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中国传统优良家风；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传承优良家风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

中国传统优良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正是始终以科学的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才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政策。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忘初心不忘本，继续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当前，弘扬良好家风，是打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衔接血脉的重要举措。传承和弘扬良好家风，就是要打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贯通的经脉，就是要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典范中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营养。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深远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象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俭、孝、善、礼、让、和”，经过现代社会的积淀、传承和弘扬，已形成家庭价值共识、社会共识和民族共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营养。

在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弘扬良好家风一如既往地重要。自古至今，《朱子治家格言》、唐代李世民为教育继承人编写了《帝范》、刘备在遗诏中训导刘禅“莫以恶小而为之，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仁服于人”的训诫，一直成为世代优良家风推崇的经典。传承优良家风，就是要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典范中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营养，从而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二、传承优良家风是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铺路石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理应成为传递正能量、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载体，因而传承和培育良好的家风显得尤为重要。家风连着民风，民风连着社风。好的家风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如果现代每个家庭都有着优良的家风，必然能形成一种优良的民风社风。家风不正的人，不会有大公无私的胸怀；家风不正的社会，也不会有健康良好的政风和民风。

当前“道德调节领域，存在以诚信缺失为主要表现的行为失范的突出问题……这类突出问题的要害在于底线失守，直接危及民生，危害人们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是当下人们最为关注、议论最多、最为不满的突出问题。”曾国藩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家族的曾氏家风更为后市瞻仰。他教育子女以仁义待人，不可轻慢师长，不许轻慢邻居，必须历尽磨难才能成大器。

优良家风对社会来说就是一种道德传播的力量。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认为，一个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家风，要包括几方面的内容：尊老爱幼的风尚、孝敬父母的风尚、勤俭持家的风尚、诚实守信的风尚以及勤奋好学的风尚。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培育社会文明风尚，必须引导人们传承优良传统家风，向往和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

三、传承优良家风是提升思想道德修养的立身之本

家风对一个人成长成才的环境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既能在思想道德上约束其成员，又能促使家庭成员在一种健康向上的氛围中不断健康发展。著名的《颜氏家训》、《孔子家语》，均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为核心思想，以修身做人为立身之本，以与人为善、勤俭持家作为基本美德；诸葛亮的《诫子书》中“静以修身，勤以养德”、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体现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发人深思，对后世影响深远。司马光则认为“欲治国者，必先齐其家。”他在《家范》中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收集了大量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一个民族要树立良好的风气，除了继承和发展，教育和引导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下一代的培养教育。现如今，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青少年教育愈发受重视。要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就需要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及个人多方面的协调和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家庭的家风教育。家长们作为青少年的第一任老师，必须严于律己，提高自身修养，树立良好家风，为青少年的成长作好榜样、营造良好环境。培育和践行良好家风，事实上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就是一种内心认同，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更有底气，才能更接地气。

四、传承优良家风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基础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认为，亿万家庭的家风，虽然各不相同，但总体上都很朴实，都是崇德明理的、向善向上的、讲求礼义的。弘扬和践行良好家风，打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血脉。只有全社会凝心聚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家风是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源头，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文化土壤。家风所提倡的正是当前我们要培育和弘扬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格。宣传良好家风，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良好风尚，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培育有良知的道德责任，提高道德践行能力。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题】传统文化与历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与培育/结合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G[文章编号]1006-6470(2003)05-0042-05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凝结和积淀而成的优秀成果，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与结晶。千百年来，它推动和支撑着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为人类文明史书写并增添了伟大而壮丽的篇章。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史发展到近代的杰作，也是代表和开辟了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在其逐步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及培育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即是对二者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历史审视和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得到弘扬和培育的过程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遭受屈辱和挫折的历史，也是一部书写抗争和求索的历史。中华民族在外来入侵中蒙受了巨大的痛苦与屈辱，也在反对外来侵略的艰难抗争中苦苦求索走出落后与衰败的出路，探寻实现民族复兴的契机。纵观近代以来种种救国救民、试图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努力，太平天国运动没能走出历史上农民起义归于失败的怪圈；封建地主阶级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也终告破产，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药方不能医治封建统治的痼疾；甚至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因其历史局限性而终归失败。在经过认真思索、反复比较和充分借鉴以后，马克思主义最终被中国先进阶级所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由此成为应答和解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进步问题的现实出路，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寻求实现伟大复兴这一精神诉求和精神期盼惟一可行的现实指向和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伟大民族精神的古老而现代的民族。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鲁迅先生称中华民族精神为“民魂”，并且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注解和概括。马克思主义首先代表了一种文化成果和文明结晶，因此，从文化层面与精神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及中华民族精神逐步交流、融合和实现整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由被融合和接纳到被改造和运用，再到被推进和发展，与中国文化发生了种种联系和持久的磨合，期间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弘扬

1.融会和接纳马克思主义彰显了宽容、自强的中华民族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转化的过程。它必须首先跨越的是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这道门坎，只有被中华民族文化所认同和接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有机契合，才能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在不断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是一个不断持续和发展的过程，只能始终都坚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保持其精神武器的作用长久发挥出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和宽广的眼界，才能更好地接纳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其中国化。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宽容和自强精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也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坚强奋斗精神。从厚德载物到民胞物与，从天人合一到包容万物，从协和万邦到和睦共处，从豁达宽厚到宽纳异己，从兼听则明到兼容并蓄，是中华民族宽容精神的鲜明体现。从修身自任到奋发有为，从勤勉进取到百折不挠，从刚强自律到励精图治，从勇猛顽强到舍生取义，从艰苦奋斗到坚韧不拔，是中华民族自强精神的生动写照。中华文化在宽容和吸纳中得到了丰富，中华民族在自强和奋斗中得到发展。远的不说，单在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之际，中华大地上开展的轰轰烈烈的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就体现了觉悟的中国人思想上的开放和精神上的宽容。在杂陈的中西文化中，以开放的态度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变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宝，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宽容精神和自强精神。

2.改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变革、求实的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改革、注重求实的民族，长期以来养成了勤勉务实且又善于变革进取的精神。古人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富有探索和改革精神的体现。“贵在力行，重在履事”、“循名责实，重效致用”、“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也是中华民族求实精神的写照。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经历过变法革新，而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也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变革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新的发展，但这种变革也必须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之上，无论对于变革的实践，还是对于变革的理论，这个要求都是最基本的。以学说形态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出其巨大的理论威力和指导作用，“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也即，必须构建起立足于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平台和实践平台。这就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合理改造并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实践之中。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巧妙地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智慧地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根据变化了的国情，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也同样发扬中华民族求实、变革的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创新，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程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不断变化的中国国情，脚踏实地地改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变革、求实精神不断弘扬的过程。

3.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书写了革故创新的中华民族精神

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勇于创新，追求创新的民族。革故创新的观念古已有之。《礼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杂卦》也载：“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它们所表露的都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除旧立新的精神。正是有这种不断进取和锐意创新的精神，才有了中华辉煌文化和灿烂文明，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繁衍发展。只是到了近代，清朝统治者为“康乾盛世”沾沾自喜、妄自尊大，过分沉湎和满足于“持盈保泰”而封闭保守、不思进取，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才被湮没，中国才止步不前以至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但是，在迷梦和危机中警醒的中华民族由此接受了教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又展现和发扬了革故创新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和顽冥的教条，它的创立本身和每一步成功发展都渗透和书写着继承与发展同在、革故与创新并举的精神。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继承者都曾予以明确提示。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列宁也告诫说，“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要永葆生机和活力，惟一的方法就是使自身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和推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弘扬中华民族革故创新精神的典范。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坚定地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把发展和创新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现，是弘扬中华民族创新精神而结出的伟大理论硕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综合变革过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为主体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根红线。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并将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得到不断弘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持。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二)中华民族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极大培育

流传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虽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突出的优点，但仍需随着时代的发展增添新鲜血液和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硕果，也是来自异域的优秀文化结晶。作为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交流与融和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了宽广的视野、崭新的境界和有益的思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弘扬和培育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塑造和锤炼中华民族精神的模具。以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民族精神为母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辩证方法论，结合丰富的中国化实践，在弘扬传统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对之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既具有传统优势，又增添时代特色，这不但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自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先锋队组织，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了坚定的实践者和执行者，形成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时代角色和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伴随的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来支持，同时又必然会产生和培育出伟大的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场伟大的事业又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锤炼和提升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和广阔的舞台，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搭建了时代平台和实践场所。革命战争年代，中国革命事业锻造和锤炼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红岩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伟大的中华民族革命精神得到新的锻造，转化并哺育了解放初期精神，后来又诞生了雷锋精神、60年代克服困难精神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精神。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在轰轰烈烈的建设大潮中，中华民族精神又得到新的弘扬和培育，产生了伟大的创业精神。对这种在新环境中培育的民族精神进行了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颂扬了大庆铁人精神、提出了“两弹一星”精神、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抗洪精神以及现代创业的“五种精神”等。

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合理结合，它没有中断中国文化传统，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华文化的延伸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拓宽了弘扬中华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道路，并从实践上提升了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境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炼与培育，其核心与内涵不断得到改造、充实和丰富，其精神与实质不断得到坚持、弘扬与发展。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被赋予新的生命和活力，成为结合着时代主题、立足于时代要求、把握了时代特征、切准了时代脉搏、弘扬了时代旋律、突出了时代特色和体现了时代价值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和民族精神传承的历史，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时期和任何一项其他事业能够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所走过的进程那样，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和有利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与培育的思想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丰富多彩的实践之中，与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其传播、应用和发展的过程已历八十多个年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步重大发展和每一次重大飞跃，都激起中华民族思想的大解放和民族精神的极大宏扬。1919年带来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思想的首次大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45年的，虽然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局部区域内思想运动，但却最终催生了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统一了全党思想，调动了全国人民投身革命洪流的积极性，指引着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澄清了人们的认识，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了强而有力的好头。此后，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都类似地带来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和全民族思想认识的大进步。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三个重大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理论成果既是遵循和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了中国丰富而变化的实际，是由实践中得来，又在实践中检验，最后上升为理论形态的智慧结晶。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生动的中国作风和卓越的中国气派。

作为思想体系，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能够反映和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分子和最广大群众实践经验和思想精华的科学理论体系，因而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从文化构成看，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从形成历程看，它们又是优秀中华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其形成以后，又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弘扬和不断培育提供了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刘少奇在评价思想时指出，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它“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5]这也就是说，思想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评价邓小平理论时也指出：“这一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6]而作为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同样是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凝聚全民族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它们在指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当中，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号召和指引中华民族高扬民族精神的伟大旗帜，开拓进取，奋力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三、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进程相结合

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是百年来处于落后之中的中华民族向往和追求复兴的不灭梦想。在经历短暂的彷徨与痛苦后，中华民族终于寻找到一条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经革命以及经过建设和改革的初步阶段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也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中华民族不但在理论上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都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不二法门和必然选择。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奋斗过程，甚至还会是一个充满挫折与坎坷的过程。

昂扬振奋的中华民族精神，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意志力、协同力和凝聚力，可以激发中华民族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有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实现其理想和目标，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极其强大的精神支持和精神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和精神前提，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是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什么时候民族精神得到了弘扬和培育，民族复兴的步伐就可以加快。而当民族精神萎靡，民魂不振之时，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就异常缓慢，甚至倒退。一旦失去了由民族精神提供的伟大精神动力，民族复兴就显得十分渺茫，甚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两者的最终目的是毫无二致的。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不断的弘扬和培育。而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得到不断推进和顺利发展，两者在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上也是并行不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关键也是要在继承和坚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崭新时代内涵和富有时代气息的蓬勃向上的中华民族精神。这说明，指导两者发展的思想路线也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强领路人和伟大的实践者。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是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和优秀典范。这意味着，两者在领导力量上也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如果脱离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扬，那么，这个进程必定因遭遇挫折和凶险而受阻，而民族精神本身也根本不可能得到培育和创新。与此同时，如果失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培育也会失去栖身之所和寓身之地。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进程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坚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不但对二者都有裨益，而且也是二者的共同的、相互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118—11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43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81.

[4]列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62.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一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

主流文学是中国的文学史家们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弘扬主旋律”则是江泽民同志关于我国文化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最早见于他1994年1月24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弘扬主旋律”文学即是这一重要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学现象，其理论研究均属于鉴赏美学的范畴，二者的内在本质均侧重在要求文学应符合读者鉴赏的政治理想，从而能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构成某种共同的趋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流”或“主旋律”。

主流，即干流，主流文学比喻的是中国文学发展一以贯之的主要线索与主要方面。这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主要不在于艺术的形式，而应是由作品的内容所决定。从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构成中国主流文学的内容要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经世致用、美善相兼、言志载道、爱国主义等，都是主流文学不可缺少的主题思想。概言之，尊用则是主流文学最为基本的情感内核。而且，这一情感内核自文学的诞生之初就表现出来了。《汉书·艺文志》称：“古之王者，也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里的所谓“记言”“记事”，实际上即是指广义的散文，实用的目的十分明显。再往后的各个时代，强调文学尊用的线索就一直没有间断，虽然具体口号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精神则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主流文学中的尊用还表现出以下两点特色：一是以“善”为文学之大用。尽管文学都讲究真善美的统一，但从东西方的鉴赏传统来看，西方是重在美与真的结合，我国则注重美与善的统一，而且又以善为最先。在汉代学者许慎那里，“美与善同意”；在孔子看来，尽善才能尽美。二是异常浓郁的爱家爱国的情感，不论是抵御外国侵略、希望祖国统一，还是言志明道等各种变法图强的具有政治教化作用的主流文学都可以归结到这种情感上来。

主旋律文学，意指在所有文学中标志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有主导作用的方面，它就像一台成功的多声部音乐演唱或演奏会，要求有某一声部所唱或所奏贯穿始终，使其成为主要曲调。“弘扬主旋律”就是要求强化这样的主要曲调，使乐曲的主题更加显豁突出，真正发挥纲领性和主导性的作用。

“弘扬主旋律”文学，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文学应当继续发扬中国主流文学尊用崇善的品格，能够“匡世济时”、“有补于世”或“为世所用”；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文学能够与时俱进，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还要求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能够协调发展。“弘扬主旋律”，意味着其他声部只能起润色、丰富、烘托与补充的作用，或者说非主旋律文学的发展应当自觉地与主旋律文学相呼应。

在现阶段，“主旋律”的具体思想内涵，用江泽民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1]（第198页）他同时强调，“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支持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的生产”[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近十年来的文学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主旋律的精品。如《壶口瀑布》、《青山魂》、《祖槐》、《落泪是金》、《西部的倾诉》、《智慧风暴》、《日出东方》、《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生死抉择》、《车间主任》、《苍山如海》、《大法官》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主旋律，讴歌了社会主义的新人新生活，也荡涤了前进中的污泥浊水，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

主流文学与“弘扬主旋律”文学虽同属鉴赏美学的范畴，但二者立论的逻辑起点并不一样。主流文学是文学史家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揭示，是中国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成果。“弘扬主旋律”文学的逻辑起点则不是从已有作品出发，而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顺应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从中国主流文学受到启示后的一种民族自觉，执政党的自觉和读者意识的自觉。

从中国主流文学到“弘扬主旋律”文学，是人们的认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也是人们从实践中归纳总结，然后又将正确的理论自觉地指导实践的一种演绎。

将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放在一起比较研究，其目的在于：一方面，由于中国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确实存在着相同的内在要求，因而就有必要对过去主流文学的形成作出清晰和准确的分析；另一方面，如何“弘扬主旋律”文学，我们又得从过去的主流文学那里吸取有益的经验。“弘扬主旋律”文学，仅仅依靠政策手段去实施显然不够。不论是何种文学，它必须为人鉴赏才能具有价值，从中国文学鉴赏史的角度来审视主流文学的特征与发展，研究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的内在联系与规律，进而达到推动主旋律文学的健康发展，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文学尊用崇善主流思想之形成

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之所以具有可比性，即在于两者在审美理想上的趋同性，并逐步形成了以尊用崇善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思想，并贯穿中国古今文学。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并非偶然，也并非是作者或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所致，而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决定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其经济基础是以家庭农业经济形态为主的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老百姓都是一家一户地被固定在土地上，以独立经营土地耕作的锁闭性为其特征。正如《史记·货殖列传序》所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与西方奴隶制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和中世纪城市商品经济的形成相比，其区别十分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学者提出：“根子在于我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强固结合，由此而形成的家庭农业经济形态，构成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顽强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细胞。”[2]（第16页）但这还只是从形式上来看的，深层的原因应是与中国古人传统的文化理念有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其中心内容是关于如何“成人”和如何“齐家”的学问。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即在于人具有道德，这是人的本质。如何使人具有道德呢？这就是“如何成人”的问题。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兴于德，立于礼，成于乐”[3]。至于“成人”的标准，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像孟公绰一样，要能够清心寡欲[4]。寡欲，就是要克己，要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视富贵如浮云，视金钱如粪土。这与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享受、追求幸福，反对教会宣示的禁欲主义恰恰相反。在这样的道德规范下，显然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在儒家经典中，还有不少内容是讲如何“齐家”的。家庭是人类美好天性的摇篮，为孔子等人特别看重。《大学》主张：“治国必先齐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的统一关系。如何“齐家”？儒家认为，仁爱是家庭生活的思想基础，孝悌礼仪是组织家庭关系的具体内容，并制定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整套家庭伦理，它培养的是“顾家”、“守家”、“爱家”的仁爱之子，以“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为荣，家庭是人们的生处，也是人们的死所。在这种牢固的宗法家庭母体里，要想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极其不易。

政治的集中体现是国家。中国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也无不与中国古人特殊的家庭伦理联系在一起，以致于王权与族权、国与家合二为一。《左传·恒公二年》有云：“天子建国，诸候立家。”这里的“家”又是另一种含义，它实为宗族与政权的统一组织形式，真实地反映出“家”与“国”有一种层级组合关系，即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此后，随着中国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形成，以及从宋开始盛行的家谱制，家庭、家族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家庭”也便逐渐地演化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的最小单位，或者说，中国封建国家也正是有意识地借用了不少家庭、家族的伦理规范来协调和维系政治统治。

概括而言，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特征主要包括：一方面，“家”自一开始就有另一种含义，它是比“国”要小的一种政体形式；另一方面，“家”即使从政体形式中分离出来，单纯成为区别人们血缘亲属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之后，家与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紧密联系。譬如，以家庭、家族一整套“亲亲”、“尊尊”的礼教规范来治理国家，将社会阶级关系“血亲化”，将“人伦”关系植入政治统治中，统治者以“民之父母”自居，老百姓也习惯于将其称为“父母官”，等等。可以认为，国家是小家庭的放大；同样，小家庭又可看作为国家的缩影。这种家国一体的对应关系，我们还可从很多地方看得出来，如族田——官田、族规——王法、祠堂——衙门、家（私）塾——官（公）学、家丁——军队，等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

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与政治是什么，也不是全面论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对社会的推动关系，而是要探求它对中国主流文学及当下主旋律文学的影响。

秦晖指出，“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集中代表了中国独特文化并自古传承下来的宗族血缘纽带，因而传统乡村又被认为是家族本位的（并以此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个人本位）”，这一种“在文化形态上讲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本位，把它视为区别于异文化的中国特征，并用它来作为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主要基础，则是很可质疑的”[5]。不从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仅从社会的一些特殊现象去解释历史与现实及其发展，固然大可质疑，但中国独特的文化的确存在，它直接影响了中国主流文学的形成，并为“弘扬主旋律”文学的提出张本，这则是不能怀疑的。显然，中国人特有的家庭观念与国家观念，导致了与西方其它民族不同的社会意识。国家的“家庭化”或“血亲化”，以及家庭自然经济的锁闭性和以一夫一妻制、宗法制为内涵的家庭秩序的稳定性，使得中国民众彼此异常亲和向善，视爱国如爱家，国破就是家亡，国兴就是家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众的“大一统”、“大团结”的思想就特别根深蒂固；“一呼百应”、“一心同功”、“一心一腹”、“一心同归”、“一心一力”、“一心一意”、“一唱百和”等，此中真意，可能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统一，“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牢不可破的道德准则。因而，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实际与实益，以及对人自身内在道德价值的探求，人与人的关系多尊用，多崇善，少审美。所以说，尊用崇善是中华民族的最为基本的情感内核或审美模式。

这种尊用崇善思想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十分突出。从孔子对《诗经》的三字精典评价“诗无邪”，曹丕将文学当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学是引导人们前进的灯火”，直至江泽民“弘扬主旋律”文学的提出，正是主流文学形成与古今贯通的理论线索。德国著名哲人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指出：“中国只有家庭，只有团体，没有个人，没有个性。”[6]（第135页）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文学自一开始就那样强烈地关注人的道德，主张修身养性、尊用崇善，并将仁德、正义、宽容、义务、至诚、忠君、中庸、贡献之类纳入此一认识中，以致于成为一以贯之的主流或主旋律，它与侧重以摹仿自然、探求外在世界为发端的西方文学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径。

三发扬优秀传统“弘扬主旋律”文学

中国主流文学尊用崇善的人文传统，应该说它对中国文学始终能保持自己正确的方向，使它不致于陷于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的泥坑，特别是对我们今天如何“弘扬主旋律”文学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弘扬主旋律”文学在有些作家和理论家那里还存有思想障碍，甚至还有人将它视为“左”而不屑一顾。譬如作为“弘扬主旋律”的重要项目“五个一工程”，理论界基本上没有纳入研究视野，这在高校似乎又更为突出。

为何要“弘扬主旋律”文学？如何“弘扬主旋律”文学？我以为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认识上的问题：

1、认真总结与研究中国主流文学的成功经验，以及它之所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它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是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物质文明建设如火如荼，而文学的发展——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支却总是显得捉襟见肘、羞羞答答。甚至不少作家在“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文化失落”的“时弊”中迷失自己。或者热衷于标新立异，以提出什么“主义”、什么“流派”为时髦，理想式微，崇拜技术，不仅将中国主流文学的优秀传统束之高阁，而且对“弘扬主旋律”文学更是漠然；或者借口“多样化”鼓吹当代文学的“无主题变奏”，不要“指挥”，也不要“主旋律”。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但也毋庸讳言，主流文学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资借鉴的有益的经验，同时，传统的中国社会将阶级关系“血亲化”，将“人伦”关系植入政治统治中，则禁锢了我们先人的民主意识，也为文学乃至文化的专制留下基因。虽然，21世纪的今天，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但我们仍需提高警惕。

2、要使广大作家、理论家从根本上真正认清“弘扬主旋律”文学的历史继承性，它应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愿望的政治优势。德国诗人歌德也曾不无赞叹地指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7]（第112页）。千百年来，我们的大多数文学作家们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了这种共同趋势，从而使文学成为引导国民前进的灯火。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文学更是遵循社会主义的方向，使文学真正成为团结人、教育人、鼓舞人的有力武器，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社会主义精神与共产主义理想的时代楷模。从当年的雷锋、王杰、焦裕禄、欧阳海、王进喜，到当今的张海迪、孔繁森、张鸣歧、王启人、罗健夫、陈金水、徐虎、李国安、李素丽、赵雪芳、王廷江、谭彦、徐洪刚、张金泉、吴天祥等，他们就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英雄，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团结奋斗、敌忾同仇、坚不可摧的奥妙之一。

3、显而易见，“弘扬主旋律”并非要求文学趣味的一家独鸣。所以，江泽民同志又多次强调“使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满地统一起来”[8]（第201页）。而且，他还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我们提倡唱进行曲，从音乐上来讲，它是有战斗力的，但也不能不让在军队里边唱些健康的抒情歌曲。有一首歌叫《军港之夜》，我看是首好歌，不能把它看作是靡靡之音。我们总不能一天到晚唱队列歌曲，休息的时候也不让唱唱《军港之夜》。应该既有战斗的歌曲，也有抒情的音乐。战士休息的时候，唱点健康的抒情歌曲没有坏处。[9]这已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好像太神经过敏，一提“弘扬主旋律”就与“假、大、空”或者与过去的所谓“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简单等同起来，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据我所知，学者们一般也不愿意涉足此一领域，以免招来浅薄或“左”的揶揄。当然，过去“左”的教训不能忘记，但反过来，我们如果又因噎废食，明知连外人都很羡慕的中国人的优势，我们却总是理不直、气不壮，这不也是一种悲哀？

4、江泽民同志提出“弘扬主旋律”，其比喻意义意味深长。一则说明社会主义文学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则说明文学完全可以“百花齐放”，但也必须要有大量的占有明显优势的具有社会主义政治主题的作品形成主导。同时，他还要求通过党和政府来加以主动推动，这不仅是我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大创举，也是我党第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贡献。正如董学文所说，江泽民同志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对‘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重大发展”[10]。

5、应特别指出的是，“提倡多样化”作为“弘扬主旋律”的补充，主要是指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与题材大小的多样化，而绝不是思想主题的多元化。我们发现，“多样化”与“多元化”在很多批评家那里常常混为一谈。甚至有人口口声声以捍卫“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似乎他才是最主张要“弘扬主旋律”的，最具有历史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打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旗号，极力鼓吹所谓社会主义文学的多样化不应只是指形式、风格，而且还要包括内容、题材、主题等，并认为“文学观念、美学思想、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以及艺术理论的‘多元化’……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显然，文学观念、美学思想、创作方法等的多元化必然将在作品中反映出来，这实际上是要摆脱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一元论”政治标准。我们有责任予以澄清。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C].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

[2]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孔子.论语·泰伯[M].

[4]孔子.论语·宪问十四[M].

[5]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J].社会学研究，1998，(5).

[6]杨深.走出东方[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7]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8]江泽民.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A].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C].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