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范文篇1

关键词：自贸区；福建省；行政管理体制

一、引言

经国务院批准，2015年4月21日上午，广东、天津、福建三大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中国自贸区建设从此迎来了2.0时代。自此，由北到南的四大自贸区――天津、上海、福建、广东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式被勾勒出来。“1+3”的自贸区方案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是进一步实践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机制的探路石。至此，一场全新的改革盛宴在八闽大地拉开帷幕。而福建省将坚决贯彻“立足两岸、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要求，将以自贸区为抓手，率先实施创新与改革。

二、福建自贸区将采取的管理模式的创新

根据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规定，福建自贸区的政府管理模式乃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管理模式。其中，福州、厦门、平潭将分别设立片区管理委员会，但不设立省级管委会。与我国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相较，福建自贸区将采取的管理模式存在不少的创新。例如，福建自贸区采用“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境内关外”监管模式，使自贸区内人与货物实现高效、快捷的流动；四个自贸区将实行统一版本的负面清单以简化投资手续、扩大投资领域、提高投资的便利化；福建自贸区将实行“事中事后”的管理模式，转“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办事的质量和效率；在政府服务方面，实行“一口受理”服务模式，简化自贸区内的流转手续促进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等。

目前，方案中设计的关于福建自贸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激发了社会的创业热情。福建自贸区自获批以来已吸引大批企业的进入，根据福建省商务厅提供的数据，从2015年1月1日到3月31日，福建自贸区内已新注册企业1160家。

三、福建自贸区的政府管理模式仍将存在诸多问题

然而，与国外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相比，参考上海自贸区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成效，福建自贸区将采取的政府管理模式仍将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其主要表现如下。

1.管理模式创新的理念缺失。福建自贸区即将采取的管理模式存在理念平庸、立意不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本土性缺失。福建现行的管理模式创新大多取材于国际规则及国际惯例，或者照搬上海自贸区的管理经验，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本土管理理念。二是主动性缺失。在政府管理理念上，过于强调国际化，被动忍受国际规则，缺乏作为世界大国主动为世界自由贸易区立规的大气与胆略。三是前瞻性缺失。自贸区的管理模式应该在吸取我国本土经验、参考国外做法并在考量自贸区未来几十年发展规划的前提下，才能予以定夺。然而，当前福建自贸区的定位与管理模式等都显得仓促，缺乏深思熟虑与长远规划。

2.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弊端未能根除。从纵向上看，福建自贸区除了直接受福建省地方政府管理外，还受制于中央各个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往往政出多门、规章不一，极易引发管理冲突。从横向上看，福建自贸区还易受到不同管理部门、单位、地方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体制性弊端并未得到改善。

3.自由化与有效管控分寸拿捏不准。一方面，福建自贸区存在过度管制现象，影响了贸易自由化。比如，2015版负面清单虽然较2014版的负面清单条款数量有所减少，但是部分领域的条款内容却增多了，几乎对所有外商投资产业都有限制，部分领域对于外商的限制更加具体化，有的限制甚至超出自贸区的范围，被人戏称为“不开放清单”或“管制清单”。另一方面，福建自贸区又要警惕自由化过头的风险。这些问题都需要福建自贸区继续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对自由或管制予以精准拿捏，防止过度取向。

4.法治化程度不高。相较于国外自贸区采用先立法、再设区的做法，福建自贸区成立的主要依据仅仅是《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这两份政策性文件和地方政府规章，没有效力位阶层次较高的法律文件做支撑，法治理念存在明显欠缺。这将导致诸多管理模式和创新举措欠缺立法所具备的合法性、权威性、稳定性与庄重性。而且自贸区在创新管理模式时，由于没有设置相应的司法程序等保障机制，其实践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福建三个片区管委会的法律地位偏低，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利于自贸区的未来发展。

四、福建自贸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对策

为了使福建自贸区能够更快的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针对上述提出的问题与矛盾，福建省应该积极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管理措施，明确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和思路，结合实际情况，创新福建自贸区的行政管理制度。

首先，应该在政策创新上体现梯度性。福建省在管理审批监管等一系列措施的制定上都应该体现一个思路，即“全方位开放、对台更开放、平潭最开放”。一方面，政策开放程度有所区分，在全方位开放的基础上，对台更开放一些；另一方面，在片区适用政策上略有不同，全方位开放和对台开放政策各片区都适用，但在平潭应探索实施更加开放的自由港运行模式。

其次，要在试验内容上体现互补性。按照中央精神，三个新设自贸区要与上海形成互补试验。为此，福建省总体方案较好地体现地方特色，在率先实现闽台投资贸易自由化方面，提出了对台产业开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合作、人员往来等多项创新举措。比如服务贸易对台开放，我们争取在自贸区先行试点实施两岸服贸协议中80条大陆对台开放措施，并比照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文件进一步提出58条更加开放的具体措施等等。

再次，要在创新成果上体现可复制性。中央设立自贸区，是希望这个地区能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不是为了支持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因此，福建在设计试验任务制定改革政策时，还应着眼于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来谋划和推进制度创新，争取这些措施尽快取得成效，并能适时组织推广。

最后，应该在管理规则上体现法制性。我国应该设立一个全国性的自贸区管理机构，既和有关部门合力制定自贸区的政策和制度，又帮助地方政府让这些政策制度得以贯彻落实。同时国家应该通过立法来提高自贸区管理机关的法律地位，拓宽自贸区政策制定的权限，提升其协调管理能力，使得其有职有权。这也有利于地方政府营造自贸区内良好的法治环境，充分施展拳脚，来完成国家赋予自贸区的各项战略任务。

参考文献：

[1]姜智鹏.上海自贸试验区，一年走了多远？[J].国际市场，2014（05）.

[2]齐海鹏.韩国自贸区的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J].对外经贸，2014（08）.

[3]穆一.解读上海自贸区[J].卓越理财，2013（11）.

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范文篇2

关键词：成本约束；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纷纷涌现，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学者也用理论或实证的方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总体而言，前人在研究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带来的经济效应的差异上着墨甚少，没有很好地回答类似“一国获益是否是建立在另一国受损的基础上”等问题。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的成本约束

西方学者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追溯到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及早期欧洲国家间的经济安排，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经济分析却始于二战后Viner（1950）和Meade（1955）的开创性研究。Viner在其局部均衡框架中提出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效应，依此确定一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中的利益得失。由于某些产品可能发生贸易创造效应，而另一些产品又可能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因此一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的经济效应是不确定的。

针对Viner理论的不足，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给出了有益补充。ArvindPanagariya（1995）认为，如果FTA对成员国的福利效应可以检验，那么取消内部关税带来的收入转移将表现为成员国之间关税收入的重新分配。此时，一国福利呈下降态势。特别是类似墨西哥这样的高关税国家与类似美国这样的低关税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的关税损失会大于贸易创造带来的福利改善，整体福利下降。

Meade（1955）理论克服了Viner局部均衡分析固有的缺陷，在一般均衡框架中考察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对成员国、非成员国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在其理论中更明显的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即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在为一国带来福利改善的同时，为他国带来的却是福利损失。具体哪一国受损，哪一国获益取决于两国的贸易结构、生产水平及资源禀赋状况。

随着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引入，M.Corden（1972）等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的各种效应，包括成本削减和贸易压制两个补充效应。此理论为分析不同利益格局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选择，是指一国决定与怎样的国家或集团实施经济一体化安排，才最有可能为该国带来确定的或更大的收益。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以及各国本身经济约束条件的差异，便产生了南南模式和南北模式的基本划分。

二、南南模式

南南模式，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建立自由贸易区。20世纪60、70年代后，世界上涌现出了许多南南型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影响较大的有亚洲的东盟、美洲的加勒比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和非洲的东非共同市场等等。有些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较稳健，存续到今天；有些则早早解体。这些均为经济研究提供了大量实例，促进了理论发展。

假设两个发展中国家A和B建立自由贸易区。初始条件下，两国在初级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在工业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劣势，但A国相对于B国和区外国家的劣势要小一些；同时由于高关税的保护，两国没有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在工业产品上既有国内生产也从区外国家进口。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对内关税的取消和对外高关税的存在，部分从区外国家的进口会转移到区内国家。这时，由于A国在工业品的生产上相对于B国有优势，A国的产品更有价格竞争力。从静态看，A国将获得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的好处；从动态看，两国将在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内，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重新进行分工，A国成为工业产品的唯一的提供者，其福利大为改善，而B国却承担了一体化的所有损失。以上结论得到了东非共同市场和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印证。

东非共同市场的发展表明，上文分析中所描述的利益分配格局很有可能发生。在这个经济一体化组织中，肯尼亚相对于其他区内国家如乌干达等在工业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的获得可能是源于肯尼亚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较先进的技术,也可能是恰巧拥有更多的技术工人。共同市场建立后，肯尼亚接受了区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转移，并且在对外高关税的保护下供给区内市场。数据表明，20世纪60年代，肯尼亚生产了共同市场内超过70％的工业品，其中70％以上出口到区内其他国家。这种对一国有利而对其他国家有害的利益格局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广泛不满，并最终成为导致东非共同市场解体的原因之一。

上文的分析还隐含了一个条件，即工业化要比专注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实际上P国从初级产品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中能获得部分好处，但是这显然无法弥补由于工业部门的崩溃而带来的损失。另外，这种利益格局的显著性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第一，成员国之间在比较优势上的差异越大（当然相对于区外世界是同方向的），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可能就越大；第二，成员国之间潜在的经济规模的差异越大，产业转移的幅度也就可能越大。对肯尼亚来说，假若其潜在的生产能力不够大，该国资源的重新配置就不足以满足区内其他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贸易转移的比例就越小，工业部门向肯尼亚转移的份额就越小，福利的改善就越不显著。假若相对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恰好是在工业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会为该国带来明显的福利改善，而使其他国家蒙受一体化的损失。

ASEAN属于南南模式，其中虽然有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使这些国家不再是仅具有初级产品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各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密集工序上发挥了比较优势，工业取得了较快发展。同时，各国经济起飞时期接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这些因素都使上文对南南模式的分析不能完全适用。

三、南北模式

南北模式，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一体化。通常认为，南北模式对所有成员国都具有正的经济效应，而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福利改善极其显著。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处于分工的两端，在工业-农业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分别具有比较优势。自由贸易区建立前，双方向对方或世界提供的产品本身就较有竞争力，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又继续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进行专业分工，提供更有效率的生产和更多廉价产品的消费。贸易转移基本不发生或贸易转移极为有限，而贸易创造却显著地发生。因此，各成员国都得到了福利的改善。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理论分析的那样乐观。表1显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在美国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重20年来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从这两国的进口所占比重也变化细微，分别为上升2个和3个百分点。NAFTA建立后的5个年份，即1996~2001年，出口比重基本不变而进口比重略有上升。表2表明，加拿大对美出口比重显著上升，对墨出口比重有所下降，特别是NAFTA建立之后，且对墨出口份额持续很小，1996~2001年度仅占其总出口的0.5%；而加拿大来自美国和墨西哥进口比重均略有增加。表3数据显示，墨西哥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持续加强，对美进出口占其对外进出口的比例均达到70%-80%以上。但与另一伙伴国加拿大的贸易联系则非常薄弱，NAFTA建立后的年份中对加进出口仅占其进出口总值的2%。

综合以上三国数据，NAFTA建立后，三国确实发生了一定的贸易融合，贸易关系更为密切，但这种融合并没有呈现加速趋势。美加自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施经济一体化措施，如美加汽车协定和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生效；墨西哥也从20世纪80年代始采取了诸多促进与美贸易自由化的政策。这些可以部分解释为何NAFTA的建立没有显著促进三国贸易联系，而只是“锁定了”早先存在的经济一体化安排的成果。

应该说这种格局的形成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根据该原则各国都应该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生产，而自由贸易区的安排正是为这种分工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但这种静态的比较优势很有可能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现有的经济水平上，福利不能持续提高。

四、小结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讲是各国按其现有的比较优势在区域集团内部进行的再分工、专业化及资源的重新配置。不同国家受其自身和面对的经济约束条件的影响，会得到不同的经济结果。可能损失也可能获益。各国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在博弈中求得稳定的解。

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倡导与周边国家建立形式多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进展较快的有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作为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与东盟这样在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的区域集团建立自由贸易区调整成本是比较小的。虽然不能确保未来的自由贸易区能为各国带来较大的福利改善，但是由于利益分配相对公平，却能使此组织较为稳定得以发展。另外，我国还有意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发展同中亚和俄国的经济合作，但由于我国具有的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普遍引起中亚国家和俄国的担忧，很有可能产生上文南南模式中的第一种利益格局，显然将面临较大阻力。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所建议的，合理的补偿机制对建立这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DeanA.DeRosa.RegionalIntegrationArrangements:StaticEconomicTheory,QuantitativeFindingsandPolicyGuidelines，BackgroundpaperforaWorldBankPolicyResearchReportentitledRegionalismandDevelopment,1998.

2、AnthonyJ.Venables，RegionalIntegrationAgreements:aforceforconvergenceordivergence,1999.

3、DaniRodrik.HowFarWillInternationalEconomicIntegrationGo[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