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财的意义篇1

一、条件不足：农民财产性收入

(一)农民传统观念

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计划经济下的传统观念还依然影响着多数农民，认为社会主义就不应存在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东西，不应该提倡它、而是要杜绝剔除：另一方面，大多农民在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的一些思想约束和思维惯性，诸如害怕担风险，更多愿意采取存款形式、生活上靠政府，生产上靠天，缺乏创新意识和接受新知识及新事物的迫切性和主动性。

(二)农村金融市场滞后

“财产或资产，并不是物，也不是财富，只有这些物及财富能够通过市场方式产生未来收入流时。这些物或财富才能够成为财产。”这种转化机制就是市场体系。与城市相比较，在农村地区没有更好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在农村更多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两大体系，没有股票等资本市场，为此农民难以获取股票等收入。

(三)农地产权虚置

依靠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通过土地征用和土地承包经营流转获得收入。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最大的财产。由于我国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农民只享有土地经营权而未所有权，因此，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就难以拥有话语权，也难以使土地使用权作为权益性资产介入再生产投资。例如失地农民，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过程中，由于农地产权虚置，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结果使大多数农民土地被政府和不法商人低价侵占。造成火地农民未能合理得到土地财产补偿。

二、弥补条件：建设服务型政府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结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现如今，为更好解决以上影响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就迫切需要在理财教育投资、完善乡镇金融市场、制定公共规则等方面为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一)加强理财投资教育

拥有财富未能获得财产性收入，条件是还需具备一定理财的理论水平。之所以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农民高，理由是城市居民理财水平要比农民高。理财知识是一种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因此，这需要政府在理财教育方面花大力气多投资，通过各种报刊、课堂等宣传方式加强对农民投资理财教育，以便逐步解放农民思想，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引发农民投资消费，引导农民从单纯存款转向多项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农民能通过证券、储蓄、股票等多渠道获得利息、股息、分红等收入。

(二)发展乡镇金融市场

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促进作用，我国金融部门具有公共部门性质，因为它们的行为大部分是属于政府行为，所以应该将它们作为政府部门来看待。要提高农民参与金融投资的积极性，关键是要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在这里也就要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在发展和完善乡镇金融市场中的职责，一方面加强向低收入群众供给金融服务，推行惠及穷人的金融发展之路、开放和搞活农村金融市场。改善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当地实际情况，以农民需求为准则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Greenwood和BoyanJovanovieh分析认为，享受金融服务需要一定的成本，不同收入阶层因收入的不同享受到不同的金融服务。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近距离接触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等金融部门，使农民在参与融资活动中获取财产性收入。

金融理财的意义篇2

众所周知，血液是维持一个人生命的根本，如果人的血液有了血栓就会发生病变，严重的会导致人的瘫痪甚至死亡。同理，金融企业和人是一样的，资金就是一个金融企业的血液，如果出现资金流断档，也会瘫痪甚至死亡。由此可见，金融企业的发展与财务危机管理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旦危机管理失效将直接威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要对金融企业的财务危机进行分析，根据其形成的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通过监测与预防等手段，实现对财务危机的控制与防范。所以本论文的研究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金融企业出现财务危机的原因

目前各金融企业普遍出现财务危机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由经营风险造成的，其二，由财务管理失误造成的。

（一）在金融企业经营风险方面

金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财务危机主要表现在：第一，金融企业经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各种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在此基础上，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随之出现，进而也极易造成金融企业的财务危机；同时，金融企业的组织管理也存在问题，其中金融产品的质量，组织管理的计划，新技术的开发等因素，均直接影响着金融企业的有效与安全管理，一旦组织管理风险出现，则会诱发金融企业的财务危机，进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第二，市场营销的盲目性。当前，金融企业有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其规模在不断扩大，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营销战略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主要是由于金融企业通过营销，增加了市场的份额，同时市场营销也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要以金融企业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营销策略，但部分金融企业未能重视财务管理，过于关注市场营销，导致市场营销的效果欠佳，财务管理的状况较差，进而造成了金融企业的财务危机。第三，多元化的经营。目前，金融企业的发展逐渐迈向了成熟期，为了实现对经营风险的规避，纷纷实现了经营的多元化，但在多元化经营过程中，未能正确理解理解实物资产投资，同时也忽视了金融资产投资的特点，在此情况下，金融企业的投资缺乏可靠的资金支持，进而极易引发财务危机。第四，核心业务的萎缩。在金融企业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便是企业的核心业务经营，但众多金融企未关注自身的核心业务，而是利用兼并手段积极拓展市场，此形势下，金融企业的财务危机将不断增多。

（二）在财务管理失误方面

首先，贷款管理的不合理。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环境下，市场竞争愈加激烈，金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获得发展，增加市场的份额，采取了发放贷款的措施，虽然降低了其资金周转的速度，但在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的不合理，出现了众多的坏账，死账，呆账等，直接影响着金融企业的经营业绩，使其财务危机极易出现。其次，财务杠杆的过度使用。财务危机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不能偿还到期的债务，因此，金融企业的财务危机与财务杠杆的利用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债务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双重的作用，即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也可能造成财务危机，主要是由于当资产利润率小于利率时，举债的负面影响则会出现，金融企业的盈利力将有所降低。最后，财务预警系统的欠缺。该系统的基础是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能够对金融企业发展中潜在风险进行实时的控制、分析与决策等。它是金融企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但是部分金融企业的财务报表存在问题，缺乏完整性、规范性和准确性，不能对金融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进行全面的了解与分析，此时财务预警机制则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进而不能预防财务危机的产生。

三、控制与防范金融企业财务危机的对策

财务危机对金融企业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为了实现金融企业的正常、有序经营，控制和防范企业的财务危机，需要对金融企业的财务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管，同时，要结合金融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财务危机监理机制。下面提出了几点防范财务危机的建议和对策。

（一）树立危机意识。在金融企业发展过程中，要保持危机意识，在金融企业内部，展开危机教育管理活动，其中企的管理人员与决策人员要高度重视财务危机，在金融企业内部逐渐形成良好的防范财务危机的氛围，并且能够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进行严肃的对待，使危机意识逐渐融入到企业的文化之中。

（二）提高财务决策水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财务决策是财务管理的关键内容，它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关系着金融企业理财活动的质量与效益，因此，金融企业的财务活动要保证其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与合理性，可以运用定量分析，决策模型等，也可以对各种决策进行可行性方案的分析与论证，在此基础上，还要结合各种财务决策的技术与方法，使财务方案保持在最优状态，进而才能够保障企业财务决策决策的质量。

（三）增强对外信息的反应力。金融企业要及时掌握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制定和修改以及利率市场化等的外部情况，要不断加大对外部情况的监控力度，进而为金融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服务，在此基础上，金融企业才能够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等进行及时与有效的调整。

金融理财的意义篇3

关键词：金融话语；中小企业；财务人员

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和各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国都在努力改善企业经营状况。金融和投资界一直非常重视财经报答，试图推断金融官员对金融政策的态度。财经评论语言一向被认为是中立的、可信的和不失真的，但它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小企业虽然是经济建设的活力源泉之一，但其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了解经济或金融政策变得极其重要。因此，本文将尝试运用批评话语理论，分析财务评论文本的语言特征及言语者的意识形态，希望本研究能为关注金融领域的中小企业财务人员风险知识建构提供一些启示，也有助于中小企业在运营中防控风险，提升经济效益。

二、风险的概念

“风险”概念在金融公共和学术文献中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潜在的金融风险会影响资产对企业和政府平衡的财务可行性，影响信用的价值和财务估价资产(如股票和债券)，这种风险通常被称为“转换风险”，围绕它的突出例子包括对物质资产过度投资风险的研究，市场主体希望将其与市场失灵联系起来，解决与广泛市场基础设施和经济行为相关的活动。金融市场是否有发展变化的风险对信息和效率至关重要，如果价格准确地反映了所有信息，新的投资资本将发挥最高价值的用途。对效用最大化模型最有力的理论批评之一是Simon创造了“有限理性”一词，以此来说明一些人无法优化的方法，尤其是对尾部风险的处理方法，经济人可以摆脱经验法则，尤其重要的是转换风险可能是长期的市场主体想把其与市场失灵联系起来，解决与广泛市场基础设施及经济行为相关的活动价格总是“反映可用信息的市场”的概念被称为效用最大化，这也适用于金融市场模式和经济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近年来，在主要媒体财经报道中使用“风险”一词也在增加，“一带一路(中国推进的新丝绸之路战略)、金融合作”、“亚投行筹建”、“中国跨境金融体系构建”、“金融风险控制”等媒体话语频繁的出现在金融报道中。金融文本强调了金融市场的变化风险，暗示可能存在政策干预，以解决市场问题失败和错误定价相关的潜在风险，风险有很多可能导致错误定价的特征。金融话语通过社会中介和大众媒体传播，文本的编纂和言语的选择有特定的目的和意图，总是为一些意识形态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注的焦点不是政治分析家，不是所有想明确传达和说服自己世界观的接受者，而是根据金融话语本身的特点，在新闻媒体中分析、理解事实本身，因为语篇不是用明确的话语传达，而是通过具有一定主观性的隐含意义等语言机制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定的意识形态会传播，最终会改变真正的价值，金融文本的话语分析表明，金融市场参与者可以评估这些风险，分析与过渡风险相关的风险特征(如物理风险、诉讼风险)和资本不匹配的可能性，从而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三、话语分析的意义

语言是多主体、复杂、动态的认知过程系统，语言的主要功能之一不仅是事件、物质等，也是思想、信仰、感情等人的内心世界。VanDijk指出话语分析主要研究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如何通过文本和谈话来反映社会权力、地位和方式，话语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找出作为语言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观，这种文本的态度通常是隐藏的，而不是公开的陈述，Fairclough提出了话语分析的隐藏意义，话语分析的批判方法有助于揭示其惯常性。话语分析可用于识别媒体特色的共同话语，话语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语言是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对人类世界事件有意义的叙述为前提。过去人们关心的话总是与政治新闻、国际大事、例如战争和灾难、政治演讲、商业广告等有关。但是，金融评论、中央银行监督管理的评论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通过话语分析，从综合社会和语言角度批判地分析金融话语的方法，不仅是在选定文本的语言特征中寻找问题，还要找出话语与隐藏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将语言视为资产，话语分析可以提供研究财务语篇价值的方法。语篇体裁是为了特定的交际或调查目的，使受众能理解和识别的社会行为。经济描写的话话集中在新闻内容上，有些反映了事实的直接结果，有些否认事实本身，有些以中立的方式传达内容，词汇选择或社会主体为具体传达语义特征而做的他/她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同时隐藏了他不感兴趣的语义特征，这是词汇建模的固有特征，语篇包括书面语、口语或视觉语言，语言受到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的制约，具有象征意义，并应用于语言的具体语境。因此，单词可以定义为情境行为，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传播具有特定功能的文本，包括与特定机构、社会群体或文化的联系。因此，分析媒体金融新闻话语的特点和意义，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家的判断力，防止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发言权，参与金融规则的构建。

四、金融话语的知识建构

金融话语的自治性使管理者风险政策时的言外意图受到隔离保护，财经新闻语篇在说明和解释金融市场风险模型的设计时特别强调话语的可变性处理、风险假设的分布和听话人能捕捉到多少复杂性，特别是与风险和不确定性相关的复杂性。话语的可变性指如果把增量归入中性理解，指经济增长时的积极需求，但当它表示债务增加时是负值，同时，需求、基金和经济如果归入积极分类，说明对当前状态和未来状态（预测），但是研究表明，后者倾向于更积极（更少消极）的表达，概率高的表达式如“似乎”和“出现”意味着事件所指的可能性在句子中发生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100%，低概率表达的一个例子是“may”。不真实的表达包括“should”（显示什么是正确的，适当的等等）和“it”等。语言是社会的建构，是适应社会的，要了解国内外财经新闻语篇的上下文和复杂性，必须依靠已知的语言构建新的文本意向。中小企业财务人员要有相关知识积累，熟悉金融话语的句法特征，通过有意识的经验，在话语交际使用中联系相关财经知识，理解新的语言表征。另外，风险的假设性表现为企业投资者不能理性处理风险的是其前景的根源，前景理论由KahnemannTsver-sky提出：投资者倾向于低风险的投资，因为更大的会导致更高的损失风险。企业财务人员如果能及时抓取金融个体和机构在财经文本时向受众传达的关键事件和突出的内容，也能提前预测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分散他们的市场投资行为。其次，语言的使用是由社会决定的，金融个体和机构使用的语言通常反映了他们的语言政治意图。事实上，金融文本背后有很多意识形态信息，金融文本的语言使用旨在建构权威机构管理者的意识形态，金融个体及机关的演说中常出现权威、反语、先发制人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媒体报道和评论中，企业财务人员熟悉文本和话语的隐喻意义也有助于发掘这种意识形态。另外，话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有其特定的交际目的，金融个体和机构不能提出不真实的问责，但可以进行战略沟通，也可以选择公开的信息类型，比起否定的表达，他们其更倾向于使用模糊语言的表达，这种趋势在经济衰退中更加明显。金融话语中的正负极性可以由每月海外财经报告的表达分类（表达式是积极的、消极的、中立的）和形式（表达是明确的、模糊的、主观的）看出正负语言数量的差异。报告中经常包含有负音调的表达（如下跌）和表示可能性的模态表达式（例如，似乎和应该）来隐射风险。有时，文本中每个句子的单词数更多，或每个单词的音节往往含有更长的单词（有更多的音节）和更长的句子，这种故意混淆的指向被用来构建一种事件的不确定性，例如，在月度报告中会使用不同的句子结构模态，在提到当前经济状况时，与模糊相关的表达倾向于经济未来前景恶化，未来的前景经济恶化，句子变得更长，而当较长的句子可能包含对经济的详细公开时则倾向于使用更多的情态表达和副词。通常句子的意思不太明确或难以理解，策略性隐藏正确的信息被认为是模糊话语隐含式表现，企业财务人员如果不能很好的解读金融话语信息的复杂性，也将影响企业的健康持续的发展。

金融理财的意义篇4

仅据笔者所见，马寅初在民国时期公开发表的深入阐述财政、金融关系的言论就有20余次之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段：

尝考纷乱之财政，足以致金融之破坏……由于财政与金融混合之所致也。吾国今日之财政与金融所以难于收拾者，职是之故。夫财政者，所以维持政府者也;金融者，所以发展农、工、商各业者也。两者宜分离，不宜混合。分离则财政可理，金融活泼;混合则财政混乱，金融破坏。英国素主分离，故此次欧战，始终保守其平日之政策，军政各费皆取之于赋税与公债(财政)，未尝强迫中央银行发行纸币(金融)，以应军事上之急需。其结果金融界虽不免稍有变动，然未闻有破坏之事。若夫俄、德、法各国，则财政与金融时相混合，故此次战争，于募债、增税之外，复强迫中央银行滥发纸币，以充其购买之能力，于是纸币愈发愈滥，其价值愈多愈跌……吾国财政，与法国如出一辙，财政当局倘能取英国之长，而舍法国之短，则财政与金融之前途，庶有豸乎。②

中央银行应与财政部脱离关系。盖银行为金融事业，目的在使国内商品流通圆滑，信用父易，周转灵便，信用工具之伸缩，一视市面需要之紧缓而定，不但可以稳定币价，且得收经济繁荣之实效……故凡因工商业需要而发出之钞票，皆有其代表之物，钞票之价值与信用，悉基于此。财政则不然，其所支用，悉属消费，支发薪饷无论矣，即寻常所谓事业费，多半亦归消费。故其收入应采用租赋方式，取国民之所余，以济国用，国民苟富，国用亦可增加，如是则财政与金融，两不相妨。非然者财政不足，每借中央银行之钞票为挹注，货已消费，而钞依然存在，能发而不能收，钞票之信用，如何可以维持，诚极危险之现象也。美国尝采金库独立保管制度，每因政府征税之时，市面通货，必大量集中于金库，金融骤见紧张，及其支用时，市面通货骤形松缓，金融骤见膨胀，识者尚以其病民，力加改革。而我反使中央银行之管理权，无限制地听命于财政部，以财政部长兼为中央银行总裁，使财政不至扰乱金融者寡矣。②

中国对所借外资，愿意将其放入汇兑平衡基金乎?抑放入于信用准备金乎……以现实之需要言，必乐其加入于信用准备金中，决不愿其放入于汇兑平衡基金中也。因放入于汇兑平衡基金中，纵有1千万镑，仅能得1千万镑之用。若放入信用准备金中，则可得3千万镑之用。但吾人倘一想及通货膨胀之恶影响，未必不为之踌躇者……中国将来借用外资之机会正多。若一经借入，均放入信用准备金之中，则通货膨胀，危险万分。故汇兑本位之将来，危机四伏。无疑汇兑平衡基金仍须设立，使借入之外资，均应放入此基金中。政府借款建设，有属于财政之范围，而信用准备金则属于金融范围之内。善于理财者必使财政与金融之限界划分清楚，否则纵能将汇兑平衡基金与信用准备金分别设立，徒具虚名，无补实际。英国金融之所以脍炙人口者，即在英兰银行之业务完全独立，其职掌在维持金融，与财政无涉焉。故在平时不受财政当局之干涉。

上述言论先后发表于1922年冬、1925年7月、1934年10月和1944年2月。综观其意可知，马寅初无论是在民国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初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坚决要求政府当局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明确划分两者的职能界限，坚决反对因为政府当局自身的财政需要而干涉和破坏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肆意利用本归金融机构或中央银行所有的纸币发行职能来应付军政开支和财政赤字。易言之，就是他在民国时期始终反对任何一个执掌中央或地方政权的政治集团利用滥发纸币政策来满足自身的财政需要。从理论上说，就是马寅初在分析财政、金融的关系时，始终反对“纸币的财政发行”这种故意混淆财政和金融的职能界限，必然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错误政策和行为，而坚决捍卫由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按照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自主发行纸币的正确政策和行为。马寅初之所以如此分析财政、金融的关系，又是和他早年留学美国时所掌握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健全财政理论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上述言论还表明，马寅初对于长期奉行自由市场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英、美两国特别是英国政府慎重对待财政、金融的关系，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都竭力维护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历史经验和成例十分推崇。这种历史经验和成例的直接理论基础则是由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鼻祖亚当斯密创立的，直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为止都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各国财政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健全财政理论。健全财政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的职能是狭小的，只限于向私人提供市场机制不能有效供给的国防、司法、教育、道路等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不应干预市场机制能够自动稳定和调节的经济运行与经济增长;赋税是保证政府履行职能的主要财政收入，但不宜征课过多，因为那样会损害私人经济的发展;财政支出大都是非生产性支出，所以要尽量节省，并严格控制其用途;每年的财政预算都要以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为原则，不能出现财政赤字，因为财政赤字会导致通货膨胀;万一出现财政赤字，也要尽量靠赋税而不是公债来弥补，因为公债要比赋税更多地侵占私人经济的生产资本和消费资金，还会加重子孙后代的负担。西方古典经济学派之所以鼓吹健全财政理论，归根结底是由他们信奉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念决定的。

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派是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决维护者，他们几乎完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而极力主张实行由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配经济运行和经济资源的自由主义政策，以充分满足资本家私人的求利欲望和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从马寅初在民国时期反复强调要划分财政、金融的职能界限的具体理由则可看出，他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恰恰就是西方古典经济学派所鼓吹的健全财政理论。至于他对于金融的职能就是要为市场流通和经济发展提供货币信用工具(纸币)的正确界定以及他对于英国政府竭力维护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特别推崇，则清晰地反映了他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影响下信奉和维护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思想倾向，因为金融职能的正常运转和政府对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维护不但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市场经济制度在近代西方国家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重要动因和标志。

当然，马寅初在民国时期之所以反复强调要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明确划分两者的职能界限，还和他看到并猛烈抨击的民国财经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政策恶例有关。这一政策恶例就是从民国早期的北洋政府和地方军阀到民国后期的国民政府都肆意干涉和利用金融本该为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提供货币信用工具(纸币)的职能来为解决它们自身的财政困难服务。而马寅初运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健全财政理论反复告诫民国政府要注意划分财政、金融的职能界限，不能为了财政需要滥发纸币的实际目的也正是为了根除这一政策恶例。但遗憾的是，这_政策恶例非但没有因为他的反复告诫而从民国的财经生活中逐渐消失，反倒因为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力主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英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行而被民国后期的国民政府盲目推向了所谓“积极的干涉主义”财政政策的极端，由此又引发了曰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于是，马寅初便在1948年7月完成的财政学名著《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中再次运用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健全财政理论对所谓“积极的干涉主义”财政政策作了系统深入的批判。而他批判后者的事实依据则是强调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国情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英美两国，所以简单袭用由英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衍生出来的赤字预算的“财政新哲学”，实行所谓“积极的干涉主义”财政政策，当然会导致无比严重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他写道，在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陷入经济危机时，“人人视投资为畏途，人力物力皆无出路”，不得不由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来弥补私人支出之不足，以免除消费不足或生产所剩的现象，兼以救济失业。因此原以收支平衡为原则的财政，至此不得不以赤字预算为准绳。于是在财政学上有所谓‘财政新哲学，出现了，虽凯恩斯没有讨论赤字财政，但循他的思路而推展，非至赤字财政不可。”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繁荣之时，“公共工程必须延缓，以待工商业渐趋萎缩时再行举办。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合逻辑的，不过在中国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在中国百废待举，没有一粧大规模的工程，可以随举随停……可以在商业繁荣时保留下来，以待补充工商业衰落时之不足……要举办公共工程，在财政上就要破坏收支平衡的原则，势必走上赤字预算的道路……在英美赤字预算或可产生有自偿力之生产事业，于国民有益。在中国赤字预算之运用，则会造成人力物力之浪费”，害多而利少。

近十余年来，中国实行的是“积极的干涉主义”的财政政策，就是“用财政力量，推动金融发展;再用金融力量，扶助经济建设;再基于经济建设之推进，充裕财政”。所谓“用财政力量，推动金融发展”，就是“委托银行国库，俾银行自由运用”所谓“用金融力量，扶助经济建设”，就是依靠银行存款、放款与汇款“来充分供给生产事业以资金。”向生产事业“供给资金”，应当是通过发行公债等有价证券“吸收社会游资”，而不是通过转动印刷机来发行钞票。然而，由于中国老百姓穷苦，买不起政府发行的公债，导致“生产事业放款”，“只能仰仗于印刷机的转动”，于是“造成赤字财政”，“徒使金融益加紊乱，通货益加膨胀”，进而“使经济转形萎缩”。这—切归根结底又是中国的“新派”的理财者不顾“本国经济实况”，原封不动地把“凯恩斯学派的学识移植”过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①

又说：现代国家在平时，多以量入为出，为理财之原则，事实上不能尽依支出之需要而谋取收入，故行政计划之能否推行，须视岁入充足与否而决定……换言之，计划之能否施行，要看财政政策之是否健全……在此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原是一个富庶的国家，所以英国财政学家于著述财政学时，往往先论岁出，次论岁入……就此可以看出他的心目中，着重于量出为入的原则……但余总以为凡国民收入微薄，国家财富式微的国家，只能向量入为出的路途上进行，战时的财政当然是另一问题。美国在1933年为克服经济恐慌与不景气，采用了罗斯福的复预算制度……将通常支出和非常支出分开……以举债的方式，使非常计划的收支，趋于平衡。罗斯福……明知一旦计划实施，经济情形即可恢复，国民所得增加，社会欣欣向荣，于内债未引起通货膨胀危害政府信用以前，就可以增加税收来收回债券。所以在美国采用量出为入的政策，不致发生恶结果。但在中国则情形特殊。除战时预算外，如平时预算亦采用量出为入的原则，而以举债的方式来填补经常收入之不足，则结果未必_定能如吾人之所期待……吾意在政治未上轨道之前，不如走向量入为出的路途为佳。②

综上所述，民国后期国民政府推行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理论实质就是起源于英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量出为入的赤字预算思想。而马寅初则是紧紧针对这_财政政策所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负面效应，立足于当时中国远远落后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国情，以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量入为出、预算平衡的健全财政理论为理论武器，来从根本上批判了当时国民政府内部“新派”的理财者盲目袭用外国先进经济思潮的错误学风和做法。应当说，这样的批判既准确地击中了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理论实质和弊病，又和他在1947年7月修订再版自己的《经济学概论》一书时明确重申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并没有过时”，“且还没有真正开始”③的理论主张一样，都反映了他对于西方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理念的坚持和信守。其中所包含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应当如何看待和采用放任主义或干涉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刻思想意蕴，不但可以从人类经济史上找到正反两方面的经典案例和经验教训，而且值得当前奉行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中国大陆政府和港澳台地区政府思考和借鉴。

尽管马寅初在民国时期经常呼吁政府当局要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内外战争频仍，天灾人祸不断，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或军阀)的军政开支都极为浩繁，常年处于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状态，所以他的这_理论主张和立场似乎仅在抗曰战争初年对于国民政府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产生过重要但短暂的历史影响。

1939年3月20曰，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在论述抗战时期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时指出：尚有一要义，不得不特别郑重指明者，即财政与金融之关系，既如此密切，而财政之健全，尤有赖于金融之健全，而后方可实现，故为健全金融计，必先严格划分财政、金融，不因财政而滥用金融，则金融方可有助于财政。抗战以来，虽军费支出浩繁，而以多方运用，法币发行数额，较之战前增加，仅为四五万万元，故虽在此非常时期，对于金融尽力维护，仍不以财政而危及金融，此次地方金融会议续提出此原则，与会诸人，一致赞同，足证此原则之重要。”④孔祥熙的论述揭示了国民政府抗战初期财政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国民政府在当时曾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力求避免因为抗战军费的巨额需要而无节制地增加纸币的财政发行数量。

这一环节不但在孔祥熙呈报给蒋介石的1份秘密文件中有详细记载，而且笔者也曾撰文对其原因作过具体分析。①不过，笔者在分析其原因时，虽曾间接提及马寅初的战时财政政策建言对于国民政府制定抗战初期财政金融政策所产生的理论影响，但因研究视角所限并未对此展开更为深入的理论追踪与查考。现在看来，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抗战初期较为节制地管控法币的财政发行数量，还和民国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马寅初经常要求政府当局审慎处理财政、金融关系的理论主张和立场有一定关联。这不仅是因为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工作的主管者孔祥熙也在抗战初期提出了和马寅初所论基本相近的理论原则“不因财政需要而滥用金融”，而且有多方面证据表明，马寅初要求政府当局审慎处理财政、金融关系的理论主张和立场对国民政府制定抗战初期的财政金融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1936年4月初，马寅初曾借助国民政府的舆论喉舌《中央日报》发表自己对于中国“非常时期财政政策”的_项建言：非常时期之国家财政，应以开办所得税为主要收入，必要时再作有限制之通货膨胀，并发少数公债以补助之。”②该建言发表之后，引起了国内经济学者的普遍关注和讨论，他们都对其中“有限制之通货膨胀”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马氏鉴于德国战时纸币政策之惨痛教训，不主张我国亦采行纸币政策，确为复员时期保存国家经济基础之要图，否则，国内资金悉数消减，几十百年不易恢复也”。③

再次，马寅初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曾连续10余年担任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社团“中国经济学社”的社长职务(只间或担任副会长)，就是在他担任此职期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成为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并在中国经济学社1938年年会上就“维持法币汇价”这_牵涉战时财政、金融演变方向的政策性问题和马寅初等多数经济学者达成了一致意见。⑤而在孔祥熙自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之后，马寅初也多次以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和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参与筹划过国民政府的重大财经决策和立法工作，并曾在1934年5月以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财政部长孔祥熙主持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由此可知，身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寅初和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工作的主管者孔祥熙之间并不缺乏当面接触和交流思想的机会，所以他要求政府当局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即便在抗战时期也不能因为军费开支的巨额需要而无限制增发纸币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言自然能够影响到国民政府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

由于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财政都处于破产状态，而金融又具有发行货币、筹集和融通资金的神奇功能，所以就使得很多官员和学者都或直白或含蓄地要求政府利用金融力量去解决财政困难，换言之，就是要求金融为财政服务。如清末的魏源、依克唐阿、汪文炳、郑观应、陈炽、钱恂、陈虬、汤寿潜等人就是这么要求的，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周学熙、熊希龄、梁士诒等也持有类似见解。③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初年提出著名的“钱币革命论”，主张以不兑现纸币取代金银类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动机，也是为了解决民初政府的财政困难，他的这一理论主张后来还成了中国国民党掌控的国民政府利用金融力量解决财政困难的重要决策依据。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财政文件和财政官员的施政纲领、工作报告以及不少学者的财政著述中，都将整理货币、设立银行等金融举措纳入到财政范畴内加以论述。而从近代中国货币金融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推行的各种整理货币举措都含有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和功用。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第—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的设立就是为了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此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在不同时期设立和改组多家国家银行，并不断向国内银行界发行巨额公债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因此，无论从理论根源还是从政策层面上看，审慎处理财政、金融的关系，不因财政需要而滥用金融的理论原则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成了_句空话，即便有经济学界领袖(如马寅初)反复呼吁和财政官员(如孔祥熙)尽力贯彻，这一理论原则在政策层面上也会因为长期的财政困难而无法持久稳定有效地转化为政府施政的_贯立场和举措。

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之前因为财政需要而建立的国家垄断型金融体制，经常呼吁政府当局要审慎处理财政、金融关系的马寅初不仅将其视为国民政府推行“积极的干涉主义”财政政策、“将财政与金融打成_片”的必要步骤，还对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后期借此滥发纸币以筹集战费的原因和后果作了_分为二的分析。他写道：我国在抗战之初，租税与公债交互运用。在租税方面，有转口税之增征，统税施行区域之扩大……我们用租税去筹集战费，事实上有_个最大的困难问题，便是沿

海各省和产业稍具萌芽的区域，已经被曰军占领，主要税源的关税、盐税和统税都受了影响……若以加征的旧税与加辟的新税……来弥补，终抵不过关税、统税、盐税三税短收的损失。故以公债来筹措一部分战费，为不可避免之措置。我们在抗战初期，不希望实现战时财政应以加税为主，公债为辅之最高原则，只希望以公债为主，加税为辅中次要原则，能切实遵守，不料战事的演变，竟使这两个原则，都不能实现，转动的印刷机，遂取而代之，以致造成的今日的局面。”②又说：“中国财政与金融之不能纳入正轨，正因两者之界限分划不清，财政之需要，或以金融为挹注。现值抗战方酣，情有可原。在战后之建设时期，如一仍旧贯，不予彻底改革，前途真不堪设想。③

金融理财的意义篇5

一、关于资产、负债

国际会计准则《金融工具》第48号意见稿，金融资产指的是：（1）现金；（2）从其他企业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契约性权利；（3）在可能有利的情形下与另一企业交换金融工具的契约性权利；（4）另一企业的权益性工具。金融负债指任何契约性义务，即：（1）向另一企业转移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2）在可能不利的情况下与另一企业交换金融工具的义务。而现行会计理论中对资产、负债的定义，指其未来经济利益从企业流入和流出都是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预计在未来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无法形成资产或负债。这样，创新金融工具虽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但契约所体现的交易并未发生，而是将在未来发生，因此创新金融工具不符合现行会计要素的定义。如果将金融工具列为企业的资产，那么现行意义上的“资产”概念必须改变，这将引发现行会计报表的其他要素以及一系列会计基本概念的改变。

二、关于权责发生制

现行财务会计对收入和费用的确认标准是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是将交易、其他事项和情况（它们的发生对主体具有现金后果）的财务结果在其发生的期间记录，而不是在主体收到或支付现金的期间记录。具体地说，权责发生制是与收付实现制相对立的会计确认基础。在实际应用中，权责发生制不是一条独立的、可用于指导会计操作的原则，它常与收入实现原则和费用配比等原则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与以过去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基础，而对未来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不予以确认，而创新金融工具虽在签订契约时确立了双方的权利或义务，但并未实际发生。显然，权责发生制和收入实现及费用配比原则，对传统的资产、负债等的处理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但对金融资产的处理，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此，按照权责发生制，对于未实现的持有利得和损失不确认，则所提供的信息必然不能合理地反映经济现实，从而不能及时揭示创新金融工具的潜在风险；确认为当期损益，又背离了权责发生制和收入实现及费用配比原则。

三、关于历史成本原则

现行财务会计的计量基础遵循历史成本原则。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以交易发生时的原始成本或历史成本作为会计计量属性，并维护这种属性，一直到相应的资产已耗用或销售，或负债已经清偿为止。而金融工具则不然。许多创新金融工具在订立时只产生契约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并未发生实际交易或事项，故无历史成本可循。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已无能为力。而且在契约签订到最后平仓或交割时期内，创新的金融工具市场价格不断变化，如果按照入帐后价值一律不变的要求，不对随时变动的市场价格作及时的反映，就难以反映主体经济活动的真实性。撇开创新金融工具不谈，像现金、应收款项、应付款项等此类的项目也很难说是以历史成本计量的。熟悉现代会计理论的人都知道，对于不同的资产负债表项目，这种以历史成本作为会计计量属性的模式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在金融工具广泛应用的今天，这种矛盾会显得更加突出。对此，可以采用金融市场提供的最理想的计量属性-现行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确定的计量基础为：（1）对于初始确认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责，如果企业打算将其长期持有或持有至到期日，按历史成本即在合约开始生效时所交换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2）如果企业是为了对资产或负债进行保值而持有金融工具，则按合约生效后的财务报表日的公允价值或者现行市价计量，其他金融工具按其在报表日的公允价值或者现行市价计量，并根据企业管理当局的持有目的和意图。由于公允价值或者现行市场的变动所形成的未实现持有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四、关于现行财务报表

金融理财的意义篇6

2013年，余额宝横空出世，因高收益、低门槛、便捷性等优势广受欢迎。截至2013年9月30日，余额宝资产余额达到556.53亿元，余额宝的大热，带动互联网金融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P2P网络贷款、众筹融资蓬勃发展，苏宁、京东等电商大佬进军互联网金融；移动、联通、电信三大通信运营商获得第三方支付运营牌照，腾讯、新浪、百度等互联网巨头也不甘示弱，加入了互联网金融队伍。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如火如荼，让互联网金融成为学术界和金融界关注的焦点。互联网金融在飞速发展的背后，也暗藏着风险隐患。本文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界定和对当前互联网金融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各类风险，并给出了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的建议。

一、互联网金融的定义

关于互联网金融，学术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FrankAllen，elat（2002）将电子金融定义为利用电子通信和电子计算来提供金融服务创造金融市场的方式，是互联网金融一种初期模式[1]。谢平、邹传伟（2012）认为互联网金融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模式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模式，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模式，在这种融资模式下，市场充分有效，接近一般均衡理论的无金融中介的状态[2]。谢清河（2013）将互联网金融分为狭义互联网金融和广义互联网金融[3]。前者指基于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主机，通过Internet或通信网络，借助具备金融数据和业务流程的软件平台，用户终端为操作平面的金融模式，后者还包括与前者相关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监管等外部环境。张晶（2014）把互联网金融描述为一种信息时代的金融模式，该模式借助互联网对金融业务流程进行重组，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该模式包括传统金融业务借助互联网的延伸和互联网与金融融合产生的新状态[4]。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概念的理解，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质是金融，互联网是渠道，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指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有机融合生成的一种新型资金融通模式，包括传统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等）为提高效率借助互联网提供线上服务，也包括基于互联网的新生金融模式，即互联网服务平台直接或间接提供金融服务，例如第三方支付、P2P网络信贷和众筹融资等。狭义的互联网金融仅指基于互联网服务平台的新生金融模式。

二、互联网金融模式及其发展现状

本文研究的互联网金融为狭义的互联网金融，不包括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线上延伸。当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模式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提供金融服务外，主要包括支付模式、融资模式、理财模式这三种互联网金融模式。

（一）支付模式

支付模式，即第三方支付模式。中国人民银行对第三方支付定义为非金融机构支付，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其中资金转移服务包括网络支付、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和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①。徐显峰（2011）则给出了具体的说明，认为第三方支付的核心在于交易服务平台，这些平台是在实力和信誉方面具有优势的独立机构且与银行签约，当用户进行商品交易时，这些机构协助用户完成资金的转移[5]。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第三方支付是指非传统金融机构借助通信、互联网和信息安全技术，协助商品买卖双方，实现资金转移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王维东（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模式主要包括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模式和第三方移动支付模式[6]。其中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指用户使用台式电脑、便携式电脑等设备，通过互联网实现货币资金的转移支付；第三方移动支付指借助无线电通信技术，通过移动终端实现非语音方式的货币资金转移支付。

据Enfodesk易观智库统计显示，2013年全年我国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达到17.9万亿，比上年增长43.2个百分点，其中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突破59666亿元，比上年增长56.9%，与2011―2012年的增速相比有所下降；第三方移动支付增长却是爆发式的，2013年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高达13010亿元，比上年增长800.3%，是2012年增速的8.45倍（见图1）。

相比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的高速增长，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市场份额占比基本保持稳定。2013年第三方支付市场中银联商务、支付宝和财付通依然位居前三，交易份额占比依次为42.51%，20.37%和6.69%，占据约70%的市场份额。在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中，支付宝占比46.57%，财付通占比19.29%，银联在线占比13.75%，相比2012年，三者占有率均小幅下降，但市场占有率依然高度集中；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格局变化很大，支付宝的市场占有率更高，达到69.9%，拉卡拉挤进三强，占比17.8%，财付通位居第三，占比3.3%，银联位于第五位，仅占1.5%（见图2）。总体上，2013年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的扩张速度趋缓，进入了稳定增长期，未来的增长关键是与金融深度合作下的业务拓展。

（二）融资模式

王曙光、张春霞（2014）对于互联网融资模式的界定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市场中充当中介，来满足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融资需求[7]。邱冬阳、肖瑶（2014）认为互联网融资模式是一种金融脱媒现象，该融资模式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平台，进行资金供求者之间的匹配，实现资金融通[8]。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互联网融资模式本质上也是一种直接融资，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区别在于互联网融资模式需要借助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互联网融资模式有阿里小贷、P2P网贷和众筹融资。

阿里小贷通过将阿里巴巴B2B、B2C和C2C平台上累积的客户信息，转化为客户的信用评级，来实现了量化放贷，具有金额小，放贷便捷等特点。目前阿里小贷的业务涉及B2B会员的阿里贷款，B2C、C2C的淘宝贷款和航旅商家的保理业务三个方面。据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年报显示，从2010年第一家阿里小贷公司成立到2013年末，阿里小贷累计放贷65万户，累计发放贷款额已达1500亿元，贷款余额超过125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1.12%。阿里小贷的成功，弥补了当前金融体系在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人方面的漏洞，也吸引了其他电商平台加入互联网小额贷款行业。

P2P网贷（Peertopeerlending，人人贷）最具典型性，是个人借助网络平台进行资金借贷，完成资金融通的互联网融资模式。融资过程中P2P公司充当服务中介，考察借款人资信状况，撮合交易，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根据贷款规模不同，我国目前的P2P网贷模式分为无担保线上模式、有担保线上模式、线下认证模式和非典型P2P网贷模式四类。在无担保线上模式，P2P公司是单纯的中介，提供资金借贷信息，不进行担保，代表公司有拍拍贷。在有担保的线上模式中，P2P公司要考察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进行贷款催收，借款人违约情况下还要先行垫付贷款人本金和利息，国内大多数P2P公司都采取此类模式。线下认证模式，主要是为了应对我国目前不完善的征信体系，降低违约风险，典型代表为合力贷，要求贷款金额高于限额的借款人进行现场审核；非典型P2P网贷模式是我国特有的P2P网贷模式，主要也是线下进行，资金借贷双方不具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借款人与P2P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P2P公司将债权转化为各种理财产品供贷款人选择，宜信是此类模式的典型代表。据网贷天眼数据显示，2013年末P2P公司数增至523家，比上年增长253.4%，P2P贷款规模为897.1亿元，比上年增长292.4%（见图3）。预计未来几年，P2P公司数和贷款规模增长率仍将保持在200%以上，网贷行业持续高速发展，网贷行业的竞争也将更加残酷。

众筹模式（Crowdfunding），本质上是一种股权融资，但是没有股权的转让，是小微企业或个人借助互联网和SNS展示所运营项目或所从事活动的投资价值，获取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众筹融资模式在我国起步较晚，2011年，我国第一家众筹网站――点名时间上线，据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报显示，目前我国已经拥有约21家众筹融资平台，多服务于文化产业的发展。2011年文化项目不足10个，2013年末文化项目已接近150个，增长率为1400%；2011年文化项目融资额为6.2万元，2013年融资额已达到1278.9万元，增长约205倍，众筹融资模式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期。

（三）理财模式

袁博（2013）等认为互联网理财模式是一种投资理财的新模式，即借助互联网进行投资理财活动[9]。王曙光、张春霞（2014）给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界定，认为理财式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是金融机构或者非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向投资者提供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包括基金、保险、国债等理财产品的销售和交易。本文综合以上观点，认为互联网理财模式是借助互联网平台销售理财产品，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传统理财产品的线上销售，另一种是与互联网特点融合生成的新型理财产品的销售。第一种互联网理财模式中，互联网平台提供金融理财产品信息并进行相应代销业务；第二种互联网理财模式中，理财产品与互联网平台有实质结合，余额宝就是此类理财产品的典型代表。余额宝是天弘基金公司的理财产品增利宝与支付宝支付平台融合的产物，截至2013年第四季度末，余额宝期末净资产为1853.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率233.03%。余额宝的火爆，催生了更多的理财产品问世。2014年，苏宁云商、腾讯和华夏基金依次推出“零钱宝”、“微信理财通”，互联网理财的发展方兴未艾。

（四）信息服务模式

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模式，刘英、罗明雄（2013）给出的解释是为互联网理财产品的销售提供信息服务[10]。王曙光、张春霞（2014）则认为该模式主要是为投资者提供理财产品的搜索和比价服务，协助投资者完成最佳理财。本文认为，在该模式中，互联网平台作为中介，提供信息服务，来促使互联网理财产品交易的完成。目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融360，搜索服务涉及贷款、信用卡和理财三方面，核心业务为贷款业务。

三、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13》显示，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活动已经超出现有监管界限，进入法律上的灰色地带，甚至已涉及非法集资和非法经营。在央行指出目前互联网金融业蕴藏着巨大风险的同时，互联网金融的现实状况也证实了风险的存在。近年来，P2P网贷公司跑路事件频发，北京“网金宝”、深圳科讯网先后销声匿迹。预计北京网金宝涉案资金约1000万，深圳科讯网约2000万，且涉案资金在不断增长。互联网金融究竟暗藏什么风险？本文认为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主要有监管缺失风险、技术安全风险和其他风险。

（一）监管缺失风险

互联网金融监管缺失风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与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缺失；二是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监管方式的缺失。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处在野蛮疯长的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却没有跟进。近几年，我国虽然依次出台《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征求意见稿）》、《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方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等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但此类法律法规多为宣示性条款，一部完整的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法律仍旧没有出台。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互联网金融法律定位，业务经营边界模糊，客户隐私保护缺失，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不明晰，这又进一步成为互联网金融乱象滋生的温床。除了监管法律法规的缺失，我国也未成立相应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不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方法》，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相关运作提出监管意见；银监会发出《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对P2P网贷平台的监管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而小贷公司，却归属当地政府监管。监管主体不清的同时，我国也缺少相应的监管措施。我国现存的监管措施是针对传统金融业，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与互联网融合的新产物，结合互联网和金融双重特征的监管措施十分稀少。

（二）技术安全风险

互联网金融技术安全风险是指互联网金融平台因非法入侵而瘫痪、进而用户信息遭窃，导致损失巨大的风险。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信息技术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存在技术安全漏洞，导致用户交易信息和个人敏感信息泄漏，国内第三方支付巨头支付宝于2013年3月就曾发生过用户支付宝交易信息、个人账户、手机号等信息意外泄漏的技术安全事件；二是P2P网贷平台受到恶意攻击，出现瘫痪，仅2014年1月，我国先后出现了3次P2P网贷平台遭受恶意攻击的事件，涉及人人贷、好贷网和拍拍贷等多个P2P网贷平台；三是大数据和云计算，大数据时代数据聚集增大了数据泄漏的危害性，一旦数据遭恶意泄漏和篡改，将会对个人隐私、权益甚至是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三）其他风险

本文将互联网金融存在的与传统金融业类似的风险归于其他风险，主要有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内部系统缺陷、人员疏忽或外部事件（黑客恶意攻击）造成损失的风险。互联网金融的操作风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容易受到黑客攻击造成资金损失，也容易因内部人员出现资金盗骗现象；二是P2P网贷平台自身建设存在漏洞，造成信息泄漏，导致损失，以及网贷多服务于小微企业和个人，相比较商业银行的借贷者其资信状况较差，审核过程简便更暗藏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互联网金融公司在一定时间内获取足够资金来满足流动性需求的不确定性。互联网金融流动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由于不用缴付客户备付金，在赎回时需要垫付资金，如果短时间大规模赎回，支付平台将面临流动性风险；二是P2P网贷平台和小额贷款公司因为资产负债不匹配，产生流动性风险。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相比，缺少存款准备金、风险资产拨备覆盖，又缺少应对流动性不足的经验，流动性风险对其危害更大。

信用风险是指互联网金融投资者在交易中因对方违约，而产生损失的可能性。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目前多投资于货币基金，在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高收益，如果流动性状况逆转则面临信用风险；二是部分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资金也流入房地产市场，同样房地产市场一旦进入低迷，也会引发信用风险；三是有些理财产品存在暗中运用后进投资者的投入支付前面投资者的收益的操作，提高了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

市场风险是指因基础变量（如利率、汇率）变动引起的金融资产或负债价值变动的不确定性。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体现两方面：一是投资者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因为市场基础变量的变动，产生损失；二是互联网金融公司持有的资产和负债因为价格变动产生损失。

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建议

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之下，暗藏着各种风险，怎样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推动行业自律和保护参与者四个角度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一）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

我国法律法规的建设，明显滞后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快立法的进程。本文认为相应的法律法规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互联网金融的全面规范的法律法规，包括对不同种类互联网金融的组织形式、资格条件、业务范围和进入退出机制进行详细说明；二是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风控体系进行立法，确定监管原则与界限；三是相应技术规章和国家标准的出台，互联网金融涉及多个技术环节，需要启动技术规章和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并对各个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相应的检测，责令不符合规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整改；四是制定相关法律，保护互联网金融用户个人隐私，明确个人信息被恶意窃取后相关责任方的责任与义务。

（二）加强监管力度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由于监管主体不明晰等原因，游离在监管的边缘，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明确不同互联网金融模式的监管主体，避免出现监管真空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支付结算体系的建设者，可以联合证监会、保监会完成对第三方支付平台及与平台融合的理财产品的销售进行监管，P2P网贷平台具有跨地域的特性，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监管，而众筹融资属于股权融资，应由证监会监管。二是要建立以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为监管主体。金融、信息、商务等部门进行辅助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三是监管措施要与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互联网信息技术相结合。四是与国际上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借鉴其先进的监管策略。

（三）推动行业自律

由于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出台的滞后性，加之我国已经成立了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能最及时对互联网金融形成一定约束力的就是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本文认为，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我国已经成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需要加强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与金融行业协会、互联网行业协会的合作，维护互联网金融行业竞争秩序和共同利益，避免恶性竞争损害公共利益。二是加快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为不同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提供一个大致的行业规范和标准。三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要推动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作和交流，促进信息与技术的共享，提高整个行业的抗风险能力。四是任用金融与互联网复合型人才，降低操作风险发生的概率。第五，互联网金融企业要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便于资金供求者选择合适的投融资渠道，减少违约事件的发生。

（四）保护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