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民营医院；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委托理论；监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84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152-02

社会医疗保险是民营医院的生命线。客观和理性地认识民营医院纳入医保定点的道德风险，合理和有效地进行控制和防范已然成为进一步推动医疗行业民间资本待遇均等化的咽喉所在。

一、民营医院作为社会医疗保险供方的特殊风险

在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间委托模型中，医疗机构选择实际医疗费用的条件为

（一）医保违规的机会成本因素对民营医院道德风险的影响

（二）医保支付的效用函数不同对民营医院道德风险的影响

（三）风险偏好对民营医院道德风险的影响

民营医院往往比公立医院更偏好风险。其一，敢于冒险和挑战是民营企业家共同的特质之一；其二，在我国的民营企业文化中，法制意识不强，机会主义盛行。所以民营医院的Uhv偏小。其影响机制与机会成本因素相同。

（四）微观因素对民营医院道德风险的影响

由于民营医院职工的自律能力低于公立医院，因此客观上道德风险更容易在民营医院发生。另一方面，即便管理层遵纪守法，但由于民营医院内部控制制度的缺陷，也可能在微观层面产生道德风险。

二、社会医疗保险中民营医院道德风险的规避策略

（一）社会医疗保险供方道德风险的一般性规避策略

1.采用预付制与质量监督相结合的激励机制的基本理由。委托理论指出，唯有通过预付制，使委托权和风险完全由处于信息劣势的医保机构转移到产出具有不确定性且难以监督的医疗机构一方，才可能控制诱导需求。相比之下，控制减少医疗服务量的道德风险，除了采用后付制之外，质量监督也是有效可行的手段。综上所述，医保机构应采用预付制结合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的激励模式。

2.社会医疗保险预付制的优化设计。（1）社会医疗保险预付制的两个基本问题。从各地医疗社会医疗保险改革的实践来看，实行预付制还必须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计费单元识别的准确性和计数上的刚性。比如，以病种作为计费单元时，往往会出现“诊断升级”的现象；又比如，以服务项目作为计费单元时，会出现“串换药品和服务项目的名称”。这些都属于计费单位识别的准确性问题。在医保领域频发的另一大类违规行为，如“挂床住院”、“虚记费用”、“分解住院”、“挂空号”等违规行为则属于计费单元计数的刚性问题。其二是医疗机构的自选择问题。即医疗机构推诿合理医疗费用高于医保支付值的而争抢合理医疗费用低于医保支付值的患者。（2）社会医疗保险预付制的成本研究。预付制优化设计的实质就是最小化由合理医疗费用近视差额、单元计量成本、单元识别成本和自选择成本四项构成的预付制总成本。其中，合理医疗费用近视差额指估计的合理医疗费用总额超过实际医疗费用总额的部分；后三项均由违规行为的效率损失和监管成本两部分构成。

从一般情况来看，合理医疗费用近视差额和自选择成本随着计费单元精细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单元计量成本和单元识别成本则随着计费单元精细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当计费单元的选择使得预付制的总成本最低时，即达到最优的预付制设计。如图2所示。最优的预付制设计依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而不同。

（二）社会医疗保险中民营医院道德风险的特殊规避策略

1.整顿市场秩序，调整民营医疗产业结构。在严查虚假宣传等扰乱市场行为的同时，鼓励民营医院兼并重组，重点扶持一批讲信誉、上规模、立足于长远发展的优良民营医疗机构。

2.放宽准入条件与严格管理相结合。

3.增加对民营医疗机构的扶持力度。

4.支持民营医院建立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并实现管理信息化的民营医院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优惠条件。

5.签订部分合同，鼓励特色发展。对于专科特色医院，签订部分医保合同，采取某一单病种固定预付的方式将其纳入医保系统。

参考文献：

[1]赵曼.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约束机制与道德风险规避[J].财贸经济，2003，（2）：54-57.

[2]陈新中，张毅.博弈下的利益均衡：镇江市社会医疗保险结算办法的演变[J].卫生经济研究，2010，（3）：17-20.

道德风险论文范文篇2

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通过谈判选定一家风险企业后，除了要向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外，还要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收益直接与所筹集的风险基金规模以及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的增值能力有关，所以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除了要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以实现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最大程度增值外，还要尽量地扩大风险投资基金规模来增加能够投资的风险企业的数量。在风险资本家的精力和时间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以实现收益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在向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我们假设：第一，风险资本家给单个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间隔为c；第二，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实现的单期最大价值增值为g0；第三，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产生的单期最小投资损失为b0；第四，两次管理支持之间风险企业的单期利润以的速度递减。这样，如果用ri=γg-b表示风险企业某一阶段i的单期非贴现利润，。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时间间隔为c的单期非贴现总利润。我们将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可以用来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从而保证现有风险企业能够以p＜0o(0

0<1)新风险企业。现有的风险企业每隔时间c被风险资本家评估一次并受到t轮管理支持，从而在tc时间内通过上市产生了一个市场价值(β代表每期贴现率，0<β<1)，那么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现有风险企业获得的市场价值就为(α代表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风险资本家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只能在向现有的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和评估新型的风险企业两者之间进行分配。这样风险资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会存在机会成本，即风险资本家对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就是风险资本家通过评估新的风险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反之，风险资本家评估新的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就是现有的风险企业因缺乏管理支持而减少的市场价值，即现有风险企业成功上市后的市场价值部分。

假设新风险企业从风险资本注资到顺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风险资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经过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风险资本家新接受一家风险企业经过管理支持后的市场价值贴现增加值(α''''代表风险资本家占有的新风险企业股份比例)，即风险资本家给现有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的净值。如果在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时考虑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资本家在一家风险企业投资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净值αwc(t)就是：

假设为了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风险资本家必然会对投资收益与潜在的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对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资本的频率。当风险资本家认为与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可能发生冲突时，投资的存续期就会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会加大；再者风险企业资产的性质也对预期的成本和分阶段风险资本投资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一般来说，有形资产越多，风险资本家能够通过清算形式获得的投资补偿也越多，这将降低进行严密监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资的存续期限。现假设风险资本家能够提供的最优管理支持次数为tv。由于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机会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如果考虑这种机会成本的话，那么风险资本家的实际报酬就会小于名义报酬。因此，风险资本家向风险企业提供的管理支持数量总是少于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数量，所以，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的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时间周期ce总是短于风险资本家实际提供管理支持的时间周期cv。除此而外，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数还可能随着获得新的投资机会能力的增加，及其风险资本家在风险企业中所占股份份额的减少而减少、随着风险企业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随着风险企业单期利润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数都是不足的，并且总是少于最优次数。这里我们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数进行比较分析。风险资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优次数tv就是能够满足在时间周期cv既定的情况下实现αWcv(t)值最大化；风险企业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数就是能够满足在ce既定的情况下实现值最大化。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着机会成本，并且风险企业家在计算利润并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所以，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存在着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管理支持次数非最优的状态，并且这种状态还会随着新加入的风险企业中风险资本家的股份份额增加和优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二、问题的提出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与融资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风险企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而是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运行，以实现增值并通过股份转让来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是一种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投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投资主体各方利益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道德风险问题，减少风险投资主体各方的利益损害，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萨尔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转换证券可以有效地解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从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Bigus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风险企业家道德风险问题的多阶段融资契约，研究结果显示这样可能会促使投资方产生道德风险；Bergemann和Hege构造了风险投资中的动态道德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问题，指出最优的投资契约应该是债券与股票的混合体；Cornell&Yosha针对风险投资阶段性融资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企业家为获得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融资，有动力操纵短期项目信号，这显然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不利，建议使用可转换债券减少这种信号操纵现象；马克斯(Max，1998)认为将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结合或通过一个可转换优先股能使风险资本家实行有效的干预：即在企业经营不善时实施对控制权(如清算权)进行干预，而当企业发展顺利时，放弃干涉则更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将不完全合同理论用于创业融资领域，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时(EN不仅关心企业增值带来的货币收益而且还关心私人的非货币收益)可通过控制权的有效分配来加以解决。

从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都是侧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如何控制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情况较少。事实上，风险资本家作为投资人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为风险企业提供管理支持，并且这种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风险企业的生存发展。但这种包括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进行监控与注资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制作报告的机会成本、订约成本、花费的时间成本，风险企业家的资源成本以及签订协议时律师费和相关成本。这些成本数额有时可能相当大，并且在风险投资合约中是得不到补偿的。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增加收益，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过程中反而会比风险企业家更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形成了风险资本家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受资方和管理方，其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于民间资金，其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普通合伙人(GP)与有限合伙人(LP)的关系，作为GP的风险资本家作为LP的人，虽然其收益与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直接相关，但当其努力程度的机会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资本家放弃努力，选择偷懒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在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不确定和行为不可验证的情况下，负有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极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三、一般合伙人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

为了风险投资能够生存并沿续下去，各风险资本机构必须周期性地筹集风险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存续期限一般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中，风险资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负责管理基金的运营；外部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够监控基金的运行并参加基金的年会。但只要其承担有限责任，就无权直接参与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资数量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就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资额度较小的风险资本家反而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内部人。由于风险资本家获得基金规模的固定费用报酬与基金投资利润，所以，风险资本家有通过发起大规模的后续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资本额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报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而风险资本家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带来对所筹集的投资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这必将引起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风险资本家与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资人的利益冲突，产生风险资本家作为内部人的道德风险，出现损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现象的发生。

风险资本家为了增加收益并实现利益最大化，会先后筹集并管理多只风险投资基金，而风险资本家由于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分散其对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注意力，影响到对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单只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风险资本家管理基金的数量、cG表示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频率、tG代表风险资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优数量。根据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结论：由于风险资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时，必然会考虑其机会成本，导致风险资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总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优管理支持力度，并且这一个管理支持力度会随着风险资本家获得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减少，引起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和投资的潜在问题随风险投资基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时间约束下，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为了缓解管理支持力度与所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幅度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投资于风险企业发展晚期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是因为：一是随着风险企业的逐步成长，风险企业就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供风险资本家进行评估，这样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越低，风险资本家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控风险企业，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监控成本；二是在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风险企业的管理及发展已逐步走向正轨，需要风险资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风险企业的有形资产逐步增多，而有形资产不必通过正式评估就很容易监控，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以选择较长的融资轮次而减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从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规模。这种事情尤其会发生在是当风险资本家监控风险企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们用模型来分析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阶段偏好：用表示风险投资基金清算时预期市场价值的贴现值，那么作为有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的份额就为；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资者的份额为其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风险资本家就会偏好于投资风险企业的后期阶段，并且机会成本越高，风险资本家的这种偏好就会越强烈。这一结论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验证，据VentureEconomics数据库中统计资料显示，1985-1989年五年间美国风险基金投资于后期阶段的比例依次为：52．3％、56．9％、60．3％、60．0％、65．5％，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双重身份的风险资本家在管理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基金时，由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提供管理支持时存在相应的机会成本，并且由于这种机会成本不被风险企业家和有限合伙人所承担，得不到相应补偿，从而造成风险资本家的偷懒行为，引起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道德风险，激励最优的管理支持力度：对于作为投资人身份的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对风险资本家的机会成本进行补偿的方法来实现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对于作为普通合伙人身份的风险资本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在风险投资契约中加入一系列的合同条款(与基金的全面管理有关的限制性条款、与普通合伙人行为有关的限制性条款和与允许投资类型有关的限制性条款)来限制风险资本家的机会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