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篇1

叫魂读后感

（一）

亚伟

从开始到结束，战线拉的很长，读完了《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听说这本书，还是在手机上有知乎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关于这本书的介绍。

《叫魂》这本书的背景是清代乾隆盛世。清高宗弘历（乾隆）在封建历史上可以算是空前绝后吧，然而在1768年，乾隆盛世鼎盛之际，"叫魂"的妖术把大清搅得天昏地暗，几个月里这个股妖风席卷了半个中国。"叫魂"的行为，即懂得妖术的人，可以在得到受害者的发辫、衣襟后，控制受害者的灵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受害者灵魂丢失后会立即死亡。《叫魂》一书，则是涵盖了几乎各个方面（法律、经济、制度、百姓、官员、皇帝等等等等等），来分析"叫魂"这一事件。

显而易见的，百姓这一阶层，是最低的一层。百姓作为盛世的创造者，却享受不到盛世反馈而来的种种福利，只能默默保持着帝国的运转。"叫魂"首先爆发在江浙地带，这里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然而极大的经济分布不均、米价的持续上涨，使得不那么发达的城市的百姓们全家集体进行劳作（耕种、纺织）才能勉强保持生存，城市间贫富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安定。这一阶层的人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也没有任何权利。妖术事件流传开后，最恐慌的便是百姓，一是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二是他们最容易成为妖术的目标，再一个就是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抵御妖术、不受妖术的侵害，而家庭中成员的死亡都是很大的损失。"叫魂"爆发之后，受害者基本上都是乞丐、僧人。当时的游方僧人，实际上和乞丐没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这层人比普通百姓的地位更低下。借由"叫魂"事件，百姓获得了指控他人的权力。于是，就爆发了。出现了多起群众聚集，将疑似会妖术的乞丐、僧人抓住，进行殴打甚至打死的事件。

长期被挤压在边缘地带，突然获得了哪怕小小的权力，便将枪口一致指向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这种行为简直一点点都不奇怪。

百姓陷于恐慌，那么受过一定教育的官员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实际上官员是不相信妖术的真实存在。最初出现的几起妖术事件，官员们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是有人借妖术的名义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有人人诬陷其叔父"叫魂",能得到更多家产；债主陷害其债务人剪辫，要挟还钱。官员们认为百姓的愚昧使得这些普通的纠纷进一步扩大，妖术是不存在的。官员们因此起初未向皇帝上报这些案件。

而皇帝弘历，是整个妖术大恐慌最大的推动者。上面说到，起初几件妖术的案件发生后，地方官员并没有及时上报给弘历。自然，弘历在地方有着自己的耳目。当他得知这些事件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失职、不尽忠。敏感的弘历一开始就将"叫魂"案提高到了政治层面（剪发辫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满清政府统治的一种反抗），向官员下达"尽全力清剿叫魂案犯人，并不在民众之间造成恐慌"之类的命令，并与官员的私人通信中用词严厉。

当然也难怪弘历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按照官方说法，只有皇室能够与神灵进行对话，"叫魂"这种巫术是对皇家在神灵、占卜领域统治权的挑战。剪发辫视为是对满清政府统治的一种对抗，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随着管理体制的日渐成熟，官员们早有了和皇帝抗衡的手段，书中介绍，满清的统治阶级中，一直提倡着满族人尚武率直、刚正不阿之类的优良品质，在他们眼里江南的汉人官僚代表着贪污、腐败、欺上瞒下等等不好的东西，那些原本正直的满族人进入汉人官僚圈后很容易被同化。弘历看来，官员们都只是想着如何维持目前安稳的现状，不思进取，没有真真切切为帝国着想。

山东巡抚富尼汉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嗅到了皇帝的震怒，在弘历的名利抵达之前上书说自己抓了几个犯人并供出了主犯，以此来弥补之前隐藏不报的行为。本来就子虚乌有的案件，哪里来的犯人呢？当然是强行用刑逼供出来的。弘历对富尼汉的上报很满意，因此更加认为其他省份的巡抚监察不力，当有巡抚上报说本省没有相关案件时，弘历甚至会认为官员在撒谎，强行将该案件推波助澜到了半个中国的省份。山东巡抚如此积极，其他省份的巡抚只得依样行事，逼供出了不少犯人，"叫魂"闹大后，这些烦人都被要求带到直隶由重臣进行审问。在这里，犯人的口供与之前自相矛盾，还有犯人直接翻供，声明自己是被逼迫至此。

事已至此，"叫魂"一案纯属子虚乌有显而易见，留守直隶的重臣通过委婉的方式向皇帝报告了这一事实。弘历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而是在承认"叫魂"一案真实发生的基础上，将罪过加在了官僚体制上，对部分地方官员进行了清洗。

至此"叫魂"一案告终。

在我看来，"叫魂"案就是皇帝弘历与地方官员们进行的一场争斗，这场争斗使得对"叫魂"案的处理方式产生了错误，从而使其影响得到了扩大。对官僚体制进行震慑是皇帝弘历一直想做的事，而"叫魂"案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契机，因为这个案件没有建立在真实发生的基础上。虽然皇帝对地方官员的震慑起到了一点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不会产生很大的改变。1768年是乾隆盛世的鼎盛时期，却发生了这样的大恐慌，之后没多少年，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里，所谓"盛世"的本质，通过"叫魂"案中的折射，可见一斑。

《叫魂》这本书，并不是像想像中的那么枯燥，作者孔令飞是个高手，原以为只是普通的纪实，却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整本书内容极其丰富，涵盖面广，却不苦涩乏味。但大概正是它的涵盖面广，读起来才让我觉得自己的人文素养还差的很多，有些地方读起来不太懂，也不太能理解。

可以看出，孔令飞教授查阅了大量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查证工作，想起自己当初信誓旦旦要写个《冰与火之歌》的系列，然而更了几期就没更了，确实是很辣鸡。

叫魂读后感

（二）

叫魂闹剧—身心二元的恐慌

作者：[美]孔飞力译：陈兼/刘昶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版次：2014年6月第一版

孔飞力先生作古，才拾起这本他的经典著作。读过后感到故事本身其实并不复杂，但通过故事本身折射出的民间、官场和皇帝的反应确实耐人寻味。值得深思和痛惜的是，今天的中国民间、官场和高层依旧在叫魂的故事中逡巡不前，只不过叫魂的戏法变化了而已，其余照旧。

§故事：

孔飞力的《叫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1768年的江南出现了一种妖术，引起了广大民众们的恐惧，这种妖术主要指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服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注入纸人中，为其服务并且骗取钱财，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这种妖术引起了大恐慌，以至于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因为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百姓们歇斯底里地四处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嫌犯将其捉拿至官府；而各级官员则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疑犯；甚至庙堂之上的皇帝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命令全国官员进行清剿。而在年底，朝廷高级官员联合军机处最终审议之下，谨慎小心地提醒皇帝：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又抑或是阴谋家无端挑起想要引起民众恐慌的恶意慌乱事件。妖人最终未被抓获（因为本来就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被证实，审问下来缺乏足够的证据，甚至疑犯供词前言不搭后语，有的只是庸人自扰、造谣捏造、屈打成招。最终乾隆皇帝下令"收兵",停止清剿。

书中所征引的案例，主要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

横跨不同地域的案子，通过"时间"这条主线贯穿在一起：

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

4月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

5月苏州张乞丐剪辫案胥口镇净庄和尚案

6月书生韩沛显剪发案。

7月乞丐蔡庭章剪辫案。

8月乞婆剪侍女衣角案

10月初觉性和尚案。

可以看出，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仍有嫌犯被抓捕归案。

妖术恐慌首发在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思考：

在读书的过程中，不同于孔飞力和普遍读者对官僚阶层的分析，()我对这场事件中民众的种种反应有一些想法。

·民众为何对于莫须有的"叫魂"妖术如此恐惧？

"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古代民间普遍认同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即认同身心二元论思想。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有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灵魂与肉身的可分离性使得中国人相信灵魂可以被别有用心的掌握妖术的"术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而偷走。当时佛教的思想影响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叫魂"事件的起源也是几个和尚因为嫉妒隔壁庙里香火不断而造的谣。佛教关于身心的观点是："心是身的本质，心可以使身处于不同的形态，身只是显现心的修行阶段的工具。"[1]1768年事件中的叫魂，意义上更倾向于"偷魂".在众多侵害身心的妖术活动记载中，普遍存在两个关键的物品：头发和纸人。在很多文化中头发具有神奇的魔力，被认为与生育能力有关，或与自身灵魂力量的效力扩展有关。

[1]《中国哲学中身心关系的几种形态》作者：聂成华（张学智）

叫魂读后感

（三）

太平盛世下的妖术恐慌

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时的清朝正处于太平盛世。但与此同时，某种带着预示性质的惊颤开始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据称，"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于是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去关注周围是否有外来的面孔，怀疑外来者都是那可恶的盗魂者。而普通人可以因为自己的怀疑肆意殴打他人，地保之流更是趁机敲诈外来人口，如果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便可以污蔑其为盗魂者，同时还煽动群众，引发恐慌。而民众的恐惧导致他们可以漠视生命，有些被怀疑为术士的人往往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活活打死。当然在清政府严苛的律法之下，还是有不少被怀疑为术士的人被送进监牢尝尝那可怕的夹棍，有的人撑不住招了，但没有确凿"证据",于是放了：有的人也撑不住招了，因为"证据"确凿，被判死刑：但更多的人在快要撑不住，将招未招时就已死去。即使官府明令禁止传播流言，却这并没有什么效果，恐慌由南至北，由浙江至北京，终于惊动了那宫墙之内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次的妖术大恐慌呢？表面上看，白银输入、物价上升，一派盛世繁华的景象，但实际上在长江下游人口过于密集的地区，稻米的价格对于普通百姓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慢慢的平民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对待无辜者的血腥与暴力其实是在发泄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叫魂事件发生以前，司法记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

而从地理来看，在农耕文明的社会大背景下，江南地区的人民大多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有一定的领土意识，当人口开始持续流动，大量外来者涌入，在无形中便破坏了原来的秩序。本来人们的生活节奏就很紧绷，精神高度紧张，就快要到达极限。而这些陌生人的到来无疑加剧了不安定的因素，人们总会对闯入者多留一份心，许多冤案的源头正是这种特殊的关注。

当然，这一弥漫整个中国的妖术大恐慌不仅仅是因为单一的压力所造成的，社会的阶层分化使得公众缺乏起码的社会安全感。封建社会的决策几乎只有君主与官僚阶级知晓内情，而平民百姓可以说是毫不知情的。况且清朝是我国文字狱最盛的时代，它不仅从文学、从思想上去控制人们，甚至礼仪、服饰、发辫都特别规定成一定的样式。明末清初时清朝统治者为了消除前朝影响，命令所有汉人剃发易服，反抗者格杀勿论。为了保护世代传承的文物衣冠，汉族人民于蛮族统治者斗争了37年之久，最终满族统治者获得胜利，而政策也越发的严苛。在统治者的高压下，民众变得白痴兮兮，愚不可及。流言便也

容易侵入他们的内心。没有人会对这些近在咫尺的危险保持沉默，于是能让大多数人安心的办法就是当面将嫌疑人打死，理性之流，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根本不值一提。

而地方官员对待这些叫魂案的态度无疑都是息事宁人，安抚民间恐慌，打压那些挑起事端，传播流言的人，并且尽全力的去禁止这些流言的传播。然而这些案件终究还是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促使各级官僚们纷纷展开对叫魂案的调查，对叫魂妖术的围追堵截，并且，从这些妖人的口中得知造成这场妖术恐慌的领头者在江南。于是乾隆下令追捕领头者，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牺牲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之后，才被迫因为破绽百出而叫停。但皇帝总是不甘认错的，于是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导致领头者依然逍遥法外，而借着这样的说辞，乾隆开始了一场针对各级官僚的清算，大部分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受到了降职、革职和流放的惩罚，但其中汉族官僚所受到的惩罚是最为严重的，这不仅体现了满汉有别，也是乾隆为自己所做的开脱。

引用书中原文："于是在1768年春季到秋季的大半年时间里，平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忙于追击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啧寝食难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凶险的政治阴谋，并不断发下谕旨命令全国各地清剿。结果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注：《叫魂》（孔飞力著），已由陈兼、刘昶译成中文，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

第3篇2

《叫魂》读后感

1768年，清乾隆32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帝国内部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与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相信通过人的发辫等物可以来盗取他人的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会立即死亡。从春天到秋天大半年，整个帝国都被这种恐惧动员起来。百姓们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忙于追缉流窜各地频繁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室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上谕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终于大白，所谓“叫魂”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乾隆只得终结此案。

正本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异族试图用皇权控制和稳固一个偌大的国家。作为整本书围绕的中心“叫魂”在目前看来是迷信，是无知，甚至觉得在那时民众反映具有其合理性，但从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些文字描述，政府管理机构的人觉得甚是荒唐，对诸如此类的事一开始都采取不了了之，息事宁人的做法。可见，在古代以愚民政策盛行的封建国家里，民众的恐慌我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古代统治阶级给民众带来的困惑。

《叫魂》这本书尝试通过中国政治体制在面对国家突发事件的管理和应对，来揭示中国封建末代王朝危机。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到在中国2000年的封建历史中，类似的政府干涉邪异事件也是多有发生，但如此大范围全国性的除妖似乎在1787年的叫魂时间里显得十分突出。回顾历史，一个满族统治汉人的国度里，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自顺治入关以来就是清朝不断解决的问题，清政府的贵族学习汉学但又抵制汉人。首先，清政府的统治就是矛盾与滑稽的，尽管康乾盛世，百姓安居乐业，但久安之下，中国的统治者兴起对的种种压制汉人的手段也是让人不寒而栗，在康乾时期的文字狱可以说是最为盛行的。所以统治者高度的紧张是其面对地方发生异乱时变得格外敏感。

但这对于统治者来说并不代表共同的目标，越是政府管理阶层底端的官员与共筑大清盛世的目标越是不兼容，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即便这些人是满族的。但不得不说康乾在整个大清历史中处于一个及其尴尬的位置。满清政府完成了版图统一，经济发展，其自入关以来的王者之气尚盛，然而久无敌手，自给自足的夜郎之态也已初露端倪。民族的狭隘性，导致了乾隆在面对“叫魂”事件时将统治者的心虚展现在大家面前。对于民众的惊慌，乾隆希望的到得的结果是有那么些反清的汉人是利用这场疯言制造混乱，乾隆内心的恐惧让他在这件事上投入的关注的似乎超过了一个明主做的极限。所以，在我们了解乾隆掀起的这场自上而下的除妖运动背后一个帝国掌舵者内心的孤独后，我想在处理这场运动过程中乾隆的表现就显得合理多了。

那么再看看执行这场除妖运动的各方官员，这些官员中其实大多知道叫魂只是无中生有，但在面对皇帝的旨意后，依然执行下去，这不得不说是封建社会下特有的产物，这或许就是我们队这些求官发财，明哲保身的官员唯一的解释，似乎他们的各种行为都是封建政府制度下，顺王者昌，逆者则亡的节奏导致的。可是透过列文森的叫魂，我们发现了另一个解释，那就是古代社会信息的不畅通导致的信息缺乏。尽管古代有专门的驿站，有信鸽传书这些传达信息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考量它们传达信息的效率不得不说甚是慢！所以在皇帝与官员沟通过程中首先就有信息滞后性的存在。而清代糟糕的通讯管理机制也导致了诸多问题。清政府地方信息先传达六部，再由主要中央官员审核后传达给皇帝。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得发现一个官场上必然存在的问题：如果地方非自然因素导致的社会**，如果给皇帝看到，导致的必然是大批官员下马。如果地方官员所做的良好业绩在送达皇帝手中的中间被非自己党派的重要官员截获，那这个信息大多有可能石沉大海，不得而终。由此可以想到清末为啥康有为、孙中山等一批有志青年的建议总是很难传达给皇帝了。这其实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悲哀，但也只有在封建社会才能存在的怪状。所以，古代的官员也是深知此道，官员欺上瞒下，利用信息的不畅通为自己的错失进行掩盖，这便是乾隆一开始对叫魂事件不作为而龙颜大怒的原因。而后叫魂事件又持续发酵的重要因素。

其实，看完官场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博弈，我们也可以透过叫魂这件事，看见强权政治下民众的弱小，和苟延残喘。中国的民众为啥在清末被人扣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其实不光当时中国人吸食鸦片，其实最让我们值得反思的反而是中国民众最内心得逆来顺受。中国人生长在这片苍茫的华夏大地上，绵延滋长有五千年的历史，而这五千年里近一半的历史被中国儒家思想所控制着。中国人可以为了生计低头哈腰，但也可以为了生计登高一呼，中国人的韧性是让世界得到过教训的。所以在乾隆时期的叫魂事件中，我们看到的迷信，是愚昧的普通老百姓如何丑态百出，可我看见的却是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在历史长河里用自己仅有的生命在向我们诉说着他们为家人的付出。在整个叫魂事件中，中国民众在其中只扮演了一个角色——受害者。

无论是否真的有意欲反清的列贼，还是民众的以讹传讹。最后我们得看见的就是民众为了家庭的安康从一开始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的来源可以说他们无知，也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被愚弄的对象。甚至在后期除妖活动中，为了让皇帝高兴，还有诱骗做假口供的。可以说民众是中国历史推动者，也是牺牲者。

回首整个叫魂事件，在政府制度上是值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引以为戒的。中国是***的多党合作体制。在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度里。民众抱怨声肯定比其他国家相对较多因为需求的多样性必然导致这些情况。所以当下社会人们道德缺失，不得不说是一种变样的叫魂事件。人们自私自利。可是这种社会风尚从何而来？其实想想中国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不难发现在那场革命中，人们失去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估计的。所以到了如今，中国亟待解决的政治制度问题，已经不光是提高公共服务，更是提高国民素质的综合时期。在中国我们乐于看见的的是一个政治清明，国民素质优良的状态，尽管这是个理想的乌托邦，但是只有在国家建设时期，把这个目标作为追求才能使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以人为本。这是中国梦，也是国民梦。所以透过叫魂这本书我觉得政府要更加注重信息交流。做到信息通畅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如何做到信息合理通畅,起到正确引导民众也是关键的。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中国要做到的不仅是简单的行政体制运作效率的提高。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更要提高中央和地方沟通的畅通，以及行政工作及时有效地监督。但是叫魂作为一本学术类书本，从片面的社会实践映射到整个社会问题不免显得理由不足，造成一种过于牵强的感觉，因此在学习叫魂这本书优秀的写作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前提下更要有一个正确的审视的视角。

第4篇3

《什么叫执行力》读后感

不找借口找方法体现的是“什么叫执行力”这篇短文中的一位退伍军人的形象写照，其中的观点让我倍受启发，受益颇丰写下了这篇执行力的读后感。执行就是有结果的行动。

作为一名木材公司的新职员来说，这位退伍军人在对待公司副总裁的开玩笑似的给他安排一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应付他的应聘时，他没有灰心，没有感到无助，而是毅然的接受了工作，并“保证完成任务”。在对待公司总裁安排的一项信息有误、甚至故意刁难的任务时，他没有找任何借口，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体现出服从、诚实的态度和负责、敬业的精神。结合到我们工作实践中来说，再完美的操作方案，如果不能强有力地执行，最终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要提高我们个人的执行能力，就必须解决好“想执行”和“会执行”的问题，把执行变为自动自发自觉的行动。

依我个人来说，我所匮乏的就是这种不折不扣的执行力，常常在自己心血来潮时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份工作目标和计划，计划书看起来是即符合实际又富有挑战，可是往往执行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进展难度的增大，自己就会慢慢放松、甚至慢慢放弃。学了执行力，让我明白：成功者常改变方法而不改变目标，失败者常改变目标而不改变方法。看完《什么叫执行力》我决定摒弃惰性，培养自己的自觉习惯，其实偶尔的偷懒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每次都找到偷懒的理由。在工作当中我们常有的状况就是：面对某项任务，反正也不着急要，我先拖着再说，等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再做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养护成了拖拉办事的风格，找到了偷懒的理由，那么习惯就成了自然，这是一种消极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不管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应该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篇二：《如何说》读后感版本一：

这个暑假我最大的收获恐怕就是拜读了国际著名的亲子沟通专家莱斯利·玛兹丽施和阿黛尔·法伯共同撰写的《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看完这本书后，发现这本书的确与其他教育书不同，为了帮你建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它用了好多种丰富又有趣的形式，有很多实例，除了文字，还有的以漫画形式出现，每段内容之后还安排了各种练习题，让你在实际运用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与孩子相处的技巧，每章节末尾作者还总结了常见问题、注意事项以及一些小故事，另外还配有作业题，让人读起来很生动，不知不觉就融入其中。我想正确的教育观念也会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吧。有很多地方，都会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好象心中茅塞顿开，或者说，更加坚定了我以前已经建立起来的某些观念。

“帮助孩子面对他们自己的感受。”全神贯注地倾听，学会了解、体会并且接受孩子的感受，不要想当然的否定它。如果孩子的感受不断地被否定时，会感到困惑和愤怒。当我们在难过或者受到伤害时，如果有人能真正愿意倾听，认同我内心的伤痛，我会感觉没那么郁闷，也更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和面临的问题。这个过程对我们的孩子也同样适用。如果我们也能倾听孩子，与他产生共鸣，那么也能有助于孩子自己解决问题；我们能理解孩子的感受，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帮助。深入到孩子的内心，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孩子一旦清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他们就能集中精力来应对出现的问题。有时，我们总会不可避免地去否定孩子的感受，那完全是站在成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结果，我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让孩子自己成长。“父母要把握说话语气。”我想，作为一个老师，“恰到好处”的语气同样重要。所谓语气“恰到好处”就是说，老师要将商量、鼓励、信任的语气用在最合适的地方。因为即使是同样的话，用不同的语气说，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比如，孩子没考好时，如果老师用质问指责的语气说：“怎么就考这么点成绩！”会让孩子觉得潜台词就是“你怎么这么笨！”被人贴上了“笨”的标签，什么自信心都会受挫。如果换上一种柔和、鼓励的语气：“怎么就考了这么点成绩呢？”就表示潜台词是“没关系，咱们来找找原因，下次好好考。”这么做的时间长了，就算是再没自信的孩子，慢慢也会信心倍增。

“如何用其他方法取代惩罚？”

惩罚孩子，实际上剥夺了他从内心深处对自己错误行为的反省过程。不要把孩子看成麻烦的制造者，要把他们当作解决问题的积极参与者。代替惩罚的七种方法：（1）想出一个点子来让孩子帮忙。（2）表示强烈的不满，但不进行人身攻击。（3）阐明你的期望。（4）给孩子指出补救的方法。（5）让孩子做出选择。（6）采取行动。（7）让孩子体验到不良行为的后果。在暑假里，我尝试着在小侄子身上试了几次，真的收到了令人惊喜的效果。我想在今后的教学中，这些思想和方法也将会带给我和学生之间融恰的相处。

“赞赏孩子。”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什么样的教育是他们乐意接受的，而且能令成人走进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在快乐中成长呢？――这就是赞赏孩子。因为孩子能敏锐地感觉到成人对他们的态度。成人的态度是孩子对自身言行作出价值判断的依据，赞赏是激发孩子内心张力不可缺少的外部驱力。独生子女物质条件优越，所以他们更渴望精神需求上的满足，渴望得到周围成人，特别是家长、老师的关注和赞赏。赏识是孩子无形生命成长的阳光、空气和水。赞赏孩子是促使他们能将自身能力发展至极限的最好方法，是促使孩子形成自信、走向成功的有效途径。教师赞赏孩子并让孩子学会感动，这是教育的一种极佳境界。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受到赏识的时候工作或学习，效果最好，学生一旦受到赏识，无论对于眼前的学习还是日后的长久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版本二：

花了很长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因为所述内容是我所看过的家教书中最仔细与实用的，所以就没有按往常一样快速地看完这本来书。每次看完一章，对有用的内容我都是标注出来。因为在与孩子相处中，总是有很多的不融洽，所以在日常也开始试用书中的方法，大都能起到较好的效果。父母态度的改变、讲话方式与语气的不同尽会有如此神奇的作用，促使我认真、细致的看完了全书，并对书中的精华加以记录，用于提醒自己。

第一章帮助孩子面对他们的感受孩子需要他们的感受被接纳和尊重

1、要全神贯注地倾听

嘴上说在听，其实心不在焉，会让孩子感到气馁。如果家长能真正倾听孩子的叙述，孩子就能容易地表达他们面临的困境。有时候，我们甚至什么都不用说，孩子需要的是我们能与他们产生共情。

2、用“哦.....”“嗯......”“这样啊......”来回应他们的感受

当孩子被提问、责怪、建议的时候，很难有清晰的思路与积极的态度去想问题。以关心的态度，使用“哦......”“嗯......”“是这样啊......”这样简单的话来回应孩子，孩子就能在叙述的过程中，整理自己的思路与感受，从面有可能自己找到解决办法。

3、说出孩子的感受代替否定感受

很多时候你越是想让孩子摆脱不好的感受，不管我们的态度多好，孩子也只会越难过。通常父母会担心说出孩子的感受会让孩子更难过，其实相反，当孩子听到这些话时，心里会感到安慰，会感觉到有人能理解他们内心的感受。

4、用幻想的方式实现孩子的愿望代替逻辑学的解释

当孩子想要一样我们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家长往往给孩子解释为什么没有，但常常是我们越解释，孩子越不听。有时，孩子对某种东西的渴望心情一旦得到了理解，他们就能比较容易接受现实。

所有的感觉都是被接纳的，但某些行为必须受到限制。“我看出你很生弟弟的气，用嘴巴告诉他你将怎么做，而不是用拳头。”

第二章鼓励孩子与我们合作

1、描述：描述你所看到的或描述问题

当人们不断指出你做错的时候，你往往会有抵触情绪，而不太愿意去做你应该做的，如果只向你描述问题，你就能把精力集中在问题本身上面。大人描述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告诉孩子该怎么去做。

2、提示

接受提示比接受谴责容易得多，当我们给孩子们提示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3、用简单的词语表达

孩子不喜欢说教和长篇大论，对他们来说，越短越容易记住，越有效。

4、说出你的感受不要评价孩子的个性和人品

孩子们愿意听到父母的真实想法。通过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会变得更诚恳，同时也不会伤害别人。（注：父母只描述自己的感受才会有效。我们可以用“我”或“我觉得......”这样的词语）只要不受到攻击，孩子们还是可以和一个表达愤怒的人合作的。

5、写便条

有时候，文字比口头说更有效。

“说话的态度和所说的话一样重要。父母厌恶的眼神、轻蔑的语调能很深地伤害到孩子。

有时候“请”会导致不够严格，如果你想马上做一件事，最好语气坚定，不要恳求。

经常挨批主的孩子会比较敏感，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当你提醒孩子两三遍以后，就别再说了，而要向他确认是不是听见了。”我们的目的在于培养孩子的进取心、主动性、责任心、幽默感以及体谅他人需求的能力。

我们想找到一种语言，培养孩子的自尊，让他们的心灵不受伤害。篇三：如何教学生写读后感

如何教学生写读后感

读过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可能有所收获，有所感想，把自己的收获或感想写出来，就是心得体会，也叫读后感。写读后感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文章的内容的理解，还可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语文水平，那么怎样指导学生写好读后感呢？

一、读原文抓中心

“读后感”的“感”是从读中产生的。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能感得深刻。如果有必要的话，在读文章前我们可先让学生了解一下作品涉及的社会背景、作者等。在读中可分三步去指导学生理解文章内容，把握文章的思路：一是初读感知，理清层次，把握文章的来龙去脉，建立起对课文的初步总体印象。二是细读深思，抓重点，引导学生评词析句，细读深思，体会用词的生动、准确。细细品读文章，可先让学生找出一些能反映扬科热爱音乐的重点词句，再细细体会语言的形象生动，故事的扣人心弦之处。三是研读体悟，突破难点，引导学生掌握文章的内容和表达的中心思想，用心去感悟生活、研读文章，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我们只有引导学生通过认真地“读”，才能领会到文章的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写“感”的条件。

二、找重点作感点

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章的读后感，可“感”的点很多，要写好读后感，必须选好“感点”。什么叫“感点”呢？感点是由书中某一个地方的内容引起的，引发我们体会的地方，它不是凭空产生的。面对众多的感点，我们必须指导学生从众多的感点中选择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对性最强、最善于写的一个或几个感点，作为自己写读后感的切入点，切不可面面俱到。

三、读感结合小学生写读后感常犯的毛病是复述原文，没有做到简明扼要。有的只“感”不“读”，离开原文意思漫无边际地胡编乱写，说道理时空发议论，而缺乏身边的实例。写读后感可以说经验，也可以谈教训。大多出色的读后感，总是受原文内容或情感触发，从而引起对生活、学习、思想等实际问题的思考。读后感，是有“读”有“感”，“读”、“感”结合的。可以先叙述文章内容，后集中谈体会，这种写法适于只谈一点体会。还可以边叙边谈体会，“读”和“感”交叉写，这种写法可以谈几点体会。无论用哪种方法写，必须叫学生做到二不要；不抄录课文：要用自己的话简要叙述；不离开文章的内容，要真切联系自己的实际抒发感想。

四、联系实际谈感受

这个“实际”，可以是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也可以是别人的思想和生活实际。没有情感的读后感苍白无力，有情感的读后感才能感染人。在指导学生联系实际谈体会时，不要就事论事，要注意启发学生展开想象，从古到今，从近到远，从己到人，从正面到反面，只要与文章的主要内容有关系，都应允许他们大胆自由地写，如果指导学生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与作者的切身体会结合起来写，那么他们的读后感一定更真切，更有感染力。篇四：如何写读后感和观后感

致远小学生作文专项辅导一

如何写读后感和观后感

一、如何写读后感!1什么是读后感？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到的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成的文章就叫“读后感”。2读后感怎么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如下：(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你有感想的重要原文内容要重点复述，原文内容往往用3～4句话概括为宜）(2)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结尾也大多再回到所读的作品上来。要把重点放在“感”字上，切记要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3、写读后感的注意事项：①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②要写得有真情实感。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绝非“检讨书”或“保证书”。③要写出独特的新鲜感受，力求有新意的见解来吸引读者或感染读者。范文欣赏

《木偶奇遇记》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木偶奇遇记》。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皮诺曹的木偶。可是他经不起诱惑，调皮，逃学，不爱学习，撒谎，结交坏朋友的木偶。他居然还相信坏蛋猫和狐狸的谎言，在蟋蟀和小仙女的帮助下。皮诺曹痛改前非，终于变成一个懂事，诚实，勇敢，聪明伶俐的真正男孩。

通过这本书，我知道也要改掉一些坏毛病，在新的学期能够更上一层楼。在学习方面：正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懒惰是一种最坏的毛病，不爱学校，不爱书本，不爱老师，整天玩乐的孩子，早晚会变得像驴子一样的蠢。

在交友方面：不能光看表面，要注重心灵美才是真正的美。要教育我们孩子具有明辨事非的能力，更不能见利忘义，事实证明“不劳而获”是多么的可怕。

在待人方面：我们要诚实待人，不能以谎言相向。虽然不会象匹诺曹一样长出长长的鼻子，但是迟早会被别人发现，并付出代价的。匹诺曹知错就改，很值得大家学习。我们还要教育孩子尊敬长辈，多体谅他们的良苦用心，多体会他们的种种不容易之处。

读了这本书后，我受益匪浅。这本书非常适合少年儿童来阅读，因为在皮诺曹的身上多少有他们的影子，让他们懂得去克服自己的缺点，并且懂得去尊重四周的人，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一定要向我的同学们推荐这本好书。

二、观后感怎么写能写好

1、观后感，就是看了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所谓“感”，可以是从作品中领悟出来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可以是受作品中的内容启发而引起的思考与联想，可以是因观看而激发的决心和理想，也可以是因观看而引起的对社会上某些丑恶现象的抨击。

2、如何写观后感1

一、要将重点放在一个“感”字上不少同学开始写观后感，往往将“观”的内容写得很长，总爱把故事情节从头到尾加以介绍，生怕读者不知其内容，而发表“感”的文字却很少，如一个同学在写《一个独生女的故事》观后感时，先将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先写张鸣鸣如何品学兼优，再写张鸣鸣的父亲突然去世，母亲因承受不了这一打击而重病缠身；接着写张鸣鸣从自己学梳头开始，怎样担负起繁重的家务，接受一个个严酷的考验，然后写她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天天长大。最后结尾时才写到：我要向张鸣鸣学习，不被困难所屈服，从小要学做自己能做的事。针对这样一篇结构的观后感，我首先肯定他看得很认真，记住了影片的情节，但从观后感的文体要求上看，是不合格的。因全文只有最后一句“感”，虽然这句“感”的内容贴切，但文章没抓住“感”这个重点，写偏了，因此，引用电影内容只要三言两语，不要具体叙述，更不要什么细致的描写。观看了《伟人爱迪生》后，我要求学生：谁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故事内容?有个同学说：本片主要讲述爱迪生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打扫地下室的清洁工成长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的过程；还有个学生补充说：主要讲了他发明电灯的事，他给全世界带来了光明。我将两位同学的发言进行比较：前者准确些，后者只是无数发明中最突出的一项，并肯定他们能用简短的语言概括故事内容，然后让学生抓住一点谈自己的感受。如爱迪生刻苦钻研的精神，不怕失败的精神，敢于创新的精神等，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克服以叙述故事为主的毛病了，不仅突出“感”字，而且读后能感人。基本属于议论范畴，但写法不同于一般议论文，因为它必须是在观看后的基础上发感想。

二、“感”是重点，不等于离开“观”有的同学写观后感，只是在开头提一下“观了某部影片后，大有启发”等字样，以后就脱离了原片，说上一通自己的感想，牛头不对马嘴，无实际意义。要让“观”和“感”相吻合。

如观了《火烧圆明园》，我进行指导后让学生先打草稿，然后收了部分习作，发现有的同学“感”

与“观”内在联系不紧，有的根本无联系，他们写了一下影片内容后，就写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抓不住影片的主题思想。

有个叫王天波的同学在题为《落后就要挨打》一文的结尾时这样写到：影片中那几根石柱至今还挺

立在圆明园的废墟上，仿佛在警示人们“落后就要挨打”，我们作为新中国的接班人，一定要学好本领，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在这段结尾中，习作者再次将“观”到的“几根石柱”抓住，发表“落后就要挨打”的“感”，使文章全文一体，使“感”发于“观”、“观”服务于“感”。

三、要联系实际而“感”要写好“感”就该联系实际，深入发挥，把自己的“感”写深、写透。

这里的实际，不是单指自我实际，还包括他人实际，社会实际。

看了《林则徐》后，学生认为无法联系实际，我就这样启发学生：你看后印象最深的是哪个镜头?有的说林则徐带领官兵虎门销烟的镜头，大展中国人的志气；有的说，当时的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给我教育最深；有的说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受鸦片毒害，痿糜不振的、瘦骨嶙峋的人们。

然后我再要求学生用比较法，针对现今社会，看是否有类似于林则徐这样有民族气节或与此相反的人。什么东西给现今人们带来精神和身体摧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学生马上想到了电视上披露有的海关把关不严，让一些走私物品进入中国，有的想到了社会上的吸毒现象和不健康的游乐场所，同学们畅所欲语，仿佛一下子有话可写了，一个同学在《观林则徐有感》一文中这样写到：“??在18世纪，鸦片使我们国败家亡，但可悲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吸毒的现象又有抬头，有的因吸毒走向犯罪，家破人亡.我们青少年一定要认识它的危害，如发现吸毒、贩毒现象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同时希望我们的海关把住家门，不让毒品再次蔓延3观后感的格式（写作的步骤）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由观而引出感，这开头部分就好比一条醒目的标语或引子一样，先交待清楚看了什么影片，有什么感想。一般来说，这一部分要求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千万不要绕圈子、卖关子、遮遮掩掩，而是要用肯定的语气概括地说出感受是什么?简单但明确，不含糊，这样就可以了!不必展开来说。

2第二部分，具体谈感受是什么。我们读书看电影都有一个过程，都需要一段时间，而我们的感受也是在这个过程、这段时间内一点一点产生的，感受由浅到深，感受由心而发、发自内心，因此要自然真实，有感而发，不要无病呻吟，虚假不实，这样才能感人，打动读者。写法上，可采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叙”就是把感人的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或词句叙述出来，“议”就是抒发自己的感受，要有层次地把自己的感情一步一步地推向顶点，得到升华。叙述是简述，抓住要点，不能太长，否则就有凑字数的嫌疑，再者，这样也影响文章的结构。

第三部分，把感受落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联系生活中的事例来谈感受，因为“感”的目的就是要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要不就毫无意义了。具体说来，就是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和电影中感动自己的人或事情做比较与对比，找出差距，找出不足，树立学习的榜样。

第四部分，文章的结尾，要对全文内容做个收尾总结，可以进一步抒发理想或希望与祝愿，把全文的情感升华到顶点。

观《长江7号》有感

不久前，我观看了电影《长江7号》。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名叫小狄的单亲孩子，他的爸爸穷困潦倒。但为了让小狄长大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爸爸举债把小狄送进了学校读书。一天，小狄的爸爸在工地发生意外去世了。小狄听到消息后十分伤心。但这时奇迹发生了，小狄爸爸送给小狄的“玩具”——“长江7号”（其实是一只外星狗）发挥了它身上的特异功能，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小狄爸爸的生命。

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发人深思。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小狄爸爸经常对小狄说的一句话：“我们不去偷，不去抢，要努力读书，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它使我想起了以前听过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两家人，一家比较富，另一家比较穷。他们各自都生有一个小女孩。富家的小女孩自以为家庭环境好，从小就不爱读书，还看不起穷家的女孩。而穷家的女孩却很争气，读书非常刻苦，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后来那位富家小女孩，由于从小不好好学习，最终一事无成。而那位穷家的小女孩，由于从小就用功学习，终于成就一番大事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们都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在此，我呼吁广大学生，我们要努力学习，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长大后才能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老师评语：作者在概括电影情节的基础上，围绕“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句话展开论述。作者列举典型例子进行论证，并呼吁青少年要珍惜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长大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开学第一课》观后感

——梦想的力量

九月一日开学第一天的晚上,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观看了中央台的《开学第一课》节目。今年的主题

是“梦想”。

给全国的同学们上课的老师有电影明星,有钢琴家,有航天员,还有舞蹈家。在这些众多的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钢琴家郎朗。郎朗老师用它诙谐幽默的语言讲述了他成长成功的经历。我听了之后深有感触。暑假里,为了通过钢琴三级考试,我每天都要在老师的帮助下至少练习一个小时。如果没有恒心和毅力,我也不会通过这次考试。由此,我又想到,如果要实现梦想,不光要勤学苦练,还要有强健的体魄。就像航天员王亚平阿姨。如果没有过硬的身体素质,怎么可能乘坐“神十”宇宙飞船,在太空中神态自若地给我们上课呢?如果要实现梦想,还需要别人的帮助。就像电影明星章子怡阿姨,她在电影中的光彩照人,需要很多人在幕后的默默付出。一部电影的成功,需要:导演、编剧、摄影师、化妆师、灯光师、场记、会计等等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和默契配合。

梦想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词汇,它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当我们在心里头有梦想的时候,我们要在行动上坚持这个梦想,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用恒心和毅力坚持勤学苦练,接受帮助,追求这个梦想,就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现在,我不确定我的梦想是什么。但是,我一定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在梦想路上的一个又一个目标,并最终实现梦想![1]345篇五：怎样写好读后感

怎样写好读后感

读过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可能有所收获，有所感想，把自己的收获或感想写出来，就是心得体会，也叫读后感。写读后感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文章的内容的理解，还可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语文水平，那么怎样指导学生写有新意、一、读懂原文抓中心

“读后感”的“感”是从读中产生的。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能感得深刻。如果有必要的话，在读文章前我们可先让学生了解一下作品涉及的社会背景、作者等。

二、选择重点作感点

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章的读后感，可“感”的点很多，要写好读后感，必须选好“感点”。什么叫“感点”呢？感点是由书中某一个地方的内容引起的，引发我们体会的地方，它不是凭空产生的。

三、读感结合有侧重

写读后感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我们说，“读”是“感”的前提和引子，“感”是“读”的结果和目的。必须叫学生做到二不要；不抄录课文：要用自己的话简要叙述；不离开文章的内容，要真切联系自己的实际抒发感想。

四、联系实际谈感受

这个“实际”，可以是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也可以是别人的思想和生活实际。没有情感的读后感苍白无力，有情感的读后感才能感染人。

第8篇4

“盛世”叫魂余音袅袅——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通过对叫魂恐慌所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间信仰、大众心态的分析，作者首先带领我们走进18世纪乾隆盛世下的江南各镇，领略那里的世态人情，随后，随着叫魂术成为一件件对簿公堂的案件，随着乾隆皇帝本人的亲自介入，本属民间迷信的社会事件蒙上政治罪的阴影，进而展开全国性的大围剿闹得鸡犬不宁，最后发现案件之始存在的可疑，在高层官僚政治精英的圆场下尴尬收场。在这一过程中，孔飞力刻画下的“康乾盛世”的广阔社会图卷和政治官僚君主制体系运作过程，给予我们从社会学角度上解读那个时代和这本书的视角切入点

“招魂”或“叫魂”，两者都意味着“对魂的召唤”。挚爱孩子的父母和邪恶的术士都在对魂进行“召唤”，一个是要将魂唤回到体内，另一个则是要将魂从体内唤走。“叫魂”是贯穿《叫魂》一书的主线。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国大面积的妖术恐慌，是指邪恶术士的“偷魂”，作者征引的具体叫魂案件，都是跟“剪辫”以及类似的肮脏行为如偷窃等有着直接关系

③的。作案人偷剪他人的辫子或辫梢以至衣襟，“以为厌胜之用”。即“剪辫”为了“叫魂”，窃偷他人之魂。表现为写有姓名符咒的“叫”来的“魂”，不管是以为“稽垫桥桩”厌胜之用，还是把仇人头发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厌胜之用，一概都是妖术。所以，当时以“剪辫”行为为主的“叫魂”，都是妖术。《叫魂》一书征引的叫魂案例，主要如下：1月22日在浙江，石匠吴东明开始在德清修水门，打木桩人河。3月25日在浙江，采药人穆方周诱使郭石匠将一纸包植入桥桩。3月26日在浙江，吴石匠返乡遇沈农夫托他将仇人姓名打桩入河。6月7日、13日、16日在山东，读书人韩沛显供认曾接连剪人发辫。7月24日在山东，乞丐蔡庭章供认参与剪辫。

8月21日、27日在山东，旗丁周某的侍女两次“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10月初在湖南，觉性和尚供称茂远和尚教他用头发施展魔法。„„„„

这些事情起于江南，在基层官僚的自主判断下按照历来的为官经验解决了，虽并没有在社会层面上缓解庶民的恐慌情绪。但这一切还在官僚的控制之中。随着恐慌事态的扩散，到了夏天远在承德消暑的弘历接到山东关于叫魂案的机密情报，弘历正式注意到该事件的存在，并以其对汉化及江南腐化的多疑和对现存官僚制度的不满，以上谕的形式过问干预此事。随后山东巡抚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割发辫的第一份奏折。事态开始朝向国家层面超出官僚控制的趋势演变。当民众恐慌应对叫魂案并有剪去辫子或剃光头发的行为出现，普通叫魂案便与具有敏感政治意味的剪辫行为在臆断中对接，弘历在歇斯底里多疑猜忌的催化下意欲整饬官场尤其是江南地方以显权威。在此过程中，官僚君主制下君主的专制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利角逐平衡的互动让我们一窥清中晚期官僚机制和通讯系统如何发生双向作用。

“叫魂案”的结束是刘统勋、傅恒等最高层官员艰难曲折地向弘历表明了叫魂妖术的子虚乌有，于是皇帝终于下令停止追剿叫魂妖。换句话说，虽然地方官员的种种努力最终未让弘历改变初衷，但“叫魂案”的最终翻案仍然来自于官僚体系本身的抵制力量。孔飞力对此予以了制度性的肯定，认为“叫魂案”的最终结局至少表明在现代政治运动尚未出现之前，旧官僚体系内部的确有一部分精英，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具有某种制约君主专制权力的自信与勇气；而这种自信的获得有赖于当事人超越特定政权“臣仆”身份的体认，而将自己视为“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

在《叫魂》前言中，孔飞力先生表示最初想要借助“剪辫案”作为清代通讯体系的个案研究。但随后发现其所揭示的历史问题不止于此，还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又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显然，从本书史料的多元性和研究视角的的跨度，作者无疑对这些问题作了充分有效的讨论达到了他的意图。在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后，不可避免的进行了宏大的社会背景铺垫。故而在《叫魂》一书中运用了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以及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社会学理论和莱斯特•瑟罗（LesterThurow）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都结合在一起，对叫魂案进行横向和纵向研究。于此本书体现了年鉴学派打破学科间的围墙，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思想。同时孔飞力先生引用了如《朱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廷寄》和《录副奏折·法律·其他》等翔实的官方档案资料，将它们恰到好处地贯串在全书的行文之中，让读者自己如临其境地从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中，去体味他要说明的由“叫魂”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叫魂》不至于沦为一部枯燥的研究专著，同时所引用史料又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基于前述，仅在此撷取本书社会分层、社会人口流动等社会学背景的论述以资浅论。

首先，《叫魂》采取一种视野开阔的“大叙事”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特别提到了三种代表性的社会阶层或称之为社会力量，他们分别为不同的动机、利益所驱使，对于“叫魂”事件采取某种各取所需的解读与应对方式，书中写出了“叫魂”事件的三种版本：第一个版本关涉到平民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由此所引发的骚动，以及骚动的背后所隐涵的下层民众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于极度稀缺的社会权力的渴望；第二个版本则基于最高统治者弘历本人的人格特征及对其依附的以各地督抚和军机大臣等高级官僚为主的理解，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满汉文化的冲突，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等；第三个版本则关涉到立足于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常规运作的官僚们，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穷于应付。三个阶层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同样成就了一段生动且有意义社会分层研究。孔飞力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解读和应对方式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此互成经纬，构建了妖术恐慌得以遍布全国的整体原因。普通大众的角度，从共同心态的角度，从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制度、权力和意识形态。

放眼而今，历数近年来的一些公共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阶层差异对事件解读的不同进而撕裂社会整体凝聚力的端倪。近年来，中国社会公共事件日渐增多并借助网络通讯等媒介急剧扩大其影响。2003年2月6日，非典型肺炎进入发病高峰，民众恐慌情绪弥漫谣言四散。事后，当我们反思这些现在看来近乎荒诞离奇的谣言及恐慌时，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差异在对这起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解读的影响。以源头广东省为例，2003年2月11日，全省共发现病例305例，5例死亡。一时间，各种传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四处散播。各种各样的谣言满天飞舞，如“广东流感死人”、“广东遭病毒袭击”、“广东流行‘禽流感’”、“醋和板蓝根可以预防病毒”等，主管非典型肺炎控制工作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说：“这些信息的发布者有被传染的医务工作人员，先是从医院内部员工给亲友发出提醒短信，然后由这些亲友传给更多的社交群。正月初八到初十左右，已经流传广泛。”据广东移动通讯的短信流量统计，这三日其用户共发了12600万条短信，而极度泛滥的信息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大恐慌。《三联周刊》引用冯鎏祥的话说：“广东有些农民以为非典型肺炎中的典即‘碘’，以为是吃了不含碘的盐造成的，就开始抢购碘盐。”其他谣言大抵如下：1、广州的物资已禁止进出，近期必将出现短缺情况；2、外地有人打电话问广州是否有米盐油卖从而引起恐慌；3、2002年10月后生产的食盐不合格，所以要买10月前生产的；4、海水受到污染不能制盐；5、盐水具有一定的杀毒、杀菌功效，广州近郊一些村镇群众不了解非典型肺炎，以为补碘就可以抵御“非典”型肺炎；6、近日海湾局势紧张，一旦开战中国物资必将紧缺，抢购**从香港波及广州。从2月6日起，人们的情绪变得恐慌起来，当地群众争先恐后地购买醋和板蓝根，原本几元钱一瓶的醋一下子上升到60元一瓶，有的地方甚至上百元。群众由于害怕遭“病毒”袭击而不敢出入公共场所，不敢坐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交通业、餐饮业、商业陷入瘫痪之中，整个城市到处弥漫消毒水的味道，刹那呈现出一派阴霾、萧瑟的景象，使人感到恐怖的气息。地方政府的虽强力压制辟谣，但民众的危机感政治参与权力的稀缺，让地方政府的努力成为谣言更加肆虐的助力。反观中央层面，直到2月8日，广东省卫生厅开始向中国国家卫生部求助，卫生部才急派专家1

组前往广州调查病因且毫无头绪。与此同时，随着恐慌的社会政治影响加大，中共中央、中纪委开始直接介入，力图压制恐慌对中央政府政治威信的威胁。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由此可以窥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的角力之剧，而民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者对“非典”的解读模式与叫魂危机中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其次，1768年的叫魂妖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像火山爆发、熔岩翻滚一样在大半个中国蔓延，甚至影响到了乾隆政府政策的正常运作。如此等等，不能不说跟当时严重的流民问题有着重要的关系。在《叫魂》一书的第二章《盛世》，作者详细分析了乾隆盛世的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变化、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几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例如详细排列出当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运用价格理论深人浅出地说明了乾隆盛世的通货膨胀问题。他说，1780年以后，通货膨胀已不仅仅局限于稻米价格。用萧山籍官员汪耀祖的说法是“今则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汪耀祖以为，十余年来，此米价昂贵为常，或斗二百钱，则以为贱矣。一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针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加剧，底层的扩大，作者如此说道：我们应该把乾隆年间的商业看作是汲取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蓄水池。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④人口总量的急剧膨胀，生态坏境的恶化，通货膨胀的加剧和“零和社会”的规律造就了大量的贫困的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往往是“下层社会的乌合之众，如流浪、乞丐、游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道途的各色人等。”在这些流民并无现代意义上人口流动的社会生产的意义，是“儒教秩序的放逐者”，属于社会边缘人。这些流动人口以僧道乞丐为主，二则都是“外来者”都有社会心理上带来的污染的效果，其中僧道“接触死亡带来的污染”和乞丐“对礼仪活动造成的破坏”尤为让人避之不及，在叫魂这样集体性的恐慌中，这类流动群体的出现大大放大了民众的怀疑恐慌情绪。在流动人口侵入社区的过程中，民众感到其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对流民的怀疑驱逐乃至殴打等对立行为急剧增加。这迫使流民更加频繁的更大幅度的流动。在缺乏公共媒介的近代前夕，这种流动人口的集体行为无疑极大的增强了叫魂案扩散的影响，以至于造成上至统治阶层下到平民百姓，北到热河内蒙南到湖广两江，到处充斥着集体的歇斯底里。

还是以2003年非典危机为例，北京市作为首都直辖市集中着最为密集且高度流动的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以农民工为主，涵盖各行各业，来自五湖四海各个省份，其中尤以河北、山西、东北、山东等省为主。毫不避讳地说，农民工等外来务工人员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也是如叫魂中被挤出传统地方经济和伦理的现代“乞丐和僧道”。据《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在386.6万北京外来人口中，务工经商人员占76.7%。在这部分外来务工主体人群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3.2%；单位负责人占0.2%；办事人员占3.0%；商业工作人员占18.9%；废旧物资回收人员占1.4%；餐饮服务工作人员占14.4%；修理服务工作人员占3.0%；其他服务工作人员占14.5%；农林牧渔劳动者占2.1%；工业劳动者占15.0%；建筑业劳动者占19.8%；运输业劳动者占2.7%；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占1.7%。由此可见，这部分人群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为主。然而，当非典偷袭北京时，劳动负荷最重、劳动条件最艰苦、收入最微薄的他们，也是抗“非典”战线上最薄弱的一环。没有医疗保险可以依靠，没有故土亲人可以依恋，在非典的威胁中，他们还要遭受比平日里的白眼更为让人心碎的歧视。据报道，4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芍药居小区贴出紧急通告：“在当前紧急预防非典时期，我们小区接到乡办事处通知，要求凡是居住在芍药居10号楼和11号楼的外地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传染上非典，请大家谅解。如若不搬，公安部门将强制执行。”落款为“居委会”，通告上没有任何印章。对于非典的恐惧、来自异乡的冷眼与朴素的恋乡之情，形成一股合力，推进了农民工逃离北京的速度与规模“死也要死在家乡”，4月底，一度冷清下来的火车站再现春运时人山人海的大场面。相当数量的民工背起行囊，踏上了不合时节的返乡之路。下笔至此颇感凄凉。随着北京返乡民工携带非典病毒感染家乡的事例逐渐浮出水面，中央立即公布了一系列阻击措施强制要求农民工集中隔离留在本地。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紧急通知，要求在《北京市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隔离控制通告》实施期间，禁止外地施工队伍进京，禁止工地之间人员的流动调配，外地施工人员不得擅自离京。如此一前一后的强烈对比，作为社会底层边缘人的农民工群体就这样成为流行病、谣言、猜疑、排挤、公权力、等反复凌虐的对象。在如此不良的社会敌视氛围中，还是有部分农民工抱着落叶归根的朴素感情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故乡，进一步加剧了危机之下人口流动的频率、谣言的传播和非典的扩散。叫魂一书告诉我们，这一切并不能仅仅归罪于“愚民”，公共事件成为了其背后社会人口流动与群体分裂的火山口。

最后，《叫魂》第十章《主题和变奏》第三部分“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个人以为其对当代社会的启发意义较强。叫魂大恐慌的形成固然是我们一直讨论的焦点，但是必须要考虑到又叫魂所揭示的丑陋的社会现实。诚如作者所言“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丑恶的嫉妒，无耻的贪婪”。几百年后的我们似乎也没有就此道德报应及其根本困境做出太多实质性的改善，眼下的充斥现实与网络的戾气、道德沦丧下扛起卫

⑤道大旗的也不乏暴力者。“受困扰的社会”“损失分摊”这些揭示社会现象实质的概念也不能给我们狂躁的社会一丝清凉的安抚。帝国制后期的民众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不能去平等竞争社会资源，对于普通人结社追求群体利益更是具有无限的风险。社会权力之于民众如同漂浮的一丝可呼吸的空气，即使在今天，享有这丝自由空气也不容乐观。我们不难发现，在全书的最后再次提及叫魂大危机的结束依赖于几位顶级阁僚对弘历的敢于担当的示意。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是对专制权力某种意义的“宪政”制衡。历经百余年的斗争，民众社会权利的分享和专制权力的限制，眼下似乎比百年前并不令人轻松。

《叫魂》一书固然有让人晕眩的成就，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令人错愕的地方。在作者耐人寻味的解剖中国社会的同时，全书并没有给予中国一个有效的对策建议。且基于源起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能否在罗列中国事实基a《叫魂》吹捧而妄自菲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中国爆发。愚夫愚妇们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对这一妖术的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著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这是本书立足的背景，作者通过分析解释“叫魂”这一妖术传言的来历，以及地方政府和后来中央皇帝对于这种妖术恐惧的处理，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警醒我们切勿走向清帝国曾经走过的悲催老路。

三个层面以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联性为前提，全书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2

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第二个层面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这样地方官员也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第三个层面是专制君主乾隆。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本世纪的似曾相识

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帝国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映射出清帝国即将走上的悲催的道路。在讲完了三个层面的故事后，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通过分析叫魂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他将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同时提出“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

读《叫魂》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自己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相信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有似曾相似之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把此书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叫魂—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中国史研究专家孔飞力先生团的代表作,该书由陈兼、刘超翻译,上海三联书店年月出版,后来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该书共章,从第一章“叫魂”案的缘起及基层官员对此案的处理到第十章从文化心理层面分析案件之所以发生以至席卷全国的原因,层层推进,剖析至深。作者以“剪辫”案为切入点,将一个不起眼小事,如何演变为席卷数省,涉及整个帝国的大事,反映得淋漓尽致。

中国中世纪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过程,中央集权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呈君权逐渐加强,相权日益削弱,至明朝,太祖朱元璋废相不设,析权于六部,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解决了。二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表现为皇帝以分权的形式使地方官的权力削弱,从而使地方易于被控制。

清代乾隆时期,皇帝专权从制度上说达到极至,但在实际的权力操作过程中却并非如此,皇帝极力控制官僚集团,而官僚集团却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抵制。此时,皇帝对官僚集团控制不力困扰着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欲借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整顿官僚体制,肖日弱官僚集团的抵抗,以加强皇权。乾隆皇帝的目的达到了吗就事件的结局来看,好像皇上无任何过错,官僚集团中,大清剿的积极者,自然是子乌虚有冤案制造者,清剿不力的官员照样受到惩罚,原因是有负皇上的信任,只有那些表面上大力制造声势,似乎积极3

执行皇帝的命令,无违皇上的信任,而暗中却无动于衷者,结果,上既不得罪于皇帝,下又没有制造冤案的官员没有受到惩罚。这就为以后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对皇上阳奉阴违成了为官之道,从而使官僚阶层更难以控制。恰恰是这一难控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专制君主的主观偏激,成为专制制度本身缺陷的一种补充。但从“叫魂”案来看,最终得以翻案的并非取决于普通官僚的一般素质,而是依赖于少数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的作为—他们敢于告诉乾隆皇帝,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其根据是虚假的供词,如不停止,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这说明,能够影响皇帝的,不是普通官员,而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官员,且被皇帝信任,且又敢于冒险说出真相。也就是说,能够影响皇帝的是极少的,且是人为的,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这会导致皇帝专权的极端危险,但在帝制下又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少数高级‘自员敢于冒险说出真相去影响皇帝的决策,是基干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尽管专制帝制时代对君主的权力没有体制上、法律上的制约,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的制约、祖制的制约等等还是存在的,这种制约是非强制性的、非法律层面的,靠的是一种内在的自觉,这种内在的自觉常常是靠不住的,那么皇帝身边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制约认同的高级官员的监督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如明万历朝立储一事,万历皇帝意欲立他所废爱的郑贵妃生的儿子朱常询为太子,按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要立年长的朱常洛为太子。大臣们站在维护传统继承制的立场上,与万历皇帝展开了长达五十年的斗争,其间,有大批员受到各种惩罚,最终官员们取得胜利。

专制皇帝要逃脱守正大臣的监督制约是很困难的。到清代,虽然满清贵族继承了大部分中原汉族的传统,但骨子里却是他们以汉制汉的工具,并不真的相信。如清初提倡程朱理学的康熙帝,他所重用的所谓理学名臣如汤斌之类,不外乎是虚伪地逢迎上意、为自己官运计的假道学而已。随着文字狱的兴盛,清代文化的分裂政策,古代中国“武死战,文死谏”的气节日益衰弱,蝇营狗苟之人日多,以“礼”净谏之人口稀,到帝制后期,有胆有识的宫员更是凤毛麟角。近代以来,随着滋养这种精英意识的传统文化受各方面的冲击,有胆有识之人几乎绝迹。传统文化崩溃,原来的对君权的制约机制失效,新的限制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处于被限制的真空状态的君权发展到危险的极至,也走向了自我灭亡。如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巾国人的震动是惊人的,李鸿章精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役没。李鸿章当然清楚装备海军需要花费巨资,他也比其他‘官员清楚日本是中国的一大威胁,可他仍然在慈禧六十大寿时拿出准备装备北洋海军的经费为慈禧建造行宫。以李鸿章所处的位置,足以影响、限制清廷,然而他没有古代士人的胆识,或许他怕丢官,或许出于别的考虑,他没有以自己的力量去影响最高决策者,这也是他自己人生悲剧原因之一。最高决策者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败局,李鸿章要去收拾,为此,他落得一世的骂名。

就本书所涉及的具体情况来看,“剪辫”案发生在江南,又从江南蔓延到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江南对满族贵族来说是敏感地区,很容易让人想起明清鼎革之际的激烈反抗和杀戮,直至康熙年问的不断反抗。清代统治者向来对这一地区无好感,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使最高统治者紧张,认为其富有深意。尽管到乾隆中期,作为异族的少数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性政权民族问题始终是不可忽略的。“剪辫”案的发生使乾隆皇帝往深处想,狼来了的错觉,使他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况且这一恐慌事件的缘起是“割人发辫”。

“割发”司题更能引起满人的不安,明清之际,头发的象征意义要比事物本身重大得多。清入关前后“剃发”令的实施,汉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誓死反抗。所有这些都使乾隆帝警觉。对恐慌案的大清剿,既可警示江、浙民众,又可整硕皇帝认为将要失控的官僚集团既可解决江南敏感间题,又可解决皇权与官僚集团的矛后。不受限制的权力是危险的,会导致对帝国的危险,也会导致自身灭亡的危险。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普通民众的情绪有正常的表达架道,下情可以达,冤可伸。而中国的帝制时代,尤其是一个朝代的晚期,下情上达的顺畅不能保障,下情过度积压,会在某个时候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甚至危及整个帝国。本书运用了大量的朱批奏折、档案材料,分析方法有社会心理的、区域经济的、文化心理的、民间习俗的等多种方法的交叉灵活运用,使本书内容丰满,富有可读性。

写作方法以小见大,值得我们学习。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读后感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所著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上世纪末西方学术界汉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它所要解析和梳理的是发生在1768年的一个历史事件，一种被称作叫魂的妖术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衣物或毛发，就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且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其为自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波及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影响孔飞力教授选用叫魂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视角，通过叫魂这一历史事件来探究国家与社会关系之类的大问题，将政治放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历史分析，也就是用社会史的眼光来谈政治的意义

一整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

叫魂一书可以说是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典范之作，此书属于政治史的范畴，所要揭示的是清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的通讯运作机制，却选用了叫魂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进行历史分析，用社会史的眼光来看政治，这是一种社会史视野中的政治史作者从全方位的场景多维的视野来叙述叫魂事件，从横向看，它涉及到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政治体制社会状况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从纵向看，它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也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这是一种以叫魂事件为中心和切入点的大叙事，一种整体史与其他政治史不同，它详细分析了在叫魂事件中恐慌的民众的所作所为，书中这样的叙述非常丰富，为我们了解18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历史画卷

二三个角度看叫魂事件

叫魂本是民间的一种巫术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想到的是竟然席卷全国面对叫魂事件的发生，乾隆帝官僚们和民众立即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战略位置和相距甚远的知识背景，在各自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孔飞力教授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为大家全面的呈现了社会各个阶层对叫魂事件的反应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蔓延，底层老百姓们脆弱的神经马上绷紧，唯恐自己变成妖术的受害者他们不能分辨真实与谣言，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加神经过敏，唯一能够保护自身的法宝就是排斥外面未知的东西，这就让流民群体变成了打击的对象而这些遭受打击并进入国家司法机关送审的嫌疑人也因自己身体受刑情况而频频更改供词这关系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因此而发的骚动，以及骚动背后所隐含的底层民众难以掌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社会权利的渴望官僚集团是知识阶层，本来不会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但纵然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带来的影响，更何况妖术恐惧还对他们的乌纱帽构成了威胁，随着皇帝态度的重视，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引起了官场上人人自危，争相捉妖官僚集团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穷于应付来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常规运作

而乾隆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态度截然不同，在他看来，妖术带有不同寻常的目的，他把妖术的剪发与江南士子从来没有消灭的反清意识联系起来，并且这种妖术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妖术和谋反此刻在乾隆皇帝心里便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在他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后，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在乾隆皇帝的举措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的个性特征满汉文化的冲突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

孔飞力教授通过对这三个阶层对待叫魂的细致描写，让我们容易跟随作者深入主题，特别是对不同人物心理心态的深入分析，也给了我们更多的阅读享受孔飞力教授通过皇帝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三个层面分别描述分析叫魂事件对我们日后看待问题开阔了眼光：我们在进行社会史研究的时候，要注意从三个角度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以及大众层面看待问题，通过各个层面的文字记载来分析事件，并思考三个层面对事件的不同看法以及其背后的原因，以揭示事件背后所蕴藏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三结语

对于我们社会史专业的学生来说，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帮助我们树立了整体史的意识，从小事着手，用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眼光看历史，即从普通大众的角度从共同心态的角度从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另外，在引用史料类型方面，孔飞力教授引用了如宫中廷寄宫中上谕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法律其他等档案资料，使我们认识到不要拘泥于一般史料，而要开阔视野寻找史料我们在进行社会史的研究过程中，不要只把眼光放在正史和地方志中，而应当注意对民间文献的运用而在运用史料方法方面，孔飞力教授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比如通过运用朱批奏折里面的批示来揣测乾隆皇帝的心理等孔飞力教授将它们恰到好处地贯穿在全书的去行文之中，让读者自己如临其境地从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中，去体味他要说明的由叫魂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读后感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所著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上世纪末西方学术界汉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它所要解析和梳理的是发生在1768年的一个历史事件，一种被称作叫魂的妖术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衣物或毛发，就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且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其为自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波及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影响孔飞力教授选用叫魂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视角，通过叫魂这一历史事件来探究国家与社会关系之类的大问题，将政治放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历史分析，也就是用社会史的眼光来谈政治的意义

一整体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

叫魂一书可以说是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典范之作，此书属于政治史的范畴，所要揭示的是清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的通讯运作机制，却选用了叫魂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进行历史分析，用社会史的眼光来看政治，这是一种社会史视野中的政治史作者从全方位的场景多维的视野来叙述叫魂事件，从横向看，它涉及到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政治体制社会状况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从纵向看，它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也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这是一种以叫魂事件为中心和切入点的大叙事，一种整体史与其他政治史不同，它详细分析了在叫魂事件中恐慌的民众的所作所为，书中这样的叙述非常丰富，为我们了解18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历史画卷

二三个角度看叫魂事件

叫魂本是民间的一种巫术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想到的是竟然席卷全国面对叫魂事件的发生，乾隆帝官僚们和民众立即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战略位置和相距甚远的知识背景，在各自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孔飞力教授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为大家全面的呈现了社会各个阶层对叫魂事件的反应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蔓延，底层老百姓们脆弱的神经马上绷紧，唯恐自己变成妖术的受害者他们不能分辨真实与谣言，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加神经过敏，唯一能够保护自身的法宝就是排斥外面未知的东西，这就让流民群体变成了打击的对象而这些遭受打击并进入国家司法机关送审的嫌疑人也因自己身体受刑情况而频频更改供词这关系到百姓们对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慌及因此而发的骚动，以及骚动背后所隐含的底层民众难以掌握自身命运的危机感和对社会权利的渴望官僚集团是知识阶层，本来不会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但纵然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带来的影响，更何况妖术恐惧还对他们的乌纱帽构成了威胁，随着皇帝态度的重视，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引起了官场上人人自危，争相捉妖官僚集团在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之间穷于应付来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常规运作

而乾隆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态度截然不同，在他看来，妖术带有不同寻常的目的，他把妖术的剪发与江南士子从来没有消灭的反清意识联系起来，并且这种妖术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妖术和谋反此刻在乾隆皇帝心里便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在他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后，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在乾隆皇帝的举措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的个性特征满汉文化的冲突中国传统专制及其表现形式皇权与官僚体制的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等

孔飞力教授通过对这三个阶层对待叫魂的细致描写，让我们容易跟随作者深入主题，特别是对不同人物心理心态的深入分析，也给了我们更多的阅读享受孔飞力教授通过皇帝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三个层面分别描述分析叫魂事件对我们日后看待问题开阔了眼光：我们在进行社会史研究的时候，要注意从三个角度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以及大众层面看待问题，通过各个层面的文字记载来分析事件，并思考三个层面对事件的不同看法以及其背后的原因，以揭示事件背后所蕴藏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三结语

对于我们社会史专业的学生来说，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帮助我们树立了整体史的意识，从小事着手，用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眼光看历史，即从普通大众的角度从共同心态的角度从社会深层结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另外，在引用史料类型方面，孔飞力教授引用了如宫中廷寄宫中上谕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法律其他等档案资料，使我们认识到不要拘泥于一般史料，而要开阔视野寻找史料我们在进行社会史的研究过程中，不要只把眼光放在正史和地方志中，而应当注意对民间文献的运用而在运用史料方法方面，孔飞力教授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比如通过运用朱批奏折里面的批示来揣测乾隆皇帝的心理等孔飞力教授将它们恰到好处地贯穿在全书的去行文之中，让读者自己如临其境地从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中，去体味他要说明的由叫魂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篇读后感

《因为痛，所以叫青春》读后感

爱国篇读后感（共14篇）

白马篇读后感

为政篇读后感

第7篇5

历史激荡现实的回音

--《叫魂》有感

青教班2012111139

李楠

读完《叫魂》，仿佛身临其境，却又无能为力。

《叫魂》是一部以乾隆盛世为历史背景，演绎的一场以巫术为载体的语言演变史，在纷纭繁杂、莫衷一是的社会文化中形成的一种毫无规则约束的异化语言--谣言。它植根于无社会衡量标准下“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中，其繁衍出的种种劣根，颠覆公序良俗，诱导国民通力合作，再次上演“君贵民轻”的历史悲剧。

文化冲突蕴育谣言。以汉代的引礼为法为起点，两汉成为法律儒家化的孕育期，而在东汉以后，佛、道两教乘虚而入，试图以道补儒的玄学大肆兴起。这种文化的掺杂与并存，并没有因为朝代的不断更替而销声匿迹，反被亘古不变的保留下来，足以显示其非凡的思想活力及其根深蒂固的思想魅力。这同时也在《叫魂》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在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主,道家思想为辅的中国传统封建政治文化中，君主单向辐射的政治意识便利的将这种文化的兼容性拓展并延伸到各个领域，同时也使文化本身具有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得以传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了国民自身所具备的素质和思辨能力，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在闭关锁国的乾隆盛世，文化失去了与他国竞争的旺盛生命力，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空无一物的文化框架，在儒家文化与玄学思想的不断冲突和交织中，文化本身的单一属性已分崩离析，充斥其中的是一种默认的混沌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本身的不确定性，造成我们在诸多方面存在太多的因人而异，威胁已有的认知体系，以致我们人性本身的从善愿望都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异化，处事经验在不断消磨的友善中积累，规避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在不断提高中讽刺了一种掺杂荒唐与精明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而谣言正是在投石问路中与这种“主流文化”殊途同归成为其所比拟的产物。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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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和不认同。在“主流文化”横扫一切的窒息环境中，国民早已将对权利本位的追求转化为对主流文化的依附和取悦，以获取内心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这种国民完全失去主动性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只能通过不断的认知结构重建来迎合社会所需以及依靠在不断社会化中所积累下的主观经验和客观规律来进行对常规事物的判断和抉择。

谣言盛于炒作。“谣言止于智者”普世价值观难道在诋毁《叫魂》中作为谣言传播媒介的平民百姓吗？答案是否定的。分析如下：第一，大众对高深莫测的玄学捉摸不透，但又深信不疑。“对于越模棱两可的事情，就越深信不疑”这种巴纳姆认知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在“模仿欲望”中所折射出的“斯特哥尔摩”效应。第二,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善念的唤起可以打破一切是非判断的标准。谣言的大肆兴起，其背后呈现的是平民的善良和质朴，他们以最单纯的方式传递彼此的善意，而在整个谣言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平民冠以始作俑者之名，处以凌迟之罪。以善缘起，以罪终结，最为软弱无力的阶级成为了整个事件的替罪羊--权力层层压迫过程中的制衡点。第三，民众更愿意选择在轻信中从众，在从众中明哲保身。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所说：“一个社群总是容易受到暗示，并且非常轻信的，他们总是处于一种期待被人注意的状态中，所以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持有的激情，他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勒庞从理性的观点上完全否定了愚笨而轻信的从众行为，这在《叫魂》中与民众的轻信表现所造成的当时难以控制的局面不谋而合。但从不同维度看从众，其非理性化有待商榷。从个人层面上看从众意味着分散风险，降低损失，从统治者的层面看，百姓从众的本性更易于管理与统治。无论如何辩证看待这个问题，从众都是一种对自我与群体之间的理性博弈，在利益分配中寻求最大化的有效手段。

弘历，作为满人的一代君主，不甘心看到一代代的满人精锐被汉化，留下自己孤单影只，在不屑和排斥满人被汉化的政治意识下，透漏的不只是自身政权受到胁迫的紧张感，更是他在极力寻找自己的同伴党羽，以寻求自身的存在感与认同感。在面对弘历的苛责下，官员们的表现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又何尝不是渴望与追求从众所表现出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欲望与诉求？这源于人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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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独有的群居动物世代繁衍，生存的生活习性，纵使它缺乏一些极具理性光辉与智者光芒的一些现代文明符号与特征，但它却有着难以摒弃的独特属性。来源于社会各方面的势力在这种“特殊属性”的吸引与号召下齐聚一堂合力炒作“巫术”谣言，致使全国大面积遭受谣言之害，这种在经历个人理性选择之后形成的从众非理性场面与“纳什均衡”有着异曲同工的巧合，这也就说明了从利己的目的出发，结果必将是损人不利己，炒作所搭建的乌托邦式理想意念始终将会在不堪一击中岿然崩塌。

帕森斯曾说“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不是力图贬低人，而是使人文明，不是束缚人，而是解放人。权力，尽管容易流于滥用和需要许多控制，却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所必不可少和称心如意的要素。”这体现出我们身上的奴性只有被教化、管制，人类才得以文明。在不同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中，我们的每一寸肌肤都在触碰着猝不及防的法律边缘，而提心吊胆，这也符合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固有的家长制作风所培养出的“权威性人格”所表现出的绝对服从与奴性仆从的罪感心理特征。在天罗地网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下，每一个臣民都是最高统治者支配权力的手段和工具。在这种甘愿为奴的社会文化中，我们选择了在刚需中扮演被勒索者，在社会失衡运行中扮演奉献者，在国家广施恩惠时甘愿成为旁观者，以致在我们痛并快乐着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欢呼雀跃时，不免为我们自身的奴性色彩而略感伤悲。在被条条框框的社会规范约束中，顺从与反抗的碰撞点在移花接木中被发泄的淋漓尽致，他们对待谣言的叫嚣与痛恨并没有以真凭实据来据理力争，只是让自己在社会所冠以的罪名下寻找一点自尊与自我安慰。这样的动物性情感膨胀与社会秩序的混乱完全是认知上存在的谬误，而这一切归根于人治与法治并存的社会体系中，法治将永远不会逾越以人伦情感和道德规范为标准的人治，这也就意味着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平等将永远伴随着以自我救赎式的专制制度永远存在。

在读到《叫魂》的核心--君主与官僚制度之间的博弈时，体会的更多的是君王的痛苦与无奈。作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绝对权威的拥有者--皇上。他所承受的权力压迫、政权威胁，在秘而不宣中推崇中国所特有的公认文化价值观-面子所带来的重重压力在与群臣的周旋中是如此的劳神费力，而皇权吞噬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则更是有利于个体在自我暗示中与世浮沉。其皇权背后的阴暗也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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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弘历在无担当下，所体现的公平与爱民；在无证伪下，肆意卖弄的执着与正义；在各省的清剿中所凸现君主极高的政治敏感性也只不过是在君臣互相牵制与双赢中阻断国民共享资源、加速固化社会阶层所带来的咎由自取，这一切也只是面子的权力罢了。在江南视察中，凸显的地域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造成的饥荒，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极力讽刺了处于乾隆盛世的弘历心中所勾勒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想意境，这样的落差感造就了弘历将不惜一切借助谣言惩治官僚制度的勇气与决心！圣明的君主权威与平民百姓的渺小卑微在官员条件反射下的审判与上报中呈现的如此鲜明，习得性无助的平民借以在潜意识中存在的经验积累完成了对谣言的编造，精明世故的官员在对弘历的上报中有选择性的筛选与剔除，被层层包裹的政治包袱与谎言欺骗包围着的弘历，如同一只笼中困兽，无从定夺，只能按部就班的执行应有的制度要求来彰显虚无的皇权尊严，在这里同时也显示了作为外来统治者骨子里本有的自卑与心虚在精心维护的满清政权和处处谨慎的摄理朝政中被展露无遗。

一个发辫竟然象征性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这样以小见大的题材，也只能存在于法制与文明缺位的国度，也只有用一个外国人的理性眼光才能客观的进行审视、描述和评价，也只能出现在《叫魂》这样一个极具时代戏剧色彩又兼具现实意义的文章里。

面对《叫魂》，历史激荡现实的回音绵延不绝，此时澎湃的情感只能是“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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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6

《叫魂》读后感

1768年，清乾隆32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帝国内部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与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相信通过人的发辫等物可以来盗取他人的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会立即死亡。从春天到秋天大半年，整个帝国都被这种恐惧动员起来。百姓们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忙于追缉流窜各地频繁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室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上谕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终于大白，所谓“叫魂”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乾隆只得终结此案。

正本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异族试图用皇权控制和稳固一个偌大的国家。作为整本书围绕的中心“叫魂”在目前看来是迷信，是无知，甚至觉得在那时民众反映具有其合理性，但从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些文字描述，政府管理机构的人觉得甚是荒唐，对诸如此类的事一开始都采取不了了之，息事宁人的做法。可见，在古代以愚民政策盛行的封建国家里，民众的恐慌我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古代统治阶级给民众带来的困惑。

《叫魂》这本书尝试通过中国政治体制在面对国家突发事件的管理和应对，来揭示中国封建末代王朝危机。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到在中国2000年的封建历史中，类似的政府干涉邪异事件也是多有发生，但如此大范围全国性的除妖似乎在1787年的叫魂时间里显得十分突出。回顾历史，一个满族统治汉人的国度里，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自顺治入关以来就是清朝不断解决的问题，清政府的贵族学习汉学但又抵制汉人。首先，清政府的统治就是矛盾与滑稽的，尽管康乾盛世，百姓安居乐业，但久安之下，中国的统治者兴起对的种种压制汉人的手段也是让人不寒而栗，在康乾时期的文字狱可以说是最为盛行的。所以统治者高度的紧张是其面对地方发生异乱时变得格外敏感。

但这对于统治者来说并不代表共同的目标，越是政府管理阶层底端的官员与共筑大清盛世的目标越是不兼容，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即便这些人是满族的。但不得不说康乾在整个大清历史中处于一个及其尴尬的位置。满清政府完成了版图统一，经济发展，其自入关以来的王者之气尚盛，然而久无敌手，自给自足的夜郎之态也已初露端倪。民族的狭隘性，导致了乾隆在面对“叫魂”事件时将统治者的心虚展现在大家面前。对于民众的惊慌，乾隆希望的到得的结果是有那么些反清的汉人是利用这场疯言制造混乱，乾隆内心的恐惧让他在这件事上投入的关注的似乎超过了一个明主做的极限。

所以，在我们了解乾隆掀起的这场自上而下的除妖运动背后一个帝国掌舵者内心的孤独后，我想在处理这场运动过程中乾隆的表现就显得合理多了。

那么再看看执行这场除妖运动的各方官员，这些官员中其实大多知道叫魂只是无中生有，但在面对皇帝的旨意后，依然执行下去，这不得不说是封建社会下特有的产物，这或许就是我们队这些求官发财，明哲保身的官员唯一的解释，似乎他们的各种行为都是封建政府制度下，顺王者昌，逆者则亡的节奏导致的。可是透过列文森的叫魂，我们发现了另一个解释，那就是古代社会信息的不畅通导致的信息缺乏。尽管古代有专门的驿站，有信鸽传书这些传达信息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考量它们传达信息的效率不得不说甚是慢！所以在皇帝与官员沟通过程中首先就有信息滞后性的存在。而清代糟糕的通讯管理机制也导致了诸多问题。清政府地方信息先传达六部，再由主要中央官员审核后传达给皇帝。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得发现一个官场上必然存在的问题：如果地方非自然因素导致的社会**，如果给皇帝看到，导致的必然是大批官员下马。如果地方官员所做的良好业绩在送达皇帝手中的中间被非自己党派的重要官员截获，那这个信息大多有可能石沉大海，不得而终。由此可以想到清末为啥康有为、孙中山等一批有志青年的建议总是很难传达给皇帝了。这其实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悲哀，但也只有在封建社会才能存在的怪状。所以，古代的官员也是深知此道，官员欺上瞒下，利用信息的不畅通为自己的错失进行掩盖，这便是乾隆一开始对叫魂事件不作为而龙颜大怒的原因。而后叫魂事件又持续发酵的重要因素。

其实，看完官场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博弈，我们也可以透过叫魂这件事，看见强权政治下民众的弱小，和苟延残喘。中国的民众为啥在清末被人扣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其实不光当时中国人吸食鸦片，其实最让我们值得反思的反而是中国民众最内心得逆来顺受。中国人生长在这片苍茫的华夏大地上，绵延滋长有五千年的历史，而这五千年里近一半的历史被中国儒家思想所控制着。中国人可以为了生计低头哈腰，但也可以为了生计登高一呼，中国人的韧性是让世界得到过教训的。所以在乾隆时期的叫魂事件中，我们看到的迷信，是愚昧的普通老百姓如何丑态百出，可我看见的却是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在历史长河里用自己仅有的生命在向我们诉说着他们为家人的付出。在整个叫魂事件中，中国民众在其中只扮演了一个角色——受害者。

无论是否真的有意欲反清的列贼，还是民众的以讹传讹。最后我们得看见的就是民众为了家庭的安康从一开始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的来源可以说他们无知，也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被愚弄的对象。甚至在后期除妖活动中，为了让皇帝高兴，还有诱骗做假口

供的。可以说民众是中国历史推动者，也是牺牲者。

回首整个叫魂事件，在政府制度上是值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引以为戒的。中国是***的多党合作体制。在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度里。民众抱怨声肯定比其他国家相对较多因为需求的多样性必然导致这些情况。所以当下社会人们道德缺失，不得不说是一种变样的叫魂事件。人们自私自利。可是这种社会风尚从何而来？其实想想中国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不难发现在那场革命中，人们失去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估计的。所以到了如今，中国亟待解决的政治制度问题，已经不光是提高公共服务，更是提高国民素质的综合时期。在中国我们乐于看见的的是一个政治清明，国民素质优良的状态，尽管这是个理想的乌托邦，但是只有在国家建设时期，把这个目标作为追求才能使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以人为本。这是中国梦，也是国民梦。所以透过叫魂这本书我觉得政府要更加注重信息交流。做到信息通畅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如何做到信息合理通畅,起到正确引导民众也是关键的。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中国要做到的不仅是简单的行政体制运作效率的提高。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更要提高中央和地方沟通的畅通，以及行政工作及时有效地监督。但是叫魂作为一本学术类书本，从片面的社会实践映射到整个社会问题不免显得理由不足，造成一种过于牵强的感觉，因此在学习叫魂这本书优秀的写作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前提下更要有一个正确的审视的视角。

第1篇7

叫魂读后感_读后感_模板

叫魂读后感（一）

亚伟

从开始到结束，战线拉的很长，读完了《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听说这本书，还是在手机上有知乎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关于这本书的介绍。

《叫魂》这本书的背景是清代乾隆盛世。清高宗弘历（乾隆）在封建历史上可以算是空前绝后吧，然而在1768年，乾隆盛世鼎盛之际，”叫魂”的妖术把大清搅得天昏地暗，几个月里这个股妖风席卷了半个中国。”叫魂”的行为，即懂得妖术的人，可以在得到受害者的发辫、衣襟后，控制受害者的灵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受害者灵魂丢失后会立即死亡。《叫魂》一书，则是涵盖了几乎各个方面（法律、经济、制度、百姓、官员、皇帝等等等等等），来分析”叫魂”这一事件。

显而易见的，百姓这一阶层，是最低的一层。百姓作为盛世的创造者，却享受不到盛世反馈而来的种种福利，只能默默保持着帝国的运转。”叫魂”首先爆发在江浙地带，这里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然而极大的经济分布不均、米价的持续上涨，使得不那么发达的城市的百姓们全家集体进行劳作（耕种、纺织）才能勉强保持生存，城市间贫富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安定。这一阶层的人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也没有任何权利。妖术事件流传开后，最恐慌的便是百姓，一是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二是他们最容易成为妖术的目标，再一个就是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抵御妖术、不受妖术的侵害，而家庭中成员的死亡都是很大的损失。”叫魂”爆发之后，受害者基本上都是乞丐、僧人。当时的游方僧人，实际上和乞丐没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这层人比普通百姓的地位更低下。借由”叫魂”事件，百姓获得了指控他人的权力。于是，就爆发了。出现了多起群众聚集，将疑似会妖术的乞丐、僧人抓住，进行殴打甚至打死的事件。

长期被挤压在边缘地带，突然获得了哪怕小小的权力，便将枪口一致指向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这种行为简直一点点都不奇怪。

百姓陷于恐慌，那么受过一定教育的官员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实际上官员是不相信妖术的真实存在。最初出现的几起妖术事件，官员们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是有人借妖术的名义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有人人诬陷其叔父”叫魂”,能得到更多家产；债主陷害其债务人剪辫，要挟还钱。官员们认为百姓的愚昧使得这些普通的纠纷进一步扩大，妖术是不存在的。官员们因此起初未向皇帝上报这些案件。

而皇帝弘历，是整个妖术大恐慌最大的推动者。上面说到，起初几件妖术的案件发生后，地方官员并没有及时上报给弘历。自然，弘历在地方有着自己的耳目。当他得知这些事件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失职、不尽忠。敏感的弘历一开始就将”叫魂”案提高到了政治层面（剪发辫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满清政府统治的一种反抗），向官员下达”尽全力清剿叫魂案犯人，并不在民众之间造成恐慌”之类的命令，并与官员的私人通信中用词严厉。

当然也难怪弘历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按照官方说法，只有皇室能够与神灵进行对话，”叫魂”这种巫术是对皇家在神灵、占卜领域统治权的挑战。剪发辫视为是对满清政府统治的一种对抗，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随着管理体制的日渐成熟，官员们早有了和皇帝抗衡的手段，书中介绍，满清的统治阶级中，一直提倡着满族人尚武率直、刚正不阿之类的优良品质，在他们眼里江南的汉人官僚代表着贪污、腐败、欺上瞒下等等不好的东西，那些原本正直的满族人进入汉人官僚圈后很容易被同化。弘历看来，官员们都只是想着如何维持目前安稳的现状，不思进取，没有真真切切为帝国着想。

山东巡抚富尼汉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嗅到了皇帝的震怒，在弘历的名利抵达之前上书说自己抓了几个犯人并供出了主犯，以此来弥补之前隐藏不报的行为。本来就子虚乌有的案件，哪里来的犯人呢？当然是强行用刑逼供出来的。弘历对富尼汉的上报很满意，因此更加认为其他省份的巡抚监察不力，当有巡抚上报说本省没有相关案件时，弘历甚至会认为官员在撒谎，强行将该案件推波助澜到了半个中国的省份。山东巡抚如此积极，其他省份的巡抚只得依样行事，逼供出了不少犯人，”叫魂”闹大后，这些烦人都被要求带到直隶由重臣进行审问。在这里，犯人的口供与之前自相矛盾，还有犯人直接翻供，声明自己是被逼迫至此。

事已至此，”叫魂”一案纯属子虚乌有显而易见，留守直隶的重臣通过委婉的方式向皇帝报告了这一事实。弘历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而是在承认”叫魂”一案真实发生的基础上，将罪过加在了官僚体制上，对部分地方官员进行了清洗。

至此”叫魂”一案告终。

在我看来，”叫魂”案就是皇帝弘历与地方官员们进行的一场争斗，这场争斗使得对”叫魂”案的处理方式产生了错误，从而使其影响得到了扩大。对官僚体制进行震慑是皇帝弘历一直想做的事，而”叫魂”案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契机，因为这个案件没有建立在真实发生的基础上。虽然皇帝对地方官员的震慑起到了一点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不会产生很大的改变。1768年是乾隆盛世的鼎盛时期，却发生了这样的大恐慌，之后没多少年，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里，所谓”盛世”的本质，通过”叫魂”案中的折射，可见一斑。

《叫魂》这本书，并不是像想像中的那么枯燥，作者孔令飞是个高手，原以为只是普通的纪实，却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整本书内容极其丰富，涵盖面广，却不苦涩乏味。但大概正是它的涵盖面广，读起来才让我觉得自己的人文素养还差的很多，有些地方读起来不太懂，也不太能理解。

可以看出，孔令飞教授查阅了大量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查证工作，想起自己当初信誓旦旦要写个《冰与火之歌》的系列，然而更了几期就没更了，确实是很辣鸡。

叫魂读后感（二）

叫魂闹剧—身心二元的恐慌

作者：[美]孔飞力译：陈兼/刘昶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版次：2014年6月第一版

孔飞力先生作古，才拾起这本他的经典著作。读过后感到故事本身其实并不复杂，但通过故事本身折射出的民间、官场和皇帝的反应确实耐人寻味。值得深思和痛惜的是，今天的中国民间、官场和高层依旧在叫魂的故事中逡巡不前，只不过叫魂的戏法变化了而已，其余照旧。

§故事：

孔飞力的《叫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1768年的江南出现了一种妖术，引起了广大民众们的恐惧，这种妖术主要指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服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注入纸人中，为其服务并且骗取钱财，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这种妖术引起了大恐慌，以至于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因为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百姓们歇斯底里地四处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嫌犯将其捉拿至官府；而各级官员则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疑犯；甚至庙堂之上的皇帝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命令全国官员进行清剿。而在年底，朝廷高级官员联合军机处最终审议之下，谨慎小心地提醒皇帝：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又抑或是阴谋家无端挑起想要引起民众恐慌的恶意慌乱事件。妖人最终未被抓获（因为本来就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被证实，审问下来缺乏足够的证据，甚至疑犯供词前言不搭后语，有的只是庸人自扰、造谣捏造、屈打成招。最终乾隆皇帝下令”收兵”,停止清剿。

书中所征引的案例，主要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

横跨不同地域的案子，通过”时间”这条主线贯穿在一起：

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

4月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

5月苏州张乞丐剪辫案胥口镇净庄和尚案

6月书生韩沛显剪发案。

7月乞丐蔡庭章剪辫案。

8月乞婆剪侍女衣角案

10月初觉性和尚案。

可以看出，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仍有嫌犯被抓捕归案。

妖术恐慌首发在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思考：

在读书的过程中，不同于孔飞力和普遍读者对官僚阶层的分析，()我对这场事件中民众的种种反应有一些想法。

·民众为何对于莫须有的”叫魂”妖术如此恐惧？

”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古代民间普遍认同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即认同身心二元论思想。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有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灵魂与肉身的可分离性使得中国人相信灵魂可以被别有用心的掌握妖术的”术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而偷走。当时佛教的思想影响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叫魂”事件的起源也是几个和尚因为嫉妒隔壁庙里香火不断而造的谣。佛教关于身心的观点是：”心是身的本质，心可以使身处于不同的形态，身只是显现心的修行阶段的工具。”[1]1768年事件中的叫魂，意义上更倾向于”偷魂“.在众多侵害身心的妖术活动记载中，普遍存在两个关键的物品：头发和纸人。在很多文化中头发具有神奇的魔力，被认为与生育能力有关，或与自身灵魂力量的效力扩展有关。

[1]《中国哲学中身心关系的几种形态》作者：聂成华（张学智）

叫魂读后感（三）

太平盛世下的妖术恐慌

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时的清朝正处于太平盛世。但与此同时，某种带着预示性质的惊颤开始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据称，”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于是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去关注周围是否有外来的面孔，怀疑外来者都是那可恶的盗魂者。而普通人可以因为自己的怀疑肆意殴打他人，地保之流更是趁机敲诈外来人口，如果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便可以污蔑其为盗魂者，同时还煽动群众，引发恐慌。而民众的恐惧导致他们可以漠视生命，有些被怀疑为术士的人往往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活活打死。当然在清政府严苛的律法之下，还是有不少被怀疑为术士的人被送进监牢尝尝那可怕的夹棍，有的人撑不住招了，但没有确凿”证据”,于是放了：有的人也撑不住招了，因为”证据”确凿，被判死刑：但更多的人在快要撑不住，将招未招时就已死去。即使官府明令禁止传播流言，却这并没有什么效果，恐慌由南至北，由浙江至北京，终于惊动了那宫墙之内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次的妖术大恐慌呢？表面上看，白银输入、物价上升，一派盛世繁华的景象，但实际上在长江下游人口过于密集的地区，稻米的价格对于普通百姓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慢慢的平民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对待无辜者的血腥与暴力其实是在发泄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叫魂事件发生以前，司法记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

而从地理来看，在农耕文明的社会大背景下，江南地区的人民大多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有一定的领土意识，当人口开始持续流动，大量外来者涌入，在无形中便破坏了原来的秩序。本来人们的生活节奏就很紧绷，精神高度紧张，就快要到达极限。而这些陌生人的到来无疑加剧了不安定的因素，人们总会对闯入者多留一份心，许多冤案的源头正是这种特殊的关注。

当然，这一弥漫整个中国的妖术大恐慌不仅仅是因为单一的压力所造成的，社会的阶层分化使得公众缺乏起码的社会安全感。封建社会的决策几乎只有君主与官僚阶级知晓内情，而平民百姓可以说是毫不知情的。况且清朝是我国文字狱最盛的时代，它不仅从文学、从思想上去控制人们，甚至礼仪、服饰、发辫都特别规定成一定的样式。明末清初时清朝统治者为了消除前朝影响，命令所有汉人剃发易服，反抗者格杀勿论。为了保护世代传承的文物衣冠，汉族人民于蛮族统治者斗争了37年之久，最终满族统治者获得胜利，而政策也越发的严苛。在统治者的高压下，民众变得白痴兮兮，愚不可及。流言便也

容易侵入他们的内心。没有人会对这些近在咫尺的危险保持沉默，于是能让大多数人安心的办法就是当面将嫌疑人打死，理性之流，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根本不值一提。

而地方官员对待这些叫魂案的态度无疑都是息事宁人，安抚民间恐慌，打压那些挑起事端，传播流言的人，并且尽全力的去禁止这些流言的传播。然而这些案件终究还是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促使各级官僚们纷纷展开对叫魂案的调查，对叫魂妖术的围追堵截，并且，从这些妖人的口中得知造成这场妖术恐慌的领头者在江南。于是乾隆下令追捕领头者，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牺牲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之后，才被迫因为破绽百出而叫停。但皇帝总是不甘认错的，于是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导致领头者依然逍遥法外，而借着这样的说辞，乾隆开始了一场针对各级官僚的清算，大部分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受到了降职、革职和流放的惩罚，但其中汉族官僚所受到的惩罚是最为严重的，这不仅体现了满汉有别，也是乾隆为自己所做的开脱。

引用书中原文：”于是在1768年春季到秋季的大半年时间里，平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忙于追击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啧寝食难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凶险的政治阴谋，并不断发下谕旨命令全国各地清剿。结果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注：《叫魂》（孔飞力著），已由陈兼、刘昶译成中文，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读《给教师的建议》有感

学科教学中学生积极的活动，能够发展学生的思维和言语，这是对学生智育教育的有效途径。积极活动就好像是一座把言语和思维连接起来的桥梁，能够让学生深刻的思考各种现象、事物、活动过程等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联系，就是在活动中产生思想，差生新的真理、发现和规律性的东西。

读这个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我们的数学课上，有的学生无法将思维和言语连接起来，不能深刻理解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和相互的联系，无法将所学的知识进行很好的感知、归纳，更不会灵活的运用。这些学生经常给老师以烦恼，如何才能够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成为重点工作，看到这个建议，我忽然间有了一些想法：

在学习长方体和正方体认识的时候，通常都是让学生准备几个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盒子在课堂上进行观察，通过小组讨论或者展示总结出长方体和正方体的特征。我就在想，学生拿现成的盒子观察到的特点多呢，还是让学生自己制作一个长方体和正方体观察的特点多？我认为是学生亲自动手制作一个长方体和正方体观察的特点多，因为学生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能够体会到长方体和正方体有6个封闭的面，而且相对的棱必须相等，否则，就不能做出长方体和正方体，制作的过程学生所看到和感知到的这些特点就会印象特别深刻，在课堂上交流它们特点的时候应该也观察的比较认真和仔细。()我打算做个试验，对比一下学生的掌握情况。

另一个让我想起了前几天讲过的《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应用》这节课，课中学生遇到了两种类型的问题，都是运用最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的题目，但是里面还有发展学生空间观念的拓展题目：

把一张长20厘米，宽12厘米的长方形纸，剪成尽可能大的正方形纸片，没有剩余，剪成的正方形纸片的边长是多少？可剪多少个？

用一个大长方形剪成多个小的正方形，它的边长：实质就是求20和12的最大公因数，这个学生都能找出来，关键是剪的个数，这个考察的是发展空间观念的能力，有的学生就求出了20和12的最小公倍数作为剪的个数，实际上，求最小公倍数是不对的，可算出大长方形的面积，再算出小正方形的面积，两个面积相除即可得到剪的个数。还可以，看一行能见几个小正方形，可以剪几行，然后两数相乘就能得出个数。

这个题目我给学生进行了课件的直观展示，很大一部分学生明白了，但是我感觉还有少数学生还不够明白，如果我当时让每个人都拿着一个长20厘米宽12厘米的长方形纸条让学生动手剪剪的话，学生都会理解的很深刻，掌握的速度也会提高，从这里可以看出，学生课堂上的活动体验是非常重要的，该动手的必须要动手操作，当无法进行操作的时候，就能够把直观的现象加以抽象，知识加以升华，就找到了现象之间的关系和互相联系。

在以后的教学中，必须重视学生的积极活动体验，理论推理代替不了动手操作，理论推理也是由动手操作中感知和总结出来的。论语别裁读后感（一）

简宁150131

这个月还是接着读《论语别裁》，毕竟这本书也比较有分量，需要我们细细咀嚼，慢慢品尝。

总所周知，孔老夫子学问的中心思想可以一字记之曰：”仁”.南怀瑾先生从一开始就给我们讲学而时习之，而学的就是”仁”.孔子的语录总是”微言大义”,以至于后人对这个”仁”有很多解读，莫衷于是。

”博爱之谓仁”韩愈如是曰；宋儒则道：”仁者核之心也。”认为仁便是道体的心空境界……韩愈研究的是墨子的思想，把墨子”兼爱”的思想融会到儒家思想里，去解读孔子的”仁”总有画蛇添足的嫌疑；而宋儒用佛家和道家的东西去解读”仁”则难辞生搬硬套之咎。总而言之，后人对仁的解释，漫无限制，就像纪晓岚批评学生文章所引用的古诗评语一样”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所云，越扯越远。

南怀瑾先生则通过对中国古代”仁”字的写法分析说起，先解释”仁”字为什么是人两足走路旁边加个二，他说，”‘二人’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我就有你，有你我就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社会。就会发生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就是仁”,南怀瑾先生分析说，仁从文字上的解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其实南怀瑾对”仁”的解释通篇都有留痕，这里仅是一个方面或者是一个小的部分。我只是觉得奇怪，中国古代的”仁”字应该不是孔子发明的吧，如果是孔子发明的那从文字层面上去解读孔子的思想未尝不是一种便捷靠谱而又愉快的好方式。但倘若不是孔子发明的，那就是发明文字的人就孔子”仁”的思想有了自己的解读后才发明了”仁”字，也就是说南怀瑾先生的这种文字层面的解读也是基于前人的解读的，不是最透彻、原汁原味的，也难逃偏颇之嫌。不过不得不承认，南怀瑾先生对孔子”仁”的解读是最通俗易懂，也是最贴切的。

恕吾愚钝，只能借前人之解读来理解孔子之”仁”意，我不知道哪一种解读才是孔子真正想要传达的思想，但我觉得哪一种解读都无所谓正确与否，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去吸收、理解、消化然后转化为自己的人生哲学，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落实到自己生活的点滴。读书何尝不是这样一个过程，读一本书，看一个世界，多一种经历，拥有好的思想并付诸实践……

《论语别裁》读后感（二）

杭集中心小学王一鹏

工作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最近一段时间，按照教育局的要求，读了一点《论语别裁》来充实自己。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以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二而撰写成《论语别裁》，通过南怀瑾先生的论述、诠释，希望自己从《论语》中学道行多的方法，去治我的工作、生活。下面谈一丁点读《论语别裁》的感受。

《论语别裁》这部书是南怀谨先生对《论语》这部书别出心裁的解释，特别是有别于明朝朱熹对《论语》的解释。他认为现在人们对于儒家学说的错误认识和理解，多是由于朱熹的解释给人们的误导。《论语》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书的绝大部分是孔子和他的弟子或者其他人的问答的话。聪明的学生问他，有聪明的答复，愚笨的学生问他同样一个问题，他的答复便又不同。孔子说话，是因人而异的，即”因材施教”.孔子是一个了不得的教育家，他提出的教育哲学可以说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学，他将人看作是平等的。《论语》中有”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说，除了绝顶聪明和绝顶愚笨的人没有办法教育以外，其他都是平等的，可教育的能力是一样的。孔子提出了四个字，可以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教育哲学，就是”有教无类”,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受教育的权利。

孔子的教育，他”教”什么呢？孔子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仁”.孔子的看重”仁”字，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仁”,就是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尊严。孔子说”修己以敬”.孔子的学生问：”这就够了吗？”孔子又说：”修己以安人”.这个学生又问：”这就够了吗？”孔子又说：”修己以安百姓”.这句话就是说教育并不是让你去打坐念经，”修己”是让你去做自我教育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个社会目标，就是”安人”.安人是给人类以和平、快乐。这个教育观念是新的。教育并不是为自己，为的是一个社会目标。所以《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修身的基础，而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社会的目标。所以孔子时代的这种”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念就是将教育个人与社会连贯起来。教育的目标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安人、安百姓”,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这个使命，就感觉到”仁”受教育的人。人本来有人的尊严，到了做到自己感觉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使命时，就格外感觉到一种责任。所以《论语》中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必要时，宁可杀身来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就是《论语》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仁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就是说受教育的人要有大气魄，要有毅力，因为”任重而道远”.”任”就是担子，把”仁”拿来做担子，担子自然就很重。孟子说：”自任以天下之重”,曾子说”仁以为己任”.以整个人类作为我们的担子，就是2500年来一个了不得的传统。后来宋朝的范仲淹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修己以安人”而感觉到”任重而道远”的缘故。()明朝的顾亭林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是这个道理。

《论语》是一本由只言片语构成的伟大著作，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论语》的深邃，是即便南怀谨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也要穷数十年的精力才能入其堂奥的巨制。我作为一个后学晚辈，只希望随着人生经验、阅历的增加，对《论语》的理解也能更加深入，对于我的教学和生活不断带来更大的帮助。

论语别裁读后感（三）

暑假开始读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有点顿悟的感觉，就来写写自己的感受。

首先从一个节目开始，某个晚上看某电视，李连杰给人感觉很沧桑的感觉，他说出了他的人生感悟，人一辈子，光溜溜的身子来到人间，光溜溜的离开人世，来的时候，需要别人救济帮忙，走得时候也要麻烦人火葬帮忙，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别人的救助下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还是利用在世间的日子去多救助一些别人，才有意义。当别人问他，慈善最大的感慨，他说是”给别人的才是你的”,解释到比如别人送一个表给他，他每次看表的时候，其实都在想念那个送表的朋友，其实他朋友已经戴在他的身上，他认为，在我们离开世间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够带走，为什么不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呢，这样一来，自己就永远的存在在世界上。他把人生归结为”助人”和”爱人”,我想就是他的伟大和成功，他在人生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真精彩的感受！

一直以来，很多人在教导我们，要学做人，但是可能在概念中，做人是个很虚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后生晚辈，总觉得做人好空洞，也许是前人为了回避现实的一种手段。论语教材，大家都是为了应付考试才来死记硬背一下的，即使像奥运上那么大声的”学而时习之”,我想实际上十几亿国人，没有几个真正去理解孔子的真实含义。而且，现代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时代不同了，中国人不能够总是停留在远古的那些历史上东西上了，必须和西方靠拢，从别人成功的体制中吸收经验去进步。

读了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才知道原来我们以前为了论语而论语的思维使我们认为古文化没什么用处，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读懂论语，而且由于没有生活经历，对论语之道也没有真正的体验。

经历了10年的社会生涯，有时候会对社会有悲观的想法，对人生有无奈的想法，现在周围，好象始终是那些有关系的人吃得开，利益始终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熙熙攘攘，皆为利往”,不但是那些社会的宠儿，哪怕是平民百姓，都在为手头的工作而生存，有几个人可以超脱的生活，有几个人可以做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毕竟说什么生活还得继续。正因为工作的辛苦和无奈，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快乐，混日子的感觉很厉害。有钱的人也不快乐，因为他想更加有钱，也不知道怎么把钱转化为长期的快乐，最多就，那种穷快活很少了。

总之，我们的生活，得为”利”字。在这个前提下，那论语的做人学问，仁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毕竟这个不管我们饭的。我结合自己，想了一下认为其实是我们还是没有理解人生之道。

首先，不管我们怎么样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做人之道，诚实之人，狡诈之人，其实都在修炼自己的人生的道。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有些高人，如南怀瑾先生，就会去把做人理论化，找到人生的修炼理论，可以更好的指导做人。而大部分人，则是根据自己的教育和周围人的影响，在无理论的实施而已。

其次，做人之道，其实并不与谋生之道不相容，它可以知道我们更好的谋生。可以认为，做人之道，是和做事的态度和方式相辅相成，只是做人之道越明确，做事就越清晰，不会出现原则的问题。

最后，做人之道，其实是给人寻找真正的幸福和快乐的根本。始终人生必须明白，财富和享受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疾病、穷困、死亡、失败都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情况，真正人生不败的境界就是人生的修炼。一个人做人明确了，他可能事业失败，可能遇到疾病，但是他始终还是会有生存的勇气和决心，因为他可以面对。否则，则可能会由于某个原因，他失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也许，我们每个人，不管读论语也好，还是西方哲学也好，或者自己确定一个准则，找一个健康之道，做自己的人生指南，才是健康的人生，确保永远不失败。

论语读后感1000论语读后感800字论语读后感篇1：家的读后感

这次寒假，由于时间不足，匆忙看完巴金的名着《家》，不敢说完全看懂摸清。只能稍微说一说自己的感受。

这是一个成都地区的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溃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长江上游某大城市有个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代表传统封建的势力。觉新是长子长孙，早熟而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觉新的弟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动，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觉民与表妹琴相爱，但爷爷却为他定下亲事，觉民为此离家躲避，觉新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尽…至此，觉新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家庭，投身革命。

巴金以成熟的文笔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在温情关系掩盖下的大家庭的勾心斗角，揭露了所谓“诗礼传家”的封建大家庭的无耻。另外，他还描写了新思想下，新一代青年逐渐觉醒和反抗。封建势力虽然强大，但那毕竟已成为过去，和现代社会发展相悖，始终会被社会所淘汰和遗弃，即使觉民、觉慧不站起来反抗，还会有千千万万的人站起来。这些青年受“五四”反封建巨浪的影响，一方面在社会上积极参加宣传革命思想的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和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展开勇猛的战斗。一个如此庞大的的家庭衰落，虽然有点可惜，但封建专制始终是不可取的。

在这些充满政治色彩的思想下，也不乏细节的描写。用了很多不同的修辞，景物仿佛就是为了主角的思想而生。比如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以及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

《家》的另一个特点是洋溢着纯洁浓厚的青春气息。这种单纯而自然的气息，正如巴金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在历史的洪流中，这本书永远不会被淘汰，因为它是我们新文化运动的见证。

篇2：家的读后感

读完家这部巴金的名作，合上书，内心却无法平静。巴金用那朴实无华却热情有力的笔触描写出了一个被封建社会压迫下任焕发光彩的革命青年的觉醒与斗争。

读完整部小说可以看出，作者对觉新这个人物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

他用充满热情的语言勾勒出了觉新这个人物的饱满形象，这个有些矛盾的角色再听他的笔下活了过来，充满了革命青年的生命力。而觉新，也是此书众多成功塑造的任务中给人留下最大印象的角色。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的矛盾，他的激情，他的过去与现在，都变得清晰起来。

觉新从小受到的教育，家族的种种，社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他的影响，造成了他在面对事情时过多地选择了逃避、忍耐、顺从。同这社会腐蚀下的大多人一样，选择去逆来顺受，去接受而不是反抗。

他的命运是残酷的，从最初“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许多美丽的幻想。在那个时期中他是为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如果没有大的变故，觉民将一步步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走上人生的坦途。到后来的因为长辈间在麻将桌上的矛盾，他痛失了青梅竹马的爱人，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出国的梦想也随着破灭，最后走上这条路一去不返。但这也显现除了他的懦弱与不安，不敢去反抗这样的命运。

背负上整个家族的负担，去应付各种的勾心斗角，渐渐变得不再稚嫩，不再激情，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天真的怀抱着梦想的青年学生了。

他采取“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其实这并非他的初衷，而是他在复杂的家族斗争中所作出的无奈之举。而觉新的悲剧正是在这种种无奈中展开。

觉新的悲剧不只是自己的错，更多的还是---这样的社会下的腐败的高家带给他的。

在封建社会日趋瓦解的时代，像高家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也注定走向腐朽和堕落。家族的逐渐腐化令觉新认识到它所严格遵守的旧传统再也无力支撑起这个家，现实的巨大压力使觉新变得迷茫不知所措。他始终认为封建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因而在纷乱的境况中他只有选择墨守。

这是新旧社会交替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是觉新对封建社会懦弱的表现的最终结果觉新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而是这样腐朽的社会下众多悲剧人物的剪影。他的矛盾，他的不幸，都必将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片段。由自己的懦弱而带来的一切不幸，由时代带来的一切悲剧，并不只是那时会有，现在，以后，也必将存在。打破命运桎梏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相信自己，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篇3：家的读后感

抽丝般的细碎漫长，终于还是把巴金的《家》给读完了，虽然未能赶在考试的前面，但也庆幸着终是把它读了。

恼恨自己出生的晚了些，未及赶上那个时代，对于书中的青年应有之热情无法去亲历着体验了。对于封建制度那个早已陈死的东西，因为没有受过它的毒害，也生不出恨意。书中能引我同感的，却是那些对于成长的感慨于无奈，甚至是带着感伤的怀念。这恐怕是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吧。但这篇杂感却非是要发些感慨，只是想发感想而已。

觉新与觉慧是书中两个性格很对立的人物，一个逆来顺受，一个从不屈服。觉新总是为了顾及别人的感受而委屈自己，觉慧坚持自己是对的而不会太在意别人。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作者有意把觉新置于悲剧之地来警醒青年，又把觉慧塑造成觉醒青年之典范以引导青年走向自由之路。但在现今这个社会，以在下拙见，觉新未必不可取，而觉慧又未必可龋

觉新顾及家庭的和-谐，宁愿将许多痛苦自己担下，屡为别人意念而委屈自己，如此博爱、牺牲之精神当为世人之楷模。其不可取之处是明知别人是有意的伤害而逆受，近于懦弱，珏之死实是大过失。为人当有博爱、牺牲之品格，凡事多替别人想想实是社会温暖之根源，但博爱之人更需有明辨是非之眼睛。觉慧之性格于当今社会可取之处不可太多，无论自己如何的正确都不可太执着于自我，许多次他对于觉新的嘲讽指责都近乎恶毒。如今之青年都如觉慧般是很自我的，无论是对于朋友、兄弟甚至是父母都不肯稍作让步，只顾及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不肯替他人想半点。或许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老年人看新人总感叹一辈不如一辈，上辈人总觉着下辈人行为方式不合情理，不顾情面。而这情理又多体现在人们相处时，懂情理的不肯伤了别人。而这些在新辈人眼中又多被责为圆滑。诚然，人们是越来越理性的，权利观念越来越强，总不肯吃半点亏。然而，人总是活在社会中的，用完与他人接触的，断不能完全不顾及别人的。

大家或许会发现，无论棱角多分明的青年，到了中年以后都会变得温和些，这便是世人所说的“世故”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是因为人们成熟了，发现人与人的接触中必须要顾及别人的感受的。

唠唠叨叨这么多，发现所写的竟然与所要表达的并不那么一致，呵呵…想说的其实不多，只一个意思：做人不可太自我，要换位思考，多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毕竟和-谐社会最终还是人与人的和-谐。傅雷家书读后感巴金家读后感3篇巴金家读后感

第2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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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读后感

导读：本文叫魂读后感，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叫魂读后感（一）

亚伟

从开始到结束，战线拉的很长，读完了《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听说这本书，还是在手机上有知乎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关于这本书的介绍。

《叫魂》这本书的背景是清代乾隆盛世。清高宗弘历（乾隆）在封建历史上可以算是空前绝后吧，然而在1768年，乾隆盛世鼎盛之际，"叫魂"的妖术把大清搅得天昏地暗，几个月里这个股妖风席卷了半个中国。"叫魂"的行为，即懂得妖术的人，可以在得到受害者的发辫、衣襟后，控制受害者的灵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受害者灵魂丢失后会立即死亡。《叫魂》一书，则是涵盖了几乎各个方面（法律、经济、制度、百姓、官员、皇帝等等等等等），来分析"叫魂"这一事件。

显而易见的，百姓这一阶层，是最低的一层。百姓作为盛世的创造者，却享受不到盛世反馈而来的种种福利，只能默默保持着帝国的运转。"叫魂"首先爆发在江浙地带，这里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然而极大的经济分布不均、米价的持续上涨，使得不那么发达的城市的百姓们全家集体进行劳作（耕种、纺织）才能勉强保持生存，城市间贫富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安定。这一阶层的人们的如果对您有帮助！感谢评论与分享

生活得不到保障，也没有任何权利。妖术事件流传开后，最恐慌的便是百姓，一是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二是他们最容易成为妖术的目标，再一个就是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抵御妖术、不受妖术的侵害，而家庭中成员的死亡都是很大的损失。"叫魂"爆发之后，受害者基本上都是乞丐、僧人。当时的游方僧人，实际上和乞丐没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这层人比普通百姓的地位更低下。借由"叫魂"事件，百姓获得了指控他人的权力。于是，就爆发了。出现了多起群众聚集，将疑似会妖术的乞丐、僧人抓住，进行殴打甚至打死的事件。

长期被挤压在边缘地带，突然获得了哪怕小小的权力，便将枪口一致指向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这种行为简直一点点都不奇怪。

百姓陷于恐慌，那么受过一定教育的官员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实际上官员是不相信妖术的真实存在。最初出现的几起妖术事件，官员们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是有人借妖术的名义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有人人诬陷其叔父"叫魂",能得到更多家产；债主陷害其债务人剪辫，要挟还钱。官员们认为百姓的愚昧使得这些普通的纠纷进一步扩大，妖术是不存在的。官员们因此起初未向皇帝上报这些案件。

而皇帝弘历，是整个妖术大恐慌最大的推动者。上面说到，起初几件妖术的案件发生后，地方官员并没有及时上报给弘历。自然，弘历在地方有着自己的耳目。当他得知这些事件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失职、不尽忠。敏感的弘历一开始就将"叫魂"案提高到了政治层面（剪发辫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满清政府统治的一种反抗），向官员下达"尽全力清剿叫魂案犯人，并不在民众之间造成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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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之类的命令，并与官员的私人通信中用词严厉。

当然也难怪弘历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按照官方说法，只有皇室能够与神灵进行对话，"叫魂"这种巫术是对皇家在神灵、占卜领域统治权的挑战。剪发辫视为是对满清政府统治的一种对抗，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随着管理体制的日渐成熟，官员们早有了和皇帝抗衡的手段，书中介绍，满清的统治阶级中，一直提倡着满族人尚武率直、刚正不阿之类的优良品质，在他们眼里江南的汉人官僚代表着贪污、腐败、欺上瞒下等等不好的东西，那些原本正直的满族人进入汉人官僚圈后很容易被同化。弘历看来，官员们都只是想着如何维持目前安稳的现状，不思进取，没有真真切切为帝国着想。

山东巡抚富尼汉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嗅到了皇帝的震怒，在弘历的名利抵达之前上书说自己抓了几个犯人并供出了主犯，以此来弥补之前隐藏不报的行为。本来就子虚乌有的案件，哪里来的犯人呢？当然是强行用刑逼供出来的。弘历对富尼汉的上报很满意，因此更加认为其他省份的巡抚监察不力，当有巡抚上报说本省没有相关案件时，弘历甚至会认为官员在撒谎，强行将该案件推波助澜到了半个中国的省份。山东巡抚如此积极，其他省份的巡抚只得依样行事，逼供出了不少犯人，"叫魂"闹大后，这些烦人都被要求带到直隶由重臣进行审问。在这里，犯人的口供与之前自相矛盾，还有犯人直接翻供，声明自己是被逼迫至此。

事已至此，"叫魂"一案纯属子虚乌有显而易见，留守直隶的重臣通过委婉的方式向皇帝报告了这一事实。弘历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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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是在承认"叫魂"一案真实发生的基础上，将罪过加在了官僚体制上，对部分地方官员进行了清洗。

至此"叫魂"一案告终。

在我看来，"叫魂"案就是皇帝弘历与地方官员们进行的一场争斗，这场争斗使得对"叫魂"案的处理方式产生了错误，从而使其影响得到了扩大。对官僚体制进行震慑是皇帝弘历一直想做的事，而"叫魂"案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契机，因为这个案件没有建立在真实发生的基础上。虽然皇帝对地方官员的震慑起到了一点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不会产生很大的改变。1768年是乾隆盛世的鼎盛时期，却发生了这样的大恐慌，之后没多少年，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里，所谓"盛世"的本质，通过"叫魂"案中的折射，可见一斑。

《叫魂》这本书，并不是像想像中的那么枯燥，作者孔令飞是个高手，原以为只是普通的纪实，却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整本书内容极其丰富，涵盖面广，却不苦涩乏味。但大概正是它的涵盖面广，读起来才让我觉得自己的人文素养还差的很多，有些地方读起来不太懂，也不太能理解。

可以看出，孔令飞教授查阅了大量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查证工作，想起自己当初信誓旦旦要写个《冰与火之歌》的系列，然而更了几期就没更了，确实是很辣鸡。

叫魂读后感（二）

叫魂闹剧—身心二元的恐慌

作者：[美]孔飞力译：陈兼/刘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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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版次：2014年6月第一版

孔飞力先生作古，才拾起这本他的经典著作。读过后感到故事本身其实并不复杂，但通过故事本身折射出的民间、官场和皇帝的反应确实耐人寻味。值得深思和痛惜的是，今天的中国民间、官场和高层依旧在叫魂的故事中逡巡不前，只不过叫魂的戏法变化了而已，其余照旧。

§故事：

孔飞力的《叫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1768年的江南出现了一种妖术，引起了广大民众们的恐惧，这种妖术主要指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服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注入纸人中，为其服务并且骗取钱财，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这种妖术引起了大恐慌，以至于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因为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百姓们歇斯底里地四处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嫌犯将其捉拿至官府；而各级官员则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疑犯；甚至庙堂之上的皇帝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命令全国官员进行清剿。而在年底，朝廷高级官员联合军机处最终审议之下，谨慎小心地提醒皇帝：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又抑或是阴谋家无端挑起想要引起民众恐慌的恶意慌乱事件。妖人最终未被抓获（因为本来就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被证实，审问下来缺乏足够的证据，甚至疑犯供词前言不搭后语，有的只是庸人自扰、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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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捏造、屈打成招。最终乾隆皇帝下令"收兵",停止清剿。

书中所征引的案例，主要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

横跨不同地域的案子，通过"时间"这条主线贯穿在一起：

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

4月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

5月苏州张乞丐剪辫案胥口镇净庄和尚案

6月书生韩沛显剪发案。

7月乞丐蔡庭章剪辫案。

8月乞婆剪侍女衣角案

10月初觉性和尚案。

可以看出，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仍有嫌犯被抓捕归案。

妖术恐慌首发在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思考：

在读书的过程中，不同于孔飞力和普遍读者对官僚阶层的分析，我对这场事件中民众的种种反应有一些想法。

·民众为何对于莫须有的"叫魂"妖术如此恐惧？

"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古代民间普遍认同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即认同身心二元论思想。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有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灵魂与肉身的可分离性使得中国人相信灵魂可以被别有用心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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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妖术的"术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而偷走。当时佛教的思想影响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叫魂"事件的起源也是几个和尚因为嫉妒隔壁庙里香火不断而造的谣。佛教关于身心的观点是："心是身的本质，心可以使身处于不同的形态，身只是显现心的修行阶段的工具。"[1]1768年事件中的叫魂，意义上更倾向于"偷魂".在众多侵害身心的妖术活动记载中，普遍存在两个关键的物品：头发和纸人。在很多文化中头发具有神奇的魔力，被认为与生育能力有关，或与自身灵魂力量的效力扩展有关。

[1]《中国哲学中身心关系的几种形态》作者：聂成华（张学智）

叫魂读后感（三）

太平盛世下的妖术恐慌

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时的清朝正处于太平盛世。但与此同时，某种带着预示性质的惊颤开始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据称，"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于是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去关注周围是否有外来的面孔，怀疑外来者都是那可恶的盗魂者。而普通人可以因为自己的怀疑肆意殴打他人，地保之流更是趁机敲诈外来人口，如果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便可以污蔑其为盗魂者，同时还煽动群众，引发恐慌。而民众的恐惧导致他们可以漠视生命，有些被怀疑为术士的人往往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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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打死。当然在清政府严苛的律法之下，还是有不少被怀疑为术士的人被送进监牢尝尝那可怕的夹棍，有的人撑不住招了，但没有确凿"证据",于是放了：有的人也撑不住招了，因为"证据"确凿，被判死刑：但更多的人在快要撑不住，将招未招时就已死去。即使官府明令禁止传播流言，却这并没有什么效果，恐慌由南至北，由浙江至北京，终于惊动了那宫墙之内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次的妖术大恐慌呢？表面上看，白银输入、物价上升，一派盛世繁华的景象，但实际上在长江下游人口过于密集的地区，稻米的价格对于普通百姓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慢慢的平民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对待无辜者的血腥与暴力其实是在发泄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叫魂事件发生以前，司法记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

而从地理来看，在农耕文明的社会大背景下，江南地区的人民大多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有一定的领土意识，当人口开始持续流动，大量外来者涌入，在无形中便破坏了原来的秩序。本来人们的生活节奏就很紧绷，精神高度紧张，就快要到达极限。而这些陌生人的到来无疑加剧了不安定的因素，人们总会对闯入者多留一份心，许多冤案的源头正是这种特殊的关注。

当然，这一弥漫整个中国的妖术大恐慌不仅仅是因为单一的压力所造成的，社会的阶层分化使得公众缺乏起码的社会安全感。封建社会的决策几乎只有君主与官僚阶级知晓内情，而平民百姓可以说是毫不知情的。况且清朝是我国文字狱最盛的时代，它不仅从文学、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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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去控制人们，甚至礼仪、服饰、发辫都特别规定成一定的样式。明末清初时清朝统治者为了消除前朝影响，命令所有汉人剃发易服，反抗者格杀勿论。为了保护世代传承的文物衣冠，汉族人民于蛮族统治者斗争了37年之久，最终满族统治者获得胜利，而政策也越发的严苛。在统治者的高压下，民众变得白痴兮兮，愚不可及。流言便也

容易侵入他们的内心。没有人会对这些近在咫尺的危险保持沉默，于是能让大多数人安心的办法就是当面将嫌疑人打死，理性之流，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根本不值一提。

而地方官员对待这些叫魂案的态度无疑都是息事宁人，安抚民间恐慌，打压那些挑起事端，传播流言的人，并且尽全力的去禁止这些流言的传播。然而这些案件终究还是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促使各级官僚们纷纷展开对叫魂案的调查，对叫魂妖术的围追堵截，并且，从这些妖人的口中得知造成这场妖术恐慌的领头者在江南。于是乾隆下令追捕领头者，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牺牲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之后，才被迫因为破绽百出而叫停。但皇帝总是不甘认错的，于是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导致领头者依然逍遥法外，而借着这样的说辞，乾隆开始了一场针对各级官僚的清算，大部分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受到了降职、革职和流放的惩罚，但其中汉族官僚所受到的惩罚是最为严重的，这不仅体现了满汉有别，也是乾隆为自己所做的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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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书中原文："于是在1768年春季到秋季的大半年时间里，平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忙于追击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啧寝食难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凶险的政治阴谋，并不断发下谕旨命令全国各地清剿。结果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注：《叫魂》（孔飞力著），已由陈兼、刘昶译成中文，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希望能帮助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