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概论课程论文范文篇1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3-0011-06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一、三起三落的经历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二、40年的进程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通过改革，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这种“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3]（P797-798）这种变更最先在分配领域找到了突破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初，社会舆论异口同声，要求破除“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对于亿万农民兄弟来说，他们更是吃够了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苦头。他们深切感到，“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是他们最为喜欢的生产经营方式。但是，这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即使“剩下全是自己的”也是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这也说明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非改旗易帜。一旦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了剩余，他们要通过“卖”加以处理。在当时城市副食品供应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必然有人来“买”，这样就必然形成“买卖关系”——买卖关系的总和叫市场。既然如此，工业品和劳务也必须具有商品性质。这样一来，改革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农村，必然要发展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改革在农村取得的初步成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大力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了这个转轨，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促进了各项事业的繁荣，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改革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凸显：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革命。三、全面深化的方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1.

[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3]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C].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0.

[4]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C].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0-781.

农村发展概论课程论文范文篇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1第一阶段：1984年末至1993年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杨伟认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论战的广阔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列主义文化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其主要特点。[1]蔡四桂指出毛泽东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特点、明确地提出了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方针、形成了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2]汪澍白在《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演变》一文中，对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的演变进行了一番探讨。陈增辉对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索，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运用中西文化中的精华正确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3]黎永寿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综合了当时先进人们文化观的时代特色、时代局限和毛泽东本人的个性特征，作者进一步指出五四时期毛泽东文化观本质上是中西文化比较观，破旧出新是其特点。[4]田彤认为青年毛泽东经过中西文化熏陶，逐渐形成马克主义文化观基础。[5]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时期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以段书勤、牟岱、张文联和王炯华最为典型。段书勤指出毛泽东文化观核心特色是批判继承和吸收中西文化精华，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作用。[6]牟岱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因时不同，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文化观的特点，最终指出毛泽东文化观的四个特征即鲜明的党性和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开放性。张文联、王炯华认为毛泽东文化思想思维独特，实际化思维特色、群众化思维特色、政治化思维特色、形象化思维特色贯穿毛泽东文化观始终。[8]

2第二阶段：1994年后期至1999年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梁念琼认为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体现在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并重、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人民主体论特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等六个方面。[9]王海梅认为毛泽东文化观具有民族性、民主性、实践性、继承性。[10]陈志杰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明显地具备双重色彩，既有中学的传统又有西学的印记，而西学占据主流。[11]杜艳华从不同角度出发，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具有开放精神、广采博取的精神、创新精神。[12]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在这一时期，孙铭有对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作者指出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文化学思想的基本构成，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文化学思想体系。[15]李建英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的形成及特点，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具有兼容性，结合了中西文化中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并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以政治为主体，重视人的意志力。[16]

3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关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影响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文化思想及其所展现的先进性对毛泽东影响深刻，且成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丰富思想源泉。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吸收了李大钊文化思想的东方文化观、西方文化观、文化发展观的认同和吸收。[19]杜艳华则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内容与李大钊文化思想表现了诸多的联系与一致性，李大钊对毛泽东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使毛泽东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能超越近代思想家康、梁、严复等人，并迅速走向科学的重要原因。[20]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做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黄卫星、李彬将葛兰西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认为葛兰西和毛泽东有关文化领导权的思考与论述颇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比如双方都重视精神的力量、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优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等一般原则。[21]郑祥福和范虹邑进一步分析了葛兰西“阵地战”策略与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针，认为毛泽东的方针更具实践性和现实性。张士海提出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的命题，但在其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领导权思想。[23]作者深刻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理论维度、实践维度等方面，认为对当前我国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深刻的意义。李雅兴、韩贤胜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24]3.3从微观入手对毛泽东文化观进行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對毛泽东民族文化观进行研究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严考亮，严考亮从民俗文化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特点与独特性进行了探讨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民俗文化观是毛泽东对民俗文化进行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结果，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应用性等特点。严考亮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的现实启示进行探析，他指出要正面教育和引导传统信仰习俗、注重人文关怀、积极传承优秀传统习俗文化。[26]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3.4毛泽东文化观与当代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杨伟.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3）：21-27.

[2]蔡四桂.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略论[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4）：14-17.

[3]陈增辉.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J].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1（1）：53-57.

[4]黎永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的文化观[J].社会科学研究，1989（6）：43-50.

[5]田彤.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J].广东社会科学，1993（5）：11-14+47.

[6]段书勤.试论毛泽东文化观的核心特色[J].理论探讨，1993（6）：27-29.

[7]张文联，王炯华.试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思维特色[J].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2（5）：1-4.

[8]梁念琼.简论毛泽东文化观的主要特征[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3.

农村发展概论课程论文范文篇3

摘要：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是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创新之举，是精准扶贫工作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有效之举。文章通过对精准扶贫和电商扶贫的理论依据进行梳理，简述精准扶贫这一大背景以及铜仁市精准扶贫的开展状况，通过铜仁市的资源现状和其他条件分析出铜仁市开展农村电商的优势，以印江“4+2”模式为例详述铜仁市农村电子商务开展的现状和成效，找到电商扶贫实践中存在问题，为铜仁市农村电商扶贫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精准扶贫；电子商务；电商扶贫；印江“421”

精准扶贫即扶贫政策措施针对真正的贫困群体，通过针对性帮扶从根本上消除致贫障碍，实现可持续脱贫。铜仁积极探索精准扶贫新路径，电商扶贫是其中之一。狄荣娜采用AHP法分析得出的结果为物流、农民素质、政府扶持为农村电商起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农产品优劣和消费者偏好是其壮大的条件；林洁通过调研总结出我国农村电商目前存在农村生产规模小、农民认知水平低、物流配送低效等问题，并提出了发展策略。现有关于农村电商的研究多是从国家层面展开因素和问题分析，少有从地方层面分析电商扶贫意义，本文以铜仁电商扶贫为对象，针对地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一、铜仁市精准扶贫

（一）铜仁贫困现状

铜仁地处武陵连片贫困地区腹地，贫困人口多、程度深，扶贫任务重。由表1可知铜仁贫困发生率高于贵州省，精准扶贫以来贵州省与铜仁市贫困人口数量不断降低，贫困发生率降低，且铜仁市的贫困发生率减速高于贵州省。

（二）铜仁市精准扶贫工作进展

铜仁市高度重视扶贫，出台了多个重要文件力争打赢脱贫攻坚战。2016年减少贫困人口152566人、贫困村159个，其中搬迁脱贫32576人、产业脱贫78955人、社会保障脱贫6343人。从扶贫资金的投入来看，2013~2016年支出分别为1672万元、1074万元、1320万元、1392万元，2014~2016年支出增长率分别为-35.8%、22.9%、5.5%，在2014年开展精准扶贫后，扶贫支出虽逐年增加但较2013年减少了很多，铜仁市严格落实精准扶贫，精准滴灌。

二、铜仁市农村电商扶贫发展条件

（一）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推进

“电子商务”连续4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铜仁市出台《铜仁市加快电子商务发展扶持办法》等多个文件，市电商办出台电商指导性文件，县区负责人亲自部署电商工作，与组织部、人事局联合开展电商人才培训，与发改局、交通局统筹做好物流规划，保持电商工作联动。

（二）特色农产品和旅游资源丰富

铜仁特殊地势地貌和气候加上民族文化使农产品和旅游资源独特而多彩。特色农产品有土家“草凳”、玉屏无核糯柿、官舟牛肉干、贵州白山羊等。旅游资源共有11612处，有梵净山等众多AAAA级景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仡佬毛龙节、松桃苗绣、思南花灯戏等；苗族“六月六”、赶社节等也是铜仁特色文化瑰宝。

（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2016年贵州已实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公路，基本实现电信、计算机、数字电视网络为主的信息网络覆盖。铜仁公路总里程24807公里，高速公路596公里，电话普及率86.74%，互联网用户35.95万户，网络覆盖率约60%，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条件基本满足。

（四）电商巨头助力

2015年铜仁成为阿里巴巴全国推进农村淘宝的第一个试点市，依托“千县万村”战略建成农村淘宝县级营运中心9个、电商综合服务站515个，成立了邮乐购、京东帮等975个服务站。铜仁市在第三方大型平台上开设铜仁产业带、特色馆，在平台上O2O招商，现已有众多企业入驻天猫贵州特色馆、京东商城，46家企业入驻1688平台，通过B2B、B2C模式推动企业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五）物流系统的不断完善

铜仁市编制物流发展规划，推进中铁物流等大型物流的建设；出台政策落实物流补贴；借助“千县万村”工程，农村菜鸟物流逐步实现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基本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全市共有物流企业239家，规模以上25家，AAA级物流企业3家，物流快递企业共387家。

（六）消费习惯下的市场潜力

2016年全国已有32.6%的企业线上销售，31.5%的企业线上采购，33.8%的企业用互联网营销。网民规模6.88亿，农村网民占28.4%，增速为城镇的2倍，互联网普及率达50%以上，网络购物和旅行预订的用户有4.13万和2.6万人，使用率为60%和37.7%；2016年铜仁城市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6742元和8090元，2015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3.2和40.9，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村生活水平低、市场潜在需求大。

三、铜仁市农村电商扶贫现状

（一）铜仁市农村电商扶贫推进现状

铜仁市通过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创新的思路与路径，“扶贫先扶智”“授之以渔”，为农民创收、改善其生活，农村电商发展本身就是扶贫的进步。铜仁成为贵州唯一入选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江口县成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县，万山区、松桃县、沿河县成为省级电商进农村示范县。由表2可以看出，铜仁市的电商实现了较快发展，交易额增长率达50%，其中网络零售额约占20.7%。从销售统计上来看，铜仁市上行产品主要有茶叶、天麻、空心李等150多种本地农特产品，电子商务助推了“铜货出山”。但铜仁旅游电子商务还未有明确的计划和方案，推进工作较迟缓。据统计铜仁市通过电子商务，实现农村就业5300余人，带动7250余户贫困户、3.2万余贫困人口，为贫困户节约生活开支3200万元，带动就业3.6万人，电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

（二）铜仁市印江“421”模式

印江县“421”模式即坚持“四措并举”，周周电商培训、月月新品上线、季季营销活动、年年产业孵化；做强“两大产业”，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实现“一个目标”建成全国电商综合示范县。首先搭建“一园一区一空间”，完善信息物流网络，全县基本实现网络村村通，行政村快递物流75%的直接覆盖率。其次推进“电商+特色产业”，形成“一认证一体系一平台”网货“淘品牌”建设体系和“一主体一节点一奖励”的电商销售促进体系，在“一认证一体系一平台”方面，全县有21家企业获得有机产品证书36张，占全市的65%，建立了5类100家企业可追溯源体系，获得贵州省名牌产品品牌2个，已有15家传统企业入驻1688平台工作，52家企业向电商转型，网商网店500多家，村级电商服务站183个，先后举办多次电商年货节、农产品推介等活动，对电商经营主体营销奖励，激发电商创业者的积极性；推进“电商+创业”，实施电商万人培训计划和电商扶贫“一村一品”网货基地建设项目，全县电商从业人员6200余人，开展电商培训79期7904人次，涌现出众多电商示范企业和个人。印江县农村电商在一定程度上为电商扶贫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企业带动农户致富，带动青年返乡创业，为印江县脱贫攻坚作出积极贡献。

（三）铜仁市农村电商扶贫作用

电商通过互联网和第三方交易平台促进信息高效流动，降低了沟通成本；向外开拓市场、挖掘农村市场，增加了销售量；生鲜特产由于交易时间缩短、损失减少；贫困人民获得更多就业机会，通过培训获取知识提高技能；贫困人民有了更多购买选择，生活生产成本降低，生活更丰富便捷。农村电商通过创收和提高生活福利推动扶贫。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善了政府主导下企业为核心的产业扶贫模式因市场的波动而难以长期维持和贫困人口因缺乏致富能力而迅速返贫的困境，中介企业可以有效解决市场问题，农民因为电子商务和技术指导获取了致富能力，可实现多元化扶贫格局和参与式社会治理贫困。市场竞争式的自发脱贫机制减少了政策执行力度不足、资源供给不足和贫困人口脱贫意愿和能力不足的问题。贫困地区长期以来在市场竞争中由于缺乏信息资源而处于劣势，电商为贫困地区人民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科学决策创造条件，大大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同时电商发展将贫困地区和外部连成一个整体，资源流动更高效、配置更优化，市场更加完善带来的溢出效应推动社会生态系统完善，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公共基础设施推动贫困地区持续良性发展。

四、铜仁市农村电商发展的问题和建议

（一）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铜仁农业产业化水平偏低，不能有效率地提供优质、稳定的农产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特征限制了地方品牌的建设和市场的开拓；产业链不完整、产品同质现象严重：生产领域以传统的深耕细作为主、深加工不足，流通领域以国家和大型企业收购为主，消费领域品牌意识较差。需充分认识到电商扶贫的前提是地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业扶贫是核心，电商扶贫是手段。政府和农民需在将重点放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上，完善产业链，因地制宜注重特色发展，注重品牌建设。

（二）企业与农户结合程度偏低

龙头企业与农户实现精准对接能起到积极带动作用，但铜仁现阶段企业与农户对接程度偏低。铜仁市龙头企业规模较小，带动能力偏弱；企业和农户双方合作意识较差，二者的博弈胜于合作，扶贫无法长期维持。在“企业+农户”的模式下，违约的行为多现，往往农户处于弱势地位，损失惨重。政府应大力扶持电商龙头企业，引导其发挥带头作用，同时奖惩结合，鼓励企业与农户的合作，严惩违约行为。

（三）物流运输难题

在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基本完善的情况下，物流成本较高也是电商起步阶段发展的一大障碍。其次，物流运输技术不能满足现阶段的需求，尤其在生鲜冷链物流方面。因此现阶段应给与企业和农户适当物流补贴，引进冷链物流等方面的技术，并配以必要的物流知识培训。

（四）铜仁市贫困程度深

铜仁市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居民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山区，恶劣的环境使得其与外界联系困难，电商扶贫任务繁重；同时许多家庭专注于温饱问题，无暇顾及农产品的生产、推广和销售。因此电商扶贫应贯彻精准扶贫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据各地经济现状、基础设施和地区资源统筹电商工作，扶贫的根本在于改善民生。

（五）电商人才缺乏

铜仁市现阶段电商从业人员数量庞大，但专业化人才尤其是电商复合人才缺乏。铜仁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难以留住高素质电商复合型人才，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电商扶贫发展受限。一方面政府提供优厚的条件吸引和引进电商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邀请专家定期开展电商相关知识培训，培训内容专业化、实用化。

（六）农户文化和认知水平待提高

农户文化水平偏低，缺乏生产、营销和网络信息技术，缺乏科学理性的判断导致电商开展低效率。多数农户目光短浅，不注重品牌的打造和维护，看重短期收益，坐地起价、以次充好、品控不稳定，不利于电商长远发展。因此电商人才的指导带头作用和电商知识培训必不可少，农户自身的局限性需要政府通过教育方式灌输生产和营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时需要用法律法规和严格的监管手段加以管制。

农村发展概论课程论文范文篇4

[摘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要达到“金课”标准，应该从教学内容的提升和教学方式的改进两方面入手。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体现思想的导向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升课程的吸引力。教学方式方面，设置“课堂实践”环节，创新教学模式;组织课堂讨论，强化课程的互动性。用党的创新理论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增强大学生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設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金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质量提升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翻译学院2019年度校级教改项目“‘金课’导向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J19B31）和陕西省教育厅2016年度人文社科专项“陕西民办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创新能力培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JK2061）。

2018年6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表示，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难度，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兴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什么是“金课”？“金课”强调“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金课的“高阶性”就是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创新性”是指课程内容要反映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呈现先进性和互动性。“挑战度”是指课程有一定难度，需要学生跳一跳才能够得着，对教师备课和学生课下有较高的要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的主干课程，也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大学生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本课程肩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接班人与建设者的重要任务，在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将概论课打造成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金课”，激发大学生学习概论课的兴趣，加深他们对授课内容中重点、难点、疑点的理解，使其主动深入学习和掌握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和改革前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学生思想中的坚定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体现思想的导向性

概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教育，帮助大学生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认识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概论课的授课重点。2018年，教育部对概论课教材进行了重新编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的组成部分，占到了篇幅的三分之一。如何用党的理论的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头脑，将教材体系转化成教学体系，成为每一个教师教学工作中的重点。这就要求教师在思想深度和理论透彻度上多努力，在教学内容设计上花心思。教师除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外，还要认真学习十八大以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重要文件，阅读相关著作，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等。用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帮助大学生解决他们的思想疑惑，用新时代鲜活生动的案例诠释党的路线、方针、纲领，真正做到“说得清”“问不倒”“难不倒”，用党的创新理论培养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升课程的吸引力

概论课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程内容理论性较强，要想让学生对相对枯燥的理论内容感兴趣，必须将教学内容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相结合，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

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经典文献纪录片，使他们了解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情况，坚定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教师可以让学生观看《复兴之路》《中国：习近平时代》。《复兴之路》梳理了自1840年至2012年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全片以翔实的史料、恢弘的结构篇章、深沉的叙述语言，辅以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为世人展示了全球视野下中国发展道路的抉择、民族复兴的画卷。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讲述了自2012年至今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及历史性成就。这两部纪录片内容生动、形象，且与概论课教学内容十分切合，是进行视频教学的最佳素材之一。播放的方法是将纪录片穿插于相关章节前后播放，要求学生认真观看，听清听懂解说词，重要地方要记笔记。播放的内容与课程章节中所讲的内容时间上要相对应，这样能使学生容易将生动的纪录片与教学中的理论联系起来，帮助学生理解教材中的重点、难点，使概论课变得生动、有趣、接地气。

设置“课堂实践”环节，创新教学模式

“金课”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将探究式、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模式引入课堂教学。教师可以设置“课堂实践”这一环节，创新教学模式。“课堂实践”可以让学生分组，每组5到8人。教师提前布置各小组实践的主题。各小组在上课时展示实践成果。展示形式为主题演讲，要求各小组围绕主题制作PPT。演讲时各小组应保证观点正确、紧扣主题、语言流畅、对内容熟悉。教师根据学生的演讲情况，给予相应的分数，同时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这样做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又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搜集材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演讲的过程中，学生对知识点的把握一定比单纯听教师讲要深刻得多。而“听众”，即其他学生，看到熟悉的同学上台讲课，也会分外关注，加深他们对课程内容的印象。“课堂实践”的题目设置既可以选择学生感兴趣的热点，也可以选择补充教材知识点的内容。如在讲“第四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时，可以开展一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图片资料展”活动。学生通过这些资料了解当时中国尖端领域取得的成就，如“两弹一星”等，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程中的失误”这个知识点，进而明确另一个教学重点“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以上这些知识点既是重点也是难点，设置实践题目，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加深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组织课堂讨论，强化课程的互动性

思政课要增强趣味性、强化互动性，让学生觉得“有意思、都愛听、真相信”，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让课程内容入脑入心。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思想情况，把学生关注的理论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具体的方法是教师提前拟定并公布题目，要求学生认真搜集资料。以小组为单位，每小组6到10人，在课上发言。在讨论主题的设置方面要做到：一是难度不能太大，要让学生有话可说;二是和学生自身生活、学习密切相关，使学生感兴趣;三是紧紧围绕教学内容，要对学生的思想起到引领、启示作用。如课堂讨论可以围绕教材三大组成部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编写逻辑，分别在每一部分讲授结束后组织学生讨论。在讲授一至四章时，让学生讨论“近代中国能否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讲授完第五章后，让学生讨论“改革开放前后衣食住行的巨大变化”;在讲授八至十四章时，让学生讨论“中国如何从大国变成强国？”这些讨论题目既是社会热点，又是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通过讨论，让学生切实感受到社会发展与他们自身成长成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增强学生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结语

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教育改革只有深入到课堂层面，才能真正进入到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地带。思政课只有不断增强课程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使学生真正做到“把头抬起来、坐到前排来、脑筋动起来、课后忙起来”，才能使思政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这也是新时代对高校思政课提出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6-21.

[2]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2019-3-18.

农村发展概论课程论文范文篇5

1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与知名企业阿里巴巴在商业布局上的新战略存在高度吻合关系。从2014年开始，马云领导下的阿里巴巴集团将农村市场视为重要的新战略方向，大大加快了在农村地区开展电子商务布局的步伐。据阿里巴巴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14年淘宝网上经营农产品的电商数量为76.21万个，完成年度农产品销售额483.02亿元，这样迅猛增长的数据，印证和预示了农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趋势。

2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人才匮乏问题

人才问题是制约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懂得电子商务经营的现代型人才。从2014年以来，以往困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问题，因国家政策的不断支持，基本上得到了改善，农村电脑的保有率有所提升，以手机为主体的移动互联网则得到极大程度的普及。硬件方面的问题已经得到改善，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才方面，虽然农村上网青年的比例不断增加，对互联网的接触已经比较频繁，但是他们的使用偏重于娱乐方面，从学历、能力、技术等方面综合来看，仍缺乏系统的电子商务训练，因而导致在其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影响了农村电子商务的良性发展。

2.2产品和品牌培育问题

农村电子商务包括输入和输出2种流向，输入是指商品和服务流向农村，输出是指产品和服务从农村流向其他区域。对农村、农民和农业来说，产品和服务的输出意义更大，它有助于解决农产品销售难、农业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但是从目前农村电子商务的情况来看，产品品质参差不齐、产品交付不够及时等问题仍十分突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农业以个体生产为主的限制，单一农户很难实现产品美誉度的提升和品牌的打造，造成了消费者信任度的不足和流动性的加快，不利于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

2.3物流体系问题

“电子商务既能发挥迂回经济专业化分工的效率，又能缩短迂回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消费的距离”[1]，我国目前物流体系在城镇方面的布局已经十分完善，但是在乡村区域“最后一公里”上还存在很大问题，因此国务院也出台了加快“快递向西向下”的相关政策。就目前而言，运输距离和运输成本也是制约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农产品这种附加值比较低、运输要求相对较高的物品来说，更需解决物流问题。

3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措施

“新形势下的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应用与发展将会给我国农村现代化和农产品流通带来巨大变革，促进农民的持续增收”[2]，正因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可以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要更好地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事业的发展，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采取措施。

3.1加强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

当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人才问题，要实现农村电子商务的良好发展，首先应当做好人才的培养，应着重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培训主体方面，要系统、全面地对农村电子商务从业者进行培训，就要筛选出具有卓越电子商务从业经验的人员和组织，可以考虑借淘宝、京东等大举进入农村电子商务市场的机会，在人员培训上要求其提供便利；二是培训内容方面，要从运营推广、数据管理、工艺设计、服务跟进等多方面开展，培养出具有全面能力、能够独立运行的农村电子商务人才；三是培训体系上，应将培训活动定期化、系统化，特别是应将职业教育、农闲教育等体系引入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中。

3.2积极发挥政府职能

电子商务是系统工程，与国内一、二、三线城市中电子商务发展以从业者自我发展为主有所不同的是，农村电子商务要取得较好发展，必须要紧紧依靠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县级和乡镇一级政府的职能，“政府摆正自己的位置，对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针对土地、资金、人才、网络资费、能力建设等问题，政府应该不缺位，要出面帮助协调或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不断改善政府对农民网商的公共服务”[3]。政府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一要积极搭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平台，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人才培训的组织、物流体系的布局等；二要引导个体农民形成产品和产业联合，形成规模优势，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三要做好信息工作，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指导农业生产活动，为电子商务发展做好基础性工作。

3.3从原料供应转向品牌营造

品牌经营是商业活动的较高层次，具有消费者忠诚度高、产品附加值高等优势，当前农村电商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是原材料输出，产品的深加工程度不够，没有形成品牌效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附加值的增加和产品层级的提升。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源头上抓好产品品质，品质是农产品的生命线，也是经营好农村电子商务的根本，要大力推行健康无公害绿色农业，迎合现代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其次要发挥“农户+企业”或者农户联合体的作用，将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形成产品的规模优势和议价能力；再次要做好农产品的深加工，向中下游产业延伸，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最后要有品牌意识，精心打造和呵护产品，做到品质标准化、工艺标准化、规格标准化，以优质形成品牌效应，以服务赢得消费者。

3.4打造面向农村的物流体系

农村物流是指“存在于农村的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而发生的一系列物质运动和有关的技术组织，物流管理等活动……是实现农村生产与市场对接的有效组织形式”[4]。“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初一公里”等农村交通不利状况，仍是制约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国务院于2015年5月底发布了《关于推进“快递向西向下”服务拓展工程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的整体布局，以便能打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通道。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普通商品，以食品为主体的农产品对运输的要求更高、标准更严，特别是长途运输，更需要解决好食品保鲜保质等问题。相对来说，物流企业加大在冷链方面的投入，这一部分成本也必然转移到农村电子商务从业者身上。

4结语

发展好农村电子商务，不仅对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城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升级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政府大力扶持、电商巨头加快布局的背景下，要努力培养农村电子商务的内生力，使农民成为电商的主力军，这应当是其健康和长远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