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考使考生如牛负重，同时也使家长心急如焚，不利于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关键时刻！

高考改革总要有一个突破口，教育部门选择了英语。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方面花费了过多精力，甚至出现了“娃娃学英语”的畸形现象，却跟日后工作需求严重脱钩。对于少数出国留学，从事科研工作，或成为外企白领的人来说，中小学学的那点英语是远远不够的；而对大多数日后从事一般性工作的人来说，使用英语的机会却相当有限。原来掌握的本是“哑巴”英语，只能读一点粗浅的英文资料，既听不懂，又说不出，工作之后再长期不用，单词忘了大半，那些年辛苦学来的英文就全部还给了老师。像我这类人就是如此。

另外有一道文化景观也颇令人深思，那就是有些当代年轻人对母语学习的忽视。一个摩登“美眉”，眼描蓝，嘴涂红，穿着T恤衫、牛仔裤，摇摇摆摆唱英文歌曲，吐字清晰流畅，酷似麦当娜。而一旦让她写一篇小作文，则会错字连篇，词不达意，书写也一塌糊涂——看看“女神”级明星的书法就足以证明这点。记得钱锺书先生曾讽刺留学生说中文时夹杂英语，好比牙缝里塞进了肉屑——除了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但如今在一部分人中这也居然成了语言时尚。

英语考试改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对于语文考试（尤其是作文考试）而言，英语考试标准化程度高，评定成绩比较可靠，外语社会化考试在国际上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技术上也比较可行。没有人否定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教育部门只是作为一种高考改革的探索，建议在高考中相应降低英语的分值，试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的方案，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增加学生的选择权，以期使外语考试、成绩表达和使用更加趋于科学、合理。

然而这一改革的风向刚刚开始，就引起了社会上的热议。有些专家学者甚至杞人忧天。我曾听到一位外语教学专家愤愤不平的发言。他首先埋怨教育部门跟专家沟通不够，同时认为英语教学的地位从此降低，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他甚至担心原本人才缺乏的英语教师队伍从此人浮于事，大费周折调进大城市的英语教师又会重新流落四方……

其实，中国高考中英语的分值和考试方法跟英语老师和英语教学的地位并无过多联系。作为一种认知世界的工具和文化信息的载体，语言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自人类诞生以来，自生自灭的语言多达五十万种，现今正在使用的语言也将近七千种。据说非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拥有世界上七分之一的语种。一部语言史证明，使用价值和应用范围越小的语言消失越快。比如加拿大夏洛特皇后群岛和美国阿拉斯加那里有一个民族，叫海达族，曾有九千年历史，如今人口锐减，能说海达语的仅几十人，这种语言也就濒危了。英语的情况恰恰相反，从公元5世纪至今，历时一千五百多年，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本族语）的人口约三亿，作为第二语言（即不是本族语，但为所在国通用语）使用的人口约有2.5亿，共5.5亿。此外，把英语作为外国语使用的人约三亿至五亿。我以为，随着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经贸和科技交流日趋频繁，英语的作用和地位决不会降低。但这和非英语国家对英语教学进行调整和“语言规划”并不矛盾。为了遏制英语的过大影响，法国和意大利都采取过保卫本国语言的协调行动，荷兰和比利时甚至签订条约成立了荷兰语联盟。所以，在高考中尝试进行英语考试改革，不会降低英语教师的社会地位，更不会砸了英语教师的饭碗。

记得鲁迅说过，“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但深化改革的洪流是无法遏止的。所以，鲁迅还说，“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