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市场研究篇1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创新价值链；模型

在社会绿色出行和低碳减排的迫切需求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2018年，北京成立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5年）》，其中第一项战略任务部署就是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如何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通过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模型构建，分析影响产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得出影响作用较大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才能更好地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赋能。

一、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一）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分析法由美国哈佛商学院MichaelE.Porter提出，成为企业进行竞争优势分析的有效工具。Poter教授把企业内外促成价值产生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包括企业生产、销售、进料后勤、发货后勤、售后服务等。辅助活动包括企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开发、采购等。

（二）创新价值链理论

创新价值链是一种与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创新链等多链条通过某种机理有机融合在一起运行的过程机制。其中价值链和创新链是最主要的两个链条，价值链的主要运行模式是顾客—员工—顾客，创新链的主要运行模式是顾客—员工—资源。依据邓正红（2012）企业软实力“金字塔”模型内在机理，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融合，也就是正“金字塔”与倒“金字塔”的无缝对接，将顾客的价值需求转化成员工的价值创新，再将员工的价值创新填补顾客的价值需求，如此循环反复，推动企业在持续的价值创新中不断进化。

（三）创新价值链结构文献分析

学者们分别从知识视角、生产价值视角以及价值链理论视角出发，结合研究课题来定义创新价值链结构。HANSENMT等（2007）从知识视角出发，认为创新价值链结构包括收集知识、转化为创新成果和推向市场实现知识价值；王伟光等（2019）也从知识视角出发，认为创新价值链结构包括知识生产、知识应用和知识扩散。王伟光等（2019）和于永泽（2013，2014）均从生产价值视角，将创新价值链结构分为创新投入、创新知识凝结和创新成果实现三个部分。于永泽等（2014）从价值视角出发，把创新价值链结构分为产品设计和产品生产两个过程。谢青和田志龙（2018）、王静等（2018）从价值链理论出发，将创新价值链结构分为研发、产业化、公共领域推广和私人领域推广等环节。

（四）创新价值链构建文献分析

李新宁（2018）认为，创新价值链的理论形成逻辑是创新与价值链的有机结合。创新价值链主要有三部分：基础要素—项目、成果，创新价值链环节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主体要素—高技术产业，创新价值链环节包括产品开发、设计制造和产业化；目标要素—市场，创新价值链环节包括市场运作和售后服务。赵婉琳（2017）研究的是区域创新，其价值链模型由区域基本价值活动（研发、商业化和管理三个阶段，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研发制造、产业化、市场运作和提供管理服务）和区域辅助价值活动（创新基础设施投入、人力资源管理、信息资源利用和信息技术支持）构建而成。宋晓彤（2019）等基于钟柯远（2005）和Hansen（2007）的研究，构建了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价值链。综上所述，有学者从构建创新价值链模型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专利信息构建相应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所研究的产业技术创新过程进行更好的剖析，并提供能力提升策略。但是，以往相关研究中，在新能源产业领域，缺乏从专利视角利用技术创新价值链来研究该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文献和著作。本文作为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和提升策略的第一步，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模型。在后续研究中，将在此基础上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过程进行更好的认识与评价。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模型构建原则

第一，系统性和科学性原则。模型构建必须从新能源产业的各种角度和层次去研究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过程的规律，从而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科学地指导管理实践活动。第二，关联性原则。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关联程度关系着创新价值链的业务延伸和战略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价值链上的所有专利成果，于各个产业而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第三，创新原则。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第四，用户需求原则。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实际调研，了解市场用户需求现状，发掘具有巨大需求潜力的价值链环节，加大对该环节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才能更加高效地增加整体经济收益。第五，适应原则。各省在进行价值链创新时，应当考虑到当地的现实情况，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情况、经济生活水平等，做到因地制宜和适应市场变化，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模型构建

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模型如图1所示。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过程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大类。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基本活动可划分为研究研发、商业化和服务等。具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生产制造、产业化、市场运作（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售后服务等过程。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辅助活动可划分为创新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技术支持等。

（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之基本活动

1.基础研究。是指通过实验或理论分析得出基本原理，它不以任何专门应用或使用为目的，成果的主要形式是科学论文和著作，可以反映知识的原始创新能力。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应为研究人员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促使其成果的产生。基础研究有助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应用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研究，以特定实际为目的，成果的主要形式是科学论文、专著或专利。要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需要国家加强对科研院所和高校等研究机构所承担科研项目的制度和资金支持，使这些研究机构高质量高效率产出成果，为产业发展增速。3.产品研发。是指以基础和应用研究为基础，以已有资源和技术为支撑，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的核心研究活动。结合政产学研，新能源汽车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作为产品研发主体，加大技术成果转化力度，结合市场需求进行研发，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赋能。4.生产制造。是一种系统性的物化过程。生产制造企业为实现预定目标，通过整合生产的各种相关资源，将前端产品概念设计物化为产品。于新能源汽车而言，高质高效的生产制造可以为行业提供充足的发展基础。5.产业化。是指同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根据市场需求情况集合成社会承认的产业规模，通过专业管理实现产品系列化和品牌化的过程。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涉及新能源汽车创新过程的企业集合在一起，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以期更好地发挥产品价值，促进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的高质量发展。6.市场运作。是指一种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行为。运作方式包括调整市场价格和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运作包括公共领域的运作和私人领域的运作。通过市场运作对创新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进行调整，以期更好地进行技术创新分工，提高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益，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力量。7.售后服务。是指市场中的卖方把产品、技术、服务销售给买方后，卖方为买方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售后服务的目的是扩大买方市场。新能源产业涉及交通、人身安全、环境质量、社会生活质量等问题，所以高质量的售后服务可以使买方获得高满意度，有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性和稳定性发展。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之辅助活动

能源市场研究篇2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兴起，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与市场化在欧美国家蔚然成风。在此背景下，长期居于象牙塔内的高等教育机构亦受到巨大影响，学术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学术资本主义”意味着知识成为“资本”，拥有知识的大学教师成为“资本家”。

一、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

1997年，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在《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中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并将其界定为“院校及其教师为获得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1]。其中，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是指院校和教师所参与的经费竞争。这些经费来源于校外研究项目和合同；捐赠基金；产学关系；高校对教师子公司的投资以及学杂费。而市场活动是指院校进行的营利活动，它主要包括专利的授权与回收；创办子公司；创办独立公司；产学关系；等等[2]。斯劳特和莱斯利在对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四国的公立学校进行考察后，得出“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州政府资助份额的减少引发了院校内的学术资本主义”[3]。

在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中，大学的变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适应全球化。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家间以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竞争不断加剧。原有的两极化国际贸易关系向多极化转变，老牌工业国家所拥有的优势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始关注科学技术的产出中心――大学，并尝试运用一系列政策来缩短大学与产业间的距离。政府采取新型的财政支出措施，更多将资金投入到被认为可能直接有助于技术革命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项目中，从而使“能够用于像中学后教育这样的可以自由决定的活动的经费紧缩，以及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紧密相关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成为中心”[4]。（2）倾向市场化。市场化是学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学术资本主义要求大学的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准绳，强调知识的目的性与商业性。市场化导向促使大学和教师走进市场，并开展各类的创收活动。大学的组织行为越来越像企业，教师则成为创业者或企业家。（3）资源依赖多元化，外部资源供给的稀缺是大学被迫变革的直接原因。学术资本化是大学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也是大学寻求可替代性资源的机遇。大学开始在市场中寻求更为广泛的资源支持，以减轻对政府的依赖。故而，在学术资本主义下，大学正通过学费、捐赠、咨询费以及与企业合作研究等途径来实现自身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二、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大学科研的转变

（一）大学科研人员身份的转变

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给予了大学科研人员走向市场的机会，他们不再仅仅是留守于“象牙塔”内的真理探求者，而是更多地扮演起创业者与企业家的角色。鲍威尔和欧文?史密斯认为，后现代时期的高校人员越来越具有创业人的特征[5]。因此，在学术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大学科研人员开始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形象。首先，在研究方向上，科研人员从崇尚“基础研究”转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更加重视通过应用研究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力求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次，在研究实践上，市场化倾向日益凸显。科研人员参与市场的主动性增加，并通过咨询、合作、创办公司等方式走向创业之路。再次，在社会关系上，科研人员开始与市场、社会、政府等广泛接触，原有的“相对独立性”被打破。而在价值观上，科研人员从原有的“学术研究”价值观转向“多元化”价值观[6]。最后，在科研评价上，科研人员的成绩不再被限定为首先通过出版而获得；相反其至少是部分地由市场及市场性活动的成功来衡量[7]。科研人员的价值广泛地体现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

（二）大学科研发展格局的转变

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已悄然发生改变。由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政府在资金投入上更为热衷于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有利的学科。这导致了差异化的资源分配导向，大学内的学科发展呈现出分裂之势，不同学科间的等级鸿沟加大。应用性研究因与市场联系紧密，其相关学科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并在市场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而对基础性研究而言，尤其是哲学与人文社会等学科来说，它们深居大学之内，处于一种资源稀少，鲜有人问津的尴尬局面。从而，大学科学研究中出现了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研究的趋势。随着学术资本分化与市场化的结合，越接近市场的学科越具有竞争力，而处于市场边缘的学科则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总之，大学科研的格局倾向于应用性研究，更加注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科学技术问题。

（三）大学科研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

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引起了大学科研知识生产方式的革新。迈克尔?吉本斯等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提出了“知识生产方式2”理论。就“知识生产方式2”而言，它是方式1的发展与延续，并呈现出全新的特征。（1）在研究问题性质上，方式1主要是源于个人的兴趣，是从认知的角度提出的。方式2则来自生产、生活，目的在于解决实际生活问题。（2）在研究方法上，方式1是基于?胃鲅Э频睦砺酆头椒ǎ?方式2则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3）在研究结果评价上，方式1主要关注学者对知识的贡献，方式2则是在关注知识贡献的基础上，更为关注科研成果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4）在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上，方式1的知识生产者主要是大学内的科研人员，使用者多以学者同行为主。而方式2的生产者则不再限于大学之内，其广泛分布于实验室、研究所和咨询机构等，它所形成的知识也被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5）在研究组织上，方式1主要以教授个人或以系所为单位，集中于对学科问题的探讨。而方式2是以跨学科的科研团队为单位，以攻克重大科研项目为任务。故而，综上可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科研的知识生产方式正经历着转变。

三、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大学科研的责任

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改变了大学科研原有的状态。它既带来了科学研究方式的革新，也对大学科研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造成了冲击。

（一）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科研责任的冲击

1.对大学科研知识创新责任的冲击。知识创新是大学科研最基本的功能。自科学研究出现以来，知识创新就承载着大学科研的责任与使命。洪堡认为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校，是学术机构的顶峰”[8]。弗莱克斯纳也指出“追求科学和学术是大学的任务”[9]。因此，探求新知，追求真理是大学科研承担社会责任的直接途径。但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蔓延，大学科研的知识创新功能受到了冲击。从大学科研的转变看，科学研究人员开始扮演创业者、企业家的角色，他们通过咨询、合作、创办公司等形式拥抱市场，原有的学术研究价值取向日渐多元化。再之，大学内的科学研究呈现出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研究的发展格局。作为大学首要任务的基础研究得不到充足的资源支持，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最后，伴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大学不再是社会唯一甚至主要的知识来源，大学过去因知识创造而享有的优越地位开始式微。

2.对大学科研人才培养责任的冲击。人才培养是大学科研功能的延续，它集中体现在通过科学研究为社会输出大量的科研型人才上。在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下，大学的人才培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学术资本主义改变了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科研人才培养的不均衡。由于政府政策和市场因素的影响，重“理工商科”，轻“人文社科”的现象普遍存在，大学人才培养更加迎合市场需求。再之，学术资本主义的蔓延也带来了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在市场化导向下，大学人才培养有陷入利益泥潭的风险。大学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师资配备等方面都将有功利化倾向，强调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学术资本主义还影响着科学精神与学术理念的形成。科学研究作为一个探索求知的过程，它需要崇高的科学精神和坚定的学术信念做后盾。但在学术资本主义的文化氛围中，科学研究的市场化、功利化的倾向愈演愈烈，这将严重误导科学精神与文化的形成，不利于大学人才的全面发展。

3.对大学科研服务社会责任的冲击。随着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深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因素。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大学科研与社会发展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术资本主义强调大学及其科研人员跨越“围墙”，积极投身到市场活动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科研服务于社会。但同时，它也对大学科研的功能发挥带来了冲击。首先，在目的上。学术资本主义是大学及科研人员为了争取足够的资金而被迫进行的活动，它并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这就容易导致大学科研在市场环境中追逐私人利益或部门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的增进与发展。学术资本化的蔓延使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与运用有了限制，科研成果的公有性和共享性被削弱。其次，在方式上。学术资本主义刻意强调市场化，这会误导大学及科研人员对服务社会途径的认知。大学科研虽然要与经济社会进行互动以实现其功能，但市场化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因此，大学内市场行为的泛滥势必会损害到公共利益，而将大学科研推向异化发展的道路。

（二）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大学科研责任的实现

1.科研人员的责任。科学研究人员是大学科研活动的主体，其承担着知识创新，培育人才的重任。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是大学科研人员的一种职业操守，也是大学科研人员的一种社会责任与使命[10]。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大学科研人员的身份与角色带来了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科研人员更要明确自身的职责与使命。就责任而言，科学研究人员应始终以学术研究为导向，保持对科研事业的崇敬之情，无论何时都以发现知识为本，表达出对真理的渴望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关怀。科学研究人员与其他社会成员相较，拥有其自身鲜明的特征。默顿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中指出，有四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科学的精神气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这些原则既是科学研究精神的体现，也是对科研人员行为的规范。因此，大学科研人员的首要责任就在于发现知识和增扩知识。同时，大学科研人员还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作为教师，培养人才是第一要务。大学教师的职责就在于传授知识，传递理念，让学生在参与科研活动的过程中，掌握科学的内容与方法，并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完整的科研能力与高贵的科研精神。

2.大学的责任。大学是人类社会中最为悠久的机

能源市场研究篇3

（一）研究重点的差异性

经济学与管理学都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们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视角存在很大的区别。经济学是从经济视角出发，研究通过社会资源的利用与配置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利益，注重均衡，强调发展研究趋势，经济学认为资源是有限的，强调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稀缺资源的合理使用提供了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对世界的解释，解释“是什么”的问题。管理学是以对人的管理为研究重点，应用性比较强，是从组织激励角度分析对组织资源的利用，注重不均衡，强调管理过程，研究重点是对世界的改造，解决“怎么办”的问题，管理学中的行为科学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等理论都是根据组织提供的社会需要、经济刺激、价值体现等方面来配置组织资源的。

（二）研究方法的差异性

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的内容，把社会经济分为诸多个体，对个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这种研究具有抽象性；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整体性，它把组织看成是一个整体，再用系统论来分析构成组织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是具体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或者逻辑上的预期模式到对预期模式的观察和检验，是演绎的；管理学是归纳性的，是对管理经验的总结与运用，从个别出发研究共性，管理学理论是为解释管理活动存在的。经济学采用定量分析法，管理学不仅使用定量分析法，还加之定性分析；经济学多关注人为假设，管理学多关注现实事件。在对数据的利用上，经济学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时从研究工作者或研究部门那里收集的不需要经济学家自己去收集；而管理学正好相反，管理学的研究数据都是管理学家们自己去寻找的。经济学对除经济资源外的其他资源采用定性化分析法，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往往采用定量分析法；由于管理的行为比较复杂，数据信息也具有独特性，不好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因此管理学往往使用的是案例研究方法。

（三）研究对象的差异性

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根本的差异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场，市场是进行产品交换的主要场所，而现场是进行产品创造的主要场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对一般社会资源的利用，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是对特定的组织资源的使用；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资源的使用方法，强调对使用方法的科学性选择，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如何激励和组织资源实现企业的使命；经济学研究侧重的是普遍现象与一般规律，方向比较宏观与共性，管理学研究侧重的是实际的方法与特殊性，方向比较微观与个性；经济学通过对人与企业的共性研究找出共性问题的解决办法，管理学认为人与企业在具有共性的同时还具有明显的个性，因此管理手段的选择也要依据他们的个性来选择。

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结合性

（一）对人性的研究上经济学与管理学都对人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结果也不相同，但是对人的自利动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相同之处。经济学认为人都是自利的，自利心理决定了人的行为动机。人都是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也是如此，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对一些经济活动和社会机制进行解释的理论基础，正是因为人具有自利的动机，才会进行投资或者消费行为，决定人投资领域的也是自利动机，人们都会选择投资风险最小的，获得利润最大的，投资的数量也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消费也是在追求消费行为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的，市场机制建立的基础是微观的经济主体行为机制，这也是市场机制占支配地位时间长的原因。虽然管理学在“经济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认为人们也在追求社会利益与精神利益，但是这并没有否定人具有自利的动机，并且社会利益与精神利益是人在对个性利益的追求中感知的，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正是人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基础，只要存在稀缺资源，人的自利动机就会一直存在，社会不会成为只追求利益不受到约束的社会，也不会成为在约束下没有自利动机的社会，人最求自我利益是一种本能，不能否定人的这种本能，而是应该加以约束和规范。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挖掘人的潜力，使之创造更多的价值，管理就是让人在被管理下获取成果，是否有成果受到管理方式的影响，管理活动中的约束、激励机制也都是在自利动机下进行的，如果人没有了自利动机，那么管理也无从进行。

（二）制度环境上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制度环境是相同的，人类社会处于制度环境之中，制度环境对人类的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例如法制社会中人们就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都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的，经济学充斥着个人主义，经济学研究以个人为主，以个人行为来分析组织行为，个体构成总体，总体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个体的相互作用，人们的行为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企业的行为也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基础的，对个人和企业这种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应该以规范和引导为主，而市场经济机制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管理资源是由市场来定价的，管理中各种资源的流动是在市场环境下进行的，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是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的，企业经营行为和成果是接受市场检验的，因此管理学也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发展的，也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经济学与管理学运用的基础都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建立在承认自利动机的基础之上的，有自利动机就会产生自利行为，成功合理的自利行为就会产生私有财产，也就会产生私有产权，私有产权保证经济的有效运行，如果私有产权受到市场经济制度的保护，那么私有财产者就会在社会环境中得以长远发展。管理的实施基础是既定产权，管理活动是为了实现既定产权，即使既定产权的权力不集中在所有者手中，但是收益权却没有变化。

（三）资源配置的研究上经济学的运行方式是市场价格机制，管理学的运行方式是企业行政命令机制，市场与企业又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形式，这说明经济学与管理学都在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如果企业的交易成本要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低，那么企业就会取代市场的地位，企业的行政命令机制就会比市场的价格机制更好；如果企业的交易成本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高，那么市场的价格机制就会比企业的行政命令更有效，组织形式也会趋向市场，甚至回归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为经济学与管理学提供了竞争机制，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分工也可以看出他们都在研究资源的配置。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的运行机制、发展动力、运行环境等等，是从社会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管理学研究的是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如何通过组织管理来实现企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的，经济学对社会的研究为管理学对世界的改造提供了理论，管理学的实践性也会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有利帮助。

三、经济学与管理学结合的趋势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点也越来越多，两者的结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经济学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时从研究工作者或研究部门那里收集的，不需要经济学家自己去收集，这就使经济学研究具有重理论轻实践的缺点，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而管理学正好相反，管理学的研究数据都是管理学家门自己去寻找的，使得管理学重实践轻理论，对管理问题的分析与解释不到位，管理学需要经济学系统的理论知识作为研究基础，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在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由于这两种学科都在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这就增加了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在不断的探索中，两门学科的交叉点越来越多，在发展中不断融合。现在的经济研究很多都是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的对象，在研究管理问题时也总借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融合也促进了边缘学科的出现。

经济学与管理学普遍应用于企业管理中，新制度经济学划分为三大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与委托理论。产权理论是从产权外部性角度来研究在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控制权的分配与激励问题，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委托理论研究的是企业成员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三种理论对企业的契约性、所有权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企业的管理理论可以借鉴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企业的组织理论也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而经济学边际效用的分析也可以应用到管理学的规范性研究中，企业的一体化发展与国际化经营也可以用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竞争战略也可以用信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总之，经济学与管理学是在发展中不断融合，在融合中不断发展，与现代企业的实际更加贴近。

四、结语

能源市场研究篇4

引言

浙江省地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江西位于中部经济发展地带，两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差异显著难以相提并论。然而，从国内旅游经济发展视角，尤其是入境旅游发展来看，两省都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发展旅游经济，尤其是入境旅游经济，是驱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兑现地区发展权益的重要途径。因此，整理国内学者关于两地入境旅游发展的研究成果，寻找收敛两地入境旅游发展的可能线索具有特殊重要价值。有鉴于此，文中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别从入境旅游空间格局与入境旅游客源市场问题汇总比较浙江入境旅游研究与江西入境旅游研究。

一、浙江与江西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研究比较

国内学者对浙江入境旅游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区域差异以及发展效率分别进行了研究。研究对象涵盖浙江省下属县域和地级市（刘宏盈，2012；涂玮，2013；张子昂，2016；王会军，2016）。刘宏盈（2012）通过定量研究判断浙江入境旅游的稳定性不断提升，入境游客来源^域集中。张子昂（2016）对浙江省县级区域的入境旅游空间特征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就空间集聚特征而言，对象区域的空间集聚性显著。其中，核心县域的扩散效应持续增加，其辐射区域的差异不断弱化。就省内县级区域间流动特征而言，入境旅游流的转移具有惰性。关于浙江省入境旅游区域差异问题，张子昂（2016）认为是局部性的差异。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王会军（2016），不过后者的研究相对更深入。王会军（2016）比较分析了不同地带间、同一地带内和下辖市间的入境旅游差异，发现浙江省入境旅游地区差异由地带内差异所主导。同时，王会军（2016）还发现入境旅游在地级市的差异逐渐缩小且速度不断下降。此外，浙江省入境旅游发展效率问题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通过DEA修正模型处理浙江省地级市入境旅游投入产出时间序列，涂玮（2013）研究了浙江省入境旅游发展效率在时间维度的特征以及空间维度的特征，进而探讨其驱动因素。

江西入境旅游研究主题包括客源地市场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省域层面的入境旅游流转移特征。前者以万田户（2014）的研究为代表，后者参见刘军胜（2013）的研究成果。就时间维度来看，万田户（2014）发现江西省入境旅游流波动性较强。相对于波动性，按细分客源地市场的稳定性由高至低排列为港澳地区、台湾地区和国外。就空间维度而言，万田户（2014）分析指出港澳地区有较高的集中度，不同于此，外国地区分布以分散-集中为主要特征。刘军胜（2013）对中部六省入境旅游流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就江西而言，其集聚和扩散指数具有波动性，集聚能力和其对应的外部依赖性强于其它五省，扩散能力和其对应的外部依赖强度居中。江西及其所在的中部地区入境旅游集散现象服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规律和距离衰减规律。

综上，浙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研究内容包括入境旅游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区域差异以及发展效率，观察区域涉及县级区域、地级市以及所属经济带的其它省级行政区；江西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研究内容包括客源地市场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省域层面的入境旅游流转移特征，观察区域仅限在省级层面（含跨省比较）。一方面，两地入境旅游均涉及相邻地区入境旅游发展的集聚与扩散规律问题；另一方面，浙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研究取样地区的层次性更强，而且对空间格局的审视视角更加多元。

二、浙江与江西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研究比较

部分学者对浙江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张捷雷，2007；周彩屏，2008；娄在凤，2013）。周彩屏（2008）研究浙江省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结构的变化，主要考察各客源地区市场份额的自身变化以及相对变化。其发现2001至2006年间份额不断的客源地依次为韩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份额相对稳定的地区有日本、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份额趋于下降的地区有中国台湾和菲律宾。娄在凤（2013）观察2005至2011年浙江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结构的变化，指出游客地市场的分布格局基本稳定，主要客源国份额的大幅变化并不影响其在浙江入境旅游市场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浙江入境旅游市场仍处于兴旺和崛起的市场发展阶段，尽管其内部发展不均衡。

李渊妮（2012）分析了2000至2010年江西地市层面入境旅游数据，发现港澳地区是当地主要的客源市场，入境游客快速增长的地区主要是海外地区，就整体空间的集聚特征来而言以下降为主。陈志军（2014）以亲景度指标来展开对1998至2012年江西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分析。其发现不同类型市场发展相对均衡而且波动性不大。欧美地区是江西入境游客亲景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亚洲市场是疏景市场。曾剑云（2014）从旅游国际收入视角研究2004至2014年泛珠三角的内地九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发现江西省入境旅游发展居于地区前列，而上述九省入境游客人均消费支出领先全国，尽管领先幅度呈下降趋势，不过入境旅游国际总收入却低于全国均值。

由上可知，浙江省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研究主题为客源市场结构的变化，即市场份额的自身变化和相对变化，其视野停留在全省入境旅游人数以及来源地区；江西省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研究主题与浙江研究类似，不过考察地区更加多元，包括省内地级市入境旅游人数及来源地区，江西省所处发展地带的跨省比较，而且关注对象从入境人次拓展到了入境旅游国际收入。可以认为江西省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研究较浙江省研究更深入。

三、浙江与江西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研究比较

能源市场研究篇5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持股;价格发现;资源配置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5-0020-07

一、引言

证券市场作为有价证券买卖双方交易的平台,使得证券资本得以置换,从而实现资金的融通,并带动相应的实物资产流动、重组和重新配置,最终促进资本形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成熟而规范的证券市场能够起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正相关。虽然近些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优化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功能逐步得到发挥,但是,我国证券市场还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转折期,在制度架构、市场基础和投资理念上,与成熟市场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迫切需要在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提高市场效率和竞争力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发展。2004年2月2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资本市场提升至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地位,并首次确定了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投资的主导地位,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正确评价我国机构投资者在完善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中的作用,是市场各方包括监管层、实务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如何度量机构投资者的影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相关研究主要包括:(1)机构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波动性的研究;(2)机构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参与主体――上市公司治理质量的影响:(3)机构投资者对于股价内涵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都从不同角度支持了机构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发展的积极影响。但是,发展证券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如何直接度量机构投资者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我们现阶段文献检索的结果显示,国外关于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效率,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的直接研究成果基本空白,国内也很少,主要包括从金融学科角度展开的研究,总体上支持了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有利于证券市场效率提升的观点。

上述文献表明,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影响的研究更多的是通过理论分析或某一方面的检验加以验证,相关结论更多从简单现象的呈列得出,缺乏较为严谨的实证检验,尤其缺乏对于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直接检验。本文借鉴Wurgler在2000年提出的直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以及国内相关研究进行了检验,从会计学和财务学视角展开实证检验,以期弥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

我们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确实存在一定的效率,高收益的行业获得更多的资源流入,从而壮大了行业的实力,提高了行业的贷款能力和证券市场股权融资水平。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行为使得该种表现更为明显,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于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信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是影响使用者决策的依据。信息使用者通过对信息的搜集、遴选进行投资决策,而投资决策行为的后果最终体现在股价之中。在有效率的市场中,通过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与信息机制,能够保证各种信息及时反映在股价之中,从而使各种证券的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其内在投资价值,并使各交易者的边际投资收益率趋于一致,超额收益现象得以消除,最终完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引导资本的再投入(具体形成过程如图1所示)。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信息使用者类型不同、所处的市场环境不同、管理制度不同等都会影响信息效率,以及信息效率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规模、信息优势等方面均有别于个人投资者。例如,基于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的考虑,机构投资者在信息的收集(acquire)与处理(process)方面较个人投资者具有较大的优势;基于上市公司会在特定范围内自愿性披露信息的原因,机构投资者更可能获得更多有关企业发展的内部信息,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挖掘活动对增进证券市场的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基于机构投资者对于公司治理的关注等等,使他们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方式对公司进行监督,成为价值投资者,从而起到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使用效率会对股价内涵产生影响,最终会反映到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本的再投资流向上。

我国机构投资者的真正发展应该从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开始。至今机构投资者不论是在群体规模和类型方面,还是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投资的主导地位逐步显现,学者们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有关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整体波动性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在稳定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以下作用:(1)机构投资者一般具有一定的规模,资金实力雄厚,有利于增加市场的资金供给,有效地避免供需失衡;(2)机构投资者作为专业性的投资者,在专业知识、信息获取、分析手段、投资经验等方面占有优势,他们能够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和公司研究进行比较全面、长远和准确的分析与判断,有效地减少或避免非理性操作造成的股市大幅波动;(3)机构投资者一般具有长远的投资目标,有利于形成理性的投资风气,这有利于避免股价大涨大跌,起到稳定器的作用;(4)机构投资者更有动力和能力参与公司治理,从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服务于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等,机构投资者具有稳定证券市场,降低市场波动性的作用。

其次,大量实证研究借助机构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治理状况改进的积极作用评价了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例如,吴东辉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操纵性应计负相关,即在机构投资者持股较多的公司中对其财务呈报的监督更为有效。。程书强以我国2000-2003年沪市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盈余信息及时性正相关,与公司盈余管理负相关,即公司盈余信息的及时性是吸引机构投资的动因,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吴晓辉、姜彦福发现引入机构投资者后,独立董事治理效率得到显著的提升,而且在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的样本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后一期

独立董事比例显著正相关,从而证实了机构投资者在促进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上的积极作用。李刚、张海燕研究发现,当公司出于降低成本目的而分红时,机构投资者会入主上市公司,而且市场认可机构投资者的甄别能力。

部分学者的研究则从机构投资者对提高价格发现能力的作用方面进行了检验,证实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作用。胡志勇、魏明海研究发现:备受责备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由于具有较强的财务信息解释能力,使其重仓股的价格发现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开财务信息,也使其股价成为财务信息内涵更丰富的信息系统。宋玉、李卓以我国2001-2004年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相对较早地解读会计盈余信息,其持股比例越高,盈余宣告后的市场反应越小,会计盈余宣告的信息含量越低。旧

上述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总体或某一方面产生了影响,机构投资者逐步起到稳定证券市场发展,提高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决策行为有助于提高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国内A股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所选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Wind数据库,不足的数据则从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年度报告中补充。在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筛选的基础上共确定了25个行业和1474家上市公司数据样本。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

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在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追加投资,而在投资回报率低的行业减少投资。即在社会总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引导货币资本流向效益好、成长性高的行业和公司,从而提高整个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益,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实现整个经济的持续和高速发展。基于这一点,Wurgler提出了直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即考察行业实现的增加值v与行业固定资产存量I之间的关系,回归系数为投资增长率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弹性系数,其数值越大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该模型从定量的角度考察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度量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对于证券市场资源效率配置的影响提供了有益参考。本文借助Wurgler的思想以及冯玉明、周中胜和陈汉文的研究构建了以下模型。其中,模型(a)考察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模型(b)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模型主要变量的定义如下:

Ecpi表示某行业的上市公司t期的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用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总资产减去t-1期的总资产除以t期的总股本。同时,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从银行贷款和股权融资数额的角度加以度量。因此,对EcpL,的衡量我们还使用了以下两类指标来表示,一类是某行业的上市公司t期每股负债增长率(包括总负债、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另一类是某行业的上市公司t期通过配股和增发新筹集的资本金。Avp表示某行业t期上市公司股票的每股加权平均收益。用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利润总额除以t期的总股本。

INSt为机构投资者持股变量,表示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所有流通A股中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比例,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除以流通A股数。

此外,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以下两个控制变量,控制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规模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影响。FluidityL,表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用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年成交额除以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A股市值;Stock表示股票市场的规模,用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A股市值的自然对数表示。同时,由于我们使用了2003-2007年五年的数据,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四个年度YEAR变量加以控制,当年份分别为2004、2005、2006和2007时取1,否则为0。

系数a1,表示在不考虑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情况下,我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情况;β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表示在考虑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效率影响的情况下,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高回报是否有更多的资源流入(包括资产的增长,获得更多的贷款额度,以及配股和增发的金额)。若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于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的影响。

四、检验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我们分行业描述了各行业的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见表1。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行业的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和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存在较大的差别,其中E建筑业的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为7.948最高,c9其他制造业和B采掘业分列第二和第三位,而G85通信服务业最低为0.027;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指标B采掘业最高为2.238,而G87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最低仅为0.074,但总体来看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均为正,说明2003--2007年我国各行业所有上市公司的总体处于盈利状况。我们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这一指标从2003年到2007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混合样本的均值达到了20.7%,说明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较高,其影响力也将逐步提升。从各个行业的指标看,c3造纸、印刷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最高,达到55%;而通信服务业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最低,只有2.7%。

在对各行业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文章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加权平均每股收益Avp和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Eep显著正相关,表明行业收益越高,其资产增长率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变量INST与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和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符合预期。

(二)回归分析结果

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首先按照模型(a)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各行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分析结果列示在表3中。根据25个行业所有样本混合数据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系数a。达到了1.399,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已经显现,证券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分行业回归中,除了cO制造业中的食品、饮料业,c3制造业中的造纸、印刷业以及E建筑业的系数a1为负并且不显著,其他行业的a1。系数均为正,而且上述25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的系数a1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我国证券市场总体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不同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系数存在一定的差别,其中C9其他制造业的系数最高,B采掘业的资

源配置效率系数最小。

按照模型(b)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对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第(1)列中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的系数β1达到1.376,在1%的统计水平内显著,模型的解释能力为9.5%;当考虑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时,第(2)列中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的系数卢。达到1.011,在1%的统计水平内显著,Avp和INST交乘项的系数β2为4.418,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的解释能力提高到13.5%。对比第(1)和第(2)列的回归系数和模型的解释力大小。我们还发现,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变量的影响后,Avp的系数有所降低,Avp和INST交乘项的系数大小超过Avp的数值,模型的解释力也有所增加,这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较好,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对证券市场资源配置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第(3)和第(4)列分别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Avp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盈利能力对资源配置方向有一定的影响;而Avp和INST交乘项的系数β2为4.395,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且模型的解释能力也有所提升,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总体结论基本一致。但是,控制变量Fluidity和Stock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在模型中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对模型的解释力较弱。综合而言,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了保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进行了如下检验。ECPt的衡量除了本文上面所述的每股加权资产增长率外,还用以下两种度量指标表示:一是表示某行业的上市公司t期每股负债增长率(包括总负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系数β2表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高回报是否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额度,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和表6;二是表示某行业的上市公司t期通过配股和增发新股筹集的资本金,系数β2表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新筹集的资金(包括配股和增发)是否流向效益高的行业,回归结果见表7。

根据表5的信息我们发现,当用每股总负债增长率代替每股总资产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在未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变量时,盈利能力变量对于资源配置有正向的影响。但是加入Avp和Inst的交乘项时,Avp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表示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的系数分别达到2.894和2.827,并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结论与表4的结论基本一致,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由于总负债指标当中包含了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的应付款项,我们又采用每股长期借款增长率和每股短期借款增长率,衡量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银行贷款额度分布的影响。用每股长期借款增长率和每股短期借款增长率分别代替每股总资产增长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表6的信息显示,盈利能力指标Avp的系数已不再显著为正,单纯盈利指标对贷款额度的发放并不具有信息含量了,而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信息后,Avp和Inst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比表6中第(1)列与第(2)列,以及第(3)列和第(4)列方程的解释能力,我们发现,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后,模型的解释力有显著的提升(由不到10%的解释力上升到35%左右),这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盈利状况良好的上市公司获得的贷款额度越大,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对上市公司的贷款额度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最后,我们再用每股股权融资额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由于2005年我国实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普遍没有配股和增发行为,所以在样本中本文剔除了2005年的数据。从结果中我们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每股筹资额正相关,但是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源的配置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机构投资者在再融资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可能会愈发明显。

五、研究结论

近些年来,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成为推进我国证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有力举措之一。但是如何看待我国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作用和功能,市场各方包括监管层、实务界和学术界还存在一定分歧。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Wurgler的研究思想构建了相应的实证检验模型,以我国2003-2007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我国证券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在各行业的差异,并重点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对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能源市场研究篇6

1.人力资源理论与研究生就业

萌芽于17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思想，伴随着经济学家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解开现代富裕谜的过程，于20世纪50～60年代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体系。经过舒尔茨、贝克尔等众多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已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为个人和国家投资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具体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历和熟练程度等。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本投资收益率。[1]贝克尔认为所有用于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并被视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最终确立的标志。[2]

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根本矛盾和问题是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本稀缺。表现为数量众多的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并形成作为现实生产要素和增长因素的人力资本。高等学校是高素质人力资源聚集地，通过大力开发有效管理，高校的人力资源是可以成为高等学校发展的重要资本，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2.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先是由皮奥里在1970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的工资高、条件好，有职业前景。第二市场则相反。并且，这两种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的分割性，也就是说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就职者相互流通是比较困难的。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意光顾第二劳动力市场，而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根本无法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目前国内学者引进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体制性分割的现象。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制度背景下，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过高的工作转换成本，使高校毕业生“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就业问题的缓解和解决，要依靠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体制改革。

3.就业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理论上否定了市场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解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是产生失业问题的根源。在实际生活中，没有非自愿失业之存在，此种情形我们称之为充分就业，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都与充分就业不悖。非充分就业是经济的常态，有效需求不足是非充分就业的原因。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拉动需求，以实理促进生产和提高就业。

高校研究生就业现状分析

1.研究生择业观念对就业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是事实，但并非不能解决。毕业生要适时适势地不断调整择业观念，在社会各方面支持下，逐步缓解就业压力。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的根本动机在于经济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即个人期盼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满意的最佳位置；而社会根据自己的生产需要，力图通过使用教育提供的人才，达到社会生产成本最小，利润最大。这样，社会将会把各种熟练劳动力和高级人才的需求信息输入劳动力市场，个人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调整自己对教育的选择。这样，个人与社会以劳动力市场为中介，各自不断地主动调整需求，使得两者达成一致。[3]而在2006年龙江高校的研究生就业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高校人才需求下降，硕士毕业研究生激增。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的择业观念并没有大的改变，不管是专业对不对口，自己的个性特征是否适合，还是追逐高层次的就业岗位。研究生择业观念个人取向严重，职业选择较少考虑职业的社会价值。注重经济价值，把经济收入放在首位，研究生功利倾向在择业过程中表现明显。研究生择业时不愿从基层做起，是一些研究生在择业中所持的心态，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中的高层次人才，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应是社会中高层次的。在自己的就业期望得不到满足时，很多研究生就选择待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研究生择业观念应根据现实劳动力市场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积极就业。用人单位对研究生就业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用人单位在选择人才时，不仅看重专业因素，而且更看重非专业因素。每个用人单位都希望招聘到有才能的人，能够真抓实干的人，但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人品。一个人的专业能力再强，如果品格不好，用人单位是不会录用的。用人单位提出了明确的非专业能力要求，主要表现在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等。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和制度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就业。但是，虽然用人单位提出上面各种基本条件的限制，但用人单位进人还是以研究生的能力素质为核心考验标准的。用各种条件限制主要是初步遴选的需要，何况遴选条件也反映一定的素质要求。用人单位强调的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非专业能力）和人品，研究生如果在综合能力和人品上与本专科生竞争中不占上风或优势不明显，就业就更加困难。

3.政府宏观调控对研究生就业的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就业制度大致经过了以下四种模式的演变：一是“统分统配”模式（1949~1985年），由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分配。二是“供需见面”模式（1985~1989年），适当缩小“统分统配”的比例，有15%~20%的毕业生由学校通过“供需见面”就业洽谈会制定建议性的就业计划。三是“双项选择、自主择业”模式（1989~1999年），出现各种形式的招聘会和洽谈会，不再依靠行政手段由国家保障就业。四是“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模式（1999年以来），逐步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在就业政策上实现了由统分向不分的转变，可以说这种就业政策的变化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自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作用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大，毕业生个人目标的追求开始主导着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近年来国家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关于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采取积极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不断完善制度环境，解决宏观调控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问题，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高校研究生就业发展的新思路

1.转变研究生就业观，全面提升自身素质

许多学者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宁愿专业不对口，宁愿高才低就，选择沿海也不去中西部地区，这也造成了研究生就业的地区间结构失衡。这里有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环境的客观因素，也要注意研究生的主观因素，要引导研究生走与实践相结合的成长之路，这样可以解决就业市场化与就业流向控制的矛盾，这是其一。其次，人的需要是多层次，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要教育研究生树立正确的需求观，构建良好的价值观念体系。同时，要引导研究生不以一时的主观判断来选择职业，而是客观地看待职业的社会地位，充分地认识社会和自我，不要幻想和要求第一次选择就业岗位或从事的工作，就能完完全全符合自己的理想，终身从事一种职业是可能的，但终身在一个岗位上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2.调整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结构和培养模式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中，教育一直显得比较被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已经市场化，但高校教育体制改革较缓慢，表现在专业设置调整滞后，毕业生所学的专业结构与市场供求出现了错位，这是制约高校毕业生就业最突出的原因。要增强大学对外部市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给高校较大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自，提高专业设置的灵活性，使高校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重组教师教育资源，改善师资培养结构，建立起适应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要求的师资培养体系。同时，高校研究生应根据自己的职业理想，突出自己的就业优势，切实提高研究生的就业率。

3.完善研究生就业市场体系

就业市场也称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要素买卖双方从事交易活动的场所。研究生就业市场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宏观调控，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逐步完善研究生就业市场体系，积极培育、开拓和完善研究生就业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市场，为研究生就业创造更广阔的空间。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针对性要加强，建立研究生专门就业市场，以使就业市场有序有效运作。随着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深入及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各高校纷纷建立自己的就业指导网站，成立了高校的无形就业市场，通过网络求职更加便利，应加大力度建立毕业研究生就业信息网，解决市场信息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全国范围的远程面试和网上初选，加快建立全国大学生就业网上联盟，建立健全研究生就业市场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明确毕业研究生、用人单位和高校的责任和权利，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2007年2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就业促进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期待“就业促进法”能严厉禁止和惩处各种就业歧视；能大力优化创业环境，从源头上增加和促进就业供给成为考核评价地方政府的核心指标。

参考文献：

[1]刘文.高等教育投资与毕业生供求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