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的现实意义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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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的现实意义范文
近年来,许多人著书立说,认为当代物理学与东方哲学(包括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在本文中,作者将着重讨论它与中国哲学,特别是易哲学的共同点。易哲学主要源出于《易传》,该书是约在公元前3世纪编成的,传统的看法是由儒家编纂的,但从它的内容来看应该推测是由道家编纂的。
简单地把量子力学与易哲学做直接的类比,只能给出它们之间相同性的肤浅描述。为了把这种无定形的直觉变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具有透彻性的思想,必须要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对二者进行深入的分析比较。本文作者试图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融合量子力学与易哲学这两方面的思想成果,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哲学观,这一哲学观将会较好地对量子力学做出哲学上的诠释,同时也包含对易经哲学中的主要哲学思想进行科学化与形式化的转变。
2量子力学的本体论表述
2.1玻尔的哲学观
从经典物理学到量子力学,这一过渡对物理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经典物理学的原理仅适用于有限的范围,而且只是一种近似。经典力学的标准哲学诠释混淆了物理的现象与本体论的概念,并且与量子力学是不相容的。
尼尔斯·玻尔是在量子论出现时期的一位偏好哲学的著名物理学家。他对量子理论引起的哲学问题进行过深刻思考。玻尔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观既深刻又有局限性,这源于他的方法学。他的方法学的中心部分是关于物理学概念体系的分析。他尖锐地指出,西方本体论的概念是对经验现象产生的概念体系的不适当的外推。玻尔的哲学观的局限在于,他的方法学过份强调了物理学中的经验基础而忽视了他分析中暴露出的量子力学含有的思想体系的内涵。
在他著名的科莫演讲中,玻尔陈述了量子论的基础:或许可以用所谓“量子假设”来表述,即一个基本的不连续性或更确切地说是分立性,存在于任何原子过程中。这对经典理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分界以普朗克的量子运动为标志。据此,他做出以下结论:量子假设表明,有关原子现象的任何观察,都不可避免地包含观察者与观察媒介的相互作用。
2.2相互作用原理
当然,玻尔自己很小心地避开了本体论的话题,也拒绝提出任何本体的假设,因为这样的假设违背了他的方法论的原则。虽然如此,因为上面说过量子力学包涵着新的思想材料,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立场很含蓄地赞成了本体实体的存在。这是因为他的立场既要把观察描述成一种相互作用又要把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对同一被观察物得出的现象的描述,作为对这一被观察物的互补性的信息。
需要一种新的本体论的原则,来描述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个原则可取之于两个来源,一个是玻尔对观察与相互作用的观念;另一个是假设现象是本体与观测仪器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导致了相互作用原理:
现象是由于本体与观测媒介相互作用的结果。
相互作用原理将全面的现实分为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本体现实,它与实验媒介相互作用,这一现实是独立存在于相互作用之外的;另一领域是指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被称为现象的现实,相互作用使得这一现实可以被实验所感觉到。从这一理解出发,本体论的中心问题是探索这一本体现实的性质。
2.3通向本体论的三个步骤
建立量子力学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给出这一概念的形式化的数学结构。薛定谔方程中的波函数概念是量子力学的中心形式化概念。玻恩的几率诠释符合了使波包与实验统一起来的需求,但是创造一个本体论的独立实在的概念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由于薛定谔方程可以用来描述观测之间的真实变化过程,而符合薛氏方程的波包的量子力学的干涉有物质的结果,所以本文作者认为,薛氏方程所描述的波包概念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用以建立本体论概念的形式化概念。
第二步,我们必须考虑,假如有实体满足该描述,为了真正的存在,它们还要满足什么样的其他条件。在目前情形下,我们必须考虑波包应具有怎样的本体性的性质才能得以存在,这即是说一个单独的波包不能做一个本体实体,我们必须考虑要加上怎样更多的性质去构成一个完备的本体实体。这一考虑的结果将会给波包一个实在性的诠释。具有波包的数学结构的真实存在,将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自然实体有着截然的不同。这一诠释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体系的框架。因此,诠释的问题,便是在波包的数学结构基础上,创造一个全新的范畴体系,来表达一个合适的本体实体概念。这一概念必须承认,实体在孤立时是非局域性的,而当与一个实验媒介发生系列相互作用后,便会成为局域的。根据这一要求,本文作者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双波包”的概念。双波包由正弦元波包与相调节子波包构成。这些概念将在下一章节里加以阐明。
第三步,是要建立一个普遍的哲学体系,使我们能够理解现实的一切,它将包含而又超出我们一开始所讨论的所有科学问题。这将导致对精神一类性质的问题的哲学探索,以及对双波包体系的哲学上的思考。后一问题是本文的主要重点,并将在“3”讨论,出于适当的动机,将在“2.5”对精神和意识问题做出一个粗略的描述。
2.4双波包
本体实体必须是某种真实波包,从而波包的形式体系可以用来描述它。构成这一波包的波可以认为是一组单色正弦元波。这样的波包是量子力学的群包的本体论的诠释。它所组成的各个单色正弦波不是真正的本体实体,但是为了构成真实的波包,它们必须具有一种似实非实的存在性质。它们没有现象上的存在,是因为它们自己本身不能有量子力学的干涉从而产生局域化而被观测到。可以说本体实体的原料不是正弦波而是正弦波之间的量子力学的干涉。
构成这波包的波,必然有很复杂的相互关联,这样波与波之间的干涉才能建立并保持下来。进一步,它们还必须具有一些特别的性质来造成它们的粒子现象。如果粒子现象是由于波包里的波之间的干涉被重新调节而形成的一个极限小结构,那么,这就可以用相关联的重新调节来解释群包的塌缩,就是粒子的出现。所以,在波包形成与塌缩时,便会通过相关联来建立或调节构成波之间的干涉。
在量子力学中,没有任何力可以在波包中调节一个单独的元波。所有的量子力学的力都表现于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之间,不表现于一个基本粒子之内。因此,本文作者认为本体性的干涉实际上是通过一种比量子力学的力更复杂精巧的调节来实现。借鉴电磁相互作用与强相互作用中的光子与胶子概念,可以把这些干涉相应地解释为一种本体性的实体,即所谓的相调节子,因为它调节正弦元波的相位。
为构成一个波包,一大群的相调节子必须一齐配合起作用。所以,我们提出这大群调制子构成一个调节波包。没有相调节子来调节一群正弦元波,这群正弦元波就不能构成一个波包。因此正弦波包的存在依靠着相调节子波包的作用。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一个基本的本体实体,是由一对双波包构成的,它包含密切相关的正弦元波包与相调节子波包。双波包概念是建立在形式化量子理论基础上的本体论的中心概念。
2.5精神与意识
相互作用原理和双波包的本体论提供了一个基础,可以用来建立一个关于意识的解释性体系,而这一点用其他的量子论诠释是无法达到的。首先,我们利用相互作用原理把意识经验解释为本体现实与经验媒介、我们的感官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样的相互作用的概念是由相调制波包的相互作用的概念扩展而来的。其次,双波包的本体论让我们可以假定相互作用是相调节子波包,而非量子力学的群波包。因此,意识是本体实体的相调节子与人类的器官的相互作用结果。意识现象与它的相应本体现实分子的关系,与物质实体与它的相应本体现实分子的关系类似。当然,在进入相互作用中的本体现实分子的性质必须被诠释为如下两种不同的情形:进入物理作用的是正弦元波包,它是量子力学的群波包,可用薛定谔方程描述;有意识现象做结果的是相调节子波包,它不能用量子力学来描述。但是只是通过量子力学概念体系就能够发挥这个概念。在这两个范围内相互作用必然有性质上的不同。在物质的方面相互作用是波包的塌缩。在意识的方面,可以类似地称之为相调节子波包的塌缩。可是由于我们没有一个关于相调节子波包的决定性概念,这样说必然依旧相对地不明朗。无论怎样,这种概念在区分相互作用的来源与结果上有着重要的用处,正像在量子力学中一样。正如物质实体是现象,意识也是现象。它是本体实体与人类的器官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量子力学的粒子是本体实体与观察媒介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样。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精神哲学的全新的概念体系。我们可以称其最高范畴为相调节子领域中的“心”或“灵”,它相应于传统上西方哲学对心与灵的理解。但我们必须注意,传统的解释有严重缺陷,因为人们把关于心和灵的本体的因素与意识的现象的因素混淆在一块了。现象的因素必须从本体论概念中抽出来,归到现象性的自我,即意识。心或灵概念中剩下的本体论的内容应该被诠释为一个相调节子波包系统。进一步地,相调节子除在解释量子力学的现实诠释上有重要作用外,它既给心以自然诠释也使心的概念自然化,并将它扩大到整个自然界。
总之,量子力学的双波包本体论使本体实体与现象实体之间有了本质上的区分。现象实体是本体实体与经验媒介相互作用的结果。本体实体与现象实体,都各有两个领域。现象实体的两个领域是意识和物质实体。本体实体的两个领域是物质的正弦元波包和非物质的相调节子波包。
3中国的本体论与量子力学
3.1双波包的本体论与西方本体论概念
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建立一个解释现实的普遍的哲学概念体系。纵观西方哲学概念,没有类似双波包理论的。西方哲学有二元论的传统,其中以笛卡尔为最。但是二元论与这里提到的双波包的二元性有根本上的不同。在二元论中,物质与精神两个领域是截然隔离的。这就是说,物质与精神这两个领域中的每一个别的实体,都有着独立的本体的存在。但是在双波包理论中,正弦元波包与相调节子波包只能互相关联地存在以构成独立存在的真实波包。在这里要强调,由逻辑观点来说正弦元波包与调节子波包是先于存在的,但它们本身不是这一本体论的真实存在,仅仅是构成真实存在的某种前提性的东西。
3.2双波包本体论与阴阳
笛卡尔的二元论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但双波包本体论与它在结构上是完全不相同的。与双波包类似的本体论却主导了中国哲学近2000年,这就是易哲学。这种哲学根源于阴阳的原理;阴阳是《易经》中有关变化过程的东西。在阴阳及其变化的观念基础上形成了《易传》的宇宙论体系,这是此后所有哲学的基础,也是此后大多数儒家的本体论的基础。
阴阳的概念,来源于对自然现象中呈现的对立两方面的观察,并认为这是自然界存在与运行的基本动力。例如,男人与女人的对立被认为是产生生命与维系自然物种的力量。光与暗、热与冷代表循环变化的动力。当《易经》演变成为一个哲学体系时,阴与阳便成为本体论上的二元性的宇宙的原则。
这就是双波包与阴阳之间的类同之处。纯的阴与阳可以被认为是正弦元波与相调节子波。正弦元波与相调节子波单独地并不构成真实的存在,只有它们的混合交织才能构成波包,波包又构成双波包,就是构成真实实体。这十分近似于对阴阳的本体论解释的原理。阴和阳并不单独构成真实世界。自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纯阴或纯阳的。所有存在之物都是阴与阳相互交织的杂交体。本体现实是由两个不同的似实非实的领域组成,这两个领域的成分本身又不是真实的实体。这一命题是两者比拟的核心;但这抽象命题在两种不同的体系中却有着两种不同的具体内容。
3.3复杂性的两个层次
在《易经》体系里,八卦(经卦)有三爻,六十四卦(别卦)有六爻,别卦由两经卦组成,这是另外一项类比的根据。在双波包本体论与《易经》哲学中,真实存在的基本成分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双波包包含了正弦元波包和相调节子波包,而一个有六爻的别卦是由二个有三爻的经卦组成的。这便产生了两个层次上的现象的复杂性,在《易经》中这一点被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把这一点应用到双波包情形上,对于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会产生十分有趣的观点。
《易经》把现实组成描述为两个阶段,其中基本的具体物象是由有三爻的经卦结构揭示出的,而事件以及关于变化运动的规律是由有六爻的别卦的结构揭示出的。《易传·系辞传(下)》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从双波包实在论的观点看,不同程度的复杂性的区分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把这种区分看成是现象与变化之间的不同是错误的。最好是区分两个不同层次的复杂性的现象的领域,每一个层次又包含了相应的变化规则。
在20世纪,好多西方哲学家试图将意识现象归并到物质现象,两个层次的复杂性对这个归并方案导致了一个既新颖又深刻的观点。这一方案对西方的唯物论哲学家们一直是一个难于应付的问题。“现象”这个概念,在普通语言中,比在经典物理学中,是丰富多了。现象的本质在物理上处理为位置与动量这些东西,但是对某种层次的现象的彻底性的分析,并不适合去解释有目的的行为与主观经验这类现象。
使复杂性的层次性原理适应双波包理论的概念体系便会产生以下的解释。正弦元波包与物理中的物质联系在一起,相调节子波包与意识联系在一起。物理学的原理仅仅是作用在整个现象范围的一部分;而作用在这个有限的物理范围的原理比之作用在整个现象现实的原理要有限得多。任何包含人在内的变化必须包含相调节子对正弦元波的影响。这表明,物理只是现象现实的一部分的描述,在目的性可以被概括进描述之前需要引伸到相调节子范围。
双波包理论与易哲学的两种复杂性的二层次的原理有两个重要不同的地方。第一,组成《易经》的六爻别卦与两个三爻的经卦的性质是一样的,但是,组成双波包的两个成分是不同的,互补性的。第二,在《易经》的体系中阴阳的互相交织组成三爻经卦,经卦是独立的真正的现象,阴阳是现象界的原始原料,可是,在双波包理论中,正弦元波包与相调节子波包不是真正现象,只是现象界的原始原料,现象界是由它们的交织构成的。
3.4关于自然概念的含义
自然的含义在西方科学中与在易哲学中是不同的,在西方物理学中,自然是与能测量的自然属性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位置与动量,所以意识与目的的范畴被完全排斥在外。西方方法学的优点在于分离测量过程,这使得科学得以诞生。它的缺点是丢弃了现实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
孕育了科学的哲学背景现在却成了它的绊脚石,因为它使科学与一个包括意识在内的全面世界不能相容。量子力学把经典物理的物质的本体论粉碎了。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希望能在量子力学的体系中发掘出能包含目的性在内的关于自然的观念。《易经》的一种方法做到了这一点,难以为西方的想象力所接受。双波包的本体论也做到了这一点,它是以科学哲学的理论方式来叙述的。
基于这一观点,可以得出结论:自然的概念应该包含目的性。物理学不包含它的原因在于它是限制于双波包的正弦波包的范围。双波包的哲学体系的相调节子波包却潜在的蕴涵了目的性的因素。这样自然化目的性的结果相似于《易经》的自然概念。可是在易经的体系中,三爻的经卦跟六爻的别卦都有目的性,不过是两个层次的。物理学的伟大成就证明自然界有一个非目的性的层次。这表明,在这个方面双波包理论的二层次的结构比《易经》优越。
3.5道的三个层面
关于自然的广义概念中,易经哲学强调一种整体性的原理,其中一个抽象的单一的自然的规则“道”可以在自然界中不同的实体与结构中有不同的表现。《易传·说卦》中说:“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道的三个自然层面可以解释为,一个统一的规则概括了物理、生命和目的性过程。这一点与西方的观念截然不同。西方哲学家对此进退两难:要么把目的性现象看成是物理过程(唯物主义);要么把物理过程看成是目的性现象(唯心主义);要么认为二者是完全地不相容(二元论)。为了把这一统一的原理引进现代的西方科学框架中,需要对非决定论与目的性做出新的解释,这将给予它们一个共同的基础核心。
3.6非决定论
双波包的本体理论既可以把自然的概念由物质现象扩大到意识现象,也可以对非决定论提出新的解释。在量子力学中,从决定论转换到非决定论,不会给出更深的哲学意义。
这是因为,量子力学不过是简单的而已。如果能给出一个物理上的解释,一个选择可以怎样从一些可能性中做出,那么在量子力学观念上这将不是非决定论了。可是相调节子的假设提出选择过程在量子力学描述的领域之外受到影响。
在双波包中,正弦元波包领域与相调节子波包领域在本体论上是截然分开的。相调节子波包对一个事件的影响,从本体论上而言,是在量子力学描述范围之外的。所以,这样讲并不矛盾:在物理上是非决定论的,但在更广的整个现实范围里却遵从某一选择。在这一意义上,物理现实只是本体的现实的一个部分而量子力学是它的完全性描述。这意味着,量子力学在玻尔与爱因斯坦争论的意义上是完全的,因为在它的范围内它是完整的;但在一个本体论的意义上说,它又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只是描述了本体现实的一个部分而已。
在单个粒子的量子体系中,选择由相调节子波包所决定,它从由波函数塌缩而致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而这一塌缩过程在标准的量子力学看来是纯随机的。在两个粒子的情形中,例如在贝尔实验中所描述的那样,两个粒子的量子力学的干涉纠缠在一起以至两个事件的结果是相干的。这两个粒子的相调节波包也纠缠在一起了,这是一些相调节波包构成复杂组织的根据。在更复杂的系统中,相调节子波包之间的相互关联变得更强,逐渐地导致了生命、行为、意识和目的性。在更复杂的系统中,选择变得更复杂,更有效。量子力学的可能的观察结果的选择变为完全目的性的自由意志过程。这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新概念,量子力学的选择是其中一个极端,自由意志是另一极端。这一系列新生的概念可以延伸至
包括意识与目的性,覆盖所有层次,而且必须在双波包的基础上给它们自然的诠释。
3.7目的性概念的广义化
在这一诠释下,相调节子在十分复杂的物理体系中于不同层次上发生作用。第一,它们有着纯物理的功能,用以调节正弦元波构成真实实在,也作为最基本的选择。第二,在包含生命在内的十分复杂的物理体系中,从无生命物质到生物体的构成过程,是一个更高级的规则;这是由相互关联的相调节子所构成的(关于所有的有关的物理粒子)。最后,考虑到人类行为的适应性和意识以及目的性的出现,更高级的相调节子过程必须构造出来。
在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中,关于现象过程的三个层面的特性可以概括为一个单一的普遍的规则,它实现并应用在不同的形式中:物质实体的存在与稳定;生命从物质中演化出来;目的性行为从生命中产生出来。除了语言上的不同外,这一规则与道的三个层面的特性有共同之处,它们都给出了自然的一个图景,并且都强调一个单一的规则作用在不同的体系中,体现出不同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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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学习语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语法知识传授给学生,帮助他们正确掌握汉语语言的规律,从而使他们正确使用语言进行交际、表达思想。因此我们对于一切语法现象的分析除了从前人的理论体系中出发外,更应该从实践的(即实际的)角度出发,这对中学语文教学是大有益处的,就以汉语实词的分类看,这一点更为明显。
(一)目前,语法学界对汉语实词和虚词的划分存在分歧,有人主张把副词归入实词类,从理论上看,这不无道理也未尝不可,但它却给中学语文教学带来了严重困难(详述见后文)因此,从方便教学的角度考虑,副词不宜归入实词类。
(二)汉语词类划分的标准,从理论上讲,结合能力是最重要的,但对于缺乏理论知识的中学生来说,词义标准更为重要。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因势利导,以词义标准为主,其它标准为辅,逐渐过渡到结合能力标准上,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要给汉语实词分类,首先。必须要把实词和虚词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实词的分类才成为可能。
那么,什么是实词呢?
实词是具有实在意义的词,它可以单独充当句子的任何一个成分。这就是说:第一:这类词在不与其他任何词发生语法关系的情况下能够单独表达一个意思或反映某种意象。第二:这类词具有成为句子的潜在能力,或者说,一旦有了语调,它就有可能成为句子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运用上述定义,我们很自然地可以把前人总结出来的十二类词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看作是实词,因为它们都具有实在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黄伯荣先生把副词也归入了实词类,这不够妥当,第一:尽管副词具有语法意义,可以帮助造句,而且较之其它虚词它还更具有实在性,但从整体上看,既使加上语调它仍然无法单独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只有当其结合在句子中时,其意义好像才具备了某种程度的实在性,如:他很忙。“很”表示程度,乍一看,有意义,但这时已借助于语法了。类似的“太、极、越、推、更加”等等,只要不出现在句子中,不借助于语言环境,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就永远是模糊的。第二,汉语进行词类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此作为手段,确定句子的结构规律,从而更好去掌握和运用语言,尤其是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教会学生正确无误地使用语言——用语言交际,用语言表达思想。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借助于词类去阐述语言的结构规律或语法意义。如果我们不顾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而单纯从理论上把副词归入实词类,就会给语文教学带来极大的不便。首先,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切实有效地把实词给学生讲懂,因为他们较之于我们更注重实践知识,只要实践上稍有点问题。再完美的理论他们也不会接受,因此,从有利于中学语文教学的角度出发(从实用角度),副词不归入实词类为宜。
以上我们只确定了实词的范围,接下来,我们再谈谈实词分类的标准。
我们知道,汉语是形态不发达的语言,因此,给汉语的词进行分类,就不能象给英语的词分类那样,主要采取形态标准。鉴于汉语的特殊性,为之分类,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条标准:
1、句法特点:
所谓句法特点,包括词在句子中充当句子成分的功能和词与词的结合能力,即句法功能和结合能力。
A、结合能力
结合能力应该是划分词类的重要标准,看哪些词和哪些词进行组合,如何组合,组合以后发生什么关系,哪些词和哪些词不能互相结合,根据这些,我们可以给汉语的实词进行分类:
例如:甲组:人牛玫瑰同志老师作家
学员山计算机拳头钉子
道德民族文化春天早晨现在
刚才星期六北京前头远处
屋里阶段路线
乙组:批评保卫宣传研究整顿
开始禁止走看听说
发生演变死亡消失依靠
妨碍进来过去讨论
丙组:好坏聪明迅速长久
大方平常冷硬清楚生动
美丽黑洞洞血红生动平坦乱遭遭
甲组词前面能加表示物量的数词或数量词组,如:一朵玫瑰、一位老师、一种文化、一个阶段、一只拳头,同时也可以加上由指示代词“这、那”“这个、那个”和量词组合成的指量结构:这个星期六,那天早晨,这头牛,那间房等。而乙组和丙组一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一种研究”,“一个聪明”,“那些消失,这些清楚”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当然这两组中的有些词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和数量词组、指量结构结合,如“换了一顿批评”,“这是一种妨碍”,“这种宣传,效果不好”。“那种迅速,真叫人无法想象。”实际上,只要稍作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时的加点词在特定的语义场中,其性质和意义都发生了变化,而临时具备了甲类词的特性。
另外,甲组的词一般不能重叠,而且它们也不能与“很,非常,已经,不”这类词结合,而丙组的词都可以和“很”,“非常”结合,很聪明,非常美丽,很主动,很生动,非常平坦。
这样,根据结合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把甲组词和乙、丙组词分开,我们称甲组为名词。
下面,我们再看乙组和丙组:
乙组的词一般不能和“很”,“非常”结合,而C组的词却能,乙组词的前面可以加,“能愿意,应该可以”等词,后面可以加表示动作、数量的词,如:能听,应该批评,可以宣传,愿意讨论,走一趟看一次,整顿一下,禁止一阵,而丙组的词都不具备这些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说:甲、乙、丙三组词在语法上各有自己的特点,是不同类的,我们分别称之为名词、动词、形容词。
这样,根据上述方法,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对词类进行划分,如:
伟大、状大、生动、运动、勇气、勇敢这六个词,有些在词义上具有为接近,初学者往往容易混淆其词性,利用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很快将它们鉴别归类,其中的“伟大、生动、勇敢”能受“很”“非常”修饰,这样,我们就知道“伟大、生动、勇敢”是形容词,“勇气”是名词(它不受“不”,“很”的修饰),“状大、运动”是动词。
但是,尽管如此,上述方法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对于表示心理活动和意识的动词它
就不再适用。
爱、恨、喜欢、讨厌、想念、感谢、赞成、反对,它们都受程度副词“很”的修饰,因此,我们必须从另一种结合能力上考虑鉴别它们。我们知道,动词中有一类能带受事宾语,这类动词叫及物动词,而形容词词却不能。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表示心理活动和意念的动词与形容词区分开,尽管它们都于“很”结合爱人民恨你反对别人
那么,不带受事宾语的动词是否可以和形容词区分开呢?能,这点,我们将在下段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B、句法功能
句法功能标准就是根据词在句子中充当的成分来区分词类,例如,作主语、宾语的是名词,作谓语的是动词、形容词,作定语的是形容词等。但是,必须注意,汉语中句子成分和词类的对应关系不是很严格的,因此,句法功能标准只能作为参考标准,而不能作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如充当主语的一般是名词或代词,而名词和代词绝不是只充当主语,有时候,它还充当定语,类似的成分在其它成分里也有。
2、词义标准
利用句法标准尽管可以把大量的词区分归类,但它也有两个明显的不足:
a、初学者(尤其是中学生),由于语法知识有限,不易很快掌握和理解。
b、遇到兼类词,上述标准就不再适用,我们只能根据语言环境确定其词性。
因此,除了句法功能标准外,词义标准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标准,尤其是对初学语法的人,这一标准更为重要。如:
桌子、黑板、粉笔、门、钢笔、电话、电视等不用其它标准,只看其意义,对词性就可以一目了然。
再如:a、“下午我们去听报告”
b、“他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
c、“他代表人民去参加会议”
d、我们选他当代表
句中的“报告”和“代表”在不同的场合里具有不同的意义,因而就有不同的词性,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句法标准就很难判断,采用词义标准就很简单,a、b是名词,b、c是动词。
另外,词义标准对识别词类活用也很有用处。如:“我们也干净干净”,要理解其中“干净干净”的意思并为之归类,就必须要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也就是说要采用词义标准,这比运用其它标准简便易行得多。当然,词义标准也有明显的缺陷,最主要的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搞不清楚有些词从意义上该归入哪一类,如“兴奋,快乐”等,这时,就不能再用词义标准了,因此,我们在运用词义标准时必须和句法标准结合起来。
3、形态标准
所谓形态,就是表现词的语法意义的形式,分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
a、构词形态
构词形态在构词法上表现词的语法意义的形式,如下例:
A组老师考虑阿哥阿妹
儿子种子房子剪子骗子
妻子胖子锥子聋子
花儿门儿影儿
苦头甜头拳头想头吃头看头
来头势头石头木头指头
人性灵活性原则性系统性
生动性形象性警惕性创造性
B组固化美化绿化异化腐化
形象化自动化工业化机械化
A组词和B组词的语法意义并不一样,从词义标准上看,A组是表示了物的,B组是表示动作或变化的,从结合能力看,A组的词前面可以加数量词或指量结构:如:
一个儿子一粒种子一把刀子一个骗子
一朵花儿一个影儿一堆石头一方木头
那个拳头这个指头
B组的词显然没有这个特点,但它们后达可以加“了”。
固化了异化了工业化机械化了
这点,A组又没有。
由此可见,A、B两组词是不同类的,A组是名词,B组是动词,名词的构词形态标志是老——、阿——、——子、——儿、——头、——性,动词的构词形态标志是——性,——化。
b、构形形态
构形形态是在词的形态变化上表现词的语法意义的形式,先看例子:
A组:先生小姐同学老师工人农民战士家长
B组:学习工作研究保卫打击跑骑
C组:漂亮草马虎交长
只要在A组词后加上“们”这个构形形态,原来的词由单称变为总称了。
先生们、小姐们、同学们、同志们
B组、C组没有这个特性。
B组词后面可以加动态助词“着、了、过”表示动作的持续,完成,过去等:
学习着工作着保卫着
跑了研究了讨论了
学习过研究过走过
A组和C组则不然。
C组的词可以加上构形形态“着呢”表示程度加深:漂亮着呢,高着呢,A组则无此特点,B组的词尽管也可以加上“着呢”,但意义变化和C组不一样。
量子力学的现实意义范文篇3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范式/后现代知识
【正文】
近年以来,后现代主义沸沸扬扬,“后现代科学”也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似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后现代科学也如“梨花”盛开。问题是,后现代科学真能如此“盛开”吗?本文首先考察现代科学具有什么样的范式;其次,考察后现代科学有什么样的特征,它的依据是什么,这些依据是否使现代科学范式渐趋式微?科学还要“返魅”吗?如若不然,后现代科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有其价值?
1现代科学范式
1.1自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发生分离,科学与宗教神学发生决裂。经过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电磁学理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到19世纪末,确立了近代科学的基本范式。与两次科学革命相对应,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到19世纪末,欧洲、北美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它们为世界不发达国家展示出崭新的未来前景。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值19—20世纪之交的时刻,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业已建立,只需对大厦作一些修补工作,晴朗的天空仅有两朵乌云,殊不知,这两朵乌云却引发了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诞生。在世纪之交早就为科学家彭加勒注意到的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也引发了60—80年代的混沌学的诞生。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学是同一水平的革命,同属于第三次科学革命,它们从三个方面给牛顿力学施加了限制。如一位物理学家说: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1〕可见,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自然观。但是,第三次科学革命并没有摧毁由第一、二次科学革命确立的科学范式,而且,它们共同构建了现代科学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一般把20世纪之前的科学称为近代科学,20世纪之后的科学称之为现代科学。但是,在西方,则通称为现代科学。西方没有近、现代之分,只有现代(modern)一词。正如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在英文里(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也同样),‘现代’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过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2〕
1.2我们首先看一下“范式”这一概念。范式(paradigm)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来的。库恩没有给范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解释不一。大体上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等,还包括指导和联系理论体系与心理认识的自然观或世界观,后来他又称之为专业基质(disciplinarymatrix)。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3〕“科学共同体”指的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大体讲,库恩所指的“范式”包含两方面的涵义:(1)从心理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2)从理论与方法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模型或框架。科学共同体还可分为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成为一个最大的科学共同体。
1.3我们认为,现代科学范式由以下部分组成:(1)近、现代自然科学家所共同拥有的信念(如科学目标、科学的社会规范、自然观等);(2)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和方法论原则;(3)还包括科学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神学等的关系规范。大体讲,现代科学范式的具体内容主要有:
1.3.1关于科学的目标。到18—19世纪,人们普遍形成了无误论的观点,即认为科学是由真命题构成的系统。科学无误论认为科学目标是追求真知识,即绝对确定的可证明的知识。到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具有一定预言值的命题系统,科学的目标旨在追求高概率的理论(命题)。波普尔则认为科学的目标旨在提高理论的逼真度,追求逼真度更大的理论。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目标是与真理问题相联系的。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其目标是科学真理,而且科学真理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科学的目标是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
1.3.2关于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这一规范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理论(或知识)相区别的根本性特征。就科学理论所遵从的规范而言,大致有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类观点。预设主义是合理性的传统模式,它以逻辑推理作为合理性的形式,其次以经验检验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标准。譬如,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理论的评价或选择与这个理论的形式结构和它引出的经验证据有关。相对主义认为预设主义观点极为片面。历史主义者库恩就说,逻辑形式与观察实验不能决定相对立的理论或范式,因为范式各方面的支持者都有一套彼此相异的评判标准。
尽管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相对立,但是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共同评价规范还是有的。至少,狭义地讲,科学是一个陈述系统,该系统满足一些基本规范。这些规范构建了科学不同于其它人类知识的典型特征,可以称之为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具体包括:内在一致性(理论的逻辑无矛盾),可检验性(经验实证性),解释性(预见性,特别是能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逻辑简单性等。这些原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理性的基本内核。
1.3.3关于构建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方法或规则,而不选择别的?这关涉到科学方法的根据。预设主义坚持方法论的一元论,认为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逻辑是一套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的元科学,它给出一切理论都应具有的永恒不变的公理结构,即注重逻辑形式而不关注内容。与此相反,相对主义坚持方法论的多元论。历史主义认为,重要的不是科学形式,而是科学的内容,其原因在于科学的一切随社会文化条件而转移。我们认为,科学方法论应当在一元与多元、变与不变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虽然科学方法随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科学方法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凸现了不同的科学方法。科学愈向高级阶段发展,其抽象性愈高,假设一演绎法愈受到重视。
1.3.4关于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规范支配着所有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同时成为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倘若没有这些规范,就无法产生重要的科学问题,无法评价科学活动的成果,奖励卓有成效的科学家。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有: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诚实性和合理的怀疑性。科学的社会规范被默顿(R·Merton)称之为科学的精神气质。他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4〕科学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科学区别于人类其它活动的基本特征。
1.3.5关于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尽管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是科学体系与上帝、神毫无关系。现代科学是与“自然的祛魅”(disenchantment)相联系的。所谓“自然的祛魅”,按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D·R·Griffin)的说法,“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5〕虽然人类文明初期的许多知识被宗教神学家篡改,为其神学目的服务,但是,具体的宗教教义是和相关科学的结论或原理相冲突的。罗素指出:“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6〕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宗教的信仰性,二者是难以简单调和的。
1.3.6关于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自近代科学以来,科学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已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知识经济的来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与政府权力日益整合。科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政府的问题。没有政府的赞助,科学难以发展。政府的不正当要求也会使科学迷失方向,甚至堕落。因此,科学的合法发展要由合法性的政府来规范。但是,当代合法的政府却存在合法性危机(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等等),为此,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制定合理的规范制约政府的行为,保证科学的合理合法的发展,保证科学指向人类进步的向度。
以上我们仅论及了现代科学规范的几个主要方面,其中1.3.1、1.3.2、1.3.3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内在规范,1.3.4、1.3.5、1.3.6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外在规范。内在规范中1.3.2,即“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人文知识的本质区别,界定了科学理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它是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是硬核,难以改变。科学的内在规范是科学范式的主要方面,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在规范是次要方面,非本质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在规范也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2后现代科学可以成立吗?
2.1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50年代向后工业社会过渡,6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90年代在我国,后现代主义也大行其道。当代主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各有特点,虽有冲突,但是,他们主要从哲学层面出发,其共同点体现在:反对(否定、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等,可称为否定性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此相反,格里芬等人则从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的层面出发,探讨更为广泛的问题,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价值与事实、真与善与美的统一,主张科学应当“返魅”(reenchantment)。这些观点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由格里芬主编的《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参加此书撰写的学者既有科学家,也有从事神学、灵学研究的学者。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Bohm)。凡了解量子力学的读者一定会知道玻姆,他的思想极为深刻。比如,在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论战中,爱因斯坦等人于1937年提出了一个关于坐标与动量关联的理想的EPR实验来反驳玻尔。50年代玻姆则从自旋的三个分量着手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自旋EPR实验方案。目前EPR的检验仍然是物理学的前沿之一,直接涉及到量子力学是否完备这一重大问题。(参见吴国林《从微观物质开放性角度审视ERP佯谬》,《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7年第1期)。
2.2近年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就在于人们对现代性愈来愈不满足。譬如,当代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灾难等等。就中国而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软着陆”成功;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外开放使外域之风也迅速吹向国内。总之,种种因素使后现代主义在我国迅速传播,这也表明了国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运动的急切关注和深思。
无疑,外域之风并非都是清新馨香的,保持谨慎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实际上,许多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渗透了商品的逻辑,而且,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正向全球蔓延,对于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极为不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F·Jameson)就指出:“中国读者也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但同样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溶入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尽管具有新的类型”。〔7〕
2.3在当代,科学或知识或信息的作用日益凸显。80年代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成为内生变量,知识内在地推动经济发展。1996年经合组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人类将步入一个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和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我国业已制定的《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知识创新工程》正处于试点阶段。无疑,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知识,其根源是科学。所谓科学,就是系统化的知识;反过来,知识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知识包括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一般所指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具有实证性。科学与知识的区别在于,科学是系统化的实证性的知识,而且如前所述现代科学已形成了自身的范式,这一范式也没有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发生突变。
2.4虽然,早在19世纪之前就发生过反现代运动,如始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者和卢德派的反现代运动。1755年卢梭在其专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对科学和艺术,进而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持否定态度。本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也对科学技术进行过批判。他们把科学技术看作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功能。马尔库塞主张要彻底否定科学技术成果。但是,当前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和强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可以概括为格里芬所言:“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后现代世界是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社会”。〔8〕那么,具有严格规范要求的“科学”如何可能与后现代主义“情绪”相调适呢?
2.4.1在格里芬等人看来,后现代科学应当有什么特征呢?他们反对科学必然和一种“祛魅”的世界观相联盟,其中没有宗教意义和道德价值,即顽固的自然主义。主张灵活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由、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神在世界中作用(通过它的作用,价值才得以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影响)、生态伦理以及对泛心理学,如超感观视觉、心灵感应以及中国气功师的外气发放等问题的研究,甚至死后生命问题等等,都占有一席之地”。〔9〕一言以蔽之,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大致可概括为:整体论和有机论。
转贴于2.4.2在格里芬看来,后现代科学背离了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世界观,根源于科学本身实质性的进展。的确,玻姆发展了一种隐变量的量子理论,提出了一个包含环境信息的量子势概念,由此他认为:“世界不能真正分解成彼此分离的部分,而必须把它看成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其分离部分的出现,只是作为一种仅仅在经典极限下才有效的近似”。“从量子尺度看,宇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不能真正看成是由彼此分离的独立部分构成的。”〔10〕从物理上讲,这是正确的。后来,他又提出了显序和隐序概念,他认为,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为整体。无疑,这已是物理哲学的概括了。在玻姆看来,“后现代物理学,广而言之,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11〕这只能是更有哲学意味了。诚然,近代科学以机械论、还原论为特征,现代科学以整体论为特征。且不说,在西文意义上,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是同一概念,仅以科学史来看,是先有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理论,后有科学世界观。换言之,还原论、整体论都是从近现代科学中抽象出来的,它只能看作科学理论的次级意义或社会意义。事实上,还原论、整体论也只能算作科学的外在规范,是非本质的,并不能构成对科学内在规范(核心)的重大冲击。而且整体论也不是抛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而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整体论。当代科学发展的客观事实是,实践中的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还原论者,进行还原尝试的方法仍然极富成果。〔12〕
2.4.3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哪怕是些许的目的因。原初的有机体可以被组织成两种形式:(1)一个是复合的个体,它产生于一个无所不包的主体,(2)一个是非个体化的客体,它不存在统一的主体性。动物属第一类。石头属第二类。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不存在什么本体论的二元论,但存在着一种组织的二元论。〔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后现代的有机论看来,宇宙的原初总应当看作一个有机体吧!总应包含些许的目的因吧!但是,描述宇宙原初的物质状态,是用宇宙波函数表达的。宇宙波函数仅有引力场和物质场。当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霍金(S·W·Hawking)发展的“无边界”量子宇宙学已粗略地给出了宇宙的创生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它否定了任何目的论、否定了上帝或神秘力量的存在。正如卡尔·萨根在为霍金的名著《时间史之谜》一书中所做的“导言”中指出:“这还是一本关于上帝……或许关于上帝不存在的书”。“正如霍金明确指出的,他试图理解上帝的思想。这使他的努力所得的结论越加出人意料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一个没有空间边缘、没有时间起点或终点,以及没有上帝可做事情的宇宙”。〔14〕
2.4.4克里普纳(S·Krippner)在《灵学与后现代科学》一文中说:“不仅量子论指出无法区分一个‘观察者’和一个‘被观察者’,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将意识完全并入科学研究的主流中来而得到解释”。虽然在量子力学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关系上有许多争论,但是,观察者也没有将自己的意识并入量子过程中。事实上,观察者是宏观物体,量子过程是微观过程,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量子现象是微观客体与宏观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物理学家玻姆曾明确指出:“我不认为精神对原子有重要的效应,至少人类精神对原子没有影响”。〔15〕与玻姆长期合作的海利(B·Hiley)教授认为:“我不明白为何在现阶段需要把精神引入到物理学中来”。现在用量子势来表达,就不会陷入量子理论的多宇宙解释所造成的精神介入困境。〔16〕
2.4.5格里芬认为,自然的祛魅的一个深刻而主要的特征是否认“远距离作用”。韦伯在形容祛魅一词时,含有“驱除魅力”的含义。机械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否定自然事物有任何吸引其它事物的隐匿(神秘)的力量。〔17〕事实上,从已有的关于EPR实验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支持量子力学是完备的,这也意味着量子力学中波函数之间的联系是瞬时的,也即是远距离作用;玻姆倡导的非定域的量子势概念也是远距离作用的。可见,从物理上讲,微观客体可以存在“远距作用”,尽管现代物理学(如粒子物理学)仍然建立在近距作用基础上。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用自然说明自然,否认任何神秘作用。由EPR实验所表征的“远距作用”与灵学中的超心理现象、心灵致动、“中国大气功师”所宣称的“他心通”、“遥视”等“特异功能”的“远距作用”具有本质区别。科学坚持重复检验原则,一个科学事实是可以在相同的实验条件和实验程式下重复出现,至少存在相当高的概率。一个事实不能得到较高概率或重复出现就不能被证认为科学事实。〔18〕灵学中宣称的心灵感应、气功中的“特异功能”几乎没有在科学的严格规范下重复出现,“大师”们也没有显出比常人有更大的本领。然而灵学家、大气功师们却把结果的不可重复归因于:心不诚则不灵,有人干扰气场,没有进入气功状态等,无疑这是遁词。可见,科学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远距作用,科学必须建立在具有可重复性检验的科学事实上。不可重复的事实,其真伪性无法判定,由此彰显了科学与灵学的区别。
2.5如果说后现代科学是可能的,那么后现代科学的范式是什么呢?格里芬在《论心与分子:心身相关宇宙中的后现代医学》一文中有所表达。在他看来,二元论和唯物论是17世纪以来统治现代社会的两种范式,可具体归纳为:客观论、现象论、移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这样一来,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空洞的实在”,全然不存在内在的实在、感知或经验、主观性、目的以及一切的内在的生成。但是,这种论点是可疑的。由此,格里芬提出了后现代范式的依据——泛经验论,用以表述后现代科学的基本性格和方向。
2.5.1格里芬的泛经验论建立在怀特海和哈茨霍恩哲学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有机选择论。泛经验论的具体要点可概括为:(1)每一实际存在都是一个实际活动,亦被称为一个经验活动。(2)自为的经验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事件。事件作为主体,它被涉入一个简短的生成过程中。作为主体的经验活动将感受(肉体性)与自决(精神性)结合在一起。(3)一个客体就是一个原本实质上的主体事件,主体与客体的不同仅表现在时间上。(4)“心”与“分子”是一系列先主体后客体的事件。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是否具有经验这种绝对的差异。(5)每一种永恒的事物都是一个由一系列迅速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时间上的“群集”。事件是最基本的个体。一个事件的“运动”不是移动,而是内部生成。(6)内部生成是第一性的,移动是派生的。(7)每一新的经验都是产生于许多经验之上的集合体。合众为一是经验的终极实质。实际上,它就是宇宙的终极原因。(8)实在是完完全全群集的,不存在只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永恒的实在,存在的仅是事件和事件的群集。(9)每一层次的个体都是有机体的一个层次。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较高层次的有机体。人类是具有等级结构的有机体:是有机体的有机体的有机体。〔19〕据此,格里芬断言,心会受到身体内一切活动的影响,同时,身体内的一切活动也会受到心的影响——这是与现代范式截然不同的看法。
2.5.2不难看出,泛经验论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是一种后现代性质的本体论。正如格里芬自己承认:“当然,泛经验论是有一种未被证实的假设”。但是他又认为:“低级存在不具有任何形式的经验的观点亦未被证实。验证每一假设的途径只能是考察这一假设所导致的结论”。〔20〕中国几千年的气功实践,无疑证明了心和身是相关的,但是,要把人类具有的经验内涵泛化到分子也具有经验,显然是外延太大了。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而且在科学实践中也没有被证实。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理论除了满足逻辑一致、经验实证性和解释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科学理论必须能够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而且愈多愈好。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首先预言了光线弯曲,这与“光线为直线”的日常经验不一致,是一类新的经验。后来,广义相对论还预见了雷达回波延迟、黑洞等新的物理现象。那么,泛经验论的推论又预见了什么新的事实呢?用泛经验论可以解释医学中业已存在的心身相关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能否在物理、化学等无生命物质世界逻辑地预见一个新的事实呢?显然,目前没有这样的事例。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出现。因此,泛经验论也只能是一种哲学思辨式的无根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具有可检验性的科学假设。可见,企图建立于泛经验论这一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科学,无异于空中楼阁。不仅结不了果,甚至连花也开放不了。
2.6后现代科学空疏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科学范式没有突变,现代科学没有发生危机。
2.6.1牛顿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确立了机械论自然观思想,第二次科学革命确立了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自然观,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论自然观、否定了自然的不变性和预成性,否定了决定论和确定性,代之以世界的生成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不确定性的重要地位。虽然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科学革命,自然观上有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某些外在规范发生了变化,但是,科学的内在规范——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部分(如建构科学理论的规范或原则等)——却没有受到冲击,经受住了科学发展的检验。
2.6.2就现代科学自身而言,特别是带头科学——物理学与生物学,它们不仅没有危机发生,反而生机一片,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只有现代科学发生危机,科学革命才能发生。如果说现代科学有危机发生,至多只能说有危机的征兆(主要是指外在规范问题),而没有冲击现代科学范式的内在规范。既然现代科学范式没有本质的危机,那么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亦即不可能发生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
2.6.3仅仅依持科学规范发生的某些变化,仅仅停留在“祛魅”、“返魅”、“物质有痛苦”、“磁石有灵魂”等词语的编排上,显然是不可能符咒般地呼唤出后现代科学。既然如此,又为何极力呼喊后现代科学呢?难道我们还不能洞见到文化中渗透了商品的逻辑吗?
2.7我们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后现代科学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观念。例如,玻姆在《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一文中,提出了后现代物理学。他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共同点是同意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量子论的数学定律可以被理解为对整体运动的描述,在这一整体运动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后现代物理学应从整体出发。〔21〕可见,玻姆的后现代物理学也只是一个思路,没有具体的操作意义,对量子力学的重新理解也不过是变换了一个视角。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也谈到后现代科学,他说:“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述:不连续性、突变性、非矫正性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不可决定的、精确控制的极限、以不完全信息表征的冲突、破碎的、突变和语用学悖论等”。〔22〕这些特征是与量子力学、突变论、混沌学、耗散结构论等有明显的联系,但是,这些学科却都是属于现代科学,而不是后现代科学。因此,我宁愿把现在所谓的“后现代科学”称之为“后现代知识”,即在现代科学范式下可以合理存在着后现代知识,后现代知识以不确定性为标志。其原因在于:科学是一种严格的体系,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知识则不一定,可以没有体系要求。目前所称的“后现代科学”更没有什么体系可言,只是一种哲学式的假设罢了。从科学的角度看,后现代知识可以从1927年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作为肇始的标志。到50年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后现代知识才成为浩浩江河,特别是90年代知识经济的出现,后现代知识已势不可挡。〔23〕
3结语
尽管后现代科学难以成立,但是,后现代科学力图克服现代科学种种弊端,以达澄明之境;后现代科学对人类发展所表现出的深切关怀和焦虑,因此,它是有意义的。然而,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要冠之以“科学”称谓,不如称之为“后现代知识”。要使后现代科学真正成为可能,不仅需要哲学家、宗教学家等人文学者的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自身已发生了危机、发生了范式嬗变;不仅要有概念变革的先行,而且要有实践运作的科学具体操作层面的突变,要有科学方法的变革。目前看来,后现代科学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从观念逐渐浸润的视角加以评价更为恰当些,而操作意义上的工作还远没有展开。而这种展开目前看不见明显的征兆。
在我看来,在现代科学范式下,人类仍有现实的可行策略,即通过“立法”——制度创新——来化解现代科学带来的弊端,减少现代科学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可以通过各国政府及政府间的合作达成某些共识,利用人类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等)的精粹,构建若干科学规范——“科学法”——规导现代科学,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2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一种现代科学范式下的“后现代知识”状态。也正是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有益的“后现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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