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1篇1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标签；全球气候变化

一、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

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其中主要包括引发了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气候不断升温。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的首次峰会上决定成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组织（UNFCCC，

UniteclNationsFrameworkonClimateChangeConventions），通过了《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并把气候变化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1997签订的《京都议定书》，是标志着全球经济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里程碑。2003年，“低碳经济”首次出现在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中。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化石能源、生物能源等常规能源的使用造成的环境问题及其后果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在此背景下，“碳足迹”、“碳标签”、“低碳经济”、“低碳发展”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

二、碳标签及其呈现方式

碳标签是为实现低碳经济应运而生的机制，是把产品从原料采购、运输、生产到销售过程中的二氧化碳量排放量，并用标签的形式标示在产品包装上，以便于消费者能够直观了解产品的碳足迹信息，希望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商品以达到实现低碳消费的目的。碳标签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一是提示于产品外包装。例如Tesco’s碳削減标签（CarbonReductionLabels）显示每单位产品的碳足迹，并且呈现该产品与其替代性产品的比较结果，并且说明差异原因。该碳足迹标签不仅显示了该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资讯，而且说明了怎么样引领消费者选择低碳商品。二是显示于销售店。比如Boots利用海报于销售店揭露碳足迹资讯，其利用大型海报陈列方式，向消费者说明该产品碳足迹在生命周期的排放量已降低20%。三是登录于网站资讯。例如Innocent透过网站方式揭露产品碳足迹资讯，提供碳排放之削減量及比率。四是销售型录。如ContinentalClothing于其销售型录及网站上，利用碳削減标签说明其碳足迹计算涵盖那些阶段，并且比较其他T-shirts制造过程的碳排放量。五是服务案例。HBOS在其网站展现其服务足迹的资讯，计算每一储蓄存款账户所产生的碳足迹。

三、碳标签的计算方法

了解碳标签和其表现形式后，下面介绍一下碳标签的计算方法和过程：第一步要建立产品的生产过程流程图。为了方便后面的碳排放计算，这就需要全面完整地把产品在其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生产工序都列出来。第二步要确定产品碳足迹计算的边界。产品的碳足迹计算边界的关键是要确定包括生产、使用以及最终处理该产品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所产生的碳排放信息。因此，在建立了产品生产制造流程图之后，然后就需要严格界定产品碳足迹的计算边界。第三步就是收集碳排放数据。计算产品碳足迹至少必须包括产品生命周期涵盖的所有物质原料的生产活动和碳排放因子这两类数据，碳排放因子是指单位物质或能量所排放的CO2等价物。这两类数据一般情况下应尽量使用原始数据，其次再考虑次级数据，因为使用的碳排放数据越精确，越接近实际生产情形，那么研究的结果也就越准确可信。然后需要对产品进行碳足迹计算。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碳排放计算的基本公式为：E=■■=Q■■C■，其中，E为产品的碳排放量；Qi为i物质或活动的数量或强度数据（质量/体积/千米/千瓦时）；C■为单位碳排因子（CO2eq/单位）。最后要对计算结果进行检验。这是为了检测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以提高碳标签评价的可信度。

四、国外碳标签的发展

英国于2006年最早推出碳减量标签制度，并于2007年3月试行推出全球第一批标示该碳标签的产品，产品包括薯片、奶昔、洗发水等消费类型。目前，英国加贴碳标签的产品类别已超过2500种产品。自从英国推出首个碳标签制度之后，其他国家也随后相继出现了一些自愿性和强制性的碳标签形式。例如，欧盟碳标签计划始于2006年10月，该计划首先在欧洲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鼓励使用生物能源及开展“低碳”运输服务，旨在降低运输类产品及服务CO2排放量的活动，该活动主要涉及生物柴油、油、货运服务等领域。随后，日本、德国、韩国、泰国以及中国台湾等都在2008年先后推出了其各自的碳标签计划，其中，日本和标有碳足迹标签的产品于2010年2月在超市全面上架，中国台湾碳足迹标签于2010年4月开始正式在相关产品上使用。美国碳标签最早于2009年在加利福尼亚出台，该碳标签有低碳封印、碳评分、碳评级三种主要碳标签形式，为消费者提供了产品的更多类型的碳排放信息，并希望引领消费者能够在此基础上选择更加低碳的产品。

目前，国际上碳足迹标签多数为自愿性标签，但是也有强制性的碳标签机制。例如，2011年11月，法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在法国销售的产品（消费品）必须公布碳足迹。随着国际上碳标签的发展，许多品牌和零售商也把产品的碳排放核算和供应链的低碳管理作为未来的节能减排任务之一，因此，一些知名品牌和零售商都开始作出相应的减排目标和行动计划方案，他们选取销售量大、环境影响大的一些产品进行先期碳足迹核算。然后，随着下游零售商的这些减排工作的深入，一些供应商已经被通知需要核算其产品的物耗、能耗等碳排放数据，低碳减排的趋势和影响力被越来越多的转移到位于上游供应链的制造业。但这其中也包含着许多商业机会，比如，许多供应商都已经开始考虑和从事特别是一些符合生态环保、节能减排的新品种的产品碳足迹和认证，在愈来愈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跨国公司，国外著名零售商和品牌商通过供应、采购关系的推动，碳标签作为一种低碳市场机制，将会对中国制造企业的低碳转型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我国已经有学者开始了中国低碳标签制度的研究工作，当然，除了政府机构以外，一些著名的国内大型制造企业也率先推出了节能减排的措施，推动社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大关，但是统一的碳标签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五、我国建立碳标签体系意义

一旦国际碳标签制度统一实施，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我国商品的出口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对外贸易必然受到其他国家碳标签的强制要求的限制，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大受影响。目前，“碳标签”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出口产品，我国还没有推出正式的“碳标签”制度，因而，国内各大超市的上架产品也暂时没有碳标签的相关规定。但是，全球化的低碳经济给我国企业带来的外部压力已经开始显现。研究碳标签在全球的发展，统一的碳标签体系，采取应对碳标签问题的措施，对我国低碳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碳标签体系可能会引领消费者优先选择本国具有低碳标志的产品，降低对进口产品的选择，从而使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弱势。一旦其他国家做出有关碳标签的强制性技术要求，并由此征收碳关税极有可能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在国际市场上，事实上绿色供应链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新的门槛。例如，作为全球最大零售商之一的沃尔玛，计划于2014年前完成对10万个供应商提供的商品进行能耗、物耗和排放等信息的评估，当然，大部分的供应商都位于中国。因此，建立中国的一套完整统一的碳标签评价标准迫在眉睫。其次，建立碳标签体系是我国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挑战的必然选择。在2009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并在2009年首次明确提出“到2022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22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的碳减排目标。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进行经济转型，建立碳标签体系、采取适当的低碳发展政策，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提到国家战略层面加以认真思考。最后，建立碳标签体系有助于参与全球碳交易博弈。碳标签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向低碳经济过渡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全球碳交易博弈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全球“低碳经济”才刚刚开始，中国与西方国家对其规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差距不大。但是，中国想要在未来低碳经济的国家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则中国必须尽早建立自己的碳标签体系，在国际谈判中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

然而，现阶段各国的碳标签体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方法上都还不完善，有一定的局限性。碳标签提供的信息只是产品碳排放评估结果的一个简单的数字指标，掩盖了生产过程中的很多重要的信息。我国碳标签体系的顺利推进还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并给予相应的保证，而其中如确定具体的核算法则、实施方案和标准等都需要国家统一的法律规定。

六、总结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环境管理工具，碳标签不仅可以促进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而且可以引领居民的低碳消费。在全球气候逐渐恶化以及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探索并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的碳标签体系，不仅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碳标签体系的建立可以引导全社会转变消费观念，选择更加低碳环保的产品，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和建立碳标签体系对我国的低碳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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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经济增长;制度安排;国别研究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9-001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9.004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世界气候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由化石燃料过度消耗所导致的全球变暖,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全球变暖严重危害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触及到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一现象亦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的概念应运而生,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由英国政府在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题为“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后,各国纷纷相应。学术界围绕低碳经济的研究也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国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总结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研究重点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碳减排对行业发展的影响等;二是低碳经济实现的制度安排,研究主要集中对碳税(carbontax)和碳交易(carbontrading)的讨论;三是不同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

1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

关注“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碳排放量(carbonemission)的控制,碳排放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Kaya公式所揭示的人口、GDP和能源消耗[1],还包括国际贸易,两国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创造了一种转移机制。

1.1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越多,碳排放量就越多。即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也不足为怪,因为中美人口相差4倍多。此外,人口结构对碳排放量也有影响。SalvadorEnriquePuliafito,etal采用LotkaVolterra模型对人口、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相互关系的探析,MichaelDalton,etal采用PET模型(PopulationEnvironmentTechnologymodel)的研究,均验证了上述结论。随着世界人口转型,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凸显,发达国家将在2022年前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因素会降低碳排放量,这一效果与技术变革的效果相当[2-3]。

1.2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因果关系

低碳经济不是贫困的经济,因此不能通过降低GDP实现碳减排。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是能源的消耗,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是衡量能源消耗的两个重要指标。“能源强度”(EnergyIntensity)是指单位GDP的能源用量。不同产业的能源强度不同,一般第二产业的能源强度最高,而第二产业中,重化工的能源强度又远高于一般制造业。能源强度还受到技术的影响,同一行业中技术水平低则能源强度高。因此降低能源强度,提高技术水平是减排的有效方向之一。而单位能源用量的碳排放量,则称为“碳强度”(CarbonIntensity)。能源种类不同,碳强度差异很大。化石能源中,煤的碳强度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气较低。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有一定的碳强度,而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等都是零碳能源。

尹希果等:国外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9期学者也对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RamakrishnanRamanathan采用DEA方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法)同时分析了GDP、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之间的联系。他指出以往研究的缺陷是,只分别分析了GDP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或者能源消耗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没有对三者的联系进行分析。在指标选取上,他以化石能源消耗释放的二氧化碳代表碳排放量,化石能源包括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以全球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中只选取了非化石能源消耗量,包括水利、核能和地热能,没有包括化石能源消耗量是为了避免与第一个指标的重复。在DEA分析效率指标构建中,将GDP和碳排放量作为产出,非化石能源消耗作为投入。结果显示效率指标在1980年时最高,接下来的7年急剧下降,随后呈现反复震荡下跌趋势,1996年开始回升。基于DEA分析的技术预测(technologyforecasting)得到了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的曲线图[4]。

UgurSoytas,etal采用包含GDP、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劳动力和固定资本总额等变量的VAR模型研究了美国能源消耗、GDP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碳排放量的格兰杰成因不是GDP增长,而是能源消耗。并提出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应该从降低能源强度角度考虑,还应该增加如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5]。后来,UgurSoytas,etal对土耳其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6]。

XingPingZhang,XiaoMeiCheng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及方向。他建立了一个包含GDP、能源消耗量、碳排放量、资本和城市人口指标的多元模型,以1960-2007年的实证结果显示,GDP对能源消耗量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能源消耗量对碳排放量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而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可以推行渐进的能源政策和碳减排政策,而不会妨碍经济增长[7]。

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低碳经济是经济增长与化石能源消耗脱钩的经济。化石能源消耗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低碳经济模式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化石能源的消耗。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而能源消耗是碳排放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碳减排政策应关注能源消耗:通过技术改革、产业结构升级,降低能源强度;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碳强度。

1.3行业碳排放量存在差异

碳减排的重要措施是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而由于行业差异以及不同行业使用能源的差异,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相差很大。因此将行业分类,并研究其在低碳经济下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TCChang,SJLin采用灰色关联分析(GreyRelationAnalysis)测算了台湾34个行业产值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总能源使用量以及各种能源使用量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研究结果显示,在分辨系数取0.5的情况下,从34个行业的平均情况来看,产值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940,总能源使用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912,单个能源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电力0913、煤炭0.800、石油-0.79、天然气0.513。这些结果说明了台湾经济依赖于二氧化碳密集型的行业,电力能源在台湾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分行业来看,根据产值与碳排量的灰色关联系数、能源使用与碳排量的灰色关联系数的正负及其大小关系,可以将行业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采矿业、有色金属、电力和发电业、公路运输业为“三低行业”,即能源强度低、碳强度低、碳排放系数低。而农林渔业、食品业、纺织业、皮革业、造纸业、石化原料业、橡胶业、化工产品业、金属制品业、运输设备业、燃气及水供应业、建筑业等11个行业为“三高行业”,它们的能源强度高、碳强度高、碳排放系数高,因此减排政策的制定应主要关注这些行业[8]。

此外,MarcoMazzarino采用比较静态方法(comparativestaticapproach)和货币估值技术的研究发现运输业是OECD国家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约占到总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9]。R.Rehan,M.Nehdi(2005)认为水泥业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行业,并探讨了在清洁发展、联合履行、排放交易三种机制下水泥业的发展前景[10]。

1.4碳排放量随国际贸易而转移

关于碳排量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国内因素,如人口、GDP、行业等,同时国际贸易也是影响碳排放量的一个重要因素。PaulBStretesky,MichaelJLynch以1989-2003年世界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各国人均碳排量与对美国出口量之间的关系。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因变量,各国对美国的出口量为自变量,人口密度、GDP和FDI为控制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均碳排放量与出口有着显著的关系。细分产业后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出口行业中,天然气、石油和煤炭、化工产品和再进口产品等四个行业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这意味着,在控制了人口密度、GDP和FDI的情况下,一国对美国出口越多,人均碳排放量也越大,出口产品中天然气、石油和煤炭、化工产品和再进口产品所占的比重越大,人均碳排放量就越大[11]。

YanYunfeng,YangLaike提出,国际贸易创造了一种转移机制,不仅使产品可以在世界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同时也使得碳排放可以自由转移。1997-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的10.03%-26.54%是由出口产品的生产所引致的,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仅占到4.40%(1997年)和9.05%。世界其他国家因转移机制减排的二氧化碳从1997年的150.18Mt增加到2007年的593Mt,而中国在1997-2007年间因生产出口产品而净增的二氧化碳达到4894Mt。他们的研究为近年来中国碳排放量激增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同时这些数据也印证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催生着像在国际贸易中征收碳关税这样的动议,有学者担忧这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12]。

2低碳经济实现的制度安排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恶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实现经济发展中的“低碳”,各国主要的制度安排有征收碳税和碳交易制度。前者是由政府通过税率来确定进行碳排放的活动要付出多少代价;后者是在《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下,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实现全球范围内碳减排的目的。

2.1碳税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碳税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此后,瑞典(1991年)、挪威(1991年)、荷兰(1992年)、丹麦(1992年)、斯洛文尼亚(1997年)、意大利(1999年)、德国(1999年)、英国(2001年)、法国(2001年)等国也相继开征。近年来,为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一些国家如日本、加拿大、瑞士等国也纷纷开征碳税。

关于这些国家实施碳税的经验,AndreaBaranzini,etal在分析了各国能源产品的碳税税率后指出:各国的能源税(energytax)税率差别相当大,从而碳税税率各不相同,这成为国际协调碳税的一个主要障碍;从理论上说,征收碳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碳减排的激励机制,但在实践中存在其他目的,如基于财政(筹集资金)的目的,对需求弹性很小的产品征收很高的碳税;对于某些能源产品,如煤炭,有些国家的碳税税率相当低,有些国家还实行补贴,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碳税;要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实施碳税的同时要对能源税进行改革[13]。

在此之后,日本的研究发现,能源税和碳税的使用能够使碳排放下降到预计目标水平,同时也使能源种类的使用发生了变化,即由煤到天然气[14]。对碳税征收先行国挪威的研究发现,1990-1999年挪威平均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降低了12个百分点,但碳税对碳减排的贡献只有2.3%,碳税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挪威对不同的产业实行差别税率,且不同类型燃料的碳含量与税额的比率也不相同[15]。ChengFLee,etal在灰色理论(grewtheory)和投入―产出理论(inputoutputtheory)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目标规划(fuzzygoalprogramming)方法构建模型,模拟了三种碳税方案下碳减排的力度和经济影响。预测碳税实施的影响有助于各国碳税方案的选择,也能更好的发挥碳税的效果[16]。

2.2碳交易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17]。其兴起源于《京都议定书》所制定的三种减排机制:一是排放贸易机制(ET,EmissionTrade),允许附件一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让它们的部分“容许的排放量”(“排放配额单位”);二是联合履行机制(JI,JointImplementation),允许附件一国家从其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实际结果相当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转让了同等量的“减排单位”;三是清洁发展机制(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允许附件一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即允许附件一国家出资支持无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工业技术改造、造林等活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抵顶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指标。

根据以上三种机制,碳交易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基于配额的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配额型交易指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交易,主要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附件一国家之间超额排减量的交易,通常是现货交易。项目型交易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如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排放减量权证(CERs)”、联合履行机制下的“排放减量单位(ERUs)”,主要是通过国与国合作的排减计划产生的减排量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碳交易市场成交总额为1263.45亿美元;预计2012年成交总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唯一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机制,并且《京都议定书》还承认了森林碳汇(carbonsink)对减缓气候变暖的贡献,并要求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植被恢复及保护,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将项目产生的碳汇额度用于抵消其国内的减排指标[18]。这些规定的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碳交易市场。CDM项目和碳汇CDM项目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3低碳经济的国别研究

3.1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

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传统的消费模式,预计2022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因此英国于2003年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并积极推动世界范围的低碳经济。随后,JohntonDet.al(2005)探讨了英国大量减少住房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可行性,认为利用现有技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排80%是可能的[19]。TreffersT,etal探讨了德国在2050年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80%的可能性,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措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共同实现是可能的[20]。KojiShimada,etal构建了一种描述城市尺度低碳经济长期发展情景的方法,并将此方法应用到日本滋贺地区[21]。

在实践中,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各国政府组织的广泛关注和青睐,向低碳经济转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英国把发展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高度,2008年颁布实施的“气候变化法案”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按照该法律,到2050年英国要达到减排80%的目标。另外,政府大力促进商用技术的研发推广,以占领低碳产业的技术制高点。在低碳生活上,英国社会运用多种手段引导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比如,要求所有新盖房屋在2016年达到零碳排放,新建房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要体现碳足迹减少计划,不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等等。在洁净能源的开发上,英国发挥其海岛国家的自然优势,注重利用海洋资源,在发展海上风能、海藻能源等低碳能源方面居于全球领先水平。

同样是岛国的日本也在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日本内阁会议于2008年7月通过的“低碳社会行动计划”阐述了在未来三五年内将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减少一半等多项有关减排的措施,其重要内容都与开发新能源有关。根据日本内阁政府2008年9月的数字,在科学技术相关预算中,仅单独列项的环境能源技术的开发费用就达近100亿日元,其中创新性太阳能发电技术的预算为35亿日元。2009年4月,日本又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为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2007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一揽子能源计划,承诺到2022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此外,2007年年底,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推广低碳能源技术,促进欧盟未来能源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欧盟国家利用其在可再生能源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力图通过技术转让为欧盟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能源环保市场创造条件。

3.2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

《京都议定书》是旨在限制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协议,发展中国家未被规定必须承担减排义务。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迅速增加。虽然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还相对较低,但是在后京都时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减排压力已经越来越大。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是否应该承担减排义务及能否获得资金支持成为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

发展中国家中尤其是中国,被指责为一个“搭便车者”,在降低碳排放、延缓气候变暖上毫无贡献。ZhongXiangZhang(2000)通过分析中国1980-1997年间二氧化碳排量的历史演变,以及中间燃料转换、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增长对二氧化碳排量的影响,指出上述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中国在能源节约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97年单位GDP能耗只有1980年的一半。如果没有这些努力,1997年的能耗总量将比实际排量多出50%[22-23]。WalterVReid,JoséGoldemberg的研究也指出,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遏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他指出中国从80年代开始实行能源价格改革,碳补贴从1984年的37%下降到1995年的29%,石油补贴从1990的55%下降到2%。另外,中国在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4]。PaulB.Stretesky,MichaelJ.Lynch(2009)、YanYunfeng,YangLaike(2010)的研究则指出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提供了一种转移路径。中国为美国的碳减排做出了很大的潜在贡献,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气候与环境友好型技术援助。

尽管中国的碳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相对较低,但是其排放总量的激增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的碳排放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为迈入低碳经济中国应如何改进措施,HuChuzhi,etal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基于EKC模型,采用平均分配余量的分解方法,构建了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0-2005年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的贡献,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结果表明:①采用EKC曲线模拟结果显示,我国碳排放量呈现“N”型,并没有呈现严格的倒“U”型特征,这与规模效应具有一致性。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发导致碳排放量的减少,经济增长也并不一定引发碳排放的增加,关键是我国的环境治理的机制、市场和政策不完善,若不施行合理有效的控制措施,未来在降低碳排放方面面临着许多风险。②我国的碳排放政策的缺失,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滞后,这是导致我国碳排放持续上升的又一重要因素。③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中,只有结构效应的平均值为负,表明经济结构优化能降低碳排放,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手段。④我国碳排放技术效应具有随意性,这说明技术在降低碳排放方面并未发挥优势,现行技术应用主要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技术进步并非与提高环境质量有关,尽管技术进步非常快,但对降低碳排放的作用并不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性建议:建立和实施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环境调控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向节能型、高级化发展,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推行削减碳排放的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25]。

GuoRu,etal以上海为例,采用情景分析法(scenariosanalysis)对上海2010-2022年的碳排放量进行了估计,并提出了一些碳减排建议。研究结论显示:①上海的主要能源消耗在过去的15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②上海的能源主要是用于生产,而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占比最大。③上海2005年的碳排放量达到58.05MtCeq,是1990年的两倍。④在“十一五”计划指导下,上海的碳减排量将分别达到17.26MtCeq(2010年)和111.04MtCeq(2022年)。作为中国的发达城市之一,上海在碳减排上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基于以上分析上海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低碳经济:①上海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因此提升产业结构是第一要务。发展能耗低且产品附加值高的行业,同时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②优化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结合地域优势开发使用清洁能源,如上海可以开发风能。③加强碳汇建设,树木、绿化带、湿地、农田是上海重要的碳汇。扩大城市树木和绿化带的范围,对崇明和南汇的湿地要加强保护[26]。

4结语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源于全球气候恶化的背景,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及至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而努力。围绕低碳经济,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不同区域(全球、国家、地区)进行了研究。

关于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有:①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能源消耗、技术水平等,国际间的商品贸易也可以导致碳排放的转移。②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通过能源消耗来实现的,为实现低碳经济,应该增强能源强度及碳强度,逐渐由化石能源过度到清洁能源的使用。③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有显著差异,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在总体层面上规划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在研究方法上,灰色关联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以及对人口经济学中LotkaVolterra模型的应用等,值得国内研究者的借鉴。在实践中,实现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征收碳税和碳交易制度。发达国家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倡导者,在向低碳经济的转变进程中,推出了各种法案措施。低碳经济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也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各国都致力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并从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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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thesisofForeignScholars'ResearchonLowCarbonEconomy

YINXiguoHUOTing

(InstituteofPopulation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y,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44,China)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3

关键词碳币碳排放权交易低碳经济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在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碳排放问题的争论不但没有暂时放缓，更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减排计划似乎有着空前的热情——在制定自己国家减排目标的同时，更是“积极”地制定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发达国家为经济复苏和经济转型所做出的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金融市场上对美国制定的减排计划的高调反映，一些金融机构对此计划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支持，这样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减排计划在给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盈利和创新空间；更是因为按照发达国家意志制定的减排计划一旦实施，碳排放权的交易将会推动碳币时代的到来。这样一来，这些所谓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将会以碳币为工具，迎接属于他们的碳币时代。因此，我们要看到减排计划背后所酝酿的碳币，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掌握先机。

一、碳币及其生成的历史条件

(一)碳币

首先要明确的是，碳币并不是一种像金属币、纸币、电子货币等那样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形态，它是一个意想中的货币体系，也可以说是一个衡量世界上各种货币币值的新标准。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一种货币本位，像金本位和虚金本位制那样，使信用货币和“碳”关联起来，进而影响到某一种货币在世界市场上的信用地位和币值。目前我国对碳币的定义为：碳额度与黄金额度可以互换并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戴星，2009)，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准确定义和衡量标准还没形成，不过很明显的是，在“碳币体系”下，除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碳排放额度将会成为影响该国货币地位和币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碳币生成的历史条件

促成碳币诞生的最直接因素是国家之间碳排放权的交易(CDM)。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努力降低碳排放以达到该协议所规定的减排目标。但是短时间内降低碳排放量不仅需要大量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资源，更有可能由此引发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失衡。即便不会给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严重的冲击，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当然是发达国家不愿意面对的结果。《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在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这个时间差便成了国家之间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条件之一。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世界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就要在2012年之前完成该协议规定的减排目标(与1990年的碳排放量相比)。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家地区之间的减排任务差距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各国的历史排放量、经济和技术实力不同，所要承担的减排任务也不尽相同。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目标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并不是很轻松就能实现的，或者说要实现该目标势必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而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不愿意用放松经济发展的步伐来换得该目标的实现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要么通过采用新技术或者转变能耗模式来实现这一减排目标，要么就向率先完成减排目标的国家或者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购买碳排放权力，即以付出货币的形式将自己的减排任务转移出去。如果购买碳排放权的实际成本要小于该国在短时间内实行本土减排而付出的成本，那么碳排放权的交易无疑就成了这些发达国家的首选。

以欧盟为例，1990年欧盟的碳排放量约为4.57亿吨，我们假设欧盟每年按1％的速度降低碳排放量，则2008年其减排任务在300万吨左右。在欧洲市场上2008年的碳排放交易价格约为30欧元／吨，而在中国市场上大约为10欧元／吨，这就意味着如果欧盟将减排任务完全转移到中国要比完全转移到欧洲市场上节省6000万欧元，而同样完成了减排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欧盟所支付的减排价格则可以转化成中国的外汇储备。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假设的例子，不过足以说明在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碳排放交易空间。

随着《哥本哈根协议》(草案)的制定，国际市场上的碳排放交易会越来越多，而碳排放的交易价格也会逐渐上涨。很明显的，碳排放权的交易已经开始影响到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货币关系，但是这样以碳排放权交易为纽带的货币关系还不是“碳币体系”。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和碳金融产品的出现，碳排放权交易将会逐步在金融市场上显示出其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影响力。

二、“碳币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迫于缓解气候问题和《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等国际规则的压力，世界各国将会逐步降低碳排放量。但是如前所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或者愿意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减排目标。这样一来，世界市场上的碳排放权交易会越来越繁荣，碳排放权也会逐渐成为各国货币之间的一条纽带。目前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提议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来适应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比如碳排放权期货和现货。这些金融产品使得各国在金融市场上可以直接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如我们所知，目前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影响各国货币的主要金融产品有黄金和石油，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日益繁荣，如果碳排放权也进入到金融市场，将会成为和黄金、石油并列的影响货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个时候，碳币便基本上形成了雏形。

可见，在2012年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肩负起减排责任，碳排放权货币化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即便是碳排放权拥有了货币职能，碳币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一)碳币体系下的货币本位问题

之前已提到，目前一些人将碳币理解为一种新的货币本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碳币的片面理解。因为随着金属货币退出历史舞台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信用货币逐步占领了市场并且适应着经济的发展，但是信用货币背后依然有着国家黄金储备和国家信用的支撑，这也是信用货币的基础。碳币不同于黄金和国家信用，它最初是一种由部分国家制定出的规则而促成的交易，这种交易在未来的金融市场中又变成了一种金融产品，而最终这种金融产品被赋予了货币的职能。所以我们可以说，支撑碳币的是由人为规定的碳排放目标和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信用关系”。更何况碳排放目标的制定和类似于《哥本哈根协议》之类的国际规则不可能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所以这种信用关系本身就带有着比国家信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如果这种碳排放权交易的信用关系也充当了信用货币的货币本位，那么它在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更大风险的同时，势必也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使世界货币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在未来的碳币时代，究竟什么会充当碳币的货币本位——依旧是黄金，还是带有碳排放权交易信用的参考一揽子货币币值的多重本位制?这将是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之一。

(二)碳币的发行权问题

无可厚非的，碳排放权的制定者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制定出更有利于该国的减排目标。以美国为例，假如《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到期以后，美国在2032年新的减排目标是比2012年降低10％。如果以其自身的实力来看，到2022年美国就有可能实现该减排目标，那么美国就可以将剩下十年的减排能力通过金融市场交易出去，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拥有了十年的碳币发行权，而其究竟有多少的碳币发行量，就要看他自身的减排能力了，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

如果美国拥有着到2032年可以实现比2012年降低30％的减排能力，那么他额外拥有的碳排放权就是：2012年碳排放量×(30％-10％)=A；假设2022年到2032年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均价为P，那么A×P=Q，Q就是美国可以控制的碳币发行数量。至于何时发放，发放多少，就要由其自己说了算了。

可见，碳币的发行权问题主要在于减排目标的制定方面。谁在减排目标的制定上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谁就在碳币体系下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权，这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很不平衡的。所以碳币的发行权问题也将会是未来各国争论的焦点。

(三)碳币体系的影响

在碳币体系下，各国的贸易商品、关税和汇率水平都会受到碳排放量的影响。对于贸易商品来说，如果以碳币衡量各国的货币币值，那么世界市场上的贸易商品价格的形成除了受到目前已有的因素影响之外，还要受到该国减排目标的影响。对于拥有着较轻减排负担的国家来说，在实现减排目标之后，可以通过卖出碳排放权来获得额外的外汇储备，并且节省购买碳排放权的货币，这样就保障了这些国家的正常流动性和币值稳定，也维持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即不会因为国内缺乏资金而导致商品生产萎缩或者落后，其产品可以用更低单位的碳币价格表示出来，在国际市场上就有了更强的竞争优势。相反，对于有着较重减排任务的国家来说，一方面需要支出额外的货币来购买碳排放权，另一方面也要在减排技术和设备方面花费资金，这将会影响到国内正常的经济秩序，使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碳币标价较高，从而降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经济发展带来恶性循环。

碳币体系对关税的影响类似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拥有碳币发行权的国家在制定关税方面有着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其可以借用碳币工具，对那些没有碳币发行权国家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对于没有碳币发行权或者较少碳币发行权的国家来说，只能在关税的制定方面处于被动的地位。至于各国关税的变动水平，其中主要依据就是碳币发行权的多少。

在外汇市场上，碳币发行权所属国的货币和碳币之间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其货币的币值在碳币体系之下会有着更加强势的地位，币值稳定且剧烈变动的风险较小；没有碳币发行权的国家的货币币值就会由于缺少了碳交易信用而变得相对弱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势货币币值的影响，缺少了变动的主动性就意味着存在着较大的汇率风险。

三、碳币体系下规则的制定和作用途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拥有着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因此要实现他们自己制定的减排目标困难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完成发达国家为其制定的减排目标就比较困难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若要完成减排目标，途径有三个：

一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发展低碳技术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能耗模式。不过如之前所述，这势必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大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样即使完成了减排目标，在新一轮的减排计划制定当中，发达国家又会重新针对这些没有参与权的国家制定出新的减排目标，如此循环下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二是向发达国家购买先进的减排技术和设备。虽然说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但是在未来的碳币体系之下，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发达国家不会无偿无尽地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而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向发达国家购买技术和设备来完成自己的减排任务。

三是向提前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购买碳排放权。采取这条途径就意味着正式的将本国货币纳入到了碳币体系之下，也就是说该国货币在碳币体系中的地位受到“碳币”的左右，被左右的程度就取决于所购买的碳排放权的多少，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购买碳排放权的国家的货币将受控于碳币体系规则的制定者。

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碳币体系规则的制定者都拥有着绝对的主动权，碳币将是这些规则制定者的工具，而不能参与制定规则的国家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将财富以“碳币”的形式转移到规则制定者的囊中。

因此，碳币体系的规则制定势必会成为各国争取碳币主动权的焦点。不过由于综合国力不同，减排计划的制定不可能顾及到所有国家的利益，这种规则最终也会向制定者的利益靠拢，维持着制定者的意愿。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及早的认清减排计划背后所掩盖着的“碳币”，在规则的制定中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四、目前中国面临的碳交易状况和建议

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我们一贯坚持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过《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规定2012年之前中国的减排目标，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却积极的为中国制定着2050年的减排目标，甚至要中国和印度承担全球减排总量的20％。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实现这个减排目标。显然，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出来的减排标准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参与未来减排计划的制定，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掌握主动权。

从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情况来看，我国签订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已经超过了印度，居于世界第一位(如图1)。

目前我国拥有着数量众多的碳排放交易项目，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拥有着潜在的减排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正在努力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资金和活力，又发展了我国新兴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使我们逐步熟悉该市场上的交易规则，为以后碳币时代的到来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来看，国内市场上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要远远低于世界市场价格。虽然这样可以为我国带来更多的交易项目，但是并不能很好的为我国带来应有的收益。因此，我们还应该合理的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使国内的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打造碳交易市场的宏观经济环境：

第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经济转型，努力将减排压力转化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如何将这个特殊的经济时期同节能减排联系起来，实现经济发展和降低排放的双重目标，将是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既有利于我国在未来的碳币时代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也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将会稳步推动我国经济向碳币时代平稳地过渡。超级秘书网

第二，参与国际减排计划的制定，维护自己的权益。碳币体系的关键之一就是减排规则的制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掌握规则的制定权就意味着碳币的发行权。若要在碳币时代拥有更多的碳币发行权，使我国在碳币体系之下处于主动的地位，就必须参与到减排计划的规则制定中来，通过参与规则的制定维护本国在碳币发行方面的权益。

第三，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打好碳金融产品发展的基础。碳币一旦开始生成，必然首先出现在宏观条件良好的金融市场上。所以我国应该从现在的碳排放权交易开始，努力熟悉碳交易的交易规则和发展趋势，并且及时地改善宏观金融市场环境，做到市场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这样才能在碳币时代到来的时候，使碳币在第一时间拥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1篇4

内容摘要：文章首先梳理了目前存在的低碳经济定义，找到各种定义的共同点，给出低碳经济的定义，从五个方面对低碳经济的内涵进行了说明，整理了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定义，分析了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异同。

关键词：低碳经济定义内涵

低碳经济的定义与内涵

（一）低碳经济的定义

《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经济形态，核心是低温室气体排放，或低化石能源的经济，低碳经济是能够满足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我国学者庄贵阳（2005）认为，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付允等（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2008）等指出，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刘细良（2009）强调低碳经济是人类对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一种理性权衡；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一种理性认知；是一种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可持续经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是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金乐琴（2009）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一致，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有密切联系。

尽管学者们对低碳经济定义的表述方法不尽相同，但各个定义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定义可概括为：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的内涵

1.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工业革命以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使用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也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问题。化石燃料燃烧时会释放二氧化碳，产生温室效应，地表将变热，由此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2.低碳经济的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低碳经济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3.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经济革命。发展低碳经济实质上是对现代经济进行一场深刻的能源经济革命。这场能源经济革命的基本目标是努力推进两个根本转变：一是由以高碳能源为基础的不可持续发展，向以低碳与无碳能源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二是由高碳型黑色能源消费结构，向低碳与无碳型绿色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

4.低碳经济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控制和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主要途径有四条：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展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发展清洁能源；植树造林。目前，这四条途径都存在着明显的技术瓶颈。因此，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必须在技术上实现突破和创新。没有技术创新，低碳经济不过是人类的一个“美好幻想”。

5.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工业社会发展初期，使用的能源全部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高碳能源，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可称为高碳经济。随着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不断认识，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不断反思，人类逐渐认识到要摒弃18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找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建立高能效、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与高碳经济的比较见表1。

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辨析

（一）相关概念的涵义

1.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目前没有公认、确切的定义。通过搜集、比较各种定义，笔者认为，循环经济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一般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作为操作准则，简称为“3R”原则。减量化原则，即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在经济活动的源头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利用原则，即尽可能多次使用物品，避免物品过早地成为垃圾。再循环原则，即废品回收利用和废物的综合利用。“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最重要特征。

2.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目前也没有公认、确切的定义。通过搜集、比较各种定义，笔者认为绿色经济是指那些同时产生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人类活动。从这个定义上引申，绿色经济有两种涵义。

第一种涵义是指经济要环保，即要求经济活动不损害环境或有利于保护环境。例如，钢铁、造纸等行业，用落后的方式生产是高排放的，因而不是绿色经济；而用清洁技术生产，就属于绿色经济。第二种涵义是指从环保要经济，即从环境保护活动中获取经济效益。也就是说，环境保护可以成为经济利润的一个来源。例如，新能源开发、绿色食品研发等活动，可以带来新的利润。

以上两种涵义分别强调了绿色和经济两个方面，它们的共同点是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3.生态经济。关于生态经济目前存在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二是生态经济强调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全过程就如生态系统一样是密闭循环的，最终达到资源的零输入和废弃物的零排放以及能量守恒。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但从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来看，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各国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仅是一种趋势。

（二）低碳经济等概念的异同

1.低碳经济等概念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产生的根源相同。现代工业社会既是一个技术发达、经济腾飞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时代。现代工业发展引发出严重的环境危机，不可再生资源的匮乏和枯竭、可再生资源的破坏和短缺、环境污染的加剧、生态环境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酷事实，迫使人类不得不反思和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始关注环境，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都是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总结。

理论基础相同。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并不单纯地属于经济学范畴，而是经济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等学科相互交叉、渗透、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交叉边缘性概念，具有综合性特征。外部不经济理论、生态大系统理论、生态学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原理、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理论是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等概念重要的理论基础。

技术手段相同。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实现的技术手段包括宏观技术手段和微观技术手段。宏观技术手段是构建生态产业园区。生态产业园区是一定地理区域内的多种产业，按照物质循环、生物和产业共生原理组织起来，构成产业链和产业网，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微观技术手段是采用环境无害化技术。环境无害化技术的特征是污染排放量少，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更多地回收废物和产品，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处置残余的废弃物。

最终目标相同。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追求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用，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从自然―经济大系统出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低碳经济等概念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视角不同。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要求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主要目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循环经济关注的是提高生产、流通、消费领域所有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所有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其中包括碳排放量的最小化；绿色经济强调关爱生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生态经济注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

可操作性不同。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可操作性存在很大差别。低碳经济的涵义最为具体―降低碳排放量，最具有操作性；循环经济提出了“3R”原则，因此也具有一定的操作性；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的涵义较为宽泛，没有说明如何实现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仅根据涵义不能确定如何实现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

所属的层次不同。根据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各自研究的视角和可操作性，可以将这四个概念进行如下结构性定位：绿色经济最不具体，研究的范围最大，为最高层次的概念，包含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次之，包含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并列并有一定的交叉，为低层次的概念（见图1）。

涉及的研究领域不完全相同。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涉及的研究领域不完全相同。低碳经济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减碳、碳交易市场、碳税、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政策等。循环经济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工业循环经济、服务业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区等。绿色经济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绿色GDP、绿色产业、绿色贸易壁垒、绿色金融、绿色营销、绿色消费等。生态经济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态经济区、城市生态经济、农村生态经济等。可以看出低碳经济研究的领域与其他三个概念研究的领域差别较大。

参考文献：

1.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环境与资源，2008（3）

2.曹海霞，张复明.低碳经济国内外研究进展[J].生产力研究，2010（3）

3.庄贵阳.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3）

4.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经济，2008（4）

5.刘细良.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发展[N].光明日报，2009（4）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碳排放；经济增长；贡献率；能源消耗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27-02

一、引言

新疆是全国资源富集的西部省份之一，减少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以及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张庆红（2010）研究了新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关系，表明新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不符合典型的EKC特征，工业“三废”的环境质量改善转折点尚未到来。因此，应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治污力度，实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1]赵霄伟,高志刚（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从协整分析来看,新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当期能源消费量受当期经济增长量和前一期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新疆依托资源、能源,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2]本文将用碳排放量代替劳动力投入量，构造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新疆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指标的选取与模型的设定

（一）指标的选取

1.新疆生产总值

本文以1978年为不变价的生产总值来表示新疆的经济发展状况。数据是在《新疆统计年鉴2010年》公布的按当年价统计的历年生产总值换算的，单位为万元，样本区间为1978—2009年。

2.碳排放量

本文中所指的碳排放为二氧化碳的排放。由于目前我国及各省份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而且关于碳排放量的计算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将借鉴王礼刚（2010）的测算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基于对能源消费的基础上来估计新疆地区的碳排放量。[3]

其中，C表示新疆总的碳排放量；c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i表示所消费能源的种类；ei表示对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fi表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数据，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476、0.5825、0.4435、0.0碳/万吨标准煤）；λ表示碳完全燃烧转化为二氧化碳的系数为2.67。

3.资本存量

本文采用Gold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来估算新疆的资本存量，计算公式如下：

Kt=Kt-1(1-Rt)+It/PIFt

其中，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上一年的资本存量；Rt为资本折旧率，本文采用的是张军（2004）设定的折旧率9.6%；It为第t年的名义投资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PIFt表示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这里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来代替。

关于基期即1978年资本存量的取值，本文借用张军等（2004）采用的方法，把1978年的固定资形成总额除以10%最为基期资本存量。[4]

（二）模型的设定

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一般采用索洛的增长方程，它的基本原理是从生产函数出发，建立经济增长与各因素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基本公式是：

Y=AtLαKβ(α>0，β>0)

式中，At为随时间t变化的技术进步；α、β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系数。本文为了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把变量L替换为碳排放量C。故本文采用的生产函数形式为：Y=AtCαKβ(α>0，β>0)，此时α表示碳排放的边际产出系数，其他指标含义不变。

鉴于选取指标的经济意义、可对比性以及在计量分析中可能出现的异方差等因素，对各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根据以上的经济理论分析,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lnGDP=C+a1lnC+a2lnK+ε

其中，lnGDP表示新疆生产总值的对数值；lnC、lnK分别表示新疆碳排放、资本的对数值；a1、a2分别表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和资本的弹性系数；C为常数项；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采用Eviews6.0软件对新疆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及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最小二乘估计。为了消除序列相关对回归有效性的影响，本文采用广义差分法来消除自相关，消除自相关后的回归结果为：

lnGDP=-2.422614+1.212871lnC+0.490950lnK

（-2.187313）（19.74678）（4.459465）

DW=1.287784，R2=0.995533。

从回归结果不难看出，各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模型的模拟效果较好,R2高达99%以上，DW值接近2，说明已经不存在自相关。因此可以得到碳排放、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1.213、0.491，两者之和大于1，这说明现阶段新疆的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碳排放的产出弹性系数1.213，表明碳排放量每增长1%就会带动经济增长1.213个百分点，而资本投入每增加1%只会带动0.49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由碳排放带动的经济增长比重是资本拉动的近3倍，显示能源消耗对新疆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

四、优化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疆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支撑条件之一是能源消耗的巨幅增长，并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能源需求仍将持续增长，随着能源需求的增长，碳排放也会相应增加。因此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的任务主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措施实现。

（一）加快调整工业内部结构

随着新疆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仍将处于相对较快的变动中。通过运用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引导和促进工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降低高耗能行业比重，提高低耗能行业比重，对于那些单位GDP碳排放量大，并且碳排放减少速度比较慢的工业行业，应该限制其发展，优化发展质量的努力方向。

（二）引进先进技术，开展技术创新，加大科研投入

要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离不开高科技的支持。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和要求是发展高新技术，利用先进的科技来解决碳排放增加的问题。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对能源消耗较高的工业要积极调整其内部的行业结构，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能耗、低污染、技术密集型行业。同时，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此来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控制能源投入强度，从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碳排放，走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张庆红.新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关系验证及成因分析[J].区域研究，2010(2).

[2]赵霄伟，高志刚.新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分析和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2).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金融支持；绿色信贷

中图分类号：F832.7

一、国内外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目前，欧、美、日等国家已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减缓气候危机及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英国于2003年首先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国家立法形式促进实现《京都议定书》，以遏制温室效应对经济环境及社会生活的破坏作用的国家；2005年美国就已经通过了《能源政策法》，后又通过一系列如清洁能源、低碳经济等方面的法案；2007年欧盟各国达成“欧盟战略能源技术研究安排”；2008年日本通过技术改进、制度安排及生活方式的转变等方式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其重要计划是确立日本到2050年实现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60%至80%的远期目标。

中国对积极参与减缓全球气候及环境问题一直高度重视，积极提出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如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2002年的《京都议定书》，2007年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提出的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底在歌本哈根（Copenhagen）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做出重要承诺，即实现2022年单位GDP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到45%。部分省市已开展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试验和实践。2008年吉林省吉林市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在低碳经济前景、投资、政策、制度等方面确立了吉林市全面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绘制了有关《吉林市低碳经济路线图》，成为中国第一个推动低碳概念的“低碳经济示范区”。同年上海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也推进“低碳经济实践区”建设。2010年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低碳技术研发及应用等方面发挥示范及带动效应的深圳市获批成为我国首个“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广东省则启动“国家低碳省”试点工作，以促进经济转型、节能减排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2013年深圳开启碳交易市场。

以上低碳经济发展的实验和实践说明，发展低碳经济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促进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选择。

二、地方低碳经济发展及金融支持实践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市”和全国循环经济“双试点”城市——铜陵市，因铜立市，属资源型城市，但目前正面临着铜矿资源匮乏、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和升级，所以发展低碳经济是铜陵市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手段，是助推新兴产业和谋划未来重要战略发展的动力，也是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2009年作为入选第六批中国金融生态城市的铜陵市，其低碳经济发展取决于碳金融的支持。

（一）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指标定量分析

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可通过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Kaya公式来进行具体分解并进行定量分析。Kaya公式最初是1989年由日本学者茅阳一（KayaYoichi）教授提出的碳排放估算模型，该模型将碳排放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能源结构、技术等变量联系起来，主要估算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C=（C/E）×（E/GDP）×（GDP/P）×P

式中：C为碳排放量；E为能源消费量；GDP/P为人均GDP；E/GDP为能源强度，即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C/E为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即碳排放系数；P为人口。

通过上述模型，可以结合GDP等相关数据，对未来某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进行计量和测算，从数量上表明其碳排放情况和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以铜陵市为例，2011年实现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9.4亿元，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则为1.042吨标煤/万元。碳排放系数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推荐值为0.67、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确定的参考值为0.68、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参考值为0.69，综合以上参考值，相关碳排放系数取平均值可为0.68。以上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可得铜陵市2011年碳排放量为409.752万吨，单位GDP碳排放量0.707吨/万元（见表1）。

基于模型测算的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相关指标来看，“十一五”以来，铜陵市通过开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及生态城市建设，坚决淘汰关闭了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废气排放、粉尘污染较严重的落后产能，实施了有色一冶鼓风炉关闭，钢铁厂、焦化厂搬迁，关停80%以上的小水泥厂，关闭发电小机组等一系列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三高”产能；另外，通过强化节能预警调控和监察，实行重点用能企业能效对标，实施新亚星干熄焦等重大节能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实施污染减排提标改造工程，推动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重点排污企业达标排放等有效措施，使得废气污染源得以有效控制，实现了省政府下达的二氧化硫、碳排放削减量年度目标，单位GDP碳排放从2005年超全国平均水平的1.958吨/万元下降到2011年的0.707吨/万元，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进一步得到改善，低碳经济发展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二）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实践与挑战

从铜陵市实际情况来看，金融助推低碳经济发展的优势已逐步显现。铜陵市已有银行类金融机构10多家、有色集团财务公司1家、担保机构10多家以及20多家小额信贷公司，多元化的金融组织架构已初步形成。同时，以存贷款余额及上市公司流通股市值考查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存贷比、金融相关率等金融指标在安徽省居于前列，经济金融化水平不断提高（见表2）。

从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指标和金融支持指标综合来看，金融支持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以碳强度和金融相关率指标为例，2005-2011年，铜陵市金融相关率（FIR）由1.85上升至2.24，从长期看，基本呈逐渐走高态势，而同期单位GDP排放指标则呈现逐年走低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来，伴随FIR快速走高，单位GDP排放指标也有加快降低的趋势（见图1）。以上表明，金融资源在整个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持续增强，金融支持与创新是低碳经济产业发展的助推器，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应进一步发挥金融支持的驱动作用。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言，在低碳技术研发、进行节能减排工程改造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投融资体系支撑，但目前这一完整体系尚未形成。因受传统资源型城市的固化影响，铜陵市信贷投放、股市融资等金融资源仍集中于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对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支持不足；另外，由于低碳经济收益的长期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盈利性目标仍存在冲突，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对低碳经济的认知度不高、金融机构参与低碳经济的积极性不足；最后，金融产品创新不足、资本市场阶段性滞后、低碳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等制约因素仍与现阶段向低碳经济转型存在一定差距。

以上表明，铜陵市必须进一步明确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发展重点，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增加融资规模，调整信贷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坚定走低碳经济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铜陵市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与创新路径

从国际经验来看，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淘汰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高的低端“三高”产能，促进经济由“粗放”到“精细”，由“高耗低效”到“低耗高效”，由“高碳”向“低碳”转型。同时，应加快建立全方位的创新型金融组织体系，有效增加银行低碳信贷投入，加大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多渠道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有效金融支持和动力。

（一）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相关规划，明确金融支持目标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等方面与循环经济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铜陵市作为国家第一批循环经济“双试点”城市，已率先在省内出台了有关发展循环经济的“十二五”专项规划、“十二五”节能专项规划、铜陵市低碳经济试点实施方案、关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意见等规划方案。为进一步明确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项目、重大示范工程以及保障措施，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围绕低碳经济总体规划，进一步制定有关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专项规划，明确低碳产业定位和布局，提出低碳产业和低碳技术创新应用等方面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将低碳经济保障措施及金融支持纳入金融规划和相关支持保障计划，明确低碳经济发展金融支持目标和任务，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推动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力度

铜陵市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而作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自身，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也为其带来更多的产品和业务机会。为此，铜陵市政府、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绿色经济扶持政策，建立激励机制，加大考核力度，促使信贷资金向低碳产业聚集。而商业银行总行等金融机构未来有必要借鉴和遵循赤道原则，主动接纳赤道原则并演变为赤道银行，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则应加快完善低碳经济绿色信贷体系，将低碳经济项目和企业作为未来信贷支持的重点，加大对低碳经济的绿色信贷投放力度，扩大低碳经济贷款规模，在贷款条件等方面给予低碳产业以优惠，创新低碳经济金融产品及服务，增加对中小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相关行业及产品的融资及服务支持力度，助推中小企业，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三）推进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力度

铜陵市已有的6家上市公司多集中在有色、化工行业，且2007年6月以来已无新的公司上市融资，以上表明资本市场在铜陵市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强。为此，推进低碳“资本市场”融资力度，政府及证券监管等有关部门可尝试为低碳节能减排企业建立公开发行和上市的“绿色通道”，优先支持低碳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简化审批程序，优先支持符合低碳发展标准的企业和节能低碳建设项目发行“低碳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发行“低碳金融债券”，加大对节能减排、低碳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投入。另外，还可以将能耗、污染和排放量标准作为公司上市、股票及债券发行中必须达到的强制性指标之一，从而建立对已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低碳减排的硬约束机制。

（四）开拓低碳经济民间金融及其他外部资金

民间金融一直以来被视为正规金融的一种有效补充，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将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如浙江温州等地区，民间金融更是成为了很多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据央行有关报告推算，中国民间融资规模超3万亿元，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超过6%。为满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应当开拓民间金融参与低碳经济融资与发展的渠道及有效机制，通过完善相关法制环境、建立跟踪监测体系、开展风险教育等手段，扶持和规范民间金融公开有序进入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建立低碳经济多层次、多渠道融资与发展路径。同时，地方政府部门也应通过地方性的政策倾斜、税收优惠及公益宣传等必要措施，引导民间金融及其他包括风险投资、外资等外部资金进入本地区低碳企业和项目，为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案[J].经济研究，2009（3）.

[2]人民银行铜陵市中心支行课题组.低碳经济背景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金融扶持[J].金融纵横，2010（12）.

[3]巩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低碳”路径选择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0（4）.

[4]王增武，袁增霆.碳金融市场中的产品创新[J].中国金融，2009（24）.

[5]张庆.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效果评价初探[J].中国市场，2012（52）.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7

[关键词]低碳发展；相关研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DOI]10.13939/ki.zgsc.2015.46.138

1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究其本质则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为了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必须倡导低碳发展。桂林市成为第二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应义不容辞推行低碳发展；而如何确保朝着低碳发展的方向前行，前提条件是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判断。

2低碳发展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2.1低碳发展的内涵

从内涵来看，低碳发展就是以减少碳源为主要特征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是控制温室气体低排放、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并顺应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1]。

2.2相关理论研究

在低碳发展理论研究方面，刘助仁认为低碳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新趋势，中国需要将低碳列入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如制定低碳发展战略、完善相关法律、加强低碳制度建设等方面主动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2]。刘宇赤，等从辩证法的视角对低碳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研究，认为应该科学论证发展与低碳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才能实现低碳发展。同时，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低碳问题，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减排模式，在发展中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解决高碳排放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3]。

综上所述，低碳发展是涉及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价值理念等的综合体系，是一场推动依赖高碳源产业转变为低碳能耗的绿色产业的全球性革命。为了实现低碳发展，既要有低碳法律的保障，又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减少环境中的碳源，提升碳汇技术，树立低碳理念等。

3低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

评价指标体系，指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因子构成，并共同影响同一整体部分，这些因子说明被研究的整体对象各方面为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并从不同角度反映研究对象的整体情况[4]。

目前，在低碳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纷纷致力于研究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低碳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低碳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等与低碳发展相关的多维度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

3.1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马军等人以东部沿海六个省市低碳发展现状为例，构建了以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科技发展、社会支撑和环境支撑5个因子为主要指标，以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员等3项具体指标作为因子层的评价指标体系[5]。李友华构建了一个由三次产业结构指标、能源消耗结构指标、CO2排放指标、单位能源消耗量、森林指标等7项因子层指标及其下设的21项具体指标组成的低碳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6]。刘嵘等人则以河北省某县为个案，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7]。肖文等人指出了当前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的缺陷，对指标进行了归纳和评述，主要包括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放量等碳源、碳汇方面的指标[8]。

3.2低碳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王玉芳认为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由经济发展、低碳发展和社会发展3个系统组成，在这3个系统中又包含了14项具体指标[9]。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从碳生产率、低碳能源结构、低碳生活消费、低碳政策四个维度提出了低碳城市评价的指标体系。庄贵阳从人均GDP、碳生产力、单位GDP能耗、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强度5个方面的指标出发将我国低碳试点城市低碳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10]。

3.3低碳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任福兵等人提出了一个由能源利用结构、产业社会、农业发展、科学技术、建筑、交通、消费方式和政策法规八个方面组成的低碳社会统计指标体系，并且在其下面设置了52个具体指标[11]。赵静等人从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标和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标两个方面来构建低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2]。

3.4低碳发展评价指标

欧万彬提出区域低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一、二、三级指标构成，共计包含4项一级指标、15项二级指标、34项三级指标[1]。朱守先等人认为城市低碳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转型指标、社会转型指标、设施低碳指标、资源低碳指标、环境低碳指标5个一级指标构成，每个一级指标由两个二级指标组成并赋予相应的权重，并对全国220个低碳城市进行实证验证[13]。

纵观文献，大致可以将低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为多指标型和少指标型。多指标型的特点为：一个指标体系除了宏观方面的指标外，则还要考虑其下微观层面的指标层，指标体系涉及面较广。少指标型的特点为：一个指标体系包括少量典型具体的微观指标层，指标体系简单具有代表性。显然，马军、李友华、刘嵘、王玉芳、任福兵、欧万彬、朱守先等人研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是属于前者的。而相比之下，肖文、潘家华、庄贵阳和赵静等人的观点则是属于后者。可见，关于低碳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大部分学者构建的评价体系都属于多指标型[1]。

4桂林低碳发展现状

4.1拥有丰富的自然碳汇体

碳汇，来源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的《京都议定书》，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而森林、湿地等这些都是可以清除二氧化碳的自然碳汇。桂林拥有121.56万公顷的森林面积、3774.42万立方米的森林储蓄量、高达70%的森林覆盖率、有“桂林之肾”之称的会仙湿地、桂林生命线――漓江等，这些丰富而多样化的自然碳汇体，不仅是桂林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更为桂林发展低碳旅游提供良好的碳汇环境支持[14]。

4.2具备低碳旅游所需的条件

碳排放主要是源自工业，而桂林是一个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相对而言，碳源较少。例如，桂林拥有着丰富的山水旅游资源：其辖区内岭体山脉巨大，主要以海洋山、越城岭、紫金山、猫儿山、驾桥岭为著名；河流以漓江为最，同时，湘江、资江、五排河、灌江、洛清江、相思江等也以其秀丽的风光而闻名；在峰林丽水间也不乏有着湖泊的点缀，著名的有西塘、宝鼎湖、五里峡水库等。这些山水资源不仅是桂林旅游的重点和亮点，更是发展低碳旅游的一张王牌[14]。

4.3桂林旅游业碳排放量呈上升趋势

桂林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如表1所示，由2000年0.1271Mt上升到2012年的0.3599Mt，增加了0.2328Mt，年均增长率为9.06%。2000―2003年年均增长率为0.5%，2004―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9.4%，2008―2012年年均增长率为10%，可见自2004年以后桂林旅游业碳排放增速明显加快[15]。

总之，桂林虽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碳汇，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带来的碳排放量日益增多，情况不容乐观，亟须对桂林市低碳发展进行评价，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5桂林低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5.1指标体系构建特征

一个科学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具备以下九个特征：一是简明易懂；二是具有代表性；三是具有科学性；四是可测量性；五是对比性；六是前瞻性；七是合法性；八是指导性；九是协调性。

5.2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5.2.1桂林低碳发展评价体系个性要求

重点考虑低碳旅游问题。桂林作为部级旅游改革综合试验区，是一个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旅游城市。而桂林旅游业产生的碳排放从2000年开始呈逐渐上升趋势[15]。由此可见，桂林为了推动低碳发展必须从低碳旅游入手。

5.2.2指标体系的选定

本文所采用的旅游城市低碳发展评价与考核指标体系包含五个一级指标：一是经济发展指标；二是低碳社会指标；三是设施低碳指标；四是环境资源低碳指标；五是低碳旅游指标。其中，经济发展指标表征低碳技术水平和低碳发展现状；低碳社会指标表征低碳消费结构模式和低碳社会分布情况；设施低碳指标表征低碳资源禀赋及开发利用情况；环境资源低碳指标表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低碳旅游指标表征旅游城市旅游业的碳排放情况。在一级指标层面之下，各遴选两个成分指标并赋予相应的权值[1][13]（详见表2）。

5.3桂林综合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5.3.1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本研究指标权重确定主要采用专家咨询法（Delphi法）与层次分析法（AHP法）相结合的方法。

5.3.2一级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低碳发展指标体系既要体现低碳的核心特征，又要反映城市各方面低碳发展进程与表征，同时应遵循国家相关政策。在操作上采用分层控制的方法确定5个一级指标，随后通过专家咨询法来确定这5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5.3.3二级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第一，碳经济强度指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是衡量低碳化的核心指标，这一指标将能源消耗导致的碳排放与GDP产出直接联系在一起，能够直观地反映城市社会经济整体碳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同时也能够衡量城市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低碳技术的综合水平[1]。所以，该指标在10个二级指标中所占的权重最大，为40%。

第二，人均碳排放指标。是反映碳排放总量和人口总量的指标，也是国际进行低碳发展水平比较的核心指标之一。它所表征的含义：第一，内含碳排放总量指标；第二，将人口放到了指标之中，体现了人类生存权对碳空间的公平分配要求，反映了不同地区人口的碳足迹差异；第三，这是一个国际通用指标，可以用于国际对比。所以，这个指标的重要性仅次于碳强度指标，给予10%的权值。

第三，消费结构指标。指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支出比重。目前国内居民消费进入发展型消费格局，但是消费结构不合理会影响整体消费的扩大。近年由于国内体制和人民需求等原因，其中教育、医疗支出等过快增长，占据消费支出大量比重，因此把教育和医疗支出作为低碳消费支出的核心内容，可以体现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支出结构与偏好的变化，同时，对城市低碳发展方向具有引导与指示作用。该指标权值为5%。

第四，就业贡献指标。单位碳排放提供的就业岗位数，即单位碳排放获得的岗位产出，是对城市社会低碳发展质量的综合考核。提高岗位数，也就是增加碳排放的高效产出，有利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增强社会稳定性。所以，该指标确定为5%的权重。

第五，低碳建筑指标。指单位建筑面积的使用能耗。建筑能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建筑能耗是指建筑从材料制造、施工，到运行的全过程能耗。狭义的建筑能耗，即建筑的成形后使用能耗，是建筑能耗中的主导部分[1]。桂林市房地产业相对而言也是主导产业之一，低碳节能空间巨大。同时也是一个考核地方城市低碳发展业绩的好指标，权重为8%。

第六，低碳社区指标。低碳社区可以从节能灯使用率、太阳能集热器面积、公众参与行动度等指标来考核。和低碳建筑指标一样，太阳能集热面积的多少是一个考核地方城市低碳发展业绩的好指标，权重为7%。

第七，环境碳源指标。就目前社会发展来看，低碳发展从概念上与环境污染没有必然联系，但考虑到即使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很低，但环境遭受严重污染，就不能称之为科学的低碳发展[13]。因此引入水体环境和大气环境两个指标。水体污染度用COD（化学需氧量）描述，大气环境主要用SO2来表达，两者加权重为9%。

第八，森林碳汇指标。森林碳汇是指绿色植物吸收大气中的CO2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使空气中CO2的浓度降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在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独特作用[13]。扩大森林覆盖面积、增加森林覆盖率是最直接、最经济的重要减缓措施。其权重为6%。

第九，旅游资源碳汇指标。旅游资源碳汇，指旅游资源中哪些是自然资源，是天然的碳汇，保护自然景观则是保持稳定的碳汇。该指标确定权重为5%。

第十，旅游业碳排放指标。旅游业是桂林市的支柱产业，而旅游业带来的碳排放量也逐渐增加，所以桂林市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是考核桂林旅游业低碳发展的重要指标，权重为5%。

6结论

当前，“低碳革命”正在进行，低碳发展势在必行。桂林市作为旅游城市代表，毫无疑问需跟着低碳步伐前行。在这过程中，针对桂林市的低碳发展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针对桂林国际旅游城市的特点，结合低碳发展的内涵，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初步建立一个多指标型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桂林市的低碳发展提供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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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守先，梁本凡.中国城市低碳发展评价综合指标构建与应用[J].低碳生态城市，2012，19（9）：93-98.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8

关键词：碳生产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对减排；绝对减排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5-0046-06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3.05.007

当前中国的减排是一种“相对减排”，即碳强度的减排。有研究机构估计，中国将在2022-2050年间出现排放峰值，而中国官方首次预估碳排放峰值在2030-2040年之间[1]。这就意味着从当前的“相对减排”通往碳排放量的“绝对减排”，还需要再走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路。如何走好这段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碳减排之间关系，无疑是眼下值得深思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决定将来中国低碳转型命运的关键问题。为此，本文将重点引入“碳生产率”概念，将控制CO2排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两个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碳生产率概念于1993年由Kaya和Yokobofi提出[2]，被定义为一段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量与同期CO2排放量之比，等于碳强度的倒数，反映了单位CO2排放所生产的经济效益。Beinhocker等[3]全面阐述了碳生产率的内涵及其结构性演进，指出碳生产率将经济发展与CO2排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虽然碳生产率与碳强度在数量上是倒数关系，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谌伟等[4]研究了上海市工业碳排放总量与碳生产率关系，并建议将碳生产率指标纳入上海市工业低碳化发展的政策制定中去。潘家华[5]指出碳生产率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将碳作为一种隐含在能源和物质产品中的要素投入，衡量一个经济体消耗单位碳资源所带来的相应产出，可与传统的劳动或资本生产率相比较。碳生产率遵循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以最少的碳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碳排放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投入要素和约束性指标。未来的竞争不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也不是石油效率的竞争，而是碳生产率的竞争。因此，从碳生产率角度研究低碳经济意义重大，然而，国内外关于碳生产率的研究仍不多见。

另外，众多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有规律可循的[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碳排放都已跨过峰值点，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走出了形形的道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发展经验，研究这些国家的发展历史，可以为我国的发展提供客观而可靠的理论依据。为此，本文从现有的文献出发，着力探寻经济发展中碳排放总量与碳生产率的演变规律，并结合数据勾勒出主要发达国家1850-2010年的碳排放发展轨迹，为明确我国碳排放发展阶段及进一步实现低碳经济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与借鉴。

1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的变化曲线与阶段划分

1.1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

自从Grossman和Krueger[7]首次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后，众多学者也开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曲线关系，即CO2的库兹涅茨曲线（简写为CKC）是否存在。“CKC假说”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CO2排放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而当经济进一步发展并达到某个门槛水平之后，CO2排放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围绕“CKC假说”是否成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Selden和Song[8]、MarzioGaleottia等人[9]认为存在CKC，但是Agras和Chapman[10]，Richmond和Kaufmann[11]，He和Richard[12]等均发现并不存在CKC。林伯强、蒋竺均[13]利用CKC，研究了我国CO2排放的拐点，并进行了预测。韩玉军、陆[14]则认为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类型的CKC。

如果“CKC假说”成立，那么这就意味着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一种倒U型关系，而这种倒U型关系既表现在碳强度上，又表现在碳排放总量上，而且碳强度的峰值点要比碳排放总量的峰值点先出现。

1.2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

从生产角度考虑，碳是一种隐含在能源和物质产品中的要素投入，碳排放空间是比劳动力、资本等更为稀缺的要素[16]。而目前的研究更多是从环境的角度考虑问题，强调碳排放作为产出的附属物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假设一个经济的产出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情形，引入碳要素投入后，生产函数为：Yt=KαtCβt（AtLt）1-α-β（1）

其中Y表示总产出，C表示碳要素投入，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投入，A表示技术水平。假设每种生产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二阶可导的、满足稻田（Inada）条件[16]，则碳要素与资本、劳动这些要素有着相似的特征，即：碳投入越大、产出越大，而碳的边际生产率递减。

然而，“CKC假说”表明当经济进一步发展并达到某个门槛水平之后，碳排放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逐渐脱钩，经济产出与碳要素投入的比值（即碳生产率）将会上升。由于碳排放和碳要素投入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这意味着碳要素投入不可能无节制地增加下去，而是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先增加到一定门槛水平后再下降。

因此，基于“CKC假说”，无论是从“碳生产率数值上等于碳强度的倒数”这个层面理解，还是从碳生产率本身蕴含的经济学含义考虑，随着经济发展，碳生产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正U型关系，而且碳生产率的最低点恰好是碳强度的峰值点。

1.3碳排放的阶段划分

将经济发展中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和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放在一个图形中（见图1），我们可以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碳排放积累期。即碳强度峰值点出现之前的阶段，也是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此时，收入水平和碳排放水平整体较低，碳生产率不断下降，碳强度和碳排放总量都在不断增加。

第二阶段：碳相对减排期。即碳强度峰值点出现之后，碳排放峰值点出现之前的阶段。此时，收入水平和碳排放水平整体都有了很大提升，碳生产率开始不断上升，碳强度开始不断下降，而碳排放总量继续增加。

第三阶段：碳绝对减排期。即碳排放峰值点出现之后的阶段。此时，收入水平已经很高，碳生产率继续上升，碳强度继续下降，而碳排放总量也开始不断下降。这个时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实现了脱钩。

对照图1，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的过程正是对应A峰值点和B峰值点之间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承前启后，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无论是“相对减排”还是“绝对减排”，碳生产率始终保持增长的态势。

2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轨迹与经验启示

2.1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轨迹

本文选取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主要发达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据CDIAC数据统计，在19-20世纪，这八个国家的碳排放累计总量占全球累计排放的2/3以上，具有足够的研究价值和代表意义。为了在较长时间段中全面地考察各主要发达国家碳

排放的演变规律，我们考察的样本期从1850-2010年，长达161年。

本文所述的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指一国在样本时间段内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全部化石燃料在本国境内使用所产生的CO2排放量。而所用到的碳排放数据主要来自美国能源部CO2信息分析中心（CDIAC）数据库，有关各国人口、GDP历史数据则均来自于荷兰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GGDC）数据库，其中GDP数据是基于1990年国际美元给出的。

从时间趋势上来看，八个国家的碳生产率整体呈现出一种正U型，而碳排放整体呈现出来的则是倒U型曲线的前半部分，美国、德国、英国、荷兰的碳生产率和碳排放变化趋势见图2。

结合各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我们可以绘制出各个国家的碳排放轨迹，基本上与图1相似，其中，英国尤为明显（见图3）。

为了更精确地检验这些国家的碳排放轨迹，本文对8个国家1850-2010年碳生产率、碳排放总量以及人均

GDP的数据进行面板回归。估计方程分别为：

（3）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各国和时期，α0和α1为常数项，εit和it为误差项，lncbit表示取对数后的碳生产率，lncarbonit表示取对数后的碳排放量，lnpgdpit表示取对数后的人均收入水平。

如果存在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则（2）须满足条件：

β00

（4）

如果存在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则（3）须满足条件：

β1>0，λ1

（5）

考虑到各国的固定不可测因素，同时为了控制时期的差异，以及个体间的异方差性，本文在对回归方程（2）、（3）进行估计时采用了个体固定效应、时期固定效应以及怀特跨国家的协方差调整，结果见表1。

可以看出，β0的值为-11.534，λ0的值为0.692，满足条件（4），所以存在碳生产率的正U型曲线；而β1的值为10.039，λ1的值为-0.535，满足条件（5），所以存在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

2.2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的历史阶段

从碳排放的“三个阶段”来看，美日英等八个国家都经历了碳生产率的底点，进入或通过了碳排放的相对减排阶段。英、荷、德、法四个国家则率先跨过了碳排放的峰值点，日本、美国、西班牙三个国家近年来也相继达到了碳排放的峰值，澳大利亚的碳排放仍有增加的空间，因此，这些国家除了澳大利亚基本上都进入了碳排放的绝对减排阶段（有关指标见表2）。

而在“三个阶段”中，第二阶段（即相对减排阶段）承前启后，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能否顺利跨过相对减排阶段，直接决定着低碳经济能否实现。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英国早在1883年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荷兰、美国、德国相继于1913、1917年迈出了相对减排的步伐，法国1930年，日本、西班牙则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最晚到

1982年。从时间跨越长短来看，英国耗费了88年，荷兰66年，美国则多达90年，德国62年，法国49年，日本、西班牙均仅为31年。从与碳生产率的联系来看，英国、荷兰、美国、德国进入相对减排阶段时间较早，但进入时碳生产率水平不高，整个阶段碳生产率平均水平不高，结果花费较长的时间走出这个阶段；而日本、西班牙较晚进入相对减排阶段，但进入时碳生产率水平较高，整个阶段碳生产率平均水平较高，结果仅花费31年就跨进了绝对减排阶段的门槛。

2.3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

归纳主要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变化规律，分析这些国家所经历的碳减排道路，有助于我国站在发展与减排双重压力下，汲取经验，启迪思路，积极探索契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2.3.1认清形势，努力提升碳生产率水平

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提高碳生产率[17]，从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的三大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碳生产率下降的阶段，这个时期碳排放与日俱增；第二、三阶段是碳生

产率上升的阶段，碳排放上升到顶点后下降。从第二阶段开始到第二阶段结束，是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的关键阶段，碳生产率有明显的提升，如英国从1883年的1.44美元/kg碳提升到1971年的3.39美元/kg碳，日本从1973年的4.60美元/kg碳提升到2004年的8.01美元/kg碳。而且这个阶段的长短与起始年份的碳生产率水平直接相关，碳生产率水平越高，第二阶段经历的时间就越短。而碳生产率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依存关系，影响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因素都会影响到碳生产率，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利用效率、消费方式等。我国进入第二阶段的碳生产率水平（2.35美元/kg碳）较低，当前碳生产率水平更是远远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因此，从各种影响因素入手，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水平，是我国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的重要突破口。

2.3.2乘势而上，充分发挥经济后发优势

从历史来看，英美德等国家较早进入了碳排放的第二阶段，碳生产率起点低，第二阶段经历时间长，累积碳排放量较大。而日本、西班牙等国家较晚进入碳排放的第二阶段，反而有效地利用了英美德等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大力开发新能源，充分发挥其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有效降低了累积碳排放，缩短了碳排放周期，形成了“高增长、短周期、低排放”的低碳发展模式。我国在1978年才进入碳排放的第二阶段，比日本、西班牙还要晚几年，碳生产率的起点比英美德高，大可学习日本、西班牙等国的历史经验，在引进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大力鼓励自主研发和企业创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低碳领域培育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2.3.3遵循规律，制定合理有效的减排目标

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大致都已进入或刚进入碳排放的第三阶段，碳生产率已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碳排放总量处在下降过程中，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绝对量减排已成现实目标。而我国仍处于碳排放的第二阶段，拿法国类比，法国第二阶段初始碳生产率水平为2.78美元/kg碳，第二阶段历时49年，而我国第二阶段的初始碳生产率水平要比法国低一些，走完第二阶段预计也得50年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几十年里仍将处于第二阶段，未来碳排放仍会伴随经济增长而上升。所以，对我国而言，实现绝对量减排仍不现实，我国首要目标应是降低碳排放的峰值，减少不必要的排放，缩短碳排放周期，尽快跨过相对减排阶段，尽早进入绝对减排阶段。因此，准确判断自身所处的碳排放阶段，据此合理制定产业政策和减排计划，切不可急于求成，违背历史规律。

3结论及研究方向

3.1结论

本文从现有的文献出发，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与碳生产率的变化规律，进而提出了碳排放积累阶段、碳相对减排阶段和碳绝对减排阶段的三大阶段划分办法。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八个主要发达国家1850-2010年的历史数据很好地验证了这一变化规律，并且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碳生产率的底点，除澳大利亚外它们都已进入或刚进入碳排放的绝对减排阶段。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这些发达国家经历的时间或长或短，与相对减排阶段起始年份的碳生产率水平和整个阶段的碳生产率平均水平有着较强的联系。我国正处于且未来几十年里仍将处于碳排放的相对减排阶段，起步较晚，起点不高，当前碳生产率水平较低。汲取他国经验，发挥本国特色，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水平，是我国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所在。

3.2本文的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对碳排放的阶段划分是建立在CO2的库兹涅茨曲线（即CKC曲线）假说基础上，而CKC假说是否成立仍有争议。本文对西方八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假说，但不能断言这些发达国家的变化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另外，从“相对减排”通往“绝对减排”，提高碳生产率是关键，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碳生产率的重要作用，但没有揭示碳生产率增长的具体原因。因此，研究不同阶段碳生产率增长的国家差异与影响因素，深入挖掘国外发展经验、探索本国特色减排路径，将是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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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9

【关键词】低碳经济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的特征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工业化进程滞后、低碳技术创新不足、对外引资的战略等决定了高碳经济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

一、低碳经济模式的特点

世界各国尽管对低碳经济模式的特点认识不一，但归结起来有这样几个特点：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即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因此，所谓的低碳经济，是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高碳经济相对应，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或是含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显著降低的经济。低碳经济实质是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实现能源低碳或无碳开发。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低碳经济的提出，预示着一场国际新工业革命来临。将来的经济必然是低碳经济，将来各国经济体的竞争必然是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规则的竞争，甚至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将可能形成“低碳壁垒”。因此，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刻不容缓，意义重大。

但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社会经济发展与节能、气候变化的多重任务，这种低碳经济新模式的提出给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中国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长期制约因素。中国的能源结构一直呈现高碳结构。长期以来，中国以煤、石油等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技术系统，以及由此基础上粗放的能源利用系统，决定了随后的技术系统与利用系统，是一种路径依赖过程。它在不断追随的技术创新与相应的制度创新中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路径依赖过程不断得以强化，形成了“碳锁定”状态。因此，中国能源结构的高碳锁定的路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短期内难以走上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其次，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之中，高碳气体排放的大量增加难以避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远未实现，21世纪上半叶我们仍然以发展为主，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人民生活小康化等社会经济发展态势不可避免，都会对能源提出巨大的需求。

三、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

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尚处于起步时期。如何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继续履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责任，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较大挑战。但无论是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履行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责任角度考虑，中国都必须抓住这一场低碳工业革命的新契机，处理好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低碳经济。

（1）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建立低碳型社会。结合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能减排的工作需求，尽快开始研究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近、中、长期规划。当前，要大力开展低碳宣传，引导低碳社会生活方式，倡导公众节能减排、低碳消费、低碳经营的理念，引导公众选择低碳生活方式。对于企业，则要推行低碳经营的理念，建立清洁生产机制和精益生产方式；提倡消费小型汽车、小排量汽车。健全发展各种环保组织与协会、低碳经济协会。

（2）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引领经济发展正成为世界潮流。中国应以此为契机，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加快建立以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为核心的新型经济体系。关于能源结构的调整，中国要逐步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发展核能、风能、太阳能。通过结构调整，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导向，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

（3）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是否能顺利实现低碳经济发展。需要研发的低碳技术包括节能和清洁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可再生能源、核能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通过把替换燃料、高效使用能源、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封存二氧化碳等措施联合起来，可以有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4）推进低碳制度创新与法律体系建设。对于中国来说，当前，应该大力加强能源立法工作，建立健全能源法律体系，促进能源发展战略的实施，确立能源中长期规划的法律地位。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快制定和修改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法等相关法规，进一步强化清洁、低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鼓励政策；制定与可再生能源法相关配套法规和政策，通过经济、法律等途径引导和激励国内外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的清洁发展；加快推进中国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体系；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制建设，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改善健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与制度创新。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的持续增长，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严重地影响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到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再到英国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人们渐渐对低碳经济思想有了认识，催生了低碳经济理念的迅速发展。

随着“低碳经济”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低碳经济被认为是继信息化革命之后第四次产业革命，但低碳经济是如何发展的，何为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究竟会带来“毁灭性的创新”还是“包容性的增长”，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追溯研究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对低碳经济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综述，并做出简要评论。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

（一）低碳经济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大气中高温气体浓度积聚。《斯特恩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生态以及灾难的损失每年可能达到全球GDP的5～20%或是更多。

低碳经济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产生的。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转型，标志着人类对过度损害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高碳排放、高耗能和高污染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否定，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以摆脱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问题，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加以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矿物燃料消费，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其他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出现和不断加剧已经证明这是一种不明智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因此，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不可持续的因素，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必须解决好能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解决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形成的正相关性。很显然，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兼顾两个目标，即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和维持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未来要求温室气体排放刚性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低碳经济是一种可行模式，这是为了适应自然界环境发展变化趋势的一种长期的战略性选择。

（三）低碳经济与金融危机

应对危机的过程，是一个思索和应变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发现机遇的过程。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促成科技创新的重大飞跃。工业化革命以来的三次科技革命都是以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席卷全球，催生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以低碳经济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增长点和动力。

二、低碳经济的概念界定

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一词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英国并没有界定低碳经济的概念，也没有给出可以在国际上进行比较的指标体系。随后，理论界从不同研究角度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低碳经济概念有认识上的分歧，有学者指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庄贵阳（2005）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旨在减缓气候变化。其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徐承红（2010）对低碳经济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他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一种经济模式，其实质是改造传统能源生产和需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另有学者提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潘家华（2010）认为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碳生产力指的是单位CO2排放所产出GDP，碳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用更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人文发展意味着在经济能力、健康、教育、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人文尺度上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报告也指出[1]，“低碳经济是一种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经济形态，旨在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一定的水平，以防止各国及其国民受到气候变暖的不利影响，并最终保障可持续的全球人居环境。”

尽管低碳经济从不同的理解出发，被认为是经济模式或者是经济形态，但其实两者是共存的。低碳经济是具有包容性、兼容性的新经济形态，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目标是低碳高增长，强调的是发展模式。因此，低碳经济是指通过建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使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形态。低碳经济的核心特征是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不仅包括技术的作用，还要强调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低碳经济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增长，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改善相互平衡的可持续发展。

三、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

所谓碳，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排放到大气中温室气体所含的碳，其排放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因此，世界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的威胁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如何控制碳排放量（carbonemission）以及碳排放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Kaya公式所揭示的人口、人均GDP、GDP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CO2排放强度，还包括国际贸易，两国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创造了一种转移机制。

（一）人口规模、结构和消费模式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越多，碳排放量就越多。从某种角度上讲，人口的增长速率、数量和规模是一种自然过程。人口因子难以通过政策和投资来调控，新增的人口必然需要额外的碳排放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

但是，人是资源和产品的最终需求者和消费者，如果没有人口的增长，对环境资源的压力和对产品的需求增长将主要来自于现有人口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研究表明，由于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消费模式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居民消费产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美国和英国等欧盟国家人均GDP均超过了3万美元，在消费排放上却存在较大差距。以家庭部门的交通排放为例，由于对私人汽车的依赖，美国家庭人均出行排放约4t左右，是其它国家的2倍[2]。

（二）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对GDP、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RamakrishnanRamanathan（2006）采用DEA方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法）同时分析了GDP、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之间的联系。他指出以往研究的缺陷是，只分别分析了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或者能源消耗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没有对三者的联系进行分析。该研究以1980-2001为时间段，在DEA分析效率指标构建中，将GDP和碳排放量作为产出，非化石能源消耗作为投入。结果显示效率指标在1980年时最高，接下来的7年急剧下降，随后呈现反复震荡下跌趋势，1996-2001年逐渐回升。

另外，Xing-PingZhang，Xiao-MeiCheng（2009）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及发展方向。他建立了一个包含GDP、能源消耗量、碳排放量、资本和城市人口指标的多元模型，根据1960-2007年的实证结果显示，GDP对能源消耗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能源消耗量对碳排放量也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而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可以推行渐进的能源政策和碳减排政策，这并不会妨碍经济增长。

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化石能源消耗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低碳经济是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的经济。也就是说，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并不依赖于化石能源的消耗。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而能源消耗是碳排放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碳排放量随国际贸易而转移

关于碳排量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国内因素，国际贸易也是影响碳排放量的一个重要因素。YanYunfeng，YangLaike（2010）提出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提供了一种转移路径，不仅使产品可以在世界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同时也使得碳排放可以自由转移。1997-2007年间，中国碳排放量的10.03%-26.54%是由出口产品的生产所导致的，而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仅占到4.40%和9.05%。世界其他国家因转移机制减排的CO2从1997年的150.18Mt增加到2007年的593Mt，而中国在该期间因出口产品而净增的CO2达到4894Mt。该研究为近年来中国碳排放量激增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同时这些数据也说明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

朱启荣（2010）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2002年和2007年我国出口贸易活动产生的CO2排放量；然后实证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揭示了出口贸易中的高碳产品转移问题。“入世”后，我国出口贸易产生的CO2排放量呈现迅速增长态势；我国高碳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使得高碳产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研究还表明，一些高碳产品正在向我国出口行业转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自由贸易导致生产和消费环节相分离，要素流动性加强会促进国家间的产业转移。虽然这必然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但这会给不同国家带来不同的福利效果，也会给发展低碳经济过程带来不同的影响。

四、小结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源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乃至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发展低碳经济而努力。围绕低碳经济，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不同地方进行了研究。

关于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有：①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消费模式、能源消耗、技术水平等，而两国间的商品贸易也可以导致碳排放的转移；②目前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能源消耗来实现的，为实现低碳经济，应该降低能源强度及碳强度，逐渐由化石能源过度到清洁能源的使用；③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有着显著差异，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从总体层面上规划产业发展，加大新技术研发力度，提升产业结构。在研究方法上，灰色关联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投入产出法以及对人口经济学中Lotka-Volterra模型的应用等，值得国内学者的借鉴。低碳经济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各国都致力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并从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才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这一问题更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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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SJD6300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078）。

作者简介：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11

关键词：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效率

中图分类号：F29；X5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12010)03－0106－05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危害未来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径。然而以解决后京都时代国际社会法定减排问题为目的而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丹麦，2009)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使得2012年后全球碳减排问题可能遭遇法律真空，将为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提供充足的理由。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发现，中国2006年与能源有关的碳排放量已超过美国，中国政府自愿积极承担国际减排义务，已于2009年11月26日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晰量化目标，决定到2022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由此看来无论从外部压力还是从内部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重庆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最大的中央直辖市，也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担负着在一些重点领域大胆创新，探索实践，为区域乃至全国积累好的发展经验的历史重任。所以测度重庆碳排放量并研究其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能够有效挖掘重庆降低碳排放的空间和方向，为重庆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基础性研究，有利于重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示范样板。

一、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学者在碳排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王中英(2006)、杜婷婷(2007)等采用库茨涅茨曲线(EKC)模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碳排放与收入水平之间遵循倒“U”曲线关系、“N”型关系；朱永彬(2009)等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Moon-Sonn基础上进行改进，从理论上得到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的必要条件，即能源的产出弹性小于0.5，以上研究侧重探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碳排放机理方面：徐国泉(2006)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VISIA分解法，定量分析了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对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得出能源效率对我抑制我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碳排放量增长；林伯强(2007)等该文采用协整技术研究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估计出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收入弹性、价格弹性、结构弹性以及运输成本弹性，尤其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哪怕是微调，也会对煤炭需求有很大的抑制作用；田志勇(2009)等运用信息熵理论，测算出在以各类能源探明储量为关键指标的前提下，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占优能源消费结构的结论，并提出节能减排的关键是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和清洁利用问题研究；LenungDYC(2000)等对香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进行定量化分析，显示煤是二氧化碳的最主要来源；王铮(2008)等对全国各省区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并在省级尺度上对中国碳排放进行对比，发现碳排放较高的省份集中在消费结构以煤为主的地区，也就是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张健(2009)等研究了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我国各行业的影响，并得出合理的碳交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桑缓解间接碳税对我国能源行业的影响的结论；顾朝林(2009)等研究了低碳城市规划进展并强调了其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填补了我国控制碳排放制度设计的空白。然而专门针对政府发展规划的具体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的省级行政区碳排放研究并不多见，仅有帅通(2009)和赵敏(2009)等对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情况做过研究。本文将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测度重庆市1998―2008年碳排放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二、碳排放量测度及趋势

(一)数据来源及测度方法

采用《重庆统计年鉴》1998～2008年中的能源数据。计算碳排放量时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1.只计算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2.不计加工转换过程、运输和输配损失能源的碳排放；3.计算碳排放时统计年鉴只分煤炭、天然气、油料和电力四大类，本文测算碳排放时采用了各类能源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这是基于统计数据的次优选择，由于本文侧重于研究年度变化趋势，故可以忽略此选择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并结合重庆市统计数据的特点，采用以下方法计算碳排放量：A=∑Ck×Ik

式中A为碳排放量，单位104t；Ck为能源消费量，按标准煤计，单位104t标煤；Ik为能源碳排放系数，单位(104t)／(104t标煤)；k为能源种类，取11类。重庆市主要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缺省值，原始数据以J为单位，为与统计数据单位一致，将能量单位转化成标准煤，具体转化系数为1×104t标准煤=2.93×105GJ，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

碳排放强度表示碳排放量与GDP的比值，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价格不断变化，以现价GDP计算的单位碳排放量不能直接比较，所以需要采用GDP可比价。计算方法：1998―2008年的GDP以1990年作为价格基准年，即将各年度GDP通过价格指数转化为价格基准年可比价。我国并没有公布正式的GDP价格平减指数，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当的方法来测算。根据重庆市公布的数据，文中价格指数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和商品销售价格总指数的平均值。

(二)碳排放量变动趋势

近十年来重庆市碳排放量随GDP的增长逐年增长，由1998年的1.337×107t增长到2008年的3.202×107t，年均增长率为8.26％。图一显示碳排放量与GDP增长趋势相同，2003年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增长速率明显加快，2006年后增长速率开始有下降趋势，这与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的节能减排政策相符合。作为衡量单位GDP碳排放量指标的碳排放强度，十年来总体下降，从1998年的2.051／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下降了26.83％，平均年下降率2.88％。如果要完成中国政府承诺的2022年藏排40％的最低目标，重庆必须在现有下降速率的基础上提高20.14％。何建坤等(2004)的研究认为，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大于GDP的增长率时才能实现二氧化碳的绝对减排。比较发现，1998年到2008年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率远小于GDP的增长率11.36％，远不能实现碳绝对减排，图一也显示了碳排放量的增加趋势。

三、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析

碳排放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分为自然碳排放系统和人为碳排放系统，本文主要研究人为碳排放系统。影响碳排放的因素非常多，如科技进步、国际贸易、固定资产投资、资源丰富程度等都会影响到碳排放量，但归纳起来所有因素都会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因素体现出来，因此本文主要探讨这几个方面对重庆碳排放量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推动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机理是经济增长首先导致能源消费量的增长，进而促进碳排放量的增长。这个传导过程成立的条件是经济增长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能源结构基本稳定且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创新，重庆经济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许秀川等，2008)。一般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即能源总量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比值来定量反映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量的影响，本文借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计算方法，测算了对应的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即能源碳排放增长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比值来定量反映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或者接近1，发达国家能源弹性系数小于或者接近0.5，表示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初期对能源消费增长影响显著(王中英，2006)。按照同样的思路，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也有相同的测量意义，图二显示重庆市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基本同步变动，且基本都在0.5以上，十年来平均分别为0.76和0.79，表明经济增长对重庆碳排放量起促进作用，不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

(二)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各产业能源消费密度不同，如能源密度高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且上升较快(史丹，1999)，在能源结构和技术因素既定的前提下，碳排放量就会上升较快。

图三演示了重庆市1998―2008年各产业生产总值占比的变化情况。第一产业占总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20.9％下降到2008的11.3％，下降了9.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总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40.3％波浪上升到2006年的45.3％后，急速下降到2008年的41％；第二产业的比重却从1998年的38.8％上升到2008年的47.7％，上升了8.9个百分点。分析表明，近十年来重庆产业结构变动基本上属于一二产业之间的互相替换，也就是在GDP构成当中第一产业减少份额基本被第二产业增加份额所替代，而第三产业比重基本没有改变。以2008年为例，第二产业单位GDP能耗分别是第一产业的3倍，第三产业的4倍，并且第二产业是能源构成中以高碳排放的煤、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表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重庆碳排放量有促进作用。并且从变动趋势来说，产业结构向更不利于减少碳排放强度的方向发展。

(三)能源结构

近十年来重庆碳排放量成指数增长，且总碳排放量和煤类能源碳排放量高度相关(见图四)，1998年到2008年间煤类能源碳排量占总碳排放量的比例始终维持在80％以上，而天然气和油料能源的碳排放量也处于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最近10年间重庆能源碳排放量的构成基本没有改变。

平均碳排放系数等于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由于一种能源本身的碳排放系数基本不会改变，当低碳能源所占比例增加时，平均碳排放系数将下降，反之亦然，能够体现能源结构调整对碳排放量的影响。1998年到2008年平均碳排放系数最高年份为0.639104t／104t标煤，最低年份为0.617104t／104t标煤，且围绕0.628104t／104t标煤的均线成上下波动趋势(见图四)。

同时，尽管重庆能源消费总量从1998年的2119.46104t标煤，增长到了2008年的5091.52104t标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29％，略低于GDP增长速度，但是图五显示的能源消费结构却基本没有改变，尤其是高碳排放煤类能源的比例基本维持在65％的比例，清洁能源如电力维持在10％左右，这与上面碳排放量构成分析完全一直。由此可知，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重庆市能源消费结构对控制碳排放量有积极影响。

(四)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也称能源消耗强度一般采用万元GDP标准煤能耗量来表示，即e=E／r，其中e表示能源效率，E表示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r表示国民生产总值(亿元人民币)。在能源消费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徐国泉等(2006)研究表明1995―2004年中国人均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主要来自能源效率的提高。借鉴孙海等(2009)对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分解方法，本文也将能源消耗强度分解成产效率份额。运用附件中公式(2)和(3)可计算得出十年来产业结构变动对重庆市总体能源效率贡献度为-32.57％，三产业效率份额对总体能源效率份额贡献度为132.57％。图六是重庆市1998―2008年社会生产总值和各产业万元GDP标准煤能耗量的变化图，显示第二产业能源效率变化是导致总体能源效率变化的关键原因，公式测算出二产业效率改进对产业效率改进贡献率达到102.2％，表明重庆市第二产业能源效率提高是重庆市能源效率改进的主要原因。

由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对抑制碳排放的贡献率要么为负，要么基本为零，可以得出1998―2008年重庆市能源效率改进是导致碳排放强度从1998年的2.05t／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的关键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第一，碳排放强度有所下降，碳排放总量增长趋势不变。碳排放强度整体成下降趋势，十年间下降了26.83％，年均年下降率为2.88％。在过去10年中重庆市碳排放量以年均8.26％速度递增，略小于以基准年可比价衡量的年均GDP增长率11.36％。图一显示，尽管增长率有减缓的迹象，但短期内碳排放绝对增长趋势不会改变；第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是导致碳排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碳排放弹性系数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平均分别为O.76和0.79，远大于倒“U”型曲线关系的必要条件(朱永彬，2009)，表明经济增长促进重庆碳排放量增长趋势短期不会改变。产业结构中一产业下降了9.6个百分点，但是第二产业增加了8.9个百分点，占92.7％，而二产业的能耗强度是一产业的3.05倍，低能耗产业结构向高能耗产业结构转变，导致碳排放量增加；第三，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影响很小，能源效率改进是重庆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从能源结构比例图(见图五)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煤类能源、油料能源、天然气能源和电力能源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并且高碳排放的煤炭能源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从反应能源消费结构的平均碳排放系数(见图四)上来看，十年来重庆市能源平均碳排放系数基本处在0.628104t／104t标煤的水平，表明能源消费结构对控制碳排放量的影响很小。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都对抑制碳排放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重庆市碳排放强度从1998年的2.05t／104元GDP，下降到2008年的1.50t／104元GDP，这是重庆市产业能源效率提高的结果，尤其是第二产业能源效率提高的结果。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12

关键词:低碳经济;金融发展;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9-0021-05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纵观历史,每一次经济飞跃都离不开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的支持,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股份制公司制度的支持,信息工业革命的完成得益于风险投资的推波助澜。如今,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低碳”正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助推器。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永恒的话题,面临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传统金融理论和实践已无法适应低碳经济时代的要求,有必要进行金融创新,以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低碳经济时代,碳金融应当作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主要领域。王琳琳(2010)、邹亚生(2010)等人认为,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碳金融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目前正处在为发展低碳经济寻找突破口的关键时期,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市场主体、制度安排和创新工具,大力发展碳金融,促进低碳技术、资金的流动和聚集,推进低碳经济的进程。陈游(2009)归纳和总结了碳金融的内容及相关功能,指出节能减排融资可望从目前技改项目融资延伸到碳金融等新兴业务。谢怀筑、于李娜(2010)分析了“碳金融”市场生发的经济学原因,在对世界碳金融市场规模和市场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碳金融”市场区别于传统大宗商品市场的最本质特征在于交易产品的异质性。李东卫(2010)指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碳金融”的发展,在制度安排和观念转换等方面都需要较长时间和渐进过程,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趋势和特征,提出碳金融的目标和功能,在描述碳金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低碳经济下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提出我国积极发展碳金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低碳经济下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趋势和特征

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是发达国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提出的不同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一高三低”(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的经济产出。自2003年英国政府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低碳经济、低碳产业、低碳技术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低碳经济被人们认为是继两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之后第五次改变世界经济的革命浪潮。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减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不仅事关产业领域,而且还与金融机构密不可分。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金融支持,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为金融体系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极大地推动了金融创新。碳金融就是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产物。

碳金融(carbonfinance)是随着低碳经济的兴起而出现的一个全新的金融概念,是金融体系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必然结果。它是指与碳特别是与限制温室气体(GHG)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包括银行贷款、直接投融资和碳指标交易等。碳金融作为低碳经济时代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新事物,呈现出快速发展、深化发展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1.碳交易市场活跃、日益扩大成为低碳经济时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碳交易规模增长迅速,碳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碳排放权也逐渐演变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初步形成了以碳排放权交易为基础产品、以欧元为主要交易货币、以各类金融机构为主要推动力量、以欧盟排放权交易制为核心交易平台的碳金融体系。目前,全球碳交易所共有4个: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易制、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以及澳洲国家信托,全部由发达国家主导。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正在试图构建碳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融资、银行贷款、碳减排权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减排成本与排放信用额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全球碳排放权交易规模逐渐增长,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两大交易市场:一是配额交易市场,即欧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英国等排放交易市场创造的碳排放许可权;二是项目交易市场,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以及其他减排义务获得的减排信用交易额。

据世界银行统计,自2005年起,全球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总金额从101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26315亿美元,4年时间增长了约120倍。交易量也由2005年的1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迅速攀升至481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发展低碳经济正成为世界各国寻求经济复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碳金融逐渐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抢占未来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随着低碳经济发展和碳交易活动更加活跃,碳金融必将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因素。截至2010年4月,全球已有40多家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加入旨在推动环境保护的“赤道原则”,同时有60多家金融机构宣布采纳该原则,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碳金融业务。另据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将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而碳排放额度也将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如图1所示。

2.碳金融衍生产品成为低碳经济时代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容。碳金融的核心是碳排放权,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不再是免费的公共资源,基于经济实力、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进行多方博弈所形成的碳排放量成为一种可以获利的能力和资产。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贸易摩擦、汇率问题都与碳市场联系起来,碳排放量成为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性因素,碳金融衍生产品将成为低碳经济时代金融创新的主要方向。如何建立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创新金融服务,如何开展碳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与服务成为低碳经济时代金融创新的主要议题。纵观全球碳金融衍生产品的现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基于欧盟排放许可权(EUAs)的传统衍生产品。由于EUAs目前还是全球“碳金融”市场上最大宗交易的“权益”,所以最初的“碳衍生”自此开始。欧洲气候交易所先后推出了与EUAs挂钩的期货与期权,使得“碳排放权益”可自由流通,丰富了“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种类,增加了“碳市场”的流动性。(2)基于“核证减排量”的衍生品。其主要是基于CERs和ERUs的传统衍生品,如CERs远期合约、CERs期货合约、CERs期权合约、ERUs远期合约、ERUs期货合约和ERUs期权合约以及基于CERs和EUAs之间价差的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等产品。(3)“碳金融”市场的新型衍生品。基于投资碳资产未来应收账款的证券化产品、碳保险以及各类挂钩“碳资产”的结构性产品或结构性证券。另外,将“碳资产”挂钩传统的气候衍生品,比如气候看涨期权、气候看跌期权、重灾保险、重灾债券等,而由此形成的结构性产品也在不断开发和设计当中。

二、低碳经济下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目标和功能

如前所述,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系统提供支持。低碳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应当服务于低碳经济发展,有着与低碳经济相联系的特定目标和功能。

(一)低碳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目标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背后支撑力和推动力是现代金融发展。被誉为现代经济发展“剂”和“发动机”的金融业,兼具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功效。低碳经济条件下,基于市场机制运作的金融业,应当在追求盈利、提高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其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在调整经济结构、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围绕碳排放开展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不仅有利于推动低碳经济快速发展,也为金融业防范风险、稳健经营构筑了一道环保防火墙。传统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换及其引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切需要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

低碳经济时代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应当围绕低碳经济进行,并能促进低碳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因此,低碳经济下金融应当是与碳有关系的,区别与传统金融活动的一切金融活动,是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因此,从金融的本质出发,低碳经济时代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目标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从金融和环境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金融,将生态观念引入金融,改变过去高消耗、低产出、重数量、轻质量的金融增长模式,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改善环境的金融增长模式。其二,以低碳金融观念关注产业发展,依靠金融手段和金融创新影响企业的投资取向,为低碳产业发展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进而影响企业经济取向和市场行为,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和新型低碳产业的发展。

(二)低碳经济下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功能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金融的作用越强。本文认为在低碳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应当具备与低碳经济相联系的独特功能。(1)碳排放权的价值发现功能。低碳经济中的关键因素是碳排放权。在理论和实践上可用两大类典型的方法或工具来控制碳排放,即征收“庇古转移税”和排放权交易。前者实质上是通过政府定价的方法来推动碳排放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手段,在经济学上可以说是失灵或没有效率的;后者则是通过市场机制,使碳排放权具有商品属性,利用价格的信号传递功能引导经济主体把碳排放成本内化为经济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受总量控制的约束,碳排放权将成为低碳经济时代最为稀缺的商品之一。随着碳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碳货币化程度提高,碳排放权日益衍生为具有较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排放权的价格将通过金融市场体现出来并最终流向经济价值最高、生产效率最好的生产部门,积极有效的碳资产管理也成为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2)生产方式转型的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功能。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是传统金融体系最本质的功能,传统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和风险管理功能是粗放型生产方式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在低碳经济时代,生产方式必须从粗放向集约转型,从高能耗高排放向低污染低排放转型,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肩负着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的低碳化的使命。因此,这一阶段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应当能够引导资金向低碳产业转移,促进清洁能源和减排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通过风险管理工具和手段的开发为经济低碳化和生产低碳化提供保障。

三、低碳经济下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对金融业而言,低碳经济的巨大前景意味着历史性机遇的到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依靠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效益,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就应该有什么样的金融,通过两者之间的关系,金融业能从低碳经济中找到新的盈利空间。

1.低碳经济的崛起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能源基础设施所采用的技术与设备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是长期的,一旦投入使用,其二次调整或者转换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将十分巨大。为此,在能源投资的源头就应尽量克服传统煤电技术的弊端,采用低碳的先进技术。根据“十一五”发展规划,在我国2010年的能源结构中,煤、气、油等化石燃料电站将占总装机容量的91.9%,水电占6.8%,核电占0.9%,风能、光能、生物质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占0.4%,在此基础上,为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供给需要,同时实现我国能源结构向可再生性能源的倾斜,我国未来在能源建设上的投入将十分巨大。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简称“IEA”)的预计,2006-2030年我国在能源部门的投资累计将达3.7万亿美元,其中74%用于电力投资,约为2.8万亿美元,融资需求巨大。如此巨大的投资需求需要现有金融体系与金融机构作出适应性调整。

2.低碳经济时代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面临巨大挑战。(1)市场分割。目前,碳交易主要集中于国家或区域内部(如欧盟),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碳金融市场也呈现出多样化和碎片化的态势:既有场外交易机制,也有场内交易机制;既有政府管制产生的市场,也有市场主体自愿形成的市场。这些碎片化的市场大多依托于国家或地区,在制度安排上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排放配额的制定及分配方式等),导致不同的市场之间难以对接,跨市场交易难以达成,碳交易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步履维艰。(2)政策风险。首先,国际公约的延续性问题滋生了碳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尽管经过国际社会的不懈努力,各国已经就碳减排达成了《京都议定书》,但一方面《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期限仅涵盖2008-2012年,其后能否达成有效的国际公约尚未知可否;另一方面,即使是临时性的国际公约,国际社会对《京都议定书》的具体交易条款仍存有广泛争议,这对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其次,减排认证的政策风险也阻碍碳金融市场发展。由于核证减排单位的发放由监管部门按既定的标准和程序来进行认证,而技术发展的不稳定性及政策意图的持续变化又导致难以对认定标准和程序形成合理预期,这就使政策风险问题变得更加突出。(3)交易成本巨大,较高的交易成本也对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例如,项目交易涉及跨国报批和技术认证,监管部门要求由指定运营机构(DOE)来负责项目的注册和实际排放量的核实,费用高昂。此外,交易成本巨大还表现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由于目前缺乏对中介机构的监管,有些中介机构在核查中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甚至提供虚假信息。所有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加大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不利于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四、低碳经济背景下推进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的思考

面对低碳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金融机构别无选择,必须尽快进入角色,不断推进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步伐。

从政府和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首先,要加强市场主体的培育,不但要鼓励传统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业务,还要引导其他经济主体(如碳排放权的最终使用方、市场投资者等)参与碳市场,激发碳金融市场的活力。其次,要推进碳金融市场形成统一的行业规则或惯例,协调碳交易的内容、标准和程序,完善交易场所、交易平台和交易机制等。再次,增加政府投入,加大鼓励和优惠力度,支持各市场主体在碳金融方面的产品或业务创新,提高碳金融创新的技术水平。最后是发挥政府在风险承担方面的优势,提供风险监管指导,引导碳金融市场主体制订完善的风险管理计划,降低碳金融领域的风险水平。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首先,银行业作为当前碳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主体,不但应当关注传统的节能减排信贷项目,还要重视绿色信贷相关的中间业务,即在提供间接融资的过程中,加大与碳排放权相关的衍生产品的创新力度,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碳交易金融服务。其次,证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新兴金融机构应当加快涉足碳金融市场的步伐,通过业务渗透和产品创新,推动碳金融产品的丰富。再次,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各种私募基金、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也应成为碳金融的重要参与者,通过股权投资或直接投资,扩大碳金融市场规模和范围,通过业务创新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

从更长远的全球碳金融竞争格局来看,中国必须在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打破美元、欧元等货币制衡,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此外,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争取主动权,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完善碳金融市场和碳金融工具,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改变我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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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FinancialDevelopmentandFinancialInnovationundertheLow-carbonEconomy

LuoXiaona,LinZhen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BeijingForestry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