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在育种中的应用篇1

1黄瓜耐低温性遗传

1.1农艺性状的遗传

低温下发芽率是衡量黄瓜耐低温性的重要指标,有报道黄瓜低温发芽率的遗传力是0.15～0.20[1]。纪颖彪等[2]研究表明黄瓜低温发芽能力的广义遗传力为87%,狭义遗传力为31%,说明该性状主要由非加性效应决定。顾兴芳等[3]的研究结果表明,低温下相对发芽率的遗传不符合加性-显性模型,控制该性状显性基因的组数可能有两个,并存在上位作用。控制黄瓜低温下相对发芽势、相对发芽指数、相对胚根长度这些性状的遗传符合加性-显性模型,以显性效应为主,各性状的广义遗传力分别为98.1%、96.9%和98.6%,狭义遗传力分别为24.0%、28.6%和37.9%,控制各性状的显性基因可能为寡基因或寡基因组。Cai等[4]认为黄瓜幼苗时期耐低温性的广义遗传力为93.61%,狭义遗传力为70.33%,主要由加性基因控制。由此可见黄瓜低温发芽能力和幼苗的耐低温性可能是由不同的基因控制的,要准确鉴定黄瓜的耐低温性需要从这两个方面综合进行。

朱其杰等[1]研究了黄瓜4个耐低温性状(叶面积、全株干重、冷害指数、低温发芽指数)及由这4个性状导出的综合选择指数配合力的遗传参数估计,各指标的广义遗传力达98%以上,说明黄瓜耐低温性受环境影响很小,主要由基因型决定。苗期耐低温性状(叶面积、全株干物重、冷害指数)的狭义遗传力高达60%,加性基因效应占较大比重。耐低温性综合指数的狭义遗传力为66%,因此综合看黄瓜耐低温性以加性基因效应为主,显性基因效应也不容忽视。

1.2生理指标的遗传

有关黄瓜生理指标的遗传报道较少,闫世江等[5]报道,低温下MDA含量的遗传受2对加性-显性-上位性主基因+加性-显性多基因控制,2对主基因的加性效应均为负向效应,其显性效应也均为负向,差异不大。总加性效应与总显性效应均为较大的负向效应。

1.3配合力分析

配合力分析表明,耐冷性亲本各性状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高于冷敏感亲本,亲本组合间各性状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值差异极显著。通过耐冷×耐冷的方法提高杂交一代的耐冷性,其效果是有限的,即使用耐冷性亲本回交1次对耐冷性提高也不大。不耐冷×不耐冷组合中,各指标均表现了较大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值,具有较强的杂种优势。但其实际值未达到耐冷性水平而对耐冷性育种无实际意义。耐冷×不耐冷组合中多数表现了很大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值,其F1的耐冷性明显高于双亲的平均值,普遍表现离中优势,个别组合存在超亲优势。朱其杰等[1]、闫世江等[6]由此提出育种过程中,在综合考虑抗病性、丰产性等性状的同时,只要保证亲本之一(一般为父本)的耐冷性较强,就有可能保证F1耐冷力强且具有优良的综合性状。

1.4相关分析

闫世江等[6]的研究结果表明,黄瓜耐寒指数与株高、节数、茎粗、干物质重等形态学性状相关系数较大,通径分析表明株高、干物质重对耐寒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0.324、0.510,均达显著水平。而节数、茎粗对耐寒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未达显著水平,干物质重对耐寒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最大,达0.510,达显著水平。株高对耐寒指数的直接通径系数达显著水平,但它通过其他的性状对耐寒指数有负向的影响,使其对耐寒指数的影响有一些减弱。节数对耐寒指数的直接作用不大,这个性状对耐寒指数的作用主要是间接作用,其中节数通过干物质重对耐寒指数的间接通径系数为正向,达到显著水平。茎粗的直接通径系数、间接通径系数均不大,故这个性状对耐寒指数的作用较小。

2黄瓜耐低温性育种

2.1黄瓜耐低温性亲本的筛选

为了培育耐低温的黄瓜品种,首先应筛选出优良的亲本。有学者采用发芽能力和形态学指标,如庞金安[7]报道,在13℃的低温下的发芽能力鉴别黄瓜种子萌发期耐低温能力。朱其杰[1]认为可以用低温下的叶面积(X1)和发芽指数(X2)作为黄瓜耐低温能力的鉴定指标,并提出一个耐冷性的综合鉴定指标,I=0.88X1+4.9X2。刘剑辉[8]报道不同品种在低温下浸种后36h的胚芽经(2.5±0.5)℃处理24h,恢复期的胚根伸长率可以鉴定品种间的低温耐受性。

有学者用生理指标,如刘建辉报道[9]子叶期幼苗在-3℃下处理18h,渗透90min,可用电导法鉴定黄瓜品种抗寒性。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有许多利用荧光仪对黄瓜的低温、高温耐性进行鉴定的报道[10-13]。

还有学者两种指标均采用,如余纪柱报道[14]可把叶面积、干重、干鲜重比、MDA含量、CAT活性、POD活性、叶绿素a/b及光合速率作为黄瓜耐低温弱光的鉴定指标。于拴仓报道[15]用种子活力综合指标、超弱发光指标及胚根伸长指标构建的黄瓜芽期低温鉴定指标体系可以全面、准确地反映黄瓜的低温耐受性。闫世江等[16]报道用在低温下各形态学指标与常温相对百分率及半致死温度鉴定低温耐受性。

综上所述,各位育种工作者均提出各自的有关黄瓜耐低温性鉴定的方法,由于黄瓜的耐低温性形成是基因和环境因素长期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笔者认为,任何单一的指标,均很难真正反映黄瓜的耐低温实际状况,应采取综合指标进行鉴定,按照生育阶段,结合各自的育种目标,以便能正确评价品种的耐低温性。同时今后的耐低温性鉴定指标应向简便直观方向发展。

2.2品种的培育

何若韫[17]指出,黄瓜的耐低温性具有遗传变异性,通过种间杂交,利用野生群体的遗传物质,可获得耐低温性。笔者认为在杂交育种中黄瓜的亲本之一应为耐低温的材料。也可以借助原生质体融合、细胞培养等生物技术培养耐低温性强的品种。

王孝琴[18]报道从引进的十几份国外耐寒黄瓜品种中筛选出3个耐寒性强的品种:日本寒春早三号黄瓜、日本春绿黄瓜、日本春崎黄瓜。我国天津黄瓜研究所也培育出耐低温较强的黄瓜品种:津优1号、津优2号、津优3号、津优5号、津优20号、津优30号。

Chen等[19]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野生黄瓜(2n=24)与栽培黄瓜(2n=14)之间的远缘杂交,随后从野生种为母本的杂种体细胞变异中获得了有育性的双二倍体植株。由于亲本染色体组间功能的不协调,新种的耐冷指数较高,而回交后代的耐冷指数则较低。这表明通过染色体工程将野生黄瓜中的耐冷基因导入栽培黄瓜是培育耐冷性强的黄瓜品种的有效途径[20]。

李加旺等[21]利用23.22C/kg60Coγ射线辐射处理黄瓜自交系种子,并在其变异后代群体中,筛选出2个综合性状优良的单株,用其为亲本与另一高代自交系配制出适于日光温室栽培的耐低温、弱光杂交一代组合,表现很好。

近年来,人们开始注意应用生物技术进行耐低温育种,并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张兴国等[22]报道,将冷cbf3基因和corl5a抗寒基因导入黄瓜基因组,创制出耐寒黄瓜新材料。这些研究均为今后转基因技术在黄瓜育种中的应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3展望

黄瓜耐低温遗传育种已取得一些成绩,在今后的工作中笔者认为还需在以下的几方面深入研究:①收集、筛选和引进多种材料,尤其注重野生材料的搜集,进行联合试验,培育优良品种。②加强黄瓜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耐低温性遗传规律、鉴定方法、黄瓜主要经济性状、品质与耐低温相关性、与抗性基因连锁关系等,通过合理选择选配亲本,高效率的培育出抗病、丰产、优质的黄瓜新品种。③综合应用多种育种手段。利用现代生物学技术,将组织培养体细胞变异及抗性突变体筛选技术分子标记技术与传统育种手段相结合用于黄瓜抗病育种研究中,加快育种进程,提高育种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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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在育种中的应用篇2

关键词：花椰菜；遗传规律；性状相关性分析

花椰菜(brassicaoleraceavar.botrytis)是十字花科芸薹属甘蓝类的蔬菜，全国栽培面积已达35.3万hm2，居世界第一位，成为我国主要蔬菜种类之一。笔者归纳总结了花椰菜的主要性状遗传规律、性状相关性分析以及在育种中的实际应用，以期对花椰菜育种研究有所帮助。

花椰菜以花球为商品器官，花球产量直接影响农民经济效益和生产积极性，是育种工作者的主要育种目标。并且在育种过程中往往因入选单株需要留种，不能直接称质量，给选择单球质量带来较大困难。为此，育种工作者在单球质量遗传规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旨在合理利用资源，缩短育种年限，提高花椰菜产量。

1单球质量遗传力分析

遗传力是性状遗传传递能力大小的指标。遗传力越高，表明性状在遗传上较稳定，不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直接选择的可靠性较大，可在早代进行选择。相反，遗传力较低，易受环境因素影响，可从低代到高代实行定向选择，在连续多代的选择中逐渐提高其遗传力。魏乃荣等[1]研究表明，花椰菜单球质量遗传力高达95.43%，可在早代进行选择。李素文等[2]研究表明，单株经济产量以及与花球质量相关的球径、纵径、紧实度等性状加性基因效应作用更大，可以稳定遗传。孙剑等[3]研究表明，单球质量特殊配合力方量/一般配合力方量比值<1，遗传力高，优势率低，受加性效应影响大，可以固定遗传，应通过系谱选择固定。然而杨加付等[4-7]的研究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认为单球质量以显性效应为主，遗传率较低(<30%)。

2单球质量遗传规律与主要性状相关性分析

花椰菜育种中，单球质量为产量的主要构成因素，但往往因入选单株需要留种，不能直接称质量，直接选择单球质量有较大的困难。为此，通过对多个经济性状的综合选择，以使单株质量的选择方法得以改进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魏乃荣等[1]认为，以单株花球质量为目标性状时，以单株生物学产量、显花球期和花球厚实度为间接选择性状效果最好。张振贤（1995）认为，花球质量与叶质量和茎直径关系最密切，即叶越重，茎直径越大，花球就越重，直径就越大。程卫东[8]通过对15个花椰菜品系的9个经济性状与单球质量的遗传相关分析最终确定了花椰菜单球质量的最适合选择指数为：i=0.0207×1(显球天数)+0.0533×2(采收天数)+0.0169×3(株高)。在花椰菜育种中，花球横径及球高是单球质量选择的重要参考指标，程卫东分析发现，球高与单球质量的遗传相关并不显著，而花球横径与单球质量的遗传相关虽显著，但该性状的遗传力很低。杨加付等[4-7]研究表明，单球质量与成熟期、球径间存在较大的加性相关，选择成熟期和球径时，单球质量相对遗传效率分别达到124.5%和74.9%，在花椰菜选择育种中可加以利用。刘厚诚等[9]试验证明，花球质量=0.190×叶质量-0.009×叶面积+0.313×株质量-1.1758×花球茎直径+231828×花球直径-1911439(r2=0.958)。通径分析表明，植株质量和花球直径对花球质量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叶质量、叶面积和花球茎直径则是通过显著影响前二者而间接影响花球质量。李素文（2003）通过对花椰菜亲本主要经济性状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建立了杂交一代单球质量和成熟期的预测模型。结果表明，母本的全株质量(b4-2)和父本的成熟期(b13-3)对模型贡献最大，均达极显著水平。

以上研究都支持同一个观点：单球质量的选择仅通过对球横径与球高两性状的选择，期望达到对单球质量有较大改进是困难的。即实现花椰菜高产，必须注重在生长前期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植株形成充足的叶面积，在较高生物产量的基础上及时转入生殖生长，促成较大的花球茎直径和花球直径，提高花球产量。

3花球成熟期遗传规律以及相关性分析

不同熟性的花椰菜生育期相差较大，培育早熟性好的花椰菜有利于前后茬口的安排，提高复种指数和经济效益。因此，研究花椰菜熟期性状的遗传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素文等[10]建立了花椰菜杂交种熟性预测模式，认为母本的成熟期(b13-2)和父本的显球期(b15-3)是影响杂一代成熟期的最主要因子

。杨加付等[11]研究表明，熟期性状的遗传受环境影响较大。花椰菜成熟期的遗传效应主要由营养生长期决定，而互作效应则主要受结球期影响，故认为花椰菜早熟育种应先进行营养生长期缩短的改良，再结合结球期缩短的改良效果可能会更好。李素文等[2]认为成熟期测算msgca?觟mssca值小于1，受非加性基因效应作用大。此观点与孙剑等的测算结果为5.16不相同。笔者认为花椰菜品种熟期受环境影响较大，同一花椰菜品种栽培时期和栽培季节不同都会严重影响花球熟期。

4株高、株展遗传规律和相关性分析

魏乃荣等[1]利用方差与协方差分析法，研究了花椰菜11个数量性状的遗传力、遗传变异系数、遗传进度及性状间的表现型相关和遗传相关系数。结果发现，株高、株展和叶柄长度遗传变异系数较小，可以认为是较稳定的性状，选择的范围有限。并且株高、株展和叶柄长度遗传力易受环境因素影响，遗传力较弱，可从低代到高代实行定向选择，在连续多代的选择中逐渐提高其遗传力。株高和株幅均以显性效应为主，遗传率较低。

5花球品质遗传规律与性状相关性分析

花球品质的好坏决定着花球的商品价值和销售量。外观品质是一些比较容易直接鉴定的性状，了解其与营养品质的遗传相关性，就可以通过选择外观品质性状来改良营养品质性状，进一步育成符合育种目标的优质新品种。为了提高花椰菜品质育种的效率，有必要深入研究品质性状的遗传规律及不同品质性状间的遗传相关性。

杨加付等[12]研究表明，球径与维生素c含量、蛋白质含量，球高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维生素c含量、蛋白质含量，球形指数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遗传协方差皆达显著或极显著水平，因此，对花球外观品质的选择会明显影响花球营养品质性状。适当减小球径、球形指数或增加球高对提高杂交花椰菜组合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是有利的，而增大球径或球高可提高杂交组合的维生素c含量。

花椰菜主要性状遗传规律以及性状相关性研究对育种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必须注重与田间调查相结合，避免脱离育种实际，只有将遗传规律与田间调查有机结合才能提高育种效率，提高育种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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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在育种中的应用篇3

[关键词]林木遗传多样性研究方法保护措施

一、林木遗传多样性研究方法

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是遗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是指种内基因的变化，也称为基因多样性[1]。对于林木遗传多样性的研究，首先注意到的是林木遗传变异的研究。其研究包括地理种源、林分、个体、个体内变异四个方面。这些变异体现在表型、细胞、生化、DNA分子等不同水平上[2]，一个种群遗传多样性越高或越丰富，适应环境的能力就越强。多样性的测定对研究物种起源、基因资源分布和进化潜力等具有重要意义[3，4]。

表型标记是最初的遗传标记，用表型标记检测遗传多样性是最直接、最简便易行的方法。植物群体在长期适应环境过程中，个体和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形态变异。同一树种分布在不同环境中，受环境和基因交流的限制，表型性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5]。遗传性状稳定、多态性好的表型至今在分类学和遗传学中广泛应用。其中叶形态是一个重要的表型特征[6]。表型标记虽然具有直观易辨、造价低廉等优点，但在揭示品种间的差异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是基因的携带者，与形态学变异不同，染色体变异（畸变）必然导致遗传变异的发生，是林木遗传变异的重要来源[7]，染色体的变异主要表现为染色体形态与结构的变异和染色体数目的变异两种类型，染色体研究技术的发展，如细胞原位杂交技术的应用，在染色体水平上将揭示出更加丰富的遗传多样性[8]。由于某些林木物种对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变异反应敏感，有些则适应变异的能力较差。到目前为止，可利用的细胞学标记仍屈指可数[9]。

生化标记主要包括同工酶和贮藏蛋白，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蛋白质电泳技术[10]，使根据具有的相同生物功能但蛋白质组成不同的酶来反映个体或群体之间差异的同工酶标记发展起来了[11]。同工酶遗传变异多存在于林木群体内或种源内，群体多样性程度也与地理距离存在一定的关系。然而，由于同工酶电泳技术只能检测编码酶蛋白的基因位点，对非结构基因则无能为力，限制了这种技术的广泛应用[8]。

近年来，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迅猛地发展，一些相对简便且花费不高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为更好地组织群体内部有用的遗传变异提供信息。以DNA多态性为基础的遗传标记，可代表物种本身遗传特性，不受环境条件和发育时期等因素的影响[12]，目前应用与林木遗传多样性研究最普遍的DNA分子标记技术主要有RFLP、RAPD、AFLP、SSR、EST和SNP等。分子标记技术的发展，使准确评价林木群体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变异成为可能[13]。利用这种技术，可以从本质上揭示不同林木物种遗传变异规律[14]，探讨林木种群的亲缘关系和基因流向，这为育种学家选育新品种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也为种植资源的保护和物种分化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二、保护林木遗传多样性的措施

我国有3万多种高等植物，其中15～20%处于或临近濒危状态[15]。由于外地种群的引入和新品种的推广，当地遗传资源有可能遭受严重污染。加之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污染，使得林木的遗传多样性受到了较大威胁。如果遗传多样性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一个物种的灭绝就意味着将有难以数计的遗传多样性的消失。

为保护林木的遗传多样性，首先要了解一个地区某一树种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同时还要加强树种遗传多样性水平、繁殖特点及其与环境互作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以便能针对树种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结合林木改良育种工作，通过建立基因库、标本园，甚至测定林等进行异境保存；还要注意把遗传多样性的保持同造林结合起来，生长周期长的树种以采用多样性较丰富的实生苗造林最好，而生长周期短的树种可采用多无性系混合造林，这样即可以保持一定的树种遗传多样性，又可以防止因遗传基础窄化可能带来的不必要损失[16]。与此同时，行政部门也要积极保护林木遗传多样性，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的政策、规则，加强宣传，不断提高全体公民对保持林木遗传多样性的认识，为遗传多样性保持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一个优良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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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在育种中的应用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区教育

玉泉区是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发祥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行政区域，承载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故本文以呼和浩特玉泉区为研究对象，从考察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入手，引入社区教育模式，为玉泉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个新思路。

一、玉泉区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玉泉区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按照我国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划分，可分为：（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包括;王昭君传说、月明楼的传说、四眼井的传说、御泉井的传说和皮裤裆街的传说等;（2）传统艺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包括大召壁画和小黑河南台什村民间山曲;（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包括：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艺、“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梦回元古》皮囊酒壶制作工艺、《梦回元古》皮雕艺术花瓶制作工艺、民间木嵌技艺、传统银奖制作工艺、铜匠、手工皮毛制作工艺和王一帖膏药等;（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包括查玛、西水磨九曲灯和走山登高民俗传统;（5）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大盛魁行商文化、青城德兴源烧麦和庆春园肉油旋制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的保护应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建立保护名录、民族之方式、以学术研究带动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保护传承人、多元文化教育方式。”目前，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保护和开发的初级阶段，尚未完全进入具体传承阶段，玉泉区已建立非遗保护名录，截至2013年，玉泉区文化局与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合作，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对与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汇编工作，并出版了《呼和浩特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汇编]》一书。该书整理了玉泉区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传承人、生存状况、保护措施和申报情况，为下一步非遗的保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据笔者统计，玉泉区现有的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9项非遗还处于收集整理阶段;仅有9项有传承人并采取了产业化的模式经营;4项基本并没有保护措施，甚至4项没有保护措施的非遗中，3项非遗已面临濒危的生存状况。所以，对玉泉区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要刻不容缓。除此之外，笔者了解到，玉泉区现阶段正在准备重新撰写《玉泉区志》，其中对非遗也将进行整理和记载。上述玉泉区对非遗的保护尚不全面深入，缺乏动态性和系统性，甚至由于某些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文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如果对某种文化进行比较优质的保护和开发，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种文化以最能融入人们生活的方式传承下去，为世世代代人所学习和创新，使其与本民族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就扮演着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从根本上来说，非遗的保护和开发是为了文化传承。教育传承不仅能引发对民族活态文化的再认知，促进民族传统文化整合发展，而且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非遗的最佳形式。”

二、玉泉区“非遗”的社区教育保护模式实施的必要性

通常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社区教育）三个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家庭结构和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文化压过传统文化、经济资源代替文化资源，而且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家庭教育面临着由父母教育转变为隔代教育，文化的传承也就面临着断带的危险。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一种文化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显然，家庭教育已不能够满足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同样学校教育也并不如人意，“随着应试教育的价值导向、整齐划一的课程设置和脱离现实生活的教育模式以及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宗教性、内隐性和群众性特征，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出现传承目的敷衍化、传承内容碎片化和传承过程形式化等问题”。

总之，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途径就应定位在社区教育中。首先，社区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文化习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社区教育在地域上涵盖了家庭和学校教育;在内容上补充了家庭及学校教育的不足;其本质与家庭及学校教育一样都是为了充实人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健康全面成长。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利用的目的，不在于‘对’非遗进行守护，而应该在‘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守护和创造人类丰富生活之中得以发现”。而社区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给社区内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全体居民，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多样化的教育机会，满足他们的教育学习需求。在满足其教育需求的同时完成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从这点看非遗保护与社区教育发挥着共同的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发展。

总的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离不开社区教育，文化的保护要注重文化土壤的培养和培育，如果离开了其所产生的地域，其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振兴就无从谈起。因此，要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要立足于本地，服务于社区，选择和设计适合本社区非遗保护的教育模式，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充分体现地域特色。这样才可以说是找到了文化保护的源头，而不是断章取义。另一方面，社区教育也同样离不开非遗，尤其是在文化资源，特别是非遗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与非遗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扶持。玉泉区非遗社区教育保护模式的实践途径

社区教育作为非遗保护的一种模式，既包含了传承人的保护又包含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为了实现非遗在玉泉区能够完整的、生态的、持续的、动态的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形成比较适应当地的、本土的又不片面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模式，玉泉区的社区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

1.挖掘社区教育新资源

社区教育资源涉及其教育内容，教育主体及教育形式。之所以选择社区教育来对非遗进行保护和传承，是因为它能够更好的调动并整合社区内和社区外的资源，那么为了更好的保护非遗，社区教育可以通过挖掘本地区社区的非遗教育资源来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在非物质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玉泉区，社区教育应该被赋予新的内容。

首先，充分利用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玉泉区有两所社区学院，分别是小召街道办事处・五塔北街社区科普大学和内蒙古老年大学大南街办事处小西街社区分校;此外，玉泉区拥有其小西街社区于2010年6月14日与呼和浩特市广播电视大学联合成立的社区教育学习中心等社区教育资源。应把两者作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场地。

其次，把非遗传承人作为社区教育人力资源纳入社区教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一般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承、延续和发展的。”所以，非遗在融入社区教育的过程中，传承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样不仅可以在经济生活中对传承人进行支持，还能在精神上给与鼓励。以此为非遗的传承人提供了更好的传承空间和传承条件，使其的传承更便利，还能够提升其社会声望，并实现其自身价值。

再次，挖掘玉泉区中23项非遗中包含着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及其传承形式。在此基础上，社区教育应把非遗的内容融入到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的课程设置中，丰富社区教育内容。社区教育内容可分为：职业谋生型、文化消费型和主体发展型。那么，玉泉区的非遗可按社区教育内容类型一次予以补充和充实。如针对职业谋生型的社区教育内容可融入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艺、“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等技术培训;文化消费型内容可融入传统艺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的学习;主体发展型内容根据社区居民的自身发展需要融入相应的非遗内容。这样社区教育在内容上保护了非遗。

此外，玉泉区的非遗在融入社区教育内容和形式中时，最重要的是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需求层次，不同年龄有不同的需求。因此，社区教育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来引入其非遗内容，如针对青少年，设置讲述民间传说的方式去了解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样会对其更有吸引力;针对老年人设置一些有关民间医药相关的非遗课程，包括“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和王一帖膏药等。这样通过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完成非遗在社区教育模式下进行保护。通过上述种种方式，不仅避免了社区教育形式过于僵化，内容缺乏吸引力的情况出现，而且可以让社区居民体会自身文化的魅力，认同并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

2.多元文化整合

玉泉区是由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汉族等民族构成，所以其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既有民族传统文化的脉络，有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玉泉区之所以选择社区教育来保护非遗，是由于社区教育能够在其本身的系统化之上，建立对民族文化整体化、系统化的保护，而不是断裂的、分散的技能培训。韩红杰也认为教育应该形成一种具有生机的传统文化整体氛围的浸润，不能仅仅把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定表现形式和手段割裂出来进行技能型的培训。由于这种教育太偏重形式，受教育者很难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么作为一种比较系统的非遗保护模式，一方面，社区教育完成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实现非遗文化的纵向发展;另一方面，社区教育可联系玉泉区各个社区内外各种资源，不仅可产生非遗自身力量的保护，还能借鉴其他地区非遗的保护形式，完成非遗横向发展并实现文化创新。不仅如此，社区教育可整合或融合玉泉区各民族文化，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促进玉泉区内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发展，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

3.充分利用社区的文化传承场

非遗的保护离不开传承，而传承又离不开传承方式和传承场，那么社区教育作为一种传承方式，针对不同的非遗形式，要选择符合它的社区中的传承场，如大召壁画作为一种非遗，它的教育传承场当然要在大召寺进行，因为只有在寺庙中这些非物质文化才能够表达出他们的真实面貌。此外，仪式作为一个传承场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祭祀仪式，都可以通过仪式进行非遗的教育，使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涵着的优秀民族宗教信念和价值观，挟着本民族的各种深层心理与精神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深入人心。

总之，对拥有多项非遗的玉泉区而言，把社区教育引入其中，在保护非遗的同时，不仅能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使不同民族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借鉴与融合，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并创新传统的民族文化。又能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新局面，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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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广斌.价值定位于内容选择――社区教育研究新视野[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5（31）

遗传学在育种中的应用篇5

对于文化遗产而言，首要的工作当然是保护和抢救。但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种源，更需要培育和生长。保护意味着对种源的保存，而文化传统不能只成为书卷，或者是博物馆式的储存物。它需要传承，需要播种，需要用人民和社会的土地滋养和生长，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遗产焕发出应有的活力，而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知识成分，它也是世界文化知识的结晶，需要通过学习才能了解和受益。教育是国家发展之本，传统文化建设也同样需要以教育为基础。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只有通过教育的手段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我建议从以下5个方面来实施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

第一、从幼儿园教育做起

早期的文化灌输，对一个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只有从娃娃抓起，才能奠定社会的心理基础。国家幼儿教育中很少涉及传统文化，建议从幼儿园教育的特点出发，设计一套有关传统文化的幼教课程，向幼小的心灵传播民族文化的美感。

第二、重视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

中、小学阶段是知识框架建构的重要阶段，也是早期教育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而在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中，缺少系统完善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以音乐教育为例，我国基础教育的音乐课程，多年来一直沿用着西方系统，对于真正具有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传统音乐文化却很少关注。建议：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纳入教育内容，合理开发和构建课程设置，有效增强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意识。

第三、建立高等教育民族文化遗产通识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阶段是人生观建立和成熟的重要阶段。大学作为知识承传与创新基地，同样要发挥优势成为传承文化遗产的最佳阵营。针对民族文化传承、创造发展主体的青年学生，应建立一套完善的民族文化遗产通识教育体系，加强对民族文化的素质教育，唤起青年群体对自身文化自信心与文化判断力的思考，培养学生对原生态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基因的认读。

第四、建立终身教育，弥补历史遗憾

在贯穿一生的教育中，不仅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更包括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对个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行为能力的培养更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可通过定期举办文化遗产展览，建立非物质文化博物馆等措施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构建面向未来的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支持系统。

遗传学在育种中的应用篇6

一、研究现状介评

近年来，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相勾连，还直接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而使这些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界认识到，从知识产权制度的角度来看，对民间文学和传统知识予以保护的最大障碍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与知识产权客体迥异的特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采用原有知识产权法给予其有效保护会有一些障碍［1］。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差异性，有学者反对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理由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法律保护的一种新的客体，超越了知识产权制度;利用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会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利益直接挂钩，从而破坏产生和管理这种知识的社会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社区的共同财产，代代相传，而现有的知识产权法会将它私有化，这有可能给后代生活和生产中使用这种知识造成法律障碍［2］。但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可以带来一些收益以维持那些本来可能会被放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3］。还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主张创新，而非物质遗产以群体性、延续性和公有性为基本特征，不符合现代技术标准和法律，因而现有知识产权机制无法为传统知识提供法律保护，适宜的做法是在知识产权制度之外另行建立一种全新的制度或者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创建一个特殊的分支，以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要求［4］504。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障碍和困境已经得到学者的共识，但对于能否在知识产权框架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的观点则有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不能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进行突破以用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国务院2006年和2008年下发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太极拳等共计46项［5］。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第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而“传统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概念也被包括在内。该法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对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该法并未解决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争论。纵观全法，涉及知识产权条款的，是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该款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该款规定比较模糊含混，对适用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明确，因此仍需要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可见，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如何对围棋、太极拳、武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是体育工作者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分析

知识产权法在当今社会发挥的作用已不再局限于仅仅保护创新，而应同样全面服务于贸易自由、环境保护、食物安全、文化多样性等全人类共同的政策目标，对各民族几千年来不断传承和创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知识产权保护是符合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方面［4］535－540。实际上，早在200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就成立了“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保护政府间委员会”(IGC)，专门讨论有关传统知识与文化的保护问题，其中重要内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2001年，来自94个缔约国政府和其他机构的约350名代表在德国波恩召开了关于获取与惠益分享不限额工作组会议。《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波恩准则》(《波恩准则》)对遗传资源的分享和惠益分享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中包括鼓励为该发明提出的知识产权申请中披露遗传资源的起源国［6］。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规定:“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建档、研究、保护、保存、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该条规定表明缔约国可以自行采取措施以保护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缔约国采取的措施可以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率先通过立法或其他形式的保护。例如，泰国制定了《传统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我国在第三次修订的《专利法》中也针对遗传资源的专利部分问题做了专门规定，其第26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5款，规定了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信息披露义务。该款规定“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由”。这是该法在第5条规定不能授予专利权的遗传资源之后，再次涉及到遗传资源专利问题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留下了余地。该法第8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该法关于著作权集体组织的规定实际上开拓了由集体组织代表著作权人集体行使著作权的先例，这种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宏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可能。

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下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不可否认的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主体的广泛性、保护期限的长期性、客体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和知识产权具有的主体专属性、保护期限的有限性、客体的确定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仍然可以发挥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只是应该明确利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

(一)著作权法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将“传统体育”归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予以保护，但却将保护的具体办法委诸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去完成。笔者认为，适用《著作权法》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慎重考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著作权客体范围重叠的范围和程度，在此基础上再探讨利用著作权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合理和可行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形式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等。可见，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以文字、图形、软件等载体表现出来的智力成果。如果少林功夫、武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以作品或软件形式表现出来，不是作为一种无形技术时，是能够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根据少林功夫、武术、太极拳等传统体育发表的论文、专著等文字作品，其作者、法人组织或其他组织视为作者，享受《著作权法》保护;对上述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改编、修改、翻译、注释、整理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修改、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此外，传统体育作品的出版者、表演者、录制者和广播电视组织者等传播者享有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者权等邻接权。

(二)地理标志保护

有文章认为可以给予传统体育地理标志保护［7］，笔者认同学者的建议，但笔者认为似乎应该明确商标和地理标志的不同。我国2001年修改的《商标法》和2002年制定的《商标法实施条例》对地理标志的商标法保护模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商标法，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予以注册，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而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或服务来源于某地区，而该商品或服务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见，地理标志不同于普通地名，它不仅具有普通地名的识别性标志的功能，而且具有“特定质量”的标示功能。因此，地理标志的识别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普通地名的识别功能相重合，这就为实践中地理标志与地名商标权的冲突埋下了伏笔［8］。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律体系予以规制，很容易造成地理标志和地名商标权适用上的混乱，而用地理标志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明确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范围上的特定性、不可转让性、不可买卖性、无时限性等特征，这和商标可以转让、可以买卖、有期限性等要求是不同的。比如少林功夫(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在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这一特定佛教文化背景中形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其他的还有武当武术(湖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邢台梅花拳(河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形成，具有群体性、不可转让、不可买卖、无时效约束性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