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范文篇1

关键词：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349-01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当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带来各种矛盾和挑战。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当前，那坡县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地探索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要将改善民生作为治本之策，继续实施“兴边富民”工程，着力推进社会建设

改善民生既是促进和谐稳定的根本目的，又是实现和谐稳定的根本途径。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始终坚持从改善民生出发，将改善民生作为根本之举、治本之策。因此，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惠民生、促和谐，进一步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当前，那坡县要国家实施沿边地区开发开放为契机，努力实现边境乡村“八通”，让边境群众得到“八有”。即促进具备条件的边境村屯和边境哨所实现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话、通广播电视、通网络、通客运班车、通边贸点。保障边民有基本农田、有安居住房、有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有乡（村）卫生院（室）、有清洁能源设施、有农贸市场和边贸设施体系、有稳定增收产业、有基本社会保障。进一步提高群众基本生活条件，持续巩固产业发展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守土固边建设。通过重点加强沿边乡村发展后劲，以及着重解决边境群众生产生活困难，使群众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求医难、住房难、上学难、增收难等落后面貌得到根本性扭转，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二、要将化解矛盾作为切入重点，着力维护群众权益

化解矛盾是促进和谐稳定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始终坚持从化解矛盾入手，把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近年来，那坡县认真落实稳定“第一责任”，切实健全完善综治维稳长效机制，先后建立稳定风险评估、矛盾纠纷经常性排查化解、书记定期接访、包案处访等制度，并积极开展政法干警大下访、纠纷隐患大排查、“三级联动”大调解等活动，及时调处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今后，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切实加大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统筹协调力度，畅通和拓宽人民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加强和改进工作，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回访、联系群众、沟通网民等制度，妥善处理群众合理诉求，及时化解矛盾冲突。当前，尤其要切实强化各级综治维稳中心以及群众工作部（站、组）的职能作用，拓展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平台，着力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依法妥善处理好征地拆迁、环境保护、涉法涉诉涉军、企业改制等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

三、要将优化服务作为基本取向，着力创新治理理念

以人为本、服务优先，既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在，也是现代管理的根本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始终坚持从优化服务着眼，牢固树立以群众至上、服务优先为主导的科学管理理念。近年来那坡县在改进管理、优化服务上进行了不懈努力，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政府机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行政效能明显提速；积极开展干部作风建设、重要部门行风评议等活动，促使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重要职能部门、窗口单位作风更扎实、服务更高效、管理更便民，极大地增强了社会管理实效。在今后的工作中，有待我们进一步转变观念，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更加注重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管理更多地体现为服务，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进一步转变方式，变就管理而管理为围绕服务抓管理，使社会管理的措施、方法走向法制化、体现人性化，不断提高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实效性。进一步转变作风，着力破除、衙门习气，摒弃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学会放下身段、放低姿态，换位思考、平等待人，以优良作风和优质服务赢得群众依赖和支持，真正让人民群众主动配合治理、积极参与治理。

四、要将前移关口作为工作重心，着力夯实基层基础

基层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基在基层，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必须始终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从抓基层打基础着力，在强基层夯基础中落实。近年来，那坡县高度重视基层基础工作，以保障经费投入和强化能力建设为推动，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特别是围绕扩大基层党建覆盖面，切实抓好“两新”组织和村级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两新”组织、社区等重要领域管理服务能力；同时，积极推行“一线工作法”，建立了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工作制度，开展了“千名干部下基层、服务民生促发展”等主题活动，较好促进基层工作深入推进。今后，要把工作精力和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基层，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入到基层，切实强化基层管理服务功能，提升基层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能力，确保管理延伸到基层单位，服务落实到基层群众，问题解决在基层一线，矛盾化解在基层前端，为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五、要加强平安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深化平安创建活动，以“百里边关创平安”为重点，扎实地推进平安边关建设，着力提高基层平安创建工作水平，不断丰富平安创建形势和内容，延伸基层平安创建层次，扩大平安创建覆盖面，以基层平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路线的方针，深入开展平安那坡建设，提升平安那坡建设的层次和水平。要坚持做到专项整治与整体防控相结合，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深入开展打黑除恶、治枪缉爆，“扫黄打非”、禁毒禁赌、整治非法集资问题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两抢一盗、金融诈骗、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深入开展社会治安暗访督查，开展边防乡镇和治安复杂场所、部位等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活动，深入推进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实施城乡社区警务战略，加强平安志愿者队伍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业务培训，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治理和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治理，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在县城中心区各学校路段，要有民警在校门口维持秩序，以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

六、要加强法治建设，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

宣传政法综治部门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开展提升公众安全感的主要措施和工作成效，政法机关开展法律讲座进校园、进单位的活动。各乡镇、各单位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牢固树立依法管理的理念，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加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扎实推进了社会治理法律制度和政策建设，综治部门制定《法治那坡建设实施纲要》、《法治那坡建设工作任务分工方案》、《法治那坡建设目标考核体系》，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各级政府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对社会治理法律法规政策实施情况的督导、检查。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律六进”（即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深入开展，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

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范文篇2

一、新社会阶层的特征

新社会阶层在社会科学意义上一般作为一个中性词,它并非仅仅意味着这一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完全有益的,但不同阶层的现实存在势必影响社会进程的形态。在此,不论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分层及其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与法治规制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于任何阶层,都存在着利益考量与阶层意识的固化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社会阶层的分析离不开阶层意识,人总是潜意识把社会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将自己归纳适应于其中,形成自我地位知觉和阶层意识。阶层意识是个人对社会不平等及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主观认识。”在此,新社会阶层的现实考察可以通过以社会资源为基础来考察,通过阶层意识来提炼。

(一)新社会阶层的分类考察

作为社会资源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诸如以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经济、政治与社会资源等进行分类。在阶层分化中,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在于分类标准的建立是否得当。按照韦伯式的分类,人们既可以以职业取向对新社会阶层加以分类,也可以市场资源水平进行分类。在工业社会中,职业分类在人们的社会性分割中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如果按照市场资源的占有水平来分析,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对新社会阶层的分类。在大多数的社会分层中,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有效地理解我国新兴社会阶层的现状。

一般而言,我国学者对新兴社会阶层可分为五类,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分类。它既考虑到了职业因素,同时又考虑到社会资源分享的程度。他的分析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民工阶层、下岗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家阶层。但是,按照更为基本的分类,可以把上述五类通过社会资源占有的水平,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进一步把其分为最基本的二大类。即,以私营企业主与企业家为代表的优势阶层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劣势阶层。这种分类是根据新兴社会阶层的不同特征而进行的分类。它们相对于传统的既有阶层而言,在制度需求、意愿强度以及参与能力上相对而言,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新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源控制能力并不一定比传统阶层差,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还不能有效建立起来。新社会阶层的存在本身也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是,当制度需求没有有效地满足他们的真正需要时,他们在制度供给方面仍然处于不平等地位。也因此需要政府决策机构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这五类社会阶层分类的基础上,把他们进一步划分为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相对优势阶层及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相对劣势阶层更为可取。原因在于,他们在政治参与的目标、方式上、对国家政府决策与参与制度的建立倾向上存在差异。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社会低层,正处于不仅是政治参与能力上的需要,同时在资源与利益的获取方面也存在需求的层次。而对于相对优势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而言,它们是在满足最基本的需要基础之上的政治需求。他们自身的能力、意愿、目标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政府调控目标之间存在着差异。(二)新社会阶层的阶层意识与参政意愿分析

新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意味着社会个体对自身阶层属性的认同程度。只有阶层认同形成,社会个体才会有一种阶层的归属感,同时也意味着集体认同的产生。社会阶层的成员才能有效地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能力以及制度需求产生强烈的意愿。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明确的目标,在参与政治的方式、途径、水平上有客观的自我判断。当原有制度设计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时,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弥补自身的需要、或者通过现有的制度加以利用或者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达到目的。

新的社会阶层在寻求社会主体本身的利益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渴求政治上的认同与身份归属。传统的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一套模式正在发生转变,新的政治参与方式成为必要。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所处的政治地位、经济环境、文化传统以及教育背景的差异性,他们在政治参与的力度上也差别巨大。不同的政治参与能力在政治对策上也大不相同。新社会阶层对传统的政治参与资源的利用是其发挥其自身社会影响力的基本途径。作为社会成员的各个阶层的人们的合法要求一旦受制于制度模式的限制,就会以各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行为模式表达出来,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多,呼唤政治参与制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也要求政府行政能力与治理能力的提高。

对于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阶层而言,学者刘绵勇以2005年江西私营企业调查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江西受访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初步而系统的实证分析。在阶层认同方面,在对142们调查者中,其中有26.8%的完全同意,48.6%的人基本同意。在政治参与方面,在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92位受访企业主中,77.2%的人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受访企业主主要参与的各种社会组织的调查中,受访企业主参加最多的是作为他们自己的组织——工商联和个私协会,参与率分别是34.5%和45.1%。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这一阶层的自我认同与参政意愿相当强烈。

对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社会阶层而言,他们在政治参与能力上与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社会阶层大不相同。由于他们的社会资源控制能力较弱,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双重标准,一方面,农民身份本身是一种认同。另一方面,他们所处的环境并非纯粹的农民身份。在阶层认同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冲突。同时,他们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又有很大限度。上述原因决定他们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在集体归属上重新定位。他们既远离了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又没有充分地政治参与渠道来满足他们的参与意愿。

综合以上分析,新兴社会阶层虽然有些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相差很大,但他们经常寻找政治参与的各种途径。就相对优势的以私营企业者为代表的阶层而言,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当前有效的各种资源来实现参与目标。但仍旧存在不足。对于农民工阶层而言,他们依赖于传统的

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参与目标,或者通过传统的基层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但是这二方面在我国当前法制建设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农民工阶层的参与方式、参与能力以及参与热情有许多不足。因此,推进新兴社会阶层民主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建设势在必行。二、新社会阶层的协商性政治参与分析

可以看出,依据新兴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能力与水平的不同,他们的参政水平与方式与其阶层性质有很大关系。但是基于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的参与路径,新社会阶层虽然在身份认同及参与能力上表现出不同特色,但对于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治参与行为应当是一种高效、科学、民主、公平的参与模式。为此,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的特色,建立一种关于新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商性解决方案,以资推进民主政治参与的不断发展。协商性政治参与对于我国而言有重要意义。

首先,协商性政治是我的政治特色。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从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含也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协商的内涵也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而不断更新。政治性协商与我国的政党制度也天然契合的一起,因此,它的发展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条件、新形势下可以进一步吸收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协商性政治理念的提出正是在保证各个新社会阶层的基本权利基础上的政治协商,它体现出社会多元发展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合作与博弈。

再次,协商性政治是和谐社会发展观的要求。和谐社会理念构成了政治协商的又一价值特色。从价值取向上讲,协商性政治参与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阶层问题上有着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和谐社会理念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融合起来。和谐理念可以说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相契合。中华文化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各而不同,共生参与,世隔绝是政治协商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