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融资与未融资的区别篇1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中小企业融资途径区别新思路

一、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一）融资信用级别不够高

中小企业在企业规模大小、企业创造利润、从事行业等方面难以与大型企业相比，加上金融机构追求盈利性和安全性，导致中小企业在融资时面临信用歧视。

（二）融资结构不够合理、直接融资比重低

相对于权益性融资，债务性融资比例偏高，导致财务风险系数很大，难免使得企业疲于应付，难以保证长期发展；间接融资是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的主要渠道。相对于美国纳斯达克这种成熟的平台，我国目前的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与国外相比尚有差距，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需要难以满足。

（三）融资成本高

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给信用卓著的大企业以优惠利率而对中小企业进行一系列的抵押担保。这些都使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加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二、融资难原因分析

（一）自身原因

中小企业的资金实力较弱，资金归还难以保障。许多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单纯依靠消费资源、污染环境和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赢得生存空间，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而且易受外界宏观环境的影响。此外，我国的中小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或合伙企业，而非现代法人企业制度，粗放式的管理企业行为普遍，财务报告制度落后，信息不透明，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度。

（二）外部因素：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首先，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影响，中国主要出口对象美国、欧洲市场低迷，这对我国沿海地区广大出口外贸型中小企业造成严重影响。商品无法变现使许多资金链破裂更加剧了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

其次，近几年来，我国汇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对我国出口企业更是雪上加霜。汇率的上升使得处于世界工厂末端的企业盈利水平大大下降。

再次，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大大提高。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工资的上涨使得企业需要更多的流动性资金加剧了企业的资金短缺。三、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打开新思路

笔者认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政策倾斜固然重要，但是最终还是要依靠市场，这样才能形成资源合理高效配置的良好局面。通过市场自发的力量，将投资与融资结合起来，将富余资金通过投资的方式完成中小企业的融资，达到双方的互利共赢。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应当充分重视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意义。

（一）私募股权融资与其他融资方式的比较

要明晰私募股权投资对中小企业的独特意义，就要发掘与其他融资渠道的区别。私募股权融资方式与银行贷款方式的区别在于：投资对象不同。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于预期能带来较高盈利的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而银行贷款的投放对象则是具有稳定现金流的成熟企业。因此，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私募股权融资方式更有可行性。控制企业程度大小不同。私募股权投资对投资对象的活动进行或多或少的指导和参与，进而可以利用其优势帮助中小企业更上一层楼；而银行则是直接给予资金，并不参与企业的日常活动。风险不同、进而回报程度不相同。私募股权基金则要更高回报。

私募股权融资与一般股权融资的区别，持有时间不同。一般股权投资者将长期持有，投资期限相对较长；而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会在未来通过上市、售出或并购和公司资本结构重组等方式变现退出，投资期限会有限制。投资的初衷不同。一般股权投资者的目的在于得到稳定的股息红利，或者赚取股市价格波动的差价又或能够控制投资对象；而私募股权基金则更看重企业的未来：有无成长性是否能带来投资的高收益。对投资对象的控制程度大小不同。一般的股权投资者更加介入企业的经营；而私募股权基金则更多的是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4.私募股权投资更加保密、不需要公开其信息。

（二）如何推动私募股权与中小企业融资相结合

出台具体可操作的法律法规。私募基金本身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限制了私募基金的发展。同时，鉴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怎样将私募基金如何与非法集资罪相区别，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发挥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政府加强对市场的引导。政府应当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可以利用一部分财政收入建立基金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另外，政府应注意培养PE人才、防止短期投机行为充斥PE行业。

建立畅通的私募股权投资渠道和退出机制。首先，应当扩大私募股权基金的资金来源渠道，可以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同时放宽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其次，应当完善退出机制。如果不能顺利的退出私募股权投资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为此，我们要加强创业板市场建设。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目前，我国企业和个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不足。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难以拥有核心竞争力、使私募股权资金难以找到放心的投资地。

参考文献：

[1]侯刚刚.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探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

企业融资与未融资的区别篇2

无论是从我国金融体系结构谋求革新的角度看，还是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角度看，抑或是从金融市场不可抗的自发性分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社区银行的发展问题都值得我们投入关注。传统金融业应利用实体银行的优势，分化升级金融服务，铺设社区网点，作好准备迎接未来竞争。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对于社区银行发展过程中潜在的威胁和后期路径选择问题，除传统因素之外，还考虑了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影响。

二、背景介绍

社区银行理论背景1.社区银行的定义社区银行(CommunityBanks)概念最早来源美国,指在有限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经营、资产规模小且主要服务于社区内中小企业和居民的中小商业银行。社区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也可以指州、县。资产规模的界定现在一般标准为10亿美元。社区银行金融服务一般有储蓄、兑现、简易结算和信托、投资、保险、理财、信贷等非现金业务。成思危（2005）清晰地界定了社区银行的含义：“社区银行是一种民营银行，就是为社区里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融资服务。”12.与大型银行支行横向比较从资金运作来看，社区银行资金来源和运用都主要集中于当地，大型银行多运用其总体资金跨区调配；金融产品方面，社区银行一般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产品，大型银行则提供地较为全面。可以看出，这种金融服务细化的趋势使得社区银行能够填补大型银行支行金融业务的空白之处。两者收入、股权结构、信贷管理和决策等更多具体差别见下表1。

三、社区银行在我国开展现状存在的机遇及风险

（一）社区银行在我国开展现状目前我国许多中小银行已经进入社区银行发展的萌芽阶段,其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城市商业银行是最具社区属性的银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地区，一些社区银行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大多立足地方经济，定位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等中小经济主体。其中的部分银行已实现民营化的股权结构，如台州市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等。还有一些银行虽仍保有地方政府或国企股份，但其地方性中小银行的定位也使得社区化在未来是可见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偏远、经济稍落后的地区，具有相似性质的农村信用社等类似机构则起着社区银行的部分作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对社区银行的存在有必然需求。我国大型银行也有开展支行社区网点的未来规划，如民生银行立足于小微金融服务，东方证券曾在其报告中估算，若民生银行社区银行3年1万家目标实现，同时网均存款达到1亿元，则民生银行的储蓄存款可以翻两番并超过交行和招行。仅假设2个点的利差，社区银行就能提升民生银行利润超过15%。

（二）社区银行面临的竞争风险1.同业竞争（1）大型企业竞争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从大型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将日益减少,而基数巨大的中小企业在银行未来业务结构中将占有不断增长的比例。民生银行、光大银行、长沙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已根据这一趋势进行了战略布局的调整,在保住几大企业客户的同时开始重视中小企业、社区居民等基数大的“散户”市场。几个大型银行若铺设社区网点，会对于中小银行发展战略有所冲击。（2）新兴互联网金融竞争不仅大型银行在向小微贷款方向迈进，互联网金融也在小微市场里准备起步。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阿里已经在电商阶段积累了大量的交易信息，交易者身份信息和商业行为的信息不仅有记录，还能够被分析提炼，因而阿里金融天然具有金融客户或潜在客户数据库优势。除此以外，依靠互联网记录获取信息成本之低、阿里小微信贷贷款审批周期之短，都是传统银行业所不能及的。社区银行在居民客户这一块，很快会面临互联网金融特别是阿里金融的巨大威胁。2.并购风险作为以稳定公众信心来生存的银行业，规模的大小对其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大型银行及发展势头良好的中小银行都可能通过兼并收购来降低边际成本,提高综合盈利能力,实力较弱的社区银行很容易被兼并,有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多家社区银行被兼并的例子在前,社区银行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三）社区银行存在的机遇1.制度机遇我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体系和体制正处于大范围的多元化变革之中,长期以来对国内私有资本封闭的银行业和金融机构的进入渐渐开放。一方面我国正处于银行业改制为股份制的阶段,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中小商业银行在内的众多银行机构正实现产权明晰多元化；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创新有了新的进展,不仅包括存量进展,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邮政储蓄将建成社区银行,也包括增量进展,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开始建立,包括私有和个体所有的民间资本藉此进入了农村银行和金融机构领域。2.市场机遇长期以来农村、中小企业以及社区居民等，是金融市场的荒地，然而此为社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业务空间。早在1989年,世界银行就指出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农民的存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为社区银行开展农村金融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中小企业信息的不对称性和资金需求的“短、频、快”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长期存在。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下,社区银行进入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空间更加广阔,企业融资困难正说明金融体制需要进行改革,更多的中小银行会应运而生。

四、我国社区银行未来路径

社区银行作为一种经营模式，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农村地区金融繁荣、完善金融市场构造、服务社区居民、促进金融创新、服从金融专业化分工要求等都有较大的意义。立足于我国特殊国情及发展现状，找到社区银行未来可供的选择路径尤为迫切。

（一）将现有中小银行机构改造为社区银行现有的地方性中小银行机构分为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等。王修华（2007）认为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由于资产规模、经营状况差别通常很大，现有机构的改造必须以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区别对待，逐渐进行。改造之前要加快产权制度的改变，城市商业银行要改造成社区银行面临的首要困难就是上文所述的产权制度缺陷。地方政府应逐渐退出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同时引入良好的第三方资本。城市信用社的改造更要引入第三方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并加强其管理上的监管，促进其健康发展。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也需要大量信用社向社区银行转变。

（二）将民营中小银行资本用于新建社区银行一般相关文献都认为，新建的民营银行由民间资本控股，产权边界明细，没有历史包袱，能够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商业经营，将其定位于社区银行有利于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但要防范民营资本由于趋利动机而导致过度扩张造成的金融风险。

（三）将互联网金融思维引入社区银行业务面对互联网金融在中小客户市场上的抢夺，传统银行业更应大力发展社区银行，一定程度上应对互联网的冲击。互联网金融的思维在于，利用其在手机、电脑终端上操作的极大便利性，抓住操作数额小但人群基数庞大的中小客户群，从而割裂银行和终端客户的直接联系，获得一定时间的聚集资金，从而在线下通过投资获利。社区银行在传统金融业应对互联网冲击的反应中，是借鉴其思维方式甚至突破其局限的重要手段。社区银行增长营业时间、增加便民设施、覆盖各大社区、简化业务程序、应用与终端无缝对接技术、甚至加强与互联网金融的合作等，在与互联网金融的竞争里一定程度上能占据有利地位。

五、结语

企业融资与未融资的区别篇3

【关键词】园区企业投融资现状不足渠道

当前的社会是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这一社会环境不仅为园区企业的前进带来了诸多机遇，亦给其带来了很多挑战。不管哪种类型的企业，如果其希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那么它首先便必须拥有杰出的人才、优秀的管理团队、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投融资系所有公司积累资金的关键渠道，园区企业亦是如此，所以，各园区企业理应给予自身投融资充分的重视，选用恰当的投融资渠道，以有效地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一、当前园区企业投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一）政府支持力度不足

就目前而言，政府对园区企业投融资支持力度不足于较大程度大限制了我国园区企业的发展。如今，我国诸多大型公司均属国家控股类型，此种大型公司有政府做后盾，政府及财务等诸多部门会为它们供给许多政策优惠及资金支持，如此它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筹得资金。与此同时，有了政府这一强大后盾，它们发行的股票亦特别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但是囊括园区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却特别困难，政府对其投入不足，支持力度不足或是有支持政策出台却很难有资金实际投入等因素的存在，造成了园区企业融资困难及资金很难得到保障的情况出现，同时亦给它们的创新经营、扩大再生产带来了诸多阻碍。

（二）企业内部存在诸多不足

现如今，我国园区企业内部投融资通常存在如下几方面的不足：其一，投资没有规划，造成投资盲目及和主营业务联系不紧密，甚至不具联系的情况出现。在此种环境下，企业便特别难筹到资金，即便可以顺利筹到资金，资金的使用亦将成为一大难题。其二，缺乏全面的投资决策机制。从项目挑选、投资及监管等诸多环节均带有特别强的主观性，投资决策权一般由一把手掌控。缺少民主决策的惯例，决策通常是在未展开相应调研及考察下做出的，科学性不高。其三，未给予项目企业应有的监管。财务监管质量的优劣对于园区企业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园区企业却均缺乏健全的财务监管体系，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亦较低，更重要的是，诸多私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者均系管理者的亲戚，财务工作者内部贪污现象特别严重。

二、新形势下促进园区企业有序前进的投融资渠道研究

（一）政府需加大对园区企业融资的政策支持

创建向园区企业供给优惠贷款的专业性金融组织系扶持园区企业有序发展、缓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关键对策。国家需考虑创办专项发展基金给园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贷款补贴，或给它们经营创新、创新项目开发提供资金的支持，有效地缓解它们紧张的资金链。与此同时，国家亦需创建专门的园区企业创业风投基金，为那些资金不足，却拥有特别大发展潜力的园区企业供给支持，让它们能够顺利地打开市场。此外，政府还需进一步优化园区企业融资信用担保体系，改善公司信用评级机制，切实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为园区企业的全方位融资给予支持，推动中国资本利率的市场化，完成资源的合理配置，自根本上消除园区企业融资难的现象。

（二）革新企业投融资途径，拓宽投融资规模

当下，我国园区企业的融资途径比较单一，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此种单一的融资途径根本就无法较好地满足园区企业产品创新、经营创新的资金需求，所以各园区企业理应选用多元化投融资途径，以有效地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一，主动创造条件，借助财政贴息及担保等诸多途径，将财政资金所具有的杠杆效应完美地发展出来；其二，主动选用如下手段，拓宽自身融资规模，以更好地满足自身建设对于资金的需求：①信托借款；②融资租赁；其三、充分利息互联网金融这一新的融资工具汇聚社会资金，为企业发展拓宽融资途径。

（三）加强信息体制创建，努力降低自身融资风险

园区企业加强自身信息体系创建系较好消除其外部融资难等不足的关键渠道及可靠保障。鉴于良好的信誉及较高的信用系公司成功获得融资的根本前提，所以各园区企业理应创建一整套完备的信用体系，优化与自身财务监管相关的规章制度，创建全面的公司内部监控及管理体制，有效地促进自身信用的提升。为更好地提高公司信用，各园区企业还应对以前的生产经营体制进行革新，瞄准市场需求，主动优化机械设施及生产环境，引进及培养一批兼具高技术及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于前进及汇聚自身资本的前提下，努力健全公司财务管理体系与内部控制体系，主动制造与市场需求相符的高品质产品。此外，公司管理层还应给予自身社会信用评估机制应用的重视，借助完善自身社会信用评估机制，给自身的融资行为打下牢固的社会信用基础，以更好地降低公司的融资风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园区企业所选投融资途径的正确与否对于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为了有效地降低自身的投融资风险，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各园区企业理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正确利用政府政策支持，并革新企业投融资途径，加强信息体制创建，优化融资结构，努力降低融资风险等措施，拓宽自己的投融资渠道，实现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海洪.西部省份工业园区投融资体系建设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07）.

企业融资与未融资的区别篇4

高科技园区科技金融的快速推进得益于各园区根据实际情况建立适应科技金融发展的管理机制，出台符合高科技企业、科技金融机构需求的科技金融创新政策，做强园区科技金融推进主体，通过在机制、政策和主体三方面完善政策配套推进园区科技金融发展，创新高科技企业融资途径。（一）科技金融管理机制为有效推进科技金融试点工作，各试点城市结合各地实际特点在建立科技金融管理机制方面均采取了有效措施。2010年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中关村创新平台）正式成立，平台下设科技金融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包括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管理局等中央和北京市有关政府部门，在中关村管委会下设科技金融处具体负责科技金融推进工作，形成了中央、北京市、区县协同推进的中关村科技金融工作体系。此外，上海、天津、武汉等试点城市均建立了科技金融工作推进机制，成立科技金融领导小组，为科技金融试点顺利推进创造条件。从目前来看，中关村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将中央有关部委、北京市相关部门、中关村管委会及各区县纳入其中，显示出其在政策和机制方面的无比优势。（二）科技金融政策体系科技金融的发展需要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目前各高科技园区主要在科技金融机构集聚、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及直接融资政策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形成较为完善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1、鼓励科技金融机构集聚政策。目前，中关村、张江、东湖、天津高新区均对科技金融机构的购房、租房、税费补贴、风险补偿等方面给予财政扶持，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科技金融机构扶持政策。2、科技金融产品创新政策。各高科技园区为促进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在风险补偿、担保费用补贴、贴息、科技保险费用补贴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中关村在科技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率先探索推进，以企业信用为基础，推出了信用贷款、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为企业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政策。此外，张江、东湖、天津高新区在科技金融产品创新方面也开始探索，但从政策、推进力度和实施效果看与中关村还有很大差距。3、直接融资奖励扶持政策。在直接融资过程中企业需要支出与上市或发债有关的一定费用，各高科技园区一般是对企业上市或发债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给予一定补贴，这将大大降低企业融资费用，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三）科技金融推进主体科技金融推进主体是高科技园区具体推进科技金融工作、集聚科技金融资源、促进科技金融创新的国有控股公司。中关村发展集团、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张江集团、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是中关村、东湖、张江和滨海高新区的开发建设主体，也将是各园区未来科技金融工作的推进主体。从目前来看，2010年新组建的中关村发展集团从组建之初就承担着推进中关村科技金融发展的重任，其核心业务明确为科技金融，并在组织机构方面作出相应的配置，统筹原有的科技金融资源成立中关村科技金融集团作为推进科技金融工作的平台。张江集团、武汉高科、海泰控股则还沿袭之前的组织设置，并未组建推进科技金融工作的统一平台，而是将各类科技金融资源分别置于不同的子公司之下，不利于科技金融资源的统筹。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科技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差距

（一）科技金融促进机制不完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科技金融服务创新促进科技企业发展实施意见》明确要组建上海市科技金融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市金融办、市科委、市财政局等市属部门和驻沪机构，但在浦东新区、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张江）、张江高科技园区（核心园）尚未建立相应的科技金融领导机构和运作机构。（二）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不健全、不完整第一，企业信用体系尚未真正建立。中关村科技金融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建立了中关村企业信用体系，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档案系统，在制定各类扶持政策时根据企业信用等级区别对待，实施差别化政策。张江目前正在尝试建立园区内企业信用体系，联合工商银行推出“未来星”企业征信系统，但仍处于试点状态。第二，科技金融风险补偿机制亟需完善。中关村科技金融政策鼓励科技信贷专营机构、引进创投机构和推进银行信用贷款时均设立了相应的风险补偿政策，对科技信贷风险拨备、创投风险补偿和信用贷款风险补贴给予财政扶持。目前上海市出台了创业投资风险补贴政策，而张江在构建风险补偿机制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政策。第三，科技金融机构集聚政策缺乏完整性。为集聚科技金融机构，中关村、武汉东湖及滨海高新区均出台了较为优惠和全面的集聚政策。张江目前仅针对创业投资机构出台了优惠扶持政策，在引进科技银行、融资租赁、担保机构等新兴金融业态方面还缺乏完整和系统的政策支持。（三）科技金融推进主体需进一步强化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自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来，在整合“一区十园”开发建设主体的基础上组建中关村发展集团，并明确其核心产业为产业投资、园区发展和科技金融，并成立中关村科技金融发展集团，承担科技金融资源整合与创新的职能。与中关村发展集团相比，张江集团内部科技金融资源较为分散，同时控股、参股多家创业投资公司，拥有张江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各从事投资、贷款、担保业务的子公司缺乏统筹资源的统一平台，不利于张江科技金融资源集聚和统筹，更不利于科技金融创新。

推动张江高科技园区科技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企业融资与未融资的区别篇5

关键词:民营企业“翘起的竞技场”关系型合约

一、引言

与俄罗斯等国家的激进式改革相比,中国既有的渐进式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其中的一个要害是实现了所谓的“增长衔接”(张杰,2000)。改革初期,国家通过有约束的价格双轨、金融补贴以及强有力的金融控制,保证了国有经济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相对比重的缓慢下降(张军,1998)。与此同时,集体经济依赖其特殊的“模糊产权”结构和地方政府的金融支持获得持续快速增长,从而及时而有力地弥补了国有经济产出下降的影响。不过,集体经济产出(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增长在90年代以来出现了停滞趋势,暴露出“模糊产权”的局限性和过渡性,而民营经济的崛起又迅速弥补了由此带来的增长缺口。由于民营经济的增长依托于一种合理的产权结构,因此它体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同时也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宏观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可是,民营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面临着越来越紧的发展约束。由于意思形态等因素,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不得不面临着不公正的市场环境,即所谓的“翘起的竞技场”(Atitledplayingfield)问题。民营企业发展常常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制约,即法律的障碍、政府干预或行政的障碍,以及融资难的问题(Bai等,2003:李稻葵和梅松,2005)。面对“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民营企业利用各种关系采取了各种措施以规避这三方面约束,如寻求政治关系或政治庇护以规避法律与政府管制的不利影响(Fan等,2007a;罗党论,2008);通过漏损效应、寻求非正规金融支持等来解决融资难问题。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漏损效应与非正规金融,都与一定的“关系”有关。这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关系型合约,其本质上是一种隐含的自我实施机制(Levin,2003)。这些措施至少起到了两个效果:第一,规避了“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所带来的约束,为自身发展赢得了空间。例如,在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历史中,可以发现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与政府的政策推动是密切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民营企业就必须努力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关系,这样既可以在政府有关的制度的变化中得到保护,又可以通过这种政治关系来获得相应的资源。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对正式制度的效果产生了影响。例如,一定的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规避法律管制,甚至可以从法律管制中得到好处,这会导致有关法律制度的一定程度的失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基本逻辑是:考虑到“翘起的竞技场”问题,法治的完善、政府干预的减轻、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应是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但如果一些关系型合约对正式制度(或治理环境)的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有关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将有所减弱。再考虑到我国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有关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不同制度之间还可能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基于这种逻辑,本文将在已有研究(Alien等,2005;李涛等,2004)基础上,采用上市公司有关数据,进一步考察三个问题:即在“翘起的竞技场”的背景下,在关系型合约的影响下,在有关制度(主要是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地区金融发展)因素中,哪一个因素是影响民营企业价值的最重要因素;考察这三个因素(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地区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即三者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而根据Roland(2002)的总结,转轨经济中有关制度常常具有互补性,本文认为一定的关系型合约可能会使这些互补性失效;从樊纲等(2006)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可以发现,不同地区的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本文研究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是否相同,以我国沪、深A股2001年至2005年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共计1546个观测点)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为推动有关制度共同协调发展,发挥不同制度之间的互补效应提供理论支持,为关系型合约与“中国之谜”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根据诺斯(1990)的看法,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这种博弈规则通常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正式规则是指人们自觉发现并用以规范化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具体是指“确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的排列顺序是,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再到明确的规则,最后到个别的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其中,政治规则可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以及它们的基本决策结构和支配议事日程的明晰特征。经济规则用于界定产权,即关于财产使用、从中获取收人的权力,以及转让一种资产或资源的能力。正式规则的主要特征是在于其具有强制性。非正式规则包括习俗、传统、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可以统称为“文化”的一些东西。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存在,正式与非正式规则需要一定的治理机制(或实施机制)来保证其实施。Li(2003)区分两种治理模式:一种是基于关系的治理模式(relationbasedgovernanee),一种是基于规则的治理模式(rulebasedgovernance),前者是通过固定主体之间的长期博弈来自我实施的,后者则是通过第三方(如法庭)来实施的。关系型合约是一种隐性合约,这种合约的维持仅要求双方知道合约变量的局部信息,并且对结果有着共同的预期。这种合约的可自我实施性来自于如下事实:长期博弈使得短期欺骗得不偿失,因为欺骗者将失去未来所有的收益或者合作剩余。规则型的治理则需要相关的合约信息是第三方可以验证的公共信息,而且需要在制度的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大量的建章立制的固定成本。关于关系型合约与正式制度(或正式合约)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些观点认为,正式合约与关系型合约互为替代品(Baker等,2002;Leuz等,2006)。正式契约甚至削弱了企业发展关系的能力,因为它会显示出对交易伙伴的不信任并削弱信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关系型合约与正式合约是相互补充的,精确设计的正式合约不会阻碍或取代关系型合约,实际上会促进更多值得信任的长期合作交易关系。综合有关研究,可以得出:一方面,这些关系型合约并未违背正式合约;另一

方面,这些关系型合约对正式合约的实施又产生不同的影响,既可能促进了正式合约的实施,也可能抑制正式合约的实施。针对关系型合约这一非正式的经济手段的分析,在转轨经济中尤为重要。在一些关于中国法律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Allen等(2005)采用LaPorta等的法律指标来研究中国的法律体系,发现与LaPorta等研究中的样本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不完善的。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一些非正式部门推动的,恰恰是在这些部门,正式法律体系的影响很微弱。Alien等指出,在评价中国法律体系的时候,仅仅研究中国的正式法律条文是不够的,因此建议研究者关注中国正式法律和非正式执行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王永钦(2006)的理论分析得出,关系型合约的自我实施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缺乏正式的法律和产权体系下取得骄人绩效的“悖论”。而企业政治关系、漏损效应,以及对非正规金融的利用,都与一定的关系有关,具有关系型合约的性质。政治关系主要是企业与政府、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漏损效应主要是企业利用其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将资金转移的过程;对非正规金融的利用,主要是企业家利用个人信用或社会关系,在民间筹集资金的过程。根据Baker等(2002)、Levin(2003)的分析,关系型合约对正式制度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这种影响可能是替代效应,也可能是互补效应。再结合有关制度背景,可以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1:法治水平是影响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

假设1的得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第一,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符合近年来在经济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法、金融和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发展对企业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大(Allen等,2005)。他们认为,如声誉和私人关系等其他机制,支持了中国私有企业的迅速增长。本文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发展是会产生正面影响的,一方面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融资问题,另一方面企业一定的负债也可以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然而,在我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金融发展水平也会抑制民营企业的漏损效应,即金融发展与漏损效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效应。漏损效应实质上是私人部门利用金融系统的缺陷转移金融资源的过程。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可以利用的缺陷也就越来越少。考虑到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漏损效应存在的普遍性,漏损效应可以帮助民营上市公司从国有企业或国有银行得到大量资源,必然会对民营上市公司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地区金融发展既可能对民营上市公司价值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综合来看,其影响不会太大。第二,政府干预与政治关系之间也会相互影响。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企业利用政治关系才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一方面政府干预会扭曲企业目标,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从而给企业价值带来幅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干预又会迫使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需求政治关系,而政治关系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Fisman,2001),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因此,综合来看,政府干预对民营上市公司价值影响不会太大。第三,法治水平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应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效应。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非正规金融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法规和监管体系(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非正规金融虽然是一种非正式合约,其存在与信用或社会关系有关。但完善的法规和监管体系可以通过对违背信用的当事人进行惩罚,改变当事人的效用函数,使当事人更愿意遵循非正规金融融资过程中的各项条款。hPorta等的一组文献论述了法律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加之法治水平可以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因此,本文预期:法治水平是影响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

假设2: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样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样本,这个关系则不存在

假设2的得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有关正式制度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例如,法治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法治是造就有限且有效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钱颖一,2003)。反之,一旦政府行事可以不按程序,干预的任意性依然很大,必然会破坏一个地区的法治水平。同理,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效应。政府干预下的金融系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金融系统资源更多地涌向国有企业。考虑到国有企业效率并不太高,这实际上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抑制金融发展。再考虑到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民营上市公司面临着更多的政府干预,政府即使不能直接干预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也可以通过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影响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即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样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而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其所面临的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弱,这些公司也可以通过非正规金融等途径避开金融系统、政府部门对其的影响。因此,本文预期: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样本,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不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时间段为2001年至2005年。对样本执行如下筛选程序:一是剔除含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面临境内外双重监管环境;二是剔除年末股票价格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在做了筛选后,2001年至2005年共计5540个样本,(表1)为这些样本按终极控制人性质划分的分布情况。在这5年中,民营上市公司1546个样本。除终极控制人数据外,其余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本文还在整体样本选择出两个子样本: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前者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山东、北京、天津、福建等8个省(市)的民营上市公司,后者包括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内蒙、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10各省(市)的民营上市公司。国内研究一般均是将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山东,北京,天津,福建等8个省(市)视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但也有研究将辽宁和海南视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本文稳健性检验将包括辽宁和海南的10个省(市)视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通过以下模型来检验假设:

TobinQ=α+β1+Index+β2NO1+β3NOIS+β4NO2to5+β5NO6to10+β6size+β7lever+β8Year01+β9Year02+β10Year03+β11Year04+ε

(1)因变量。TobinQ是因变量,代表年末公司价值。这个变量反映的是公司市场价值与公司重置成本的比值。由于重置成本难以获取,采用年末总资产代替。市场价值为公司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与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之和。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采用账面的短期负债

和长期负债的合计数来计算。另外,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所以权益资本的总市值等于流通市值加上非流通股份的价值。而非流通股份的价值,由于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数据,并且非流通股的转让价格通常是以净资产为基准,因此采用非流通股份数与每股净资产之积计算。这样,公司价值的计算公式为:TobinQ=市场价值/重置成本=(每股价格×流通股份数+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份数+负债),总资产。(2)自变量。自变量为Index,Index分别为Law、Gov、Finance分别表示各个省份地区的法治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樊纲等(2006)根据大量的统计和调查资料,采用“主因素分析法”,编制出中国各地区2001年至2005年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标。这一指标涉及五个方面,分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其中,本文参考夏立军和方秩强(2005)的研究,采用第一个方面代表了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第五个方面代表了各地区法治水平。本文还采用樊纲等(2006)指标的第四项(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的一个子项目,即金融业市场化程度来反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这些指数越大,反映法治水平越好、政府干预程度越弱、金融发展水平越高。(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NO1、NO1S、N0OtO5、N06to10、size,以及Year01、Year02、Year03和Year04,4个年度虚拟变量。其中,N01和N01s分别是经过中心化处理后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值,用以控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由于在检验模型中直接纳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平方项会引起共线性问题,需要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中心化处理。具体来说,为各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的差额。NOIS为N01的平方。N02t05和N06to10分别是公司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第六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用以控制公司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从对中小股东的侵害角度来看,公司第一大股东以外的其他大股东可能会对第一大股东形成制约,从而提高公司价值。但另一方面,这些大股东也可能与第一大股东合谋以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因此,N02t05和N06to10对公可价值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Size为公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用以控制规模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系数矩阵见(表2)。初步分析,可以发现,Law、Gov、Finance对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都不高,表现为Law、Gov、Finance与TobinQ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31、-0.135、-0.079,均未显著为正。然而,排除size之后,Law、Gov、Finance与TobinQ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0.128、0.067、0.103。这是因为规模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Law剔除TobinQ之后偏相关系数更能反映Law、Gov、Finance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仅从偏相关系数来看,Law与TobinQ的偏相关系数最高,假设1得到了初步验证。

(四)研究思路对假设1的检验,主要通过模型,通过多元回归,以检验Law、Gov、Finance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考虑到Law、Gov、Finance都是影响公司价值的影响,且彼此之间也存在相互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仅考虑某一指数的影响,可能会得到有偏的估计(大样本下则为不一致的估计)。本文还将这三个指数同时放人回归模型,如果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后,某一指数依然显著,则表示该指数确实影响了公司价值。对假设2的检验,主要通过模型,通过多元回归,检验指数Law、Gov、Finance两两之间的交叉项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如果指数Law、Gov、Finance两两之间的交叉项显著为正,则表示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如果指数Law、Gov、Finance两两之间的交叉项显著为负,则表示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替代效应;如果指数Law、Gov、Finance两两之间的交叉项不显著。则表示二者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

(二)回归分析(表3)、(表4)和(表5)分别提供了整体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从整体样本(表3)来看。回归(1)、(2)、(3)分别显示。法治水平、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公司价值均有正面影响,t值分别为4.581、2.319、3.819,均通过至少0.05的显著性水平。虽然Law的回归系数与值最高,分别为0.025和4.581,但并不能得出法治水平是影响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的结论。这是因为樊纲等(2006)的有关指数是采用“主因素分析法”编制而成,反映了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指标,该指标并不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因此,回归系数并不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在回归(4)中,指数Law,Gov,Finance均放入了回归方程。考虑到Law、Gov、nance都是影响公司价值的影响,且彼此之间也存在相互的影响,因此,回归(4)更易得出无偏估计(或一致估计)。在回归(4)中,Law,Gov,Finance的回归系数分别反映在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和其他控制变量后,Law,Gov、Finane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回归(4)显示,在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和其他控制变量后,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依然显著(t值为2.554,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而在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和其他控制变量后,Gov和Finance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Gov和Hnane对公司价值可能并未产生真正的影响,而Lawg对公司价值依然稳健存在。Law、Gov、Finance这三个因素两两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表现在回归(5)、(6)、(7),两两之间的交叉项均不显著,t分别值分别为0.055、0.083、0.246。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表4)来看,Law、Gov、Finance这三个因素两两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表现在回归(5)、(6)、(7),两两之间的交叉项均不显著,t分别值分别为0.509、0.794、-0.556,第二,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表4)来看,回归(1)、(3)分别显示,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对公司价值均有正面影响,t值分别为2.413和1.842,均通过至少0.1的显著性水平;但从回归(2)来看,政府干预对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弱,民营上市公司可以利用非正规金融等方式绕开政府进行发展有关。从回归(4)来看,在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和其他控制变量后,Law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依然显著(t值为1.683,通过了0.1的显著性水平);而在控制了其他两个因素和其他控制变量后,Gov和Finance

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Gov和Finance对公司价值可能并未产生真正的影响,而hw对公司价值依然稳健存在。第三,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样本(表5)来看,回归(1)、(2)、(3)分别显示,法治水平、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公司价值均无正面影响。一个意外的结果是: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公司价值竟然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回归(1)、(2)、(3)均是有偏(或不一致)的估计;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治关系与漏损效应分别抵消了政府干预和金融发展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从回归(4),无法看出,在Law、Gov、Finance三个因素中,哪一个因素是影响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样本(表5)来看,Law、Gov、Finance这三个因素两两之间则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表现在回归(5)、(6)、(7),两两之间的交叉项均显著为正,t分别值分别为2.375、2.478、1.711,分别通过了0.05、0.05、0.1的显著性水平。综合得出:假设1在整体样本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得到支持,但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未得到支持。LLSV的一系列研究研究认为,法治水平之所以可以起到促进公司价值提高的作用,在于它保障了企业其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约的顺利实施。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法治水平可以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而非正规金融对普遍存在融资难的民营企业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法治水平在促进公司价值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民间并未积累足够的资金,非正规金融也不发达,因此法治水平对公司价值的积极作用受到了抑制。由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占整体样本比例较高,整体样本也表现出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基本一直的特征。同时还可以发现,假设2得到了检验。在(表5)中,Gov和Finance的交叉项也显著为正,表明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法治的完善将推动金融对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在该地区,政府可以通过影响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影响了公司价值。

综上所述,法治水平是影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但法治水平并不会通过金融系统来间接影响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表现在(表4)中Gov和Finance的交叉项并不显著。这是因为法治水平的提高并不会促使金融系统更多地为民营上市公司解决融资难问题。法治水平并不是影响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最重要因素,这是因为这一地区政府干预较为严重,过度的政府干预弱化了法律机制的作用。然而,在政府干预较为严重西部地区,政府干预程度也并未直接影响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表现在(表5)回归(4)中,Gov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于该地区政治关系普遍存在有关,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政治联系获得额外好处,这减轻了政府干预的负面影响。政府干预对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多地通过一种间接的途径来实现,即政府干预通过影响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影响了公司价值,这表现在Law与Gov、Finance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而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间接机制并不存在。这是因为该地区市场化环境已基本形成,该地区政府并不会随意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或行政条款来影响该地区民企。同时,虽然金融系统依然在很大程度受地方政府影响。但非正规金融等民间金融已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使得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可以利用非正规金融,绕开政府,绕开政府控制的相关机构进行发展。

(三)稳健性检验本文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有关结论未发生改变:一是考虑到Law、Gov、Finance三者之间相关系数较高(见表2),本文计算了各模型自变量的VIF值,VIF值均未高于10,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二是在回归中增加行业控制变量;三是将TobinQ的计算公式中非流通股每股价值按照A股股票价格计算;四是删除了2005年末已经完成股改的公司,删除了TobinQ异常的公司;五是参考陈斌等(2008)的做法,将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山东、北京、天津、福建、辽宁和海南作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余地区作为经济落后地区。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以我国沪、深A股2001年至2005年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几个结论:(1)相对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这两个因素,法治水平对促进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上市公司的提高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对于经济发达落后地区样本,这个结论并不成立。这是因为法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保障东部地区非正规金融有效运行的作用,而非正规金融在西部地区并不普遍。(2)但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政府干预与法治水平、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样本来看,这三个因素两两之间并不存在着显著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政府干预相对较弱,且这些地区的民营上市公司可以利用非正规金融等方式避开政府进行发展;而在西部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很难避开政府进行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影响法律系统、金融系统,间接地影响该地区民营上市公司。

(二)政策建议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对于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应减少政府干预,推动有关制度共同协调发展,以发挥不同制度之间的互补效应。这是因为要使有关制度发挥良性作用,需要其他相应的制度来配套;要使相关制度发挥作用应减少政府对法律系统、金融系统的不必要干预。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应致力于推进法治的进一步完善,以保障一些合适的替代机制,使之在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发挥良好的替代作用。对于经济发达地区,非正规金融等关系型合约作为一种替代机制促进了这些地区民营上市公司的发展。本文的研究意味着,应关注关系型合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文的局限性:本文希望证明关系型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对民营上市公司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未能提供直接的证据。关注关系型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对民营上市公司或民营企业的影响应当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此外,本文主要是从政治关系、漏损效应与非正规金融等三个角度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所利用的关系型合约,但这可能并能涵盖所有民营上市公司可以利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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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融资与未融资的区别篇6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0年11月13日的《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及企业经营外部环境的判断、评价和建议――2010・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持续回暖，经济运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渐入正常轨道，企业经营景气状况逐步恢复到了危机前水平，企业经营者也对未来经营状况预期乐观。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赢利“正常”的企业占56.9%，“好于正常”的占6.9%，两者合计比重比2009年提高了16.5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来的最高值；“低于正常”的企业占36.2%。从不同行业看，目前赢利情况较好的行业包括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制造业中的通信设备和仪器仪表等，超过七成的企业赢利“正常”或“好于正常”；而服装和橡胶等行业相对较差，超过半数的企业目前赢利情况“低于正常”。

企业景气状况的回升提升了企业经营者的发展信心。调查结果显示，当问及“您对贵企业下一阶段的经营发展信心如何”时，表示“很有信心”的企业经营者占26.1%，“较有信心”的占57.3%，“没有信心”的仅占1.2%。调查表明，企业经营者对未来发展保持信心。关于对本企业所在行业发展前景的预计，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行业发展前景“很好”或“较好”的企业经营者占56.1%，认为“很差”或“较差”的仅占8%。由于对经营前景保持信心，因此企业经营者对未来经营状况预期乐观。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四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将“好转”的企业经营者占38.6%，认为会“恶化”的占5.4%，前者比后者多33.2个百分点，与2009年基本持平，明显高于2008年；预计明年企业综合经营状况将“好转”的企业经营者占47.1%，预计“恶化”的占6.3%，前者比后者多40.8个百分点。

从企业投资和用工等角度看，投资方面，中部地区企业计划投资额“增长”的比“减少”的多54.4个百分点，要高于其他地区。就“企业有投资意向的地区”，调查显示，有81.1%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东部地区，其中34.5%选择了“长三角”地区，21.7%选择了“京津―环渤海”地区，14.6%选择了“珠三角”地区，选择其他东部地区的为10.3%；此外，有38.7%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西部地区，25.7%选择了中部地区，10.6%选择了东北地区，2.8%选择了港澳台地区，9.2%选择了海外地区。与前两年相比，2010年企业投资意向的特点是，随着产业转移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投资引力持续增强；中部地区的投资意向比较稳定；而东部地区的投资意向有所减弱。用工方面，中西部地区目前用工“增加”的比“减少”的多20个百分点以上，相对较高。关于企业明年的用工计划，调查显示，中部地区企业用工将增加较多，预计“增加”的比“减少”的多48.7个百分点，要高于其他地区。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中部地区吸纳就业的空间在扩大。

关于对“十二五”期间应重点突破的方面的建议，调查结果显示，64.4%的企业经营者建议“加强节能减排”，排在第一位。其他的选项主要集中在改革和创新方面。其中关于改革的建议比重依次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52.2%）、“加快垄断性行业改革”（48.5%）、“完善地方政府领导考核评价制度”（40.1%）、“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33.4%）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12.5%）。关于创新的建议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47.7%）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36.2%）。此外，还有24.1%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加快城市化进程”。

中国企业联合会等：中国企业“走出去”亚太新兴市场最受青睐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对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埃森哲与中国企业联合会2010年11月24日的一份调查发现，亚太新兴市场最受中国企业青睐，有23%的被调查者把亚太新兴市场作为实施全球化战略优先考虑的地区。调查报告认为，亚太新兴市场与中国有地缘优势，两者在历史、文化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亚太新兴市场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中国企业投资的保证。紧随亚太新兴市场之后，欧美发达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也很大。调查报告指出，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外来资金的容量较大，社会稳定，法律制度和市场规范较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中，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额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热点，主要集中于矿产资源、传统能源、机械制造业、IT等行业。其中，矿产资源、传统能源行业海外并购的热点区域是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国家；IT和半导体等现代科技行业的海外并购集中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机械制造业海外并购的目标区域以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为主。

毕马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成趋势

毕马威2010年10月底的《世界级的梦想：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和反思》报告凸显了中国公司强烈的“国际化动机”：只有4％的大型企业表示他们没有继续进行对外投资的计划，而超过84％的小型企业则表示会进行更多的对外投资活动；而数据进一步显示并购将是未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手段，在毕马威中国调研的曾进行过或计划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中，只有15％表示他们没有计划进行并购交易。根据报告，中国企业近年来也认识到清晰的战略在海外投资中非常重要，甚至有60％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制订清晰的投资战略和目标”可能会导致一家企业对外投资时犯下最严重的错误。实现区域扩张、建立国际化企业并树立企业知名度、实现业务多元化、整合产业链、获取知识产权、降低成本等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所要实现的诸多目标，分别有59％、41％、33％、31％、24％、24％的受访者认为这些具体目标是其海外投资的实际驱动力，只有9％的受访企业承认其实在政府指导下走向海外市场的。有48％的企业表示可能会展开多数股权的并购行为，4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将在国外市场投资占多数股权的合资公司。但2009年在一些大型项目遭到目的国强大阻力后，投资少数股权或者以绿地投资形式进行海外投资也渐成趋势。亚洲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最热的区域，有67％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区域；而欧美则更受大型企业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