来料加工型企业整体实力不强，融资难度大。（2）产业定位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目前温州加工贸易多定位与附加值较少，核心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3）产业链不完整，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够显著。温州市相当一部分的加工贸易出于简单加工发展阶段，技术含量不高，产业链短，零部件和材料大量依赖进出口。

李健（2009）首先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于温州民营企业的影响：（1）外贸需求萎缩导致出口持续下跌。温州的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欧洲、亚洲等市场。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外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减少，导致温州的出口额急剧下降。（2）贸易风险的加大。金融危机加剧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动荡，加大了温州民营企业的贸易风险。企业之间信任危机加大，外汇汇率不稳定更是加大了对外贸易的风险。（3）融资成本上升。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导致温州传统制造型的中小企业经营业绩下滑，资金链吃紧。由于温州民营企业流动资金不足，融资途径和融资方式单一，融资的成本较高的劣势更加突出。

郑灿（2010）先陈述了温州企业大规模倒闭的现状，同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成本急速上升，中小企业难以驾驭。成本问题是持续经营的每一个中小企业必然要面对的严峻挑战，温州大部分企业尚处于家庭式的手工制作作坊，与大型的国有企业不同，中小企业没有雄厚的原始积累，导致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始终经历着流动资产不足的考验。而且当成本危机一旦来临，此类中小企业必然应对乏术，只有走向倒闭的边缘。

2.对外部环境的分析

这一类文献着重论述温州所面临的外部贸易环境以及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动对温州出口贸易的影响。林俐（2010）为了分析得出温州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向的偏好，建立的模型包含的因素包括区位条件因素、海外网络因素、民间资本因素等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化压力日益增大。现阶段的外向国际化还是以本土产品的大量输出为主要特征，以低价竞争为主要手段，极易冲击进口国同类产业，很有可能导致进口国的排斥和打压。国际化压力的集中体现是来自贸易国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等。

3.对出口发展战略的分析

这一类文献着重分析温州出口发展战略的调整。王洪斌，胡玫（2011）通过研究温州对外贸易战略及政策等问题，提出温州在未来应当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出口品牌，扩大海外销售网络，增强民间贸易组织、政府和企业间的联系。

三、贸易引力模型解决出口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现状

1.贸易引力模型的早期应用

中国学者在国际贸易研究中运用引力模型的文献，最早见于张杰等人（1996）对欧共体10个成员国与其他国家贸易的研究。史朝兴等（2005）归纳整理了Anderson（1979）、Bergstrand（21985、1989）、Deardorff（1995）等人推导引力模型所遵循的理论路径和所采用的方法，并对这些学者进行的理论工作做出了系统的回顾。随后，引力模型更多的出现在了中国学者对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之中。由于国内学者一开始就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所以对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模型做相应的调整。

2.中国的对外贸易流量分析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较具代表性的有：盛斌等（2004）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41个国家在2001年的双边贸易数据，在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中加入了GDP之差的绝对值、进口国的贸易依存度等变量，并引入贸易集团、共同边界等虚拟变量，估算了引力方程，在总量和部门层次分别对中国与不同的贸易伙伴之间的理论值与实际值作了比较。

林玲等（2004）以Linnemann的模型为基础，加入了国土面积作为解释变量，以APEC成员资格和是否为发达国家作为两个虚拟变量，对Linnemann的模型进行了扩展和修正，以此检验了2002年中国与40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但上述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为了避免数据的多重共线性，计量分析大都采用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同一年的截面数据，使得从结论中难以看出政策因素对贸易的持续影响，也难以得出贸易影响因素的动态效果。

3.对边境效应和贸易成本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边境效应的研究，既有对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行政区划所形成的边境效应（范爱军等，2009；李秀敏等，2008；李郇等，2006）的研究，也有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效果的研究（冯邦彦等，2007；李铁立等，2005），更多的则是对国家间贸易的边境效应所作的实证研究，例如赵永亮等（2007）、张娟（2008）、朱海霞等（2008）、胡志丁等（2009）等人的研究。钱学锋等（2008）、施炳展（2008）分别利用加入多边贸易成本的改进引力模型，计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从公司这个微观层面进一步揭示了贸易边境效应产生的原因。

四、对研究现状的评述和总结

1.可借鉴之处

（1）以往的文献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不同的出口特点，不同地区特性等都会对影响因素的取舍产生影响，而以往文献所选用的影响因素，基本涵盖了诸如汇率，进口，使用外资等常见的影响因素，并对其在特定条件下的影响程度和机制有了详细的分析，以上都会对本文分析温州企业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提供参考。

（2）以往的研究文献在对贸易引力模型的运用方法有非常多的论述。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公式的基础上，以往学者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实际情况，加入了不同的变量，对其加以变形，进行新的运用。这也使得本文对于研究温州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方面有了模型依据。

（3）以往的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了较多不同的方法，而面板数据模型对于分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有其优点，即可以兼顾不同的维度。这一数据模型的运用对于处理数据较多，出口贸易结构复杂的对象非常有效。

2.不足之处

（1）以往对于温州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的偏向于理论分析，而实证分析也没有细化到企业类型的层面，去分类研究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异同点。

（2）贸易引力模型很少运用于分析温州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并且现有的运用，其对变量的选择，并没有很好体现“温州特色”，因此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仍然有其缺陷。

（3）实证分析方面，以往对于温州企业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模型，没有选择将出口对象国纳入到截面之中。

参考文献：

[1]林俐.温州对外经济与贸易发展回顾与展望[A].金浩，王春光主编.2008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5-80

[2]黄建忠，毛恩荣.金融危机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C].第66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论文集，2009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1篇4

论文关键词：产品周期理论美中贸易结构性逆差

论文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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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筠燕，姚益龙，产品周期理论的重温与思考，世界经济文汇，1991，(01)

李坤望，张伯伟，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李强，唐磊，中美贸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基于产品周期理论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9，(6)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篇5

当前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一、引言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与世界接轨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作为贸易出口国，往往必须具备领先于其他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技术创新，拥有了新产品与新工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具备出口的潜质，因此，对于出口国而言，国际贸易的进行是其开展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作为贸易进口国，由于国际贸易所存在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势必会对进口国技术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贸易双方人才、设备等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更会激发进口国去适应外来的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知识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世界网络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形式，从静态角度出发，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发展势必会提高自身的出口潜力，因而增强其国际贸易水平;同时，从动态角度出发，国际贸易的开始势必会给我国现存技术带来一定的冲击，从而给其技术创新带来动力。因此，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其技术创新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来技术大力开展自身的技术创新，为其经济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技术在其发展中的内生化演变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演进的过程，其中有两条主线尤为明显：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从传统贸易理论开始，就对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不仅依赖于具备各种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如何组合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这是最早的把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提法之一，这种技术可以在固定的生产要素条件与一定的规模下实现产出最大化以及产品多样化，而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以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绩效，即劳动生产率。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在19世纪早期，Torrens(1844)就意识到在知识与国际交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发展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Mill(1848)对基于技术发展的国际贸易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讨论。Bloomfield(1978)系统分析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并认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差距理论中涉及的要素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将有关国际贸易中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定义显然与现代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相对来说比较狭隘，认为技术就是提高劳动者能力和设备水平，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贸易发展中存在技术的影响，但在理论发展中对于技术创新的见解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分工的改善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密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劳动的分工，会对国家的贸易模式及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基础上，把国家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归因于贸易所带来的外在技术创新。

因此，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斯密一派认为技术创新是源于劳工分工的内生变量，而李嘉图一派则认为技术创新是贸易所带来的外生变量。虽然，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对于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分歧，没有明显的界定，所以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对技术本身缺乏系统的定义，导致技术在贸易理论中被纯粹的认定为外生变量，即便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关技术的认知在日后其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之后的很长时期中，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技术方面的演进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贸易模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少有理论再将技术创新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当中。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中，由古典贸易理论中所提出的技术的重要性被忽视，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以生产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而忽略了贸易中各国间存在的技术差异，其中以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

H-O模型主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要素禀赋及不同产品的生产函数角度阐述其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之前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在于：古典贸易理论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而新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与经济增长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忽略了技术在贸易模式中的重要性。实际上，H-O模型把经济增长排除在其模型之外，关注的只是贸易的静态层面，单考察了生产要素差异所带了的比较优势，而忽略技术之间的扩散对贸易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H-O模型对于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忽视，从而使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处于迷失阶段。

直到20世纪中期，众多学者又逐渐开始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即技术因素重新被纳入贸易理论模型的研究中。随着新禀赋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将RD(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知识视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禀赋之一，同时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技术同样视为国家重要的禀赋之一。国际市场存在的竞争越发激烈，新产品不断增加，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在经济增长中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内生技术创新对于经济进一步增长显得更为迫切，这就使众多学者从外生技术对贸易的影响转为更深一步的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变化。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中，由于各个国家在产品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差异，从技术创新以及传播的角度研究贸易的产生及其所带来的贸易模式的变动，为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发展奠定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新贸易理论兴起，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开始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Krugman(1979)开始将技术引进到贸易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技术创新还局限在外生的，无法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以解释。

20世纪80年代所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融合，为之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贸易理论研究超越之前静态层次的研究，使得技术成为贸易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随着21世纪的到来，企业异质贸易理论成为当今贸易理论的代表，即新―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Melitz(2003)提出来的，主要是在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假定下，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得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步入出口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淡出出口市场，与此同时，同一行业内的资源也将低生产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使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及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从而使整体行业生产率及整体经济实现增长。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贸易理论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为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释，企业为了追求高的生产率及利润必定会加大技术创新的步伐。由于该理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模型框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但该理论为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三、基于中国国情下的国际贸易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对发达国家相比，作为经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新产品进入市场，必定会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很大的冲击，本土企业若想继续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务必开展技术创新，赶超外来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此与外来竞争者相抗衡，因此，国际贸易间接地成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其次，国际贸易开展的过程中先进的出口国在将新产品传输到我国的同时，也将其产品所具有的工艺与技术水平传递过来，由于技术溢出的发生，给我国同行企业带来了模仿的契机，在模仿先进技术的同时，使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第三，如果先进出口国本身的产品具有一定的领先技术水平，我们在引进这些产品以后本身就具有了先进技术设备，这可以称为有形的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产品的同时会要求具有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企业员工经过培训之后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这就相当于给本土企业带来一定隐形技术创新;第四，由于我国与世界接轨，国际贸易过程中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同时会影响我国积极改善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机制，对引进技术的企业而言，为了更合理的使用先进技术往往需要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出相应的创新及转变，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创新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的创新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起始的贸易谈判阶段，先进的出口国为了使进口国更加全面与详细的了解产品特性，促成贸易实现的目的，出口国会在合理的限制内演示产品性能，若交易失败，出口国的技术已经产生一定的技术扩散，而这种扩散也会一定程度的给进口国带来技术创新;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是贸易双方技术传播与创新的最直接方式，进口国在国际技术贸易的开展中不仅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还会从人力资本、生产水平等其他方面认识到自身与出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引发进口国的再次适应性创新。总而言之，上述的各种方式都会增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我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掀动自身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逐渐减少对此先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加之我国自身的二次创新，很有可能领先于国际市场上同产品的技术水平，成为产品垄断供给者。

因此，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激发自身的技术创新，从静态层面上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增加自身的技术存储量;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从动态层面提高了我国技术创新意识，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强了创新制度环境的形成，为今后我国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呈高幅度的增长，而出口能力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贸易的出口国一般具有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因此，国际贸易对于作为贸易出口国的中国有关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静态层面来说，我国只有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才更有可能拥有新技术与工艺，这才具备出口产品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我国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就会充分的进行技术创新，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次，从动态层面来说，出口贸易必将会带来一定的技术扩散，我国的技术优势会在对外贸易的进行中逐渐丧失，因此，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放任其流失而无作为，在技术丧失的同时会逐渐丧失其出口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出口地位，

另一种是持续的开展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出口地位加大创新的力度，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制胜，当然，我国遵循了后者选择;第三，在贸易双方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出口国可以根据进口国反馈回来的市场信息，寻找产品技术的不足改进技术，开展新的技术创新;第四，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为之后开展技术创新提供经济保障，同时，技术领先国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资金强有力的保证下，技术领先国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更加激发了其对于技术创新的动力;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作为技术传播与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虽然可以给进口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看似是出口国技术的流失，实际上是出口国传播的次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在本国经济中已经明显落后，因此，适时的转移次核心技术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对于出口国进行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经济后盾。总而言之，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同时更要保持自身的先发优势，持续开展技术创新，适时的将逐渐淘汰的新技术转换成国际贸易中的利得，对于我国积累资金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四、结语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中技术的演变，由最初肯定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到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经历了相当长的迷失阶段，直到今天，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柱之一，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的源动力。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新贸易理论，都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的肯定，在这里，我们只着重探讨了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存在有互动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技术创新提高了我国新产品的研发水平，改变了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因此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品种更加的多样化，是我国作为出口国占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二，技术创新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促进我国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导致分工专业化，更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三，技术创新提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与产品核心竞争力，而一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与自身优势上，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扩大我国产品价格等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生产技术与产品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地位;

第四，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模式的创新，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他们迅速的改变着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与效益，网络技术创新更加剧了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因此，技术创新反作用与国际贸易，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进行就是在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中飞速发展的。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

摘要：通过进口贸易有效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成为开放新阶段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与评述，总结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及影响其吸收的能力因素，并得出当前我国应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平衡技术吸收与自主创新等诸多具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吸收能力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并创造了贸易增长的奇迹。但是，此种带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愈加明显，特别是持续的贸易顺差不仅使我国遭遇到空间严峻的贸易摩擦，同时严重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到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愈加失衡的状态下，通过更大规模的进口以实现长期内国际收支的均衡，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而注重进口，一个关键内容即在于如何利用进口贸易这一物化型技术扩散渠道间接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展开述评，以期对我国如何开展进口贸易有更深的认识。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理论研究

自Schumpeter（1912）开创性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以后，技术创新理论及与之相应的技术扩散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得益于本国的R&D投入，同时本国的R&D活动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FDI、劳务输出、信息交流以及人口迁移等多种途径将本国的R&D成果间接传播到他国，贡献于他国的经济增长（Keller，2001）。早期学者对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象描述与分类上。Arrow（1962）最早基于外部性的视角解释了技术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基础上，Findlay（1978）用“传染理论”来描述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溢出现象，并指出越是开放国家其了解国际市场产品与技术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从他国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Mansfield&Wagner（1981）则将国际间技术溢出按“同级转移”和“纵深转移”的方向将其划分为水平型技术溢出与垂直型技术溢出，而wilkin（1988）根据技术溢出效果进一步将国际间技术溢出区分为了“简单型技术转移”和“吸收型技术转移”两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构建了一个分析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全新框架。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R&D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等各种内生因素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因此，发展对外贸易如果能有效刺激一国的技术创新活动，或者国外R&D活动能通过贸易渠道间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则其便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1991）一书中，Grossman&Helpman首次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技术变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通过存在水平差异与垂直差异中间品贸易以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机理：一方面，种类更多的中间贸易品能有效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同时进口国也不必对新中间贸易品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更为专业化的中间贸易品的进口会刺激进口国的学习和模仿，开发出同类甚至更具竞争力的相似产品。

在Grossman&Helpman研究的基础上，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与条件问题。Romer（1992）、Barro（1995）等人认为更加开放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接受新思想、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在Chuang（1998）建立的关于贸易引致技术学习与模仿进而促进贸易国经济增长收敛的追赶模型中，学习效应的产生与强弱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与进口两大技术学习来源的相互作用以及贸易品的特征与属性，二是决定可获技术的贸易伙伴国技术发展水平；Vamvakids（1999）等学者重点探讨了机械设备等资本品进口对于促进一国学习新技术的理论机制，并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贸易开放度与制造业占GDP比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endrick（2000）则进一步认为劳动者技能与资本品中隐含技术进步存在互补关系，通过使用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品可以增进工人的工作技能。归纳起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机制在于：一国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接触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发明，并在相应学习与模仿的过程中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本国技术进步的速度。

当然，也有学者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如Stokey（1991）就认为，一国产业的成长必须经历自身知识积累与规模经济的过程，鼓励进口、国际竞争的过早放开都将阻碍这一进程的实现，从而导致一国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在Young（1991）的研究中，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以强化后进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前提的，自由贸易会阻碍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并将其锁定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除非南北差异比较小，否则南方国家在封闭情况下反而能获得更快发展”。

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区域市场；贸易流动；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主权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作为对问题研究的一种学术探讨，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无疑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帮助。本文拟通过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的描述，在借助viner理论和balassa模型的基础上，对港澳与大陆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理论分析和检验。

二、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演进背景分析

香港和澳门均属于自由港，各自为独立关税区，是两个对外高度开放的海岛型城市经济体系。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港澳地区同大陆在区域市场上从分离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撇开香港和澳门在政治上与大陆分离的诸多原因，仅就经济层面而言，港澳地区与大陆的脱离既与外部原因有关，也与内部的经济体制原因相关。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回归分别是在1997年和1999年开始的，那么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回归则可以从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港澳地区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economicintegration)。

区域市场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即丁伯根(tinbeergen)理论中的消极一体化(negativeintegration)和积极一体化(positiveintegration)。功能性整合是指取消各种阻碍经贸活动的规章制度，即消除对有关经济体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障碍，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去纠正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号，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尽管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不同于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港澳和中国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根据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港澳和大陆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基于功能性整合的货物贸易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中国大陆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是同前苏联为首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市场基本是封闭的，有限的货物贸易是港澳与大陆经贸关系的主要纽带，香港几乎是大陆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及其同大陆的特殊联系，扮演了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贸易转口港的角色。资料显示，尽管香港与大陆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7.2％不断下降到1970年的8.8％，但这一比例在1980年以后明显开始上升。值得指出的是，1950至1970年代，大陆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4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3名，并且在进口方面保持前1—2名的位置。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到加入wto，是基于功能性整合向制度性整合转变的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制定，大陆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战略决策。首先，在沿海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继之，是有选择地开放了直接投资市场，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从而在粤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前店后厂”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是以香港体制、资金及其拥有的国际市场和内地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为基础的，是香港与大陆市场局部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这一时期香港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据统计，2002年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42％，香港转口贸易的90％与大陆有关；截至2003年底，港资在大陆的实际利用外资中的比重高达44.4％，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004年香港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仅名列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同时，该时期大陆在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

第三时期以cepa签署为标志，是基于制度性整合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阶段。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和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式，加强着港澳与大陆的经济互动，它是“一国两制”和wto框架下的主权国家内部的独立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解决或逐步消除“回归”后的港澳与大陆在经济整合中因不同社会运作机制和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贸易障碍。由于港澳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省份的特殊地位而产生了制度性障碍，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便构成cepa的基本内容。cepa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使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商品和要素逐渐地自由和双向地流动，因而这项制度创新的绩效得以逐渐显现。应当承认，cepa的制度绩效远大于其内容本身，它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大陆的长期制度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三、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

viner的“贸易创造”(trade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divereion)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关税同盟成立前，对未来成员体的高关税会增加贸易创造的可能性；而在关税同盟建立后，这些未来成员体则有可能取得福利收益。另一方面，对非成员体的低关税将会减少贸易转移的机会。显然，当我们将港澳与大陆看成是存在着一种准关税同盟的研究对象时，则viner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效应的学说，给我们研究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提供了某些启示；同时，我们可以借助balassa(1961)模型对港澳与大陆间有可能出现的区域市场整合展开模拟检验。

balassa模型是以区域贸易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固定不变，区域贸易合作必然会引起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为基本假设前提，该模型通过区域贸易合作前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说明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当区域内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大时，则意味着总贸易创造，当区域外贸易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减小时，则表明总贸易转移。解析balassa模型的主要公式：

m=aybu(1)

m为进口值，y为国内生产总值，a为一常数，u为模型误差，b为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得：lnm=a+blny+u(2)

可将(2)进一步转化为3个方程：

总进口方程：lnmt=at+btlny+ut(3)

区域内进口方程：lnmi=ai+bilny+ui(4)

区域外进口方程：lnme=ae+belny+ue(5)

mt、mi、me分别代表总进口值、区域内贸易进口值和区域外贸易进口值。如果我们主要考察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b，则我们在不考虑以上各方程中的a和u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益展开解说。剔除a和u，用以解释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的简化方程表现为以下形式：

lnmt=btlny；lnmi=bilny；lnme=belny(6)

一般来讲，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和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创造，即在区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成员体a内成本高的产品为成员体b内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假定成员体内存在a，b两大类别)。也就是说，原来由成员体a生产的，现在可从成员体b进口，于是新的贸易得到“创造”。同时，由于从成员体b进口成本低的产品代替原来成本高的产品后，成员体a就可以把原来的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创造效应。

当区域贸易合作后的bi大于合作前的水平而be小于合作前的水平时，则存在着viner理论中的净贸易转移，即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对外实行统一关税率时，对第三方的歧视会导致外部进口减少和转变为从成员体进口的局面，即产生贸易转移。这种贸易转移的机理在于：从原来第三方进口成本较低的产品改为从成员体进口成本较高的产品。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它对区域市场整合之贸易流动说产生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我们依据viner的理论对大陆与港澳的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进行检验。基于cepa实施时间不长，可计算进口需求收入弹性的数据时段较短，我们只能依据港澳与大陆这两个经济体间贸易的较少样本数据来进行相关检验。根据balassa模型所计算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对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解释，港澳和大陆之间贸易往来明显包含着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问题。以2003年9月内地与香港cepa的附属文件的签订为分界线，现依据2002-2004年、2005-2007年的大陆与港澳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检验。以下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亚洲开发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和澳门特区统计暨普查局网站。

将上述数据分别代入公式6予以测度，可计算得到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其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大陆和港澳的区域内贸易合作后的总进口需求弹性都大于合作前的水平；大陆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在2002—2004年的统计年度略微下降，港澳区内的进口需求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弹性都呈现增大趋势。可见，中国大陆与港澳区域间的贸易影响并不相同。为此，我们有以下讨论。

首先就港澳而言，cepa实施后，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9872>0.9754)同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1.0483>1.0352)、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9982>0.9865)一起增大，这说明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并且没有形成净贸易转移。具体地讲，cepa实施所带来的港澳台与大陆间贸易的扩大，不仅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港澳的自行生产，还来自从大陆进口替代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后一种替代的进口产品在大陆的生产成本并不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即cepa的实施创造出港澳台对内地产品的更多需求。这些需求既有原先自行生产的，也有主要通过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来满足的。其次对大陆来说，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t明显增大(0.8904>0.8870)，区内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i(0.4753<0.4896)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bε(0.8352<0.8448)略微减少，这说明大陆与港澳台间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效应，即没有产生以内地自行生产的替代。

上述结论验证了viner的观点：成员体的生产结构越是竞争性的(非互补性)，构建关税同盟增加福利的可能就越大。当然，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还取决于运输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员体间的运输成本越低，他们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收益就越大。因此，分析结论是：随着关税同盟中的邻近成员体的不断加入，跨国境的贸易创造的可能性也就较大，这种情况较之于产生贸易转移的遥远的成员体的加入，会在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及其效应上对中国更为有利。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迪尔道夫模型；服务贸易净出口；货物贸易净出口；生产贸易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2049

一、引言

从1971年“服务贸易”概念在经合组织一份报告出现以来，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增长，但是现在国际服务贸易并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于是理论界在寻求建立完整的服务贸易理论体系的基石――国际服务贸易纯理论。

在建立国际服务贸易理论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否使用于服务贸易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以R迪克（R.Dick）和H迪克（HDick）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服务贸易；一种观点是以萨皮尔（ASapir）和卢茨（Lutz）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说是普遍有效的；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它既肯定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对于服务贸易的适用性，同时也承认具体理论在解释服务贸易上的缺陷，主张在利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服务贸易时，必须对传统理论进行若干修正①，在传统理论框架内研究服务贸易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格瓦蒂（Bhagwati），迪尔道夫（Deardorff），琼斯（Jones）和伯格斯（Burgess）等。

迪尔道夫（Deardorff）在HO模型的基A上证明了比较优势是适用于服务贸易的，并且得出结论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整体是互补均衡的；1989年梅尔文（JamesRMelvin）提出，当开展服务商品贸易的时候，出口服务的国家必然在货物贸易上存在逆差，服务出口国在货物贸易上表现为逆差，反映了服务部门的比较优势。

国内学者们在研究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补性时，主要结论有两种。一种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不互补。比如：陈兆军（2001）认为广义的要素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但是产品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不存在确定的互补关系。②另一种为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即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存在互补性。谢康、李赞（2000）借助TSP软件包对89个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数据（1980―1995）进行了分析，得到结论，符合服务贸易顺差时，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逆差时，货物贸易顺差这一假设的概率为066。③郑辉、张捷（2008）表明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导致贸易比较优势出现新的变化，贸易同时涵盖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服务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贸易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并掌握贸易模式的选择权，而且此时的贸易平衡将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总体平衡。④本文的特点主要是在迪尔道夫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从服务贸易和生产贸易两方面来考虑与货物贸易的关系。

二、迪尔道夫模型

1984年，迪尔道夫（ADeardorf）先是分析了国际贸易理论用于服务贸易的局限性，他运用标准的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型，通过改变其中的个别约束条件，率先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是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⑤。迪尔道夫模型有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比较优势是适用于服务贸易的，而且在国际贸易格局中，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具有互补性。在迪尔道夫的模型中，对两国封闭状态下、自由贸易状态下及半封闭状态下的服务贸易进行分析，发现服务贸易仍然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并且和货物贸易形成互补。世界主要进出口国家（地区）的服务贸易余额和货物贸易余额，服务贸易顺差的大国美国、英国等，一般货物贸易逆差严重，2014年，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额233593亿美元，但货物贸易逆差分别达到792015亿美元；而货物贸易顺差的诸如中国，2014年货物贸易顺差为38295亿美元，而它服务贸易逆差1501亿美元。

第二，在服务贸易中，出口的既可以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也可以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上面迪尔道夫第二、第三方面的叙述中了解到，首先在服务贸易中，生产要素是可以跨国移动的，其次当A国为管理要素丰富，而服务产品为管理要素密集型产品，那么A国在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A国既可以在管理密集型商产品S的生产上对B国保持比较优势，也可以在管理要素的生产上保持比较优势，又有可能同时在产品S和管理要素上保持比较优势。

三、迪尔道夫模型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补性中的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总量飞速增长。本文以中国的数据为例，通过服务贸易净出口与货物贸易净出口、生产贸易净出口与货物贸易净出口的关系来看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补性。

（一）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净出口互补性

以下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数据来源与模型选取

本文选取的是1982―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和中国货物贸易净出口额，数据均来自WTO数据库。由于回归模型本身不能检验因果关系的存在性，因此本文选取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法。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补性，以中国的数据来验证，因此设置服务贸易净出口SNE、货物贸易净出口CNE两个变量。

2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净出口变化趋势图从下图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也持续增加。1982―2004年，我国服务贸易的逆差额较小，增长缓慢，在这个阶段，我国货物贸易的顺差额也缓慢增长；2004―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快速增长，逆差额巨大，2014年达到了1501亿美元，而这个时期，我国也拥有巨大的货物贸易顺差额，在2014年为38295亿美元。

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净出口是息息相关的，服务贸易的逆差越大，货物贸易的顺差也越大，进一步地，用Eviews7来检验我国服务贸易净出口和货物贸易净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

我国服务贸易净出口与货物贸易净出口的变化趋势图

3平稳与协整检验

首先对变量SNE、CNE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选的时间序列SNE、CNE都是不平稳，而CNE的时间序列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水平下处于平稳，而SNE、CNE二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水平下处于平稳，因此综上知，在SNE、CNE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一些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它们的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对SNE与CNE做协整检验。结论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SNE与CNE协整检验的似然比即迹检验统计量数值中，SNE与CNE之间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在SNE与CNE这组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变动趋同，可以对它们回归和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检验结果可以知道，在滞后期为1、2的情况下，CNE不是SNE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分别为00608和01817，大于5%，所以接受原假设；但是在滞后1、2的情况下，SNE不是CNE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分别为00024和00037，小于5%，拒绝原假设。即货物贸易的净出口额几乎不会对服务贸易的净进出口额产生影响，但是服务贸易净出口额的变化会显著地影响货物贸易净出口额。

5结论

经过上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互补的，即拥有服务贸易的顺差的国家，货物贸易一般为逆差；而服务贸易逆差的国家，货物贸易一般为顺差，而且服务贸易的顺差会导致货物贸易的逆差。

（二）生产贸易与货物贸易净出口的互补性实证分析

生产贸易是一种中间投入而非最终产出，因此，它提供的是市场化的中间服务（非最终消费服务），并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知识密集的特点，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我国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本文将生产者服务定义为包括运输服务、通信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其他商业服务在内的各类服务，以PSNE表示生产贸易净出口，本文选取的是1982―2014年中国生产贸易净出口额和货物贸易净出口额CNE、PSNE的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CNE的数据来自WTO数据库。

首先对变量PSNE、CNE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再对PSNE与CNE做协整检验。原假Or=0表示没有协整关系，备选假设r=1表示有一个协整关系，从结果中可知，PSNE与CNE之间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在PSNE与CNE这组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变动趋同，可以对它们回归分析。

经过上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结论，生产贸易和货物贸易是为互补的，即拥有生产贸易的逆差的国家，货物贸易一般为顺差，这也更证明了迪尔道夫的模型，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生产贸易的净出口与货物贸易的拟合程度更高，互补性更强，比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紧密性更高。

四、结论与建议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具有互补性

根据文章中对我国服务贸易净出口和货物贸易的净出口的实证分析，我国服务贸易的逆差每增大1个单位，货物贸易的顺差就增大391个单位，并且服务贸易净出口的变化还会影响到货物贸易净出口的变化。也就是说，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整体上是平衡的，服务贸易顺差的国家一般货物贸易为逆差，服务贸易逆差的国家货物贸易一般为顺差。在对生产贸易净出口和货物贸易净出口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生产贸易净出口和货物贸易净出口之间的拟合程度更高，也是因为生产贸易大部分是为了方便国际商品贸易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比如运输业、保险业等，这也验证了迪尔道夫模型的结论。

（二）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升级

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严重，却又有着巨大的货物贸易顺差，政府要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计量结果显示服务贸易会影响着货物贸易，因此可以通过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来改善货物贸易的结构，这样既可以发展我国的服务贸易，也可以促进货物贸易的结构升级。与此同时，政府也应改善服务贸易的结构，文中的数据表明我国在服务贸易中的运输服务、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上逆差较为严重，我国需要加大这些产业的资金投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因而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实力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注释：

①杨圣明，刘力服务贸易理论的兴起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1999（5）：50-55.

②陈兆军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互补性问题的再研究[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1（4）：48-53.

③谢康，李赞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互补性的实证分析―兼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J].国际贸易问题，2000（9）：50-55.

④郑辉，张捷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补性及贸易平衡新解[J].国际经贸探索，2008（5）：63-67.

⑤杨圣明，刘力服务贸易理论的兴起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1999（5）：50-55.

参考文献：

[1]杨圣明，刘力服务贸易理论的兴起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1999（5）：50-55.

[2]谢康，李赞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互补性的实证分析――兼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J].国际贸易问题，2000（9）：50-55.

[3]陈兆军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互补性问题的再研究[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1（4）：48-53.

[4]汪素芹国际服务贸易[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54-56.

[5]郑辉，张捷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互补性及贸易平衡新解[J].国际经贸探索，2008（5）：63-67.

[6]公维丽，孔庆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因果关系研究――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0（2）：5-9.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异质性企业；内生边界

一、引言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主要阐释国际贸易成因、国际贸易结构和国际贸易利得等问题。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先后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四个发展阶段。

古典贸易理论主要包括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和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2×2×1模型)。在他们的理论中，假定在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劳动作为唯一的投人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则国际贸易是发生在劳动生产率绝对或相对差异的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该理论首次阐明了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0世纪30年代，瑞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heckscher和o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定理)。与古典贸易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的形成除了劳动这一投入要素之外，还包括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差异。后经haberler、mied、learner、leontief等学者将一般均衡分析的新古典模型与h－o定理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模型(2×2×2模型)——新古典贸易理论。这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量存在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情况，这一有悖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现象引起了verdoon(1960)、balassa(1966)等人的关注，grubel、lloyd(1975)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tradetheory)。20世纪70年代后期，krugman(1979，1980，1981)、dixit和norman(1980)、lancaster(1980)、helpman(1981)、ethier(1982)、brander和spencer(1985)、eaton和gmssman(1986)等经济学家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嵌入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形成了所谓的新国际贸易理论，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消费偏好多样性和产品差异化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对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和产品同质性等基本假设进行了彻底颠覆，较好地诠释了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内贸易占绝大比重这一历史现实。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公司内交易特别是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对此问题的说服力也显得苍白无力，迫使经济学家对公司内贸易的成因进行反思。21世纪初，marcmelitz(2003)提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polantras(2003)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共同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该理论打破了以往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假定，把国际贸易建立在异质性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基础之上，对当今国际贸易成因、结构和模式进行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全新解读。

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背景

1、国际贸易领域的微观实证数据对以往理论提出挑战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大中心主题为贸易所得和贸易分工基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间贸易模型根本没有涉及到企业层面；新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内贸易模型虽然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但为了简化模型，以代表性企业的假设将企业同质化。然而，近年的实证数据表明，企业间的差异对于理解国际贸易有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在对企业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中发现，在某一行业内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仅是少数效率高、竞争力强、规模相对大、产品质量好的企业。早在1995年，bernard和jensen曾发现在美国制造业中就存在上述现象；melitz和yeaple(2004)根据大量事例对1996年美国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研究表明，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出39％；eaton、krama和koaum(2004)在研究中发现，法国制造业中仅有17.4％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且其出口量仅占生产量的21.6％；jensen、ber-nard、redding(2007)等人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550万企业中只有大约4％的企业进行过出口贸易，2002年美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与非出口企业比较，出口企业的就业率、销售额和人均增加值分别高于非出口企业119％、148％和26％。

经验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企业无任何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

2、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贸活动出现了新特征，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跨国企业的数量呈级数增长，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联合国贸发会《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15个发达国家共有8.2万家左右的跨国公司，它们拥有超过81万家子公司；《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6年国际贸易有1／3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1／3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即与跨国公司有关的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2／3；跨国公司已占全球技术贸易的60％～70％，全球f&d的80％，全球fdi的90％，21世纪很可能变成“跨国公司时代”。跨国公司在国际化经营中，中间投入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部门结构上多集中于研发密集度高、部门投入物复杂程度高的it、汽车、工业设备、非生产性服务等部门；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增长速度加快，例如1992～2002年，跨国公司海外工厂的销售数量增长率高于商品和非要素服务总贸

摘要:要解决国际贸易专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根据高职高专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在建设的专业目标定位、师资培养、教材建设、教法选择等方面加大改革。以适应高职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社会需要的、综合素质高、具有较高国际商务英语应用能力和国际贸易业务操作技能的高级应用型外贸技能人才的需要。

关键词:国际贸易人才培养高职教育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这就急需一大批熟悉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应用型人才,为了满足社会的这一需要,我们高职高专院校必须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具体培养目标和课程的设置等进行探讨和改革,如何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如何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彰显专业特色,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1高职高专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定位

(1)专业培养目标在新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主要是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以英语为工具,熟悉国际商贸知识及商贸文秘的职业职责范围,能够使用多种现代化办公设备与通讯设施,了解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就业方向为:进出口公司、三资企业、报关、报检公司、大型运输和保险公司、外商投资咨询公司、跨国营销集团等。

(2)专业培养规格在思想道德素质上,学生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公民道德。在专业上将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生在理论学习后,要根据目前我国已加入wto的实际情况,系统地学习各门专业课的实际操作,包括国际商务谈判、签约、履约、租船、投保、仲裁、索赔等各个环节,也包括对外投资的策划、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各种业务,具体方法可以通过国际商务实验实训和案例实践教学的形式来实现。

2教学方法的创新

2.1优化课程结构

现在书市上各类高职高专国贸相关教材非常多,而且大多数国际贸易实务教学的各种教材大同小异,内容重复,如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部分在《国际贸易》、《国际货运实务》、《外贸跟单员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等多门课程中重复出现,这样的重复内容在整个国际贸易教材中比例还相当大,任课老师之间讲课衔接不上,导致重复部分,重复讲授。在讲解过程中,多数老师重理论轻实践,以至于学生学了多遍在工作中仍不懂整个贸易的国际货物的流程和相关知识,这样学生走出校门后适应不了用人单位的要求。因此,为了避免重复教学,应该对国际贸易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对几门课程重复的地方进行整合,最好能根据本校自身的特点和特色,老师自己编写教材,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率。

2.2改进教学方法

在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中,理论课知识讲太多,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这个时候就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如模拟公司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方法等。如讲授《进出口业务流程》中进出口货物的整个流程,老师不能仅仅在黑板上板书流程图,要更加生动的采用案例教学手段,适当的可以结合本地企业的案例进行教学,如: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有一批女鞋出口到美国洛杉矶,贸易术语为cif,委托赣州东信货代公司办理租船订舱手续,在这个前提下,老师可以以分组的形式要求学生在课后弄清楚办理每个环节需要提交的材料,然后再到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解说,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让学生不会觉得枯燥无味,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在每一个小组中大家都可以客串不同的任务角色,这样可以让每个角色的流程大家都能较强的记住,而且还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和学习精神。

2.3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环节国际贸易专业的大多数专业课程应采用模拟实验和软件教学,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对国际贸易专业课还应多采用案例教学。,如“外贸函电实训”对于增强学生的实际业务操作能力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国际贸易专业的其它一些课程(或其中的部分教学内容),如“国际结算”、“外贸单证制作”、“海关报关实务”等相关课程可以尝试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来提高其学习的效率。这样不仅不会学起来枯燥无味,而且更能学的好,记得住。

3建设师资队伍构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培养模式,主体是专业教师队伍

首先,要加强专业教师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的培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师除应具备各类教育教师都要具有的素质外,还应具备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各种素质。其次,应当有针对性的选派教师进入外贸企业、海关、报关公司等企业进行实践锻炼,以培养专业教师较强的实践操作和课堂演示能力。高职学院应制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遵循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培养与引进相结合,思想道德与专业学术并重的原则,以宽松优越的个人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灵活创新的用人机制,建设一支适应学院事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以宽松优越的个人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灵活创新的用人机制,建设一支适应专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总之,随着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的贸易地位不断增强,为了能够培养更多国家需要的贸易人才,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与完善课程环节和课程要素,形成具有专业特征的应用性课程体系,才能确保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被社会所认可、接纳。

参考文献

[1]赵绍全.当前部分高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浅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5(3).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科；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数位英国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女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做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1]。这表明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是滞后于经济现实的。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国际贸易学（包含“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它的学科体系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或许当前也有必要进行“集体反省”了。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的解释，学科即“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科作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它包括三大核心构件，分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贸易政策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在特定时期针对某一具体产业应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和措施”，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着力于回答“如何开展一笔具体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现有文献中，王建邦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设计的种种不足，提出应拓展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大外经贸”的概念[2]；还有学者估计到融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难度，如陈岩写道：“国际贸易理论多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作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实务多以微观经济、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是为实现国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诠释理性、昭示方向，而国际贸易实务往往作为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赢利过程和步骤，充满谋略、充满争夺、布满规则。把二者融合为一个层面的命题的确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献确立了研究国际贸易学科结构的理论价值，但其并未充分认识到下列现象，即在国际贸易学科结构中，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仍存在不少脱节现象。因此，我们亟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学科，以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互生互动、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体系。

二、对国际贸易学科困境的剖析

1.困境之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向导和指南。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为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其中，自由贸易政策坚持“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没有政策’，但实际上，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4]；保护贸易政策则一般通过“奖出限入”或“奖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实现，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励（奖出），进口税、非关税壁垒（限入），进口鼓励（奖入）及出口税、出口配额（限出）等。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分别由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为促进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和贸易参与国总体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但历史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在各国的贸易政策演变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占据上风，在当代这两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趋势。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回顾和梳理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主张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认，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的保护贸易都是极端情形，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国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又不想因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的相关产业经受国际上太激烈的竞争而被摧毁，于是当代诸多国家在具体贸易政策选择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折中”倾向，如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

其二，现实世界中的保护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尽管这些现象与现实中对贸易福利的分配不无关联，但主流贸易理论所证明的政策取向与现实贸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层出不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反补贴、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无一不是出自于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某些发达国家[5]。这就使得主流贸易理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显得难以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了。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是微观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于是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贸易理论分析须严格坚持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析往往又违背了这一方法论。举例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表明，效用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无法比较，更无法简单求和。但是，主流贸易理论在分析各种保护贸易政策措施（比如关税、进口配额等）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是先分析实施一项贸易政策对一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政府税收收入等的影响，然后对之求代数和，以得到实施该政策措施的净经济效应[6]，这种分析事实上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一个货币单位给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据效用理论，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进一步地，就不能随意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状况进行简单求和，从而一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后的整体福利变化将是难以确定的。这足以表明，“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上述三大事实说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2.困境之二：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的脱节

通常人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理论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的说法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关系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的契合点。更直接地说，在不排除国际贸易理论对实践“潜移默化”的指导外，国际贸易理论没法、实际上也没有对实践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当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时，显然不能去怪罪实践，而只能从理论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出发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这些均不能构成二者脱节的充分条件。造成二者脱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二者的方法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中去寻找。在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国际贸易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导致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脱节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业主体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基本原因。或许也正因如此，迈克尔·波特（MichealE.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并强调了企业因素，近年来甚为流行；而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7]，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21世纪初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通过将分析变量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8]。

其二，国际贸易理论内部大量苛刻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甚至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且交易过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障碍，这与现实是相左的。现实的贸易实务中，不仅大部分时候货币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业务流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说，国际贸易实务所关注的一整套业务流程及其中所伴随的成本，恰恰被国际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比在国内市场更为显著，影响也更深远[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进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同时，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带来矛盾。经济学说史中，微观经济学一般指新古典学派，尽管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从国际贸易学说史看，其本身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贸易理论（如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因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学派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古典学派和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关注具有抽象性，与具体的贸易实务存在差别。一个贸易参与贸易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无论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实务都离不开对“贸易利益”的分析。国际贸易理论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间接利得，其方法论本身决定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具体告知一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强调一个微观的企业如何操作以谋取贸易利益。具体而言，一次成功的贸易，无非是交易前贸易双方就各项交易条款展开磋商，然后签订进出口合同，最后履行进出口合同的过程。贸易实务强调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交易程序，最终是为了实现具体而非抽象的贸易利益。各个贸易参与方能否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此来看，企业只能从实践着手，在实践中积累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获取国际贸易理论的直接指导。

三、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学科的路径选择

1.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对策

为了协调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几种思路值得借鉴：

其一，尝试从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视角看待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自由贸易论若要成立，必要条件之一是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中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观察到保护贸易政策存在的事实。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光、张燕生、万中心的回答给出了基本方向，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创造，保护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贸易状况[10]。

其二，通过对国际贸易政策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试图从政治、经济双重运行的视角去考察实际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以中国为分析样本，盛斌进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对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给予解释[11]。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贸易政策时的不足。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学科交叉，但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贸易理论的“研究纲领”存在某种退化。事实上，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制度的具体化，并没能内生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针对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和矛盾，学者们主要批评的是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孙杰正确地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的环节，一下子跨越到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12]

其三，试图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纳入就业因素与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杨正位认为，从就业和利益分配出发，可以将自由与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中本身含有保护的根基。出现这种保护的呼声，并没有否定贸易带来的总的利益提高的情况，即竞争中处于优势的资本家及工人获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也即是说，这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本身[5]”

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研究无疑可大大深化对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政策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衔接点，并构造相应的理论体系，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衔接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对策

为了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衔接起来，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论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现实而具体的实务分析“上天”，最终找到二者的对接点。

其一，为了使贸易理论（政策）分析“落地”，适时放松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使之更贴近现实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虑在其中引入“关注现实经济生活”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变量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正如张亚斌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1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的命题[14]。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众多的理论“接口”，甚至可对国际贸易展开系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与贸易”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学术前沿可谓对此的最好注解，笔者曾将这种学术思潮命名为“国际贸易的制度主义”，并认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贸易理论对制度因素的自觉吸纳，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其回归现实的必然选择[15]。此外，还可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来加以分析，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产权界定、保护和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种种交易成本，因此国际贸易活动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以克服过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高度重视制度要素和交易过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衔接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贸易实务。

其二，为了使贸易实务“上天”，在讨论如何签订一笔具体的业务合同时，应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样终究会找到其理论根源。国际贸易实务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的，通常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分为三个层次：国内法、国际贸易条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和国际贸易惯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约贸易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对对方的行为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参与者能获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动力参与交易。其中，契约（合同）是贯穿一笔进出口业务的主线，不论是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业务，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准备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几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由于国际贸易的难度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大，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伴随着产权的界定和转移而发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伴而生的一种客观存在。在进出口合同中，最为核心的条款是价格条款，而国际贸易报价一般借助于贸易术语才能得以完成，选用贸易术语的过程，就是明确双方各自在交易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过程，即明确进出口双方在贸易中的责、权、利的过程。贸易术语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大大简化了产权界定和转移的程序，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运用制度基本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对国际贸易实务展开详细的分析，从而将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沿着不断追问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源，即不断寻找“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进而找到衔接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一根“红线”。基本线索为：

贸易发生贸易利益（分配）（广义）贸易条件交易条款贸易合同商务谈判

其中，前面的是结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国际贸易的原因为对贸易利益的追求，贸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由包括价格在内的种种交易条款决定，交易条款在贸易合同中确定，贸易合同的签订靠商务谈判来达成共识。沿着这个思路，或许可构建一个理论与实务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框架。

参考文献：

[1]和静钧.经济学家向女王道歉[J].读者，2009（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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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岩.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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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正位.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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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能生，洪联英.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与拓展[J].经济学动态，2006（9）：62-65.

[8]樊瑛.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国际经贸探索，2007（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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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光，张燕生，万中心.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1996（11）：30-38.

[11]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2]孙杰.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思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J].经济研究，1997（12）：61-68.

[13]张亚斌.论国际贸易中的制度资源[J].甘肃社会科学，2000（2）：18-20.

[14]Douglas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篇11

关键词：国际贸易；补贴；反补贴；经济学分析；自由贸易；贸易保护

中图分类号：DF9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4―0112―07

补贴是指一国政府或公共机构向本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提供的现金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以提高商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补贴与反补贴问题因美国政府2007年初针对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再次引起经济、企业和法学界的关注。在国际贸易中，各国通常都会不同程度地运用各种补贴形式，以影响国际贸易货物的流向。为此，补贴经常被各国用作刺激本国产品出口或限制他国产品进口的一种手段。补贴与反补贴措施既是经济与贸易问题同时也是法律问题，而且作为国际经济问题，它往往还受国际贸易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影响。笔者认为，从国际政治及经济学分析、国际贸易政策理论及法律视角正确解读补贴与反补贴措施，是我们对此问题展开理论研究的基础，是我们采取相应措施应对世贸组织成员提讼的理论前提。因此，正确理解与解读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应当综合以上因素考虑。为此，笔者试从上述三方面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再作诠释。

一、从国际政治与经贸关系解读补贴措施

在国际贸易关系和纠纷中，各国之间的争端往往并不是纯法律性质的，问题的背后常常隐含着深层次的政治因素或国家关系的因素。中国政法大学王传丽教授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的是成员之间基于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以及有关协定发生的权利义务之争，属于法律性质的争端，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国家政治利益的冲突，然而，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涉及的是其成员的重大经济利益，在当今世界上，各国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已不可分离，国家基于经济利害关系的考虑每每超过或甚于对政治利益的考虑，所以人们常用“贸易战”或“商战”这种字眼来形容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贸易战”虽是法律性的冲突，但间或带有强烈政治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当然，在补贴与反补贴问题上也不例外。以美国为例，其反补贴法就并不适用社会主义或者非市场经济国家。例如，1990年11月，美国对我国进口电风扇曾提起反倾销诉讼，但后来因倾销幅度被裁定为0～0.27％而致倾销行为不成立。美国的拉科斯公司不服，1991年10月又提起反补贴诉讼，经美国商业部裁定反补贴法暂不适用于中国电风扇行业而败诉。1992年5月又提起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市场扰乱的406诉讼，这种公然的歧视性做法，遭到美国进口商的强烈反对，拉科斯最终只好撤诉。然而，2007年2月2日，美国政府以中国存在所谓贸易补贴为由，向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提讼。美方指责中国存在“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在WTO框架下被禁止的补贴，补贴涉及钢铁、木材产品及信息技术三大行业。有专家指出，此次美国中国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延续。在此，显然还要提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至今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却将其国内原本并不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补贴问题诉诸世贸组织，完全在于美国目前因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而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控制美国以后。例如，美国自2003年开始就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今年又宣布降低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为平衡与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2007年又宣布了从美国采购43亿美元的订单。这些都说明，我们不能仅将美国此次向世贸组织中国在一些产品上存在的所谓补贴问题仅仅是一个国际经济的法律问题，而是要将其视为美国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并借用它来平衡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手段。

二、以经济学原理解析补贴与反补贴措施

1、补贴在关税与贸易谈判中的议题变化

从GATT至WTO一共经历了九轮关税与贸易谈判，这九轮关税与贸易谈判不仅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要对补贴与反补贴作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关税与贸易谈判的进程加以分析，以便找出补贴问题与关税和贸易谈判进程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以真正揭示出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的国际贸易实质。为此，笔者将自GATT到WTO的多边贸易谈判情况简单列表如下。

由该表可见，补贴与反补贴问题作为国际贸易谈判议题有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在狄龙回合以前，除第一轮谈判涉及到补贴问题外，其余均没有涉及补贴问题，其谈判的中心议题一直是产品的关税问题，此后数轮谈判直到肯尼迪回合才开始真正涉及补贴问题。由此可见，补贴问题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是逐渐受到成员方重视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问题的提出，补贴与反补贴法律的完善是随着多边贸易谈判的历史进程而逐步得以发展的。因此，笔者认为，补贴问题的提出伴随着国际贸易谈判的发展而变化，它与国际贸易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本质联系，并引起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这与它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因此有必要探询和揭示该问题的经济法律本质。

2、以产业保护理论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经济学分析

补贴即是保护国内产业、促进国际贸易的手段，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具体表现和主要工具之一。具体说来，补贴属于非关税壁垒的种类之一。对于补贴对国际贸易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可以根据国际贸易中的产业保护理论来加以理解。

1841年，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efieh.List)提出了保护关税理论。他认为实行自由贸易，“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因此，一个处在发展早期的国家，应该通过保护性关税和配额来保护其有关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直到该产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先进程度，能够出口或者能够与进口产品展开竞争。李斯特的保护理论的精髓就是要借助关税的保护来发展一国的生产力。那么，实施补贴是否会和自由贸易的观点相矛盾呢?很显然，如果让一个国家的幼稚工业在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去和其他国家的成熟工业竞争，其结果是该国的幼稚工业必定在竞争中失败。关于幼稚工业的保护问题，到底是用关税好呢还是用补贴好呢，现在已有经济学家们用数量经济的

方法给出了答案。这种方法将关税和补贴的效应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采用补贴所创造的社会福利比采用关税所创造的社会福利要高，而且采取补贴可以使国内的幼稚工业直接同国外的成熟工业进行竞争，这就有利于加速幼稚工业的成长，当该产业发展到能与外国相同产业进行竞争的程度后，政府再停止补贴的保护。该方法证明采用补贴比采用关税成本要低得多。

国际社会经历着补贴与反补贴的相互矛盾斗争和妥协，补贴的升级与反升级与国际规则的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述补贴与反补贴国际规则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双重目的性――同时对补贴与反补贴这两方面进行国际规制，一方面使补贴规则规范化，对不应使用的补贴达成最低标准，防止补贴损害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关税减让；另一方面，管理各成员方的反补贴措施，确定进口国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抵消他国补贴造成的后果。在全球贸易体制向着自由化的方向前进，作为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的关税在逐步降低并将趋向零关税发展时，补贴作为保护国内弱势产业的合法手段将会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应当明白，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并不是要试图管理一切补贴行为，而只是规范那些将会给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的补贴措施，即那些属于禁止性的补贴和可诉的补贴。

3、以博弈论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经济学分析

除了产业保护理论可以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进行解释外，博弈论也是动态分析补贴及反补贴措施的有效经济方法。根据博弈理论，笔者认为，如下图所示，两国之间的贸易其实也是一场博弈，其中B点为纳什均衡点，C点为临界点。临界点C的确定有着经济学的依据，两国之间的贸易应该达到双赢的结果。不仅出口国可以通过商品出口获取贸易利益，进口国也能够通过进口贸易从中取得贸易利益。对进口国而言，进口产品使国内市场形成了竞争局面，从而达到降低本国商品的市场价格、使消费者受益的目的；进口商与此同时也必然在进口贸易中获利。当两个国家某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当时，两国之间不需要进行贸易交换。当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后，具有较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一方就会通过其产品出口占领另一方的市场。这时。出口国可以实现出口扩张的目标，而进口国的生产被压缩，双方在B点达到纳什均衡。

在正常情况下，两个国家的贸易博弈会使纳什均衡点B在区间AC范围内移动，其最终位置的确定应根据交易双方的经济实力借助贸易谈判加以确定，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是一旦出口国的商品得到政府的补贴使其因成本降低而出口量增加达到临界点C时，进口国的市场容量将接近其可以容忍的限度，形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当其出口量越过临界点的限度后就会冲击进口国的生产，导致生产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甚至威胁到相关产业的安全，并带来大量失业等问题。进口国政府会认为进口产品冲击了本国市场，损害了生产者的利益，反对的呼声必然越来越强烈，当这种损害大于进口商和消费者所得到的利益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政府决策部门就会采取行动来限制进口。其中促使决策者采取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措施就包括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以阻止该产品的进口，于是形成贸易纠纷。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二国之间这种贸易利益的博弈以三个公式进行表示：

利益得失进口国态度

G1+G2+G3>L1+L2+L3欢迎进口

G1+G2+G3=L1+L2+L3临界点

G1+G2+G3

式中：

G1：进口商获益L1：生产者损失

G2：消费者得益L2：流通环节销售商损失

G3：其他方面的获益L3：其他方面的损失

综上分析，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个博弈过程(见上图)。我们从对两个国家贸易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要维持二国之间的贸易平衡，补贴是可取的，然补贴的限度应当使其出口维持在一定的限度内，即使两国贸易的纳什均衡点B始终在AC范围内而不越过临界点C。只有满足这种平衡情况下的补贴才是所谓的绿灯和黄灯补贴，即不可诉的补贴。

三、从国际贸易政策之流变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理论分析

1、国际贸易中的自由贸易政策理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贸易理论而言也不例外。早在四千多年前，古埃及及两河流域的国际贸易已经相当发达。然而，那时商人社会地位低下。人们认为，从事对外贸易会使市民接触野蛮人的坏行为，并引起道德堕落从而扰乱国内社会的生活秩序。到了中世纪，人们仍然对商业活动持怀疑态度，担心与外国人接触会扰乱市民的生活。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如格劳秀斯(Grotius)的一些自然法学者们肯定了普世的经济观。以上可以说是国际贸易思想的早期表述。十七、十八世纪，重商主义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出现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该学说认为，政府基于以下两个理由需要对贸易加强管制：第一，必须维持有利的贸易平衡，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积极出口并限制进口；第二，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抑止进口制成品，其结果必然要求对原材料的出口征收出口税并对制成品或奢侈品的进口征收进口税。由此可见，重商主义理论主张国家凭借权力去建立一种新型的秩序，以满足资产阶级扩大市场范围并加强其管理的需要。到了十八世纪后期，重商主义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理论(TheoryOfAbsoluteCosts)，用来解释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效用。该理论认为，两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动机建立在成本的差异基础之上。如果外国供应的商品比本国制造的还便宜，那么最好用本国擅长生产的产品与之进行交换，这样贸易就得到了发展，因此，各国应当参与国际分工。如果各国都生产自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并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交换，那么贸易双方都可以获得利益。与重商主义相比，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说明社会分工以及国际分工能使资源得到更有效地利用，国际贸易并不象重商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只是注重交易已方的所得利益，而是注重贸易双方都能获得利益。这种主张各方都获得贸易利益的普遍性原则为自由贸易政策的主张奠定了基础。

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其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完善了“比较成本理论”。根据李嘉图的观点，比较成本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即认为任何商品的价值都取决于凝结其上的劳动成本。李嘉图认为，若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但两者程度肯定不同，比较之下总有一种商品的劣势要少一些，即具有相对优势。如果一国利用此相对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并进行国际交换，双方同样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该理论扩展了绝对成本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促使英国1846年废除了维护封建地主利益的谷物法，英国从此成为主张

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1933年提出了生产要素比例学说。该理论认为：各国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加上商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才产生了比较利益，每个国家最终必须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国内充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继该理论之后，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雷蒙德・弗龙(Ray-mondVernon)1966年在《国际投资和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差异”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technologicalgaptheory，productlifecycletheory)。技术差距理论认为，新产品在发明阶段，企业需要投入大量技术性劳动，企业因技术比较优势暂时拥有垄断权，但产品只限于国内市场。随着大量资本的投入，产品进入成熟阶段，并大规模投放国内市场。当产品的生产技术逐渐为外国企业所掌握且技术上差异缩小时，产品出口到国外或由国外的子公司生产产品，此为第三阶段。第四阶段，产品生产高度标准化，此时期技术稳定，产品已赢得广大消费者和市场，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资本和非技术性劳动从事大规模生产，产品生产进入劳动密集型时期。比较利益原则使产品的生产从拥有大量技术性劳动的国家转移到拥有大量非技术性劳动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甚至出口到发明该产品的国家。

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即使参与贸易的两个国家所具有的资本――劳动比率完全一样，但其生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仍然会存在各种差异。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不同消费者群体对此不同的产品由于存在或保持其不同的偏好，将促使此两个国家必然开展行业内的贸易(intra-industrialtrade)，因此，该两个国家的生产商在同一产业内生产不同的产品并相互交换，这种贸易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形成自身的规模经济，因此，认为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成为国际贸易的独立动因，而比较优势原则则是行业间产生贸易的动因。

1974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变化说明了世界大家庭的一切成员相互依赖的实际情况，发达国家的利益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能再相互分隔开，发达国家的繁荣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发展紧密关联的，整个国际大家庭的繁荣取决于它的组成部分的繁荣。根据这种观点建立起来的以国家相互依赖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学说反对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其观点如下：第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应当承认发达国家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是在旧的经济秩序下对发展中国家使用武力或其他强权手段推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的结果，因此，现代的国际贸易动机首先就是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二，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拆除一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的建立提供优惠条件。第三，发达国家应当尊重及承认各国基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的差异，允许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发展过程中实行程度不同的保护政策。

2、国际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理论

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arHamilton)提出保护理论认为，美国必须摆脱英国的殖民经济统治而发展本国经济，他强调要保护美国幼稚工业的发展就必须采用保护关税的政策。在他的主持下，美国联邦政府于1789年首次颁布了保护关税的税则。美国在实施了20年左右的保护关税政策以后，便使其年轻的工业蒸蒸日上，达到可与任何竞争者平等竞争的地位。1841年，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fiederiehList)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实行自由贸易，“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

因此，一个处在发展早期的国家，应该通过保护性关税和配额来保护其有关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直到该产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先进程度，能够出口或者能够与进口产品展开竞争。李斯特的保护理论的精髓就是要借助关税的保护来发展一国的生产力。可以说，以上两种关于贸易保护的理论为美国、加拿大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采用并维持高关税，德国在19世纪引入高关税，以及日本的经济成长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ualPrebisch)与埃及的阿明等人提出了与中心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处在的位置，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处在经济的中心位置，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而对发达国家有利。因此应允许发展中国家使用保护关税的政策对其国内产业进行适当的保护。在保护的程度上又反对过分的关税保护，因为“被过分地保护主义封闭起来的工业化以及对某些重要农产品规定的过高关税，造成了一种严重阻碍向其他国家出口制成品的成本结构”。因此“必须根据节俭的观点，逐步对其他国家降低关税，以便使工业不断受到外来的竞争刺激，以缩小同中心大国的生产力差别”。“首先必须减轻外部瓶颈，加快出口速度。也就是说，关税税率的合理性，必须成为在新的基础上扩大交换的国际计划的一部分”。这一理论完全是以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为立场的，因此可以说直到现在对发展中国家及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的时候仍具有现实而重要的意义。

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了战略贸易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某些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一国可采取研究和开发补贴、出口补贴、进口限制、相关产业政策、政府采购等方法扶持其企业的成长；对于某些新兴产业，更需要着力扶持，以便其在国际范围内成为抢先的开发和生产者。某些产业具有规模效益，某些产业的抢先者，仅仅因为其为第一，其成本即迅速降低，而后来者的成本则较高。日本对钢铁、半导体，欧共体对飞机，美国对农业、军工，欧美日对高科技的政府扶持都可作为这一理论的实证。

3、国际贸易政策理论对补贴与反补贴之解释

以上是伴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各种国际贸易理论。毫无疑问，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和发展都是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主张称为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取代了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成为当时国际贸易主义的正统理论。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和1933年以俄林为代表发展起来的新古典主义国际贸易理论构成了国际贸易主义理论的核心。总体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以前人的成果为基础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的丰富和发展，以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旧的理论不能适应国际贸易实践所存在的缺陷。例如，绝对成本理

论就不能解释：如果一国经济不发达，技术落后，生产的产品都处于劣势，这时会不会发生国际贸易?如果发生国际贸易，那么处于劣势的国家是否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呢?事隔近50年后，比较成本理论就很完满地解释了这些问题。可以想象，亚当・斯密1776年提出绝对成本理论时，以英国为主的西方社会正处于圈地运动时期，工业革命尚在孕育之中。那时，国际贸易交换的商品以自然资源、农产品和部分手工作坊品为主，这个时期用绝对成本理论来解释已足够了。到了1817年，英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产品的生产是为了供应国内外市场。这个时期，英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垄断地位，可以说英国是世界市场上唯一的工业品供应者，工业革命为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大量的农业、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要寻找出路，经济实力不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会为贸易双方带来利益吗?因此，比较成本理论应运而生，英国开始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又如生产要素比例说较好地解释了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贸易，但对于现代工业经济中的制成品贸易则未能提供有力的解释。重视技术动态发展的产品周期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制成品贸易，但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比较优势则不能提供有力的解释，这些国家通过获得大量的国内、国际资本资源，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也获得了与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相同的产品创新比较优势。

实际上，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论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创造公平的贸易环境、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将继续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同样也有其理论根源和实践基础。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关税的保护手段，并都伴随有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理论依据。应当肯定，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只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将随着贸易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以不同的贸易保护理论为基础的保护措施和手段。从GATT到WTO，尽管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地为贸易自由化而努力，然而正是由于有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存在，贸易保护的形式和手段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存在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壁垒有增无减，也许在GATT诞生以前的贸易保护形式主要表现为关税壁垒，但在GATT诞生及其八轮贸易谈判后，关税作为合法的保护手段被大幅度地降低，因此，贸易保护主义便以新的形式出现在国际贸易中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关税壁垒。在GATT成立以后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贸易保护主义在部分领域的扭曲作用要远大于关税手段的作用，因为贸易限制措施与关税措施相比，能够针对外国企业的竞争为本国企业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保护。

综上所述，以上各种理论不一而足，但无论各种理论怎样发展，不论国际贸易理论的具体观点若何，纵观人类社会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有关国际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可以归纳为两大流派，或者说它们一直贯穿着二条主线，其一是主张自由贸易和发展国际贸易的理论，并且应当为自由贸易创造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其二是主张进行贸易保护，反对自由贸易，对贸易实施各种限制如保护性关税。前述九轮贸易谈判，之所以前五轮中有四轮没有涉及补贴问题，因为那时的国际贸易政策主流体现的就是自由贸易理论，其实际就是一个不断降低关税，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问题；而近四轮贸易谈判涉及到补贴问题并达成了协议，则是因为随着关税的不断降低，自由贸易的不断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不得不寻求关税以外的其它政策措施来保护或促进本国相关产业，以求得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为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增进各国福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充分就业的目的。从国际贸易法的角度来看，对自然人、法人而言，在国际贸易这个竞技场上，在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秩序的情况下，广泛承认贸易合同双方的自利，即自由确定合同的内容、自由选择管辖合同的法律、自由决定将贸易纠纷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而对国家而言，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逐步削减关税及其他非关税壁垒，最终实现货物、技术、服务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将永远成为世界贸易所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或许仍十分遥远，但正像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A.萨谬尔森所言，我们可以像小马丁.路德.金那样说，我们也怀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东方和西方都可以利用市场的显著效力，服务于人道社会的目的。

因此，实际上，补贴问题是自由贸易主义理论和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双重产物。

进出口贸易理论范文篇12

关键词：加工贸易；雁行理论；梯度转移；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93-05

自1978年珠海市签订全国第一份来料加工合同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快速发展，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1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503亿美元，增长322倍。然而，我国加工贸易地域分布严重不均，2010年前5月，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占同期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仅为3.9%①。要缩小地区差距和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就必须把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梯度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梯度转移，东部做高端、中西部做中低端”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思路。因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加工贸易科学、合理而有序地进行梯度转移，成了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雁行理论”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影响深远的产业经济理论。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Akamatsu）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首提“雁行模式”（FlyingGeeseParadigm），主要用来说明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指出日本的产业发展通常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等四个阶段并周期循环，这四个阶段在图表上呈倒V形，酷似飞行中的雁阵（胡俊文，2000）。也有国内学者指出，赤松要是在1936年以棉纺织业为例分析产业跨国梯度转移时提出了“雁行发展形态说”，从而奠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罗建兵，2009）。后来，小岛清把赤松要的雁行形态进一步区分为原形和两种引申形（如图1）（车，2004）。引申形A表示不同产品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国内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引申形B表示产品在不同国家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产品的跨区域梯度转移。后来，山泽逸平通过对东亚经济圈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完善了赤松要和小岛清的雁阵阶段划分，提出了东亚各国产业的发展普遍要经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孙高洁，2007）。“雁行理论”提出后，经大来（Okita，1985）、Vernon（1966）和小岛清（Kojima，2000）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融合了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理论，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的理论体系（蔡，2009）。从内涵上来看，“雁行”理论主张结合动态比较优势和静态比较优势，谋求一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跨越式发展；主张根据生产成本的变化进行地域分工，把边际产业向外转移，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董洁，2006）。

从以上综述中不难得出，“雁行理论”最初以一个形象的“经济比喻”的面貌出现，通过后来学者充实和拓展后，成为了一种产业转移理论。在宏观上，“雁行理论”能为国家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提供理论指导；在微观上，“雁行理论”能指导企业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或产品生命周期的改变而进行产业转移。从已有的公开文献来看，“雁行理论”主要应用于解释亚洲经济发展奇迹、分析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和研究产业发展等三个方面。例如，张帆（2003）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徐世刚（2005）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产业分工的新变化；胡俊文（2004）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遗憾的是，国内尚没有学者从“雁行理论”视角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这一当前热点问题。在国内已有的一些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文献中，除了罗建兵（2009）选取了产品内分工的理论视角外，其他的论文都只是从资源、成本、政策等方面论述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背景、问题与对策，着力探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党军，2008；艾民，2009；马凌，2009；等等）。虽然已有的研究不无意义，但大多只是泛泛而论，缺乏理论深度。

“雁行理论”非常适用于分析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其原因在于：第一，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实质上是加工贸易产业的梯度转移，而“雁行理论”主要适用于分析产业的转移；第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深层原因在于产品生命周期和比较优势的改变，而“雁行理论”就是融合了生命周期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体系；第三，东亚和国内加工贸易的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形态。“雁行理论”应用于区域产业分析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该区域内部存在着相对领先与落后的地区，它们之间保持着产业升级的先后次序；存在着从相对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的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金戈，2010），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正好具备这两个特征。

三、东亚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分析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经济史上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东亚奇迹”（也称“东亚模式”），并以持续的发展否定了“克鲁格曼质疑”。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有基于政府、伦理、制度等多种解读范式，但学术界忽视了加工贸易承接和转移在创造“东亚奇迹”中的重要作用。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政府”（夏爽，2006），东亚奇迹呈现出来的持续性高速经济增长，是政府强力推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结果（邹消娟，2007），而承接和转移加工贸易是政府强力推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重要途径。

东亚加工贸易因应比较优势的改变而进行区域梯度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特征。在东亚加工贸易承接和转移的“雁阵”中，日本充当了领头雁的角色，亚洲“四小龙”为雁阵中的第二梯队，中国大陆和印度为第三梯队，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为第四梯队。从时序上来看，日本最先承接欧美的加工贸易，并将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向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早在二战前，日本就开始发展简单的加工制造业。二战后，日本确立了加工型外贸体制，抓住机遇引进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发展汽车、电子、电视等附加值高的加工贸易产业。通过利用加工贸易的知识溢出效应，日本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快速提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加工贸易产业结构逐渐向电子计算机、医药、精密机械设备等产业转型升级。在“石油危机”和“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升值、资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日本将服装、玩具、皮革等加工制造业向其他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日本与“四小龙”间的产业转移是东亚区域经济内的第一次产业迁移（袁易明，1998）。东亚“四小龙”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税收减免、投资优惠等措施主动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以服装产业为例，东亚的服装加工制造业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转移：第一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世界服装产业的重心从北美、西欧转移到日本；第二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重心由日本转移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第三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产重心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刘德学，2006）。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资金的积累，东亚“四小龙”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逐渐转向电脑、通信、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而把服装、皮革、玩具、家具、鞋帽等边际产业转向具有劳动力、资源、政策优势的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因此，日本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四小龙”加工贸易的产业水平次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则集中在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整体上，东亚加工贸易产业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向外转移、复进口等阶段。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表现为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逐渐替代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内，表现为加工贸易边际产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转移（见图2）。

“雁行理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关于产业追赶、升级和转移的理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加工贸易“雁行”分布的内在原因，而动态比较优势决定了东亚加工贸易的“雁行”转移。一方面，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或指定新的产业规划，辅之以相关政策引导加工贸易升级或转移；另一方面，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加工贸易企业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寻找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通过加工贸易的转移，东亚加工贸易不断调整“雁阵”，充分利用了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

四、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分析

（一）中国加工贸易区域分布的“雁行”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开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地域差别巨大，加工贸易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远离港口、运输成本高、产业配套程度差的中西部地区，尽管地域广阔，存在资源、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但加工贸易在全国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以加工贸易出口额为例，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巨大的悬殊，1995―2007年，95%以上的加工贸易出口额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见表1）。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609.3亿美元，为中西部地区251.1亿美元的近38倍。2005―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基本稳定在97.5%左右，而中西部地区仅为2.5%②。2008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3559.41亿美元，相比之下，2008年湖南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1.37亿美元，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则分别为7.96亿美元和3.0亿美元，相差十分悬殊。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形成了一个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头阵、西部地区为尾阵、中部地区为中间阵的不均衡“雁行”阵列。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是服装、皮革、家具、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每一加工贸易产业都经历了图1中“雁行”形态的原形发展过程，即进口、生产、出口的过程。随着技术、资金的积累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东部地区的电子、通讯、机电等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逐渐占据主体，表现为图1中的引申形A。同时，东部沿海地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边际产业出于成本的考虑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表现为图1中的引申形B。

（二）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理论”解释

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是对我国加工贸易“雁阵”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形成一个更加有序、合理、高效的“雁阵”。雁行理论认为，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会在追赶的过程中，一方面低附加值的产业会取代低附加值的产业，另一方面边际产业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因此，我国加工贸易在时空上的“雁行”分布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动态调整，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中国加工贸易必须进行梯度转移的内在原因。

1.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足且廉价的比较优势不断弱化，而中西部在劳动力的供给和价格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虽然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大，但全国的人口大省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南、四川等中部省市。即使加工贸易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人口达到3617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7.5%③。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近8000万人，近年来通过向城市异地转移和进入乡镇企业就地转移3500万人左右，尚有4000多万人滞留在农村④。如果把中国人工工资平均水平设为1，中国东部的人力工资水平约为1.31，西部地区是0.91。中国内陆地区一般劳动力工资在1000元/月左右，沿海地区在1400元/月左右⑤。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例，目前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提至920元月，广州市、深圳市、杭州市为1100元月。根据中国香港贸发局2007年对中西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调查，中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普遍低于600元月，不少地区还低于500元月（见表2）。

2.东部地区的土地、水电等资源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环境承载力已经十分有限，而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则集中了全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具有显著的资源比较优势。以西部地区为例，该地区煤、油气资源和有色金属储量占全国之首，原油探明储量占全国的27.8%，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国的87.5%，现有煤炭资源保有储量占全国的39.4%。西部人均能源资源为1207吨标煤，为东部的3.58倍，人均可开发水能为4982千瓦，为东部人均的1.095倍⑥。目前全国已探明的156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就有138种；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西部有24种，占全国保有储量的50%以上；西部铁、锰、铬、钒、钛等5种黑色金属矿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52%、68%、72.1%、72%和95%；钾盐基本上全在西部⑦。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土地要素等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价格平均是中西部地区的1.44倍⑧。根据中国香港贸发局2007年对中西部重点城市的调查，中西部城市的厂房租建成本和水电收费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3.东部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比较优势逐渐弱化，加工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开始向中西部倾斜。为了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落实“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战略，国家逐渐收紧了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政策，逐渐向中西部倾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中西部加工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2006年以来，国家多次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限制或禁止“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和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东部地区凡被列入禁止类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必须缴纳台账保证金，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相比而言，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开展限制类产品的加工贸易，同时允许在中西部地区从事A类和B类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的企业实行台账保证金空转。2007年11月，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了《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2010年要培育形成50个优势明显、各具产业特色的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目标。此后的2007年和2008年，商务部先后确立了南昌、武汉、芜湖、新乡、太原、昆明、银川、南宁等31个城市为全国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为了建好中西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国家还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国家开发银行对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重点项目予以政策性优惠贷款的支持，海关总署把保税物流功能赋予中西部重点承接地的出口加工区，铁道部门也协作开展铁―海联运，把出口货物直接运至东部港口码头。

（三）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对策

随着东西部比较优势的改变以及国家鼓励加工贸易从东部密集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一系列有效政策的施行，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已取得了明显成效。2005―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21.6%，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30.8%，高出东部地区9.2个百分点⑨。虽然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存在物流成本高、产业配套程度低、市场环境较差等诸多问题，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依然任重道远。因此，中国应该结合“雁行理论”、东亚国家（地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经验和当前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1.增强政策倾斜，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的承接和发展。一方面，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国家加强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目前，中国的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00年4月―2007年底，全国已封关运行的出口加工区有34个，分布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24个，占全国出口加工区总数的70.6%；中部地区有3个，仅占8.8%⑩。

2.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缩减物流成本。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商品的主要进出口运输方式是水路运输，而国内的港口码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的公路和铁路运输也比中西部便利高效。2008年，全国的进出口商品总值的66.1%通过水路运输[11]。我国物流基础设施54%分布在东部、30%分布在中部、16%分布在西部，明显呈现梯级递减模式?[12]。加工贸易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物流成本会显著增加。对于本来获利就比较微薄的加工贸易企业而言，高昂的物流成本会带来巨大的营运压力，同时也会降低交货和报关效率。不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会阻碍外商进入非沿海地区（Amiti&Javorcik，2007）。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加强中西部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提高运输效能；另一方面更多地赋予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物流功能，建设一批报税物流园区和仓库。

3.鼓励配套产业的发展，着力提高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转移重点承接地的产业配套水平。国家商务部选定的31个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基地虽然具有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优势，但目前的产业配套能力不足，集群水平较低。中国应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建立一批功能完善、设施配套、机制灵活、政策优惠、特色鲜明的加工贸易工业园区，把东部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与中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和优惠政策等优势结合起来，引导东部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与相互配套的企业整体迁移到中部的产业园区，发挥工业园区作为加工贸易转移和发展的最佳载体和最优平台的作用（梁小萌，2007）。因此，中西部加工贸易转移重点承接地区要在引进东部地区的重点加工贸易项目的同时，引进产业上下游的配套产业或鼓励当地资本发展相关配套产业，提高集群水平。

注释：

①杜海涛：《加工贸易结构出现两大变化》，《人民日报》，2010-06-29。

②刘容欣：《加工贸易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开放导报》，2009年第5期，第82、80、82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④⑥韩润娥：《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趋势探讨》，《商业时代》，2009年第10期，第105页。

⑤曲建：《内地如何更多地承接产业转移》，《第一财经日报》，2009-09-10。

⑦艾民，宁静：《促进加工贸易向西部地区转移政策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7页。

⑧⑨高思：《浅析中国加工贸易中西部转移的成效及问题》，《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4期，第98页。

⑩马凌：《中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探讨》，《商业研究》，2009年第9期，第110页。

[11][1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TheGradientTransferoftheProcessingTrade

ZengGui1,LiHongxiang2,TianHuarong2

（1.SchoolofEconomy&Management,Hu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Xiangtan411104,China；

2.CollegeofMechanicalEngineering,ChongqingUnivercity,Chongqing40003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