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篇1

作者论述了君主如何维持国家。在涉及褒贬、慷慨与吝啬、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与使人畏惧、是否守信、遭人鄙视与憎恨等方面，君主应该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立场为重，为维护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就国内而言，明智的君主应当急民众之所急，赏罚分明；就君臣而言，亲贤臣，远小人；就国际而言，敌友分明，立场坚定；这样才能够赢得尊重，维持国家运行，甚至繁荣发展。得民心者的天下，这也是马基雅维利的论调，他强调，就君主自身来说，一个被贵族所支持和推选的君主远没有一个受人民支持的君主来的安全可靠：一定不能让人民憎恨，否则再多的堡垒都是没用的。

作者也从历史的角度，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其过去、现在的国家和政治，并劝告当时君主争取意大利的解放。这部分有关于“命运”的精彩论述，“命运也就是时势，如果一位君主的行为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昌盛，反之就会败落。”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从柏拉图开始，政治家都是在人性善论的基础上阐述他们的政治思想的，认为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同样，马基雅维利继承了西方人本的政治思想，以“人”的眼光研究政治问题，首要前提便是对人自身的肯定。他强调人的作用，反对宿命论的消极世界观。“许多人认为人类智慧是不能改变命运的，对此他们没有必要费心劳神地干事业，只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但是人类的主观意志并非完全不顶用。其实命运主宰着我们一半的活动，而我们另一半的活动是由我们自己支配的”“命运就像一个女人，想要征服他就应该痛打她，将她击翻在地”（第二十五章）。可见，马基雅维利并不否认命运（规律）的作用，看到了客观规律与外在条件对社会和人生的制约作用，但他更强调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认为对待机遇也是如此，“机会使选择的形式有了内容。没有机会，他们的意志力就没有用武之地；而没有意志力，机会只有徒然溜走”“所以，机会成就了这些人的伟业，而卓越的才干使他们得以洞察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使祖国日益昌卤（第六章）。马基雅维利十分清楚机遇与人自身能力的关系，强调两者的结合。这在当时是绝对的人文主义思想，至今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基雅维利是位极有争议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挑战了“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思路，剖析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为政者当为大局着眼的思路。

在此书中，我最喜欢看的是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论一针见血的.观点，就我感觉，是整部书最精彩也是最受争议的地方。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都是无一例外地受利益的驱使，毫无社会道德而言。人可以忍辱而事杀父之仇人，却不能不切齿于侵夺他财产的人。因此在他看来，人都是狡猾虚伪的，人民服从君主是出于万不得已，遇到可能，他们就会掉头去反抗。假如人民可能自择，他们必然随其本性，惟恶是从。因此，君主统治与其用爱不如用威。古今中外有许多手腕强硬的人物都是十分推崇《君主论》中的观点的，其中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德国统一的名相卑斯麦、法国皇帝拿破仑还有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等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称为暴君而且自己最后也没能逃脱被历史抛弃的命运，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完全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去执行。虽然他说到君主需要像狮子一样迅猛也要想狐狸那样狡猾，两者缺一不可。但是他又说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不能被列位伟大人物的行列之中的。君主需要做一个伪君子和大骗子，但要注意的是要在表面上做到一些所应该有的良好品行，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们对道德的牺牲。我想这是符合哲学辩证的观点的。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国家和厉害的君主也不乏这样的任务，曹操杀无辜的粮草官、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都是如此。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更为安全些”。但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君主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伐大权。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应当绝对地控制武器精良和素质优秀的军队，“任何人只要有他自己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就会发现无论时势如何骤转，他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还有，君主为了保持权力的自主性，绝不可相信任何人；不可对别人吐露真心，不可指望别人对你诚实，更不可把命运系于别人身上。君主要经得起孤独的煎熬，“最危险莫过于意气相投的人”。所以，应当怀疑一切人，组织耳目对之暗中监视，网罗党羽排除异己，设置职权相互牵制……。总之，为保住君主的地位，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这本书使我看到了，如果把人性中的恶，极端化为一般情形时，所推演出得“不择手段”论，为什么现实世界中有很多人，很多事符合马基雅维利的论述，就是因为人类是存在他所说的这些缺陷和问题的；但是应该看到，人类性格中依然存在善的力量，正义和良知，恶的欲望和善的良知互相作用，就形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复杂的个体—我们。

并且我认为马基雅维利指出了人性和梦想的漏洞，并隐讳地指出了如何评估一种制度和与其结合的教育手段所造就的社会组织系统的处理极限，。虽然已经年代久远，君主基本没有了，但其实大多数政客仍然按照其中某些规则行事，所以我认为马基雅维里更像一个历史真-相的记录者和一个敢于揭露真实的善良者，另外，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阴谋，其实比书中介绍的要复杂且隐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只要这个世界还在玩政治权利游戏，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就永远不会过时。虽然很难用道德来衡量马基雅维尼的作品，但不得不承认，如今的很多事实告诉我们，它，仍将值得我们品味其中的深意。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篇2

我一直对一件事情深有体会，那就是一切学科，尤其人文学科，先读其发展史对学习这门学科太有帮助——而在读完这本《西方政治思想史》之后，我还想额外加上一句，政治思想尤其尤其如此。

约翰•麦克里兰梳理了西方世界从希腊时代一直到今天的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想理论，以及那些时代的发言人，那些最睿智的灵魂。这些睿智的灵魂孜孜不倦地探寻着更好的人类国度与更高的理性成就。

但是，到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思想最终是失败了，而那些只问功利的“庸俗”之辈反而一再被印证所言不虚。而本书的精华恰恰在于总结这一代又一代的成功与失败，从中找出真实的教训。

马其顿与罗马式强权帝国的崛起与城邦/封建制的陨落，给希腊知识精英以巨大的打击。亚里士多德笔下的人类黄金时代在他成书不久就一去不复返，城邦公民沦为帝国臣民，再也不可能积极地参与到地区政治生活中，而沦为帝国中任人宰割的散沙民众。尘世间的至高权柄落入强权之手，公义无处可寻再不是偶发灾难而成了长久重负，这一历史性变化对于知识份子和精英人物们是极大的痛苦——然而纵观两千年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仅仅是一连串痛苦的开端而已。

奥古斯丁式的基督教哲学在这种痛苦中兴起，试图用对上帝之城永恒正义的推崇来削弱世俗帝国的不义造成的痛苦——然而这一努力在未来却成就了另一僵滞的世俗强权——教会。

同样的事情在政治思想史中一再重演，一直到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和民主运动潮流中催生的各种超级利维坦强权，而这些强权之果又一再背叛了当初那些思想者的期待。

历史完全应了尼采的那句讽刺，屠龙者终成巨龙，凝视深渊者得深渊青睐。政治思想追求的是正义、美德、理想的国度，是政治“伦理”的探索，然而政治现实却由“不伦”（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格外贴切）所统治，在现实中上演的很少是政治的高标准理想，而是其最低标准的粗陋现实。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篇3

其实谈到西方的政治思想，就一定要谈到古希腊。在古希腊人的政治思想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关于政体划分的标准。

我们先看看柏拉图的划分方法，他在《理想国》中将政体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斯巴达政体（在古希腊也叫做荣誉政体）；第二类就是寡头政体；第三类是民主政体；而第四类是最坏的，是僭主政体。如果把柏拉图心中的理想政体也加上，事实上就是五类政体。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柏拉图的划分标准是什么？说出来可能让人吃惊，是美德。柏拉图根据它们背离理想政体的美德为依据。僭主破坏了正义、民主毫无节制、寡头意味着愚昧的富人当政、荣誉则鼓励人们好勇斗狠。但是这种分类方法会导致很多混乱，所以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又根据是否依法治理和统治者人数的多少重新划分了六大政体。具体如下：

合法治理的政体非法治理的政体

君主制（统治者只有一个）僭主制（一个统治者）

贵族制（统治者是少数人）寡头制（统治者是少数人）

民主制（多数人统治）非法的民主（多数人统治）

但是这六种都不算是完美的政体，柏拉图心中最完美的政体就是他在《理想国》中描绘的城邦制度：城邦的公民被分成三个阶级，分别是哲学家、士兵和劳动者，他们代表着统治阶级、保卫者和劳动阶级。城邦的公民一出生就要接受教育，一来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才能，从中找到未来城邦的统治者，二来也是为了使他们意识到自身利益和城邦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使他们忠诚于城邦。为了保证统治者和保卫者一心一意为城邦效力，他们不允许有家庭，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由城邦负责抚养。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受到过雅典公民大会审判的影响，反正柏拉图本人对民主是非常反感。从上面的分类可以看出，无论是合法政体还是非法政体，人民主权的政体始终是最糟糕的。其实柏拉图的想法倒是蛮好理解的，柏拉图认为，统治国家需要的是智慧，只有拥有足够智慧的人才能治理国家。而普通的人民，是没有这种智慧的，真正的智慧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有哲学家（柏拉图有点自恋了）才有足够的智慧治理国家。

柏拉图对民主的反感还体现在他对政体更迭的看法上。柏拉图认为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是一个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最后再到黑铁时代的堕落过程。而堕落的关键，就在于人们的私欲。因为私欲，公有制被破坏，城邦的保卫者们攫取了权力，瓜分了城邦的财产，于是形成了荣誉政体；荣誉政体成立后，财富不断腐蚀着军人，而且，私欲的产生也会让人们拼命的获取财富。而财富将会逐渐地集中到富人的手里，他们不会甘心在政治领域沉默，他们会窃取政权，于是，寡头政治成立了；寡头政体必然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穷人们不会甘心与此，他们必然起身反抗，随之成立的就是民主政体；由于人民缺少统治的智慧，他们必然会被少数伪装成人民利益的代表所欺骗，从而把权力交出来，最后，僭主政体成立了。而僭主制度是一个毫无道德和节操的制度，它是最坏的制度！

不可否认，虽然柏拉图对政体划分的标准和对政体的评价难以得到今天人们的认同，但是他对政体更替的看法确实让人惊叹不已。事实上，柏拉图所描绘的正是古希腊政体堕落的过程，他的睿智令人折服。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篇4

我这样的普通人，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本有关政治的书，也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就比如“君主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观念，其实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马基雅维利对君王要求很高，需要拥有强大的武力和能力，但并非需要十全十美，忠信诚毅，更重要的是要会使用方法与手段，只要利于国家统一和自己的权利，背信弃义、嫁祸于人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在书的第十八章，他提出“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又必须像狮子一样能惊骇豺狼”以及君主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我认为，马基雅维里的这种看法，相比较柏拉图等人的一些观念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更为现实，更富有理性和经验。就像是欧洲一时的霸主拿破仑，德国铁血宰相卑斯麦，还有中国的曹操，他们似狮似狐，必要时牺牲了一定的道德获取成功，是强大的伪装者。

整本书中作者对于政治的认识非常深刻，但我认为在许多细节问题的看法上还是有两面性的。例如他在书的前几章就提出的观点——“我们要损害一个人，这种损害要彻底不留后患”。这话在政治层面上似乎是可以理解，但若扩展到其他方面，未免过于冷酷，在道德层面上也是无法被接受的。但他也在其他地方提到了区分政治与道德两种不同的标准——并不是说道德不存在，而是说对于政治而言应该有其独立的判断依据。比如，君主作为一个人，人们当然可以对他进行道德的评价，但作为君主，他以及他的臣民对他的行为进行判断的最重要的根据，是他是否能够成功地获得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为他的国家带来和平和安宁。如果道德能使他做到这一点，那么他无妨做一个圣人，但如果道德妨碍了他的成功，那么他也无妨做一个卑鄙小人。在书的第十七章，作者提到“一般来说人都是忘恩负义的”，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化了。而且作者考察的国家也具有局限性，主要论述的国家是法国，意大利等环地中海的国家，有些观点没有普适性。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篇5

政治思想：

一、权力政治观：

1、从理论前提看,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是建立在对现实人性深层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研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说,不能不联系他的人性观。马基雅维里对一切政治概念和政治方略的阐释都是以人性本恶观为前提的；

2、他认为人类最初和动物一样,是分散活动的,追求权力和财富是人最基本的欲望。如果任凭人的本性发展,必定会造成一个互相争夺、残杀的战争状态。为了更好地限制人们的欲望,避免冲突,保卫自己,人们从自己的队伍里选举最有力、最勇敢的人担任领袖,并颁布了反对欺凌弱者的法律,确定了刑罚,由此国家就产生了。国家的目的也就是保障每个人自由地使用财产,保障人民的安全,为世俗谋幸福；

3、他提出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统治权,以强有力的法律与军队作为权力的构成要素。他完全摆脱了伦理学对政治的限制，重新规定了政治活动的本职，在近代最早将政治的目标与道德区分开来,从此权力便成为国家一切相关机构、职能及法律体系的基础。

马克思赞扬道:“马基雅维里、康帕内拉等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这是从神权政治观向人权政治观的复归,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由中世纪转为近代。直到目前为止，西方仍有许多学者把政治视为一种以权力为核心而展开的运筹活动，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权力政治观的深远影响。例如，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就认为，“政治行为”就是人们为权力而进行的活动。“研究政治就是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享。”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

二、共和理想和君主专制

马基亚维里在对古罗马共和国及其以前的政治思想家的政体分类考察的基础上推崇共和政体，但是鉴于当时的意大利四分五裂、腐败不堪,只能实行君主专制，不过君主专制也只是临时措施。

三、君主的统治方法

他认为君主统治应该不受道德约束，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实现目的，应使人们恐惧，要随时抛弃承诺，这些在《君主论》一书中有很好的体现。

马基亚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里理论被曲解为马基亚维利主义，即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强权至上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都信仰马基亚维利主义，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则是表面上强烈反对，实际执行马基亚维利主义。但实际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虽然提出要求君主强有力，执行铁腕政策，但和后世的解读并不一致。下面是马基亚维利主义的主要观点：

一、伟大的人物，包括君主都是非凡的伪君子。

二、君主要维护统治，最有效的方法，一个是封闭，另一个是洗脑。

三、君主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这句话完全是顺我者倡，逆我者亡。我觉得曹操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也有类似的意味。

四、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毛泽东也说过“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五、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遗失还来得快些。拿破仑的亲密战友塔列朗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和拿破仑密谋发动五月政变，最终却出卖了拿破仑。

六、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七、君主务必把担任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八、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即君主永远都是正确的。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篇6

“宗教和精神，一种文明中最最精髓的东西却由于其难于描摹而时常遭遇人们的沉默。诗之美在于其不可转译，精神之美在于其不可表达。”不知道在哪读到的这句话，深以为然。在我国的历史上，凡是如管仲之流的实干家都是不太会去著书立说的，又是为了什么呢？或许，是为他们深知，很多时候很多事，做得说不得；而很多时候很多事，说得做不得。或许，就只是因为他们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说不说的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了，反正他们的言行施政都在那，有心的人自然能够从中收获。也便只留了千秋功过，任后人去评说了。

如果所有的微笑和眼泪都是重复，那么所有曾经的制度和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过都是利益的再分配罢了。说起来，历史的荒唐总是如此的可笑，似乎每场自下而上所掀起的革命，一切文化都会被认定为是资产阶级的附庸。无论是奴隶造反，还是所谓的农民起义。似乎不用这些最珍贵的人类精神文明做祭奠，就不足以与过往相割离似的。然后，等到一切事态平静了，人们又开始需要这些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是花更大的比当初更多的财力精力去寻回，而很多时候，那些就此泯灭的，我们只能从博物馆中看到残骸，遗憾的去皓首穷经的琢磨、猜测着它当初的样子。

看看以前留下了的老物件，再看看现代的所谓纯手工的工艺品，你就会感觉差距很明显。话说，现在人心思浮动谁能静心下来做事情，就这种心态别提搞科研了，就算是搞手工艺制作，也不如以前精细了。也所以，现在要找资料需要科研类的著作，都会以欧美那边传过来的为准。政治学的治学也不例外。国内外的政治学相比最大区别就是，一个是定性分析，一个是定量分析。如果想把政治学学好，就一定得对国外的政治学治学方法有所了解才行。而这本书正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篇7

书中前半部分给我很大的感受是当时的人们迫切地想要利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对待社会问题。牛顿革命对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很多学者也希望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模式去建构一个良好的社会。如哈林顿通过一种机械模式希望政治思想科学化；霍布斯也采用机械唯物主义将人类事物纳入自然科学。他们希望通过严格的逻辑来推理政治，但政治是非理性的，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微测量。所以我比较赞同休谟的观点–政治现象不可能得出数学那样的定理法则。最明显的是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他们希望将牛顿的现象应用人类文明现象。即：特殊的规律可以导致比较一般的规律，由此循序渐进，最终上升到人类统一的规律，即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相对应的社会原理。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尝试注定空手而归。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导致一切思想结构发生根本转变–斯宾塞开始追求一种普遍的进化论，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归为同样原理，将科学研究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主张让自由竞争淘汰缺陷个体，创造出最优秀的社会和人类。但是每个民族和个体都有其独特性，怎么可以套用同一种进化模式呢？

和人打交道尚且这么难，去研究一个由复杂的人际网络组成的的社会更是难上加难。这还要考虑每个个体的立场、价值观，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所以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没有哪一个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会比社会这个系统更复杂，因为它们需要排除人为因素，仅将纯粹的客体作为研究对象。所以对于不同学科研究方法和标准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之间肯定也有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比如统计学在社会调查中的运用。以及作为现代数学的新分支，博弈论也可以运用到经济学、政治学、军事等领域。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后感篇8

西方现代思想史体现出鲜明的理性色彩。哪怕在中世纪，理性也被视为神学的工具，是一种“被信仰和规范约束的理性”。他们信仰上帝并非出于迷信和愚昧，而是依据逻辑思考试图解释古希腊哲学理念来源问题。在17c末转向启蒙时，培尔主张对各种事物进行重新考察，认为任何盲从权威的信仰都是愚蠢的，极力宣扬批判精神。再到洛克反对用情感代替思考，反对迷信权威体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尽管洛克属于经验主义代表人物，但这种经验主义与莱布尼兹理性主义的对立和张力则在18c构成这一时期的哲学特征。到18c，此时人们思想变得世俗化，主张基督教也要接受自由讨论的检验。人们不再满足于根据圣经权威来接受道德信条，而必须证明它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

启蒙运动对于欧洲后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具有绝对性影响。它虽带来了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的先进理念，但不合理的无节制的理性使其不尊重热情，压抑个性，无法满足人的心灵需求也导致了后来反派文学、享乐主义伦理学出现。这可能也与后来浪漫主义的兴起有关。正是高度发展的理性主义才催生了与它相反的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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