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观念差异篇1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对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无疑是对西方文化了解最透彻的启蒙思想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严复曾对两种文化进行了全面对比，从政治、教育以及思维方式上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历史观的高度，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内在原因做出深刻省思。

关键词：

严复；中西文化差异；深层次省思

中国自近代以来，凡是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都意识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理解显得更为独特。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赴英留学的名额出现空缺，当时正在水师服役的严复获得留学英国的机会，通过考核进入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翌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留学期间，严复并不满足于近代科学理论的学习，时常深入到英国法庭现场聆听诉讼，深入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理念、社会风俗等，从而为日后执言论界牛耳打下了坚实基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将早年的考察心得与胸中淤积已久的格格欲吐”之言化为一系列文章。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系列文章刊布于《国闻报》之上，从政治制度、教育理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深刻指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一、政治制度的差异

严复首先注意到的是中西方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集中体现在中西两种政治制度下截然相反君民关系之上。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君主和人民的关系是极端的不平等，呈现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严复认为中国帝王，做君而外，兼以作师。……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过民也由奴虏矣。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2]928-929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处于权利链的顶端，拥有无上的权威。而人民在君主面前毫无权利，只有应尽的义务。如果君主比较贤明，人民的生活会好些；如果君主昏庸无道，人民只能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在这种畸形的君民关系当中，君主控制了国家的方方面面的权力，而人民的才智无法得以施展与发挥。这也是造成中国民智、民德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西方政治体制之下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面貌，对此严复深有体会地指出：若夫欧美诸邦，虽治制不同，实皆有一国之民，为不祧之内主。故其为政也，智慧虽浅，要必以一国为量，而动作计及百年。虽伯理由于公推，议院有其聚散，而精神之贯彻始终则一而已。”[2]1000总体上看，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虽不尽相同或为君主立宪制、或为民主共和制，但共同特点却是，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相当的权力，为国家不祧之内主”。无论总统选举或议院聚散，都要服从人民的意愿。在严复看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人民集体智慧的产物。而返观中国传统政治，国家的事务完全听凭君主的决断。严复由衷地感叹，中国安得不治世少而乱世多乎！”

二、教育理念的差异

在中西教育理念上的差异，严复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目的不明确，缺乏针对性。他认为，每个人的禀赋都有其独异性，天下之人，刚强柔弱，千殊万异，治学之才与治事之才，恒不能相兼。”[1]88严复将一国的人才分为钻研学问的治学之才”和专门从事政事的治世之才”，二者的禀赋不同，故此治学”和治事”不可一人兼得。在两种人才的教育、培养上也应当分别对待，宜于分为二途。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传统教育显得很笼统，倾向于将人塑造为兼具治事”与治学”的通才。对此严复批评道：假使治泰西学校之所治，而以之为仕进之梯，将使精于化学之士，听民讼狱；学为制造之家，司国掌故。虽八股无用之学，由之而弃，而如此所学非所用何哉？吾未见一国之遂治也。”[2]903严复的批评可谓切中中国传统教育理念要害。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社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因此，严复明确指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1]89在西方教育理念下，分工明确，治学之才”与治事之才”各有其不同的培养路径，彼此之间能够相辅相成，各尽所长。所以，在严复看来，中国教育的进步不仅在于摒弃无用的八股文，更为重要的是转变教育理念，采用不同的教育手段分别培养专门性的人才。否则，仍然会产生学非所用的现象，对国家的富强终究是没有帮助的。严复指出了中西方教育在内容上的差异。严复指出：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抵不离言词文字而已。”自科举制度兴起以后，其所课者，不离乎八股试帖，或诗赋杂体文；其最高雅者，乃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而试之。”[1]88中国传统教育是以传授古圣先贤的思想为主，学习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深受西学熏陶的严复则主张求实的学问，提倡读无字之书”。他认为：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想求得真正的知识，必须从客观世界中去探索。若是一味地迷信书本知识，所得到的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虚学。

三、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思维方式的最大差异，严复认为：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即盛不可复衰，即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1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种思维倾向，即将古代的政治、文化视为最为完备、最为理想的状态。而在西方，尤其是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进化”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因此，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即盛不可复衰、即治不可复乱”，不断地向更为完善的方向前进着。严复在考察中西思维差异时认识到，中国缺乏实证性的形式逻辑思维。而严密的逻辑思维是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兴盛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此严复指出：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1]29在严复看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上，如奈端（牛顿）、法拉第等科学家的功劳之大自不必赘述。但推本溯源，根本原因还是柏庚（培根）所提出的科学的归纳法。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培根是经验主义的开创者。认识论上，培根主张知识来源于客观经验。一个科学定理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客观现象的总结和归纳的基础之上的。严复称培根的归纳法为内籀之学”。培根将这种方法引入到自然科学的研究当中，使之摆脱了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的束缚，为西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学运昌明”扫清了障碍。其实，中国的逻辑思想发展得很早，但主要是辩证逻辑。在先秦文献当中，如《老子》《庄子》中有着非常丰富的辩证逻辑思维。而形式逻辑在《墨经》当中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秦汉以后墨家思想没有了传承，成为了绝学，传统的形式逻辑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严复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在逻辑思维上与西方的差距日益加大。严复指出，西方学术自近代以来，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1]29西方学者注重收集第一手材料，鼓励人们独立地进行思考，从客观世界当中求得知识与真理。因此，西方社会才新理迭出，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就在西方以内籀之学”为先导，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中国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超出读书穷理”格物致知”的传统框架。

四、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层次省思

严复对中西文化的考察和省思并未满足于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异，而是从历史的高度深入到种种差异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上。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理解独树一帜，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西文化观上虽然较之顽固派开明务实，但无一例外地持有一种中国文化的优越感。洋务派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学习的范围仅限于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通过自然科学技术的学习增强国力，进而巩固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但是，严复则认为，中西方之间真正的差距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在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严复站在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角度，进行了深刻思考，为我们揭示了中西文化迥异的深层次原因。严复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图腾”宗法”和国家”三个阶段，而且其间的顺序是不可以颠倒的，即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正是从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严复深刻地指出了中西文化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所在。依照严复的观察，西方社会已经循着历史发展规律，演进到了国家”这一阶段。而中国社会由秦以至于今，……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缘不去，存于此土者，盖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也。”[1]136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自秦以后并没有遵循社会进化法渐次发展到国家”阶段，至今仍停留在宗法”社会的阶段。从整体看，近代中国无论政治制度、教育理念还是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宗法社会的阶段。在中西文明碰撞之前，中国尚能老死不与异族往来，纵难言郅治，亦用相安而已。”[1]2但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逆的，如同天之四时，人之童少壮老”一样是遵循着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的。所以，在严复的思想当中，中西文化所呈现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两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的表现。

作者：张儒威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严复.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中西方教育观念差异篇2

关键词：浅析；体育文化；差异

体育是源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在文化的给养中发展。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体育的不同。体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能够满足个体和社会的发展要求。随着人类的不断探索和社会的进步，对体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东西方体育的差异，能够更清晰地辨别文化的不同，有利于清晰地辨别两者的差异，有利于对体育文化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比较和借鉴优秀的文化，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为我国文化和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就有200多余种解释。文化是一种彰显国家软实力的符号象征，它体现着一个国家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环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地理环境条件、历史发展和人类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的不同而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分支，亦是如此。东西方在自然观、思维方式、发展观、人生价值、民族性格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在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人文价值取向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体育的不同。它是抽象出来的概念，是一个区域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淀下来的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领域中形成的、不同于其它地區的独特形态，包括物质文明及其态度、精神文明及其价值论、政治文明及其方法论，体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能够满足个体和社会的发展要求。随着人类的不断探索和社会的进步，对体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东西方体育的差异，能够更清晰地辨别文化的不同，有利于清晰地辨别两者的差异，有利于对体育文化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比较和借鉴优秀的文化，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为我国文化和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一、中西方体育文化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中西方形成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从中国的地理环境来看，东部是大海、西北荒芜沙漠，西南耸立着青藏高原，内部有大河流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在中国这些自然条件为中国的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形成了独立的农业文化，自给自足的环境同时阻碍了对外交流。在这种开阔又相对封闭的大地上生存的人们，经济能自给自足，生活相对安定，社会心理上要求社会稳定、人际关系和谐。在这种自然发展下，中国人的发展观和思维方式具体封闭的特点。

与此相反的西方文化发源于地中海地区，该地区主要由岛屿构成。这些岛屿，夏季少雨，土地贫瘠，农业不像东方大河流域那么发达，经济不能自给自足。因而，古希腊发展商业、航海与贸易来缓解人口压力和资源枯竭的威胁，进而生成了商品经济之上的西方开放式的文化体系、向外型的民族性格以及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心理。在这种模式下，古希腊人富于冒险、外向自信、崇尚独立、锐意进取。西方体育的这些文化特点，强调身体的外部运动，强调突破身体极限，达到最佳运动成绩。追求战胜自然、他人，崇尚竞争、对抗、冒险和刺激。通过与自然与他人较量，去超越对手，超越自然障碍来实现自身价值。所以，体育一直向当前发展的，不断完善，更加具有对抗性。体育文化与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并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也影响人的价值观念。

二、中西方体育文化在发展历史方面的差异

自然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阴阳”学说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的辩证思想，是对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的辩证论述，包含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互换等几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无论是“五行”还是“阴阳”之说，都强调了天地一体、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古代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不可分的，主张的是“道法自然”，强调尊重“天意”。

古代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就有“五行”和“阴阳”的说法。“五行”认为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五个基本元素。它们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形成物质“气”，而他们形成了世界万物。相反地，以古希腊为历史源头的西方文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分立的、不连续的，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它强调“天人对立”，主张去认识、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张天人相分。主张人和自然是“自我”和“非我”，人应该去战胜自然。这种“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为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这些思想反映到体育上，造就了中西方体育形式、理论体系的不同。西方体育理论是建立在力学、解剖和生理学基础上。

在体育形式上，东方传统体育多是动作悠缓、精神安逸的形式。这和中国文化背景是相一致的，是宇宙观的自然体现。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的传统体育如养生术、气功、太极拳等中都充满着“天人合一”、“阴阳之道”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动作的内部结构和谐统一。与此相反，西方体育多采用动作剧烈，神经兴奋的运动形式。在健身理念方面，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人是由“气”组成的，存在着“阴”和“阳”两种状态。要求“气”要充盈，而且阴阳平衡。阴阳和（相对平衡）则寿，阴阳离（相对不平衡）则夭。崔晓宇等认为中西体育文化由冲突、保持、借鉴吸收到共同发展，在这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体育能够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这本就是为世界体育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三、中西方体育文化在人文价值取向的差异

从文化的角度讲，西方体育滋生于基督教文化，带有浓郁的批判性；中国传统体育则更多的受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内敛性。两个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体系，造就了东西体育的两大基本范畴，使其形成了各自为伍的形式规则与美学差异，体现着各自的文化涵义。君子之为之也，确然不动其心，俨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慑，既得之而不骄；小人之为之也，俯身伸臂，挟巧取奇，苟得而无愧，岂非观人之道欤！由是言之，圣人取以为礼，宜矣！”

四、中西方体育文化在传统观念的差异

中国在体育指导思想中渗透着儒家仁爱、调和、大同和严格的等级观念，而且还进一步将体育纳入道德教育之中，把体育视作一种培养人遵从礼仪、维持情操的手段和体现“德”、“礼”的方式。中国文化高度重视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形成了以“重德”、“明礼”为主的伦理型文化。礼仪文化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自然也体现在中国体育运动之中。因此，中国传统体育竞赛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新的成绩，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在于通过比赛来增进友谊，遵从礼的规范，实现道德的升华。比如：中国文化中包含的宽容、谦虚、忠诚等内涵在武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习武之人均强调“德艺双修”、“习武先习德”。在“重德讲礼”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形成了过分内向、含蓄，习惯于忍让、依赖的性格，缺乏对抗与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竞技运动的竞赛性。

中国古代对待竞技的胜负也持有顺其自然的态度。体育锻炼是个人的事，通过自我锻炼、自我修养去达到人格的完善和精神的愉悦。不求外力，不用与别人较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而，体育是朝向平稳的、缓慢的、缺乏竞争性的个人模式发展。思维方式上，与中国文化相一致中国体育也有重“道”求“稳”的特点。从事体育活动目的在于健身、防病、延年益寿和内在精神的培养。排斥竞争、对抗，不求最佳成绩。在“道法自然”、“天人和一”的理念指导下，追求内心的修养，与自然相和谐，按“道”去行动。

五、中西体育文化在体育思维方式的差异

古代奥林匹克尽管是建立在对古希腊诸神崇拜与祭祀的基础之上，但是古希腊的神与人同一的，是人化的神，人们在对神崇拜的同时更注重于对神的超越与突破，注重体格的健壮，形体的健美，体现人的创造能力与主动精神。现代奥林匹克是在对古代奥林匹克的不断挖掘与发现中展示出来的，它不但体现了古代奥林匹克的精神内涵，同时也充分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对现代社会的实效性，体现体育对于社会的教育价值。中国则长期处于稳定的农业文化形态，缺乏自然实证科学的社会基础，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辩只是停留在直观的理论思辩层面，强调和谐与统一，而缺少与实践相关的实证分析研究。

六、结语

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互融与整合是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西方体育文化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层面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差异，这也是长期的历史大战的自然选择。文化多样化问题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多元化。所以，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互融与整合是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用开放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差异性，善用异种文化的特质弥补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异化现象，使得不同文化之间互补，才能为世界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以西方競技体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携带下席卷全球，充分展示了以自由、平等为内涵的文化魅力。但是西方体育文化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样难免会出现各种弊端。其人们在不断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人类成绩、不断超越的同时，显露出违背人类自身发展的弱点。暴力事件、兴奋剂的使用、赛场作弊等等几乎成为现代体育赛场的另一主角。这类事件严重影响了体育的健康发展，如果没有新的文化元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抵制，任其发展甚至会成为体育自身的毒瘤。另外，奥运会标准或价值的单一化、奢侈化的趋势，使得奥运会外在规模与内在价值呈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上任伊始就提出：奥林匹克的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强。当然我们要保留这个格言，但是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或许对体育来讲需要新的格言，那就是更人性、更干净、更团结。”东西方体育在文化特质上有着显著差异，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地域差异造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代表西方文化的竞技体育在异种文化面前表现迥异：同种文化会得到很好的接纳，并使之得到良好发展；当兼容性强的异种文化与竞技体育文化融合时，竞技体育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当保守的异种文化与竞技体育发生冲击时，各种文化交融的不适会抑制竞技体育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多样化的融合，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遵循发生、发展、繁荣、衰退、消亡的自然规律。只有不断吐故纳新，同异种文化相互交融、补充新鲜血液，才能长青于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曹胜高.东亚文化特质在全球环境下的出路[J].长白学刊，2006（1）.

[2]林肖.从北京与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析中西体育文化之异同[D].首都体育学院，2014.

[3]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

[4]郑雪荣.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探究体育的差异[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6（S1）：4-6.

中西方教育观念差异篇3

关键词：家庭教育父亲角色中西方差异

“角色”一词最初是在戏剧中使用的概念，后被社会学借用，指“与人的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体系”[1]。“父亲角色”没有统一的定义，从传统养家者的经济角色，到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道德指引者，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性别角色榜样，再到7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元化角色，有关“父亲角色”的界定一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父亲角色”被笼统地定义为“特定社会对父亲期待（规定）的行为（职责）”[2]。本文中的父亲角色主要指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家庭教育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对子女实施的教育。中西方的家庭教育有所不同，父亲角色在不同的家庭教育中又存在差异。虽然存在差异，但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却是共同的，父亲扮演好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不仅能与母亲角色的相对缺陷形成互补，还能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使父亲自身及妻儿的幸福感有所提升，从而有利于家庭和谐，有利于社会和谐。

一、父亲角色在中西方家庭教育中的差异性表现

在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中西方父亲在参与程度、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一）“缺席”与“在位”

“缺席”与“在位”是中西方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参与程度的差异性表现。中国父亲的缺位现象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出现，在核心家庭、传统家庭及婚内家庭、离异家庭的家庭结构中，都会出现显性或隐性的父亲缺位现象。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调查统计，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父亲一方外出的就占40.2%，4.3%的留守儿童一年连父母的电话也接不到一次。城市家庭中，据英孚教育联合腾讯教育频道的问卷调研显示，在近5000个被调查者中，78%的人认为爸爸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仅6%的爸爸会把80%以上的业余时间用来陪伴孩子，但用来亲子共读、科学探索等高质量的互动仅占不到25%。因此，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少之又少，陪伴质量更是得不到保证，这是中国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普遍状况。传统家庭中，孩子主要由祖辈照顾，易出现教育不一致；在核心家庭中，很多男性忙于工作，经常不能陪伴孩子，孩子虽然生活在双亲家庭，却只感受到母爱，出现很多“婚内单亲妈妈”，很多爸爸变成“隐形爸爸”；在离异家庭，父亲很少有机会和意愿陪伴孩子，忽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父亲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则稳步上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1965～2010年间，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从每周2.6小时大幅增长到7.2小时。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201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家有5岁以下孩子的父亲，96%跟孩子一起进餐，98%跟孩子一起玩，90%给孩子洗澡、换尿不湿或者穿衣服，60%给孩子念故事书。即使孩子父母离异，孩子的父亲也会时常陪伴孩子，注重孩子健康成长。

因此，与中国父亲相比较，西方国家的父亲在陪伴孩子时间、质量方面更可观，对孩子成长更有利。

（二）“集体”与“个人”

“集体”与“个人”是中西方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教育内容的差异性表现。“集体”指中国父亲注重培养子女的集体意识，“个人”指西方父亲注重培养子女的个性发展。集体主义文化是中国的一大文化，这一文化强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通过集体中的他人对自己进行定位，认为个人价值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发挥出来。受此影响，在家庭教育中，中国父亲喜欢把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做横比，引导孩子用外在的标准衡量自己，以了解和调整自身在集体中的位置，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服从和服务集体。如2012年春节期间，漫画《别人家的孩子》走红网络，引发了网友的感同身受，反响热烈，很多网友疯狂转发，转发和评论量一度达到了13万之多。不少人纷纷吐槽，最恨“别人家的孩子”，因为父母总是拿自己与“别人家的孩子”比较，而且自己永远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同时，《武汉晨报》、《楚天都市报》、《扬子晚报》、《江南时报》、《青年报》等报纸都刊登了这则漫画，一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共鸣。

与此相反，西方父亲对孩子教育内容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认为个人高于集体，个人是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体，集体应该满足个人的需要。西方父亲普遍重视孩子的个性发展，他们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孩子都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天分，因此，西方父亲在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会引导孩子表现自己的天分，充分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你真棒”是美国家长经常用来鼓励儿童的一句话，通过鼓励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所以，家庭教育中，中国父亲注重通过横比培养孩子在集体生活的能力，而西方父亲很少拿孩子做比较，更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导致中西方孩子在个性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差别。

（三）“管教”与“陪伴”

“管教”与“陪伴”是中西方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教育方式的差异性表现。中国父亲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时，大多数是直接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或者在子女做错事情时出现呵斥甚至打骂行为，“不行”、“不许”等命令式词汇更常见。在中国父亲看来，子女是父母的附属品，父母赋予子女生命，子女就应该听从自己的命令和管教。同时，大多数中国父亲认为子女没有社会经验，而父母是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他们认为对子女进行管教能帮助其少走弯路，所以中国父亲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大多数扮演的是管教者的角色。

而在西方家庭教育中，父亲普遍扮演陪伴者的角色，他们会鼓励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让孩子从自身实践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在西方父亲看来，人生而平等，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父母与孩子处在平等地位，所以西方父亲会选择尊重孩子的意见，他们会选择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引导孩子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知。西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是陪伴者的角色，与中国父亲管教者的角色存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

二、中西方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存在差异的原因

（一）古代“父权”观念的影响程度不同

父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权利，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一定时期内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其历史法律中都有相关对父权的保护条例。具体来说，古代父权主要包括父亲对其子女的生杀权、责罚权与送惩权、财产权。“但中西方法律在内容上不完全相同。中国的父权几乎是绝对的、永远的，而在西方社会，则有一定限制，并随社会发展而有所不同。父权在中国一直得到强化，在西方则逐渐削弱，最终走上不同道路”[3]。随着时展，尤其商品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转变，古代西方的父权观念逐渐淡化，西方的孩子逐渐被视为独立的个人，所以有关父权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基本已经消失殆尽了。

但中国不同，由于中国是自然环境比较封闭的农耕社会，因此当父权观念在西方社会逐渐淡化的同时，中国的父权观念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家庭，甚至在现代化社会，父亲仍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这种现象尤以农村家庭为主，而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可能导致父亲的优越感，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父权观念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古代父权观念影响程度不同，父亲角色在中西方家庭教育中就呈现出差别。

（二）父亲自身的角色意识程度不同

“现代科学在探索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发现，父亲对孩子来说和母亲一样重要，只是其影响方式有所不同”[4]。同时有较多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对孩子的认知状况、个性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等都具有重要作用，相反，若父亲普遍缺失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孩子各方面健康发展则会受到影响，部分孩子甚至走上危害社会的犯罪道路。因此，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对于父亲角色的重要性，中西方父亲的意识程度存在不同，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关于父亲角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推进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父亲自身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关于父亲角色的理论研究，西方国家起步早于中国，而在其理论支撑下，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父亲角色，在实践中一步步推进父亲角色参与家庭教育的程度。在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下，西方父亲普遍认识到父亲角色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会主动参加相关亲子教育培训课程，会积极主动地与孩子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如美国的父亲会带孩子参加童子军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会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中国父亲有所不同，由于国内对父亲角色的研究起步比西方晚，社会上有关的亲子教育活动普遍较少，主要以专家讲座形式开展，且宣传覆盖面较窄，因此中国父亲了解父亲角色重要性的途径较少，从而导致中国父亲对自身角色意识程度整体性不高现状。另外，由于中国父亲主要把精力放在挣钱养家上，投入家庭教育的时间相对较少，即使部分父亲能够意识到自身角色的重要性，但付诸的家庭教育实践活动与西方父亲相比仍存在较大差异。据2006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8.3%的父亲听说过“父亲带大的孩子更聪明”，其中，城市地区有33.5%的父亲听说过，农村地区仅有21.5%的父亲听说过。另外，约有25%的父亲不知道自身对孩子成长有何影响力，23%的父亲只能笼统地说出是孩子的榜样，只有35%的父亲零散地谈到了一两点影响，如对孩子性格、三观、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可见，关于对自身独特角色的认识，中国父亲没有认识到，或者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三）母亲态度及他人看法不同

罗斯・帕克和艾斯利・拜特等人于1993年就发现：母亲所持的态度与父亲的实际参与水平有关，这个结果是他们通过调查300位初为父母者得到的，其中父亲在育儿过程中均有所投入。具体来说，“母亲对父亲的育儿技能和参与活动感兴趣及对父亲参与水平的评价等都能对父亲的参与水平产生影响”[5]。因此，母亲对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父亲的参与程度。

在中西方的家庭教育中，母亲主动承担大部分教育责任，但是中西方母亲对父亲角色投入问题存在态度上的差别。例如，当父亲给孩子喂奶或者换衣服手脚笨拙时，中国的母亲大多会说“你放那儿，让我来”，而西方母亲可能就会耐心教导父亲的动作，这种反差可能造成中西方父亲在角色投入中积极性的差异。另外，中国人看到父亲整天和孩子腻在一起，可能就会觉得这位父亲“奶味”较重，也会质疑这位父亲的工作能力有问题，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父亲的形象应该是高大上的，是忙于挣钱养家的，这就间接导致在意他人看法的中国父亲可能避免或减少角色投入。

但对于西方人而言，家庭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他们看来，陪伴孩子是正常的事情。例如，部分美国的男卫生间里，有专门为带孩子的父亲准备的换尿布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更常态化。

（四）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不同

“目前，不少国家的父亲可利用三种形式的假期照顾年幼的孩子，分别是父亲假、育儿假及在孩子有突发状况时的临时假期”[6]161。瑞典的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病假，其中60天是分别分给父亲和母亲的，另外孩子出生时，父亲还有额外的10天带薪假期；芬兰父亲有最多可达54个工作日的陪产假，可以和母亲共同分配孕妇假期休完后的育婴假，同时有育婴假后的育儿假，以及兼职育儿假；英国法律规定父亲享有两周法定陪产假，允许夫妻共享育婴假，西方其他国家，如美国、保加利亚等都有相关假期。西方国家在相关法律政策出台后，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据相关资料显示，美国“近来最重大的政策发展莫过于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的通过”，“这导致2006年至2010年联邦计划每年要分配1.5亿美元支持婚姻和父亲项目。5000万美元已经作为推进责任型父亲项目的支持金预留下来”[7]189。另外，美国白宫于2012年6月专门发了“中央文件”，题为《促进有责任感的父道》，促进美国社会有责任感的父道，让更多孩子健康成长。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父道”网站，以帮助美国的父亲成为一个更有父道的父亲。因此，西方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得到了政府政策及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父亲角色的投入程度。相比较而言，中国没有父亲假、育婴假等相关假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父亲角色投入不及西方。

三、中西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角色扮演的相互借鉴

中西方父亲角色投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但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中西方父亲角色的扮演各有优势所在，中西方父亲要相互借鉴。

（一）中国父亲应积极主动参与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最深刻”[8]。相关研究表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尤为重要。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性别角色、个性形成及行为塑造等都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因此，身为父亲，一定要扮演好家庭教育中的重要角色。相比较而言，西方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积极性要高于中国父亲，因此，中国父亲应该向西方父亲学习，积极主动地自觉参与到家庭教育中。一方面，中国父亲要从思想上积极主动起来，积极了解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另一方面，中国父亲要从行为上积极主动起来，积极投身于家庭教育活动，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二）中国父亲要重视培养孩子的创造性

根据美国权威学术机构2004年2月17日公布的一张“全球最有创造力的国家”排名榜，北欧国家瑞典高居榜首，其次是美国、芬兰、荷兰、丹麦。这些西方国家之所以有较强的综合创新能力，除了制度开放，同时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西方父亲在参与家庭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孩子的创新能力在父亲引导下逐渐得到培养与发展。中国父亲在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给予过多的身体保护和物质嘉奖，反之，给予的情感呵护及精神鼓励则较少，尤其在父亲缺位的现状下，祖辈抚育孩子的情况较为普遍，而祖辈又过于溺爱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孩子的创造性发展。因此，中国父亲要学习西方父亲，注重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从而让孩子的创造性得到发展。

（三）西方父亲要重视培养孩子的集体意识

个人与集体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集体由个人组成，个人是集体中的个人。因此，在重视孩子个性发展的前提下，适当培养孩子的集体意识，有利于孩子更好地适应并融入集体。在这方面，中国父亲比西方父亲更具优势，因此，西方父亲应向中国父亲学习。一方面，父亲要让孩子认识到国家、社会、集体的重要性，在必要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要培养孩子的全局观念，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当集体利益需要个人力量的奉献时，要不吝啬给予。

（四）“管教”与“陪伴”合理结合

“管教”与“陪伴”合理结合，指中西方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时，要善于采取严格教养与民主教养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严格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并没有导致比西方国家有更多儿童在社会性发展方面出现问题，而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有积极作用”[9]。虽然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背景有所差异，各自社会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但西方父亲仍可合理借鉴中国父亲的严格型教养方式，对孩子进行适当管教。同样，中国父亲可学习西方父亲民主式的教育方式，给予孩子更多陪伴，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理解和温暖。因此，中西方父亲在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时，要善于将“管教”与“陪伴”相结合，掌握适当时机，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父亲角色参与家庭教育至关重要，政府、社会、家庭及父亲自身都要提高认识，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促进父亲角色参与程度，提高父亲角色参与质量。家庭教育中，中西方父亲角色参与存在显著差异，但各有优势所在，要相互借鉴，充分发挥父亲角色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费孝通.社会学概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2]赵娜.父亲角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2007.

[3]陈志.古代中国父权与西方古代父权的比较[J].江西警官学院学报，2005，（6）.

[4][5]刘秀丽，赵娜.父亲角色投入与儿童的成长[J].外国教育研究，2006，（11）.

[6][7]张亮，徐安琪.父亲参与研究：态度、贡献与效用[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中西方教育观念差异篇4

教师观念研究是目前课程改革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教师观念指教师在教学情境与教学历程中形成的、涵盖了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与生活经验的观点体系[1]。教师个人教育观念直接影响着教师对教育问题的判断，并进而影响其教育行为，从而也最终决定了教师的教育实践的效果[2]。教师观念的更新，已经成为教师理解和执行新课标的核心问题[3]。

本文以西北地区思想品德教师观念为研究视角，通过实证的方式关注新课程实施至今，思想品德教师的观念现状，以此为改进教师培训和深入推进新课程改革提供一些参考。

一、研究现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之以课堂观察和课后访谈的方式。问卷调查采用自编的教师观念量表，量表编制以《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修订版）为依据。

研究者使用spss19.0和Excel2003软件对数据录入和整理，并依据教师的教龄、职称等背景变量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同时将质性研究的信息进行编码处理，综合分析量化与质性研究结果，得出研究结论。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对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和宁夏三个省、地区的中学思想品德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所调查教师来自111所中学，发放问卷450份，收回问卷389份，剔除无效问卷45份，实得有效问卷344份，有效问卷占所发放问卷的76.4%。

研究者还选择了甘肃省教育发展水平中等程度的1所乡镇中学、1所县城中学和2所城市学校为质性研究的样本学校，参与这些学校的听评课活动，并与部分学校的管理者、思想品德教师和学生进行访谈。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教师观念量表的总体分析

首先对教师观念总量表和各分量表进行描述性分析，以观察所调查教师观念的总体趋势（见表1）。如果量表均值大于3，则说明教师观念与新课程相符，分值越大，相符程度越高。如果量表均值小于3，则说明教师观念符合传统观念，分值越小，与新课程理念越背离；若均值等于3，则说明教师持中立态度。

结果显示，教师观念总量表及四个分量表的均值均大于3，说明所调查教师观念与新课程理念相符合。其中，知识观均值最高（M=4.16），教师的知识观与新课程理念最符合，教师观均值最低（M=3.59），教师的教师观基本符合新课程的要求。总体来看，观念总量表均值为3.77，教师在观念上介于“中立”和“赞同”之间，根据Oxford（1997）的解释，当Likert五级量表中题项均值在3.8以下时，表明该值在表征强度上呈现弱趋势[4]。据此得出，新课程改革若干年后，西北地区思想品德教师在观念上已经接受了新课程理念，但接受程度并不高。

（二）教师观念分量表的分析

1.知识观方面

知识观是人们对知识的看法、态度与信念，它构成教学活动的内在背景，知识观比教学观、课程观更为基础，也更为根本[5]。结果显示：（1）关于知识的性质和价值，90%的教师认为“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变化”，思品课程涵盖内容很广，课程知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70%左右的教师不赞同“思品课的学习主要是掌握课程知识”，而在于“提升道德修养，学会做人做事”，表明绝大多数教师能够充分认识到道德知识的本质和价值，即道德知识学习最终指向的是指导学生过有道德的生活。（2）关于知识的习得方式，超过91%的教师认为“学生应当在活动中获得知识”，“并非一味的背诵和练习”。绝大多数教师认识到，思品课程的学习不同于其他学科，强调学科知识和生活的联系，突出与学生道德生长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更加注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积极实践。

2.课程观方面

课程观决定教学观，并因此决定教学改革的深度、广度。结果显示：（1）对课程实施的看法，只有12%的教师认为“只需要按照既定的课程方案执行就可以了”。（2）关于课程价值取向与功能，超过68%的教师认同思品课“对学生品德发展影响更大”，新课程强调走进学生生活世界，增强了思品课程对学生的指导作用。访谈中，教师对思品课的价值和功能赋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也认为，学生思想品德的塑造受外界环境影响甚大，加之，“作为副科，家长和学生不重视”，因而大大消解了思品课的教学效果和学科价值。（3）关于课程评价，63%的教师认同“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一批好学生”；84%的教师认同“思品课并不能单凭纸笔测验的考评方式”。在访谈中，教师也表示作为德育课程，思品课比其他学科更需要建立发展性的评价体系。然而，面对现行的考评体系，教师们陷入到深深的困惑之中。

3.教学观方面

教学观是教师关于学生主体性、教学策略和教学过程的基本看法。结果显示：（1）关于学生学习的主体性，90%的教师认为“教学主要应当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教师们相对一致地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德育的主要任务在于激发学生主体性和培养学生的道德动机。通过访谈，了解到其可能的原因，一是面对考试，许多教师把完成既定教学计划看着更为重要的事情，重视预设而难有生成；二是部分教师显然缺乏有效的课堂组织策略，课堂驾驭能力的不足使其宁可选择更为保守和僵化的教学模式。（2）关于思品课程教学策略的采用，超过67%的教师认为应充分体现情感性、体验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3）关于对教学过程的调适，只有24%的教师认为“教学应当完全按照学校的课程进度表进行”；另外，33%的教师认为“当教师时间长了，教学变成了习惯性的重复”，可能这部分教师一定程度上已经产生职业倦怠感，在课程改革中并未主动尝试转变观念。

4.教师观方面

教师观考察教师的自我角色意识、科研意识和对师生关系的基本看法。结果显示：（1）超过65%的教师认同新课程所提出的多种角色模式，认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促进者，“教师个人品质对学生影响很大”，并非“只要能提高学生成绩的老师就是好老师”。（2）在教师的科研意识方面，有50%的教师并不认为“科研是不必要的，是教师的额外负担”，表明可能还有约一半教师对教师应具有的科研意识抱有消极态度，并没有意识到科研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经之路。（3）关于师生关系的看法，如，38%的教师认为“教育学生体罚是无可避免的”，44%的教师反对“没用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等观点。表明虽然新课程倡导要建立一种双向的、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难以转变其根深蒂固的权威意识和学生管理思想。

（三）教师观念量表的差异分析

1.城乡教师观念的差异分析

以教师观念总量表和四个分量表为因变量，以城乡为自变量做独立样本T检验，城乡教师在知识观和教学观检验的T统计量达到.05的显著性水平，城市教师的知识观得分（M=4.27）与教学观得分（M=3.74）均显著高于农村教师（M=4.11；M=3.59）。在课程观、教师观和教师观念总量表上虽然没有达到.05显著性水平，但城市教师得分均高于农村教师。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教育不均衡发展以及思品课改实施程度在城乡存在一定差距而造成的。

2.不同学历教师观念的差异分析

以教师观念总量表和四个分量表为因变量，以学历为自变量做独立样本T检验，不同学历教师在观念总量表检验的T统计量均达到.001显著性水平，本科及以上教师的观念总量表得分（M=4.27）显著高于专科及以下教师（M=4.11），在四个分量表检验的T统计量达到.05的显著性水平，各分量表的均值本科及以上教师均显著高于专科及以下教师，这一结果与理论界以往的研究结论相符，即学历越高的教师拥有的新课程资源和信息越多，对新课程的理解和认同程度越高。

3.不同性别教师观念的差异分析

以教师观念总量表和四个分量表为因变量，以性别为自变量做独立样本T检验，男女教师在课程观检验的T统计量达到.05显著性水平，女教师的课程观得分（M=3.72）显著高于男教师（M=3.57）。在知识观、教师观、教学观和教师观念总量表上，男女教师之间差异不显著，但女教师的得分都略高于男教师。可能的解释是，考虑到女教师中有88%学历是本科及以上，而且本科及以上教师群体中女教师占到60%，这一结果可能还是受学历水平在观念上的差异影响。

4.不同教龄教师观念上的差异分析

以教师观念总量表和四个分量表为因变量，以教龄为自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教龄在教学观检验的F统计量达到.0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LSD法事后比较发现，11―15年教龄的教师在教学观上的得分显著地高于1―10年和21年以上教龄的教师，16―20年教龄的教师得分显著地高于6―10年和21年以上教龄的教师。从均值来看，11―20年教龄教师的得分整体都高于其他教龄的教师，这一教龄段的教师正处于专业成长的“黄金期”，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充沛的工作精力，使之对于新课程理念更易于吸收和反思，从而成为推进思品课程改革的中坚力量。这与国内许多研究中新手教师的理念新，而处于中间教龄的教师呈现职业倦怠意识的结论并不相符，在思品教师群体中没有明显的表征。

三、结论

第一，西北地区思品教师的观念与新课程理念相符合，教师在观念上已经普遍接受了新课程理念，但接受和内化程度并不高。教师的大部分观念与新课程理念比较相符，但是在诸如师生关系，教学中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等方面与新课程理念尚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不同群体的教师观念存在一定差异。总体上，城市教师高于农村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高于专科及以下学历教师，女教师高于男教师，教龄在10―20年的教师高于其他教龄教师。

第三，西北地区思想品德教师观念依然呈现教师信奉的理论（espousedtheory）与实际使用的理论（theory-in-use）之间并非一致的现象，本该凸显德育性质的思品课程，在面对一刀切式的中考制度时，教师所想所做的往往就是以一种对待学术课程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在教育变革中应得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利益，这在绝大多数教师看来是最大的困惑。

五、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思品课程师资队伍水平

教师自身素质水平直接影响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理解和内化程度，并进而影响教师的实施行为。要进一步完善教师培训机制，采用在职培训、专题教学、远程教育、送教下乡、观摩示范等多种形式，结合德育学科特点，以德育理论素养及德育课堂教学模式、方法和策略为培训重点；精选培训内容，活化培训方式，激发教师们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着力提升教师培训效果。

（二）加大扶持和引导力度，提高农村教师认识水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城市教师无论在学习条件还是专业发展机会方面都明显优于农村教师，虽然近年来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改观很大，农村远程教育网络得到普及，但在缺乏专业引领、本身素质水平不高而又被繁重的工作缠身的现状下，农村教师仍然不能很好地将所接收到的新课程信息（显概念）转化为指导行动的有效理念（自我的概念或隐概念），[6]这就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扶持和引导力度，如划拨专款、启动西北农村学校专项发展项目等推进新课程深入实施，转变农村教师观念，提升实施水平。

（三）深化德育课程评价改革，推进思品课程改革纵深发展

若要教师们真正在思想上认同新课程理念，就必须深化评价制度改革，完善课程改革各项配套措施。思品课教学与学校政教处、班主任等学校日常德育工作有机融合，“重建与其他课程和教育活动之间的联系”，“重建与儿童生活的联系”，[7]逃离课程智育化的窠臼，回归学生生活世界。

参考文献：

[1]李海燕，张莉.论教师观念及其成因[J].现代教育科学，2007，（3）：53.

[2]易凌云，庞丽娟.教师个人教育观念的基本理论问题：内涵、结构与特征[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7）：22.

[3]耿文侠，冯春明，申继亮.城乡中小学教师教育观念差异性分析[J].教育评论，2006，（3）：17.

[4]骆北刚.新课程改革环境下中学英语教师教学观念与教学行为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J].教育与教学研究，2009，（3）：38-40.

[5]潘洪建.知识视域中的教学革新[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2：10-12.

中西方教育观念差异篇5

[关键词]文化差异；跨国经营；经营理念

[中图分类号]F2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7)12-0116-03

[作者简介]张晓青，江西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

赵越，江西理工大学助教，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国贸易；

钟霖，江西理工大学实验师，研究方向为商务英语。(江西赣州341000)

一、跨国公司经营理念

1.跨国经营理念内涵及地位。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看，跨国公司经营理念也可理解为跨国公司的经营哲学，它是组织使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组织为其经营活动方式所确立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

跨国经营理念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是企业的灵魂，它影响着组织的全部经营活动和组织中的人的行为，决定着企业经营成功与失败。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不论组织管理者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也不论组织管理者是否采用了准确的文字来描述它，它都是客观的，且与其他任何组织都是不同的，它决定着企业的活力，左右着组织的前途。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是指，面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东道国的员工，投资者要制定出被全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的企业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

2.跨国经营理念的主要决定因素。经营理念是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它属于文化范畴。不同的文化就可能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跨国公司的经营是跨国体、跨民族、跨地域、跨政体的经营，面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东道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成败与否，与其经营理念的确定休戚相关。经营理念若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所认同，就为跨国经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反之，经营将陷入困境。因此，国民文化的差异性对跨国公司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即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的影响力之大是不容忽视的。这个特点就要求跨国公司在国际商务中制定其经营理念时必须考虑：既要实现组织目标，又要能够与多种文化相兼容，以避免经营方面的矛盾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影响价值观的形成及人们的信念和行为准则的文化因素主要是教育和。在全球范围内，信仰宗教的人占大多数；受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世界各国的教育文化状况却不尽相同。这就会导致不同和接受不同教育的人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的差异性，从而导致经营管理中经营理念的差异性。因此，归根到底，可以认为影响跨国公司经营理念的主要因素就落在宗教和教育的因素上。

二、影响跨国经营理念的文化要素的差异性

1.影响跨国经营理念的文化要素内涵。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其他方面的能力和习惯。而管理学家一般认为：文化是已经获取的知识，利用这种知识，人类可以解释各种经验并产生社会行为。这些知识构成了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了人们的态度，影响了人们的各种行为。

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文化的概念部仅仅指上述提到的客观文化，同时还包括在客观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企业文化”。它是企业信奉并附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企业信奉和倡导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的价值理念，具体地说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经营理念、经营目的、经营方针、价值观念、经营行为、社会责任、经营形象等的总和。

无论从哪个角度认识文化，文化的要素是基本不变的，它包括语言和沟通方式、价值观、宗教、信仰、教育、风俗习惯、工作态度、社会组织等基本要素，具有可通过学习形成、可以分享、可代代相传、有象征性、是模式化的并且是可适应的等特点。在上述的基本要素中，对跨国经营理念影响力较大的乃属价值观、和教育，而在这三者中，最为根本的是宗教和教育，他们决定着价值观的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对国际商务活动的理念的形成具有首要指导性。

2.影响跨国经营理念的文化要素：宗教、教育和价值观之差异性。文化差异主要指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语言、宗教、价值观、教育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在这诸因素中，对经营理念的确定能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在于宗教、教育和价值观。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在这三要素上存在差异。

(1)宗教方面。宗教是文化中处于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凝聚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人的价值观、态度、生活习惯和偏好有着直接的影响。世界上有许多宗教和宗教团体，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文化倾向和戒律，从而影响着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行为和价值观。在国际商务的跨国经营中，要考虑的宗教要素有宗教禁忌与宗教信条、宗教势力和宗教节日，其中宗教禁忌和信条对跨国经营理念有较强的影响力。

世界上最广为信奉的基督教，它的一个重要分支――新教被社会学家认为是最具经济影响力的。它鼓励人们应努力工作和创造财富，并应俭朴、节制世俗享乐以积累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强调摆脱等级统治，给予教徒个人更大的自由发展。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主要宗教的伊斯兰教认为，赚取利润是好事，但利润要赚得公正，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剥削别人。同时还强调履行契约责任、信守诺言和绝不欺骗的重要性。因此，在穆斯林国家看来，不违背伊斯兰教的伦理的国际商务理念和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通过剥削别人，通过欺骗或不遵守合同义务来赚取利润，这样的理念和行为是不受欢迎的。

印度教和盛行于中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更强调一个人生活中的精神成就，认为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人是不能达到圆满的状态；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源于人们对享乐的追求；而中国的儒教(即儒家思想)和道教，对远东国家的经济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儒教的核心在于“做人”，强调崇高的道德伦理行为和以诚待人，与别人交往时讲忠、义、信这三条儒教的核心的价值观。道教高深莫测但其核心却精辟在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谐发展。中国文化的精髓正是目前全球长寿企业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2)教育方面。教育在一个社会起关键的作用。一个国家国民受教育的水平及教育的普及程度主要由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教育体系、内容与侧重点的不同与社会制度和传统习惯甚至相关联。

在学校的正规教育中，人们能学习在现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语言、概念、数学等许多技能。正规教育也能是受教育者学会适应社会价值观与准则。在学校人们能了解和掌握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政治体制、公民的基本义务、社会道德文化的准则，懂得尊重别人、诚实、守时等等行为准则。同时，全面、系统的教育使受教育者能了解和掌握大量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在开拓他们的思路，培养开放性思维、培养符合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教育所发挥的作用极其重大，不容忽视。

(3)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对人包括自己在内的事物的看法、评价或所持的态度，它是一种比较持久的信念，可以确定个人或群体、社会采取什么样的生存形态、行为模式或交往准则，以及如何判别是非、好坏、美丑、爱憎。这些价值观来自于人们所扎根的文化，是指导人们的基本依据。不同的价值观势必导致不同的国际商务实践活动。

一国历史的悠久性、文化的丰富性以及受教育者层次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国民对外来新生事物的接受性和包容性，价值观的形成也受到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国际商务实践活动中，经营理念――企业价值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其内涵必然会有差异。

3.文化差异对跨国经营理念的影响

(1)文化差异给跨国经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文化的差异可能为国际商务活动提供机会。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不一定互相排斥，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不足。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信仰传统、技术水平、人力资源等条件，恰当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差异，为企业发展创造契机，文化差异能给国际商务活动创造丰富的市场机会和丰厚的利润回报，这就是跨文化优势。

与机遇并存的就是挑战。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民族、地域文化差异之外，还有合作伙伴的“企业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产生可能是因为种族优越感、不恰当地运用管理习惯、不同的感性认识、沟通误会、文化态度等造成的。如果未能正确处理好这些差异，则文化冲突的产生就不可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就难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达成共识，企业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就难以形成，企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使跨国经营的成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文化要素差异对跨国经营理念的影响。对经营理念有直接影响的上述三种文化要素(宗教、教育和价值观)的差异性，最终都会通过价值观综合体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督教认为人性是恶的，儒教的观点则相反；印度教则认为人性是善良与邪恶的混合体。在持有不同人性观的国家和地区中经营，其理念必然应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性善论社会中的组织内部的管理行为准则倾向于信任式管理，而性恶论社会中的组织内部的管理行为准则应倾向于严格控制式的管理理念。

第二，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上述各宗教体系来看，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一种认为世界是精神的，还有一种就是中国道教的“天人合一”。认可第一种观点的经营者，经营中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持第二种观点的组织(或公司)在考虑经济利益的同时对精神成就的追逐也不偏颇；而受“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经营理念不仅强调组织内部的和谐管理同时注重与外部环境保持中和态的关系以保证企业的长久发展。

第三，关于人与他人的关系。有的文化注重个体的价值，提倡重视自我、利己主义，这在经营理念上就会表现出不顾一切地追逐个体(企业)利益最大化，这将会导致竞争中出现不公正性而最终损坏整体(行业)的利益，其结果最后势必殃及个体的发展；有的文化强调整体性，提倡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在经营理念上则把团结合作放在第一位以维护全局的利益；而有的文化特别在乎社会生活中的等级地位，这对经营理念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优秀人才及其优秀的管理思想从底层向上拓展，有碍经济的发展。

文化的差异性导致经营理念的差异性，在国际商务中已成为共识，跨国公司在国际商务的经营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从事跨国经营，必须有与当地文化相适应的经营理念以指导本公司的经营活动，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完成企业的战略目标，保证跨国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将文化差异融入跨国经营理念的对策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国际商务活动，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导致经营理念的差异。跨国公司决策层面，要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认同自己的经营理念，共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面对文化差异，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

1.开展跨文化培训。跨文化培训也称为“文化意识培训”，其目的是向受训者传授防止和解决跨文化冲突的有效方法，提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之间的沟通、理解和交际能力。

对驻外人员进行跨文化培训，主要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本质。其次是了解合作伙伴或东道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本质。后者尤为重要，其内容包括合作伙伴的教育状况、、价值观或者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商业、法律、风俗等。

对东道国当地员工开展跨文化的培训，内容不仅包括了解自己和合作伙伴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本质外，子公司的员工还要接受母国总部的战略、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培训；若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掌握，也是东道国的员工开展跨文化培训的内容，这样，东道国子公司就能与母公司的利益和目标保持一致。

通过跨文化培训，可减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维持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保障有效沟通，实现当地员工对企业经营理念的理解与认同。

2.认可文化差异的客观性，提高理解、包容、适应其他文化的相关能力，促进文化融合。成功的国际商务人员会通过理解文化差异来避免各种误解，避免通过对抗性的方式来表现本土文化。理解文化差异是处理国际商务活动文化差异的必要条件。首先，要理解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文化模式，包括其优缺点的演变的理解，能使我们获得识别自己和有关他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上的类同和差异。其次是理解他文化。摆脱原来自身的文化约束，从他文化反观原来的文化，同时又能够对他文化取一种较为超然立场，而不是盲目地落到另一种文化俗套之中。因为，文化具有可通过学习形成、可以分享、可代代相传、有象征性、是模式化的并且是可适应的等特点，因此，通过对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知识的学习和理解，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可以采用不同的途径，如，可以通过互相学习来加以改变，或，可以通过文化交流来解决冲突等。这样，可以消除差异性带来的冲突，同时也可以将不同文化的相似性进行融合。

3.注重“文化融合”，形成新的经营理念。通过理解、包容、适应其他文化，对彼此的文化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合而为一的全新企业文化，形成共同的经营理念。这种统一的文化或理念，既保留了母公司经营理念的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母公司经营理念，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从而体现跨国经营的竞争优势。

4.本土化为主的经营理念。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本土化策略已经被许多国际商务活动证明为一有效处理文化差异的策略。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雇用部分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的各项法规的当地员工，这不仅有利于跨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而且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成本；有利于经营理念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形成为以本土经营理念为主的企业经营理念，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从而使跨国经营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Charles.W.L.Hill.InternationalBusiness.McGrawHill.2002.

[2]范晓屏.国际经营与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中西方教育观念差异篇6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冲突；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4-0012-05

收稿日期：2014-05-17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教育价值观视角下中外合作办学文化融合研究”（14YJAZH043）。

作者简介：钟玲俐（1980-），女，湖南长沙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和高等教育研究。

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不仅在规模、数量、结构、层次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突破，而且在培养国际型人才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托人权普世价值观带来的软实力优势，在与他国进行的教育合作项目中……构筑起一道无形却坚不可破的防线[1]。与此同时，在教育价值观方面中西差异明显，导致合作双方在教学文化方面存在诸多冲突，特别表现在传统文化的固守性和西方文化的排他性冲突。本文试图区分中外合作办学双方教育价值观的差异内核，透视合作办学中的教学文化冲突，剖析其具体应对策略，为双方教学文化融合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以充分发挥合作办学的最大效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从中西教育价值观差异审视教学文化的不同特性

教育价值观即主体对教育价值的根本观点及看法，是驱使人们教育导向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教学管理行为。教育价值观呈多元性，它既是时代要求的反映，又是对时代要求所作的应答[2]。教育价值观的形成受现有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反之，教育价值观也会促进或阻碍教育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教学文化冲突表面上看是两国教育方式的不同，本质上则体现为教育价值观的极大差异。通过梳理中西教育价值观方面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点，可以看出以下中西教育价值观差异内核下教学文化的不同特性：

1.教育价值目标的差异

价值目标（Valuetarget）着重强调培养什么样的人，是主体通过价值追求、价值尺度等表现出来的价值态度。具体可从人才观、道德观、评价观这三方面进行考量。（1）人才观方面，我国大学教育注重学历、看重文凭，这种单纯以学历目标为导向的学习，使得我国大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西方更注重学习者个人能力的培养和个人价值的实现。（2）道德观方面，我国注重道德教育的说教与社会教化。西方强调自主精神建设，教师通过巧妙的课程设计，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这些教育内容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自律能力的培养。（3）评价观方面，我国对于教育的评价指标较单一、内容较片面、过程较简化，大多将个人的主观评议或学习成绩作为评定人才的标准。西方把学生需求作为教育评价的着眼点，评价标准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评价的目的是要促进学习者全面发展。

2.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

教育的价值取向（Valueorientation）是指教育主体的价值判断并在进行教育选择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性，是人们教育实践的内在动力。价值取向注重如何培养人，具体可从教育的价值本位、办学理念、知识观、课程观四方面进行比较分析。（1）教育的价值本位方面，我国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仍偏重儒学群体本位的教育价值观，提倡凡事以学校、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张个人服从集体。西方明显偏重人本位教育价值取向，把人的价值视为高于一切，教育目的之根本所在即“为人”。（2）办学理念方面，中方注重因袭求稳。西方倾向于灵活创新，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创新开拓的进取精神。（3）知识观方面，我国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西方注重创新教育，选择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教学过程尊重学生的思想，努力创造民主的、平等交流的平台。（4）课程观方面，我国注重学科本位，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学科的完整性，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西方注重能力本位，尊重生命，课程设置从学生的求知兴趣与实际需要出发。

3.教育价值理性的差异

教育的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是指教育行为在价值上是理性的，是人们通过教育想要达到的一种特定价值[3]。价值理性注重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要达到的目标，具体可从教育观、价值观和教育基础观三方面来比较。（1）教育观方面，我国学校教育大多只注重科技知识的传授，过于强调知识的工具性，弱化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西方注重人文导向的价值，强调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重点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和人格修养。（2）价值观方面，我国注重形式和分数、考试、名次等外在的衡量标准，对于社会生活与学习从来都是割裂对待的。西方教育核心价值把学习视作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把了解社会、快乐生活作为学习的目的。（3）教育基础观方面，我国生存性教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师生们整日为“资格”而奔忙。西方关注对学生实施发展性教育，从个人价值出发，在尊重学生共同特点的基础上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4.教育价值规范的差异

教育价值规范（Valuestandard）是在长期的生产和交往实践中，根据人们的需要、兴趣、理想、愿望和信仰等约定俗成的规定，包括为达到某种教育目标所采取的具体保障措施。我们可从教育价值规范中透视到教育行为背后的社会规范系统，从而触及其价值核心。（1）范式标准方面，我国是权力集中的范式标准，强调政府的作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各个环节管理严格。西方是权力下放的教育范式，地方和学校具有很大的自，注重各部门的分工合作。（2）管理观方面，我国是基于政令的管理观，立法的缺失制约着教育的管理。西方是基于法令的管理观，国家通过立法来保证教育的实施，社会各方自由协调发展，使地方办学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综上，中外合作办学双方教育价值观差异明显，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利益主体教育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二、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的矛盾及冲突

教学文化既是课堂文化，又是关系文化，同时还是一种显性与隐性相互交融的文化。和任何一种社会文化一样，教学文化形成之后也具有文化惰性和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习惯以一种稳定的方式传承运行。当新的教学文化侵入时，原有教学文化会本能地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和行为，引发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教学文化冲突不是教学的偶发事件，而是教学的存在方式[4]。近二十年的中外合作办学彰显了不同教学文化之间的矛盾及冲突。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是一种跨文化教学，在与教学相关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5]。中外文化“渊源”的相异性为双方教学文化冲突准备了可能性，教学管理实践过程中的实质性接触和互动则为直接引发教学文化冲突提供了必然性。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冲突具体表现在教学物质文化、教学精神文化和教学制度文化三个层面。

1.教学物质文化冲突

教学物质文化是指学校为满足教学需要而创造的所有物化文化产品的总和。作为教学文化的基石，它是形成教学精神文化和教学制度文化的前提和条件。中外合作办学由于商业性比较强，其教育价值观差异下的物质文化冲突涵盖了教学环境、教学设施、教学资源等方面。合作双方一直在教学物质文化的各个层面――资源、权力、目标、利益等方面存在争夺，有争夺就会有冲突。如中西方的教学环境差异明显。在中方课堂上，班级学生数多，班额太大，课堂文化是整体划一的，其格局即正前方是高高在上的讲台，下面是按“插秧式”分布的一排排的座位。无形中构筑了师生之间的不平等，师生间易产生心理屏障，从而抑制了学生的参与、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而西方的课堂学生人数少，是完全开放式的，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型学习以及师生和生生之间多向交流、积极互动、平等对话。座位排列的方式应课程需要而变化，如圆周型、方型、马蹄型、马鞍型、品字型等，学生不仅具备质疑反思精神，也在提出与讨论问题的过程中训练了思考能力，培养了个人综合素养。中外合作办学双方固守己有的教学环境，对对方的方式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其深层都隐含着价值选择的意义，反映了真实的教学空间中的权力和资本运作[6]。

2.教学精神文化冲突

教学精神文化主要是指教学活动中形成的基本信念、价值标准及精神风貌。作为教学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它是形成教学物质文化和教学制度文化的基础和支柱。精神文化冲突集中体现在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及科研习惯等学术生活核心层面。如教学内容方面，西方坚持采用己方原汁原味的国际教材和课程。

3.教学制度文化冲突

教学制度文化是学校在长期的教学管理实践中摸索、选择、积淀下来的教学管理思想和理念，是经过与学校文化渗透融合验证后的规范精华，充分展示了学校悠久渊源的文化传统[7]。作为教学文化的管理机制，它是塑造教学物质文化和教学精神文化的坚实手段和可靠保障。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价值观差异下的制度文化冲突集中体现在教学管理、教育制度、评价体系等方面。如，中西双方对学生的毕业要求存在差异。中外合作办学“2+2”模式培养的学生，毕业时将获得双文凭，中西双方对本科学生的毕业要求不同。西方对本科生仅要求修满相应学分、在实习结束后提交合格的实习报告即可毕业。中方则要求本科生必须撰写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方可毕业。因而外方的学生很难适应我国的论文撰写时间及流程安排等。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冲突渗透在教学管理与实践的各环节各层面，使合作模式下的整个教学系统文化冲突日益明显。

三、融合：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的培育

教育国际化应是无国界的全球化，中国的教育以基础扎实著称，西方的教育以个性创新见长，“中西合璧”已成为国际教育的重要趋势。中外合作办学双方应抢抓机遇、乘势更好地实现培养目标。双方各持己见的传统教育思维方式呼唤教学文化的培育，呼唤文明交流、平等教育，消除隔阂、偏见、民族优越感和克服本位主义的思维。在教育价值观的选择和践行上，须以尊重为前提，沟通为纽带，移情为手段，融合不同的教育经验，和谐价值追求，主动参与合作办学教学文化的重建。在此基础上充分借鉴和吸收对方的特色文化，积极建设不同于母体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中西合璧的第三方教学观和教学文化。通过争取新文化重建“话语权”，强化合作关系，促进合作双赢。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文化培育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1.构筑新型教学物质文化

构筑新型教学物质文化，涉及教学环境设计、教学资源的均衡合理配置。改革离不开必要的教学物质文化基础，教学物质文化是保障新模式下教学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中外合作办学双方要促使合作后的教学改革和谐、有序地开展，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加大加深彼此的合作领域，均衡配置教学资源，积极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提升网络教学资源和硬件环境，使之得到必要的教学物质文化的支持，为教学文化体系整体的改善提供条件。（2）在班级设置、教室布置、教学设施安排等方面，应充分考虑学生层次和水平，既不能一味采取中方循规蹈矩的旧模式，也不能完全像西方国家一样，不分班级、学生不固定教室，主要依据个人意愿和课程热门程度安排课表。对于部分课程，可以先试行“学科专用教室制”，因课程而异进行安排，充分发挥师生的合作精神来布置教室。（3）合作双方应该相互妥协，摸索最佳相互接受、相互适应的第三方新教学物质文化，注意观察和总结学校现场出现的问题和获取成功的环境条件。双方应始终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首位，确保教学经费优先到位，注重现代化条件建设，保障课程体系实施。

2.构建新型教学精神文化

构建新型教学精神文化，涉及正确教育价值观的树立、新教学理念的变革与实施，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选择和教材的使用及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等。其载体和基点是课堂教学。这就要求中外合作双方从教学文化冲突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教学，力图打破僵局，改变原有封闭、僵化、单一、主导、固守的教学文化旧式，构建合作、开放、多元、民主和创新的第三方新教学精神文化。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应对：（1）在增强教育价值观的文化适应性方面，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相结合，创新价值目标；融合不同的教育经验，和谐价值追求；人文与科学相统一，深化价值理性；政府与社会相促进，合理价值规范。（2）在增强教学内容的文化适应性方面，无论是在选择引进国外原版教材方面，还是在新课程设置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分析方面，都应该将教学内容的文化适应性作为选择评判的首要标准，以人为本设计课程体系，注重人才培养的整体功能；强化通识教育，拓宽课程体系基础，实质性地引进优质课程；内容选择要紧密结合生活实际，注重案例教学、情境教学。（3）在增强教学过程的文化适应性方面，教学过程要注重尊重学生的思想和学生人格；努力创造民主、平等对话交流的平台，正视和鼓励学生的个性差异；注重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4）在增强师资的文化适应性方面，应加强双师型高水平师资的培训力度，着重培养教师的跨文化能力。要求合作办学模式下的教师既熟悉本国教学文化，又熟悉国外教学文化。在引进外方师资方面，应尽可能对外籍教师的文化身份和背景提出要求，并定期组织双方员工参加教学研讨会，以增进相互沟通和了解，从而达到调和及化解教学文化冲突的目的。

3.创建新型教学制度文化

创建新型教学制度文化，涉及合作模式下教学管理、评价系统的调整、改进和完善，建立多方参与的发展性多元评价体系。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完善：（1）以人文本，健全民主科学的教学管理制度，要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更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制度，尤其是对外籍教师的管理。（2）创新教育方式和教学常规，建立新型的教学规范和质量保证体系。（3）理解对话，共同建构新课程体系评价制度，强调发展，关注过程，随时调整。（4）改革教学评价制度，构建以评价为中心的教学文化。如，可取消对合作办学模式下学生毕业论文的要求，用实习报告代替等等。

概而论之，对于合作办学教学文化冲突，中外双方都需积极去调整适应。要致力于打造宽松的文化环境，容忍并能正确对待异质存在，消除双方之间的恶性抵抗，增加员工对合作办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新教学文化应建立在双方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对学术人而言，应该和而不同；对管理者而言，应该兼容并蓄；对学生而言，应该博采众长，以双方的整体文化来化解和协调冲突[8]。

四、小结

教育价值观差异下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教学文化冲突不容忽视。教学文化的保守性和惰性，是文化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要求和属性的表现。如果没有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为支撑，合作关系就可能被冲突所完全摧毁，也就没有了合作办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没有了文化适应和融合后的新生，也就无法实现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的目的[9]。由此，合作双方应该通过深层次价值共核、交叉式融合和扩展式融合等方式共同致力于构建新的教学物质文化、教学精神文化和教学制度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实现第三方教学文化的创新。中外合作办学双方教学系统各主体，包括双方教学管理人员和所有师生都应该致力于共同选择、建构共享的教学价值观念系统和教学文化，使教育面向一切学生，面向学生的一切，一切面向学生。秉承“团结求索，开拓创新”的办学宗旨，不断发展和超越，才能使中华教学文化与国外教学文化由理解、磨合，最终走向融合，即两种文化相互吸纳，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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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瑞.理解与超越：情境适应性教学评价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64.

[9]孟中媛.中外合作办学：文化冲突与超越[A].建设和谐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2007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论文汇编[C].2007（10）：384-392.

OnCultivationofTeachingCultureinSino-ForeignCooperativeEduc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Education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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