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论文篇1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教学学科界限

作者简介：李燕，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0.222

“中国法制史”这门课是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法学专业中最为特别的课程。一方面，中国法制史课堂上讲到的法律基本都是已经失效的法律，也就是说，学生在中国法制史这门课上学到的法律知识几乎不能直接应用于现在的司法实践。这一点就与部门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很多学生不重视中国法制史这门课，认为它是无用的，而学习部门法才有助于未来的工作。另一方面，学习中国法制史的门槛较高，需要以较好的学养为基础。比如说，在学习中国法制史的过程中需要阅读文言文资料，学生需具备读文言的能力。再比如，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法律，需要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这就需要学生对历史的诸多方面有充分的了解。因此，中国法制史这门课有一些特殊之处，在教学中就有一些特别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

一、“中国法制史”的价值

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读法学专业就是为了将来能够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学以致用。而中国法制史这门课上讲到的法律知识基本不能直接应用到学生未来的工作中。因此很多学生会问到，为什么学习中国法制史？学习中国法制史有什么用？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学生就无法理解学习中国法制史的重要意义，也就很难有学习的积极性。在我看来，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如下：

首先，学习中国法制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人的一些行为规范。尽管在纸面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多数原则、规范、概念都已经不存在了，但中国人内心的规范很多还是传统的，行事为人也常依内心的传统规范。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法律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式，而是仍部分存活於中国人的心里及日常生活中。比如，中国传统的五服制罪原则仍就与今天许多中国人内心的规则相一致。学习法制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中国人的一些行为规范究竟来自哪里。

其次，学习中国法制史可以帮助学生拓宽视野从而深入理解法律的概念。中国传统法律基本上是儒家化了的法律，这与中国近代以来从西方学来的法律有显著差别。法律背后的理念更是有深刻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法律以及传统法律转变为现代法律的过程是非常独特的。学习这些知识可以拓宽学生的眼界，了解多样的法律形态以及法律演进历程。这无疑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是法律，并拓展对法律的认知。

再次，学习中国法制史的过程也是挖掘这门学科的新价值和新意义的过程。一门学科会随着它的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展以及深化，逐渐显现出更多新的价值。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并没有完结，还处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广泛、深入的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而新的认知会展现这门学科新的价值。课堂教学本身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在课堂上师生共同讨论一些问题，常会纠正已有的偏见，产生新的认知，而这些新的认知很可能会带来新的学理或实践上的价值。

总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当今中国人的一些行为规范以及了解中国独特的法律文化从而深入理解法律的概念，而且，教学本身也是进一步挖掘和发现中国法制史新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

二、“中国法制史”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在我看来，在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其一，读史料的问题。学习历史最基础的功课就是阅读、分析史料。学习法制史当然也是如此。对中国法制史的可靠认知都建立在对史料的分析上，因此，课堂教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师生共同阅读史料，分析史料。而中国法制史的史料多用文言写成，而目前的中小学教育并不十分注重培养学生读文言的能力。因此，大多数学生会感到读史料很困难，而这一困难就成为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的一大障碍。在读懂史料的基础上，如何分析史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解读史料是否要确立一个标准答案？谁能确立这个标准答案？这是在课堂教学中需要重视的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了教师教学以及学生学习的方式。

其二，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视野问题。由于学科背景的原因，在法学院，教师教中国法制史习惯于用法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传统法律。他们往往会借助法学的概念、理论来解读传统法律，用法学的理念来评判传统法律。这样的习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过分看中法学视角，从而忽略了其他学科视角可能给学习中国法制史带来的帮助。研究视角越丰富，就越能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并深刻理解中国法制史。而单一的法学视角无疑是将我们的眼界限制住了，从而不利于理解传统法律。比如由于商周时期的刑罚太过久远，我们现代人对那些奇怪的刑罚，总有隔阂，法学知识无法帮我们去理解那些刑罚。而人类学的一些研究就可以帮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那些刑罚。而且，由于过分看中法学视角的分析，很多学生并不十分在乎准确掌握史实，认为只要大致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行，关键是用法学进行分析。由此，很多所谓分析都没有建立在全面且可靠的史实上，所以也就价值有限。而且史实的细节本来可以有助于分析，由于被忽略也就不能很好地利用起来。

其次，忽视了用法学视角分析中国传统法律带来的一些误解。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传统法律的概念、逻辑、原则与现代法律根本无法对接。用法学去阐释中国傳统法律，很多时候都没有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法律，反倒是添了很多麻烦。比如，很多人喜欢用民法这一概念去分析中国的某些法律，花很多时间去辨析传统民法与现代民法的不同，并说明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民法这个概念去分析中国传统民法，但仍然没有因为用了这一概念就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及理解了所谓中国传统民法。

所以，当我们采用法学视角的时候，要十分谨慎。虽然法学院师生对法学这一视角最为熟悉，用起来也最为方便，但不能局限於这一视角，也要警惕不恰当地运用这一视角带来的问题。

三、打破学科界限以应对问题

上述两个问题，用法学专业的知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我认为，应当从长计议，走出法学专业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其一，鼓励学生熟读古代文献，打好基础。很多法学院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专业是法学，不必像专门学习古代汉语的人那样具备熟练且准确理解文言文的能力，只要差不多就行。然而，没有对古代文献的准确理解，就无法准确了解传统法律，可以说，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不能因为专业的原因，而不去打好这个基础。由于培养学生读文言文的能力并不是一个学期的课程能够完成的，因此大多数时候，教师需要将文言文的字面意思直接告诉学生，也要将有争议的注释告诉学生。另外，教师需要将培养阅读能力的一些要点告诉学生。首先，要让学生了解一些文言文的基础知识。其次，我通常会告诉学生，培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反复读，应当少读但要多重复，而不是贪多。再次，给学生推荐好的工具书。一个学期中要给学生布置几次作业，即将一段文言翻译成现代汉语，以训练学生，并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样，学生就可以自行开始培养阅读能力了。在准确理解一段文献的字面意思之后就要分析其所记之事的意涵了。对当时历史背景的全面把握是准确分析的基础。因此，法学专业的师生也不能因为自己的专业不是历史学，就在把握历史细节上打折扣。仍然要全面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而在课堂分析史料的过程中，教师不应当垄断对史料的解读，即教师不应在阅读史料后，直接将自己对史料所记之事的看法作为知识讲给学生，并且在考试中以此为准评判学生，因为教师的解读也可能存在不当之处。教师的解读只是一家之言，不应理所当然地成为标准解读。在我看来，学生也应当参与到解读中，并应当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也应当告诉学生，不应当以教材或教师的解读为准，而是应当独立思考。由此，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师生共同解读史料，各自发表对史料的看法并一起讨论甚至是辩论。这样才能就中国法制史上的概念、规范、原则有准确的了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解读的能力。而教师垄断解读的做法会让学生陷于单一解读，甚至被教师的不当解读而误导。而且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就很难获得独立解读的能力。在我看来，考试中的评判标准也应当与这一理念相符。中国法制史的考试一般考察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础知识，主要就是史实。二是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对于前一类内容，一般是有标准答案的。可以据标准答案来评判。而第二类内容，则不应设定标准答案，因为教师不能垄断对史料的解读。对于第二类内容的考察，应当看学生是否有自己的见解，其论证有无说服力，依此做出评判。因此，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考试，教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学生共同讨论，而不是设定标准答案。

其二，鼓励学生广泛阅读拥有开阔的视野。当学生对史实的意涵有了解之后，就涉及如何评价史实的问题。如上文所述，单一的法学视角不利于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有更广泛的视角，从而对中国法制史有更丰富的认知。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介绍给学生更多的视角，而不应局限在法学视角内，并且与学生讨论，同时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视角。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师生就用多种视角看中国法制史，对其理解也就更丰富、深入。

而尝试用多视角来教中国法制史，应提醒学生广泛的阅读。因为在此基础上，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教师提出的法学之外的视角，并且自己提出新的视角。所谓广泛阅读，就是打破学科的界限，不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广泛阅读人文社科的各类书籍，从而对人文社科的知识有全面的了解。这件事做起来，需要很久的时间，但在课上，要提醒学生有这样的意识，并着手开始广泛地阅读。尤其要提醒法学院学生，不要让自己的求知局限于自己的法学专业，广泛的阅读不仅仅是有利于中国法制史的学习，对各门学科的学习都会有帮助。

因此，在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熟练且准确理解文献，明了史实的意涵，评价史实都是法学专业的知识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当鼓励学生走出法学专业，培养自己读文献的能力，广泛阅读人文社科类书籍。

参考文献：

[1]赵昆坡.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张伟仁.磨镜——法学教育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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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史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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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20314销售管理（独立本科段）集美大学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20320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独立本科段）集美大学00151企业经营战略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054管理学原理00153质量管理（一）00154企业管理咨询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30109监所管理（独立本科段）中央司法警官教育学院00928罪犯劳动改造学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261行政法学12561矫正原理与与实务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5680婚姻家庭法00015英语（二）00933罪犯改造心理学030117法律（独立本科段）福建师范大学00230合同法00242民法学00247国际法00249国际私法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5679宪法学00223中国法制史00245刑法学0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00261行政法学00243民事诉讼法学00260刑事诉讼法学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0226知识产权法0022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0244经济法概论05677法理学030203社会工作与管理（独立本科段）厦门大学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6947犯罪社会学00284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00285中国福利思想00278社会统计学00286福利经济学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00280西方社会学理论030302行政管理学（独立本科段）福州大学00024普通逻辑00067财务管理学00318公共政策00320领导科学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07现代管理学00261行政法学00315当代中国政治制度00319行政组织理论00341公文写作与处理00277行政管理学00316西方政治制度00321中国文化概论01848公务员制度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0034社会学概论00040法学概论00144企业管理概论00312政治学概论00322中国行政史

040102学前教育（独立本科段）福建师范大学00398学前教育原理00401学前比较教育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881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00883学前特殊儿童教育00402学前教育史00882学前教育心理学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0467课程与教学论040107教育管理（独立本科段）福建师范大学00452教育统计与测量00454教育预测与规划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51教育经济学00455教育管理心理学00457学前教育管理00458中小学教育管理00445中外教育管理史00449教育管理原理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0450教育评估和督导00453教育法学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40112小学教育（独立本科段）福建教育学院00464中外教育简史03329小学语文教学研究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58中小学教育管理00465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72比较教育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0467课程与教学论03330小学数学教学研究050104#秘书学（独立本科段）漳州师范学院00320领导科学00523中国秘书史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07现代管理学00261行政法学00524文书学00321中国文化概论00527中外秘书比较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525公文选读00526秘书参谋职能概论050302广告学（独立本科段）厦门大学00037美学00642传播学概论00662新闻事业管理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07现代管理学0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00321中国文化概论00641中外广告史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0034社会学概论00040法学概论00244经济法概论050309公共关系（独立本科段）泉州师范学院00318公共政策00320领导科学03291人际关系学03298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292公共关系口才03297企业文化03300现代媒体总论00321中国文化概论03293现代谈判学03295国际公共关系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0152组织行为学03294公共关系案例071502应用心理学（独立本科段）福州大学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7051学习心理学06059心理学研究方法07052行为改变技术00471认知心理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7048心理诊断00015英语（二）02106普通心理学06056心理学史*080307机电一体化工程（独立本科段）福州大学02194工程经济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02245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2240机械工程控制基础02243计算机软件基础（一）02200现代设计方法02202传感器与检测技术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0420物理（工）02238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02241工业用微型计算机080702计算机及应用（独立本科段）福州大学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2324离散数学02331数据结构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4747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0023高等数学（工本）02326操作系统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02325计算机系统结构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4737C++程序设计00015英语（二）02333软件工程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080709计算机网络（独立本科段）福州大学02331数据结构02335网络操作系统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4747Java语言程序设计（一）00023高等数学（工本）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04749网络工程02379计算机网络管理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4751计算机网络安全00015英语（二）03142互联网及其应用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04742通信概论*082208#计算机信息管理（独立本科段）厦门大学00910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02142数据结构导论02375运筹学基础02378信息资源管理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02628管理经济学03173软件开发工具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4737C++程序设计00015英语（二）02323操作系统概论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04757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100702护理学（独立本科段）福建医科大学03006护理管理学03202内科护理学（二）03203外科护理学（二）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008护理学研究03009精神障碍护理学03200预防医学（二）00182公共关系学03005护理教育导论03201护理学导论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15英语（二）03004社区护理学（一）*100805药学（独立本科段）福建医科大学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6831药理学（四）01763药事管理学（二）03049数理统计01761药剂学（二）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英语（二）02051物理化学（二）030112法律（基础科段）厦门大学00242民法学00247国际法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5679宪法学00223中国法制史00245刑法学00261行政法学00243民事诉讼法学00260刑事诉讼法学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244经济法概论05677法理学050114汉语言文学（基础科段）福建师范大学00024普通逻辑00529文学概论（一）00535现代汉语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429教育学（一）0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00536古代汉语00506写作（一）00531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00534外国文学作品选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53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050207英语（基础科段）福建师范大学00595英语阅读（一）00596英语阅读（二）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795综合英语（二）00522英语国家概况00597英语写作基础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794综合英语（一）050308新闻学（基础科段）福建师范大学00633新闻学概论00655报纸编辑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00654新闻采访写作00657新闻心理学00653中国新闻事业史00853广告学（二）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34社会学概论00656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050425环境艺术设计（基础科段）福州大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5412专业制图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105#金融（专科）福州大学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73银行信贷管理学00075证券投资与管理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20高等数学（一）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72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00041基础会计学00055企业会计学00066货币银行学00074中央银行概论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60财政学*020109国际贸易（专科）福建师范大学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58市场营销学00088基础英语00091国际商法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20高等数学（一）00076国际金融00089国际贸易00041基础会计学00090国际贸易实务（一）00094外贸函电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92中国对外贸易00093国际技术贸易020116#金融管理（中英合作专业）（专科）福州大学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223会计（专科）集美大学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67财务管理学00157管理会计（一）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20高等数学（一）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146中国税制00041基础会计学00070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00155中级财务会计00156成本会计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144企业管理概论*020229旅游管理（专科）福建师范大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6124旅游文化学01792旅游企业公共关系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3959旅游政策与法规020224#商务管理（中英合作专业）（专科）华侨大学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228物流管理（专科）集美大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12英语（一）

020265采购与供应管理（专科）集美大学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5361物流数学05362物流英语05734商业组织与过程05364物流企业会计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5728采购谈判与供应商选择020313销售管理（专科）集美大学00058市场营销学00185商品流通概论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54管理学原理10510连锁与特许经营管理00177消费心理学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020319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科）集美大学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02126应用文写作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20高等数学（一）00177消费心理学00182公共关系学00853广告学（二）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144企业管理概论

030202社会工作与管理（专科）福州大学00272社会工作概论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274社会政策与法规06095社区服务00182公共关系学03350社会研究方法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34社会学概论06096社会传播学030301行政管理（专科）福州大学00147人力资源管理（一）00163管理心理学00292市政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107现代管理学00341公文写作与处理03349政府经济管理概论00182公共关系学00277行政管理学03350社会研究方法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40法学概论00312政治学概论040101学前教育（专科）福建师范大学00384学前心理学00386幼儿文学00389学前教育科学研究00394幼儿园课程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385学前卫生学00388学前儿童数学教育00413现代教育技术

00387幼儿园组织与管理00392学前儿童体育00393学前儿童语言教育00396学前儿童美术教育00397学前儿童音乐教育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12英语（一）00383学前教育学00390学前儿童科学教育00395科学技术社会

040103小学教育（专科）福建教育学院00405教育原理00409美育基础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406小学教育科学研究00407小学教育心理学00410小学语文教学论00408小学科学教育00411小学数学教学论00415中外文学作品导读00417高等数学基础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395科学技术社会00412小学班主任00416汉语基础00418数论初步050303公共关系（专科）泉州师范学院00058市场营销学00642传播学概论00643公关心理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107现代管理学00644公关礼仪00646公共关系写作00182公共关系学00645公共关系策划00853广告学（二）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34社会学概论00638企业形象与策划00647公关语言050405室内设计（专科）福州大学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712建筑工程定额预算

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706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080306机电一体化工程（专科）福州大学02183机械制图（一）02230机械制造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22高等数学（工专）02159工程力学（一）02195数控技术及应用02234电子技术基础（一）02185机械设计基础02236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12英语（一）02205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02232电工技术基础02237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080701计算机及应用（专科）福州大学02142数据结构导论02316计算机应用技术02318计算机组成原理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22高等数学（工专）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4730电子技术基础（三）0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02198线性代数04729大学语文04732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12英语（一）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02323操作系统概论082201#管理工程（专科）福州大学00058市场营销学02194工程经济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20高等数学（一）00054管理学原理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41基础会计学02626现代企业管理（二）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12英语（一）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2151工程制图*082207#计算机信息管理（专科）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02316计算机应用技术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4754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00022高等数学（工专）00342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041基础会计学0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02384计算机原理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0012英语（一）00144企业管理概论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02382管理信息系统*100701护理学（专科）福建医科大学00488健康教育学02901病理学02997护理学基础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903药理学（一）02996护理伦理学03000营养学03179生物化学（三）02113医学心理学02864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02998内科护理学（一）04729大学语文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2899生理学03001外科护理学（一）03002妇产科护理学（一）03003儿科护理学（一）*100801#药学（专科）福建医科大学03026药理学（二）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911无机化学（三）03024生物化学及生物化学技术

法制史论文篇3

[关键词]陪审制度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

一、当今世界陪审制度概况

陪审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审判案件的一项司法制度，目的在于通过民众的有效参与来实现司法民主。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起源于11世纪初的英国，但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是以美国为模型的“陪审团”模式。这种陪审团又分为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两种。

而大陆法系的陪审制度采取的是“参审制”。通常的表现形式是由两名外行人与一名专业法官组成合议庭或所谓混合法庭来审理案件。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外行人与专业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同时参与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与对法律加以适用的各个环节。陪审员有权与职业法官共同主持庭审活动的进行，共同解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问题，享有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在当今的德国对各类案件均实行参审制。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更类似于这种参审制。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的历史沿革及现存价值

1951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为便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法院应视案件性质实行人民陪审制度。”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陪审制度，当时的人民陪审制通过吸收普通民众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一步巩固政权、团结人民、共同抵御外敌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让人民有了当家作主人的感觉，成为我国实践司法民主的先声。当前坚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是加强审判工作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

陪审制度所体现的不再仅仅是一种诉讼制度和审判方式，更重要的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政治制度。其主要理念内容是中国人民陪审制度是与中国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司法民主制度。人民陪审制度作为社会公众价值观的声音，其政治作用具有格外的重要性，是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方面，应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陪审制度的现存价值:一是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公正。二是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民主。三是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公开。四是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独立。五是陪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廉洁。六是陪审制度有利于普法教育。

三、现行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1.陪审员职责不明，角色错位。根据2005年5月1日颁布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决定》及相关诉讼法律规定，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时享有与职业法官同等的权利。但陪审员参审时享有哪些权利哪些义务，《决定》及其他相关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一些法院为了解决陪审与日常工作的矛盾，一批退休干部、下岗工人等成了专职陪审员，他们主要承担诉讼手续、送达法律文书等事务性工作，这种角色错位现象背离了陪审制度的本意。法官职业化后，这些工作将由法官助理专司，陪审员必须真正实现角色转换，充分履行陪审制能。

2.陪审案件范围不够宽泛。我国的《诉讼法》规定陪审制度适用一审案件的审理，却没有规定二审和再审程序中。再者，从审理阶段看，陪审制度仅限于审判环节，却没有运用于立案和执行阶段。事实上，立案环节涉及到当事人诉权的保护，是启动审判的前提，而执行环节则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最终实现，将这两个阶段排除于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显然不利于陪审制度司法民主功能的全面实现。

3.对陪审员责任追究不到位，不利于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实践中陪审员有的违法审判有的枉法裁判，但在《决定》中可以免除其陪审制度职务，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这一规定，对陪审员不履行或不当履行陪审制度尚未构成犯罪的，只能免除其陪审员职务，而不能追究其经济或行政责任。

4.“陪而不审”现象突出，影响了陪审功能的充分发挥。作为不懂或不精法律知识的陪审员，在庭审中往往不能正确认定证据问题，也不能正确认定法律问题，因而在合议时只能是盲目附合，听任审判员作出决定，“陪审”是只“陪”不审。这种“陪而不审”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庭审过程中，多数陪审员只是静坐，始终不说一句话，庭审完全由审判长进行。另一方面，在作出判决时，虽然法律赋予了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但由于陪审员介入案件时间较晚，加之其对职业法官存在趋同心理，在表决时一般都会痛快地举手同意职业法官的意见。

四、我国陪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首先，明确责任，发挥实效。人民陪审员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利，在实践中，应该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职责，使陪审员的权利得到落实。同时，应该限定人民陪审员一年中参加审判的次数，以及每年法院应针对本辖区有过陪审记录的陪审员考核，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专职陪审员的产生。

其次，逐步推进，扩大范围。鉴于陪审制度的重要意义，为了充分发挥陪审制度在司法民主、司法公开、司法公正、司法廉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应该扩大陪审的范围，将陪审制度扩展到二审和再审环节，以及立案和执行程序。可以在民主氛围浓，法律意识强，普法工作好的地区先进行试点，取得一定经验后可以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确实效果好，有了成熟的制度措施之后可以普遍实行。

再次，承担义务，切实负责。陪审员在享有权利同时也应承担同等的义务，如果陪审员在审判案件中有徇私枉法情况，应当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比照职业法官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陪审员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改善消极被动的陪审现状。

最后，加强培训，提高水平。加强对人们陪审员专业知识的培训，这样不但能保证案件的公平公正的审判，同时也是很好的普法活动。受过培训的陪审员了解基本的法律知识，就能快速的抓住案件重点，参与案件中，提高审判效率，用专业的眼独立分析是非曲直，避免职业法官“一边倒”的现象。

参考文献：

[1]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法学家，1999，(3).

法制史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传统文化；传承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28-004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首届教学奉献奖奖励课题“地方高校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湘财教指〔2011〕9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水顺（1966―），男，湖南新田人，硕士，湖南科技学院法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法理学，法史学。

中国法制史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大学生在课堂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与传承主要依赖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中国法制史虽是全国高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因中国法制史所涉及的内容时间跨度大，始于夏朝，止于1949年，上下几千年，其中生僻的古代法律专有名词较多，文言文多，典籍资料繁杂，内容难以理解，学生在学习时感觉存在较大的难度，故学生对此门课程学习兴趣不大。但是，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中国法制史，蕴含着中国几千年来依法治世的成功经验和中国人民无与伦比的法律智慧，凝聚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人文精神。在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彰显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中国法制史的一个教学任务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所以，正确地对待、学习、捍卫、传承和发扬中国法制史中的传统文化，极其必要和重要。

一、通过中国法制史细节的教学，使学生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中国法制史课程知识点多，内容庞杂，囊括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主要的发展变化过程。其内容就是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及其制度，包括法律的产生、发展、演变、性质、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法律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等的关系。教师可以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通过以上细节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各细节的知识点，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国家观、法律观，也为他们学习理论法学和各部门法提供基础性知识，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理解。因为我国现行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制度都不会也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与中国各朝各代的法律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法的继承关系。我国现行法律的许多制度、理念、立法指导思想、原则、法律形式都与古代的法律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大学法学本科学生来说，学好中国法制史就能更好地理解、领会和贯彻现行法律，了解现代法律的渊源、优点与不足，以及如何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以期促进现行法律的不断进步。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各代统治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都会想方设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其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打击刑事犯罪，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以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资料和文化传统。

教师在讲授中国法制史细节时，应该要有意识地去搜寻其中的文化细节，挖掘其传统文化的内涵，引导学生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必然会转化为学生积累传统文化的快捷通道。众所周知，中国法制史各章各节的细节，均是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法律制度的浓缩和精华，均蕴含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假如教师能匠心独运地教学，学生能用心地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便可拓展出精彩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并转化成学生的法律文化积淀，使学生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二、通过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与发展规律的教学，使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从中国法制史课程的特点来说，要想使学生深深地被感染，教师对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内容精心的备课和精彩的讲授就变得特别重要。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第一，我们可以以立法指导思想、法律形式、立法概况、行政立法、刑法制度、民法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经济立法、司法制度为线索。其中，教师最应该讲清楚的是，每个线索是怎样在各个朝代之间产生、发展、演变和承前启后的。这又要求教师必须运用教学技巧，对枯燥的理论进行有目的的加工，使之成为学生喜闻乐见的、包含着许多故事和趣闻的内容。例如，我们在讲立法指导思想时，夏商周三代是怎样承前启后的呢？夏商两代都是神权法思想，都是“受命于天”“恭行天命”，而西周是“以德配天”。这个理论既枯燥乏味，其逻辑性也不强，学生对这个理论的学习往往很消极，故教师在这个问题上一定得花费一番心思，在教学技巧上下功夫。必须将“受命于天”“恭行天命”“以德配天”与民间传说故事“帝祖合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祖分离”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语言在轻松的课堂气氛中进行讲授，使枯燥的思想变成有趣的理论，使之受学生欢迎，易被学生吸收。

第二，也可以以一脉相承的各朝的法典及其法律制度为线索。中国古代是重刑轻民的，所以其法典主要是刑法典。中国古代的法典沿革清晰、一脉相承，从夏至清的各朝主要有禹刑、汤刑、九刑、吕刑、法经、秦律、汉律、魏律、北魏律、晋律、北周律、北齐律、大业律、开皇律、唐律、宋刑统、明律、清律，它们分别反映了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自始至终都以“五刑”指称刑罚体系。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西周三代，其刑罚体系是以肉刑为中心的“五刑”体系，秦朝时的肉刑更加残酷，西汉时开始进行刑罚改革，废除肉刑，向徒刑、流刑过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有了一定的进步，到隋唐时期形成以徒流为中心的“五刑”体系，这一直持续到清末。

教师以各朝的法典及其法律制度为线索进行讲述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因为它们是以晦涩难懂的文言文表述的，但通过教师的细心梳理，精心加工，用心讲授，尤其是教师在讲述时，巧妙地把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法律典故始终贯穿其中，讲解其源头出处和演变过程，使学生了解各典故的来龙去脉，加深学生对各朝法典及其法律制度的理解，这样也会使这部分内容的讲授妙趣横生，易被接受。一般来说，法律典故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使用频率高，蕴含的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有些法律典故，历史性、趣味性都很强，如既往不咎、三令五申、死有余辜、一网打尽、明正典刑、先斩后奏等。有些法律典故，包括法律术语典故、司法典故、判例典故和刑罚典故，虽无中学知识基础，专业性很强、晦涩难懂、不易掌握，但却是法制史中的难点内容，是教师必须详细讲解的，这是法制史专业知识的基础。如獬豸、绳之以法、三尺法、治国三典、击鼓升堂、何武断剑、海瑞验尸、枭首、凌迟等。有些法治人物典故，人物形象刻画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秉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对这些法治人物有个完整的把握，用历史的眼光去理解这些典故，这将有利于学生视野的拓展和文化的积累。如叔向论罪、子产立法救世、汉文帝废肉刑、汉武帝不以亲党诬法等。教师如果将这些法律典故融进课堂里，就将死理论讲活了，将枯燥的东西讲成了学生感兴趣的知识，学生也就不会再对中国法制史消极抵抗，而是积极地主动地接受了。

法律典故既是我国法律的历史，又是形成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基础。当然，在这里，文言文就成了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可以看出，通过教师对中国法制史发展线索的精彩的讲授，使学生领会中国法制史的发展演变规律，发现这门课程的魅力和兴趣，使这门课从一门枯燥无味的纯理论课变成了妙趣横生的受学生欢迎的趣味课，从而使学生感染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就会随之扎根于学生心中。

三、通过中国法制史中法律传统的教学，使学生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贯穿于中国法制史始终的中国法律传统是一个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成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1]关于我国究竟有哪些法律传统，学术界见仁见智，但基本看法一致，最有代表性是张晋藩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主要有以人为本、明德慎罚、恭行天理、执法原情等传统。[2]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价值判断准绳。相应地，中国古代社会在法律方面创造了自己一脉相承、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小农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必然存在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因此，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教师应该果敢地进行取舍和选择，真正使学生在中国法制史的学习中，去感悟、汲取、秉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大一统与爱国主义传统

大一统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全国。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帝王就应该拥有一统天下的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后来又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观念。爱国主义一直为古代中国人民所倡导、褒奖和推崇，主要体现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政治伦理思想中。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用传统文化去充实和丰富法制史教学内容是大学法制史教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

（二）“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传统

这个传统的发展演变，从西周到隋唐，法律儒家化最后定型，为宋元明清各代所继承和发扬。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于道德教化的高度重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重要表现。

在中国古代，做人、处事和治国都不能离开礼。礼与德关系紧密，礼是外在规范，德是内在义理，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认为礼与法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调整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二者既有统一性，都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内容，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密不可分。汉儒又将此理论上升为治国之策，把儒家的亲属制度和法家的专制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标志着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它通过“春秋决狱”渗透到司法领域，后又通过“以礼入律”渗透到立法领域，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唐代，此传统达到顶峰。

（三）“恭行天理，执法原情”传统

天理国法相通，法顺人情无害。天理又体现为国法，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协调一致，作用互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都强调天道秩序对人类社会秩序的示范作用，表现了人们对“天命”的敬畏。这种倾听天命、敬畏自然，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制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视。

（四）“以人为本，明德慎刑”传统

它体现了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刑法适中，尽量做到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儒家继承发展了民本思想，孔子明确提出了“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更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体系。秦汉以后各朝各代都宣称以“重民爱民”为其重要的一个基本政治原则。当然，这对于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缓和和解决社会矛盾、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五）家族本位与伦理法治传统

在中国古代，宗法与政治达到了高度结合，导致了家国一体、亲贵合一、家法与国法共存的局面。这个传统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中国的忠孝文化，它注重亲情，注重家族伦理。因为家庭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各个个体相加的整体，子女生命是既其父母生命的延续，也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就有了“骨肉之亲”“手足之情”之说。在古代传统法律制度中，就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家族伦理的印记，这也是中国法律传统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

（六）“纵向比较，因时定制”传统

中国历代法典尽管内容上大同小异，但袭旧又有所创新，是在总结过去、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基础上，经过纵向比较而制定的，所立之法不但有轻重取向不同，并且更加贴近生活。从本质上说，它所倡导的就是“创新”，包括法制变革和其他社会变革。中国法制史中的管仲改革、吴起变法、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周世宗改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和“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创新、锐意改革、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思想追求，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髓，这同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也是非常吻合的。

（七）“无讼是求，调处息争”传统

它反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法律文化所极力倡导的知足常乐、克已忍让、天下无讼与和谐稳定，可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以义务观念为主的中国古代人们的权利意识，不利于人们法律素质和法制观念的养成，但从劝导人们必须重视内心修养，在遇到与人冲突时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尽量避免纠纷，息事宁人，如已有纠纷，要尽快了结，从而保持内心平静，防止不良情绪。“无讼”“息讼”与“和谐”又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在古代不但是各级官吏良好政绩的主要表现，也深深地影响了广大群众，这更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厚重积淀。

四、通过中国法制史曲折发展演变过程的教学，使学生感触中国传统文化脉搏

中国法制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其产生、发展、演变是呈螺旋式上升，在曲折中前进的。先秦时期是中国法制的起源阶段，其中，夏商西周的奴隶制时期，以习惯法为主。这是奴隶制社会法制的形成、发展、成熟与完备时期。到了春秋，奴隶制法制衰败、解体了，习惯法逐渐向成文法转变。战国、秦朝是封建法制的形成期，汉朝是封建法制的确立期，开始引礼入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法制的过渡演变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礼法进一步结合，优秀法典层出，律学十分发达。随唐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国古代法制也达到最高水平，传统法制成熟定型，中华法系最终形成。自唐之后，中国社会又进入大分裂的局面，宋、元、明、清是中国法制的演化阶段，封建法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国法制的转型时期，这是从封建法向近现代西方法转变的发轫期，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末修律。从清末改官制，建咨议局、资政院，颁《钦定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到修律馆、修民律刑律，从中华民国制定《临时约法》到近代新司法制度的实施，从北京政府的制宪到南京政府六法体系的完成，都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广州、武汉及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风云突变、兵戈频仍的环境中，在清末与北洋政府立法、各种法律草案的基础上，仍然能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法律体系，虽然此间也有过诸如袁世凯借“尊孔”“复古”，倒行逆施，但中国法制的前进步伐是不会停止不前的。[3]

大学教师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应积极努力地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使学生真正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促使他们积极地主动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感触、认清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搏。

参考文献：

[1]方明.中国传统法律：正名与证明[J].中国图书评论，2012（11）.

法制史论文篇5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Alfred)和莫耶(JohnMeyer)①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格雷夫(AvnerGrief)、温家斯特(Barry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④。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⑤。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二、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⑥。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⑦。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natural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⑧，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⑨，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⑩。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⑾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⑿。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⒀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⒁，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三、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⒃，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实证迷信”⒆。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⒇。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注释：

①ConradAlfred,andJohnMeryer,1958,TheEconomicsofSlaveryintheAntebellumSou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6:pp.95—1301.

②Fogel,R.W.,andS.Engerman,1974,TimeontheCross:TheEconomicsofAmericanNegroSlavery.NewYork:LittleBrownandCompany;North,DouglassC.1968,Sourcesofpro-ductivitychangeinoceanshipping1600—1850,JournalofEco-nomicPoliticalEconomy,Vol.76,pp.953—970.

③North,DouglassC.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NewYork,W.W.Norton＆Co;North,DouglassC.andRobertP.Thomas,1973,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UK.

geUK.

④Grief,Avner,1994,CulturalBeliefsandtheOrganizationofSociety:AHistoricalandTheoreticalReflectiononCollec-tivistandIndividualistSocieties,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2,No.5(October):pp.912—950.

⑤黄少安：《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载《学术月刊》，2007(1)。

⑥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⑦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页。

⑩⑾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06、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⑿MichelZouboulakis，2005，OntheEvolutionaryCharacterofNoah’sIdeaofInstitutionalChange，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Vol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⒀⒁MichelZouboulakis，同注释⑤。

⒂Parker，William，1971，FromOldtoNewtoOldinEco-nomicHistory，JournalofEconomicHistory，31(1)：PP．3—141．

⒃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⒄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⒆林金忠：《“实证经济学”与“实证迷信”——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载《学术月刊》，2007(5)。

⒇Solow，RobertM．，1985，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ol．75，No．2，May．

摘要：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计量经济史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两大内容。它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新经济史学引入中国后，引发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的冲突。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则认为经济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使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变成了理论的附庸。这种冲突与两个学科叙事方式的不同有关，涉及两个学科关于“历史优先”还是“逻辑优先”的不同理解，更与新经济史学与传统史学所惯用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区别有关，反映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在历史观上的分歧。为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应该放弃成见，加强交流与沟通。史学家应该从旧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学习使用更丰富的理论工具；经济学家也应该重视历史描述，以打破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实证迷信”。

关键词：经济史研究／经济学范式／历史学范式／新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最早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个融合历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经济史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计量分析走向了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并力图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对人类的发展与停滞、繁荣与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统的解释。新经济史学逐步演变成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全部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与发展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但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场重要运动，而且对传统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经济史学用经济理论和统计、计量技术对历史重新诠释，得出了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论，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改变；同时，经济学对历史的介入，也使得经济学和史学在经济史这一共有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激烈的范式冲突。这种冲突在当前的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被新经济史理论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史研究墨守陈规、缺乏理论洞察力，而史学家也以“不着边际”、“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等评语回敬经济学家。如何理解并协调这一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新经济史学的发展：介绍与评价

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经济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计量经济史学、制度变迁理论在内的经济学研究的新的分支，并且已经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学运动，其标志是奥佛瑞德(ConradAlfred)和莫耶(JohnMeyer)①关于方法论和奴隶制的重要论文；随后，福格尔、诺斯等人关于美国奴隶制、铁路与海洋运输的一系列论文，为计量经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当前，计量经济史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关论文大量发表于重要的经济学杂志。

计量经济史学对经济学和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计量经济史学将规范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统计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分析，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获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与基于文字描述的传统的历史研究相比，计量经济史学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变得更为丰富。其次，计量经济史学“提出假说——用数据验证——得出结论”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归纳特征，使以逻辑演绎为基本特征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以归纳描述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通过对历史的计量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方法论的距离被拉近了。另外，计量经济史学为经济学理论注入了历史的、纵向的时间维度；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渐使“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二)制度变迁(演化)理论

“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启发了新经济史学家来关注历史语境中的制度问题本身．寻求构建更为复杂、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制度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演化)理论，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为代表。他们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具体表现为：第一，存在着制度的供给一需求，其均衡状态导致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个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对所需的制度能够理性的算计，其对制度创新的利润的追求，推动着制度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国家是基本制度，包括产权、法律、规则、管制的供给者，具有“经济人”特征。第二，交易费用是判定制度绩效的标准，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及其他要素禀赋改变都会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改变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变迁。嘶古典经济史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扩展了新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但是，从方法论层次上看，新古典经济史论存在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古典理论的静态分析模式和历史的动态演进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将制度视作一种静态的均衡，而历史不过是“已经实现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将这些均衡的片断拼成动态的历史，对新古典理论来说是一个难题。第二，新古典的“历史不相关”性与历史真实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的偏好、技术禀赋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点，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会推导出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果，制度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问的互动以及随机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这实际上把每个社会独特的历史阶段排除在理论之外。第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特征间的矛盾。新古典理论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的基础，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制度变迁也是，这与制度变迁通常是作为一个出现的事实不相符。诺斯通过引进意识形态理论来调和这一冲突，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观、文化信仰充当了第一方的执行机制，调整着人们的行为，它们是外生的，由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一方投资供给。但这一处理方法却无法解释相同制度环境中的个人如何发展出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又如何与正式制度产生互动，而这些都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不可缺少的线索。

2．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格雷夫(AvnerGrief)、温家斯特(BarryWeingast)为代表。他们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以揭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文化演进过程。在这里，制度被定义成非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约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和组织(内生的人类设计，决定了组织内个体博弈的规则)两个核心的要素。制度结构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因为过去的制度影响了人们对当前和未来制度的预期，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函数”④。这意味着历史被真正地装进了经济学理论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研究对象，新古典革命之后长期背离的历史和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具体而言，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演化路径都是独特的，不可能通过模仿、复制他国的制度而走向发展。

从新古典经济史理论到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经济史的研究由静态的均衡分析转向了动态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构建(由制度供给者提供，并服从于供需均衡)，而是无意识的演化，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建构和演化被普遍认为是对立的，前者强调行动者的理性算计，后者则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或无目的性以及互动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两者间的不和谐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个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认知却处于不断地进化之中，在与环境的互动中，通过不断试错、调整来获得提高。文化、传统，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在进化中积累下来的理性，影响着个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并最终影响了制度的演化路径，个体与组织、制度、文化的互动最终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构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长期历史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是“演化到达一定阶段的产物”⑤。借助认知进化因素的调和，经济学“将均衡装入演化框架”的尝试成为可能，这也是近年来认知科学和神经元科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原因。

二、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

新经济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热。随着科斯、诺斯、福格尔等人的研究在国内的大量评介、诠释，新经济史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开始被国内经济学界所熟知。在关注中国当前改革的同时，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以获得关于制度变革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新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经济学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热潮的高涨，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热潮的冲击，并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借鉴新经济史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等概念被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许多史学家却对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认为新经济史学已经使历史不再像历史，历史偏离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变成了理论的附庸，同时认为，将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新经济史理论，盲目照搬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历史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着边际”的做法。

传统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的尖锐批评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有关：首先，史学和经济学叙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归纳的、描述的，遵循“历史先于逻辑”的原则，后者是演绎的、逻辑的，尽管并不排除归纳和描述方法的运用，但归纳和描述都是在一种预制的逻辑体系下进行的，即逻辑先于历史。具体而言，史学的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⑥。在这里，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是为了对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经济事实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归纳。而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史，则是基于历史经验来构建理论，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仅仅是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⑦。在这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数据资料，用来提炼或者验证理论。同时，经济学的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不仅仅限于经济现象，而是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历史和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体的。经济学家这种“粗略地使用历史资料、先人为主地提出理论假说”的“恶习”，招致了史学家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的兴趣，在史学家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将历史当成“自然试验”(naturalexperiment)的场地，“经济学家使用几乎是与研究现实相同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现象，认为(被研究的)过去和现实之间没有区别”⑧，从而使历史缩减成了当代史，降为经济学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理论与传统史学所用来分析、归纳历史事实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存在冲突。尽管“以理论术语来思考”不是“史学家的本行”⑨，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分析的时候，总是要有意、无意地使用到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某些理论的片断。史学家一再强调“历史真实性”，但实际上他们笔下的历史仍然不能免于理论的重构。史学家呈现出来的历史，不仅取决于他们从史料挖掘、考据中获得多少历史事实，更取决于他们以什么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些事实。哈耶克曾提醒应该对“历史事实”这一概念进行追问，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自然世界一样可以根据时空坐标来定义的“历史事实”，因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个历史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历史事实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所发生的”⑩。一则信息是否构成一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则取决于史学家心智的筛选，历史事实越复杂，这种筛选所导致的差别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的。“当我们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某个时期的知识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部分并把它们视作是与同一历史事实有着明确关系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使用一种理论。”⑾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如市场、经济制度、生产方式无一不是复杂的系统，与此有关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理论重构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论工具对经济史进行解释，即使是基于相同的史料，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新经济史理论与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经济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哲学意义上的，即个人主义的还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构建方式上的，即归纳的还是演绎的；具体的方法，包括统计、计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学层次上的分歧决定了不同理论会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经济史理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史理论的均衡分析还是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两者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强调了个体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个体完全理性还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设定。这与同样是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同的，后者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将制度变迁归因于某种超越于个体意识之上的超级理性，个人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必须要服从于某种超级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这种整体主义哲学观下，“只有集体实体(例如民族、国家)以及社会团体(例如阶级、部落)才会有历史；个体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除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之外)。个体是在一个特定的决定了他们行为的社会结构中理解、思考并行事……将个人作为研究起点就大大降低了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的重要性”⑿。反映到价值判断上，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并引导个体从这样的历史情感中来进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够发挥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导向的政治与思想意识形态功能。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历史演进中个体与制度、组织、文化的互动及其绩效，是从个体的角度来打量和判断国家与民族这样的集体实体，并以经济绩效而不是历史情感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以鸦片战争为例，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家与阶级结构的整体变迁，并对这一事件注入了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感，而个人主义的历史观则关注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个体活动的社会、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组织、文化演化及个人行为选择、社会经济绩效变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新经济史学被称作是反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新经济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特征还可能会导出对新经济史学另一项主要的批评，即它的普适主义。新经济史学将经济学中相同的概念和范畴，应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仿佛“这些社会是被同一资本主义逻辑所主导的一样”；“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每一项经济交易都是精打细算的市场行为的结果”。⒀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承认任何超越于个人主义之上的理性，而是将基于个人决策的“分工——交易——市场扩张”看作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承认自由市场制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产权保障制度、竞争性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优越性。尽管均衡分析以经济效率为标准，演化分析是通过比较不同的制度所承载的经济体在历史中的生存、发展、繁荣、衰退而给出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但两者在结论上却没有区别，即都指出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史理论因此常被它的批评者指责为“利用市场普适主义的神话来为真实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不平等辩护”⒁，这与帕克所认为的“新经济史的成功之处在于表明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论断是异曲同工的⒂。新经济史理论内含的这种普适主义使得它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时，不可避免地招来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论”、“西方中心论”、“脱离中国历史真实”这样的批评。

三、新经济史学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式冲突如何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史学与经济学范式上的冲突，与两个学科在叙事方式上的不同有关，也与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工具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有关。两个学科不能进行很好的融合和沟通，对两个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制约。对史学的经济史来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偏见，使史学家无法从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挑选更为合适、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为自己所用，史学家对具体事件分析、归纳、发现其背后的一般规律的能力受到影响，并因此丧失了从旧的理论桎梏中将思想解放出来的机会。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而言，对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理论的悬置与失真。经济学家会发现，作为理论核心的许多概念在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缺乏历史理解，而仅仅是生硬地将理论和历史事实捏在一起，既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又丧失了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制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中国的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互相指责的，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史学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会定期举行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会，以促进两个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在中国，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也应该放下各自的成见，寻求积极的沟通。

1．史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史学家而言，面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现象，他们首当其冲的是要坚定学科的自信。从长期来看，“一切的经济理论都是方法论”⒃，服务于对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确依赖于理论的重构，但在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中，理论是不断变化的，而其背后等待被诠释的历史经验和事实则有其独立性。从这一点上看，史学不会沦为任何系统性社会科学的附庸。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虽然日益强调其科学性，但却永远无法具备自然科学的试验条件，历史是它能够使用的唯一实验室，而实验室的钥匙就握在史学家手中。提供最真实的数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是史学家能够给经济学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看，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史学家应该向经济学家学习，丰富自己的理论工具，并根据理论与历史的耦合程度来挑选理论工具，而不是先人为主地将某一种理论视作当然。赵冈、陈钟毅认为，近人对经济史的研究，有两点可争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⒄第一种情况体现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工具指导从而缺乏历史洞察力的事实；第二种情况则指出了中国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诸多混乱现象的根源。如社会阶段的划分和“封建”一词的使用，中国自秦代开始，就是中央集权下的编户齐民，并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不但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变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误用了马克思的理论。理论之于史学研究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其他。史学家在警惕新经济史理论枷锁的同时，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经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之中解脱出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经济史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冲击将是强烈的，会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个话语系统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恰好就是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其史学与社会科学所表现出来的正常的反应。随着新经济史学影响的扩大，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社会演化、经济增长等概念已经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广泛使用。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来表达思想和叙述事实的词汇的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展示了社会思想领域的开放与变革。

2．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对于经济学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历史之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需要熟记熊彼特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⒅经济学家要学会从历史学家那里听故事，学会将理论(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精美、复杂)，拿到历史的实验室中去检验并修正。与历史不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但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似乎令人怀疑。新古典经济学家给转型国家所开出的药方，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好的疗效，原因当在于他们忽视了每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能力是其各自历史的函数，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使它们不可能按照某种统一的规律来发展，所谓“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国经验在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经济学只有同历史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和洞察能力。其次，经济学家要学会对自己所依赖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盛行，引发出一种“实证迷信”⒆。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出现了大量“为形式化而形式化”、“为计量而计量”的毫无经济思想内容的作品，这使得经济学研究日益沦为经济学家的“自助游戏”而丧失了历史情感和人文关怀。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这种现象也不能避免。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评道，计量经济史学家们耽于建立和测试模型，相信从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获得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不会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去追问世界是怎样变成这样的，计量经济史讲究回归和整合，最终“以时间序列代替了历史思考”，却“不能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人们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⒇。为避免这一缺陷，经济学家必须从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戏”中解脱出来，向史学家学习，从历史描述和社会纪事中吸收灵感，否则计量工具就会嬗变成历史研究的“刑具”，束缚住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内在逻辑的探究。经济学家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义的历史现象因为无法量化而不能进入研究视野，而另外的一些现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却意义不大。对历史描述方法的重视，也许是经济学家摆脱这种尴尬境地的一种好的选择。

注释：

①ConradAlfred,andJohnMeryer,1958,TheEconomicsofSlaveryintheAntebellumSouth,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6:pp.95—1301.

②Fogel,R.W.,andS.Engerman,1974,TimeontheCross:TheEconomicsofAmericanNegroSlavery.NewYork:LittleBrownandCompany;North,DouglassC.1968,Sourcesofpro-ductivitychangeinoceanshipping1600—1850,JournalofEco-nomicPoliticalEconomy,Vol.76,pp.953—970.

③North,DouglassC.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NewYork,W.W.Norton＆Co;North,DouglassC.andRobertP.Thomas,1973,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UK.

geUK.

④Grief,Avner,1994,CulturalBeliefsandtheOrganizationofSociety:AHistoricalandTheoreticalReflectiononCollec-tivistandIndividualistSocieties,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2,No.5(October):pp.912—950.

⑤黄少安：《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载《学术月刊》，2007(1)。

⑥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⑦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⑧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⑨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5页。

⑩⑾哈耶克：《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第106、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⑿MichelZouboulakis，2005，OntheEvolutionaryCharacterofNoah’sIdeaofInstitutionalChange，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Voll，Issue02，Dec，PP．139—153．译文载于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第十三辑，译者为李游游、王芳芳。

⒀⒁MichelZouboulakis，同注释⑤。

⒂Parker，William，1971，FromOldtoNewtoOldinEco-nomicHistory，JournalofEconomicHistory，31(1)：PP．3—141．

⒃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4)。

⒄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法制史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

一、“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现状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属于法学基础理论课，也是必修课程。但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实践中，由于教材体系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教材过于厚重，有待进一步改善

近几年，为突出法律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院校各法学院系纷纷修订教学计划，将理论课程教学时数大为削减，中国法制史课程的理论课程教学时数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然而，由于中国法制史知识点众多，与之相应的教材内容过于厚重，绝大多数教材均在40万字以上，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全面讲授必然不深不透，学生也难以系统掌握。

（二）体系存在缺陷，形式僵化，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目前，中国法制史教材大多采用按照朝代分编的编排方式，比较而言，这种体系便于学生以时间为线索掌握每个朝代的法制建设成就。然而，这种体系只是从整体上介绍中华法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但对于具体制度的变迁却缺乏系统的阐释，导致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无法掌握具体法制的发展演变。另外，由于中国法制史教材内容文言文较多，文字生疏，缺乏必要的图示或文字解释，并且对一些法律制度产生发展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介绍，导致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无法马上理解，重点难以掌握，达不到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

（三）教材版本繁多，没有自身特色

在中国法学教材过度“繁荣”的大背景下，中国法制史教材也同样版本众多，仅在当当网搜索到的各种“中国法制史”教材就有30余个版本，虽然，其中不乏精品，但多数教材内容重复，从篇章体例到形式、内容毫无新意，还有一些版本教材之间内容相互矛盾，导致各种版本的教材权威性不强。

（四）缺乏现代化手段支撑

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只满足于文本的撰写，至多附有PowerPoint制作的文字讲稿形式的多媒体课件，既缺乏丰富的表现力，也缺乏良好的交互性。这样的教材，无论是文本，还是多媒体课件，只能静态的反映中国法制史的知识内容，无法实现动态并及时更新。缺乏网络技术的支持使教材存在天然的缺陷。可见，现今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从编排体例的组织上，到知识内容含量、文本形式及信息含量和网络技术手段的应用均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其既无特点，又无新意，甚至于无法满足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需要。--！>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现行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一）改革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是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

“中国法制史”课程类型属于理论课，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传统的中国法制史教学模式采取满堂灌式板书教学，由于教学时数和板书速度的限制，教师只能讲授书本上的一些主要内容，讲授的知识量有限。同时，教学方式单一呆板，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感，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降低了教学效果。①

（二）改革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是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既要求夯实学生的法学理论基础，又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中，结合教材的基本知识的学习，提高部分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学术能力，实现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学生依赖于教材的提示与指导下参加一些科研项目，培养学生从事科研的意识和动手能力，从而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②

但目前现有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则无法完成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任务。

三、“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

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例，主要应在确定的原则基础之上，从文本教材、CAI课件及教材的网络支撑等方面进行。

（一）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为了适应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专业教育并举和现代学生渴求知识的需要，在设计教材体例和内容时，主要应考虑教材结构的科学合理性、内容的时代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使中国法制史教材无论在体例形式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应该是比较科学，吸取了新的公认的研究成果，具有知识的新颖性、学术的前沿性和预见性的符合教学要求、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教材。③为此，在建设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体系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1、基础性。立足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中国法制史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史实、基本制度，要求知识内容的阐述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2、实用性。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文本教材编写上应注重剖析法律制度产生的历史演进过程及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效果和对后世的影响等。并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司法考试内容，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

3、创新性。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的现有教材大都体系陈旧、形式僵化，已经影响到实际教学效果。因此，对其体系进行开拓创新已成必然。在每章中应设计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如“引读案例”、“背景知识”、“罪名演化”，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4、现代技术性。考虑到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知识更新速度较快，课程所需相关信息量极大，仅以静态的文本教材为载体，难于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为此，应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中大量使用网络作为载体，以配合文本教材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二）文本教材体系建设

文本教材即以纸质的材质为文字载体的传统教材。文本教材是教学的主要依托，也是提高课程

教学质量的先决条件。“中国法制史”教材通常在体例设计上采用通史形式或专门史体例进行撰写，但这两种方式各有局限，笔者认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教材应采用以通史为主，并结合专门史来进行体例安排。在具体章节安排上，每章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是分析教材和指导学生行为的依据，对学生了解预期结果，具有明确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学习目标的实现与否是对教师教学效果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之一，也是对学生学习情况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之一。为此，每章均设“学习目标”。

案例导读：每章设案例，教师运用中国古代法制典型案例，引领学生进入特定事件，激发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理论学习的热情。

背景知识：对一些重要知识内容应辅之以背景知识的介绍，这样有利于学生理解该法律制度或事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便于更好的识记，同时也进一步强化学生运用背景知识分析问题能力的训练。

理论知识：每章的单元内容主要阐述基本理论知识，并与本章实践技能操作相对应，学生可以以最短的时间掌握“3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并将所学的知识转化到实践领域。基本理论知识要求内容阐述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同时，还可以适时的添加一些趣味性知识。

知识掌握反馈：每章均应设置“知识掌握反馈”。课堂教学中，教师将“中国法制史”的有关知识传输给学生，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反馈能有效调动、激励学生和教师两方面的非智力因素，使教与学达到最佳效果。

（三）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教学改革

1、CAI课件的使用

将CAI多媒体课件引入到教学中，有利于直观、生动、有效地将教学内容传输给学生，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教学中引入CAI多媒体课件，更能提高学生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和学习热情，充分利用被缩减的课时④，以最少的时间将最多的知识和思想传达给学生。

2、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利用

现代教学缺乏网络支撑是无法设想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体系也同样如此。由于文本教材与CAI课件载体的有限性和静态性无法满足现代信息社会教学的需求，借助于网络成为丰富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国法制史”课程内容的重要手段，所以，在满足文本教材建设的同时，应强调网络建设。（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政法学院）

本文为哈尔滨学院新世纪教改项目《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探究》阶段性成果。

注解

①孔令秋、石磊、陈露：《电子商务法》课程“6+2+2”教学模式研究，黑龙江史志，2009年24期

②孔令秋、石磊、陈露：《电子商务法》课程“6+2+2”教学模式研究，黑龙江史志，2009年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