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理财最佳方案篇1

他们是啤酒中的领袖青岛啤酒、家电中的领袖TCL、体育用品中的领袖李宁……，事实上，除了一个市场中的领袖企业，很难有人有这样的实力，能够把自己的销售员派到祖国各地的每一个小县城，把自己的产品直接送到每一个小店铺。

既然称深度分销，那么也有“浅度分销”。就象啤酒中还有百威啤酒、家电中还有飞利浦、体育用品中还有耐克，他们也是市场中的领袖，他们的产品也能够在小店铺中买到，只不过他们没有那么多销售员，他们并不直接把产品配送到千家万户，他们依赖经销商来做这些事情。

两种渠道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因为以跨国公司为主的经销模式和以国内企业为主的深度分销模式都塑造了非常成功的行业领袖。同时，宝洁这样的跨国公司曾经希望扮演中国的乡村小货郎，结果很失败；长虹这样的国内企业曾经依赖郑百文做经销，也差点丢了性命。

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管理变革，大家都不希望摸着石头过河，都希望采用被证明的行业“最佳做法”，“Bestpractice”。但是，把跨国公司在经销模式下演练出的最佳做法用在国内企业的深度分销模式上，就象中国的谚语说的“猪鼻子里插葱”，不能变成大象，而猪也会很难受。

深度分销模式的“最佳做法”包括很多方面，客户管理、价格管理、组织管理、财务管理等等。本文只是对深度分销模式中的物流体系进行一个系统的探讨。

为什么深度分销

实际上，在致力于消费产品的中国制造企业中，80％以上的行业领袖均采用深度分销模式，应该有其道理。

为了理解这样的道理，让我们来想象如下一幅幅场景：

1995年的春天，某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东北某个中型城市的一个小旅店里，一位年轻的销售经理正在认真地打领带，准备出门。

他昨天刚刚到这个城市，脑子里不断地回响着临行前公司销售公司总经理的嘱托，这是一个有300万人口的城市，按照公司的策略，这样的城市就应该建立一个销售点，公司销售的彩电已经颇有市场形象，质量也不错，在这里他一定可以大干一番。

两周之后，他已经办好了所有工商手续，雇了一个帮手，从旅店里搬出来，住进了一个临街的办公室，公司的第一批货也到了，库房就在办公室的后面。

两个月后，他已经跟这个城市十家大百货商场的采购经理都喝过酒，成为称兄道弟的朋友；

半年后，他手下已经有十个销售员，其中7个销售员负责这个地区的14个县，这些销售员每周都去拜访辖下那两个县城的家电一条街中销售能力最强、关系最好的那个小老板，给他安排进货，帮他布置店面，把自己刚刚学到产品知识教给他，给他的孩子卖些糖果……，在城里的每个大商场，都有他的导购员，她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走过身边的顾客买自己的产品，因为每买一台彩电，导购员就能挣20元。

两年之后，这位年轻的经理在年终总结中写到“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流的渠道网络，我们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000万元……，”

五年之后，这位年轻的销售经理将自己的印章交给业绩最好的一个销售员，打点行李，到省会城市当上了公司东北地区的销售总监。

这样的故事就象“才子佳人”一样，老套而动人。动人是因为结局很好。

这样的故事大同而小异一出出发生的过程，也是中国制造企业建立深度分销网络，并成为明星品牌的过程。

现在不是1995年，而是2003年了。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当年的百货商场倒闭了一半，县城家电一条街上的小老板则加盟了全国最大的家电连锁公司。而那个年轻的销售经理已经升任公司的销售总经理，并且还在国内口碑最好的中欧管理学院上过了MBA。

以他的老经验，深度分销模式有很成功的历史。

以他的新知识，那些采用经销模式的竞争对手付给经销商的折扣其实比他自己的销售网络成本还高。

以他的现实体验，拥有深度分销的渠道网络使他敢跟国美、佳乐福这些大型零售商在谈判中把桌子拍得山响。

以他的远见，自己在任的时间内，中国的地区差异如此大，农村如此广阔，市场一定不会只剩下几家大零售，渠道一定是多元化的。

所以，他一定会坚持深度分销！问题只是怎么能够在深度分销模式下实现更快的市场反应及周转速度，实现更好的服务水平及成本水平。

深度分销的物流平台

从成本上的角度，深度分销的销售体系中，库存费用、财务费用、仓储运输费用三个方面经常构成了总费用的80％以上。库存费用和仓储运输费用取决于物流管理方式，而财务费用取决于财务管理方式。

如果把库存周转从60天下降到30天内，企业的资金回报率就提升1倍；如果把一个经营点的独立核算该为办事处，每年平均节省30万……这样的如果有非常确定的答案。

把分散在经营点的库存管理、仓储管理、配送管理等等物流功能都从经营点剥离出来，建立一个集中控制的物流平台来运转整个分销体系中的所有库存管理、仓储运输、配送问题，是将这些如果变为现实的基本手段。

问题是，从上个世纪末形成的那一套人、财、物、销售都以地区经营点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出发，怎么实现这个变革呢？

首先，变革要有一个量化的目标：把物流而商流分开是很好的想法，因而物流分离出来就不一定要每个经营点配置一个仓库了，那么将来需要多少个仓库？这些仓库布局在什么地方？原来由经营点分散管理物流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物流服务的水平是如何的，现在集中到总部来管理，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服务水平，简单些说，从客户下单到配送到货，要多长时间？同时，物流运作集中管理，物流费用也必然集中了，那么新的模式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费用预算？库存周转到底能够缩短到多少天？

这些问题在今天已经很容易回答了，容易到基本上是物流专家的一个数学问题。当然，物流专家解出这个数学问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了解销售量及需求的分布情况。这里有一组典型的答案：在全国建立30个直接配送到门店的仓库，90%的订单在24小时内配送到位，仓储及运输配送费用控制在销售额的2%；库存周转天数达到18天以内。即便面对中国最复杂的深度分销网络，这组答案也仅仅需要花费1－2个月的时间。

有了这些目标，还需要有人去做。这时候公司的战略策划部门往往说，应该把物流外包，所以应该让物流公司去做，所以我们不应该操心物流的事情。听起来很对，所以，真的有些公司的老总们打着灯笼在全国遍寻能够委以重任的物流公司，一年半载后发现，无论多么大的物流公司都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全国范围的、与深度分销模式相适应的深度配送；无论多么先进的物流公司都没有一套物流信息系统可以处理来自数万个零售商户的订单和履约。

因此，有人去做，不折不扣地，就需要成立一个物流部门。这个部门至少要处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从老的物流管理模式到新模式，这个部门要去领导、落实每一个区域的这种管理变革，尤其是落实订单流程的变革；

其次，从长途运输到区域配送中心的管理、到区域配送，每一个环节的物流运作都需要寻找到服务可靠、价格合适的外包物流服务商，这个部门要去选择、评估、监控这些外包物流服务商；

第三，计划部门、财务部门、经营点、客户乃至物流服务商都需要库存信息、配送信息、结算信息、成本信息等等不同形式的上下游物流信息来支持他们的运作，这个部门要维护一个统一的规则及流程，来确保这些信息一致、实时、准确，从而能够使各个环节的运作能够集成在一起，实现从产品下线到客户手中的系统总效率。

第四、库存管理集中后，经营点要货，总部发货的简单关系不存在了。经营点要做预测，总部则要根据预测制定库存及分拨计划，在下端销售预测及上端产品计划之间，这个部门要能够协助落实滚动计划的制定、调整。

显然，上面每一个方面的事情都得自己来做，并且每一个方面的事情都需要信息系统的支持：

落实新的订单流程，必定需要信息系统来实现流程在不同地点之间的衔接。否则，经营点既不管实物库存，又不能知道订单的执行情况，没有办法应对客户；

物流运作外包，必定需要信息系统来把订单执行指令与物流作业的衔接。否则雪片般的订单集中在区域配送中心，分都来不及，别说配送了；

计划更需要信息系统，否则，没有销售数据、库存数据，预算数据的自动化处理，数百种产品、数十个配送中心的计划不知从何而来。

当然说到信息系统，必定大家异口同声地说：ERP。听起来也很对，ERP有分销模块，可以处理订单，有高级计划模块可以处理计划，并且业务与财务集成，正好管我们上面说的事情。并且，有很多人会端出宝洁、飞利浦的ERP成功案例来诠释行业“最佳做法”。然而，当我们拜访了很多成功应用ERP的企业才发现：迄今为至，在中国没有一个深度分销的企业实现了基于ERP来管理物流！针对那些还没有建立集中化物流平台的企业，ERP仅仅在管理从总公司到分公司的订单、库存、财务关系；而针对那些已经建立集中化物流平台的企业，ERP则成为后台的财务系统，而订单的全过程处理、物流运作、预测计划等等均通过建立在ERP之外的物流系统完成。ERP通过订单的交易结果来与物流系统集成。

究其原因，其实是一目了然，在分散物流管理的方式下，分公司或者经营点独立核算。订单管理实际上仅仅处理经营点向总部的要货，订单主要体现内部的交易过程，而物流过程主要是长途运输，非常简单。因而，ERP作为一个财务系统，能够非常轻松地处理所有的库存、订单问题。对于所有经销模式的制造业客户，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分公司换了经销商而已。而要实现深度分销模式下的集中物流管理，总部的系统需要直接面对所有的零售门店，订单处理一方面体现为公司与客户的交易，是一个财务过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个包含多个环节，经过多个外部、内部机构的物流过程。这个订单履约的物流过程对于财务驱动的ERP来说非常难以处理，因为物流过程的逻辑是物流效率；而ERP的逻辑是财务控制，用财务控制的逻辑实现物流效率当然是对牛弹琴。

老年理财最佳方案篇2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延迟退休年龄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已通过相关法令提高退休年龄，比如德国1999年提出2017年前将男女退休年龄统一到65岁;2002年，英国也提出在2010－2022年间逐步使男女退休年龄统一到65岁［1］，2013年进一步提出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40年代末推迟至69岁［2］;荷兰政府2012年宣布从2013年起，逐步提高退休年龄，2019年达到66岁，2023年调整为67岁①。研究表明，在OECD34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将男性退休年龄确定为65岁，14个国家将女性也确定在65岁。不过，67岁将成为今后最为主要的退休年龄，2012年前，OECD国家中已有13个国家决定将男性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67岁，而冰岛和挪威的退休年龄已经达到67岁［3］。美国根据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预期寿命动态调整退休年龄，1937年前出生人群的退休年龄为65岁，之后大约每晚两年出生的人群其退休年龄推迟2个月，1960年后出生人群的退休年龄为67岁［4］。概括而言，欧美国家推迟退休年龄的动因主要有三个: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压力、大龄劳动者(olderworkers)②劳动参与率下降。推迟退休年龄在中国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尤其是2008年10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前所长何平在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提出“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之后，推迟退休年龄问题在网络媒体上迅速发酵，学者、网民和政府官员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013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搜狐新闻客户端，对25311人进行的一项题为“你对延迟退休持什么态度”的调查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2.3%的受访者表示中立或未表明态度③。与网民趋于一致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相比，学者的观点存在分化。支持延迟退休的学者认为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龄化问题严重，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面临严重挑战，推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5－8］;此外，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受教育年限增加，人力资本峰值推后，延迟退休可以更大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9－10］。而反对者也旗帜鲜明，认为延迟退休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就业和养老之间的两难境地［11－12］;不同群体的预期寿命存在差异，如果强制性推迟退休年龄，会导致不同群体间养老权益的逆向分配［13－14］;退休年龄实际上是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理念综合确定的［15］，而不应盲目地与国际接轨。此外，反对者还驳斥了推迟退休年龄以弥补养老金缺口的观点，认为缺口应由政府承担，这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16］。实际上，即便是支持推迟退休年龄的郑功成教授也不赞同将延迟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收支挂钩的观点，不主张以“多缴少支”来损害参保人的利益，而是主张对迟延退休者应当有利益上的补偿①。从上述评论可以看出，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各方并未达成广泛共识。理论上说，作为一项影响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应在各利益相关方平等表达各自观点和利益诉求基础上，寻求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因为，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会影响并决定着福利资源的分配［17］，包括不同群体之间、代际之间的资源分配。不仅如此，退休年龄政策还会影响个人在工作和闲暇这一对稀缺资源间的配置。本质上，个人的退休决策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个人最大化效用的过程，实质是在工作和闲暇之间做出二选一的决策，而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个人未来的收入水平、健康状况、预期寿命等因素的不确定［18］。因此，退休年龄政策一方面要考虑集体理性，同时又要兼顾个体理性，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这就要求在退休年龄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组合要满足“激励相容性约束”条件②，同时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具体而言，退休政策要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内在的激励机制设计，影响个人退休决策行为，并通过赋予个人较为灵活的退休决策权，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兼顾。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2015年“两会”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正在研究制定推迟退休年龄的相关政策，并预计将于2017年推出延迟退休方案。实际上，推迟退休年龄的一个重要诱因在于我国实际退休年龄偏低，据统计，我国8000多万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职工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③。因此，本研究将引入养老金财富的概念，通过对养老保险制度内生激励机制对个人退休决策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进一步调整养老保险制度参数的政策建议。

二、养老保险制度内生激励机制与个人退休决策:理论模型

1.理论分析个人退休决策是在考量各种影响因素基础上的综合决策。德国学者博约什－苏潘(Brsch-Supan)引入选择价值概念(optionvalue)，分析了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因素，他认为某一年龄退休的选择价值由如下因素决定:与退休年龄相关的养老金水平、个人过去或未来收入水平、闲暇的边际效用、生存概率、贴现率等［19］。如果个人推迟退休的选择价值变小或者下降，个人就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并开始领取养老金［20］。选择价值体现了个人退休决策的机会成本。通过调整养老金制度相关参数，优化制度内在的激励机制，可以对个人退休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激励可以分解为两个效应［21］:价格效应(priceeffect)和替代效应(substituteeffect)。前者是指如果改变养老金制度参数，降低个人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替代率，就增大了个人的闲暇成本，因此，价格效应也被称为闲暇的价格;反过来，如果养老金待遇水平过高，可以满足退休后的支出需求，那么个人就倾向于提前退休。而替代效应是指如果个人推迟退休不仅不能带来养老金财富的增加，反而会减少，即净养老金财富为负，这实际上是向个人征收的隐性税收［22-23］，那么个人会选择提前退休。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是通过待遇替代率和净养老金财富两个因素实现的。有研究表明，如果养老金替代率非常低，即便净养老金财富为负，个人由于养老金无法支付退休后生活支出需要，仍然会选择继续工作［24］。为了进一步分析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将对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水平进行模拟，动态地反映退休年龄与养老金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而为优化养老金制度提供依据。所谓养老金财富(PensionWealth)是个人在退休期间领取的养老金收入的现值。之所以分析养老金财富，一方面该指标在反映养老保险制度的慷慨性上比待遇替代率指标有更广泛的价值［25］，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个人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也间接考虑了隐性税收问题。2.养老金制度参数设计与养老金财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①，一个理性的个人一定会选择养老金财富现值最大的时刻退休。养老金制度参数设定直接影响不同退休年龄时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提高55岁以上大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可以通过调整影响养老金财富规模的相关参数，改变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发挥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内生激励作用。通过养老金制度内生激励机制设计，使个人实现养老金财富最大化时的退休年龄与政策目标趋于一致，进而达成“激励相容约束”的均衡状态。影响个人养老金财富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预期寿命。对于大龄劳动者而言，如果预期未来健康状况较好，预期寿命较长，则个人更倾向于留在劳动力市场，推迟退休年龄，反之，则倾向于更早离开劳动力市场。对于个人而言，如果选择完全退休，离开劳动力市场，意味着自己的正式社会联系(socialcontact)中断，而每个个体都是“社会人”，都有参与社会网络的动机。有研究表明，在出台了大龄老年人部分退休制度(partial/gradualretirement)②的国家，之所以在达到最早领取退休金年龄之后，仍然选择继续工作领取部分养老金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维持社会联系。比如，对比利时选择部分退休人员的原因调查显示，23.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26］。第二，待遇积累率(accrualrate)。在DB型养老金制度安排中，个人退休待遇取决于个人缴费年限和计算待遇的参考工资(referencewage)水平。目前，我国在整个权益积累期的待遇积累率为1%，即每工作1年积累1%的养老权益。理论上说，如果待遇积累率高于精算中性积累率，那么延迟退休对个人更有利③。但是，如果养老金待遇积累率过高，个人可以通过较短的时间积累较高的养老权益，满足养老需求，也存在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因此，科学合理的待遇积累率设定对个人退休决策有重要影响。第三，贴现率。在养老金现值计算中，贴现率大小实际上反映了养老金受益人对货币当期和远期价值的偏好。如果贴现率高，意味着个人更倾向于获得货币的当期价值，因此，会降低未来养老金收益的现值，此时养老金财富降低;反之，则养老金财富较高。养老金财富现值水平直接影响个人的退休决策。第四，工资增长率、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投资回报率。个人退休决策是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选择。不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果个人工资增长率高，意味着个人放弃工作领取退休金的机会成本增加，个人更倾向于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①;如果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较高，且远高于延迟退休的养老权益增长，则个人更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而选择退休;如果在职期间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投资回报率较高时，意味着在职缴费将积累更多的养老金财富，激励个人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3.养老金财富模型我国现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依据的是2005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三、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与最佳退休年龄:基于不同情境的敏感性分析

前面给出了养老金财富现值的计算公式，分析了不同参数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以及对个人退休决策的作用机理。本部分将通过对不同情境下不同退休年龄时养老金财富的模拟，找出个人最佳退休年龄的分布，进而为优化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激励提供参考。1.基准情况下的个人最佳退休年龄分析本文分析的是典型个体的养老金财富情况，因此假定其死亡年龄为平均预期寿命。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因此，本文假定男性的死亡年龄为73岁，女性为78岁①。为了计算方便，本文假定劳动者参保年龄为30岁②，在退休之前从未中断缴费，并且第一年参保时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30000元/年。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4)》数据，2013年我国全社会城镇就业人口平均工资为51483元。但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平均工资并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代表性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情况。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相关调查，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30000元，平均数为53023元，2010年，超过平均工资的城镇居民仅为25%③。相较之，中位数更能反映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本文将职工工资增长率设定为8%。据统计，2001－2013年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4.1%。但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增长的差距较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年均增长将维持在7%－8%左右，甚至某些年份会低于7%。考虑到我国财富分配将向劳动者倾斜的政策因素，将职工工资增长率设定为8%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也是影响养老金财富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水平偏低，为了让企业职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国已经连续10年11次提高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每次平均增长幅度为10%。因此，本文将基准情况下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设定为10%。我国养老基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或银行存款，投资回报率偏低。据统计，2003年以来，养老保险基金名义收益率为2.18%，而同期加权通货膨胀率为2.2%，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是在贬值缩水［27］。因此，本文将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设定为3%。贴现率反映个人对于当期消费和远期消费的偏好，本文将其设定为3%。不过随着年龄的变化，贴现率也会发生变化，为了体现贴现率变化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在敏感性分析部分将考虑贴现率为6%的情况。根据上述假设条件，基于养老金财富计算模型，计算不同退休年龄下的δ值，可以发现:①预期寿命影响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进而影响个人的最佳退休年龄。由于假设男性的死亡年龄低于女性，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男性在55岁退休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而女性为59岁。②收入水平影响养老金财富的相对水平。当收入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1倍(β=1)、0.6倍(β=0.6)时，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一致，分别为55岁和59岁。但是，当收入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β=3)时，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有所提前，其中男性为54岁，女性为57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述理论分析中提到的价格效应，如果养老金过于慷慨，则会诱发提前退休行为。③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曲线相对平缓，说明退休年龄变动对女性养老金财富的影响较小，因此，推迟女性退休年龄阻力相对较小(见图1)。养老金财富是影响个人退休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养老金政策角度出发，可以通过相关参数的设定，改变个人在不同退休年龄情况下的养老金财富规模，进而影响个人的退休决策。但需要说明的是，个人退休决策是在综合各相关因素基础上做出的综合决策。上述模拟结果的目的在于为相关政策调整提供参考，而最终个人的退休决策还要受到个人异质性特征的影响。比如，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根据模拟结果，其最佳退休年龄应高于男性，但实际情况是女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低于男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家庭中有0－6岁的小孩的女性延迟退休的意愿明显降低［28］。2.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变化的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分析某一因素的变动对结果的影响。通过敏感性分析，可以为养老金政策调整提供客观的依据。本研究重点分析贴现率、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回报率等因素的变化对养老金财富以及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1)投资回报率变动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个人账户养老金投资回报率由3%调整为6%①，对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及退休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β=1时，男性56岁，女性63岁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当β=0.6时，男性57岁，女性67岁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但是当β=3时，男性55岁，女性59岁时候养老金财富最大。从中可以发现:①随着投资回报率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有所推迟;②较之于基准条件，如果投资回报率较高，在不同退休年龄下养老金财富的相对差距更为平缓。意味着如果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对劳动者的养老福利的相对影响较小(见图2)。(2)贴现率变动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贴现率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比较大，因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退休决策。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将贴现率由3%提高到6%，男性和女性最佳退休年龄均会大幅度提前:当β=1时，男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52岁，女性为55岁;当β=0.6时，男女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2岁和49岁;当β=3时，男女的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2岁和51岁。从中可以看出，如果贴现率较高，意味着个人对于货币现值的偏好高，倾向于提前获得退休金。而且，贴现率对于预期寿命较长的女性的影响高于男性(见图3)。(3)养老金待遇调整率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工资增长率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降低养老金待遇调整率，将使退休的机会成本增大，并且还会降低养老金财富规模。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一般会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模拟结果显示:当养老金待遇调整率由10%降低为6%时，β分别为1、0.6、3的情况下，男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61岁、61岁和60岁，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70岁、70岁和69岁(见图4)。(4)同时调整相关参数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工资增长率也是影响养老金财富规模的重要因素。前面的分析中假定基准情况下工资增长率为8%，但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这一工资增长率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据统计，美国、英国、德国2001－2013年间，工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2.9%和1.8%①。因此，本部分将工资增长率由8%调整为3%，同时，将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调整为2.5%，投资回报率设定为6%①，测算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在β分别为1、0.6、3的情况下，男性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9岁、61岁和56岁，女性分别为70岁、69岁和70岁。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比基准情况下有所推迟(见图5)。3.不同情境下最佳退休年龄组合前面在不同参数设定的情况下，模拟了个人实现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年龄组合。由于制度内生的激励机制将会对劳动者个人的退休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的个体将会基于不同参数的设定做出最优的策略选择，详见表1。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老年理财最佳方案篇3

引子：未立遗嘱家事难断

阎吉英走了。在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这是一个令人恐慌的消息。

30多年前，还是农民的阎吉英从亲友那里借来700元，办了一个三佳焦炭厂。谁能料到，只用了十年时间，阎吉英就成为介休的“焦炭大王”，三佳集团资产过百亿元。只要是介休人，就有亲戚朋友在为阎家做事；远近十里八乡，都有老阎资助过的困难户；城里每添一草一木，都含有三佳交的税钱。

然而，这样一个大人物，却在2015年6月25日下午2时，因“脏器衰竭”突然离世。

有人说，老阎是被愁倒的。这些年来，大环境不好，三佳经营困难，工人工资时有拖欠。弥留之际，阎吉英最后的嘱托，竟然就是补发工人三个月工资；直到他听说发了，才合眼而去。可是，如何处置价值百亿元的身后资产，离世的“焦炭大王”竟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这是一个极大隐患。老阎这辈子顶天立地，却有一件事情说不清楚：除与发妻曹玉莲育有三女两子，他还与三佳集团副董事长、G姓女士生下一个儿子，并抱养了一个女儿，均为G姓。

在介休，无人不知有两位“阎夫人”。而且，阎吉英不但在公司倚重G姓女士，还给她与她的儿子各留了20%集团股份；三佳集团时下最赚钱的业务――绵山风景区，也由G姓儿子出任总经理。

不过，对发妻以及其他五位子女，阎吉英却还没来得及安排后事。曹玉莲是文盲，不问公司事；三个女儿都嫁了人，不在家中；大儿子闫慧光（均为“闫”姓）患病，居于太原；只有二儿子闫慧辉随父打拼多年，目前负责集团的有机硅业务，被外界视为接班人之一。

现在的问题就是，阎吉英剩下的集团60%股份，归谁？

曹玉莲一边当然觉得那就是自己的――G姓母子一边已经有40%了，剩下的就是老阎留给“嫡出”的；可把持着董事会的G姓母子并不认同，那可是整个公司的控制权啊！

其实，整个山西的律政界都搅不清老阎的家事。

作为法定妻子，曹一边理应取得全部60%。如果能确定G姓母子非事实出资，那么曹还能质疑其40%股权的合法性。

对G姓女士而言，法理上无法为其提供婚姻地位。但是，作为阎吉英的创业伙伴，她可以提出共同共有财产的诉求，一旦成立也并非不能染指公司股权，甚至更多。

如果曹让步，G姓儿子是可以参与60%股权分割的；至于G姓养女，由于阎吉英根本没有收养资格，法理上可能难以找到其继承依据。

此外，从公司稳定角度出发，G姓母子与闫慧辉共同接手公司是最稳妥的办法；但曹玉莲作为阎吉英法定妻子，法理上支持其得到一半股权，而她与G姓女士恰恰是对立的。

搅不清，理还乱。2015年7月13日，阎吉英的出殡日，30公里的路上送葬者成千上万；然而，“原配”与“庶出”之间的争产大战却在背后打响。

8月1日，曹玉莲一方聘请审计公司突然对三佳某子公司展开审计，又被G姓一方阻止。争斗中集团财务电子系统被切断、拷贝，纸质资料被搬走，三佳旗下数十子公司瘫痪。

8月5日，警方介入，带走19人，被夺走材料开始移回。

……

8月24日，三佳集团召开董事会，正式选举G姓女士为董事长，并担任法人。截至发稿日，阎吉英60%股份登记未有更改。

目前这样的安排，是阎吉英的期望吗？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但是一连串的疑问油然而生：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成功人士不立遗嘱？如何进行规划设计，才能避免家族财富传承过程中的纠纷？通过代代传承，如何才能确保企业的基业常青――这些是我们生人必须知晓的身后事。

推演：财富分割的艺术

其实，在律政界看来，老阎的家事无法通过一份遗嘱厘清所有问题，它牵涉的是一个企业家财富分割的学问，乃至艺术。许多企业家之所以不立遗嘱，难立遗嘱，并非讳谈生死，而是因为他们大多只会“赚钱”而不会“分钱”，难以参透其中一些足以纠结其一生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姻亲关系。

中国有一个老传统，即父（母）传子承。但是，由于涉及婚后共同财产，如不做相关考虑，50%财产应先分配于配偶，剩下50%才能分配给其他继承人，如子女。

这样一来，其实有75%的财产都流向了姻亲血系，直系亲属极有可能不会认同。

理性上讲，夫妻间可以订立婚后财产协议，划定各自范围，但实际操作中碍于情面总是说不出口。另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中国的许多富一代都生于一个穷困潦倒的环境之中，他们的第一次婚姻总有各种不尽如人意；成功富有后，因感情不和、婚内出轨等问题，夫妻间很难就共同财产的划定达成一致。

在南京，就曾发生一起“奇葩”案例：一位W姓富豪利用遗嘱向曾经出轨的妻子展开了复仇。首先，W在病重期间，涉嫌转移了大量夫妻共有的存款；接着，他在遗嘱中把剩下不多的家庭存款列为与妻子的共同财产，又附加了一个手续完整的、短期内需偿还的、指向于亲兄弟的巨额借据；同时，W把他名下的全部公司股权、房产都分配给了亲兄弟（无子女），包括妻子正居住的老宅。

可想而知，“身负巨债”的W妻会作何感想――夫妻本是同林鸟，却把金银摆两边。

为避“外戚”涉权，最合理的手段还是提早布局产权转移。如浙江的L姓企业家，47岁时就把公司90%股权转给了儿子，再无后顾之忧。

第二个问题是企业家的子女。

虽然子女是成功人士最理想的继承人，但是他们并不让人省心。

在贵州，有一位T姓企业家对自己独女的男友选择非常不满，但女儿十分执拗坚持要与对方结婚。

考虑到女儿将来有离婚舍财的风险，T求助于律师。律师首先建议T提前转让资产给女儿以做婚前财产，T舍不得放手；律师又建议T立下遗嘱，对女儿进行资产指定赠与，T又怕女儿将来不孝，不如给自己的亲弟弟……最后，律师只好出了一个“损招”：同意同居，但不注册结婚，对外就称“女婿”为女儿的“男朋友”！

第三个问题是家族利益关系。

许多民营企业都是家族成员共同创立的，又可能涉及多次婚姻，牵涉多重利益关系，所谓财产分割其实就是重新分配家族成员利益。

在这一方面，最成功的案例当属均瑶集团的王均瑶遗产案。

2004年，王均瑶逝世时仅38岁，两次婚姻留下的三个孩子最大的才上初中。为确保企业平稳过渡，弥留之际，王均瑶对其50%股权做出三点安排。

首先，对王均金、王俊豪两位亲兄弟各转让5%股权，使之股权上升到35%、25%。其次，给予两位亲兄弟最大信任，将剩下的40%股权完全托管于二人。最后，也就是三年后，托管的40%股权分为两块：39.5%股权无偿转让给三位子女：王瀚38.5%、王超0.5%、王莹莹0.5%；剩下的0.5%股权，则转让给王均瑶生母王宝弟。

这样一来，王均瑶把企业放心地托付给了王均金、王均豪两位亲兄弟，又使得自己的长子王瀚成为均瑶集团最大股东，并一直保持至今。

遗憾的是，这样和美的安排并不多见。

乱战：以法治，以德修

企业家财产分割最大的风险就是人性的贪婪。

在武汉，有一位H姓企业家患病，他听取律师建议立下一份公证遗嘱，大致意思就是把自己持有的公司股权留给现任妻子，把名下其他财产分成大小不等的10份，分割给现任妻子、与现任妻子生下的两个孩子（未成年）、与前妻生下的大女儿（成年）、自己的父母以及四位亲兄妹。

半年后，企业家病逝。宣读遗嘱的时候，十位继承人均表示接受，未料在场的前妻突然发难，表示遗嘱为假，因为自己的女儿分得“少”，也没有分到公司股权。现任妻子不予理睬，拿着公证遗嘱直接去住建委、银行办过户，可是却遭到拒绝。

原来，这份遗嘱并未进行“继承权公证”――还必须召集所有继承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公证处集中表态；当中如有人提出异议，则公证无法继续，最糟的情况就是诉讼处理。

显然，受前妻影响，大女儿肯定会提出异议。最后的结果就是，现任妻子自己做了原告，把其他9名遗产继承人列为被告，打了一场一审完又打二审的官司，而且整整打了三年。不但诉讼费、律师费花掉几百万元，企业家的资产也被冻结，企业几乎濒临关门倒闭。

这件事怨谁呢――怨前妻的贪婪，或是现任妻子的固执，还是大女儿的毫无主见？不过，这件在律政界小有名气的案例，总是被归类到家政关系处理的角度。言外之意，错在H姓企业家生前没有“摆平”诸位――H生前应该能够预料到前妻是一个“不安分人员”，可是他并没有与前妻沟通，也未做过大女儿的工作。

而要避免家族财富传承纠纷，其一要靠“家族宪法”。

在李锦记家族，“宪法”规定成员如想在家族企业工作，必须先在外面工作3到5年，再回来接受人事竞争，没有“免死金牌”可言；对接班人还有三条硬规定：不要晚结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李锦记还设有“家族委员会”，专门负责“宪法”的执行；如接班人“犯法”，“家族委员会”就会“依法”将其踢出家族核心权力层。

也就是说，李锦记财富的传承遵循家族成员共同认可的“惯例”。对于没有兴趣、没有能力接班的家族成员，家族会支持他们在得力的领域发展。

其二，就是靠德。比如2014年11月14日因病去世的鲁南制药集团董事长赵志全。

在患病的几年时间里，赵志全其实已经想好了自己的身后事，那就是让企业里与自己非亲非故的骨干张贵民接班，自己的亲属只做股东。为此，他首先劝退了负责鲁南制药后勤工作的夫人龙广霞，又做通了自己独女的工作，并在公司确立了“禁止裙带关系”的氛围，自己120多位亲属到最后仅有1人在企业谋职。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家政工作持续了数年。

临别之际，已经处理好各方关系的赵志全，在自己的遗嘱中郑重地将企业托付给张贵民及其班子，并留下“家人不得参与公司任何事情”的字句。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全部欣然接受。

毕竟，企业家立遗嘱不是皇帝选太子，没有什么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的。

基业常青

事实上，一切都是为了基业常青。

著名企业家曹德旺曾讲过一个故事：企业家就像一个渔夫，打了几千斤鱼回来；渔夫把鱼腌起来或冻起来，再写张纸条把鱼分给大儿子、小儿子，那就是写遗嘱；可是，儿子可能会坐享其成，守着渔夫的鱼不思进取，最后坐山吃空，连鱼都不会打了……怎么办？

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要避免遗嘱、财产转让等高风险财富传承手段，还可以选择另一种专业的稳妥方式――家族企业股权信托：把鱼交给会打鱼的受托人，儿子们做受益人。

目前，国内选择家族企业股权信托方式进行财富传承的企业家并不多，但并非没有成功的案例。

2008年，国内知名企业家W与丈夫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了两家公司，使之分别持有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家族企业的股权；然后，W与丈夫又设立了两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把第一轮设立的两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又装了进去；最后，夫妻二人分别找了两家信托，装入了第二轮设立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完成以上复杂的步骤后，W与丈夫持有的家族企业股权实际上已由信托公司持有，家族成员由此成为信托受益人――将来家族成员之间不论发生任何纠纷与变故，都动不了信托公司实际持有的公司股权。

几年后，也就是在企业上市不久之后，W与丈夫离婚了。与其他家族企业离婚就是分家不同，W的企业没有遭受任何影响，曾为夫妻的两人还享受到上市后20倍的市盈率。

据说，为实现家族企业股权信托，W总共花费2700万美元的咨询服务费用，但显然物超所值。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上述的许多企业家如果也能采取类似方式，那些因分产导致的家庭悲剧或许不会上演。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内地尚缺乏家族财富信托的相关法律以及配套措施。

如今，有一种观点被广泛认可：企业家遗产传承关键还不是现金、股权、房产这样的硬货，而是核心价值观、家风、家规、一代创始人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人脉关系等精神财富。

就宛如世界闻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便在历代家族成员的遗嘱中留有五条铁律，比如家族银行要职不准外人担任，绝对不准对外公布财产情况，在财产继承上，绝对不准律师介入……其中一些铁律可能让人匪夷所思，但正是长达百年的坚守，塑造了这个著名家族难以估量的巨富。

老年理财最佳方案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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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理财最佳方案篇5

今年央视3.15晚会上，揭示了如今在理财市场上最为活跃的第三方理财骗局，例如现货白银炒作骗局以及高利贷骗局。这些骗子通过专门的话术，将行骗的目标定在了辛苦了一辈子、有一点积蓄的老年人身上，甚至利用老人身边缺乏子女照顾、比较寂寞的实情，大打“亲情牌”，诱骗老人把自己的积蓄投资炒作现货白银，抑或是参与高利贷，其结果自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诸多老年人理财上当受骗的案例告诉我们，现在的骗子很猖狂，目标很集中。不管是第三方骗局，还是高利贷骗局，抑或是电信诈骗，老年人很受伤。而要避免老年人理财误入骗局，子女对身为老年人的父母要及时普及理财知识，对父母的资产进行合理配置，甚至是通过一些技术性理财手段，将父母的资金锁定，使得即使父母听信了骗子的说法，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现钱，受骗金额和损失也不会太大。在这方面，本山大叔的“防忽悠术”还是挺实用的。

如同如今的“80后”喜欢在网上购物一样，身为“80后”父母的老年人也在规划着属于自己的老年生活。为了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老年人也一样想赚点快钱，贴补家用，其对理财的需求一点也不亚于“80后”。由于老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子女不同，加上很多子女不和父母一起居住，这使得老年人对于外面世界的理财环境不太熟悉，给骗子们提供了行骗空间。由此看来，“80后”不光要“常回家看看”，还要常和父母聊聊理财那点事儿，提前给父母打好预防骗子行骗的“防疫针”。

除了打好“防疫针”之外，“80后”还得根据父母的实际理财需要，按照时下流行的资产配置规划，为父母打理好其积蓄的保值增值。比如说，对于父母的资产，除了10%用于银行活期储蓄，作为生活零花钱和紧急备用金之外，可以把30%的资金用于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再把20%的资金用于购买高息期限长度为2年左右的信托产品或者债券产品，剩下的40%资金可以根据理财市场的变化，灵活配置到基金、股票、黄金等领域。这种资产理财组合，既考虑到了老人的实际生活需求，也兼顾了老年人对于资金增值的需求，可以广而告之。

总体来看，对于老年人的理财需求，应仿照老年人养生那样，慢慢来，不要急，先求稳，再求赢。最为关键的关键在于勤和老人沟通，这才是帮助老人理财的最佳途径。

老年理财最佳方案篇6

人的一生只有两个追求，爱情和事业。对许多人而言，爱情甚至高于事业。例如，如果面临离婚纠纷，通常当事人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与烦躁中，不仅要面对与配偶分道扬的残酷，还要面临分割共同财产的无奈。聘请谙知法律经验丰富的律师来帮助处理自己的烦恼，无疑显得尤为重要。

人们通常认为婚姻案件简单，容易上手，其实不尽其然。虽然对法官而言，处理离婚案件是相对简单容易的事，是其工作中的极为普通平常的一个CASE，一年当中甚至一个月当中能遇上几十个，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处理婚姻纠纷是其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大事，关系到其一生的命运。因此，对婚姻律师而言，由于婚姻案件对于当事人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一个经济案件，婚姻案件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当事人的一生，因此，婚姻案件选择律师对于当事人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一般律师眼里，离婚案件相对简单，是初上道律师或没有作为律师才做的业务，其实不尽其然。婚姻法律与其他法律一样，都是博大精深的，略之皮毛、在浩如烟海婚姻理论边缘徘徊的人不可能感到其精遂。做一名出色的婚姻律师，不仅业务知识要全面，实践经验要丰富，而且要心理成熟，临乱不惊，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没有数年的执业经验，很难成达到这一水平。区区五十一条《婚姻法》，包含了夫妻财产制度的类型、夫妻共同财产及债务的处理、夫妻个人财产的认定、离婚时的经济帮助、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夫妻离婚时的财产操作等七个大的方面，每个大的方面又有更细微的分类，涉及的问题更为专业，只有身在其中不断地研究，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其中无穷的奥妙。

具体而言，评判一个优秀的婚姻专业律师应当：

一、看年龄至少律师应当已婚，有子女者更佳。有句谚语说“不成家的男人不能叫男人”，其实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结婚的律师是不能体会的婚姻生活中夫妻双方感情的微妙变化感受婚姻生活的种种，对于一些夫妻生活状态的理解不能深刻，因此，未婚律师婚姻案件不能说是首选。

二、看经验有几种职业的人越老越吃香，其中之一就是律师行业。婚姻案件的多了，实践经验丰富了，案件时就会轻车熟路，容易抓住案件争议焦点，处理事情事半功倍，能较为有效、及时、全面地处理当事人委托的事务。一般而言，一个执业三年以上、百起以上诉讼案件的律师是起点的要求。

三、看心理比如，离婚案件不仅是唇枪舌战，更是一场心理战。整个离婚过程中各个环节充满了心理对抗，在某种程度上讲，谁的心态把握的更好，谁分析事态更客观，谁更能分析到对方当事人的心态变化，谁就能在诉讼中争取主动，甚至不诉而胜。一个情绪容易激动的律师，是不能充分把握好案件的进程及得到最佳的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