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范文篇1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论。科学认识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理论上、实践上厘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形而上学错误倾向，关键是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是“四个统一”；实践性和理论性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无限性和有限性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辩证本性

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系统化、理论化学说或理论体系。在层次上由高到低可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中最为科学和正确的方法论体系。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过程，尽管包括它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在方法论理论的表述上各具特色，但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本性特征。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是“四个统一”：实践性和理论性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无限性和有限性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实践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方法论作为真理，在源头上是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并在人们社会实践所形成的科学认识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达到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包括后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如列宁、、邓小平等，都是在他们所处的不同国家或不同时代，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客观存在与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必然前提，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服务于实践。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最基本哲学方法论同具体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服务于具体实践的历史。无论是经典作家还是他们的继承者，他们所创立的并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都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与以往的旧哲学方法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方法论，最终都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去解释世界，从而不可能真正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事实上，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离开这一目的的哲学方法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是理论的，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经过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加工制作过程，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说明的是“世界是什么”，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则解决的是“世界怎么样”。它们互为表里，共同说明和解释整个世界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以实践为基础，以服务于实践为目的，以理论为其表现形式。也正是由于其理论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才具有科学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然而，以往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一辩证本性时，往往只重视理论性，而忽视了实践性，结果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像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仅仅适用某些领域，它适用于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所有领域。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倡导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的与时俱进等，都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种普遍性来源于它高度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特殊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来源于具体实践，总是用于指导具体实践问题，总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而总是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离开具体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特殊性。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时代的产物，是唯物辩证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样的“时代”和“具体实践”，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产生，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要运用于具体实践，才有它的价值，才能显示出其旺盛生命力，才能在现实中扎根发芽成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和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才能有它的生命价值。

然而长期以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上，往往只重视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从而导致为学习而学习，不是有针对性地为解决问题而学习，其结果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应运而生。事实上，、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用这种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也强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正确态度是既要重视普遍性，又要重视特殊性，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客观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包含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从实践而来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在理解这一点时应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正确反映的这个“客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产生前的“客观世界”，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产生后的“客观世界”?应该说，这个“客观世界”是我们生活所在的世界，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客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反映的不仅仅是这个“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这个“客观世界”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而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贯穿于这个客观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仅适用于过去、现在的“客观世界”，而且也适用于将来的“客观世界”。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主观性，即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形式具有主观性，比如对“唯物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各自的表述就不同：马克思有时用“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有时用“自然辩证法”，列宁用“客观实在性”，用“实事求是”，邓小平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是，时代不同了，客观世界发生了变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来说，每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是相对的，即这个“客观世界”是具体的，因而反映那个“现实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形式也是特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过去割裂了它们之问的内在联系，只看到绝对性，而看不到相对性；或者相反。这是产生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主要原因。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而看不到相对性，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相反，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性，而看不到其绝对性，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这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连续性和间断性。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无限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的连续性或过程性。这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客观世界是无限发展的，而作为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其发展也是无限的；二是作为人类认识长河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随着客观世界的无限发展，必然无限地向人类认识长河不断地增加其成分，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因而也就具有无限性。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无限性，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矢志不移的追求。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有限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的间断性。这也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从认识的广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只是对客观世界大体方面的正确反映，但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已正确反映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哲学方法论只是从某些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世界，并不能从所有方面都反映了整个客观世界，因而从广度来说都有待扩展。二是从认识的深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只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比较接近的正确反映，但并不是已经比较透彻地正确反映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哲学方法论只是比较近似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世界，并不能都完全地正确反映了整个客观世界，因而从深度来说都有待深化。正因为如此，不可能要求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出解决世界所有方面所有层次问题的答案，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范文

一、研究背景与概念界定

近年来，哲学界对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予了很多关注，特别是围绕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讨论。1997年8月1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黄楠森、韩庆祥和欧阳康等人撰写的主题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一组文章，这是正式提出此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有关学术机构和科研院所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为主题，举办了多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学术论坛，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处境、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与态度等问题，发表了大量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哲学语义学的角度看，“形态”一词在德文中一般被表述为Gestalt（格式塔），意指“正在形成的”、“被塑造出来的”“组织结构”或“整体”。哲学形态就是指哲学的组织结构或整体，是哲学各要素按一定的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体系。简言之，哲学形态就是同生产方式、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有机统一体。

每一种哲学形态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都是特定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存在任何抽象的、永恒的哲学形态，它源于特定的社会实践和时代主题，也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恩格斯曾经说过：“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个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主要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再到当代形态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至今，屡受各种类型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的挑战，而它自身则在回应挑战中，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不断增益其理论内容，更新其理论形式，拓宽其理论视野，从而实现哲学形态的创新。

哲学形态的发展与演变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与规律。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它所处时代的物质生产状况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哲学作为一定的思想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新旧哲学形态之间并非整体取代的关系，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表达，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和次生态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要把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的工作推向深入并取得实质性成果，需要从七个方面着手：回答新问题；进行新对话；开掘新源头；创造新方法；丰富新内容；建构新体系；倡导新价值。惟有将这七个方面的具体工作落到实处，才能建构一个真正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充分反映当代科学、哲学和人类实践发展水平的中国化、现代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

虽然近年来我国思想文化界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构建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新见迭出，但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原则和途径等基础性问题的反思还很不够，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反映时代特征，又引领时展。实践内容改变了，时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应随之有所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不管“国情”还是“世情”都发生了深刻而又重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新矛盾，这就需要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和解决。因此，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成为势所必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而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把握时空交融特性，遵循学术发展规律，科学解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原则和构建途径。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构建原则

（一）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先后强调了尊重老祖宗与超越老祖宗相统一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邓小平曾旗帜鲜明地指出：“老祖宗不能丢”，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江泽民也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些论述都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态度，理当成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重要指导原则。

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将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尊重老祖宗）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老祖宗）结合起来。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所内含的立场、观点的继承；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维方式、方法论的继承。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三个维度：一是根据国情和世情的变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具体观点；二是使哲学主题具有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展；三是表现形式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更要在真正理解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当代“世情”，自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任何割裂两者的做法都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偏离正确的方向。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融的原则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时代课题等因素的影响，任何脱离民族特性的哲学都是虚幻无根的哲学。另一方面，有生命力、有前瞻性的哲学，必须能超越民族特性，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尤须具有世界性视野。由此可见，遵循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交融的原则，以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

首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产物。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先后产生了毛泽东哲学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它们既渊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带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征，又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紧跟时代步伐，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条件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交往实践决定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主体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践基础都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交织着的。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特征是其具有真理性和生命活力的重要保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富有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根深叶茂；它又是开放的哲学理论体系，直面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能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

（三）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特征的原则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较之于以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必须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创新、突破的前提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现实，体现时代特征。立足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点，是其保持生命之树常青的根本保证；而体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精神，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超越现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赵剑英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特征无疑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人类社会形态及运行发展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总之，当今社会是一个交往普遍化和紧密化的‘全球化社会’，是一个由信息网络化数字化为构造机制的‘技术化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风险化社会’，是一个民族国家主权正在削弱、‘世界公共社会空间’日益增长的‘跨国社会’，人的存在也正在日益成为‘去中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历史的人’，即‘世界公民’。所有这些都表明着人类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巨变。”哲学不是具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揭示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新形态哲学必须适应、体现、引领这一“巨变”，才能在多元哲学对话中具有话语权，并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指导思想。

（四）价值取向和服务对象的大众化原则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宗于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学术性、抽象性、晦涩性和思维方式的异样性，拉大了它与人民大众的距离，削弱了它武装群众以改造世界的功能。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是着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玄妙深奥，而是要面向大众，面向实际，面向生活，让人民大众分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魅力。从艾思奇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到毛泽东、李达、邓小平等人以身示范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民利益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它从实践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力和目的，对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以大众化为基础和归宿，因为只有让大众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形态的构建途径

（一）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

在中国哲学内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长期处于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的状态，很难整合各自的思想资源来有效回应时代的问题，削弱了哲学改变世界、指导生活的功能。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打破学科隔阂，加强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形成哲学研究的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源于西方，同西方的思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性、批判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它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扫除长期以来制约真诚对话的思想观念障碍和机制障碍，确立对话基础，梳通对话渠道，端正对话态度，明确对话目的，挖掘对话的突破点，从而在对话与批判中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第一，以现实问题为纽带，搭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桥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时，往往受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出现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研究目的不一致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对话机会的减少。虽然各国面临的具体问题、具体矛盾不尽相同，因此决定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容和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诸如环境污染、种族冲突、地区战争、恐怖主义、文化矛盾、贫富差距等全球性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纽带和桥梁，可以有效地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直接的对话与交流，在相互碰撞、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丰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第二，把握基本方向，引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观点大相径庭，原因之一在于它们的来源、立场不一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苏两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具有相似性，直接抄搬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恰恰相反，他们源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和转型，而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都标榜归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是没有联系的，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要注意把握基本方向，不因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歧而堵塞对话的渠道，应善于发现两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在交流交融交锋中求大同，存小异，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理解为关于人的学说，认为尊重人、理解人和为了人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对构建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人学在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应当得到凸显。

第三，加强互动，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发展。在如何对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否定、排斥、批判、斗争压倒了对话、学习、交流、借鉴，这不利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照单全收，更不能坐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出挑战，而应将对话与批判结合起来，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话和批判中扬长避短。构建新形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同时充分展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精神。这种基于互动的对话才是真正的对话，有深度的对话，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健康的建构之道。

（二）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哲学智慧

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后发展国家或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都出现了认同危机，本民族的文化逐渐被西方主流文化所蚕食。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也难免全球化潮流的侵袭。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国的传统哲学，并以批判、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有此自觉。

美籍学者林毓生对五四“全盘反传统”及其后果有过深入的研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毫无疑问，五四反传统态度是激进的，但是否“全盘”反传统，这是个见仁见智的复杂问题。本文暂置不论。重要的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中有没有值得继承转化的东西？当我们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时，有必要对后五四时代绵延数十年的反传统声浪进行反思。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问题在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旧世界”被破坏了，“新世界”的根脉何在？这些问题值得反思和总结，只有把教训变成财富，哲学新形态的构建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我们认为，林毓生提出的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

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先要弄明白我们要转化的是哪一些传统哲学，坚决要摒弃的又是哪一类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是拘泥于某一家或是某一派，更不是局限在某一特定历史形态，中国传统哲学中确乎存在着某些超越时空的价值质素，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接轨。其次要厘清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和政治系统的复杂联系，将学术化的儒释道与制度化的儒释道区别开来，以避免回到全盘否定传统哲学的老路上来。再次“‘创造的转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东西是经由对传统里的健康，有生机的质素加以改造，而与我们选择的西方观念与价值相融会而产生的”。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哲学要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都是要不得的。在面对气候问题、种族问题、战争冲突、文化矛盾等问题时，中国传统哲学不但没有过时，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传统哲学中富含仁爱、公正、中庸、和谐、大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思想，为重建当代世界新秩序，正确对待各国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纷争提供方法论指导，是化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良药，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奠定哲学基础。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自觉地创造性地转化这些传统思想资源，这不仅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承担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责任的需要。

（三）积极推进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柯尔施；马克思主义观；理论

柯尔施简介：作为德国的著名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的卡尔・柯尔施正是有意识地从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针对当时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三国际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做法。在柯尔施的主要作品，如：《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卡尔・马克思》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篇文章》等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柯尔施（1886一1961）的一生崎岖波折，角色多次转变，这与他的思想的几次大的转变是基本吻合的。根据他在不同时期对革命的工人运动及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态度，大致可以把他的思想演变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

（一）从费边社会主义到列宁主义阶段

1917年，柯尔施加入了独立德国社会党。没有迹象表明他在士兵委员会或1919年的柏林起义中表现积极。然而，他的确参加了1918年的工业社会化委员会.从这时起他把他的经历汇编成了一本小册子《什么是社会化？》在这本书里，他批评当时德国流行的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观念，主张用社会主义的公社取代资本主义的私人经济，其思想己经基本接近马克思主义。

（二）从列宁主义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

1923年，几乎与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同时，柯尔施发表他的最重要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也就是这部著作标志着他的悲剧命运的开始。此书一面世，就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遭到了包括德国社会、德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在内的猛烈批判，但是与卢卡奇所采取的态度不同的是，柯尔施拒绝接受批评，甚至还在稍后的时间里重版了这本书，还特意增加了一个《反批判》。

（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自由批判的理论家

1929年，柯尔施发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系统地批判了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的基本观点。1930年，柯尔施重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并增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1931年，他发表了《关于黑格尔哲学与革命的提纲》，重新评价黑格尔哲学。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柯尔施迁居丹麦，1936年以后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美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观点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性

当时马克思的一些哲学手稿和著作还未发表，在人们的心目中，马克思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因此，有人主张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以及别的什么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1]其次，消灭哲学和消灭国家一样，是个历史进程。它的完成应当被认为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的呢，还是对于全体无产阶级来说的呢？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只要这个艰巨的过程还没有达到它的最终目标，即废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关系又是什么？”[2]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始终是如一的，反哲学的态度只是形式上的。“我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理论描述成一种‘反哲学’，尽管这实质上仍是属于哲学的。”[3]

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总体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的总体性有两层意思：首先，把社会历史看做总体来认识和把握。社会“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经济’。二是‘法和国家’。三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柯尔施认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社会的三个方面，没有把它们理解成一个总体。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正是奠基在总体性这一方法论基础之上，体现为对社会的总体理解和把握上。所以，应被看做并理解为一个活的总体的社会发展理论。”[4]

三、马克思主义革命性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柯尔施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维，将总体性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而且他还指出，在现实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革命哲学，彰显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总的特征。作为一种革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在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历史具体性、批判性、现实性和实践性四种特征：

1、历史具体性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总是根据确定的历史时代来理解一切社会事件，他在分析资本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形态时，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将资本的各种形态历史的表现出来。他主要是针对当时第二国际理论家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教条化的倾向，而强调要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其实就是要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2、批判性柯尔施详细的研究了马克思早期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当时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联系的青年黑格尔派。这个派别的显著特征就是批判，但柯尔施认为，青年黑格尔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根本不同的。

3、现实性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天真的以为，社会基本关系具有真正的自然法的永恒不变的特征，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理解为永恒不变的东西，否定其内在的危机即即将发生的革命变革。

4、实践性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层次上，他更关心的是无产阶级诉诸革命实践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对现存世界的思辨的赞赏，而是实践的改变。我个人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经典著作进行文本解读，结合时代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而柯尔施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解读经典，了解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必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