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伦理学的核心思想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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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伦理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
中医药文化生态是中医药文化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是由置身于中医学体系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中医药文化共同构成的宏观文化体系,它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文化环境。
1研究现状
1.1成就
中医药文化生态思想古已有之。先秦和汉代有关著作中就已涉及到中医生态医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及发病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人体阴阳说”、“人体五行说”和“自然诊治”、“养生保健”等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如《黄帝内经》将人的生命活动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来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它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陶功定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外,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卢焯明、陈诗慧、梁兆科等学者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近年来,刘典恩教授则从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价值基础、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识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树立文化生态理念,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1.2不足
历代学者在医学文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毋庸讳言的是,其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有:①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只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缺乏特定区域间的比较和整体性考察;②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生态属性进行考察。③研究方法局限,未能及时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进方法,缺乏对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和分析,研究总体呈离散型。
2核心价值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闽台中医药文化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闽台医史医家、流派演变、学术特点与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加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可以把握闽台中医药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闽台中医药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健康文化心理结构。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对于沟通两岸医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既具备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属性,又具有闽台的民俗性特征,体现了闽台中医药发展同出一源的历史渊源。生态环境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对认识闽台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编著闽台医学史、医林人物传记、各家学说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基本内涵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在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组成的生态体,同时也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应和谐统一。中医学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模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天即天文气象,地即地质地理,皆为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变化对人的健康和发病起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剧烈异常变化往往是导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闽台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它传承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文化的不断交融、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闽台地域特征。
3.1闽台中医药文化特征
闽台人民所推崇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健康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生态。它以中医药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对健康认识的理念,其特征自然首先表现在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要素上,即以人的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指标的民族性特征上,并且形成了以民间风俗、、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这些健康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从历史进程来看,闽台的主要居民都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迁移的汉人,并以之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在其开发进程中,首先表现为宋代之前大量的中原移民涌人福建,植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实现当时福建社会跳跃式发展。宋代以后福建在经济、文化、医药、海外经贸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又大规模地迁入台湾,开发台湾,于是形成了当前台湾民众80?的祖籍都在福建的血缘关系。在此迁移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就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传人台湾,受到了闽台人民的认可,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健康理念的精神纽带,以及行为模式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密切的医缘与药缘的文化生态关系。
3.2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内容与目标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研究以历代相关文献为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从事闽台中医药文化传布的传统性、地域性、宗教性、民俗性的特征考察。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2.1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来阐述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汉唐以来,福建、台湾一带文化逐渐昌盛,名医辈出,东汉建安时期的“杏林始祖”董奉、宋代建阳人“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著名医家,都为闽台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繁衍和保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3.2.2从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来阐述自然诊治与现代生态伦理在思想上契合的一致性。对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角度,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学实践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3.2.3从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两方面阐述台湾、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六个文化分区的中医药文化生态状况;从中医药文化生态问题的成因,维护闽台中医药文化平衡的可能路径等方面,进行中医生态医学的研究,将传统“三因制宜”治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丰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涵。
本研究从中医药文化和生态医学相结合的层面,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达到在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进一步弘扬闽台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闽台中医生态医学体系的建立。
3.3研究关键与创新
本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
3.3.1闽台中医药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地域性差别,及由此归纳出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生态特征。
3.3.2民俗材料的分析、疾病类别的选择和药物来源的考察,涉及到民族、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3.3.3如何透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客观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综合论述,阐述生态地理因素对闽台中医药文化及中医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实收集、整理、研究现有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社会生态环境,从生态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生态伦理思想福建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区的生态状况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发展趋势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药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实现海峡西岸文化复兴的梦想,呼唤着闽台中医药原生态文化的真正复兴。
闽台中医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而闽台中医药文化更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又是心理的、文化的。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于增强大陆的吸收力、聚集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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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伦理学的核心思想范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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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医精诚”这句几千年来中国医家的铭训,体现了华夏医道中诚信与医术并重的亘古真理。然而,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医疗体制的改变,如今的医疗诚信,正处在一个历史嬗变时期,医疗业工作者已不能像千百年前虔诚遵循孔子“医乃仁术”的儒家思想一样,根据内心的伦理和心境毫不费力地做出为大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医疗业的现状使功利性和道义性标准都有其合理性,使得医疗业从业人员陷入道德选择的迷惘和价值取向的紊乱。医疗、药品行业的诚信问题日益凸显,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显示出了惊人的破坏性。近年来,医疗、药品行业各类频频震撼全国的危害患者、消费者生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事件、案件,将医疗业的诚信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患者与医生、医院和药品厂商之间的信任空前脆弱。种种现状都将全面审视医疗诚信内涵外延、整合医疗诚信体系的探索赋予了紧迫性和重要性的双重特征,诚信这一关键词在以人为本的思潮下作为患者维护生命安全的保障,无疑是当前构筑医药经济文化的核心。
诚信作为医疗道德和医学伦理的核心,经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层层濡染,早已形成其深刻的外延和丰富的内涵,深深烙印在医药人甚至大众的文化骨髓中,其影响是挥之不去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又撼动着传统医疗诚信的内涵,冲击着医疗诚信的外延。在此背景下,医生、医院、医药企业这三大医疗诚信的主体被赋予了新的特点,面临新的信用、要求和挑战。因此,追溯传统文化,综观现实背景,对医疗诚信的内涵外延进行全面的解读与剖析,可为系统地整合与解决当前医疗诚信缺失现状服务,以期为改善医疗诚信现状尽绵薄之力。
1医疗诚信内涵外延之传统文化溯源
“医儒同道”这一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特点,使得医疗道德体系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医疗诚信作为医疗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和鲜明的传统价值要求。
1.1传统医疗诚信观之“知与不知”儒家“医乃仁术”的思想对医疗诚信内涵方面的解释体现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要求医生以人的生命为重。其诚信是以患者“无伤”为原则下的诚信。现今医生因不明病因让患者做套餐检查,滥用抗生素;部分医院为敛财号称能根治红斑狼疮、牛皮癣等疑难杂症恰是不知以为知的表现。清代名医程国彭的话对医疗诚信的内涵做了很好的诠释:“病不识时莫强认,谦逊退位让贤能,务俾他人全性命,不知为不知,亦为良医也”[1]。如果不能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如果坚持一己之见,甚至固步自封自吹自擂包治百病,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贻误病机,使可治之症转化为危笃,甚至转化为不可治之症。
在儒家文化和以著名医家的思想为主的医学伦理以外,各少数民族医学对医疗诚信的内涵也有着不约而同或截然不同的解释。如以《四部医典》为经典代表的藏医学里就有对医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相似论述,认为如果确实经过努力,仍感到不能诊断或治疗的疾病,要及时另请高明,“决不能顾及自己的名誉而拖延时间,贻误病情”[2];遵守“经医生诊断,如与病人的怀疑相符时,可以明确告诉所患的疾病;如与病人的怀疑不相符时,口头上伪称所患的疾病与病人所说的相同,但在实际治疗中要按实际所患的疾病治疗”的准则,视此一分为二的做法为医疗诚信。
1.2传统医疗诚信观之“义与利”传统医疗诚信是重义轻利的诚信,以收取报酬为耻。三国的董奉不仅不收取报酬,还自己栽杏换粮以赈济患者;唐代孙思邈谓:“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务”,决不可“啬术以自贵,挟技以邀财”;北宋庞安时对“病人持金帛来谢”而坚辞不受,其人“轻财如粪土,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亲自为病人熬粥煎药,躬身护理。明代李时珍“千里救药于门,立活不取值”[4],皆以信义为本,而拒收回报,坚守清贫,这就与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价值观相悖,尤其于医生是高收入职业的现代观点剧烈冲突。
1.3传统医疗诚信观之“大医与小我”孙思邈的《论大医精诚》中认为“大医”治病,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对待病人要“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3]。可见孙思邈提倡的医疗诚信,是通过医者的自我牺牲、一心奉献为前提实现的,医圣的诚信观在千百年来被长久奉为圣言而为我国传统医疗诚信经典内涵的代表。而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党在这一传统医德的信条下构建起的医疗卫生体系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尽皆知的“白求恩精神”也是这一传统医疗诚信观的表现。
追溯医疗诚信内涵的传统文化渊源,可以发现受阶级性和时代条件的制约,有些对医生的要求过于苛刻,难以实现,但不能淹没的是闪烁其中的瑰丽医学的医学道德的光辉,但从伦理及心理的角度看,也是具有很多值得沿用的合理内核的。
2医疗诚信内涵外延之现代剖析
医疗诚信按照诚信的主体可大致分为三类:医生诚信、医院诚信、医药诚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由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医疗卫生事业由原来的纯福利性质向半福利半经营性质过渡,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制度为医疗保险所取代,药品商、医疗器械商的利益渗入和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使得医疗诚信正面临现代意义的内涵和外延的转变。
2.1医生诚信的内涵外延
诚信是一个具有双重指向性的道德范畴,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通常仅强调主体即应具有的内在品德和行为规范,保证医疗质量作为医生诚信的最根本信用标准,是医生诚信的首要内涵。围绕这一内涵,医生诚信的基本伦理要求如下。
2.1.1平等待患,保证医疗服务公平性
由于
2.1.2慎独守诺,维护患者的医疗隐私权
保守医疗秘密是医生必备的职业素养,是医患诚信合作的重要条件,其在法律层面上是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要求,在伦理层面上是医患诚信的重要体现。儒家医德的核心是“爱人、行善、慎独”[6]六字中的“慎独”即强调了保守医疗秘密的重要性,1968年世界医学会修订的《日内瓦宣言》也明确提出了医疗保密,我国卫生部也在颁布的《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和实施办法》中规定了医疗保密的内容。
2.1.3耐心说明,增强医疗信息透明度
由于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典型的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5],即当事一方因为信息获取上的阻滞性原因而无法清楚地把握信息中的全部内容,从而不能真实地把握问题的全部情况;而另外一方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能够全面地拥有信息,从而可能真实地把握问题的全部状况。患者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不知道诊断依据,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检查,不知道用什么药最好,不知道痊愈的标准,而这些医生都是知道的。因此在这种信息非对称条件下恪守诚信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医生利用信息优势欺骗患者就会产生严重失衡,因此医生应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真实地把情况告诉患者。
2.1.4以诚相待,尊重患者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informedconsent)是指为病人提供其做出医疗决定所必需的足够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由病人做出承诺。这一要求使医生从医学家长主义的窠臼中走出来,在医疗活动中“以病人为中心”,不仅要做自己认为对病人最有利的事,而且要考虑病人的优先权和选择权,体现了医患之间以诚相待的核心。
2.2医院诚信的内涵外延
医院作为给广大医疗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窗口行业,是和社会接触最广泛、最具开放性的机构。因此医院作为诚信主体肩负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医院诚信的内涵特征是在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的,以契约为基础的、完全考虑患者利益的诚信。
2.2.1医院诚信以信息非对称为客观条件
前文中所述的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信息非对称一样,医院与患者间同样是信息非对称的。患者不知道挂号契约的内涵中,究竟医院有哪些责任和义务,而这些信息都是包含在医院主体的规范和条例中的。因此,医院诚信要求院方必须与患者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告诉患者为什么要做这样那样的检查,告诉患者选择门诊或住院治疗的原因及必要性,告诉患者如何回避医疗风险等,由患者自主地进行选择,如此才能实现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医院诚信。
2.2.2医院诚信以完全考虑患者利益为指标
由于患者的经济利益和医院的经济利益在一定条件下是相冲突的,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主体医院而言,必须做出适当舍弃自身利益而最大化患者利益的道德选择,需要完全从患者的利益出发才符合真正的医院诚信,这是诚信道德的较高境界。
2.2.3医院诚信以契约为基础
挂号后,医院就与病人形成了有别于一般商务合同的特殊契约关系,包括医院提供硬件设施和医疗技术水平、综合服务能力;公开、合理的收费标准和行为;认真履行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职责等。在这种不对称契约关系下,医院没有选择权,必须承担自动界定的契约责任和义务。医院诚信以这种契约为基础,诚信行为既是规章、法律的要求,又是道德的自律,医院诚信要求更高层次地认识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3医药诚信的内涵外延
医药诚信中,中西药都必须满足的内涵特征有客观说明药物疗效,辨证论治和细化服务。具体说来,包括药械产销诚信和药械质量诚信两大类。药械产销的诚信和市场诚信密切相关,涉及到药械价格的诚信,避免使患者支付额外费用如回扣等打乱市场健康秩序的现象。药械质量诚信又分药品质量诚信和器械质量诚信,主要体现在中药材质量的诚信问题上,中药材由于其原材料特殊性而使其质量诚信问题尤为突出。
医药伦理学的核心思想范文
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中国传统医学;医学伦理观;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
1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房事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1]杨士孝注.二十六史医家传记新注[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56.
[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6,240,326.
[3]杨鑫辉.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的科学性[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5(2):123.
[4]范永升.金匮要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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