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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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篇1
【关键词】《时时刻刻》;审美原则;现实原则;现实
一、电影《时时刻刻》
(一)电影《时时刻刻》概要
电影《时时刻刻》(《TheHours》2002)是一部半传记式电影,改编自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Cunningham)的后现代同名小说,以“元小说”①的结构再现英国现代派意识流小说先驱、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生平以及其思想体系,并具体化为三个跨越时空但相互延续接连的主线人物,在共时性一天内的表象生活样貌与精神情思世界,演绎出一切艺术乃至人类永恒追索主题:爱、生命、死亡、自由、幸福、孤独等。“结构性”影片②注重电影结构在叙事中的重要地位,是电影本性时空自由度实现、转换的重要因素。“结构性”影片的魅力在于对观众观影体验中主观参与的调动,观众的分析判断随着叙事步步推进而不断得到预期的印证或否定从而获得一种豁然的观影体验,如《禁闭岛》、《巴别塔》、《撞车》、《记忆碎片》、《穆赫兰道》等,将电影时空的自由性突出演绎,但并非单纯的技巧应用,是以服务于叙事层面的结构架构影片的。电影艺术时间空间在表象上的不连续性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体验,在电影中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被艺术家以符合叙事情节内在逻辑性而隔断,重构。
《时时刻刻》由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其小说《黛洛维夫人》为核心展开的跨越时空的影像交流和人生思考,因此要透彻分析、理解该片、对影片的结构背景分析,对伍尔芙其人和影片中的重要物件小说《黛洛维夫人》的介绍了解就显得必不可少。
(二)弗吉尼亚·伍尔芙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尔芙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她同时也是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Group)的成员之一。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女性主义及同性恋运动影响。同许多艺术家一样有着极其敏感的内心感知能力,精神脆弱,家庭复杂,经历坎坷,常年面临精神病困扰。她的一生创作几乎都是其内在精神探索的一部“传记”史,她在探索自我生命处在某一阶段中意识发展的趋势和可能达到的深度。她最知名的小说包括《戴洛维夫人》(Mrs.Dalloway)、《灯塔行》(TotheLighthouse)、《雅各的房间》(Jacob’sRoom)。1941年面对再次的精神奔溃自沉乌斯河,终年59岁。
二、电影审美关系认识
“所谓审美关系,是指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发生美学上的关系。”③美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735年《关于诗的哲学沉思》中,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电影美学是电影艺术的哲学,或者可以表述为关于电影艺术之美的哲学。电影美学的支撑点是电影艺术哲学和文化哲学属性。
(一)审美创造——电影作者、电影作品
电影作品是电影艺术家审美观念的表现形态,是精神生产的成果。电影艺术家的主体性在电影创作全过程中起着决定作品命运的重要作用。作为以完整形态出现的电影作品来而言其审美活动要通过其组成要素的分解、分层次解读,从形式和内容来解读:从形式表达方面:如镜头语言(景别、虚实镜头、色彩、构图、光效)、蒙太奇、声音方面。内容方面结合创作过程和欣赏过程从主题呈现即对现实美的关照,创作构思、结构形式、叙述方式、叙事策略、时空关系、人物设置等方面进行分析阐释。
(二)审美对象——现实美、艺术美
电影审美的根本问题是电影的审美对象艺术美与现实美的审美关系,也是电影审美的本质。“现实美在于客观的现实事物本身,艺术美在于作为客观的社会文化财富的艺术作品本身。”④电影艺术的美感来自于电影作为艺术的特性逼真性、造型性、运动性以及非现实的虚构中流露出的现实之美,即电影所表达的主题意蕴。
电影再现现实生活,同时也反映时代观念的更迭、社会意识的变迁甚至民族内心图谱,内心现实即“深层集体心理”。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就认为电影母题的热衷倾向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他将德国早期表现主义影片发展和恐怖主题影片的盛行作为在纳粹主义兴起之前社会普遍心理图式的例证,即对无政府主义的渴望和对暴力权威的臣服。
(三)审美主体——电影受众
电影作品只有在经历电影观众的艺术接受后才能实现其意义与审美价值,通过对电影作品的解读感受、理解、体验和阐释,艺术家在创作时注入的情感、思想、气质以及丰富的现实社会内容,从而在艺术接受后重返现实生活,影响、构造现实生活。“每一个艺术作品都具有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双重特性:它是对现实的表现,但是它也构造现存的现实——不是在作品之前或之后的构造,而实际上正是在作品中进行构造……艺术作品不是对现实概念的具体说明。作为作品和艺术,它再现现实,因此它也不可分割地同时构造现实。”⑤随着电影文化深入生活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肯定的是电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乃至心理结构。电影不仅仅反映受众的现实生活,受众也会按照电影给予的生活观念去体验生命。
三、“现实”的涵义
“电影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但不一定产生艺术效果。”⑥电影仅仅是一种科技发展的技术成果,是一种传播媒介,笔者并不认为电影产生之初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一系列记录生活流的影像资料为电影或者纪录电影,电影的记录本性即能将现实影像毫无偏差的记录是电影媒介自身的功能特性,电影发展百年来逐渐确定为一门艺术,需要摄影机背后的创作者进行艺术创造。
电影与现实的关系是电影理论界长期纷争的问题,电影与现实的关系本质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人的审美活动与谋图生存的现实生活根本区别在于审美活动与其现实实际活动有着相异的目的性,这就是说“在现实活动中可能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舍弃的,在审美活动中可以作为目的而出现。”⑦即是说艺术能满足人类现实活动中无法获取的欲望,电影作为艺术,亦然如此。
(一)“现实”:哲学本质
认识电影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基础是讨论现实的涵义,分析电影与现实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现实的哲学本质。现实与现实题材不同,现实在本体论的哲学范畴内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人与主观世界、精神世界相对应,是指人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客观世界。二是指与“无”相对应的,世界上所有事物,包括精神现象与物质现象的一切具体存在,是“有”的同义语。
(二)电影本体:艺术创作的超现实性
电影艺术的审美特性即电影艺术的本性与其他艺术比较主要有视像性、综合性与技术性、运动性和造型性、逼真性和假定性,任何艺术创作的本质都是源于现实并对现实的超越,重构。
电影艺术美对现实美的关照自电影产生初期就走向不同的道路:卢米埃尔兄弟遵循纪实美学的原则,以“再现生活”的方式摄录生活场景排斥戏剧因素。电影魔术师梅里爱采取了魔术电影路线,在电影的逼真性与假定性这两大美学原则中,他们各自走向极端。电影逐渐由“杂耍”确立起艺术地位后,即在经典电影理论时期⑧产生两大美学分支:形象本体论和照相本体论,分别以苏联蒙太奇学派和安德烈·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复原论”为代表。
现实主义一直是人类艺术美学的基本格调,但人类美流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下不断探索,电影没有限制在物质现实复原的框架内,艺术化地“造梦”,蒙太奇、景深镜头、长镜头、光影的使用等。
(三)审美机制:电影受众
电影作为艺术,是大众的艺术,需要大众的理解认可,20世纪后期德国康斯坦兹学派创建了一种新的文艺理论,在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艺理论的挑战》中,全面提出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构架,确立以读者,艺术欣赏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理论。并进一步从历时层面、共时层面提出“期待视野”⑨、“融合视野”观点。
电影受众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对社会必然的认识从而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在电影艺术审美中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危机感。
四、跨越与延续:《时时刻刻》的现实之美
《时时刻刻》要展现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在承载量和意义上都极为丰富,除去片头片尾,在107分钟左右的时间内主体部分段落主要有八个情节段,三个时空先后交叉转换63次(里士满场景23次,42分钟;洛杉矶场景20次,31分钟;纽约场景20次,31分钟)。三个女性及其生活中的相关人物就在相互交错的结构中演绎相对独立但又联结紧密的生活境遇和精神困境。在114分钟内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在电影结构和格局处理方面显示出极高的运筹和驾驭能力。
(一)表象——繁密亦简洁
《时时刻刻》的电影语言的运用展现出舒缓精巧的叙事节奏、客观交互的呈现视角。娴熟的摇镜头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环境中的人物,多重特写镜头将观众带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对于一部探讨人精神范畴里抽象意识的影片,特写镜头是必要的。固定镜头和虚实镜头的缺失流露出推进虚构叙事客观、无主观意识强加的创作态度。构图得当、均衡、富有美感、少有雕饰痕迹。真实客观再现了三位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渴望有意义生活的内心。
(二)深层——跨越与延续
尽管电影作为光与梦的艺术而言,其的审美本质是非现实的,但就其呈现出的艺术成品来看是蕴含丰富而深刻地现实意义。《时时刻刻》能得到认可的根本源于其开拓的丰厚饱满的主题,内在意蕴层递叠出,包涵复杂而深刻的人生现实。
深入作品的现实蕴含需要对创作者的创作观念、审美观念有所认识、了解。本片导演斯蒂芬·戴德利自1998年拍摄第一部短片从戏剧创作转入电影创作开始,拍摄了为数不多却部部经典的作品四部作品,分别是《舞动人生》(《BillyElliot》又译作《比利·艾略特》2000)、《时时刻刻》(《TheHours》2002)、《朗读者》(《TheReader》2008)以及今年1月20日上映的《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LoudandIncrediblyClose》2012)。他关注现实背景下人的内心现实,侧重叙述在现实环境中各自挣扎的饱满人生。人性追索、精神焦虑、普遍意义的爱、生命意义、现实对人的异化与人的抗争是他偏爱的主题。小说《时时刻刻》是迈克尔·坎宁安的一部题材和风格都有别于其一贯创作风格的小说,以“元小说”作为叙述结构。凭此小说获得1999年的普利策小说奖,坎宁安擅用分角色多维叙述的叙事手法。
影片发展中,通过人物设置、情节重复表现、相同元素重复强调从而加强影片多维叙事整体性,并且三个故事相互映衬,体现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却时时刻刻统一的现实意旨。面对精神困惑、生活空虚、疾病缠身,三段故事中都设置一个企图放弃生命得以解脱的人物: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劳拉·布朗、诗人理查德。反映出一种对生命深沉的思考、对解脱、疏离感、逃避生命、独自掌控生命的诠释。三个故事中都有同性之吻情节的表现,从更广泛、普遍的意义上探讨爱,爱是人类情感中最为自由的一种情感,可以不计年龄、性别、身份、血缘、种族、国度甚至于信仰,现实世界中的社会性的人,受道德约束无法确定自己的第二性别,无意识地选择“合适”的恋人,本片这些情节的重复设置强调了爱的自由,以一个开阔的话语叙述爱的观念,并通过历时层面表现同性之爱随时间的延续状态。
五、总结
“电影是梦的段落”⑩,言明了电影艺术审美本质的非现实性,现代电影理论以1964年《电影:语言还是言语》开始,标志着电影符号学的建立,与经典电影理论关注电影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同,从电影符号学开始,更多的关注电影本文及其与观影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从传统的电影艺术研究转变为电影文化的研究,在70年代以后从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解读电影。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电影与梦境有某种联系,实际上就是说,电影与梦有相同的运作方式”电影创作方式与梦有极大的相似性,梦是客观现实映射在休眠的大脑中的影像、声音,是人的潜意识的凸显。电影在亦真亦幻,不同程度进行虚构的故事中表达着能直达精神之地的真诚、动人的梦想。在虚拟情境中,随着叙事的开展,显露出生命的本真与真意,观众通过观影将自己的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或者不可能有的体验获得替代性实现、满足。非现实审美特征的电影艺术创作蕴含现实之美,一部电影的现实意义以电影语言表述形式为基础,通过以现实或不以现实为基础的组合方式实现“现实的意义”,如《迷墙》中的符号化表证亦然揭示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时时刻刻》以女性乃至人类追寻的生命现实、存在真实为线索将时空的隔膜和限制打通,激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并驱策着对现实世界更为深刻的思考。
【注释】
①“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
②“结构性”影片非学术名词,此处泛指结构精巧、结构参与电影叙事的影片。
③④王宏建.艺术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87.
⑤伊瑟尔.审美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07.
⑥(德)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7.
⑦贾磊磊.电影语言学导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167.
⑧经典电影理论时期是指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研究电影的本性,涉及电影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尤其是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以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为理论基点的探讨。作者注。
⑨期待视野:读者阅读经验所构成的对艺术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作者注。
⑩马梅,曾伟祯译.导演功课[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8.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版,1987:483.
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电影音乐;中国内地,研究成果;学术史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电影音乐创作发展历程,1979~1989年可谓我国电影音乐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内地产生的优秀影片在主题思想、艺术手法、美学旨趣方面较之以往有了全面的提升和超越。作为电影艺术重要元素之一的电影音乐,在电影艺术创作中亦显示出愈加重要的作用。动听的电影歌曲被群众广为传唱,优美的电影配乐在广播电视上频频播放;诸多音乐工作者投入电影音乐的创作行列中,中国内地电影音乐创作领域一片繁荣景象。与此相呼应,针对国内繁荣的电影音乐创作局面,理论界和创作界对电影音乐的研究和探讨亦开展得如火如荼。
1979―1989年围绕中国内地电影音乐创作展开的研讨比较全面地涉及了电影音乐创作中的重要问题。其中对电影综合美学观念的研究、对民族化、民族风格等问题的理论争鸣都对我国的电影音乐创作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理论研讨极大地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电影音乐创作。这一时期对电影音乐创作的研讨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影音乐的理念:从“工具论”到艺术主体性表现元素观念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电影音乐创作长期存在着“音乐必须依附于画面”、视音乐为加强或缓解影片戏剧冲突的“工具”的狭隘的创作观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电影工作者思想认识和创作观念的转变,这种僵化的“工具论”思想在电影音乐创作中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挑战。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60年代末的西方电影综合美学在我国的电影创作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以纪实美学性和意识性综合为实质强调各种艺术手段综合表现的综合美学观念直接影响着当时的中国内地电影理论与创作。
我国电影理论家罗慧生认为,
“综合美学在综合原则的导引下,要求电影以电影特性为基础,综合运用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中取得的艺术成果,特别是把各种看来是对立的艺术因素统一起来,充分调动多种表现手段,去完整地反映复杂多样的现实生活。”综合美学观念的发展深受西方现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发展的影响,“这些理论把一切事物看做特定系统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或支系统,着重研究整体对各局部的控制以及局部之间的相互协调。”就电影音乐而言,它作为电影综合艺术中的有机组成元素,必须受影片主题内容的制约,电影音乐的地位和作用与组成电影艺术的其他元素是平等的,音乐必须与其他元素协调、统一,共同服务于影片艺术表现的需要。
电影综合美学观念的引入,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一时期关于电影音乐功能特性的理论研讨促使国内的电影工作者对电影音乐功能的认识从电影音乐的“工具论”向电影艺术主体性表现元素观念的转变。电影音乐不再被简单地视为表现剧情冲突的“工具”,它已然成为反映电影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思想感悟乃至哲学观念的重要表现元素。国内的电影音乐创作者开始在创作中更加注重从影片的总体设计和艺术风格出发去构思音乐的基调,将音乐有机地融入影片的内容和风格表现之中。通过深刻理解影片内容、真切体验人物命运,创作者在影片中尝试用音乐刻画剧中人物细腻的感情变化,并大胆表露创作主体对人物命运和周遭世态的感悟和体会。影片《小花》(1979年,导演:张铮、黄健中,作曲:王酩)、《小街》(1981年,导演:杨延晋,作曲:徐景新)、《人到中年》(1982年,导演:王启民、孙羽,作曲:吴大明)、《黑炮事件》(1985年,导演:黄建新,作曲:朱世瑞)、《良家妇女》(1985年,导演:黄健中,作曲:施万春)、《孙中山》(1986年。导演:丁荫楠,作曲:施万春)中的电影音乐便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二、推动电影音乐民族化进程的有益探索
在我国电影音乐艺术发展历程中,电影音乐的民族化和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建立始终是电影音乐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左翼领导下的电影艺术创作,着力体现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注重电影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对电影歌曲的创作也十分注重从生活和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形成我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电影音乐创作以党中央关于文艺创作“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要求为指导,努力挖掘影片深层的民族蕴涵,开始在电影音乐创作上借鉴西洋交响化手法和管弦乐编制,为我国电影音乐的民族化探索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影音乐工作者在电影音乐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始终没有忘记对电影音乐民族化、民族风格的研究和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我国的电影音乐工作者将研讨的重心由探索电影音乐民族化向确立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转移。如何在借鉴、吸收西方现代音乐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凸显中国电影音乐的民族特色问题开始受到电影音乐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从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优秀电影音乐作曲家和电影音乐作品可以看出,电影音乐创作者不再拘泥于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语汇、音调、调性等元素的局部化处理和运用。他们逐渐把确立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意念内化为自觉自发的深层创作理念,凭借自身对民族风格、民族精神意蕴的理解,全力挖掘民族文化的精深内涵,将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与西方音乐技法大胆地结合进行电影音乐创作,以实际行动为建立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进行着有益的探索。从《喜盈门》《骆驼祥子》《人鬼情》等影片的音乐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的电影音乐工作者对继承和发展我国电影音乐传统确立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所做出的可敬探索。
三、引领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向多元化、个性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封闭的文艺政策被打破,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电影音乐作曲家的创作热情。西方现代音乐(如序列音乐、新古典主义音乐、新浪漫主义、无调性音乐、偶然音乐等先锋派音乐)的创作观念和作曲技法陆续进入国内音乐创作领域。另一方面,大量的港台流行歌曲和带有新潮倾向的摇滚乐、爵士乐也大量涌入大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电影音乐创作者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实践。
面对西方现代音乐观念的碰撞与冲击,大陆电影音乐工作者对其有利的因素积极地加以选择、分析和借鉴,以此丰富和推进着我国的电影音乐创作。同时,理论界对于外来音乐文化影响下的国内电影音乐创作也给予了更多支持。
另外。1979―1989年的中国电影在题材、叙事、拍摄手法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这一时期国内的电影音乐创作者继续发扬我国优良的音乐创作传统,积极学习西方现代音乐的观念和技法,去粗取精,取长补短。加速推进我国电影音乐创作的发展步伐。理论界和创作界围绕“借鉴与创新”主题展开的研讨为当时的电影音乐创作起到了良好的理论指导作用和启发推动作用。
在理论研讨与创新实践的感召下,国产影片的电影配乐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电影音乐创作在音乐素材、曲式结构和配器方式等方面出现了新颖、多样的处理,有力地配合了影片的整体风格展现、剧情发展、人物塑造和环境营造。《喋血黑谷》(1984年,导演:吴子牛,作曲:谭盾)、《青春祭》(1985年。导演:张暖忻,作曲:瞿小松)、《顽主》(1987年,导演:米家山,作曲:黄小茂、王迪)、《摇滚青年》(1988年,导演:田壮壮,作曲:徐沛东)等影片都是这一时期电影音乐多元化发展的代表作品。
随着创作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对电影艺术风格及美学特征认识的逐渐深入,我国电影音乐创作中创作主体的表达和电影配乐的个性化特征也日趋凸显出来。作曲家更多地希望在认同和领会导演意图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体会,将自己的情感体验恰如其分地融入音乐表现之中,使电影配乐在内涵气质方面与影片本身达到自然贴切的契合。王酩、何方、瞿希贤、施万春、金湘、赵季平等作曲家关于电影音乐创作风格的阐述和认识。已鲜明地反映出我国电影音乐创作领域出现的个性化发展特征。
四、余论
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艺术教育艺术观电影艺术
艺术观,是指人们对艺术诸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是对艺术创作和现实人生两者之间关系的总体认知和态度。归根结底,决定了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功能和使命。马克思的艺术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艺术院校的具体化,其既不同于前“三观”,但又是前“三观”的深化。作为培养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文艺人才的重任。无论从电影的特性,还是从学校的历史、当前的时代环境、学生思想状况及其创作倾向来说,开展艺术观教育均十分必要。
一、开展艺术观教育是适应电影艺术形式特性的必然
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电影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最为接近的艺术形式,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形式,具有巨大的传播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和意识形态影响。作为中国电影教育的最高学府,学校培养的人才构成了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学校师生能否自觉端正好创作倾向,关系到未来的影视作品对民族精神的建设作用,关系到中国电影能否更好地走向世界。因此,电影学院结合电影教育的特殊性,以艺术观教育为统领,要求电影学院的每一名教师、干部、职工都必须自觉在育人中加强对学生的引领作用,在各项工作、各门课程、各个教学和实践环节,坚持正确价值取向,立德树人。
二、开展艺术观教育是继承学校艺术观教育优良传统的责任
时光推移,光影流连。艺术精神,薪火相传。北京电影学院是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也是新中国几代红色艺术家和红人的摇篮。从孕育萌芽的左翼时期到今天,伴随着中国电影发展进程,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和优良党建传统的北京电影学院,带着“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这枚光荣勋章,承载着党和人民赋予的中国电影教育和优秀电影人才培养的神圣使命,六十余载践行不辍、锤炼熔铸,形成了开展艺术观教育的优良传统。
回顾中国电影从无到有的发展历史,纵观北京电影学院从建校到辉煌的风雨进程,电影学院人始终以清醒的认识、坚定的信念,围绕“解决了为什么人、培养什么人、做什么电影”的电影艺术观基本问题,始终不渝地坚持为党和人民的电影事业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华民族的电影事业培养人民艺术家,始终不渝地坚持创作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推动民族进步、国家富强的电影作品,形成艺术观教育的光荣传统。
早在学校孕育萌芽的左翼电影运动时期,电影学院的前贤已经奠定了电影为大众鼓呼的精神底色。以北京电影学院创始人陈波儿为代表的一大批电影人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发展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为发展进步电影事业。左翼电影工作者一大部分人在1938年以后,陆续转入抗日民主根据地。以电影学院创始人陈波儿、章泯、钟敬之、吴印咸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电影人汇聚革命圣地延安,开启了中共电影教育史的序幕。新中国成立伊始,在中国共产党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大学的历史感召下,由电影艺术家和教育家陈波儿筹备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电影高等专科学校——表演艺术研究所,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开启了人民电影教育事业的新纪元。
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办学方针和培养目标,继承了解放区培养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传统,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教育学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艺术观,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电影专业人才。陈波儿多次讲到“首先做一个革命家,然后做个艺术家”,学生还时常可以听到她“先会做人,再会演戏”的谆谆教导。可以说,这是学校艺术观教育的直观概述,时刻警醒电影教育事业师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北影人。
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学校正式定名为北京电影学院。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院师生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中央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开展大学习、大讨论。60年代初期,在学习和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60条”基础上,学校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提出师生的社会公益性劳动每年限定在一个月以内,贯彻“学校以教学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的精神。
从“”结束到上世纪末,北京电影学院提出了“育人是根本,教学是中心,改革是出路,管理是关键”的工作方针,提高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共识。在人才培养方面始终坚持优良的艺术观教育传统而又与时俱进。在新世纪的前十年,凝炼出了“正方向、厚基础、重电影、强技能”的育人要求。其中,“正方向”,是指在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中,对学生进行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道德品质、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理想信念的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和巩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荣辱观,使毕业生在今后的电影艺术创作过程中,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具备对是非的独立判断能力,用电影的艺术形式,表现和反映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精神面貌。
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学校党委丰富了艺术观教育内涵,提出了艺术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艺术院校的延伸和具体化的论断,其核心是培养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人才。“以人民为中心”在北京电影学院来说,是“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艺术家”的要求。这一要求是经过学校60余年沉淀,在遵循艺术人才培养规律的前提下,最初由表演学院提出,后上升为全校的理念的,简称为“三人民”。
在总结学校长期艺术观教育的基础上,北京电影学院形成了“经史并重”“经实共举”“经人相倚”的“三经教育”途径。“经”即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人民”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观。
“经史并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教育与国史、党史、校史结合起来。“经实共举”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教育与社会实践、艺术实践、劳动实践结合起来。“经人相倚”则是将马克思主义艺术观教育不仅需要“经师”,更需要“人师”,需要全体教职员工视学生为子女,以德育人、身先示范,使学生学有目标、赶有榜样。对于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对于干部,既要管理育人,又要服务育人;对于学生而言,是要把专业技能的学习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
“三经理念”精髓就在于丰富学生的切身体验,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践行的自觉性,让学生了解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人民的历史、学院的历史,从根本上充分认识到艺术的源泉是人民大众的生活,电影服务的对象是人民群众。
三、开展艺术观教育是当前社会文化环境和艺术创作生态环境的时代要求
当前,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自然反映到艺术院校的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艺术创作中,构成了他们多元的创作价值取向和多元的艺术观。艺术院校是文化塑造机关和人才培养机关,要高擎文化引领的大旗,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在坚持艺术观多样性的前提下,树立马克思主义艺术观的主流引领地位。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摸清艺术院校大学生的艺术观的状况,2008年,北京电影学院曾组织了在京八所艺术高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学生艺术观问卷调查活动。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是热爱并愿意投身艺术事业的,但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没有充分认识到艺术的源泉是人民大众的火热生活,没有充分认识到文艺服务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不是“艺术精英群体”。分析其主要原因,外因是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在高校的反映,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点和艺术思潮在相当的程度上对学生有一定的影响;内因是青年的特点决定的,他们充满热情、思维活跃,但是对火热的社会生活了解不多、体验不多。问题的实质还是,文艺“为什么人”“走什么路”的问题。
学校党委认为,不能对青年人求全责备,发出伤春悲秋之叹,而要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历史进化论。但也不能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原因,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艺术观教育,搞“无为教育”。作为社会主义艺术类大学,必须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艺术观教育符合国情、校情和实际的新途径、新方式和新方法。
四、开展艺术观教育是适应世界一流电影大学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建设大学文化的基本内容
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学校党委提出世界一流电影学院建成的四个基本标准,即能不能持续培养出一流的学生;能不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在国际可比的关键指标上进入世界前列;要有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大学文化。把“养大气”作为五大发展思路之一。把制定和实施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学文化建设作为“5+1”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提出了高扬文化大旗,建设以“开拓创新、尊才重教、学术相长”为核心的大学文化的建设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电影学院需要在人才育人理念上的建设,以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电影教育发展。而文化建设也需要总结提升艺术观教育体系,并付诸实施,以切实肩负起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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