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现状范文篇1

。而矿产税费制度的合理建立对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梳理目前对我国矿产资源税收制度的研究的情况,寻找我国税收制度的缺陷,期望对于我国完善矿产资源税费计价模式有所帮助。

一、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研究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费计价主要是由一税四费两价款以及两个行政事业型收费[11]组成,目前国内主要争对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价款进行研究。主要观点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取消补偿费和资源税,代之以权利金。高兵,王丽艳(2006)[1]认为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本质都体现了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的权益,实现了所有者的利益,故可以合并成为一种税,并且使用国际通行的名称“权利金”。李凤,汪安佑(2010)[2]认为由于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本质都是从量计征的,因此都是国家所有权的利益实现形式。与权利金本质相同。谭旭红等(2006)[3]认为资源税不属于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范围,故失去其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应改为在理论依据上更为合理的权利金。赵文杰(2010)[4]认为资源税不具备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而资源补偿费作为国有资产收益应当纳入国家预算,而其实际用途不当,大多用于资源勘查支出,因此并没有体现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因此,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都是名不副实,且二者在税理上重复,故应将两者合并成为权利金。这样可以减少纳税环节,是企业和国家都得到收益。

第二种观点;将补偿费改为权利金,保留资源税。樊轶侠(2010)[5]认为资源税的设置目的是调节资源级差收入,而矿产资源补偿税费的设置目的是保证矿产资源所有者的权益,为了避免被误解为重复征税,应废除矿产资源补偿费改用国际惯例权利金,资源税进行保留,并提高资源税的税率,以此来促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陈文东(2006)[6]认为将现有级差地租的成分和绝对地租的成分从资源税和资源补偿税中剥离出来合并成为权利金,废除资源补偿费,对于资源税进行重新定位,从原来的级差调节中跳脱,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中找到新的定位,着重体现资源开采的外部性成本的补偿。欧阳荣启(2011)[7]提出资源补偿费在用途上与矿业权价款出现了冲突,故应废除,但是矿业权价款在矿业权去的过程中只是部分实现了国家的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另一部分的权益要由资源税来实现,因此建议保留资源税。

第三种观点:保持现有的税费分离的高珊珊,孙超(2009)[8]认为,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条例,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都不属于乱收费,不应被取消,在相关法律进行修改以前,维持现在的税费分离更为合适。郭艳红(2009)[9]认为对采矿权证持有者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由于其具有绝对地租性质,故可以实现资源的有偿开采;而资源税属于超额利润税,对条件优越矿征收资源税,可以调节级差收入,有利于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使采矿者平等竞争。干飞,贾文龙(2007)[10]认为短期内仍会保持税费并存的制度,因为现存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规定了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的规则,同时也制约了其发展演化。汪峰(2007)[11]认为资源税和补偿费的性质、归属和作用各不相同,各自改革的方向也不相同,两者不可偏废。在准确定义两者的属性的基础上,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我国税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现行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有许多不足。主要争对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源税无法体现调节级差收益的最初目的。资源税自1994年起实行从量征收,意味着不论企业盈亏一律征收,偏离了“调节级差收入”的初衷(李安东,2011)[12]。现行的从量计税依据与资源储量、回采率、资源价格等指标不相关,容易使企业在资源开采过程中“采富弃贫”,造成大量积压和浪费(张彦平等,2008)[13]。另外,税额大小不能随着资源价格的涨落而发生变化,无法反映资源的真正价值,税幅差只有几十元,不足以反映不同地区的矿产资源的级差收入(殷爱贞,李林芳,2011)[14]。

第二、矿产资源补偿费没有体现其绝对地租的含义。矿产资源补偿税费使用从价计征,不能完全体现所有者财产权益,公式中的回采率也形同虚设(鹿爱莉,2010)[15]。而补偿费的比率整体偏低,仅为1.18%,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十年来,矿产品价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补偿费率始终未曾发生变化,造成补偿费的征收与资源储备消耗水平、资源利用率水平严重脱钩(宋金华,谢一鸣,2010)[16]。蒲志忠(2008)[17]列举实际数据来证明了即使将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矿业权有偿使用收益都算作矿产

资源所有者权益,现行税费水平都远不能实现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

第三、现行矿产资源税费利益关系换乱,理论依据模糊,税费性质不清晰(马长海,刘梦岩,2010)[18]。资源税立税的理论依据与资源补偿税相重复,并认为资源税是国家财产性收益,混淆了国家凭借政治权利征税,凭借财产权利收取资产收益“费”的界限(张应红,2001)[19]。赵文杰(2010)[4]认为自1994年税改把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矿种,实行普遍征收。这样,资源税不只是单纯的体现级差收入,而是根据资源所有权取得补偿收入。这样,资源税的性质发生改变,从原来的单纯的级差收入性质变为了具有“资源补偿费”性质,与资源补偿费在性质和设置目的上趋向于一致,造成税收的重复。

第四、现行的税费体制难以解决资源开发补偿问题。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过程中,对环境多少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应当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利用税收政策保护环境,控制污染(殷爱贞,李林芳,2011)[14]。虽然我国已提出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以及恢复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但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实现。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补偿制度体系。(蒋健明,2007)[20]。资源是当代人与后代人是资源的共同所有者,当代人对资源的开采量超过当代人应拥有的份额时应对后代人进行补偿(蒲志仲,2010)[21]。

三、改进方法研究

针对现行矿产资源税费制度中的不足之处,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少改进方案。

(一)、对于现有矿产资源税费制度进行部分改善的研究

张彦平等(2008)[13]认为应对资源税的计税依据进行改革,由原来的按销售数量或自用量计征改为按照生产数量计征,使开采企业为所开采的所有资源付出代价。许大纯(2010)[22]认为对于资源税上应当由从量征收转变为从价征收;资源补偿税费上,应适当提高费率并建立矿产资源补偿费浮动利率制度。刘次邦,王黎(2010)[23]认为资源税的计税依据采用从价计征与从量计征的复合计征法,即对于销售的矿产从价征收,而对于自用的矿产品采用从量征收。这样解决了对开采而未销售或已经开采而未使用的资源缺乏依据无法征税的问题,也使得税费可以和市场价格挂钩。

(二)、对于矿产资源税费整体进行改革的研究

裘燕燕等(2007)[24]从有偿使用制度体系的整体框架出发,对现有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整体体系提出了三套解决方案。蒋健明(2007)[20]建议建立以权利金制度为主体,结合生态保证制度、资源耗竭补偿制度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促进合理开采和保护环境。晁坤(2012)[25]认为整体性的重建资源税制度才是最好的方法,他主张建立以权利金为基础涵盖优质资源出让金和矿业权租金的有偿使用制度,并设计了两种过渡性的改革方案帮助新制度“软着陆”。

目前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制度确实有很多不足之处,理论依据混乱,计税依据不合理,税率过低,未能发挥调节级差收益。而我们的学者针对这些情况研究了不少改善方案,有的提出局部的改善建议,有的则主张重新建立资源税费计价体系。而笔者认为局部的改进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长远来说,重新建立税费计价体系会更有利于国家和企业。国外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理论,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可行性的税基计价模式。同时,要注意结合增值税和所得税,避免给企业造成过多的税收负担,降低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高兵,王丽艳.矿产资源的税费制度初探[J].资源与产业,2006(8):107-108

[2]李凤,汪安佑.资源开发的经济补偿机制研究[J].中国矿业,2010(2):22-25

[3]谭旭红,谭明军,刘德路.关于我国矿场资源税费体系改革的思考[J].煤炭经济研究,2006(6):34-36

[4]赵文杰.论我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改革[J].集体经济,2010(9):89-90

[5]樊轶侠.对我国矿产资源课税制度改革的建议[J].涉外税务,2010(11):13-16

矿产资源现状范文

关键词：大田县；矿产资源开发；环保建议

1引言

大田县矿产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是县域经济、农村经济建设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但同时也给辖区生态环境带来冲击和压力，给大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2大田矿产资源开发现状

大田县矿产资源丰富，有“闽中宝库”之称。现已发现的矿产有煤、铁等30多种。已探明煤炭储量2．25亿t，预测全县蕴藏量2．9亿t，是全国首批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铁矿石已探明储量为5914．7万t，预测全县蕴藏量1．5亿t，是省内五大铁矿之一；含氧化钙55％以上的石灰石预测储量5亿t；瓷土已探明储量182万t，预测总储量1．5亿t［1］。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是大田县财政的主要来源，县财政收入80％来自工业，而工业80％是资源型的［2］。

3大田县矿产资源开发存在的环境问题及原因分析

3．1生态治理待强化

大田矿山企业多为露采矿山，由于缺乏详细而全面的规划布局，矿产企业较为分散不能形成连片和上规模的工业区，企业环保投资不到位，导致露采矿山开采直接毁坏地表土层和植被，造成的矿区水土流失、采空区塌陷、地下水下降等现象比较严重。根据2011年遥感普查，大田县水土流失面积达39．83万亩，占全县国土面积的11．95％，其中：矿山水土流失面积3万亩，占流失总面积的7．53％；强烈流失6．11万亩，占流失面积的15．35％；极强烈以上流失1．89万亩，占流失总面积的4．74％［3］。永安煤业柯坑煤矿、仕坑石灰石矿、龙床石灰石矿因水源问题影响当地群众日常生活。2012年，大田县被列为福建省22个水土流失治理重点县之一。

3．2土壤污染待修复

大田县矿区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整体还是安全稳定的，但局部区域土壤污染状况不容忽视。根据环保部全国土壤现状调查数据，大田县土壤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超标率为14．29％，位居全省第10、全市第3。土壤重金属主要超标因子是镉、砷，土壤污染主要分布在矿区采、选区域。其中，建设、太华、均溪等以资源为主要产业的乡镇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相对较为严重［4］。3．3矿权整合待彻底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有的矿权整合不够彻底，矿权配置出现了区块交叉现象，导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权责不清，矿山企业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出现扯皮现象，影响了废水、弃土、弃碴等环保设施的统一规划、治理。如银川矿区和均溪十八湾硫铁矿区，一个独立的开采区有多个开采权人［1］。

3．4科技含量待提升

产业链短，主要以探、采、选为主，有2／3的企业处于矿产资源的原矿初加工水平。如煤炭资源主要以原煤销售为主，加工转化率仅为3％，煤矸石等的综合利用率不高［1］。

3．5环保意识待提高

据2009年调查，大田矿产企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短，小学以下文化占46．6％，初中文化占4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2．9％［5］。由于矿山企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部分业主、员工存在“先污染后治理”、“重经济轻环保”的心理，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短期经济行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4对策及取得的成效

4．1矿产资源开发从粗放型逐步向集约型转变

近年来，大田县采取法律支持、经济补偿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办法，集中整合矿产资源，截至2015年，整合配置矿权138个，面积达190km2［6］。随着探采区块的不断扩大，大田县矿产企业利用区域、资源等优势，加大对选、冶技术的科技攻关力度，就地提高精矿的品位，建设“海西机械铸造重要基地”就地生产铸件，延伸矿产业的产业链。如鑫荣矿业投资1亿元与武汉高等院校合作建设年可处理50万t低品位锰矿渣铁锰分离的项目，年产重型机械配件10万t的华伦特重工、年产5万t铸件的长鑫船舶配件铸造等35家机械铸造业先后投产［7］。

4．2矿山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初显成效

2012年以来，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大田矿山水土流失治理要在全省乃至全国争创治理样板”的要求。针对矿山水土流失严重问题，大田县委、县政府通过理念创新、技术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探索推进矿山治理的“五园模式”，对不同的矿山实行分类治理，重点抓好贵竹林、山贵崎、十八湾、银顶格骏原工贸矿区、川石矿区等23个示范点建设，致力将矿山逐步修复打造成公园、工业园、物流园、田园、家园。2012～2014年，全县筹资3．79亿元，实施治理项目128个水土流失，土壤侵蚀量比治理前减少91％，年减少土壤流失总量4．27万t［8］。

4．3统筹推进矿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近年来，大田县通过开展矿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有针对地在建设、太华、均溪等重金属污染土壤相对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土壤污染修复示范项目建设，通过以点带面，推动矿区土壤环境保护工作。

5大田矿产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建议

5．1完善环境规划，把好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关

大田矿产资源开发要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发展潜力和环境保护状况，将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划定作为依据，修编矿产资源开发方案，将矿产资源划分为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为项目所处生态环境功能区的功能定位、保护目标、准入条件、保护措施等提供环境准入依据。要做好资源整合、铅锌业发展、煤矿业发展、铸造业发展等专项规划，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把专项规划环评作为项目审批前置条件。在资源开发建设项目管理中，要严把环保关，凡不符合国家产业和技术政策、生态功能区划、发展规划、环境规划、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求的项目坚决“卡死”，一律不批，对新建项目全过程进行环境监管和竣工验收。

5．2注重生态保护，加强矿山水土流失治理

按照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并重的思路，大力恢复矿山植被和治理“青山挂白”，着力探索推行“五园治理”模式，把废弃矿区变为公园、田园、家园、物流园、工业园，推进废弃矿山复垦和矿山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打造矿山水土流失治理样板。

5．3推进土壤修复，改善矿区土壤环境质量

按《土十条》有关规定，把改善矿区土壤环境质量作为实现矿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将矿区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强化监管和修复措施，开展矿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好土壤污染治理修复项目建设。

5．4推进矿业转型，打造绿色矿业园区

探索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淘汰落后产能，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进行转型升级，建设绿色矿业链群。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加大矿产资源整合力度，大力支持矿产品深加工产业的绿色转型，建立矿产资源粗放开发企业的升级改造和退出机制；引导县内优势企业整合全县矿产资源，促进优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引导产业链关联企业向园区集聚，把现有园区逐步改造成为低消耗、可循环、少排放、无污染的绿色生态矿业园区。

5．5加大环保宣传，增强矿产资源从业人员环保意识

矿产资源现状范文

在我国，92％以上的一次能源、80％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均取自矿业，矿业支撑了GDP70％的国民经济的运转。对DRI-WEFA(华顿计量经济预测协会)和RioTinto(力拓矿业公司)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世界GDP增长与矿产资源需求量之间呈明显的线性关系的结论。

从全球范围看，矿产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间对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操纵本国资源价格和经济命运的能力不断削弱，对资源的依存度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人均资源消费量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2008统计年鉴)。对一个发展中的资源生产和消耗大国而言，资源问题尤为突出。2008年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使我们深刻意识到能源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石油消费量逐年增加，2008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为17888万吨，同比增长9.6％。随着石油使用范围的日益广泛，单位GDP所消耗的原油量不断增加，所以，即使国内产量不断增加，但我国需求量的攀升速度却远大于产量增加速度。1993年后，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就超过了生产量，且消费量的增速远远大于生产量的增速。由此看出，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逐年提高。根据国际能源署(IEA)“能源一经济发展模型”的测算，对OECD国家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油价每桶上涨10美元并保持1年，GDP增长受影响0.4％－0.5％；而对非OECD国家的影响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对于我国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油价每桶上涨10美元将使我国的GDP下降0.7％，而且，如果油价持续上涨，GDP增长率下降的速度将加快。在最近几年中，中国经济大体为GDP每增长1％将带动100万人的就业。据初步测算，如果国际油价每桶上涨10美元并维持1年的话，全国由于企业成本的大幅度提高而影响就业的人数在500万以上。因此，如何完善能源战略储备体制，提高开采技术和利用效率以应对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以及能源安全协调发展，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和发展战略。

二、西部资源现状

(一)西部资源储量

到目前为止，我国东部地区那些品级高又相对易于开采的矿藏资源储量已大为减少，而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国土资源部主持的替代资源区的寻找重点也主要聚焦于中西部地区。以煤炭为例，中国是煤的第一大消费国(占世界煤总消费量的32％左右)，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煤炭仍然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其中，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贵州和宁夏六省区储量最多，煤炭储量约占全国的81.6％。虽然大庆及胜利油田为目前中国的第一、二大油田，但西部的克拉玛依油田、青海油田、长庆油田、塔里木油田和吐哈油田都同时具有大量的天然气储备。其中，长庆油田为我国主要的天然气产区，并成为北京天然气的主要输送基地。四川油田为我国最大的天然气产区。统计表明西部地区主要能源和黑色金属矿产基础储量占全国百分比如表1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天然气、煤炭、锰矿、铬矿、钒矿储量都占全国储量相当大的比例，原生钛铁矿则占绝对优势。同时，资料表明，西部地区大部分的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都占全国储量的相当比例。

(二)西部资源的开发利用

实际状况表明，目前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开采存在无序与低效的问题。

案例一：陕北榆林

陕北榆林，一个煤炭资源大市，一个造就了陕北财富神话的地方，但50.2万贫困人口的数字却居全省之冠。这不能不令人诧异。原因很简单：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环境的恶化，造成了新的贫困。

截至2007年底，榆林市因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空区面积达339.57平方公里，且以每年10平方公里以上的速度增加；已塌陷面积64.25平方公里，造成大量的地表设施损毁。因煤矿采空区塌陷造成受灾户已达2805户9585人。地表塌陷直接损毁和影响房屋4500多间，损毁水浇地、旱地、林草地各数万亩。此外，还有道路、工厂、水坝、输电线路等设施也被损坏。由于独特的地质构造，榆林地下水的蕴藏较浅，而煤炭的开采必然穿过隔水岩层，破坏地下含水层结构，造成区域性地表水泄漏、地下水位下降。榆林市湖泊由煤田开发前的869个减少到现在的79个。全省最大的内陆湖红碱淖近6年水位下降3米，水面由6年前的10.5万亩缩减到不足7万亩。近年来，神木县已有10条河断流，20多眼泉井干涸。境内主要河流窟野河全年2／3时间断流。中鸡镇束鸡河村受活鸡兔煤矿影响，3座水库、18眼水井全部干枯，当地群众被迫到10里外取水。当地一位官员一语中的：榆林人民为资源开发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但却未能充分享受到资源开发的巨大成果。

案例二：新疆和田

美玉出和田，更准确地说是出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玉龙喀什河。

但是这条温润平坦美丽的白玉河，近年来正逐步变为一个喧嚣的大型工地。当和田美玉把很多人的口袋变得殷实的同时，玉龙喀什河却付出了极大代价：水土流失严重、两岸植被破坏、安全度汛危险。在玉龙喀什河上游的一段河床上人们看到，这里沙尘飞扬，机器轰鸣，上百辆大型挖掘机、装载机不停地忙碌，巨大的钢铲在河床上任意翻动，有的已经挖掘到地下15米深的地方。为找到玉石，数十公里长的玉龙喀什河河床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国土资源部下发限采令。然而禁止在河道采挖后，数万挖玉大军又移师到河道外的河床及戈壁滩上，进一步加大了该地区的土地沙化。同时也导致了和田玉的价格大幅上涨，更加刺激了和田玉的盗采。

如果当地政府再不实施有效的管理办法，不仅亿万年沉积的籽玉会被淘尽，玉龙喀什河的生态环境也将永远难复。

三、问题

为什么资源丰富的西部至今还是脱不掉贫困的帽子?西部“富饶的贫穷”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比较优势陷阱”?事实上，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因而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地区、国家被这类产业所吸引时，人们很快就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失之外，还因为过多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其竞争优势也会日渐削弱乃至消失。面对这样的现象与问题，我们会问，难道SachsandWarner提出的“资源诅咒”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吗?所谓资源诅咒，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机理是自然资源具有很高的经济租并由此引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后者必然引起腐败、官僚化和公共利益的损害，正是这种制度弱化导致了“资源诅咒”效应。

四、建议

西部地区如何走出比较优势陷阱，预防资源诅咒的发生。我们认为，提高资源开采的有序性和有效性，通过包括规模控制、税费改革以及发挥政府的监督作用等手

段来实现。

(一)规模控制的必要性

经济学有关资源开采量与社会福利的关系研究表明，当企业规模比较小而数量比较多时，我们可以近似认为形成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形势，此时行业中只有正常利润而不会存在超额利润；而当进行规模生产，即适当垄断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一定的产量，以获得最大的利润；规模生产下的产量更接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量。所以，规模经营的必要性要求我们要关闭一些小规模的能源开采或加工企业，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化。

(二)征税的必要性

不征税的情况下存在外部性，此时治理污染的成本由社会承担；如果政府在一定产量后对企业的单位产品进行税收，或者对每单位都进行税收，产量就会变小，而价格会相应的提高，于是就避免了低价滥采的现象，也会促进企业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在产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仍能获得利润。

(三)监管的必要性

企业和政府之间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博弈，在这个博弈当中不存在纳什均衡。所以我们要找出一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使得企业与政府在以一定的概率监管和一定的概率不监管的状态下选择清洁和不清洁生产的收益相等，使得企业对清洁或不清洁没有特别偏好，也即无差异。现实中如果政府的监管概率稍大，那么，企业便有动力进行清洁生产，所以政府只需要积极监管，而不需要时时监管。具体监管和不监管的概率为多少，要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出成本和收益的均值再来计算。

(四)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