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范文

[关键词]政府与经济及市场的关系；经济发展规律；资本及官僚专制；民主科学决策与管理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4—0009—08

当前的世界，无论东方或者西方，都不是很正常的发展状态。西方经常性地出现经济危机，不正常倒也罢了，那是由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资本的使命就是剥削，一方面制造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一方面制造着大量贫困，并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上层。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时的经济基础本就薄弱，且建设时间短，经验不足，尤其是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片面强调的经济增长没有自动提升社会公平公正，致使贫富差距严重拉大，内需不足，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改革开放逐步变异。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准确定位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政府与企业及市场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头等大事。

一、国家政府、民主政治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人是类的存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形成生产力，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活动中，决不是单个的独立行动，而是大集体的分工联合。这种联系，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涉及到人们的生产关系，涉及到阶级斗争，即如何公平合理地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社会生产，并分配劳动财富。而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除了物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外，重要依赖于阶级革命及国家建立之后的民主政治建设状况这个政治制度生产力。

国家是阶级矛盾（经济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一种暴力机关，也是一种物质力，“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2〕资本主义国家“无非是有财产者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是“总资本家”〔3〕。西方发达国家以高度垄断为经济基础，通过跨国集团的资本输出和国际分工统治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镇压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以便最终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阶级统治工具。所以，国家的根本职能，就是（依据于一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借助于阶级统治力量，强力保持或改进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占有生产资料，奴役被统治阶级，组织管理社会生产活动，决定财富分配方式，自然提高或强迫提高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维护本阶级利益。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4〕是为经济服务的。

恩格斯全面分析了阶级社会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反作用：对统治阶级来说，在由小而不断发展壮大、进行阶级革命并建立国家的过程中，早期，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定程度上代表全民的利益，政治上具有先进性，可以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其建国的中后期，阶级统治巩固强大以后，代表先进生产力建立的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政治上日趋保守和反动，一般主要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可以强力阻碍经济的发展，还可以阻止经济的一个方向发展，使其向着特殊的方向发展，总之，保持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不再前进。这是对剥削阶级统治而言。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由于代表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以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为己任，不但在革命和建国过程中代表了先进生产力，致力于先进生产关系的建设，而且可以在人民政权巩固之后，通过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与时俱进地推进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科技经济的进步。因为，虽然科技生产力本身具有极强的革命性，但毕竟属于纯客观的经济的东西，工具而已，最终为哪些人服务，是否推动生产关系的与时俱进，还要看国家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建设情况，看民主政治建设情况，国家建立之后，是统治阶级在管理和支配生产力。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还隔着个通过阶级革命而夺取的国家政权，没有阶级斗争及民主政治建设制度性的桥梁过渡，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动提升生产关系，跨越到社会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目的地。而且，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成功，首先在东方这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处突破，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同样薄弱，政府领导者需要有一个切实的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治军体制向治国体制转变的过程。劳动人民政权的建立，并不等于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社会重大事务权力、当家做主人的真正落实。真正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生产力的发挥，还需要扎扎实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后发展国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探索性错误。所以，不但革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5〕，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而且和平时期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变法，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先进政治制度建设，以简政放权，剔除时弊，增进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同样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国家之所以可以管理和支配生产力，正是由于阶级统治、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本身就是对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组织管理，对人类社会自身组织建设的驾驭，对社会发展合力的整体顶层整合，是一种制度生产力，也是一种很强大的物质力量。

在现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依然领先并主导世界，资产阶级寄生、食利，日趋保守反动，利用已有的在全球的科技优势和资本垄断地位，在国内搞福利社会，拉拢腐蚀国内工人阶级，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进而利用剥削全世界的一杯羹建设的国内现代文明，继续拉拢诱惑国外不坚定的自然科技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富裕阶层，以便更持久地保持科技和资本优势，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剥削压迫全世界。在这种大环境下，不但自然科学、先进科技生产力成了西方开拓世界市场、统治世界的工具，而且社会科学也被搅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政企分开，也成了毒害世界人民的工具。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科学研究带有强烈的阶级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6〕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不发达的时期才有一定的科学性，如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曾天真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因此达到了资产阶级境界内的最高成就。但自17-18世纪以后，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取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鲜明的带有威胁性的形式，这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被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所代替。

二、西方经济发展优先，金钱民主政治伴随，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和能民主政治建设优先于经济发展

西方国家是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国家政权是为维护大资本的自由剥削和竞争服务的，在国内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按资本大小及由资本所操控的科技生产力先进与否经济实力说话，是金钱的政治，是拜物教，是实用主义。不论国家总资本家，还是私人垄断财团，核心的第一的任务，就是出于落后而竞争失败破产的恐慌，不断创新科技，提高生产力，不断积累壮大资本，加强对工农劳动者、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剥削；同时与时俱进地发展着资产阶级的金钱民主政治，日益扩大着大资本家竞争的自由，对全世界剥削和瓜分的自由。一旦停止了剥削，资本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不成其为资本，资产阶级及其阶级统治也就不复存在（但这是不可能自动发生的）。一旦失去了资本的支撑，一些资本家的民力也就大受局限，不再民主自由。

西方经济发展优先，包括军工、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海洋科技、人类基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能源垄断、市场投机，对第三世界的高新科技保密，是资本剥削者的本性使然。当然，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和劳动密集型重工业制造业及低附加值产业，既搞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又加强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剥削，建设国内福利社会，腐蚀工人阶级上层，缓和阶级矛盾。这是西方社会建设所需，资本利己本性、个人利益最大化、民族沙文主义所内含。

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全心全意为工农及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利益服务，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达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和民主生活，在国内及在第三世界兄弟国家之间，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政治，是国家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在国际上仍由西方主导、大资本垄断财团跨国竞争剥削、科技生产优胜劣汰大环境下，还是金钱政治，由科技是否先进和资本是否雄厚说了算。我们尚处于追赶型发展阶段，发言权不多。

我们为什么要民主政治建设优先于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之间市场竞争、科技发展不平衡而重新瓜分世界，激化东西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产物，是马列主义科学理论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阶级革命的产物，由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快速跨入社会主义门槛，本身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生产力基础不高，没有经过反封建专制的长期政治斗争，国家依旧高度集权，严重。也正由于此，建国后，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形势下，核心的任务，要大力发展民主政治，获得最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支持，以便群策群力，实事求是，集中力量快速发展科技生产力、发展经济，提升发展壮大速度，在世界统一市场优胜劣汰竞争环境中赢得优势。

唯有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与时俱进完善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保证政治上的不犯“左”或右的错误，自觉主动发展发挥先进制度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能动反作用，才能及时剔除时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增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力量的分叉、对抗，壮大前进合力，才能广聚民智，广汇民力，合理调集全社会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集中力量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所以列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7〕也唯有如此，才能快速提升国民科技文化素质，壮大国企规模经济，恰当对接、驾驭、吸收并发展西方的现代先进科技生产力物质文明和先进管理技术政治文明，以作为我们后发展国家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8〕唯有无产阶级人民民主这个高级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对接当代生产的社会化（工厂机械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计划经济为主，才能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同时纠正资本主义的弊端，及洗脱自身历史中封建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危害。

我们为什么能民主政治建设优先于经济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虽不是首先在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也是这些国家科技生产力发达、资本输出占据重要地位，共同推进世界统一市场形成、普及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结果，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农革命与马列主义的有力结合，本身也是科技生产力在第三世界获得一定发展的结果。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权和民主政治，决不是空穴来风，无凭无据。况且西方又经过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当代网络传媒、现代化交通通讯发达，跨国集团的国际产业分工，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社会主义国家自觉主动对外开放，共同形成了促进我们民主政治大力发展的科技基础，时代历史条件。

三、西方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被动守夜，政企没有分开，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议行合一、政企一体、大政府小社会，政府积极主导经济社会建设

西方政企分开了吗？为什么要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单纯被动做“守夜人”？其实，相对于西方政府总资本家的约束，大资本家们更喜欢追求个人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无限制发展，资本剥削天生不喜欢被限制，金钱的民主就是按经济实力说话，有钱就有民主，钱多民主就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归资本家们各自统辖，市场经济就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允许大资本公开竞争和剥削、主导着资源调配的经济发展方式。资本家本身既是工厂企业主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参与者，决策者，或者政客的支撑者，金钱政治就是为资本的经济剥削服务的，政企高度统一。只有当全社会总体上经济危机比较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时，或者是长期、巨额、低利润的公共基础服务工程建设、国防航空航天等重大项目投资，单个的资本家无力负责，不愿投入时，政府这个总资本家才出面协调，居高临下，维护资本家们的整体共同利益，担当被动的救火队、守夜人的角色，所以是小政府大社会，高度限制政府的权力。至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则是资本家阶级寄生、食利，腐化堕落的表现，退化无能的表现，而不是必然需要。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选举产生的人代会选出的人民政府，是全体人民共同财产的统一总管家。全国人代会拥有最高权力，议行合一，政府对人代会负责，受其监督。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坚力量国企，是全体人民共有，是社会主义工业的中心，国民经济的砥柱，关系国计民生，必须由总管家政府统一集中经营管理，计委部门具体负责。政府主导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企绝对一体，不能分开。而民营私有经济，由于个人所有，具有剥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以限制引导，只能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辅助作用，不得垄断市场，操控国计民生。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宗旨，公有制为主体主导、民营私有经济为有益补充的阶级定位，决定了我们必须大政府小社会，计划经济为主，政府积极有为主导。

四、西方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第一，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概念之间的关系，各种经济发展方式与不同阶级统治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相互交换，不允许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平等剥削和强权垄断，同种商品之间平等竞争，生产技术上优胜劣汰，促进科技生产力不断发展。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促进商品流通和社会资源的自动调配。价值规律是阶级社会商品经济中最基础最一般的自发的民主的社会经济活动调节方式，由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凌驾于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之上，并贯穿到人类社会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的始终，其生产技术上优胜劣汰、供求影响商品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特点，既解决了市场商品流通、资源调配，又刺激了经济活力。

所谓商品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所以出现并需要商品经济，是由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私有制阶级社会出现了社会分工，生产的专业化，这有利于技术的进步，且私有制下的分工又需要不同个体之间的商品交换，有商人专门从事商品流通以牟利。它在近代西方封建社会末期（国王专制，以区别于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也即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开始占据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促进了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发展，与价值规律紧密结合。只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私有制下，允许资本对劳动力、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不平等剥削、交换，也就规定并加速了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加速生产技术的创新发展，加速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及相对贫困，向市场经济发展。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由全国或区域或全世界统一市场自由配置生产资源的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资本与劳动力间的不平等交换，资产阶级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价值规律，实质是大资本家支配统一市场并自由剥削的经济。西方资本自由竞争阶段，工厂机械化大生产时期，少数先发展国家和地区率先出现市场经济；私人垄断乃至国家垄断阶段，帝国主义时期，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并具有重要地位，跨国集团成为西方统治剥削全世界的主要手段时，市场经济推向全世界，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

计划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核心载体，政府通过有计划按比例，和自觉尊重运用价值规律，集中调集全社会资源，快速发展民族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特点，政府统一主导，国有经济为主体，可以快速集中全社会力量，快速发展壮大国有民族工业。它首先是19世纪初德日后发展国家为了对抗先发展国家的大资本财团的侵入、市场竞争，政府有效集中全社会资源，加快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统一并保护国内市场，快速发展壮大民族工业企业，实现经济独立和跨越式发展，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一种经济调节方式，20世纪初前苏联建立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包括战时共产主义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政策，对抗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和侵略，快速建设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计划经济才加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并在随后的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推广。

这里还要重点纠正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和西方资产阶级（包括近代德日的半封建地主半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经济的对比。对社会主义来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劳动人民大众的。而对西方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社会来说，国王皇室的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私有经济也同样是国有性质的，他们的国家就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仅有个体地主和皇室地主的差别，有个体资本家和总资本家的区分。所以，在谈论国有经济或姓社姓资属性上，必须联系所属的国家的阶级性质，不能简单机械地说，个体资本家就是个体经济，不属于西方剥削阶级的国有经济。一个现当代的西方大金融资本家的资产，其金融集团所控股的资产，可以达到其国民经济的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难道我们还能把其当作小个体资本家吗？明白了这个，就容易看清西方不论是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或者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相当性了。阶级社会的问题，需要进行阶级分析，尤其体现在这一点。

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及其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属于社会经济资源调节手段，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并不具有阶级属性，仅与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由科技生产力所决定。而不同阶级的统治，同样也是科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如此也就决定了从古到今，经济发展方式与阶级统治之间一一对应的紧密关系，再加上具有物质属性物质力量、相对独立的阶级统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政治反作用，剥削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两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即使同一阶级统治使用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是随着时展而必须有所变化的，只是以一种为主导而已，偏爱罢了。所谓纯而又纯，是形而上学而非客观辩证。封建主必须偏爱于重农抑商，喜欢自然经济，以有利于世袭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必须偏爱于资本股份控制制度，喜欢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以有利于按资本大小多少实力说话和资本自由剥削，但也反垄断，不允许金融寡头无限制发展，以缓和国内阶级斗争，甚至是各发达国家之间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平衡维护资产阶级对全世界的金钱统治；工人阶级必须偏爱于公有制，喜欢计划经济，以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致力于社会公平和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对抗西方资本强势侵入。当然，由于计划经济（为主）具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抵御强势外资入侵的特点，是近代以来封建专制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府实现民族复兴首选的国民经济调节方式。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人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政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众多大型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消灭剥削阶级产生及存在的经济根源，本身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生产力相对落后，属于向西方发达国家追赶型发展阶段，而时代大环境是西方主导的世界统一市场经济。为了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资本财团公司的高新技术产品侵入（国际市场竞争、剥削），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政府必须短时期内有效集中全社会资源，组建众多大型国企，统一并保护国内市场，有限度有步骤地对外开放，快速发展壮大社会主义民族工业企业，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跨越式发展。前提是实行科学民主集中制管理下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自觉尊重运用价值规律（国际市场竞争和国内人民生产积极性调动所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所需），积极学习先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研究其国民经济结构，正确认识现代产业革命前提下农轻重产业的合理比例及优先发展顺序，有计划按比例快速集中力量，适当增大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教育和科研关键行业，及医疗、社保重要民生领域，在国际市场上购买专利技术、设备，引进高新技术人才，以自力更生为主，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各种商品之间基本等价交易，以避免西方市场经济中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及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减少资本剥削甚至不允许资本剥削（只要有私营经济雇工的存在，劳动力就仍然是商品，就有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交易）。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激发人民生产积极性，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把经济搞活，提升科技实力，对抗国际市场竞争的必须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发展商品经济，必需有市场调节。但是，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追赶型跨越式发展历史阶段，决定了只能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发展方式。私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属辅助补充的地位。

第三，我国东南沿海市场经济为主，主要进行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的发展方式不可取；温州发展模式同样不可取。

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方式，以市场经济为主，外资资本为主，代工为主。通过非常优惠的税收、土地等倾斜政策，和低廉的中西部等人力物力资源、较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对外招商引资，借鉴利用港澳台及国外的剩余资金、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进行来料加工、贴牌生产，产品以出口为主。为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业转移、中国在世界的代工厂地位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代工，西方资本输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资本剥削显著，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相对于清朝末年广东十三行单纯中间商的角色，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正面的需积极学习的东西多，负面的东西更多。可以这样说，东南沿海的发展，自主创新微弱，实在是举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和环境资源成就一沿海加工带，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广大的中西部的发展已经不能再走这条老路。邓小平南巡，只看到了沿海的发展速度，缺乏整体联系和深入辩证剖析，其赞扬是片面的。

至于温州模式，属于以民资为主，市场经济为主，由于率先领跑中国个体私营小商品经济，兼吃苦耐劳，也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其早，所以成就，晚了，也就不可复制。少数人经商，利润大，可富裕，若全民经商，一不可能共同致富，二社会资源调配要乱，不协调，理论上根本不成立。由于民营私企，资本剥削同样显著，同样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不具有内地健康发展的借鉴性。

五、我国建国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迟滞，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误导

第一，改革前仿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以“左”倾错误为主，致使生产关系，经济建设假冒进，产品实行供给制，农村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思想指导下获得成功的，得力于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指引和援助。建国伊始，由于一穷二白的国情，和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对抗，中国采取了向前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政治权力运行模式上模仿斯大林高度集权。1957年以前，属于革命战争、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及社会主义改造特殊时期，同志还是很谦虚的，党中央的领导基本是正确的；1957年反斗争以后，进入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中央高度集权所导致的“左”倾错误就越来越多，体制弊端越来越突出，反右扩大化、、，乃至于十年“”，虽然中间也曾认真纠“左”一两次，但总的来说，的晚年以“左”倾错误为主。政治上的斯大林模式，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以党治国，邓小平的总结入木三分：“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9〕此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发展了人民生活，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特别是工人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分配上平均主义，约束并压制了生产创新积极性，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工农业产品单一，实行供给制，农村存在温饱问题，十年“”是国民经济的劫难。

第二，改革后依旧崇拜“威权体制”，权力下放不彻底，以右倾错误为主，实行市场经济，国企变质，生产关系严重倒退，经济粗放式发展代价巨大，贫富差距严重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以后，前期不断试行权力下放，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扩大国企经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经济建设，总体上呈现欣欣向荣态势。但是，邓小平并没有真正汲取晚年仿斯大林高度集权治国所造成的挫折教训，依旧崇拜威权体制，高度集权，个人不适当地担当了和平时期十亿人口大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8年即访问“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曲解并崇拜所谓“威权体制”领导的经济快速崛起，认为权威主义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要搞民主，引导中国从高层到地方官员高度认可弹丸小城发展经验，学习威权政治。〔10〕以至于改革后片面强调经济建设为单一中心，政企分开，把大型工业国企的经营管理类同于小个体农工商经济，89年错误镇压大学生的反腐败要民主运动，片面强调维稳，错误认为1991年剧变是权力下放过快所致，之后对民主政治噤若寒蝉，政治体制改革半途停滞。92年南巡讲话又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混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错误抛弃计划经济，建立类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国企市场独立，一步步引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异。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不等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搞得好，不等于民主政治搞得好。

对于农民市民工人，仅止于对自身的承包责任田、小个体经济的生产管理权，和国企抓大放小过程中一大批下岗自谋职业权。至于对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重大事务的决策监督管理权，由于人大代表的仍然上级内定，政府官员自上而下由上级层层任命而无从谈起，倒是地方部门单位政府官员的权力得到了极度膨胀。比如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采取违规手段变相发债支撑城市扩建。

三十年来，依旧高度集权，使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企分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各地都大力招商引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以市场化为取向，市场调节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国企市场独立，一长制，在市场投机、唯利是图、制假售假方面与民企接近，几成了利益集团与民争利、自肥的工具〔11〕，且成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后，多靠垄断地位不合理获利，与西方大型跨国集团相比，国企的整体科技创新仍然没有优势。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日子困难，许多被民企外资渗透，甚至吞并。国家基本不限制私有经济发展，结合政府官员片面的招商引资，导致个体、外资私有经济在2005年已经约占我国经济总量的65%〔12〕，2012年民营经济占全国非农就业的85%以上，民间的资本已经占全国企业资本的60%以上〔13〕，使私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虽然经过不断的改革，经济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人民群众生活提高很多，国民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低下，改革中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依然没有突破以廉价的人力物力和自然生态资源为代价的世界代工厂地位（粗放型发展），世界第二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的代价巨大，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依然沉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缓慢，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困难。

高度集权，改革到官为止，导致权力腐败突出，以及和资本剥削，生产关系严重倒退，社会财富高度向权力和资本倾斜，加大贫富差距，内需不足。2012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说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前期有某种相似性。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当今中国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14〕

六、我们后发展国家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政府如何在世界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主导国内商品经济建设——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反对高度集权的，科学民主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第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才能做到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国民经济？

价值规律涉及到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动力问题、全国统一市场和对外开放问题（保护民族工商业民族利益优先）、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和资本剥削的控制范畴问题。1，在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上，高度集权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及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严重压抑束缚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一长制同样压制了人们的积极主动性，都是官僚专制不民主惹的祸。私有制及其资本剥削可以释放动力，个体承包责任制也可释放动力，管理国家社会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权力的下放，不断发展人民民主，实行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凝民智，聚民力，也可释放动力。对于我们来说，应以第三种动力（大动力）为主，制约规范前两种动力，提高公有制的生机和活力。2，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实行对外开放，这是中央在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统一集中的权力，不允许地方保护，不允许地方特殊化；若有特殊需要，报中央审批。3，商品之间的等价交换，重点合理规范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和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对工业重要产品的定价，如垄断性国企的产品，和土地矿山能源等稀缺性资源，需要参照国内人民的收入水平和外资企业，实行政府指定价，当然指定价也可以不定时调整，对竞争性国企的产品，实行政府指导价，对粮油棉食盐等重要物资，国家必须适当储备，在实行一定的市场定价机制基础上，政府适当干预，以便总体调控市场，其它，实行市场形成价格机制。关于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府可以参照国际和地区标准，在法律法规上做一规范，比如一周五工作日、每天八小时制度，法定节假日制度，最低工资制度，集体协商工资制度，以达到劳资关系的基本和谐。在民间的资金借贷上规定最高利率。私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总分量，尤其是大型工商业，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吞并，对市场的垄断，以县市为单位，要绝对控制，不能占优势，使之操控国计民生，否则易于导致市场混乱，甚至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总之一句话，价值规律并不神秘，无非是每个经济体之间的民主平等问题，扩充到每个自然人的民主平等问题，劳动大众这个发展创造主体及消费主体对社会商品生产的评判自，综合性整体性的民意反映问题。价值规律中的优胜劣汰，是一条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所形成的自然法则，针对自然界也针对人类社会的客观法则，人本身就是客观的物质的。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无非是大力发展人民民主，然后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形成的一条准则。西方资产阶级放纵了资本家个人的民主积极性，针对价值规律是被动的，消极适应的，但终究背不过社会劳动大众这个消费主体也是评判主体的终审评判。我们东方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人民民主，通过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来正确反映和规范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主积极性，可以积极主动掌握并运用价值规律。只要通过了科学合理的民主集中制，就可以基本反映亿万百姓这个消费主体的心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就可以基本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实行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15〕，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展国家就可以搞市场经济，不意味着国企可以市场独立。私有制下，不同的个体经济之间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公有制为主体的大环境下，不同的集体经济或国有经济之间、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也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并不是私有制的独占权，关键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交换问题，解决了民主平等问题，也就顺便解决了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的自觉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问题。所以，市场经济及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调节方式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国家科学民主主导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调节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商品经济。且只有后者才能确保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外招商引资所带来的西方科技生产力，也必须经过我们的改造，限制，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

后发展国家发展商品经济，无非是权力下放，正确民主集中，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生产管理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与分配更加合理，释放生机活力，搞活市场，加速国民教育和先进科技研发，提高国民整体综合素质和科技生产力，壮大社会主义集体和国有经济实力，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微观经济，像城乡小商小贩个体经济、夫妻店等小规模工商业，遍地开花，增加就业和服务品种，活跃群众生活，放的开，并不影响国家公有制经济主体，反而有利于经济繁荣。而主体规模经济，国营集体经济，则完全不一样，随着规模的扩大，资产数量的增大，直接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属于人民对国家社会重大事务层面的宏观的民力的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行使，量变引起质变，相对于微观经济，必须改变经营管理方式，既不能放任于市场自由竞争，也不能放任于官僚集权专制，唯一的坦途，就是政府在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基础上的合理科学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经营管理。总体上，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

第三，反对高度集权的，实行科学民主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经济发展方式

由于计划经济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有计划按比例迅速发展壮大民族工商业的特点，有利于保持经济独立，有效抵御先发展国家大资本财团的市场竞争，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须。但要想使其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服务，也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改造，坚决摒弃过去的不适合于长期和平时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确保政治上的正确。对公有制经济的民主管理，本身就是人民大众的政治民主的核心内涵，更是经济民主的核心内涵，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落脚点。

其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建国以来一直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发展国民经济的一贯经济思想，也是切实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民经济运行方式。1979年，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是对第一部分的“有益的补充”。〔16〕计划调节更多地着眼于主体、宏观、全局，为全部经济活动编织“鸟笼子”，市场调节搞活微观经济是鸟。在计划经济为主体框架下，公有制经济也不排斥市场调节，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调节也要纳入计划的笼子。只有计划经济为主体，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机械化大生产的规模经济，大的现代产业集团，越来越需要全国的统一市场体系的建设，反对部门和诸侯经济，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更反对不合理的垄断暴利，及市场投机。这都迫切需要在大型国企的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在全国，在国有大型经济的经营管理上，为了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恢复建国初期的大区制，分中央和大区两级，收回省市县三级政府对地方国企的经营管理权，归各大区直接相对统一管理，由大区的计划委员会直接统管，央企的经营管理权归国务院的计划委员会，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并统领大区计划委员会。这是行政体制。在政治体制上，以县为单位的人民直选的人大代表组成代表大会，再选出具体的大区的计划委员会组成人员，计委的总人数可大可小，中央国务院可大，二百人左右，大区以一百人为界，不宜太多。这个人员的搭配，需要党的科学的指导，由三种成分五种人员组成，一种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党政领导和专家，一种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一种是直接的工农劳动者，其中五种人员各占五分之一，对国企的直接管理，实行充分讨论，以理服人，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管理人员同人大代表，实行任期制，对人代会负责，受人代会监督，每年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基层调研，三分之一的时间交流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走动管理，集体做出的决策和落实情况必须在网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国企税费上交中央和大区，中央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做统一调配。县市等级，都由省直管（市辖区仍归市管）。大区统一领导区域国有经济之后，乡镇集体经济收归县市直接管理。

对各级政府国企管理团队的绩效考核，必须由各级直选的人大代表，按照实际的（特殊的可以暂时例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科技创新情况等多方面，综合立体考核。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对违法犯罪行为，移交司法机关惩处。人大选出的国企管理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入股国企，国企不搞混和股份制（不允许私人股份加入），已经入股的民资外企以适当方式退出，但国企之间可以联合组股。国企管理人员的年薪最高不得超过一般员工平均工资的三倍。有特别重大的决策建议和科技发明的，由同级的人大代表会议决定奖励数额。

总之，实行大区制和民主集中制管理国有规模经济，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符合当代社会主义公有制规模经济发展需要。

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大哲罗素来华游历并讲学，在临别讲演《中国的到自由之路》中说：“解决中国问题根本的永久的方法是教育，但教育应以经济与政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中国直接从经济问题下手，是没用的；政治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17〕后发展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正确高度认识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先后辩证关系，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成功并不等同于劳动人民民主真实建设的高水平，科技生产力的纯客观物质力量发展并不能自动提升民主政治建设水平，必须大力发展人民民主，以此获得多数群众的拥护，集聚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才能科学调集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正事要事大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26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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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定剑.向新加坡学什么？（上下篇）2005年11月09日-16日中国青年报〔EB/OL〕.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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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年0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EB/OL〕.新华网http：///politics/2013-01/18/c_124246853.htm.

〔15〕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网1987年10月25日〔EB/OL〕.http：///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61.htm.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范文

(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对民营经济的政策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始于土地革命后期，并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成熟起来。针对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的现状，在1942年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发展民营经济”，就是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克服财政上和经济上的困难。当时的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抗战胜利后，党就明确提出了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进入城镇以后，必须坚决的执行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1］，生产建设的方针是继续保护和发展手工业，尽量帮助私人工业的发展，发展公营工业和公私合办工业。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党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基于对民营经济问题长期的理论思考和调查研究，分别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上，反复深入地阐明了民营经济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要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部分发展的思想，对民营经济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先后提出和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这对于当时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根据地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认识到，由于历经多年战争，我国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必然的，而且在一定程度内还是必要的，在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达不到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对于民营经济要采取利用和限制并举的方针，将必须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民营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与1949年比较，资本主义工业的户数增加了21.4%，职工人数增加了25.1%，总产值增加了54.2%;1952年同1950年比较，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6.97%，从业人数增加了2.24%，零售额增加了18.6%。这一时期党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是正确的，它保证了党领导人民顺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正式提入日程，三大改造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针对当时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他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地下工厂”如果社会需要，就可以发展起来，还可以“雇工”。在当时倡导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这一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飞跃。“”时期，党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残存的个体、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政策。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全国个体经济只有14万人，私营经济则为0。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认识民营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也做出了不断深化的调整。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决不允许把它们当做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3］，标志着从理论和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在党的历史上，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以正式文献形式做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的论断，会议提出必须尽快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以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亮了绿灯。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私营经济在我国的合法地位，之后，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暂行条例》，民营经济在法律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一阶段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1989年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偏紧，人们对发展民营经济的认识也出现波动，民营经济出现了停滞和徘徊现象，个别地方数量甚至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之后两年，民营经济处于徘徊发展的阶段。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扫除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障碍。正确的政策是保证民营经济正常运行和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四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民营经济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这一年年底，全国个体工商业户(包含部分私营企业)已达1373万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进一步进行理论创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上升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根本性。2001年党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向民营企业家敞开了大门，指示，“把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此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民营经济发展的道路更加宽阔，中国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政策演变研究

通过回顾和分析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政策确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始终与党对国情、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所有制的重新认识并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相一致，同时党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也是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

(一)党关于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党重新认识国情并不断深化认识的必然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对我国国情，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新的探索。正是由于过去长期陷于“超阶段”发展的认识误区，对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缺乏科学的、清醒的认识，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盲目改变所有制关系，过早地消灭了各种民营经济成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国情，作出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五大从基本特征、发展过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几个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正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薄弱，文化科技教育严重滞后，人民生活困苦，国际上还面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及军事威胁，我们必须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上的方针，使各种潜在的生产力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各种资源，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民营经济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动摇”，由制度外到制度内，成了自家人。国家的相关政策也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成“支持和鼓励”。在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理论政策的引导下，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二)党关于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不断深化认识的必然结果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排斥民营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以全新的视角，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批判并抛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搞“穷过渡”的错误观点，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必须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论述，为党制定正确的民营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党关于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党重新认识所有制并不断深化认识的必然结果所有制结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民营经济是没有地位的，未来社会将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全社会所有制。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是按照这一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取缔民营经济更是顺理成章的事。邓小平指出，我国的所有制形式的选择与确定，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出发，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依据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情况来确定。针对当时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4］372“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373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此，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民营经济也赢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引领了又一次解放思想，我们党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冲破了姓“公”姓“私”的认识误区。可见，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解放思想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产物，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必然产物。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主导范文篇3

论文摘要：在建国初期，民营企业曾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总体上呈现了一个逐步恶化的趋势，这具体表现在民营企业的生存权、产权、竞争权和发展权保障的逐步弱化上。论文关键词：民营企业生存权发展权法律环境民营经济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自由竞争是其生存的惟一方式，市场机制是民营经济最有效的调节工具。在十八十九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从法律的角度看，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明晰的产权关系，安全而便捷的产权交易机制，这就要求国家提供一套完善的所有权保护制度、契约制度和纠纷解决机制，除此以外，民营经济反对国家对其竞争自由的任何限制，要求完全的竞争权。总的来说，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反对国家权力的干预，只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垄断现象的出现，才使得国家政权以反垄断的名义有限地干预市场竞争，限制部分民营大企业的竞争自由，以保护广大消费者和中小经营者的利益。我国建国初期，长期战争的结束为发展民营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恶性通货膨胀的消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国家主权的独立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赢得了可靠的保障。可以说，当时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外部条件均已万事具备，但是还欠东风，这个东风不是别的，就是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的法律环境。这种法律环境的基本要求有四个：一是在宪法层次确认民营企业的生存权；二是在民法、行政法、刑法层次要求确认和保障民营企业的产权，完善产权交易机制。这就要求国家提供一整套完善的所有权保护制度、契约制度和纠纷解决机制，引导、规范、促进民营经济的运作；三是在民商法和经济法层次中确认民营企业的发展权，其核心是要求民营企业同其他经济性质的企业享有同等待遇；四是通过行政法和反垄断法等法律保护保护民营企业的竞争自由和竞争权。这就要求从立法上防止国家权力对民营经济的任意干预，明确划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保障民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但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各种条件的制约，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法律环境的。相反，建国初期，民营经济的法律环境呈现出一个逐步恶化的趋势，试分析如下：一、由法律调整为主到政策调整为主，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逐步弱化民营经济需要法律确认和保障产权，完善产权交易机制，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法律由于其具备的稳定性、程序性、规范性等优良品格，成为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最有效的工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相继颁布了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规，汇编为《六法全书》，构成调整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律秩序的规范性文件，其中与民营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是有关民商事法律。关于民法，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5月23日至1930年12月26日陆续公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共5编，计1223条。另外从1929年到1946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制定和修正公布了《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船舶法》等作为民法的特别法规，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商合一的调整民营经济的法律制度体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尽管在形式上比较完善，但是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客观上却保护了帝国主义者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发挥其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1949年2月，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目前在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从而奠定了以党和国家的政策取代法律调整民营经济的基础。从实际情况来看，建国初期，调整民营经济的主要靠党和国家的政策，调整民营经济的法律为数极少，除了在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民营经济做了极为原则的规定以外，还有1950年12月30日公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1954年9月2日政务院第223次会议通过的《公私合营企业暂行条例》。既没有确认保障产权和完善产权交易机制的法典性质的民事法律，也缺少规范商事组织、调整商事行为的比较完备的商事法律，更谈不上限制国家权力干预民营企业内部经营自主权的行政法律制度。调整民营经济的主要靠党中央的各种指示、通知、决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批示等方式，也就是说，主要靠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政策由于其抽象性、易变性，并不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产权保障，实际上，对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也是逐步弱化的，直到民营经济被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二、由自主经营到计划管理，民营企业的竞争权逐步消亡竞争权是民营企业的天赋权利是民营企业竞争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和反映。民营企业由于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性质，必然要求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要求完全的竞争自由和竞争权。“建国以后，计划管理首先在国营企业推行，然后逐步扩大到供销合作社和公私合营企业。至于数量众多的农业、手工业个体经济和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主要是受市场机制调节的”，可见，在建国初期，国家并没有过分干预企业的竞争权，当时实行的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并行的二元调控模式，国营经济主要靠计划调节，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轨道，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受到根本上的限制；而民营经济则主要靠市场调节，民营企业享有比较全面的竞争权。由于上文中指出的那样，民营经济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得民营经济和实现“赶超战略”所要求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冲突逐渐浮上水面并趋于激烈。“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总生产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否则，工农业的盲目生产，就会发生过剩与不足；商业的盲目经营，就会扰乱市场，波动物价。于是，国家便借助政权的力量限制民营企业的竞争权。在工业方面，“通过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在商业方面，通过统购包销等方式，在原料和成品销售方面割断民营经济和市场的联系，使得民营企业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轨道，只能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组织生产。1949年全国民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部分所占的比重为11.5%，1950年增加为27.3%。从棉纺业看，195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即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1951年1月，政府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自该“决定”颁布之日起，“凡公私纱厂自纺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公私纱厂现存的棉纱、棉布，均须进行登记，由国营纱布公司承购，停止自行在市场出售。”民营棉纺厂的生产，就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价格方面，国家依照经济情况，随时规定适当的价格政策，把批发价和零售价、地区和地区间的差价，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从而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定价权。这样，国家就在原料的购买、成品的销售方面逐步地限制民营企业的竞争权，将民营经济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特别是在通过个别民营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国家逐步参与民营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过程中，民营企业最终彻底地丧失竞争自由和竞争权。三、由平等保护到区别对待，民营企业的发展权受到限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所有企业都应当受到同等对待，依据它们的责任形式而不是所有制性质进行区别对待，这是进行市场公平竞争的必要前提。但在建国初期，当时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利用”政策表明民营经济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改造”政策预示了民营经济的最终命运，“限制”表明民营经济并不能受到平等对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市场进入方面，有些被认为是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如交通、银行、大森林、矿山等都必须国营。”二是在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文件中，明确规定，私营（民营）经济受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8条“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公私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虽然它在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现在只占百分之五，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明显地体现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难以想象的。三是在税负方面，并不实行公私一律平等，而是区别对待。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提出在税制方面“公私一律平等”的薄一波受到了严肃的批评，薄一波的错误被认为是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四是在发展和恢复生产方面。“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但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有主次，第一是国营工业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五是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实行优惠政策，以鼓励支持其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29条规定“合作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予优待”，“为了使国营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加和保证它的领导，政府把23.9%的预算支出用在国营经济上。”而对于民营企业，“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会帮助它的，”很明显地对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六是在民营企业之间也采取不同政策，团结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竞争，因为民营工业企业比民营商业企业更富有积极意义。四、由长期共存到暂时利用，民营企业的生存权不复存在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有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民营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根据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如果没有突然的武装干涉，没有资产阶级的暴动，这种过度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在相当长的过度期间内，民营经济将长期存在。但是，从经济角度上看，由于民营经济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从1951年第三季度以来，就有不少资本家开始不接受国家的加工订货任务，而是追求自由市场。如上海的内衣业，竟然全行业联合起来拒绝接受加工任务。有的秘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活动，以抗拒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从政治角度上看，“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导致民族资产阶级的被消灭；从意识形态上看，社会主义企业代表了一种更加先进的生产关系，因而比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更能满足国计民生的要求；在一般的社会意识中，人们认为:在民营经济中存在着剥削，这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是无法长期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用政权力量提前推行对民营经济的改造政策，采用赎买方式实现“阶级消灭，（资本家）个人愉快”的目标，民营经济暂时完成其历史使命，民营企业的生存权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