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优惠政策

很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其突出的表现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中国(2002年)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但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看，却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导致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既沿边又沿海的广西与中国其他西部省份在地理条件方面有很大不同，纯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与广东非常相似。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走在全国前列。广西却仍然是经济落后的省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广东。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本文试图从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以广东作为参考，选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

在经济学理论中，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

在经济地理因素方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的地理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交通运输条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沿海地区凭借先天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外商最先投资的区域，到今天，大约7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都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二)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国际直接投资资本在进行投资地域选择决策时，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投资于具有各种产业聚集经济效应、市场规模较大且增长潜力明显的地区。(三)区域人力资源状况。劳动力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数量、质量和结构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不同。

另一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政策。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根据政府的意图和设计，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现在回头看确实效果显著。本文最主要考虑两个政策因素。一是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一个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基本和其开放程度呈正比，这一指标的衡量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进口占gdp比重进行比较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二是地区经济政策优惠状况和政府软件建设状况。这一指标的衡量主要考察当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条例以及政府的办事效率等状况。

二、实证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之所以将广东与广西进行对比分析，是因为这两个省份在纯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似，但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几十年里，广东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遥遥领先，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比广东少得多，两者的差异是自然条件解释不了的。下文从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居后的原因。

(一)广西与广东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关数据的统计从表1可看出：一是无论从各主要年份两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还是分阶段计算的两地累计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份额，都表现出极大不均衡性。广东地区的份额远远高于广西。二是从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省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几乎占全国一半水平。但90年代后，广东所占份额下降，但还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所占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从动态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余年之后海外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位于中国西部的广西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限。

(二)影响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基于广西与广东的事实对比

1.地理交通条件位置与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地理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各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水运条件使沿海地区及内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易于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地，自然资源禀赋出众可以节省相关产业成本。

在交通条件方面，广东比广西优越很多，靠近港澳，沿海岸线长，大港集聚，海、陆、空、水路条件都优于广西；从自然禀赋条件来看，广西略胜一筹，广西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探明储量远远高于广东，广西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

2.区域产业聚集状况、区域的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产业集聚方面，广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6年中国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在有代表性的27个制造业行业里，广东份额排在前四名的有20多项，广西和广东在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的各个指标方面差距甚大。

3.区域人力资源状况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广东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劳动力的流入，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一步强化了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驻的优势。如：90年代广东吸引了几乎全国一半的跨省农村劳动力，而广西吸引的外省农村劳动力就很少。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反倒是一个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在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中，96.87%是去了广东。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湖北、贵州、四川等地的大量农村劳动力也流入广东，估计比例最低的都占该省跨省农村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在教育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广东明显比广西领先，加上广东近几十年来一直吸引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如大学毕业生，这为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高层次人才保证。

4.经济优惠政策状况和地区开放程度分析。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以改革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导向型体制改革，加速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开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等以促进对外贸易。1979——1995年期间，经济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大。表6为对该期间的相关政策进行整理，表7是两省开放状况的对比。

表6是1994年以前设立的各种经济特区类型，这些经济特区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广东有明显优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广东先天自然条件优势(邻近香港和澳门)，其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全国都处于前列。在开放程度方面，广西与广东相距甚远。

三、结论和建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因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较好，吸引了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广西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方面与广东并无太大差别，但交通状况、人力资源结构、教育投入、产业集聚、对外开放政策方面却相差悬殊，结果是，在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两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悬殊。因此，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逐步西进，加大对广西的投资比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广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

(一)提高广西的产业集聚发展能力。外商直接投资在选择区域时，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大的风险，由此会带来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往往会投资于那些市场潜力大且稳定、具有各种产业集聚经济效益的地区。广西的工业水平还比较低，工业的发展阶段还处在初期阶段，所以政府在产业集聚方面加强规划、引导非常有必要，尽量避免走弯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快产业集聚，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营造很好的投资环境。

(二)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广西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聚集在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的地区。通过地区人才的吸收、技术与知识的溢出，地区的人力资本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和积累。广西现阶段人力资源数量大、增长速度快，但是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较差，开发难度大。虽然国家给予广西省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广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教育投入的绝对量来看，广西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状况是广西的人才流失严重。所以，加快广西人力资源积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是广西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三)加快广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然而，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所以加快广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是改善广西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提高广西的区域市场化水平建设不能停步。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政策上的原因，广西地区现阶段市场化程度低、进程缓慢，目前还处于双重体制的磨合和转轨时期，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现在需要努力培育广西市场，迅速提高广西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大力培养以要素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包括产品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劳动人才市场和信息技术市场。

参考文献：

[1]陈佳贵.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6，(6).

[2]金煜.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6，(4).

[3]范剑勇.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分解[j].管理世界，2002，(7).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2

国外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及现状

从中国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诞生到2000年7月底，国外投资企业已达3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6417.0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277.46亿美元。中国引进外资大致经历了起步、稳定发展、高速发展和调整回落4个阶段。从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的情况（见表）可以看出，从80年代初起，国外直接投资从1982年的4.3亿美元到1999年的404亿美元，增长了近100倍。其中有两个明显的快速增长点：一个是1984年、1985年，一个是1992年、1996年。前一增长点主要是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和海南经济特区的设立引起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大大加快了开放进程，出现了新一轮的国外投资热潮，使中国在1993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外直接投资吸收国。1994年以后至今，是国外投资的调整回落阶段，1999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促成这种回落局面的因素，除了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投资者信心，假投资等“水分”减少也是重要原因。从今年上半年的有关统计资料看，这种局面有望得到改观。

国外投资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外商，中国经济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很难实现。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表现在：⑴国外投资在整个投资体系中占重要地位。投资的增加，直接拉动了劳动力、原材料等方面的需求。到1999年底，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职工数为2000万，占全国城镇劳动人口的10%，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约为15%.⑵带来了巨大的税收收入。虽然由于各种优惠政策，造成关税、所得税的流失，但另一方面，国外投资也带来了巨大的税收收入。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比上年增长了33.78%，纳税额占全年工商税收的16%.这一部分税收收入，已经成为我国税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⑶外资企业的崛起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99年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达到了1745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8.38%，表现出较大的顺差，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和国家外汇储备的稳定增长起了积极作用。

国外投资不只是一定量的外来资本流入，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的技术、知识、管理以及有效组织这些资源的方式。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为我所用，是在利用外资中必须贯彻的原则。在利用外来资本的同时，我国在技术、管理、创新等方面得益非浅，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得到了迅速提高。国外投资还反过来大大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吸收国外投资的过程中，我国的对外政策逐步完善成熟，法制等各项建设逐渐与世界接轨。在从容面对wto的时候，外资在其中起的作用功不可没。

对外税收优惠的政策影响与投资反映

根据邓宁的对外贸易理论，对外投资的吸引力决定于劳动力成本、贸易障碍、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为特征的区域优势。税收优惠直接引起外商在我国投资能获得比内资企业更高的投资收益率，在国内的产品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

我国目前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企业所得税方面，外资企业享受2免3减和经济特区等更优惠的待遇，从事出口业务的外资企业减半征收，以及利润再投资返还40%的已征税款，地方所得税（一般为3%）也予以不同程度的减免；在关税和增值税方面，用于出口生产的进口原材料和用于国家鼓励的投资项目的进口机械设备免税，在投资总额内采购的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外资企业免征土地使用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与内资企业比较，外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面宽而且幅度大。据一些资料反映，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比内资企业低1/3到1/2.外商选择在中国投资，不仅可以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还可以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税收政策，所有这些让外国投资者对在华的投资充满信心。

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与效益分析

在制定对外税收政策时，对税收优惠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十分必要。这种比较是基于宏观层面的，涉及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矛盾众多，相当复杂。

税收优惠在吸引国外外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国外投资对

笔者认为，制定对外税收政策至少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比较：⑴税收优惠政策和其它优惠政策的成本比较。⑵税收优惠吸引外资对经济发展的利与由此对国内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⑶

我国对外税收政策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初级阶段，采取内外有别、对外优惠的税收政策，从战略上说是利大于弊，这些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这种税收政策的弊端也日益明显并暴露出来。提高国外投资的质量，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标志我国进入利用外资的新阶段，面对开放的国际市场，需要调整和制定新的对外税收政策。如果继续目前的税收政策，将更不利于国内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而且由于开放面的加大，可能引起税收的更大流失，各种负面效应将表现得更加明显。“利大于弊”的效应格局将转变为“弊大于利”。

调整对外税收政策，适应入世需要，对国外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是大势所趋。但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调整，这是因为：考虑税收政策在吸引外资中的作用，在短期内表现为利大于弊；目前出现的外资却步不适宜进行大的调整。这方面的改革将遵循三点原则：首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继续吸引外国投资的原则。其次，中国已经向外商做出承诺的税收政策，在承诺期内不可能改变。第三，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应根据国际国内情况因势利导，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并充分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就应该突出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⑴产业导向。加入wto后，中国将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如何引导国外投资成了一项新的课题。对农业、能源、交通、环保等产业部门的国外投资实行税收优惠，以带动这些方面的国外投资，使这些产业得到较快发展，适应国际竞争的要求。从1979年到1996年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项目数的产业分布来看，第一产业（即广义的农业）外商投资仅占累计总额的2.5%.虽然94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善，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基础建设的政策出台，能源、交通等项目成为投资的热点，但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欠优化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⑵科技导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各国都把发展高科技作为振兴经济的重要战略。我国在许多方面的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对高科技项目实行税收优惠十分必要。⑶地区导向。在坚持原有的经济特区等区域税收优惠的基础上，对中西部地区采取税收倾斜，促进西部大开发的快速进行。90年代中期起，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级沿海地区的失重局面有所缓解，中西部和内陆地区吸收外资的份额逐步增加，税收优惠的地区导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注重税收优惠的导向同时，对外税收政策的调整将会出现如下趋势：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减少和取消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使内外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在平等条件下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我国民族工业的积极保护，有利于民族产业在竞争中崛起，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真正腾飞。⑵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规范。目前的优惠政策弹性过大，地域性优惠层次过多，偷税、避税、假合资以及税收优惠引致的寻租行为破坏了市场机制，牺牲了政府财力。一是规范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清理多层次的地区优惠，限制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自。二是规范优惠对象，对待港澳台和其他外商一视同仁。三是规范优惠标准，使税收政策明确化、透明化，使外商能正确把握。⑶改进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间接优惠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可表现为延迟纳税行为，是资金使用在一定时期内的让度，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规定范围内费用开支的应纳税额扣除、准许建立特定准备金。这些方式有利于外商的获益，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我国的税收收入。⑷统一内外资企业的进出口税收政策。为适应入世要求，我国的关税水平一直在降低，低关税使减少进出口税收减免成为可能，既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外资企业负担，也有利于加大关税对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节力度。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3

国际直接投资2001～2002年出现下降，这种趋势目前仍在持续。短期来看，由于战争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国际资本市场很快再现繁荣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国际FDI流动趋缓的势头将持续一段时期。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国际直接投资仍将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并出现快速增长。英国经济学人资讯社（EIU）4月1日发表的分析报告指出：全球FDI将在2003年出现复苏，2004年实现较快增长，2003～2007年期间的增长速度可能超过世界GDP和国际贸易的增长水平(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4月2日)。

近年来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跨国购并仍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统计表明，2001年世界直接投资的急剧减少，首先是跨国公司之间的购并大幅度下降所造成的，但是，由于跨国购并额的下降幅度与全部直接投资流入额的下降幅度相近，前者在后者中所占比重并没有降低，跨国购并仍然是最主要的投资方式。

第二，IT投资是引发国际直接投资波动的决定性因素。IT产业购并投资的快速增长曾经是90年代后半期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之一，2000年该行业购并增长对全部购并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2.8％。另一方面，在2001年跨国购并的下降额中，仅IT投资购并的下降额就占了55.5％(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投资白皮书》，2002年9月)。2002年起IT商品和服务开始进入缓慢复苏阶段，但是由于海湾战争的影响，国际著名机构（美国高技术调查公司IDC）已经将原来IT产业投资6％的增长预测值下调为3.7％(《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4月1日)，据此估计，短期内IT相关的直接投资仍然难以出现较快增长。

第三，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比重有所提高。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部直接投资的比重，1997年曾经达到41％，但以后逐年降低，2000年仅有17％。200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虽然也出现下降，但由于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使得所占份额上升到28％。主要原因在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方式为主，而这种投资受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波动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第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引资竞争日趋激烈。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出现两极分化倾向，2001～2002年，中国、菲律宾、印度等国家仍然保持了较大幅度增长，其中中国2002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已经上升到发展中国家流入总量的37％(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全球发展金融》，2003年4月2日；另外，2001年中国吸收外来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是23％)；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下降幅度很大。二是墨西哥作为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同时又与EU（欧盟）建立FTA（自由贸易协会）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吸引直接投资方面成效突出，在连续几年增长的基础上2001年再增86.1％，占世界FDI总额的比重也由0.9％提高到3.6％，表明已经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吸收直接投资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三是各国竞相采取更为开放和优惠的吸收外资政策，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二、周边国家吸收外资政策的新特点

（一）韩国的外资优惠政策

90年代中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开始改变以往限制外资流入的政策，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外商投资。首先是大幅度放宽行业准入和各种限制性规定，其内容：一是放开准入行业，在所有1058个行业中，仅有近海渔业、沿岸渔业、广播电台、电视台等4个行业禁止外资进入，其他全部放开。二是放开关于外方持股比例的限制，1030个行业允许外方100％持股，只有24个行业有不同程度的比例限制。三是取消过去对外资企业持有土地用途和面积的限制。四是放宽关于外国投资者投资资金下限的要求，目前的规定是投资资金不得少于5000万韩元（约5万美元）和投资比重不得低于10％。

其次是实施外商投资的鼓励和优惠政策。1995年4月韩国开始实施新的《引进外资法》，将电子信息、电气机械设备制造、精密机械、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运输、环境能源领域、社会基础设施等行业列为鼓励行业，此后在1998年11月又进行了补充。目前总共有533个行业被确定为鼓励外商投资领域。对于这533个行业，主要实施了以下优惠政策：一是对企业所得税实行最初7年免征，以后3年减半征收的“七免三减”政策；二是对投资用机械设备免征进口关税、特别消费税和附加值税；三是对投资企业进口提供通关便利。

（二）泰国的外资优惠政策及其特点

按照泰国政府2000年3月公布的《外国人事业法》，所有行业都允许外资进入，只是在43个行业外方持股比重或外方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不得超过50％。其中绝对禁止的行业有9个，需要经过内阁会议同意并由商务部长批准的行业有13个，需要经过外国人事业委员会同意并由商业登记局批准的有21个行业。绝对禁止外方持股超过50％的领域包括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农业、果树园、渔业、药草采集、文物交易拍卖、佛像和僧钵的制造和贩卖、土地交易等。

按照泰国的产业分类，鼓励外资进入的行业有126个，第一类是26个农业和农产品加工行业；第二类是18个采掘业；第三类是16个轻工业行业；第四类是22个机械、运输设备和金属制品等行业；第五类是电子、电气机械零部件行业；第六类是15个化学、造纸、塑料等制造业；第七类是20个服务和公共事业行业。对鼓励类行业的优惠程度根据投资地区有所不同。所有外资企业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包括：从盈利之日起的3～8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如果在免征期内发生亏损可以从优惠期结束后的税前利润额中扣除。其次，还根据不同地区对外资企业给予不同的机械、原料进口关税减免优惠政策。

（三）日本的外资企业鼓励政策

不仅发展中国家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从80年代中期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以来，基本取消了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但是由于其国内企业之间所特有的序列纽带关系，以及人工成本高昂等因素的影响，外资进入相对困难。90年代以来，长期的经济萧条使得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调整经济政策，希望通过吸收更多的外国资本给日本经济带来活力，尤其是许多深受人才外流困扰的地方政府也准备通过积极吸收包括外资在内的投资者来本地投资，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1998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项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决定对157个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信贷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贷款，最高担保额可以达到企业全部资产的95％。此外，为了完善面向外资企业的服务体系，日本还在政府设置的企业信息服务机构“日本贸易振兴会”建立了专门的咨询窗口和网络。

近年来，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促进结构调整、振兴经济的方针，其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允许地方政府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结构改革特区”，并通过颁布专门法律在特区内实施特殊政策。其中包括了以吸收外资为主要目的的“经济特区”。例如在日本冲绳县设立的“特别自由贸易区”，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实施了以下优惠政策：一是区内企业可以从事加工贸易、保税（关税和消费税）加工产品并出口，如果产品需要在国内市场销售，企业可以在按照零部件、或按照成品自由选择一种税率缴纳关税。二是对区内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法人事业税、固定资产税、土地保有税等减免优惠待遇；其中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政策规定：在开业后连续10年中企业所得税按照从企业所得中扣除35％之后的基数征收；照此计算，在前5年企业所得税率仅为22.9％，相当于法定所得税率（40.9％）的55.9％；后5年的所得税率平均为27.4％，相当于法定税率的67.0％。三是对制造业设备投资给予一定减税优惠，如可从企业所得基数中扣除相当于机械设备购入价值的15％、建筑物投入金额的8％；同时投资设备可享受特别折旧优惠。四是对区内企业吸收当地30岁以下年轻人就业给予特别补助和奖励，其中补助最长可享受两年，补助金额最高可达补助对象员工工资的1/3。五是区内企业还可以享受冲绳县的其他鼓励性政策优惠，如对制造业、公路货物运输、仓储、包装、批发商业、软件、信息处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设计、自然科学研究等行业给予产地调查、清理和购置费用补贴等。该区从2001年建立以来，已经在吸收外来投资方面取得明显成就，其中包括来自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企业的投资。

除了以上三个国家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印度等国家都在继续实施、并不断增加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三、我国在引资竞争中面临的主要压力

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巨大市场规模以及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是我国在吸收外资方面的明显优势，这也是2001～2002年我国吸收FDI能够实现恢复性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许多国家竞相调整外资政策，向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优惠，各国之间的引资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我国目前在市场体制、投资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今后吸收外资的总体形势不容盲目乐观。

（一）政策优势正在逐步消失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主体结构单一、市场化程度很低，投资环境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进程，采取了积极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向外资企业提供了各种政策优惠。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多元化的经济主体结构已经初步形成，投资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外商投资企业长期享有的部分超国民待遇陆续取消，目前仅在投资设备进口、加工贸易管理和企业所得税方面保留了一些区别于内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但实际上这些政策与韩国、东南亚国家相比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在优惠期限、行业准入限制等方面甚至处于劣势。

（二）流入我国的直接投资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90年代的经验表明，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趋势与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趋势并不完全一致，多数年份出现反向变化，即在国际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时期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明显回落；而在国际直接投资萧条时期我国吸收的直接投资会出现强劲增长。这种特点说明二者之间、特别是我国与美国等主要资本流入国之间在吸收国际资本方面存在一定替代关系。2002年中国吸收外资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引资竞争力已经超过美国，主要是由于“911”和美国股市疲软、企业信誉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短期来看，美国资本市场的低迷仍然要持续一段时期，这有利于我国吸收外资的增长，但是随着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复苏、资本市场再度出现繁荣，同样有可能导致流入我国直接投资的减少。英国经济学人资讯社（EIU）4月1日发表的报告认为，中期内美国仍为全球FDI的主要目的地，在2004～2007年期间将占世界FDI总量的1/4，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三）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相对滞后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快，各种层次的自由贸易区纷纷建立，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很大变化。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区域内成员之间的相互投资，同时能够吸引区域外企业为了达到零关税进入自由贸易区市场的目的到区域内进行投资。因此，作为重要自由贸易区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更具有竞争力，墨西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墨西哥是NAFTA成员，并且与EU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在墨西哥投资的企业，其产品可以零关税进入两大市场)。目前在东亚范围内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开始出现，日本、韩国之间已经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取得进展(2002年7月日本和韩国正式启动了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日韩FTA研究计划，预计2004年完成研究报告，2005年启动政府谈判)，而且都在积极准备与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这将十分有利于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吸收更多外国投资，对我国吸收外资会带来一定分流压力。

（四）投资环境还存在很大差距

调查显示，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性、变动频繁，各地政策执行不尽统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出口退税困难重重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此外，从企业税赋来看，一方面，我国的企业社会保障支出相对于薪酬的比例高于韩国、印度和东南亚各国；企业所得税率（法定税率）仅低于印度2.7个百分点，高于韩国、东南亚国家5～10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低于越南5个百分点，高于韩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5～20个百分点(参见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的投资环境比较》2002年5月)。由此可见，在没有政策优惠的条件下，外资企业税赋成本明显高于主要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存在的法定税赋之外的“乱收费”现象对外资企业投资环境的危害更为严重。

（五）知识产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国内存在的侵权行为成为困扰外资企业的难题之一，许多企业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虽然政府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效果不够明显，制假售假现象依然十分猖獗。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一项针对在华日资企业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回答说自身受到侵权的企业和认为中国国内的侵权行为具有进一步恶化趋势的企业比重都超过了50％。此外，近60％的企业对中国政府打假行动的实际效果表示不满意。由此可见，这种状况对外资企业的投资信心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

（六）有利于购并投资的制度环境尚未形成

随着资本市场趋于稳定和经济复苏，购并形式的直接投资仍然会出现大幅度增长势头。尤其是IT制造业和金融、石油化工、机械设备等大型投资多数是按照购并方式运作的，墨西哥2001年吸收外资的高速增长主要就是来自美国城市银行集团大规模购并投资的贡献。但是我国的购并活动刚刚起步，相关法律制度尚未形成，并不具备大量吸收购并投资的制度与操作条件。这将大大降低我国吸收外资的竞争力。

四、取消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前理论界和实际经济部门关于外资政策调整问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尽快调整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在实施内外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同时，取消外资企业设备进口免税政策。毫无疑问，构筑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主体结构，实现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完善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取消目前外商投资企业所享有的优惠税率等“超国民待遇”也是一种必然。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如果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将会进一步加大我国在引资竞争中所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并给经济增长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首先，取消优惠政策可能导致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趋缓，甚至出现下降。在我国原有的政策优势已经基本消失的情况下，取消对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意味着外商投资的成本、特别是其中的进口设备关税和海关代缴税税赋会明显上升，并改变投资者的收益预期。为了回避这些成本，跨国公司可能选择其他具备政策优惠和综合成本优势的国家进行投资。1996年4月我国一度取消了对外商投资设备进口征税的减免优惠，结果导致1996~1997年连续两年出现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的大幅度下降，流入东南亚国家的外资比重却明显上升。直到1998年重新恢复对鼓励类和允许类直接投资进口设备减免税政策之后，协议额的下降趋势才得到抑制。但已经对其间及以后实际到位资金增速的大幅度回落、甚至转为负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回落或出现负增长，将对全社会投资增长、乃至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按照实际到位资金计算，目前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在我国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超过10％，新增投资的减少或下降，都将对全社会投资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以1999年为例，当年外商实际到位资金减少11％，仅此一项因素的影响，就使得全社会投资少增长了1.1个百分点，在当时通货紧缩趋势加剧、投资需求严重疲软（全社会投资增长仅达到5.1％）的背景下，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很大。2002年我国能够在世界经济普遍萧条的背景下实现8％的较快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恢复性增长和外资企业出口的强劲增长。此外，目前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涉外税收、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在全国税收、工业增加值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19％、28％和52％左右的水平，因此，外商投资增长形势的变化会对这些经济总量产生相应影响。

再次，通过吸收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效应可能减弱。引进先进技术、资本和管理知识，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我国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20年来吸收外资的实际经验表明，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明显优势，对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的装备程度和技术水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相对集中在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或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如电子通讯设备的非核心技术部分的加工、装配环节），这样的结构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外商投资本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使得外商企业投资对整体产业结构的提升效应有所减弱(赵晋平：“吸收外资的产业政策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5期)。为了进一步提高吸收外资对资本和技术装备水平升级的影响，吸引外商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加工环节投资的产业政策导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需要保持有效的政策调控手段。从鼓励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来看，投资设备和技术投入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因此，在国内缺乏足够替代能力和进口关税仍然较高的条件下，对这些鼓励类行业的投资设备进口免征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实施一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1997年我国取消新批外资企业设备进口税收优惠之后，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比上年下降了18.5％，1998年重新恢复这项政策后，这一指标又很快上升了8.4％；此外，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1997年外商工业投资比重比上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其中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行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合计比重由上年的9.6％下降到2.8％，1998年又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这些变化反映了此项政策对外资项目的资本、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

五、政策建议

（一）将建立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政策体系确定为我国外资政策调整的中长期目标

从长期来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来说，我国目前存在的许多制度性成本因素将逐步消除，综合实力会真正成为各类企业之间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环境下，吸收外资将具备由政策鼓励向市场引导转变的条件，方能真正实现各类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二）现阶段，应当保持吸收外资鼓励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为了提高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在世界各国的引资竞争中保持必要的优势，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需要继续实施吸收外商投资的鼓励性政策，对面向国家鼓励行业或地区的外商投资给予减免投资设备关税、海关代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待遇。

（三）为实现长期政策调整目标作好过渡性安

为了防止过快的政策调整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中长期的政策调整目标，有必要作好过渡性安排。其基本方向是由按照企业身份确定的政策优惠逐步向按照鼓励内容确定的优惠政策转变。进口设备的减免税收政策应当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结合，对于面向鼓励行业投资的所有企业逐步给予优惠；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则应当与地区政策相结合，如对于面向国家鼓励的中西部和其他特殊区域投资的所有企业逐步给予优惠等。

（四）对进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区域的外商投资实行长期的鼓励性政策

由于进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特殊经济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便于政府对其进行海关和税收监管，应当成为继续政策鼓励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对于向这些地区集中的企业除了长期给予投资设备、原材料等必要生产手段以免征关税、进口环节的海关代缴税等优惠之外，也可以在企业所得税或其他税收（包括地方性税收）优惠方面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灵活性。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4

“十一五”期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发展

利用外资的绝对量保持较大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年均增长20％，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形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经历了起步、发展和快速发展的不同阶段。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报告，上个世纪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左右。“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崭新阶段，利用外资在总量上继续保持升势，绝对量继续保持较大规模。2006～2009年，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2030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505亿美元。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近6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9850亿美元，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跨国投资东道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

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仍存较大的空间单纯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量来讲，我国已成为吸收外商投资大国，“十一五”期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800-1000亿美元左右的高水平。但衡量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仅仅看绝对量是不够的，必须按国际标准综合量化。

衡量一个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水平有两个重要指标：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当年GDP比重，当年吸收外商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及相对规模。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表明，2006年，中国单位GDP的FDI流入存量仅为11.1％，低于全球24.8％和发展中国家28.7％的平均水平。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9850亿美元，但是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情况，按照国际的标准估测，2008年我国外商投资的存量为3780亿美元(UNCTAD，2009)，相当于当年GDP的8.6％左右。占全球的比重不到1％。因此，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有较高的份额。但从世界角度看，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还是比较低的。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及国内银行巨额存差并存的现象。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曾达到17.1％。2000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在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同时，增长速度放缓，明显低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外资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占固定资产形成方面，发达国家平均为6.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世界平均水平为7.5％，我国当年的比重为8.03％，2009年这一比重则降为2.7％，显示我国该项指标已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方面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资金来源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作为外商投资东道同的相对地位持续下降，外资流入速度开始放缓。

利用外资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努力的方向更加明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总体上是一种数量扩张型引资战略，鼓励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的外资政策贯穿于整个90年代。“十一五”期间，外资本身存在的问题日益最现，如环境污染、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失衡加剧，地方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等。“十二五”期间，提高外商投资质量的要求将日益突出，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而言，要求投资更多地转向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转向内陆地区、转向高科技行业。

“十一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发达国家海外投资存量的比例仍然较低欧美投资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输出的60％～70％，而在我国比例并不高。这一方面说明美国、欧盟对华投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同时也意味着我国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吸收欧美投资的稳同基础。从技术含量的角度来看，欧美对华投资的技术含量高于港台地区和日本。目前欧美对华投资为什么相对较少?一是因为自然和文化距离等客观因素，二是中国日前市场培育及服务能力仍比较弱，缺乏完善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三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如金融、电信，我国的市场准入政策限制了这部分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外资的进入，四是我国单一的投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大中型欧美投资者的进入。

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并未出现转折性变化，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与以市场换技术的期望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主要投向见效快、资本产出效率高的第二产业中的下游产业，其中以加工工业和生活消费品行业为主，这跟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地位，还有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紧密相连。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将获得先进技术作为引进外商投资的主要目的。尽管吸收外资通过技术扩散、零部件生产在当地外包、技术服务、人员培训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但总体而言，外资把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序和环节配置在中国，对我国制造企业的技术提升效果，低于我们的预期。

利用外资的地区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由于原有投资及产业集聚效应、整体投资环境较好等原因，“十一五”期间，外商投资仍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未有大的改观。2010年上半年，东部、中部、西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86.8％、6.6％和6.7％。这说明我们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力度还不够，不足以弥补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原有缺陷。在华外资分布不平衡造成中国各区域产业结构、技术来源和经济增长能力的不平衡。

投资方式仍以绿地投资为主在中国吸收外资中并购方式占到3％～5％，与全球65％-70％的规模差距还是很大的。“十一五”期间，我国已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条件，即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构建了支持购并活动的法律框架，企业资产中含有并购方所重视的优势资产等。但由于对重点行业、国家经济安全、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等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和定义，存在很多模糊地带，缺乏统一、透明、公开、可操作的产业开放边界，“十一五”期间我国外资并购进展较慢，外资并购项目数和金额在当年吸收外资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小。且项目规模不大，近一半项目为中方控股，并购对象以非国有企业为主。

产业不安全风险的增长和积聚不容置疑。“产业安全”概念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特定产业能够在资本、技

术和市场等领域保持相对优势，不受跨国资本的左右。“十一五”期间，外资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尚不显著，但外资已在多个领域深入中国市场，展示出了较强的竞争力，并且逐渐形成一定的市场控制力，我国产业不安全风险的增长和积聚是不容置疑的。“十一五”期间，有关产业安全的理论正在讨论和构建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对于吸收外资与产业安全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成果还仅停留在对政策、影响、作用分析的层次上。

“十二五”期间我国吸收外资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各种有利因素将发挥作用并引发新一轮的国际投资增长受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未来几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将面临一系列风险因素，流动将会减少，但还将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长期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

这一轮金融危机过后，国际资本流动基本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原有的格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不可能从方向上将其改变，但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今后几年全球经济只能缓慢增长，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不断增加储蓄，对外直接投资会有所减少；为了弥补企业资本损失，提高金融资本杠杆率，发达国家资本将大量回归。

国际资本仍将更多地流向能源、服务行业未来几年，自然资源导向型的跨国投资仍将活跃，能源供应和基础原材料行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会比较多，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其他矿产品行业将成为投资热点行业，电力、交通和自来水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将继续得到发展。一些快速成长的行业，如生命科学产业、农业食品产业、新材料、信息和通讯技术、能源以及环境产品等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

产业重组为背景的新一轮跨国并购热潮出口起步一海外建厂一海外并购，是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三步曲”，金融危机不会扭转全球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由于金融危机，欧美许多实体企业陷入资金困境，为缓解这些企业的资金压力，政府降低了对外国企业的投资门槛，为一些银行资本充足率比较好，外汇多的国家海外并购提供了机遇。跨国并购将主要发生在信息、通讯、媒体、金融和技术服务等行业。2010年全球跨境并购将开始回升，2011年回升的幅度会加大。

积极性促进政策仍是各国制定外资政策的主要目标为应对金融危机，不少国家进一步放宽对外资准入限制，出台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各国在促进投资方面更加积极，出台的政策性措施的数量越来越多，涵盖面也越来越广，有实效、针对性强的投资促进方法被广泛采用。即使是资本大量输出的发达国家，也实行投资促进政策，以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吸收外资的竞争仍将激烈。

便利化、自由化措施将扩大产业转移空间投资自由化是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质是市场准入。虽然各国自由化的进程不一，但多数国家总体上认同自由化的目标，自由化的范围和领域都在日趋扩大。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措施使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找到了新的承接地和发展空间。目前，国际产业转移还有很大空间，特别是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移。一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原因是这部分国家国内经济规模较大，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兴未艾，财政和金融状况稳健，外汇储备充实。有条件保持经济长期增长。

低碳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更高要求当前，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要走向健康的新模式，全球范围内将广泛推行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绿色CDP核算等，低碳与生态经济将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方向，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和产业转移。新的国际规则、节能减排等政策的实施，对发达国家将产生不小的压力。一方面。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可能导致传统产业加快向外转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升级改造过程中将产生大量服务外包需求，研发、营销、物流等环节向外转移步伐将明显加快。

国际资本对政府信用、政策制度、人文环境的选择性明显加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产业转移将日益向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将增强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技术和知识含量，国际资本对投资软环境的选择性将日益加强。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吸引外资，仅有大市场或廉价生产要素是不够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透明的法律体系、优秀的科技人才等因素更显重要。

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不断释放。将为外商投资提供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将为外商投资提供持续的动力。未来20年中国是全球发展空间最大的市场之一，在支持政策延续和消费效力开始释放的双重刺激下，“十二五”期间中国扩内需可能在汽车、零售、医药、家电等行业催生更多投资与获利机会。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仍将会持续从总体上说，“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同时面临的制约条件也在增加。近年来各种要素价格快速上涨，企业低成本竞争优势的空间逐步缩小。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要素成本上升和原有市场空间缩小的压力仍将会持续，中国引资成本竞争力相对减弱，过去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外商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将不会再出现。同时，产业结构不合理、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问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更加凸显，中国国内增长和消费放缓也将影响中国市场对于外资的吸引力。

“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资政策调整方向

外国投资者是否对中国投资和投资多少取决于其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判断和自身的投资能力，即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外部环境是我们控制不了、也稳定不了的一个变量，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外部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振投资者信心。

判断未来中国外资政策可能调整的领域，主要看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看相关领域的外资政策是否与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改革方向相冲突；二是看现有的开放是否会引发经济安全问题。从中国发展的需要以及与国际接轨来看，未来中国的外资政策将会按照“中性外资政策”的框架来构建，其核心是国民待遇，公平的政策环境和竞争机会，相对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等。

克服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经过30年的发展以后，中国的吸收外资又走入了一个比较困惑的时期，各路学者在对我国吸收外资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担忧，理论分歧和争议是中国吸收外资战略在新时期遇到挑战的集中反映。进一步吸收外资首先要克服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从政府来讲，首先要摆脱暧昧不清的语言，发表清晰的主张，即通过吸收外资达到更好地配置全球优势资源的目的，摈弃偏于限制与防范的指导思想，确立一个以实际国情为基础、

清晰、明确、使大家能够掌握和认同的产业开放战略构架；政府和企业要统一对跨国投资战略意义的认识，用全球一体的眼光来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及产业内骨干企业的改革。

将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与目前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要求相比已明显滞后，需要对我国的对外开放进行新的战略设计。

“十二五”时期，随着我国产业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我国具有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应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扩大开放领域，政府应组织力量对各门各类产业进行梳理，确定中国产业开放的底线和产业安全指标体系。这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已开放的各产业中，外资的市场控制力如何?二是对现阶段我国产业竞争力的评估，仔细分析以下几种情况：哪些行业涉及国家安全，应保留给国有企业；哪些产业已具有国际竞争力，可以开放；哪些产业需要过渡保护期，多长的保护期。

增强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投资环境的综合优势仍然比较明显，一是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规模、配套体系、市场份额、劳动力素质等优势仍然存在；二是30年对外开放奠定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良好基础，形成了产业集聚优势。但由于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基础不同，因而改善投资环境所面临的任务和重点也不一样。东部地区外资规模已经较大，而且已经形成了比较密集地使用资本和技术的有利条件，在有限的资源、环境容量下，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应主要依靠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投资环境建设要向提升综合竞争优势和联结世界经济发展前沿方向发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制造业的高端环节和先进的现代服务业项目。

从中西部的投资环境现状看，要把重点放在“软、硬”投资环境的同步建设发展上。进一步改善投资硬环境，加快公路、铁路、航空交通网络、能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投资与建设。在全国逐步取消外资优惠政策的过程中，应适当保持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形成与东部地区的政策落差。

创造吸收外商投资的新优势过去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依靠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丰富而且廉价，这对于吸收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导向的外商投资起了关键作用；二是市场广阔，虽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消费水平低，但市场层次多、消费人口基数大并且原来的市场开发水平远远不够，所以国内市场的开拓余地极大，因而吸引了当地市场取向的外商投资。

后危机时代，只有具备足够的吸收外资新优势，对国际上的优质资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才可能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具体说，一是稳定现有外资企业的经营，以较为宽松的政策让其凭借更为稳定的经营业绩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加大扩资、增资的力度，延伸产业链；二是逐步扩大电信、金融以及服务外包等领域外资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为外商进入中国创造新的投资机会；三是进一步提高产业引导政策的合理有效性，统一政策；四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吸收外资提供支持政策；五是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在全国逐步取消外资优惠政策的过程中，适当保持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形成与东部地区的政策落差。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对策

一、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差异的现状

1、FDI在我国各区域分布极不平衡

FDI在我国东、中、西地区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地区实际利用FDI的比重在80%以上，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FDI高度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至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FDI金额累计达6388．21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为5418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84．81％；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FDI金额累计分别为752．25亿美元和217．96亿美元，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11．78％和3．41％。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4.79%、8.05%和7.1；2010年，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5%、6.5%和8.5%。

2、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速加快，东西部差距缓慢减弱

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区域布局开始优化。2008年西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66.19亿元，同比增长79.84%，增幅比上年提高10.8个百分点，占全国总量的7.16%，西部吸收外资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1-8月，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63.22亿美元，同比增长16.14%，低于全国平均增幅1.5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4.21%，高于全国平均增幅6.5个百分点。总体来说，尽管西部地区实际利用FDI增速加快，东部地区实际利用FDI比重在缓慢地下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利用外资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二、制约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因素

1、基础设施落后，区位条件不利

西部地区的区位劣势使其处于不利的FDI竞争环境。西部地区远处于我国的内陆地区，相对封闭的地理区位状况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运输及交易成本提高，其产品和资源流动较慢，投资的收益降低。外资企业愿意选择在基础设施较好区位地理位置便利的地区投资。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等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大省，接近港澳台的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接近港口和对外联系中的运输条件。实践证明，不利的地理区位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影响着交易成本的高低和市场准入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从而制约西部地区引进FDI的规模。

2、市场化程度较低

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具有较为健全的市场机制和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对于FDI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东部地区由于经济体制转变较早，非国有经济成分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其市场经济发育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从而东部地区吸引FDI比中西部地区更具优势。西部地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集中表现为非国有、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较小，市场化程度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法律和监管不健全，外资进入限制较多。西部地区存在审批机构过多、手续繁琐、办事效率低下等现象，也是阻碍外商投资的因素之一。

3、引资的优惠政策不足

政策因素对FDI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的渐进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分布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率先享受到了开放沿海城市的优惠政策,相继建立了许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国家在财政、税收、信贷、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东部沿海各省大力的优惠政策，为东部沿海发展开放性经济，利用外资发展地区经济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尽管国家在1992年出台了开放内陆城市的优惠政策，并与1998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引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时间上看，对西部的政策支持落后东部十多年，从政策执行效果来看，西部地区普遍还停留在为外商投资减少障碍，提供优惠政策的层面上，西部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引资的恶性竞争。

4、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不足

丰富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吸引更多的FDI；规模大的FDI投资项目倾向于选择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高的地区。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缺乏表现在：一是高等教育地区分布不合理，按人口比例算，西部地区的大学并不算少，但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于西安、重庆等省会城市。二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落后。西部地区教育的落后使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当小，同时自己培养出来的一部分人才也流向了东中部地区，进而让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更少。

三、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

1、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西部地区政府应继续完善地区基础设施，继续大力加强西部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变西部在信息技术和相关配套设施上的落后状况。以多种途径解决基础设施融资问题，除了自筹资金，广泛利用国内各种民间资金，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之外，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2、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市场体系

西部地区政府应努力提高地区市场化程度，完善市场体系。首先，西部地区政府要明确职权范围，各级政府要在符合法律、规章的前提下，加快职能转变，为企业、市场和社会提供优质、高校的行政服务。包括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和规范办事程序，认真处理外来投资者的投诉等。其次，西部政府要逐步完善有利于中介服务体系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促进社会中介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同时进一步开放西部地区市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知识产权并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3、实行有西部特色的吸收和利用外商投资的政策

西部需要发展特色经济，培育区域发展的重点，集聚优势再扩展，既优先重点在其具备条件的地区加大引资力度，再向其他地区扩展，强化西部地区重点城市建设，发挥大城市的集聚优势。选取特色领域开放，积极发展具有自身资源优势的特色经济产业，利用特色产业，形成吸引外资的氛围。西部地区应先行地开放机会和产业准入政策，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拓宽利用FDI的渠道，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不断寻求多样化的融资方式，使资金结构合理化，进一步向跨国公司开放投资市场，形成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借款、基金投资、股权投资、期货投资及其他投资相结合的多元化格局。

4、注重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加强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引进

由于外商在华投资越来越重视劳动力素质，劳动力素质低下逐渐成为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一大障碍。为此，西部地区政府应努力提高本地区劳动力素质。加大地方政府财政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的支持力度。而针对西部地区的人才外流现象，则需要制定合理的优惠政策和良好的用人机制。积极创造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留住和吸引急需的优秀专业人才来西部工作或创业。

参考文献：

[1]张国华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J]，2007（5）

吸收直接投资的优点篇6

［关键词］中部地区吸收外资理论

入世后中部地区进一步拓宽了向外资开放的领域及区域市场，中部地区的地方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优势得到了明显提高。普遍估计中部地区的地方吸收外资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新阶段。但出乎意料，今年上半年的实际表明，外资始终不断流向市场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及大开发政策带动效应好和外资投入回报高的西部地区。

从区域宏观经济与微观产业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外资投向区域的时空变化，对进一步增强中部地区地方吸收外资的综合竞争优势和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部地区吸收外资的新特点

中部地区入世后吸收外资也出现了有本土化特点的新变化。

一是，吸收外资从政策推动为主转变为法制为主，政策与市场共同推动相结合。2001年以市场和企业行为主导吸收外资的比重明显上升，非政策性因素在吸收外资中的影响度大大提高；

二是，对外资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中部地区非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领域和金融、保险、服务行业也开始逐步向外资开放；

三是，外资向好产业聚集区的趋势明显加快。在国家引导和鼓励外资投向西部地区大开发政策指引下，西部地方吸收外资的能力有所提高，2001年西部与东部地区吸收外资的差距由1999年的85.1个百分点缩小为84.9个百分点；而中部与东部地区吸收外资的差距由1998年的77.54扩大为78.98个百分点。

二、提高中部地区吸收外资水平的理论前瞻

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集中在投资驱动力、对外投资对母国和东道国发展影响方面的研究。后来，提出了区位最小成本理论，认为区域的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差异，以及远期汇率理论和国际收支的影响，驱动国际直接投资总是朝着低成本区域流动。

产业组织理论则认为企业的跨国投资是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高投入产出效率的国际生产经营活动，寻求投入产出价值链上的资本增值最大化，而不是遵循国际贸易的国际交换原则。

跨国投资的内部化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为了克服外部商品、要素、信息市场的不对称，通过低的交易成本的内部化而提高国际企业对外投资的收益率。

1.“比较资源吸引力”理论。是指一个地区的战略资源、规模经济、产品、知识技术、资金、信息、信用和服务等资源可吸收外资投入能力同其它区域的比较。如果这个区域的资源或局部资源吸引外资投入的能力比其它区域弱，外资就会流向比较资源吸引力强的区域。

研究西部全局性的吸收外资快速增长的形势表明，西部地区实施大开发战略，加快了比较资源优势诸如天然气这种生态洁净能源利用对外资开放的力度，国家允许外资控股并为吸引外资投入提供了大规模的交通、通讯网络等基础建设投资和先进的现代管理体制及机制，从而加快了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向吸收外资优势的战略性转变，同时也极大的增强了西部与东、中部地区利用外资上的比较资源吸引力。

2.“企业集团控制力”理论。是指一个地区企业集团吸收、增加和扩大吸收外资投入的能力。一个地区企业的存量资产集中度高，企业集团发展越快，集团总部的财务、会计、信息、法律、研发、营销等服务机构的区域经济地位就越高。区域企业集团服务机构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企业集团对区域内外企业的服务引导和扩张的实力强弱，实力强的企业集团服务机构不仅为区域内的企业服务，还可以为区域以外的企业服务，并实现以服务为主与控制相结合的更高形式的群体经济集团组合。

企业集团控制力强对外资的吸引强度高，而外资受集团规模经济极化效应、资本扩张效应和收益增值效应的驱使，一般都积极加盟并把资本投向有强势企业集团控制力的区域。从国际上看，近两年来在WTO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推动下，国际产业分工、生产体系和生产力布局出现的新变化，也进一步促使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注意力越来越多的朝着全球化产业内贸易及全球产业集团化的方向发展。

2001年东部地区一些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集团利用外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有的高达40%以上，上海汽车企业集团利用外资的规模、增幅和占总投资的比重在全国汽车企业集团中位居榜首，比中部地区汽车企业集团利用外资的投资比重要高出20多个百分点。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东部地区大型汽车企业集团的产业内贸易、投入产出价值链和上下游产品配套企业的关联度高、链节连接紧密和资源配置集约。

更重要的是沿长江三角洲高速公路而形成的极具权威和产出控制力的跨区域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团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外资快速扩张、产业快速成长与资本快速增值的要求。

现代国际直接投资极为崇尚产业内贸易的极化效应和“积极投资”的优化理念，外资越来越多地趋向具有强效力集权和高效率运作控制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投资，其关键是寻求对受资企业集团进行控股并直接参与管理，以减少投资风险，降低投资过程的交易成本，达到投资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为了尽可能避免因投资多个关联又集权分散企业信息不对称而造成投资选择的失误及“绿地投资”过程中控制不力等因素影响投资效率，外资只好选择对受资企业控制力强的企业集团，以便在24小时的距离内与受资企业直接接触，帮助企业进管理、经营，了解最新的情况，及时处理发生的问题，从而快捷地控制投资失误。

3.“产业聚集力”理论。是指一个地区产业集中和企业集群发展的程度。由生产要素的地域集中、企业的区位集群和交换行为的空间重叠，能使分散个别企业和投资需要解决的能源、供水、交通、区域信息网等公共设施，以及企业外部相关产业上下游供应价值链等产业要素，成为众多企业及外资投资互补发展的共同资源，形成极强的产业集约发展势能和企业成长力量。

东部地区吸收外资快速增长的实证表明，产业聚集力产生的群体效率、低交易成本和高回报是外资主动投入的最强驱动力，而产业聚集区域显著的人才、资本和管理的集中度是吸引外资的基本动力。

国际上亦同样，外资流向集中度超高的产业聚集区诸如美国西部硅谷、德国索林根刀具业群、意大利威尼斯玻璃器具业群、印度北方邦阿格拉鞋业群的外资回报率一般都比同类产业分散的个别企业要高出5-10个百分点。

但产业聚集过度也会引发能源、水资源和交通的供应紧张，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而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严重的“产业聚集不经济性”会出现外资撤资或转移的问题。

从中部地区入世新阶段吸收外资的整体发展上看，产业聚集力弱是中部地方对外资吸引力差的重要方面，而比较资源吸引力和企业集团控制力也面临吸收外资交易成本偏高、跨省市企业集中度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