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技术论文篇1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

主要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研究进展；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

自2007年我国首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以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全国各地形成遍地开花的局面。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已经成为企业攻克技术难关、快速获取高新技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利器，增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法宝，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助推器。伴随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快速发展，有关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强度不断提高，因此，将现有理论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明确研究进展，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有利于更好地开展理论研究，从而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发展提供指导。

1研究基本情况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截止2011年6月)，以篇名“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搜索关键词，采用“精确匹配”的搜索方式，分别得到相关文献37篇和142篇。多数学者认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同一个概念，因此，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综述，采取将两者合二为一后进行分析。对所搜集文献进行筛选，去掉非学术性论文和重复转载论文，总计收集到有效学术论文30篇，最早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在2007年。由于2011年所收集的研究文献不能反映当年的全貌，因此，通过分析2007-2010年的研究文献，判断国内发表的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论文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2007-2010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显示了理论界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纵览当前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内涵与分类；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模式与机制；③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其它方面的研究。

2国内研究的主要进展

2.1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内涵与分类研究

目前被广泛引用和认可的概念是2008年12月六部门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定义：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技术创新合作组织。此外，刘曼等，赵志泉，蒋樟生等，邬备民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界定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内涵，如表1所示。

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分类的研究。高广文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要分为3种：技术攻关合作联盟、产业链合作联盟、技术标准合作联盟。邸晓燕等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分为8类。

2.2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模式的研究。胡争光，南剑飞认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见的模式包括以下3种：股份合作制企业模式、模拟公司模式和专业经营管理模式。陈雪善，张高忠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模式分为地方政府推动型、企业主导型、高校或科研院所主导型三种模式。

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机制的研究。李新男确立投入、决策、风险承担、利益分配、知识产权归属等机制。张晓等提出我国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过程框架、运行模式与机制保障。赵志泉认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运行机制包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纽带选择，组织选择，内部协调与信任机制建设，联盟成果的分享机制和联盟风险分担机制。邬备民等提出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运行机制的建议。胡争光等指出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应注意的几个战略问题。

2.3关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其它方面的研究

李雪等分析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产学研各方存在的主要问题。殷群，胡大伟分析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展中存在的3大问题。王海瑶认为科技服务对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和发展的作用。邱光宇从联盟的体制、组织形式、人员管理3方面分析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管理。杨继涛探讨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与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区域产业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关系的问题。曹素璋探索了影响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企业联盟能力的组织和个体2个层面的多因素互动机制。蒋樟生等建立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动态系统方程，并讨论其稳定性。刑乐斌等建立基于风险补偿的联盟利益分配模型。王玉丽等探讨了组织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3现有研究总结与未来研究趋势展望

3.1现有研究总结

主要技术论文篇3

【关键词】教育技术；问题；理论；实践；建议

【中图分类号】G40-57【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08)09―0048―04

2003年《目睹教育技术学十年之十大怪状》一文曾经引发了广大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热烈讨论，一时间关于教育技术学发展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随着近几年教育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以及对教育技术哲学层次反思的开展，人们对教育技术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但是曾经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在此谈一下笔者对教育技术学现阶段面临主要问题的认识。

一教育技术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面临两个主要的现实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制约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个问题是人才培养上的尴尬。一方面，各大院校争上教育技术专业，使教育技术专业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培养目标的泛化、不确定性和欠针对性使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成了教育系统中的技术人员，在教学中的作用不被认可。第二个问题是教育技术理论在教学实践中的被认可度不高和难以在实践应用推广的问题。在我国，教育技术主要的实践领域是教育领域，具体的说是基础教育领域，教育技术的理论能否受到教师的认可并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应用是制约教育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教育技术的研究成果具有多大程度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其能否顺利应用推广的关键。通过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问题的实质是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应用发生了脱节。人才培养上没有着眼于我国的教育实际，培养的毕业生缺乏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理论研究过程中充斥着过多应然的话语，从而在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时显得软弱无力。

二问题归因分析

AECT于2006年10月10日至14日在达拉斯召开年会,大会主题即为“加强联系”。其中“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联系”[1]。下面，笔者从三个不同角度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脱节的问题进行归因分析，以期给出一个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解释。

1人才培养脱离了教学实践

我国的教育技术人才培养以本科生为主，学生来源主要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一方面经过高考升入大学的学生缺乏实际的教学经验，另一方面他们更为缺乏相应的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哲学等理论基础。虽然相关的知识可以通过本科阶段的教学来弥补，但是由于学生缺乏理论联系实践的条件和能力，导致教学效果并不好。总的来说，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状况决定了本科生不具备结合实践经验，联系主客观多种教学要素系统地研究教学问题和设计教学过程的能力。而美国的教育技术人才培养以硕士研究生为主，学生来源主要是学校的教师，其学生是在具备某一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条件下学习利用教育技术当好教师的能力，毕业后还回学校工作。这一点和我国教育技术专业招收的教育硕士有点类似。

我国的教育技术的研究人员大多出身于技术领域，教育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学术背景不够丰厚。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缺乏底蕴。同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的本科毕业生的主要职业去向是中小学，而我们的大学教师却大多没有实际的中小学教育教学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缺乏使教学往往处于理论描述的阶段，缺乏实践的支持。美国教育技术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是软件公司、企业的培训或绩效部门，抑或回到原来的教学岗位[2]。美国大学的教育技术院系一般都与公司、企业，甚至军事和医疗部门有着良好的合作，而且某些教师就在企业担任培训或绩效方面的顾问，所以在其教学中并不缺乏实践工作经验的支撑。

从教学实施的角度看，我们的教师用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教学方式讲授着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这本身就是一个掩耳盗铃式的矛盾。通过对比美国的教学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教学组织比较灵活，甚至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再来学习。无论设计类课程，还是开发类课程，都是让学生根据实际教学问题去设计和开发产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倡以专题或项目为核心，通过小组研讨和实践活动进行教学，总的目标是教给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虽然美国的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和推广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他们的人才培养是和实践紧密结合的。

2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存在“实践”隔阂

在此有必要对标题中的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以及“实践”的概念做一番说明。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主体，在我国主要人群包括教育技术专家、教育技术专业学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主）和其他领域对教育技术予以关注的学者。这三类人群构成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主体。教育技术实践主体是指教育、教学领域的教师、远程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以及少数的企业组织（主要与培训的教学设计相关），主要人群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此处的“实践”一词并非践履某种观念或者理想意义上的那种实践，而是“我们平常进行的日常的，普通的实际行动”。[3]笔者认为，只有当这两类主体的沟通和交往落实到实际的普遍行为中，或者说两类主体的实践场存在交流和对话的空间，才能使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借助主体间的“实践”交往而得到缓解。

祝智庭教授曾经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教育技术实践场进行了分析，将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为三个子场域，给我们分析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实践交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对其进行介绍之前先对场域理论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布尔迪厄[4]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每个场域都以一个市场为纽带，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例如，艺术这个场域包括画家、艺术品购买商、批评家、博物馆的管理者等等。

祝智庭[5]教授认为“教育技术是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应用学科，根据实践的需求和指向，按照行为主体之间的不同，可以分为面向专业工作者的教育技术，面向职业工作者的教育技术和面向学习者的教育技术。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实践场体系架构。”笔者在尝试将上述分类标准中的行为主体进一步清晰化的基础上，将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为研究者（理论主体）的教育技术、教育者（实践主体）的教育技术、管理者（行政主体）的教育技术、学习者（学生主体）的教育技术四个子场域。这种对教育技术实践场的子场域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教育技术实践场的分化和不统一，尤其是作为理论主体的研究者和作为实践主体的教育者分属于不同的场域，造成了实践中的隔阂，直接影响了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统一。同时，以不同主体为主导的四个子场域有各自不同的惯习、资本、象征性产品以及自主化程度，这就加深了彼此实践中的隔阂。而管理者、学习者子场域的存在增加了教育技术实践场的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必然会增加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交流、对话的困难。

3从哲学文化背景的根源分析，我国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领域都有不利于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的因素存在。

教育技术理论的舶来性和教育技术实践土壤的中国化特点是造成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脱节的根本原因，对于文化、科学上的跨国界、跨民族的借鉴造成的问题，要从哲学文化的本源上进行分析和反思。教育技术普遍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包含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的活动，下面我们就从分析这两个主体入手，探讨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领域有哪些不利于教育技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哲学文化因素存在。

美国的教育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实用主义的要义体现在皮尔士所表述的这一观点中：“认识的任务，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是认识行动的效果，从而为行动提供信念（思维的唯一职能在于确立信念）。”而我国教育技术的研究中缺少实用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研究作风（在此笔者并不对实用主义的价值做出评判），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领域，更多地存在着一种应然的话语方式。而所谓的实验研究也是在缺乏问题的情况下展开的，问题情景更多的时候是研究者的主观假设推定。同时，中国的哲学传统不注重逻辑分析，更讲求“综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注重论断式的整体思维。在教育技术研究中产生了执着于学科体系构建、本质属性探求的现象，而忽视了对一个个真实问题的分析、论证、反思和实证的研究，更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主体缺乏走入教学实践的研究态度，直接造成了理论研究中对教学实践的忽视。

中国的文化思维方式中重经验/轻理论、重现象/轻抽象、重功利/轻超越的特点在教师身上表现较为明显，具体来说，“我国的教师更注重教学经验的总结，依赖自己对现象的观察,并能够显示出极高的技巧性，但没有上升到理论概括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论证的高度。”[6]重功利的特点更是使教师在教学中关注直接的现实的教学成绩的提高，而不能超越眼前的功利，追求教学的最优化和学生的长远发展，这就给教育技术理论在教学中的推广和应用带来了困难。同时，受教育系统总体环境的影响，中国人保守性的行为倾向在教师群体中表现的特别明显，主要特征是教师教学中一味求稳、没有创新意识和精神，习惯于用一种方法、一本教案来应对不同的学生和不断变化的教学现实情况。教师的这种重经验的行为倾向和保守性特征同样不利于教师接受先进的教育技术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关系为本位的，伦理是连接社会关系的纽带。伦理本位的文化精神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导致了“重集体、轻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师道尊严”的教育价值取向[7]。不论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还是正规的学校教育都不注重以学生为本体，忽视学生的自主性和个性化的发展。这种教育的价值取向不仅影响了教师的教学，而且抹杀了学生的天性，使我们的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可以说，教育技术所倡导和依托的以建构主义为核心的各种学习理论、心理学理论在我国教学中不仅缺乏政策空间，而且缺乏教师和学生心理上的软环境。

三基于促进教育技术实践场中主体发展而提出的问题解决建议

普遍意义上的教育技术实践活动既包括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的活动和交往互动也包含理论和实践的争鸣。只有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强研究者和教师的沟通、互信和理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成果和实践应用相脱节的问题。而如何使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者和教师各自的发展形成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上面笔者曾将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为研究者（理论主体）的教育技术、教育者（实践主体）的教育技术、管理者（行政主体）的教育技术、学习者（学生主体）的教育技术四个子场域。下面从促进四个主体发展的角度，提出各自的努力方向。

1加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此条建议是针对我们的教育技术研究者而言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要立足于教育、教学中的“实然”状况；二是要着力于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并且这种问题是在教育技术的框架内可以解决的。在具体的操作中要注重核心媒体、权威专家的正确导向作用，鼓励行动研究、草根式研究，构建教育技术良好的理论研究氛围，少一些“假”、“大”、“空”，多一些“真”、“具”、“实”。要让教育技术的研究者明白理论研究并不必然导致教育技术理论的产生，只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并得到认可和检验的研究成果才是真正的理论[8]。

2加强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研究

清华大学张建伟博士认为，技术在教育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一个原因是它未能被群众充分掌握，也就是对教育者的培训没有做好。注意“充分掌握”这个字眼，它不是指一知半解或操作形式的掌握。只有深度理解教育技术方案的操作原理，才能在实践中活学活用，而不至于僵化地套用技术解决方案。对于教师的教育技术培训，已经有不少实践操作经验和理论研究，但因为培训往往流于应景的形式主义，所以培训效果不佳甚至不被认可的问题一直存在。这其中固然有教育技术培训策略设计不当的因素存在，但对教师进行教育技术培训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能否将培训的效果与教师日常的教学实践相结合，从而得以巩固。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化的过程对教师的教学知识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将教育技术培训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结合起来，才能促使教师从认识上接受教育技术，从而进一步在实践中应用教育技术。这是因为教师专业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教师个体成长的历程，是教师不断接受新知识和增长专业能力的过程。要加强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研究，对其中的培训设计、保障、实施、评价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最终促进教师的个体成长，完成经验型教师到研究型教师的转变。

3加强教育技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支持性策略研究

教师教育技术培训效果不佳同时存在培训组织、制度保障上的原因，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促进我国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教育技术领域的管理者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处的管理者主要指我国的各级电教部门、教研室和其他对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推广有主动权和主导权的教育行政主体。他们对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要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消除研究者和教师交流的体制，并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和平台促进二者的合作。其次是消除研究者、教师、相关行政机构之间的为学生发展托词掩盖下的利益纷争，提供宽松的教育技术应用环境，杜绝功利化的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行为。最后应对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长效机制进行探索，避免在教育技术培训中走过场的现象，从教师专业化发展、学生个体发展的角度对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行长远规划。

4加强对教育技术的哲学研究

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是西方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所以在西方的整个教育过程中提倡个人本位,注重个性的培养,追求人格的自由独立性。在美国课堂上，充满了活跃的气氛，学生和教师平等交流，平等相处，学生是教育过程的积极的参与者。纵观美国对教育技术的几次定义也可以发现都是围绕学生的“学习”进行的，建构主义等学习理论也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教育技术理论在我国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必须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支持，而受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学生相对缺乏自我意识，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存在不足。加强对教育技术的哲学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以学生为中心的概念内涵，在工具理性和教育技术价值之间，辨证地看待教育技术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只有如此才能在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过程中，真正关注学生的学习，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地位，而这样又可以反过来促进教育技术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结语

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脱节是目前教育技术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由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两个主体相互分立、甚至排斥造成的，二者如何抛弃各自的偏执和保守寻求合理的交往方式和切实可行的合作模式，是问题解决的关键。而对于问题之根本解决，笔者认为立足于教学实践，培养面向中小学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技术理论并重的学科教育技术人才不啻为缩小理论和实践隔阂，促进两个主体合一的一个途径。

参考文献

[1]李红梅,李世改,刘宁.通过AECT2006年会透视教育技术研究现状[J].电化教育研究,2007,(9):28-31.

[2]刘美凤.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电化教育,2003,(10):9-15.

[3][4][5]祝智庭,王佑美,顾小清.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05,(12):7-11.

主要技术论文篇4

[关键词]信息技术；信息技术采纳；管理信息系统

中图分类号：F270.7；F0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3-0019-07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和信息系统（InformationSystem）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当前4G乃至5G移动通信技术和高速光纤互联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更加明显的体现。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与经营活动和大众生活的互相融合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促进了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的繁荣。

组织和个人对信息技术的采纳决定了信息技术的发挥效果，信息技术采纳关注的是组织及个人对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相关问题。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信息技术采纳问题一直是管理信息系统领域中非常重要的热点问题.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Fishbein和Ajzen的理理论（TheoryofReasonedAction）、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DiffusionTheory）、Schifter和Aizen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以及Venkatesh等的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nifiedTheoryofAcceptanceandUseofTechnology）都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经典模型和理论。Venkatesh和Davis、Taylor和Todd对以上经典采纳模型进行了补充和扩展，从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采纳对象视角来研究信息技术采纳行为。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近年来在管理信息系统领域国际顶级期刊中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论文，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信息化建设高速实施的背景，展望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按照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搜集文献，通过使用EBSCO、JSTOR、Emerald等数据库和GoogleScholar搜索工具。按照ITAdoption、ISAdoption、InformationTechnologyAdoption、InformationSystemAdoption、ITAcceptance、ISAcceptance等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筛选出有关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的文献。为保证所选文献能够代表对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最高水平，本文将文献期刊来源限定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内的国际顶级期刊。包括MISQuartedy、Information&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sResearch、ManagementScience、DecisionSciences、DecisionSuppo～Systems、JournalofManagementSystems、InformationsystemsJournal、Informationsystems等。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划分为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以及多元化研究时期，并结合当前信息化水平全面提高的背景，探讨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三、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发展阶段

理理论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1975年由美国学者Fishbein和Ajzen提出，用以分析态度影响个体行为的现象，主要研究从信息感知到态度形成的过程。理理论考虑到主体的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从主体行为的角度为后来的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奠定了基础。理理论的结论主要包括：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受到行为意愿的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意愿受到主体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共同影响，主观规范受到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的影响。

（一）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

1989-1995年可以被认为是采纳理论在信息技术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引入和验证时期。该时期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是Davis根据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理理论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该模型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实证研究兴起的标志。

1.技术接受模型

Davis以理理论为基础，结合自我效能理论和期望理论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技术接受模型去掉了理理论中的主观规范、规范信念和依从动机这三个变量，认为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只有行为态度这个变量，而行为态度又是信念的因变量。Davis对理理论进行了如下的主要改造：从期望理论模型中提取出感知有用性，从自我效能理论中提炼出感知易用性，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取理论中的主观规范，形成了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假设包括：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行为由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意向由感知有用性和对信息技术系统的态度共同决定。对系统的态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感知易用性决定感知有用性，外部变量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间接地决定使用者的使用意向和实际使用。Davis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意向显著影响实际使用行为，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大于态度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感知有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强于感知易用性对态度的影响作用。技术接受模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较为开放的普遍适用模型.据此可以了解外部变量对使用者信念、态度及意向的影响，以及对信息技术使用的影响。

技术接受模型一经提出，引起了管理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了验证。Adams等分别利用语音信息和电子邮件两种电子信息系统用户的数据，检验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在电子信息系统使用中的重要作用。Segars和Grover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结构效度和模型适用性进行了详细检验。Chin和Todd对技术接受模型的稳定性、信度、效度和操作化合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外部变量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可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来解释。

但也有学者对技术接受模型提出了质疑。Gefen和Straub通过对电子邮件使用行为的研究，发现性别对感知和使用电子邮件系统行为的影响差异性很大，而性别差异仅仅是文化差异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他们认为技术接受模型中舍弃主观规范的做法值得商榷。由于在组织环境中，信息技术的使用者会受到外界带来的压力，因而应该考虑主观规范。Lefris等发现技术接受模型对系统使用的解释度只有40%，据此推断技术接受模型中没有包含一些重要的变量.只有加入组织和社会变化过程等变量，才能提高技术接受模型对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解释能力。

2.同时期其他理论

受到技术接受模型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理论用于探索信息技术采纳行为问题的启发，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尝试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其他模型和传播学领域的模型引入信息技术采纳研究领域。提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Theory）、任务技术匹配理论（TaskTechnologyFitTheory）和创新扩散理论等。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带动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繁荣。也为后来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理理论扩展而来，Schifter和Ajzen认为个人行为意向不能全部由个人意志决定，常常会被其他个体的行为所影响，所以他们在理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此，计划行为理论中个人行为意向的决定变量变成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而感知行为控制变量由控制信念和感知便利性共同决定。

社会认知理论的一个关键变量是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执行某种任务能力的自我评估。Hill等研究了自我效能在大学计算机课程中对计算机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使用计算机的先前经验与用户使用计算机的信念有影响关系.但并不能直接影响用户对计算机使用的决定，而自我效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用户对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Burkhardt和Brass使用纵向研究方法研究了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中自我效能对技术创新采纳的影响作用，发现自我效能高的雇员较自我效能低的雇员率先采纳创新技术，也更加明显地提升了自我能力和中心化的程度。Gist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计算机软件培训过程中。自我效能高的参与者比自我效能低的参与者明显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Goodhue和Thompson提出的任务技术匹配理论认为，如果信息技术能够得到使用，并能够很好地匹配用户所要完成的任务，那么信息技术将提高个体绩效。Goodhue和Thompson通过对600名在26个非信息系统部门工作的、使用25种不同信息技术的员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上的假设。即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决定了技术任务的匹配关系，而技术特点和任务特点的匹配关系和信息技术的实际使用共同影响了个体绩效。

创新扩散理论由Rogers提出，传播学认为创新是以一定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在社会系统中进行传播的过程。借鉴传播学对创新的定义.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个体对于创新持有不同程度的接受意愿。因而接受创新的人口比例随着时间推进，呈现近似正态分布。因此，当使用累计比例曲线来代替随时间推进的正态分布接受曲线时。就呈现为s型曲线，也就是著名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

（二）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

1995-2003年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技术采纳问题研究的理论修正和整合时期。技术接受模型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指出技术接受模型中的变量结构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地描述用户对信息技术的采纳行为，实际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对信息技术采纳理论进行修正和整合的研究工作成为该时期的主流。

1.技术接受模型的修正

由于对技术接受模型中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行为意向和态度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见解，学者们通过对技术接受模型进行修正，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Venkatesh和Davis在新的修正模型中引入了能够影响感知有用性的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性过程.改变了感知有用性仅受外部变量和感知易用性影响的关系。并将该模型命名为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Extended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模型中的社会影响过程包括主观规范、形象等变量。以及自愿性、经验等调节变量；认知工具性过程包括工作相关性、产出质量、结果展示性和感知易用性等变量。

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改进体现在：一是变量的差异.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舍弃了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态度变量.扩展出包括主观规范和形象等相关的社会影响因素，加入了认知工具过程变量：二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为了达到便于操作的目的。排除了理理论中的社会因素，使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个变量衡量信息系统的使用决定；三是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在理论上更加完善，深入考虑了在信息系统使用中，社会影响过程和认知工具过程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也说明了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2.模型的整合和扩展

Taylor和Todd使用计算机资源中心12个星期内3780名访客的数据，从中挑选出786个潜在用户行为数据，分别检验了技术接受模型和两个不同的计划行为理论修改模型。结果显示，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信念结构分解后的模型对行为意向的解释度更高。因此，他们提出解构计划行为理论（DecomposedTheoryofPlannedBehavior），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解构计划行为理论通过设计战略和实现战略的应用来影响系统的使用，从而给出了对行为意向更加全面的解释。这也标志了信息技术采纳研究开始对多个理论和模型采用整合和扩展的研究方法.例如，将任务技术匹配理论、动机模型与技术接受模型进行综合。学者们发现不同特性的群体对信息技术的采纳存在差异，于是在模型中加入若干调节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经验、性别和年龄等是被考虑和研究较多的调节变量。

主要技术论文篇5

【英文摘要】intheviewoftechnologicaldeterminismandsocialconstructivism,technologyisnotvalue-neutral.forthisreason,weoughttomakeanethicalreflectiononvalue—ladentechnology.throughthinkingonthetechnologicalpractice,wefindthatmoderntechnologyisanuncertainactivitywithsomeintrinsicrisk.themoreimportant,therearemanycomplicatedfactorsofsocialvalueandethicsintheprocessofbothdesignandinnovation,whicharetwokeymechanismsoftechnology.sothat,wearguethattechnologyactivityisauniformtechnology-ethicspractice.inorderthathumanbeingandenvironmentbenefitfromtechnology,weoughttoestablishapositiveinteractionmechanismbetweentechnologyandsocialethicssystem.

【关键词】价值负载/伦理反思/技术—伦理实践/良性互动机制

valueload/ethicalreflection/technology-ethicspractice/positiveinteractionmechanism

【正文】

技术哲学家c.米切姆（carlmitcham）认为〔1〕，技术由以下四类要素互动整合而成：①作为对象（人工物）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人工制品等要素；②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艺、规则、技术理论等要素；③作为活动的技术，包括制作、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要素；④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意向和选择等要素。其中，各类要素的划分不是静态的区分，它们在互动整合过程中，已因相互渗透而成为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要素。

技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表明，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对技术的价值负载的深入认识直接关涉到两种基本的技术观。一方面，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者认为，技术所负载的独特价值主宰着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另一方面，社会建构论（

socialconstructivism）者将技术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显然，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技术的价值负载是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

技术的价值负载，使我们必须对技术本身作出伦理上的反省：技术依据的认知基础是主体际的建构事实，技术在本质上是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活动；同时，作为技术的核心机制，在设计和创新中，伦理和价值因素往往受到忽视。为了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道德伦理制约应该成为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换言之，技术活动应视为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技术变迁应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1技术的价值负载

海德格尔认为，在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中，曾流行一时的观念是雅斯贝尔斯对技术所作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诠释〔2〕：①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②技术是人的行动。这种观念认为：“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3〕

由于这种观念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从这种技术工具论或价值中立论的立场出发，需要规范的只是利用技术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和实际达到的后果；换言之，对于技术这种人类行为，一般的伦理准则即可对之加以规范，无需特殊的伦理考量。

然而，有关技术的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有关技术非价值中立的讨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即技术按自身的逻辑演进，“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独立性，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4〕

对此，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相关社会群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从价值揭示的角度来讲，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较技术决定论更具启发意义，而这种技术观又源自科学观的建构论转向。依据早期的“标准科学观”（standardviewofscience），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式描述，现代技术的科学基础绝对客观且与主体无涉，所谓技术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价值等技术决定论的话语由此取得合法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汉森、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将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60年代末，爱丁堡学派等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举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大旗，开始用各种社会因素诠释科学认知〔5〕，声称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是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所建构的实在。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遭遇到了各种诘难并有其自身的困难，但情境（context）、偶然（contingency）和建构（construction）等概念，

已经成为后经验主义者反思科学认知（cognition）时的共同信念。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建构论科学观的产生：①科学理论是偿试性建构活动的产物；②科学理论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际共识。沿此进路，比克（w.e.bijker）、平奇（t.j.pinch）、拉图尔（b.latour）、柯林斯（h.collins）等人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6〕，进一步将技术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立场本身，而在于它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这是一种去蔽，即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使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观点受到质疑。

虽然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①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②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如果对这两个互补的方面加以综合，我们将看到，所谓技术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力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

2对技术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且它所负载的价值是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工具、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种神秘的自主性力量，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进一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及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现代技术的认知基础的主体际建构性和技术活动的价值负载及其复杂性表明，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在现代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与其说是把握了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度的边缘的抉择者。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考量科技和社会文化因素，方能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其中，伦理因素的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能够接受何种风险？”“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怎样决定？”“用什么标准？”“谁来确定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是技术实践中必须解答的伦理难题。

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立场，我们认为，技术的核心机制是“设计”和“创新”。纵观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到，如果说近现代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现代技术则反过来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最后，世界成为总体的实验室，科学之“眼”和技术之“手”将世界建构为一个人工世界。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设计行为贯穿于一切技术活动的始终，但由于设计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完美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的设计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所谓模型方法。模型方法的主旨是通过简化抽取相关的影响因子，以有效地实现设计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简化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保证制造的便利，而非遵循事实的规律，并且简化模型在很多情况下就实现技术指标而言是卓然有效的。但很显然，基于模型方法与简化因子基础之上的技术指标，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同时，在模型式设计中，社会价值伦理因素往往被视为无关宏旨的因子而略去。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诸如世界是一座精确的时钟之类的机械隐喻，和人脑犹如电脑之类的信息隐喻，已经以一种时代观念的形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之中。

创新是经济化和社会化的技术体系的主要发展动力。创新是一种广义的设计，涉及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等诸方面。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传统的技术创新线性模型，还是流行的链环模型，所关注的主要是研究开发体制、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和组织形式等产业和经济因素，而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文化倾向或受到忽视，或仅被看作是一种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只是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许多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技术活动则往往只顾及其利益和目标，绝少顾及其伦理意含。当技术的恶性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常常近乎徒劳——旧的“坏”技术难以克服，新的“坏”技术层出不穷，伦理价值体系似乎始终在被动退让——好一幅技术发展的虚无主义图景。本世纪以来，核危机、全球问题等恶性现象，以及“先制造，后销毁”，“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实对策，都反映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e.froom）曾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两个坏的指导原则提出质疑。这两个原则是〔7〕，①“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②“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显然，第一个原则迫使人们在伦理价值上作无原则的退让，第二个原则可能使人沦为总体的社会效率机器的丧失个性的部件。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从根本上摆脱这两个坏的原则，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本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环境工程、工业生态化、并行工程、学科际多因素技术评估等新的技术实践都反映了技术伦理制约内在化的趋势。

3走向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技术价值负载及其过程的反思，我们看到，技术过程与伦理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故可以将它们视为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的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显然，技术—伦理实践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环境，而达至此目标的一个基本途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技术发展所可能遭遇的社会冲突。为此，必须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将技术活动拓展为一种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

在技术发展历程中，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显见的社会因素外，许多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因素，例如，群体利益分配、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权力格局和伦理冲突等，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与显见的社会因素相比较，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决策者以及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这样一来，造成了多重危害：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较少直接主动考量伦理价值因素；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伦理价值因素时，公众不能对其价值取向作出评判；某项技术中的价值选择的受益者乐于维持共识不明的现状……事实上，人们对技术的不了解，与其说是对技术因素的无知，不如说是技术所隐含的价值因素未得到公开明确揭示的结果。因此，为了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首先必须公开地揭示和追问技术过程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因素。

其次，在技术—伦理这一异质性实践中，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不仅应充分考虑技术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因素，使技术内在地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制约，而且还应该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开放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既秉承原有的普遍性的伦理精神，又使伦理体系及其精神实质随技术—伦理实践领域的拓展而拓展，是一种可随技术变迁而调适和变更的开放的框架。

其三，技术主体在技术—伦理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主体责任。技术是人的实践形式，而人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唯一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生物，所以，在技术—伦理实践中，核心的伦理精神不只是信念或良心，责任是更为重要的伦理精神。而用责任意识去衡量相关人员的行为，较以至善的信念作标准更为明确具体〔8〕。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责任的特殊性：科技人员的责任是与难以逆料的巨大科技力量相伴随的重大责任。对此，西方责任伦理学大师忧纳斯（hansjonas，1903—1993）认为应该强调“责任与谦逊”。他指出，由于科技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imperativeofresponsibility）〔9〕，这种“责任的绝对命令”又呼唤一种新的谦逊。所谓新的谦逊，与以往人们因为力量弱小而需保持的谦逊不同。其原因在于，科技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人类行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主体的预见和评判能力。鉴于此，技术实践的主体需要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意识。

其四，由于现代科技具有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征，为了有效地履行责任，技术的相关主体必须诉诸文化际和学科际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使技术从构想和设计阶段开始就尽可能地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子。舒马赫（e.f.schumacher）主张的“中间技术”运动和一些国家的技术评估活动，都是这种努力的现实体现。

鉴于以上基本认识，我们认为，为了克服技术的加速变迁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将技术活动拓展为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必须建立一种互动协调机制——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的机制。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往往使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新技术，尤其是一些革命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技术，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显然，除了某些极端违背人性的技术及其运用应受到禁止之外，对于大多数具有伦理震撼性的新技术，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和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ludditism）都是不可取的，而较为明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的机制。

所谓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就是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公众对新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

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各国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在一些新技术领域，科技工作者还提出了暂停研究的原则。这些实践虽不能彻底解决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但的确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例如，1974年美国科学家曾建议，暂停重组dna研究，直到国际会议订出适当的安全措施为止。尽管重组dna研究旋即得到了恢复，但这次暂停引起了科技共同体和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权衡，并制定了研究准则，而这对重组dna研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10〕。无疑，这是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良性互动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它对我们实现新技术（如克隆技术）的伦理“软着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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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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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20．

〔5〕刘jùn＠①jùn＠①．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5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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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12．

主要技术论文篇6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早在1938年，美国学者默顿就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就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个概念，并提出了著名的默顿命题之一：经济、军事和技术问题是17世纪英格兰科学革命的重要原因。同样默顿指出：归根结底，十七世纪是现代科技及其各技术分支还只是处在开始的时期，虽然默顿命题针对的是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但默顿命题突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重要影响并强调要对它们之间的互惠关系进行研究。近年来，全球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更是获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许多重要的专业期刊都不同程度地编发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文章，并对相关的一些学术活动做了重要的编述和整理，在这些学术论文和学术活动中对STS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都有涉及和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有关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国内外对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现状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相关的学术论文也有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国际有关STS的现状研究

2010年4S学会（SocietyforSocialStudiesofScience，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年会在日本东京召开，这次会议内容表现出了更多的学术比较性，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欧美的STS研究传统，主张建立多文化视角中的STS研究。开始关注各种各样的全球问题，其中探究全球问题解决中的科技与公共政策的论文数量为最多，表现出了区域化、复杂化、多元化、经验化和现实化等特征。

相关的学术论文还有马会端，陈凡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国际STS研究的多元化走向――第24届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会议述评》等。《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国际STS研究的多元化走向――第24届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会议述评》这篇文章主要表现了STS的多元化研究趋势，在既定的大会主题下，学者们分别对埃吕尔技术社会思想，技术与能源环境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也涉及STS教育、技术民主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技术伦理、技术创新等诸多层面的问题。既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又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角度，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交流。

2中国有关STS的现状研究

自从STS在中国诞生以来，国内的学者一直都从学派述评和思想评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说，我国STS学者较为全面的了解了国际STS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初步构建起了STS研究的理论图景。目前，STS既要坚持“形而上”的理论研究，又要拓展实践研究领域，使其在现在的学术潮流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东北大学的陈昌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殷登祥教授、东北大学的陈凡教授等对“STS的基本理论问题”、“STS与中国国情”和“技术的社会化”等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主要的成果。相关的学术论文有陈凡，陈佳的《论技术的社会化与STS的中国化》（2013年2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金俊岐的《关注产业：STS研究的新视野》（2012年1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田鹏颖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人类把我现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2012年6月，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