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的属性范文

关键词：校企合作影响因素；二维分类；非变化因素；变化因素

作者简介：傅新民（1962-），男，湖南津市人，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湖南省教育科学校企合作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基地专项课题“湖南省其他地区与长株潭地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比较研究”（编号：XJK014BJD034），主持人：杨文明。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5）09-0026-04

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但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开展得并不顺畅。对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人们从多种角度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多角度的研究为克服校企合作的障碍、促进校企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这些研究中包括对影响因素分类的专门研究或在论述中涉及到影响因素的分类。各种分类都有其各自的意义，分类可以是多维的，也可以是二维的。本文力图归纳梳理现有研究中的二维分类，并根据我们的研究需要，提出另一种二维分类。即在省域内影响校企合作的因素是否随市州地区的变化而变化，将影响因素分为不随地区变化的因素（简称非变化因素）和随地区变化的因素（简称变化因素）。

一、主要的二维分类

（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作为合作双方的学校与企业，校企自身的属性、特征及校企间的相互作用属于内部因素；除此之外的因素皆为外部因素。

1.内部因素。（1）学校自身因素：学校对校企合作的认知，学校投入校企合作的力度（包括成本投入和努力程度），学校校企合作的基础，学校服务行业企业的能力以及学生规模、专业设置和专业性质、学校发展阶段等等。（2）企业自身因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对适切性人才的需求、企业技术改进和产品研发的需要、企业的性质和规模、企业文化特征、企业的顾忌等等。（3）校企相互作用因素：一次性或短时间内的合作，或许校企双方关键人物的个人感情起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长期、持续的校企合作需要有效的合作机制予以保障，校企合作机制主要包括驱动机制、沟通机制、分配机制[1]。驱动机制是促使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人才、进行技术创新、提升社会声誉等的动力源；沟通机制力求使学校和企业互通信息、形成共识、畅通情感，是顺利开展校企合作的剂；若合作的成果产生了经济效益（如共同研发了新产品、获得了市场认可的专利），则合理的分配机制能够避免可能产生的利益纷争，使彼此得到应得的利益。

2.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经济环境（含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管理体制，行业组织等。社会文化环境主要由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人口规模与地理分布等因素构成；科学技术环境是指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技术手段的应用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作用；经济环境是社会经济条件及其运行状况、发展趋势、产业结构、交通运输、资源等情况；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如《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关于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指导意见》（常州市教育局等八局）、常德市产学研结合创新网等；管理体制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教育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等；行业组织是行业自律的践行者，是行业成员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是行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者和协调者。

（二）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宏观和微观一是具有方法论意义，宏观着力于整体的、系统的视角，微观着力于局部的、元素的视角；二是具有论及范围的意义，某一范围之内的属于微观，涵盖此范围的属于宏观。如：讨论湖南省校企合作时，湖南省域及以上地域（全省、中南地区、中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全国等）属于宏观，各市州地域、各院校等属于微观；讨论长株潭地域校企合作时，长株潭及以上地域（长株潭地域、全省、全国等）属于宏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各院校等属于微观；讨论常德市校企合作时，常德市域及以上地域（全市、湘西北、全省、全国等）属于宏观，各县区（市）、各院校等属于微观；讨论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时，学校及以上范围（全校、全市、全省、全国等）属于宏观，各系各专业属于微观。

1.宏观因素。就湖南省而言，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有关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布局及结构、文化传统等等属于宏观因素。但是，并不一定湖南省或以湖南省名义所做的涉及校企合作的所有事情都是宏观因素，如果某位领导人出于个人偏好或情感对某所学校的支持，由于不是着眼于整体和系统，当不属于宏观因素。就长株潭而言，除开全省、全国性的宏观因素外，湖南省政府提出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城市群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规划、便利的交通条件、众多的产值在百亿元以上的龙头骨干企业、相近的方言和习俗等等属于宏观因素。就常德市而言，除开全省、全国性的因素外，常德市与全省全国同质的相应因素（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布局及结构、文化传统、教育发展规划）以及常德职业培训教育集团、常德市产学研结合创新网等等属于宏观因素。

2.微观因素。就全国而言，各省（含直辖市、自治区）与全国同质的相应因素，如法规政策、管理体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方式、文化传统以及各省独特的条件、举措和各院校、各企业等属于微观因素。就湖南省而言，各市州与全省同质的相应因素以及各市州独特的条件、举措和各院校、各企业等属于微观因素。就某所学校而言，学校章程、规章、全校性的举措等属于宏观因素，但若学校或以学校名义不从学校大局出发，只因为某种原因而迁就某个院系的做法，不属于宏观因素。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各专业校企合作计划、各院系规章和举措等属于微观因素。

（三）必要性因素和支撑性因素

校企合作长期持久地开展涉及多种因素，其中有些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而有些因素的缺失，对校企合作是否开展不具备决定性作用，主要是影响合作的成效。前一类可称之为必要性因素，后一类可称之为支撑性因素。在学校以及校企合作发展的不同阶段，必要性因素和支撑性因素可能会发生转化，比如初级阶段的某一支撑性因素，到了高级阶段时可以变为必要性因素。如初级阶段，法规政策属于支撑性因素，当全国、全省的校企合作水平达到较高级的阶段时，法规政策就成为了维持高水平校企合作的必要性因素。

1.必要性因素。从学校的角度看，主要包括：①关于校企合作的意义、内涵等的理性认识是校企合作得以开展的思想基础。否则，校企合作或流于形式甚或徒有虚名，或感性随意，或只顾眼前，或行为单一（顶岗实习）。②学校、院系对于有关行业企业的了解是甄选、寻求合作企业的必要信息。③校企合作的专设机构或专门工作人员是学校校企合作工作得以延续和日常事务得以及时处理的保证。④校企合作的专项经费或适当的物质提供是校企合作必不可少的开支。

从企业角度看，主要包括：①企业认识到并愿意承担职业教育实习实训的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企业，其责任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的“天然”责任外，还有诸如保护环境、促进文化教育、发展慈善事业、保障职工健康等社会责任。现实中不是所有企业都理性地认识到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那些愿意承担、已经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企业可以称之为好的企业，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可以称之为不良企业。对于不良企业只有在居于自身眼前利益考虑，才可能借校企合作之机、假校企合作之名，一时性地进行所谓的校企合作。②基于校企互赢的合作动机。诸如解决用工荒等着眼于企业眼前考量的短视动机，达不到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起码要求，学校有过这样的体验后会主动放弃这样的合作。③企业具备校企合作的基础条件，如能够满足学生实习的工位和实习指导教师（师傅）。

2.支撑性因素。一切有利于校企合作的开展、能够提高校企合作成效的方法、举措和环境，都属于支撑性因素。例如：①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国家层面关于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散见于《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劳动法》等中。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制定了校企合作的专项法规，如《山东省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技工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件》等[2]。②国家和地方政策措施。国家层面有关校企合作的政策，如《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关于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等。地方政策措施，如上海市《关于本市推进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工作的意见》、江苏省常州市《关于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指导意见》、湖南省常德市产学研结合创新网等。③政府建立的校企合作协调机构以及企业建立的有关校企合作工作机构，如医院的科教科等。④行业组织对于校企合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⑤学校制订的有关校企合作奖惩措施。⑥社会重视职业教育的氛围等等。

（四）现实性因素和期望性因素

校企合作的现实性因素指已经客观存在的影响校企合作的各种因素。期望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已经存在，但不尽人意有待改善的因素。如我国现行的涉及到校企合作的法律《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校企合作法律法规比较，系统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不足，有必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以规范和推动校企合作的开展。

二是当下不存在，但为了促进校企合作的顺畅和持续发展，在借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有望形成的各种措施。如各地方政府依据地方特点，制订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更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及校企合作实施细则。目前全国有的地方政府（如宁波市、深圳市等）已出台了校企合作法规、实施细则，但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校企合作工作力度还不及这些地方。再如学校可以收集所有合作企业的信息，编写《校企合作企业介绍汇编》[3]。由此让学生在入学之初就对将来可能实习、就业的企业情况、企业文化有所了解，增强学生专业学习的动力。

二、非变化因素和变化因素

就全国范围而言，变化因素和非变化因素可根据影响校企合作的因素是否随省域的变化而变化来划分。就省域范围而言，变化因素和非变化因素可根据影响校企合作的因素是否随市州（或其它同级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化来划分。变化和非变化具有时间的相对性，如果对时间不做限制，任何因素都是变化的。只不过有的因素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间节点（如某项法律的出台或修订），有的因素没有时间节点而是时间的累计效应；有的随时间变化缓慢，有的随时间变化较快。

结合我们的研究需要，我们将着重分析探讨湖南省范围内，影响校企合作的因素中，哪些是不随市州变化的因素（非变化因素），哪些是随市州变化的因素（变化因素）。并且，我们的比较是在同一时间截面，这样在讨论校企合作影响因素时就可以不考虑时间维度。

影响校企合作的因素繁多（有的影响直接些，有的影响间接些），我们侧重分析影响因素中各种文献上提及较多的几种因素，是否随市州变化。

（一）法律法规政策措施

必要说明的是，下文提到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均系与职业教育有关。

1.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国家法律法规适应于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地方（除非有特别说明），别说市州，省、直辖市、自治区也一样，即具有普适性。所以国家法律法规属于非变化因素。而国家政策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全国通用的政策，属于非变化因素；但对于地方针对性的政策，如果涵盖湖南省的某个或某几个市州，则此项政策属于变化因素，如国家一系列针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就湖南来说涵盖了湘西自治州。若政策虽具有地方针对性，但没有涵盖湖南省的市州，则此项政策仍属于非变化因素，如曾经对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施行的优惠政策。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逐渐完善，后面一类特殊政策会越来越少。

2.湖南省法规政策措施。湖南省法规和面向湖南省所有市州的政策措施属于非变化因素，针对市州的政策措施或者特别说明某市州例外的政策措施，属于变化因素。如湘政发[2002]1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株潭产业一体化规划〉的通知》，是针对长沙、株洲、湘潭的文件，属于变化因素。

3.市州法规政策措施。每个市州的法规政策措施，包括与省配套的政策措施，都是针对本市或州的，对其他市州没有效力，属于变化因素。如常德市2007年的《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常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二）经济发展状况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包括三层含义[4]：①经济量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②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③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经济总量越大往往也标示着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越旺盛――尤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学校培养的毕业生质量越关注，对培养过程越可能有参与的动力和行为。职业教育的专业主要是按照职业分工与职业岗位群对专门人才的要求而设置[5]，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会导致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变化和调整。经济质量对职业教育专业的稳定性、人们选择专业的理性、社会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和认识等产生一定影响。

国家和湖南省的经济发展是对全国和全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宏观层面的整体影响，湖南省各市州的经济发展虽也会通过影响全省的经济发展而间接影响其它市州的职业教育，但对本市或州的影响无疑会直接得多。对于与地方经济社会联系紧密的高职教育来说，前种影响对本市或州的作用甚微，后者影响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市州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归为变化因素。

（三）企业群体状况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愿意与学校合作，也不是每个企业都具备合作的条件。但不管是合作企业，还是非合作企业，作为一个地域的企业群体会对校企合作产生或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一项实证研究表明[6]，企业规模、企业所有权结构、企业文化特征和企业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时间等因素对企业是否采取参与校企合作的决策有显著影响。企业规模越大，参与校企合作的可能性越大；政府拥有或部分拥有产权的企业倾向于参与校企合作；创新和成长型的企业文化特征越有利于参与校企合作；企业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需要时间越长，参与校企合作的可能性越大。

譬如，作为中西部较发达的省会城市长沙，汇集了众多的大中型企业，这是常德市、湘西自治州等市州无法比拟的。对于每个市州的企业群体状况，有的可能比较相似或接近，有的可能差异较大，也有的相去甚远。总之，市州间企业群体状况的差异总是存在，而这种差异会导致校企合作的差异。因而，市州企业群体状况属于变化因素。

（四）行业组织状况

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有一些领域是仅凭政府或市场都无法解决的，需要行业组织等社会中介组织传递双方之间的信息，制定相应的运行规范，行使政府或企业都无法履行的职责[7]。各地行业组织的发展不一，主要居于两个方面的原因：①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经济改革逐渐推进的过程中，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不尽相同，与此相关的是行业组织的发展程度有别。譬如，在市场经济化程度较高的温州市，行业协会发展较好。一是行业协会覆盖面广，基本涵盖了各个行业和企业；一是职能较全面、运作较成熟。②不少地方政府对行业组织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探索，表现了管理体制的不尽相同；各地行业组织的整体结构、每个行业组织的构成状况不可能一样。结构决定功能，行业组织状况不同，由此对校企合作的影响随之不同。即行业组织状况对校企合作的影响会随市州的变化而变化，属于变化因素。

（五）高职院校

作为校企合作主体之一的高职院校，没有哪一所高职院校不具备校企合作的动力、不希望校企合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从校企合作的动力来说，任何地方、每个市州的高职院校没有什么差别。从学校内部的实体因素来说，学校和院校的主要负责人、学校领导层、学校的机构设置、有关校企合作的规章制度、学校的人力结构（含师资结构）、专业设置等都会对校企合作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如果说也受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政府影响，甚至制约的话，那已经变成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等对校企合作的影响了。这意味着对特定的学校而言，其对校企合作的影响不因市州的变化而变化。基于此分析，可以认为高职院校属于非变化因素。

（六）校企相互作用

学校和企业一旦进行了合作，就产生了相互作用，不论作用的强度和方式如何。从校企双方互利互惠的角度，据鲍洁等的研究，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平衡机制可归纳为5种[8]：经费-服务、报酬-服务、学生-报酬、服务-服务、其他。选择哪种机制或者实际上运行于哪种机制，取决于合作的两个特定主体――学校与企业。如果说和其它外部因素有关的话，也是通过两个主体而起作用，此时其它外部因素已不属于校企相互作用因素了。这说明校企相互作用属于非变化因素。

综上所述，在分析的几种校企合作因素中，湖南省内归为非变化因素的是国家法律法规、全国通用政策、湖南省法规和面向所有市州的政策措施、高职院校、校企相互作用等；归为变化因素的是涵盖湖南省市州的地方针对性国家政策、湖南省地方针对性政策措施、市州法规政策措施、市州经济发展状况、市州企业群体状况、市州行业组织状况等。

参考文献：

[1]邱璐轶q高职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J]q教育探索，2011（4）：156-157.

[2]尹庆民，等q校企合作研究――基于应用型高校的模式及保障机制[M]q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37-164.

[3]林润惠，等q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方法、策略与实践[M]q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63.

[4]经济发展[EB/OL]，2013-10-20.

[5]刘春生，等.职业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13.

[6]张利庠，杨希q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职业教育，2008（33）：56-59.

文化经济的属性范文篇2

关键词：公共物品；政府职能；政府职能异化

“公共物品”作为经济学的一个专业术语是美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54年在其《公共消费纯论》（ThePureTheoryofPubicExpenditure）一文中提出来的。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对现代公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而且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局限性、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如何全面理解公共物品的内涵以及公共物品与政府职能的关系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公共物品的内涵

所谓公共物品，从所属关系上讲是相对私人物品而言的，其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公共属性。

“萨缪尔森发展了有关‘公共物品’的分析性定义，他把‘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明确区分开来，并结合到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中。”[1]（P79-80）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学说的核心在于，按照新古典模式通常的假定，市场不能生产充分而纯粹的公共物品。所以，就公共物品而言，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基础上，美国当代著名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GeorgesEnderle）在其《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Action—orientedBusinessEthics）一书中提出，“甚至可更广义地理解公共物品，即把它理解为社会和个人生活及追求经济活动的可能性的条件。”[1]（82）幻尽管萨缪尔森和恩德勒对公共物品在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公共物品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笔者认为，公共物品作为一种特殊性质和特殊形式的社会存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整个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物品的认识和研究，仅仅停留在某一个领域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有必要扩大对它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加深对它的认识。

根据公共物品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即自然属性公共物品和社会属性公共物品。自然属性公共物品有阳光、空气等，它们属性比较单一，没有地域属性和阶级属性，属于有机会享受到或依赖它们的一切生命，是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相对自然属性的公共物品而言，社会属性的公共物品则复杂得多，公共物品的社会属性通常包含公共物品的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公益属性。政治属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为国家和公众提供政治服务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和部分政府职能。主要表现形式：为一个国家对外捍卫本国，抵御外敌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军事职能；扩大对外交往、加强对外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职能；对内依法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职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充分发扬民主，充分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的民主职能等。经济属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政府为社会创造的经济发展环境、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措施和手段，维持市场秩序、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等。文化属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民族精神、道德风尚、公共教育、科学知识、文学艺术、文化遗产等。而社会公益属性的公共物品则主要包括社会公益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

公共物品的二重属性，决定了其生产方式也有两种：自然属性的公共物品主要是自然界自生自灭的，如地球上的阳光、空气等，它们的产生和消亡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能靠市场机制来生产和消费。但人类在对这些物品使用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对这些物品产生了一些影响，如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废气对地球臭氧层的影响就直接改变了阳光对地球的影响，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变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另外，人类活动对空气的直接污染，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空气的原始特征。社会属性的公共物品的生产则主要由社会，具体地说是由国家、政府或社会公众来完成的。如政治属性公共物品的生产只能由国家及代表国家政治利益的相关部门来完成，私人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警察。经济属性的公共物品的生产，同样也只能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来完成。因为任何个人或企业都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来维护一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更不可能对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社会公益属性的公共物品的生产，原则上也同样只能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来完成。但在这一领域，我们不排除有些热爱社会公益事业的个人、企业或社团不以直接赢利为目的而投资一些社会公益属性的公共物品的生产，但这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它不符合资本运行的客观规律。至于文化属性的公共物品的形成就更是人类长期以来精神文化生活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如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以及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文化艺术等。即使有些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等为人类文化属性的公共物品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的贡献一旦被社会所公认，就远远超出私有的范畴，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维护同样需要成本，这种成本具有外部性，即一方面无法将生产和维护公共物品的成本从公共物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身上收回；另一方面公共物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很容易将这种成本转嫁给纳税人。公共物品生产成本的外部性特征为“搭便车”，即不付费而享受公共产品。公共物品生产成本的外部性特征使得公共物品的生产不能以市场的方式来进行。

恩德勒从公共物品使用（或消费）的角度，指出：“有两条原则定义公共物品。第一条原则是非排斥原则，即与私人物品比较，对受（公共物品）影响的和受个人或集团权利限定的‘消费’不排斥其他人的消费，不论出于技术的原因（因为物品的性质不允许排斥）或者效率的原因（因为这种通过价格负担的排斥将不恰当地变得昂贵），还是出于法律或伦理的原因（因为其他人不应当被排斥）。第二条原则是非敌对原则。它假定与其他消费者的关系（即不止一个消费者对这物品感兴趣），缺乏敌对性或竞争性。”[1]（P84）当我们在沐浴明媚的阳光、呼吸清新的空气、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时，我们没有排他的必要，也没有排他的可能。中国的街道不仅中国人可以走，外国人也同样可以走。公共物品使用的共享属性（或非排他属性），不仅体现在自然属性的公共物品之中，社会属性的公共物品也是如此。如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虽然属于这个国家，但它保护的不仅仅是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外国公民在这个国家的合法权益一样也能得到保护。

由此可见，公共物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品。首先，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物品，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物品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就好像谁也不可能将阳光和空气占为己有一样。其次，公共物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是不能被用来交换的。再次，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能靠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也就是说，市场不可能生产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消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据此，我们可以把公共物品定义为：公共物品是独立于私人物品和商品之外的，其生产和消费不能以市场运作的方式来进行的一种特殊物品或环境，是社会和个人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条件。

二、政府职能的基本定位

根据以上对公共物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公共物品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极端的重要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特征，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来为社会提供无利可图，准确地说，是无直接利益可图的公共物品。那么，公共物品生产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政府的肩上。

对政府的理解，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政府是对所有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统称，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狭义的政府则特指执行和贯彻国家法律，负责组织、管理和实施国家事务的行政机关。本文所指的政府是指广义上的政府。从本质上来说，政府也是一个社会组织。与国家不同，“政府是人和制度的组合体，它依赖并从属于国家，是国家表示意志、命令、处理事务的机关，它的一系列职能都是国家职能的具体化。”[2]（P6）

尽管人们对政府的起源众说纷纭，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也意见不一，但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于人们实现公众利益和获得公共服务是必要的。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工和政府所承担的公共职能及公共义务分析，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为了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公众赋予政府一定的公共职能和公共权力。从政治的角度看，政府职能是国家机器的集中体现，在代表公共利益、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方面具有广泛性，在维护公共利益、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方面具有强制性。正是由于这种代表公共利益的性质，决定了政府的职能首先应当是公共职能，政府职能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努力满足公众的公共需要，为他们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从经济的角度看，政府拥有任何机构和个人所没有的公共资源和依法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和手段。

总体而言，政府职能是政府依法对国家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管理和服务所具有的职责与作用。但由于各国国情不一，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标准的政府职能。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人们对政府职能的理解和定位逐步趋向一致，既然政府是人们为了实现公众利益和获得公共服务而存在的，那么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如使公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提供优美便利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快速应急机制，确保公共安全；捍卫国家和领土完整；促使社会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和支持、繁荣文化事业等。就我国政府而言，经济的全球化也要求我国政府职能不断转变，以便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这些职能包括：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法制建设，创造统一、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秩序等。这些政府职能实际上就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须提供的公共物品。

三、怎样防止政府职能异化

政府的根本任务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如果政府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一公共职能，甚至越出了这一范围，就有可能导致政府职能的异化。对于曾经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而言，防止政府职能异化是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内在矛盾的反映和必然要求。“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并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原行政体制具有全能主义的特征。全能主义政府是一个在某种崇高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实行大规模干预以图彻底改造和重塑社会的大政府。”[3]（P17）在全能主义政府领导的社会里，政府是积极的主体，社会是被动的客体，社会难以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失去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政府，其职能异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来防止政府职能异化呢？第一，政府要走出全能主义政府的怪圈，忠实履行自己的本质职能。我国虽然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尤其在经济领域）的手段和方式仍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职能异化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存在。

第二，健全监督机制，做到依法行政。加强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做到依法行政，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是防止政府职能异化的外部约束机制。要进一步健全和加强这一外部约束机制，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防止权力滥用，确保依法行政。

第三，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是指政府依法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本领。要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非常必要的。政府自身建设主要包括，一是根据政府职能科学合理地设置和适时调整政府机构并明确各自的职责；二是根据政府职能配备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不断强化他们的行政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第四，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与民争利。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是政府存在的理论根据和现实依据。执政为民是对政府的本质要求。各级政府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杜绝，不与民争利，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防止政府职能异化的原动力。

第五，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摆脱信任危机。建国55年来，我国从一个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转变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社会，政府功不可没。但面对新形式新任务，我们的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是防止政府职能异化，摆脱政府信任危机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乔治？恩德勒。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文化经济的属性范文

关键词:旅游活动;属性;构成要素;特征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140-02

学术界一直把旅游活动或旅游现象的研究作为认识旅游的起点,通过分析旅游活动的产生､本质､属性､构成要素､特征等方面来深化对旅游的理解,作为建构旅游学科的一个主要方面｡

一、旅游活动的产生

旅游活动是人们在旅游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其产生是随着旅游的产生而形成的｡原始人为了生存繁衍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他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迁徙活动｡这种迁徙活动形成了最早的“旅游”｡当时所谓的旅游只是为寻找适当的定居场所,一旦找到适合的居处便不再进行,而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是寻找一种愉悦的短暂的生活方式｡就本质上讲,两种意义上的旅游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笔者认为,旅游产生的根源是一种人类改善生活水平的本能,由于生活的时空性特点,旅游产生的根源具体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转换生活空间与开拓生活领域的本能｡而每个时代的旅游只是人类转换与拓展生活空间在那个时代的表现形式｡

二、旅游活动的属性

旅游活动属性的认识一直存在争议,大概有以下观点:田里先生认为旅游活动是人类在基本生存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产生的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活动,本质属性是文化属性;李天元先生认为旅游活动是涉及经济和政治等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活动;还有学者认为旅游活动的属性应该是一种以文化为主,带有经济属性和政治色彩的综合社会现象等｡

笔者认为,旅游活动属性是社会文化性､政治经济性､综合的社会现象等说法都是正确的,只是未能体现其本质属性｡旅游活动的属性体现在两个方面: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谓旅游活动的自然属性是指旅游活动是一种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的经济活动｡在旅游业系统内､外的经济运行体中,旅游活动的经济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所谓旅游活动的社会属性是指旅游活动是一种改善生产关系的活动｡旅游正是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等的人文沟通来达到发展人､提高人及改善生产关系的目的｡

凡是人类所参加的活动,其本质属性无不是社会属性｡笔者认为,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即旅游活动是一种改善生产关系的活动｡这种属性可以通过文化运动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运动来实现,所以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可以体现在属于生产关系方面的,并与旅游有关的所有活动类型中｡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对立统一地存在于旅游活动之中,自然属性属于科学范畴,社会属性属于艺术范畴｡所以旅游活动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同时,旅游活动是生活的艺术化,艺术化的生活｡

三、旅游活动的构成要素

(一)旅游者

关于旅游者的概念定义很多,说法不一,其理论定义是指离开常住地到异地旅行和访问的人,其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年,其外出的目的可以是消遣性旅游,例如观光､度假等;也可以是非消遣性旅游,如公务､会议,但主要不是为了赚钱｡其技术性定义是针对国际旅游者与国内旅游者的概念而提出的,概念中定量语言较多,在此不一一叙述｡笔者只对旅游者的概念进行理论性定义:旅游者是指出于休闲､娱乐或工作等原因而对自己生活空间进行相对自由的转换或拓展的人｡

(二)旅游资源

学术界中很多关于旅游的概念,其核心非常清晰,但边缘很模糊,人们往往是认同某些概念的核心,只是进行关于概念边缘认知的争论｡笔者认为,旅游资源的本质是文化资源,可以称为旅游资源的自然存在｡

笔者对旅游资源进行了定义:由诸多具有吸引旅游者､可创造价值､可被旅游产业利用的因素所组成的有一定文化背景的旅游时空组合体,包括自然景观､历史遗迹､自然现象及人造景观等｡

对本定义的几点解释:旅游资源要具备旅游吸引功能,能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资源的非凡性或差别性越突出,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与价值创造功能就越大;旅游资源是可被旅游产业开发利用的经济资源,并具有价值,能够产生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旅游资源的本质是文化资源,没有文化背景与内涵的事物不能称为旅游资源;旅游资源是整体性很强的综合体,综合性包括它的时空性与构成要素的复杂性,时代性很强不是指旅游资源会因时代变迁而消失,只是说它吸引力强弱的增减｡

(三)旅游产业

旅游产业是旅游者旅游经历的缔造者,是为旅游者打造新奇的､愉悦的､并有所收获的生活空间的产业｡

1.产业定性的双重性｡旅游产业是文化与经济融合的具有双重属性的产业｡旅游的本质是文化,文化是游客出游的出发点和归宿｡旅游者的文化需求是旅游产业必须经营和提供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使旅游产业具有文化属性｡另外,旅游产业需要以一定的物质产品为依托,组织旅游活动,形成供需双方,从而产生经济效应,使旅游产业具有经济属性｡

2.行业聚集性｡这是旅游产业最显著的特征,旅游产业囊括了景点､饭店､宾馆､交通､旅行社等行业,具有行业的综合性特征｡从旅游者旅游的需求角度来讲,一次完整的旅游经历要通过多个行业共同打造,这就决定了旅游产业的行业聚集性｡

3.产业产品的组合性｡整体旅游产品融合了旅游行业及关联部门的单个旅游产品或产品要素,产品具有组合性｡旅游产品从构成上可分为核心旅游产品和组合旅游产品｡核心旅游产品是旅游产品的初级状态,满足旅游者愉悦需要,而组合或整体旅游产品是旅游产品的完整状态,是旅游企业或旅游相关部门围绕旅游产品的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追加｡

4.效应外部性和关联带动作用｡旅游产业的效应外部性主要说明了旅游产业的旅游影响,旅游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由于旅游影响的客观存在,其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就表现出来了,主要指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5.产业的永续发展性｡旅游产业依托于旅游资源来发展,而旅游资源具有可创造性,虽然自然资源有其发展的生命周期,但某些人造景观可以再生｡相对于其他产业所依托资源的有限性,可以得出旅游产业的永续性｡另一方面,旅游是人类永远的追求,只要人类生存与发展就有旅游的动机,只要人类生活进行,旅游同样进行｡

6.产业结构层次性｡游产业有着极其严密的结构体系｡横向涵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旅游产业的各个组成部分,虽然规模不一､水平各异,但为旅游者提供满意的旅游产品,都可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纵向上,这些企业或行业因在旅游产业中的地位､作用及发展时序各异,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由里向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提供核心旅游产品的旅游观赏娱乐业､提供组合旅游产品的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交通等旅游媒介行业,以及为旅游业提供相关服务和支撑的旅游关联行业｡

7.产业发展的敏感性与弹性｡产业的综合性与旅游的特性决定了旅游产业的敏感性,旅游要借助综合的社会资源,某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旅游产业｡旅游产业的敏感性主要由社会动乱､经济危机､自然灾害与旅游辅助产业的发展状况等因素导致｡由于旅游产业的敏感性决定了其弹性较大,其发展有波浪式前进的特性,某个时期旅游进入低谷后,势必迎来一次发展高潮｡

四、旅游活动的基本特征

1.异域性｡旅游活动一般要离开日常居住地到另一个地方,要有空间位置的移动或变化｡可以称为异域活动,这是它的主要特性｡

2.暂时性或流动性｡旅游是流动的,通过步行或交通工具达到“游”的目的｡而且在异地停留时间是暂时的,最终须返回生活常住地｡

3.综合性｡旅游是人们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一点反映了旅游活动的综合性｡

4.审美性或愉悦性｡旅游的主要目的是去寻找并感受美､奇特､快乐或愉悦｡

5.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旅游活动始终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是人们不断追求与向往的,是转换生活空间与拓展生活领域的表现,是追求短暂而美好的生活或对生活现状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宁泽群.旅游经济､产业与政策[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5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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