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的研究方法篇1

科研开题报告是科学研究人员准备对某一科研项目开展研究的时候，针对这一项目所作的论证和规划。

选定一个课题开展研究，事先必须对该项目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准备采用的研究方法、预期达到的研究目的、研究的工作进度计划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为即将展开的研究设计一个蓝图。这样做可以避免研究项目的仓促上马，盲目展开，保证研究的必要性、合理性和计划性。

科研开题报告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报上级科研管理部门或导师审批，并为他们以后检查科研成度、经费使用提供依据。从这个角度看，科研开题报告在科研管理中有重要作用。二是与科研计划相结合，作为科研人员掌握研究方法和进度的依据。从这个角度说，科研开题报告是一种计划性文书，对研究工作的程序、步骤有着规划、设计作用。

（二）科研开题报告的特点

1.论证充分，逻辑严谨

科研开题报告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字是对项目的研究意义、研究价值、效益前景进行论证。这一部分对该项目能否成功立项起着重要作用，要求做到立论科学、论据充足、论证充分，逻辑严谨，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2.考察细致，预测准确

科研开题报告还要汇报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的发展情况，显示本项目当前的研究现状，预测本项目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都必须以细致考察、准确预测为前提，建立在大量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可以说，科研开题报告的写作并不以文本的写作过程为重点，而是以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为重点。

3.方法得当，切实可行

科研开题报告要提供将要采用的研究方法，要申报研究经费购置研究设备，要制定研究计划。这些方法和计划是否切实可行，直接影响到报告被批准之后能否顺利实施。如果将来出现研究方法不当、经费不足、计划不周的情况，研究工作将陷入被动甚至出现混乱。

（三）科研开题报告的类型

1.研究型开题报告

这是由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向科研管理部门提交的开题报告。它是纯科研型的，在各类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中运用广泛。

2.教研型开题报告

这是由高校的研究生向导师和学位点提供的开题报告，一方面是为了开展专项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了申请硕士或博士学位，这样的开题报告属于教研型的，在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教学工作中运用广泛。

（四）科研开题报告的写作

1.标题

有两种基本写法：一是项目名称加文体名称，如《磁化节能燃烧技术科研开题报告》；二是申报学位名称加文体名称，如《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2.正文

科研开题报告的内容丰富，如下一些基本项目或是必不可少，或是可能出现的：

其一是科研选题的目的和意义。这是报告的开头部分，主要用来表述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研究课题，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其二是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如果本课题在国内外尚无人研究，那就是开拓性的研究；如果本课题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则要说明继续研究的意义何在，准备在哪些方面取得新进展，获得新突破等。

其三是主要研究内容纲要。要列出在本课题之内的具体研究内容，分几大部分，每部分包括哪些单元或章节等。

其四是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打算采取哪些研究方法，如调查、比较、实验、技术开发、技术演示、开论证会、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等。

其五是预期达到的研究目标及其可能产生的效益。

其六是所需设备及解决途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一般没有此项。

其七是经费预算。有些学位性研究没有经费来源，可省略此项。

其八是课题组的组织结构和分工。如果是个人研究，可省略此项。

其九是研究步骤与进程安排。

【例文】

天津市排水管理信息系统研究开题申请报告

前言

城市排水设施是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搞好城市排水管理对城市的环境保护、城市的建设和规划、城市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保障都具有重要作用。

天津市排水地理信息系统是城市排水管理的综合信息系统，是对城市排水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该系统的实现将对天津市的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及决策起到一定作用，以实现排水管理定量化、信息化和网络化。

天津市排水地理信息系统最初在1990年由排水管理处提出建设意向，并开始了这方面研究的筹备阶段，开展了全市排水系统设施普查的基础工作，于1996年在天津市建委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测绘学研究院、天津市测绘院、天津市排水管理处、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合作进行了天津市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模型的预研究。近年来成立了排水地理信息办公室，投资了60余万元购置了一批设备，在近几年不断研究探索的基础上，安排了排水地理信息建设研究工作的总体规划，现特向市政工程局提出科研开题申请报告。

排水地理信息系统研究的主要内容，

国内、外研究概况及水平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将排水设施及排水现状通过计算机实现系统化、科学化管理，加快排水各类信息传递和处理，推动整体工作不断进步和发展；

2.通过有线及无线工具和文表形式采集集中处理排水动态信息；

3.

将静态信息以及动态信息合一进行成果分析，最后得到排水管理所需的各类信息资料和最终的排水状况综合评估报告。（1）在排水规划上的应用研究利用计算机内储存的大量排水设施、地形情况，结合市区规划，利用输入的数字地图，自动生成排水服务地域内居住区、办公、商业、工厂的分类面积总和，由面积推算出排水量并结合现有排水设施状态，结合地形特性，生成最佳排水规划方案，并模拟进行排水管线建设后的效果分析。

（2）排水地理信息系统在防汛调度上的应用研究排水地理信息系统在防汛调度上将有很大的优势，按照我处排水地理信息系统规划，降水时各地区降水量、泵站运行状况及泵站流量、河道水位等动态信息可通过有线（无线）自动传入系统计算机内，计算机结合储存的排水设施情况及地形、地物等属性可提前预报市区的积水地点及深度，并生成最佳排水调度方案，并预测排除积水所需的时间，在遇特大降水时，根据地面高程特性（由地面高程形成的洪水缓冲区）及地面建筑物特性（主要是建筑物的使用重要程度）生成最佳市区防洪、分洪方案。使洪水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

（3）排水地理信息系统在排水养护管理上的应用研究该系统应用于排水设施的日常养护管理中，由计算机内的排水设施情况及在排水中遇到的问题，生成排水设施的大、中、小修计划，并结合维修的情况，对人、财、物方面的投入进行统一的核算，利于排水设施养护费用的合理使用。该系统还测控泵站的日常运行，控制排水设施中的水位，对污水跑、冒进行综合分析。

（二）国外gis系统应用与发展

世界第一个gis系统1964年产生于加拿大。它是针对保护与开发加拿大土地资源，为农业服务为目的的。该系统也是目前最为成熟的一个gis系统，并为后来的各种gis系统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美国，gis系统已广泛应用于森林、土地、交通、设施管理与市政工程、农业与环境资源等各个方面。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澳大利亚在gis系统软、硬件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继取得了世界各国领先的研究成果。澳大利亚最为活跃的gis系统应用领域是州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gis系统的应用，如：再生资源的利用、社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交通管理、生活供应以及地籍的注册和管理等。目前，澳大利亚的gis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特点是：技术新颖、通用性强、简单实用。

gis系统在日本的发展始于30年代，主要进行人文地理统计、空间结构分析和坡面侵蚀分析等研究。本世纪70年代后，由于日本经济腾飞，城市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开始重视系统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设施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几个方面。

（三）国内系统的应用及发展

我国从70年代起开始研究gis系统，1994年4月中国地理信息系统协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的gis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系统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以及沿海地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在测绘、城市与规划、土地管理、破产资源管理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北京大学遥测遥感所研制的citystar软件作为联合国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指定教材。测绘行业是我国gis应用较早的行业之一。已形成地理信息获取处理和服务为一体的产业化体系。

在地理数据库的建设方面，部级1：100万的国土基础gis系统已建成，同时1：25万的国土信息数据库也正在建设中。在系统方面，北京测绘院研制开发了北京市地下管线信息系统。城市建设和规划是gis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在国内起步较早，也取得了许多成果，推动了我国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土地利用和土地资源管理是gis较早的应用领域，在我国也是应用较好的领域之一，已建成的有三亚地籍管理信息系统(sycmis)和海南省国土资源信息系统。此外，gis在我国林业、农业、市政设施管理、生态环境等领域都有较好的应用。

采取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由windows95支持以北大三秦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制开发的“城市之星citystar2.”地理信息系统为开发平台；

2.以foxpro2.6为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开发平台；

3.确定实施步骤，写出实施方案；

4.首先以河东区二号桥地区作为实验小区开发一个集图、文、声、像、表于一体的演示系统；

5.演示系统试运行；

6.根据试运行结果完成本课题研究报告书。

计划进度及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1.计划进度为尽快完成排水管理信息系统，使其服务于我处排水管理工作，我们将于97年11月底完成二号桥演示系统。静态系统将于1998年开始，争取在两年内完成；动态系统由98年开始进行准备工作，20__年开始设计，在三年内完成。

2.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城市排水设施是城市基础设施之一，具有城市载体功能，随着市政建设的不断发展，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对排水设施的建设、养护管理工作也就提出更高的要求。

排水管理处是我市负责排水设施管理的主要单位，对市政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处对排水设施的管理绝大部分采用的是手工管理方式，作为管理依据的文字档案及图形档案都存储于纸介质上，由于使用频率高，图纸资料破损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纸张老化，字迹模糊。另外，大量零散的图纸资料不但给查询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而且也不易进行统计分析，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如果引入计算机管理，上述问题便迎刃而解。存储于磁介质上的信息可以长期保存，而且成本大大降低，检索统计亦可方便、快捷地进行，为辅助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

天文学的研究方法篇2

论文摘要：概述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原理以及国内外应用现状，总结了该方法的发现流程以及开发人机交互系统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对比分析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及航天科技情报研究领域的异同点，人工模拟了用该方法发现新型飞行器隐身技术的知识发现过程，验证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用于航天科技情报研究领域的可行性，揭示了规模应用的努力方向。

1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对于航天情报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科技情报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分支，航天科技情报研究既有与其他专业情报研究相同的一面，也有其保密性强、难以从公开渠道获取等特点。一直以来，航天情报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方式，分析方法也局限于传统的情报研究方法，因此检索前沿技术发展动向时，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现象，难以发现有价值的文献，无法为科研决策提供有效的情报支持。

1986年，Don．R．Swanson在研究时偶然发现以雷诺病生理改变作为中间词，可将以鱼油和雷诺病为主题词检索到的两组原本无联系的文献联系起来，得出鱼油有助于雷诺病的治疗的结论。于是Swanson认为，对于两组非相关文献A和C，可以通过某中间词或中间文献B建立起二者的关联，上述发现A、C关联的过程称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1997年，Swanson在描述知识发现的过程中，提出了开放式和闭合式两种方法(如图1所示，该方法2001年被Weeber正式命名)。在科学假设的形成阶段主要采用开放式方法，以感兴趣的主题C为初始点，发现中间集合B，通过中间集合B与文献集合A之间的关系，确定C与A之间的关联。在科学假设验证阶段主要采用闭合式方法，从C、A两端同时开始进行检索，产生相互交叉的词汇集合B。这种知识发现方法的诞生，不仅对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可有效解决一般检索方法无法发现有价值文献的问题，为航天情报研究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

与Swanson提出的非相关文献概念相比，本文中的非相关文献概念有所扩展，是指文献之间不彼此引用、没有被共引且也不共引其他文献…、不能用主题检索等常规检索方法同时被检索出来的彼此间相对独立的文献。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则是指以揭示隐含于非相关文献中的尚未被人们认识或发觉的知识片段的逻辑联系，从而提出知识假设，以便专业研究人员进一步证实，促使新知识的产生为目的的情报研究过程。

2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应用现状及发展

Swanson提出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后，很多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方法的改进和应用领域的拓展，使得该方法在其他学科的移植应用成为可能。

1993年，Z．Chen在Swans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整合分散在文献内部知识片断间逻辑关联的方法，为建立不同专业领域间的知识关联开辟了新途径。1996年，M．D．Gordon创建了基于短语的词频统计方法，并建立起中介文献的概念，将非相关文献的发现应用扩展至学科和领域之间，拓展了基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应用的广度。航天情报领域与物理、化学、材料等领域密切相关，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跨学科、跨领域性使其可以用于发现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之间的隐含逻辑联系。

Swanson本人也尝试将该分析方法向数据库移植，1999年专门针对医学数据库Medline设计了人机交互检索系统Arrowsmith，用于自动检索联系两组非相关医学文献的中间文献。Arrowsmith系统除可以模拟整个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过程外，还提供了生物医学文本挖掘工具列表和以作者为入口的检索模块等8个模块，提高了实现过程的效率，使该方法在某些学科的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

2001年，Weeber提出了基于“概念”的非相关文献发现方法，并开发出专门用于MetaMap的基于概念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DAD系统J。同年，M．D．Cordon和Lindsay研究了该方法在万维网中的应用，积累了网络应用经验。Kostof研究小组将Swanson理论的应用范围拓展到决策服务领域中，使其更具实践价值。

2001-2003年间，P．Srinivasan等也开展了对开放知识发现过程的研究。柏林自由大学医学图书馆的J．Stegmann等开始尝试用共词聚类分析来模拟知识发现的过程，寻找从来源文献到目标文献的路径和规律。2001-2005年问Hristovski等将该方法用于遗传学领域]。2006年，Swanson以Medline为目标数据库，在回顾其以往基于非相关文献发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提高获取文献B的准确度的问题，认为根据特定主题事先获取文献A和C时应该优先考虑使用标题字段和MeSH主题词表术语。

在方法改进的同时，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展，可以用于Biosis，Embase，Scisearch，Intemetdatabases等数据库中，但仍限于生物医学领域。直到1999年K．A．Cort将其用于Wilson人文数据库隐含知识关联的挖掘，利用该方法揭示了此前从未被人文领域知晓的现代诗人R．Fomt同古希腊哲学家Cameades之间的思想关联，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的应用领域得到实质性拓展。

国内对Swanson情报学方法及Arrowsmith软件的介绍始于2000年，多数文献是对Swanson方法的评价、简介和相关性算法改进，实践方面限于网络版的Arrowsmith的利用和设计中文系统重现Swanson知识发现过程，也有文献探讨了该方法向中医药领域拓展的可行性和数据集构建等问题。目前，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方法已经成为国内情报界研究的热点，先后有20余篇文献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种种改进使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日趋成熟和完善，为该方法用于航天科技情报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3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应用于航天科技情报领域可行性分析

3．1领域比较

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在人文领域的成功应用证明了该方法的普适性。因此，将该方法用于航天领域有其可能性。与医学领域相比，航天领域有以下异同(见表1)。

相似点：有特定的检索需求；有独立的情报研究机构和情报研究人员；有比较完善的主题词表；有相对完善、独立的数据库；有专业词典。不同点：没有开展过类似的研究；没有一体化的语言系统；没有专门的人机交互系统；保密要求，不能及时获取全部文献；政治原因，人工处理，消除文献间联系。

3．2发现流程及关键技术分析

分析Swanson知识发现方法的原理和Arrowsmith系统工作原理，可将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流程分为5个步骤(见图2)。

第一步：主题确定。即确定初始检索词，依据何种主题词表选取初始检索词；是否对文献类型进行限定；确定初始文献集选取范围等。第二步：发现中间词集。具体包括自然语言处理、相关性判定、过滤修剪、确定非相关性几个方面。自然语言处理主要是建立通用语言知识库和专业语言知识库，用于自动抽词、分词。相关性判定可依据词共现、概念共现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来选取中间词，此部分算法的改进是学者研究的重点。过滤修剪有很多方法，如停用词表过滤、语义网络过滤、词频过滤、日期过滤、排序过滤、人工过滤，等等，确定非相关性可利用引文分析法。第三步：找出关联词集。与发现中间词集方法类似。第四步：验证关联。利用闭合式知识发现原理进行验证。第五步：判定过程结束。可通过设定阈值、统计参数限定或发现不到新概念作为结束发现过程的标志。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生物医学领域还是航天领域应用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其原理与技术是相同的，如果建立起相应的语义映射机制，设计算法，在航天领域应用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进行情报研究是完全可行的。

4可行性验证

为了验证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在航天领域应用的可行性，人工模拟验证了等离子体技术应用于飞行器隐身方面的知识发现过程。

·背景：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开始研究新型飞行器隐身技术，到80年代左右取得一定进展。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了相应研究，研究成果处于保密。假定1995年左右，希望通过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方法发现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数据库选取：鉴于技术的保密性，航天领域专用数据库中难以检索到有价值的文献。因此选取IEE出版的INSPEC数据库进行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包括物理、电子工程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3500余种期刊，1500余种会议记录以及大量图书、报告、学位论文的摘要和索引。

·检索平台：THOMSONISI公司的WebofKnowledge平台。

·检索时间段：1967-1994年。

·初始主题词(C)：StealthMaterial(隐身材料)。

·检索方式：主题检索、通用检索。

主题确定过程：初始考虑StealthMaterial、StealthCover(隐身涂层)、StealthCoat(隐身层)、StelathTechnology(隐身技术)4个主题词，考虑到与检索需求最为接近选取StealthMaterila作为主题词。检索结果有14篇文章。发现中间词集过程：上述14篇文章的受控标引词共计50个。进行概念聚类后按照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剔除无意义中间词后的结果见表2。

进一步修剪并确定非相关性：根据隐身技术原理，TemperatureControl原理确实可应用于隐身(如红外隐身)但属于已知技术，故可在筛选中间词时剔除。而Antennas和RadarCross—sections出现频率极高，经判定与隐身技术具有相关性属于相关文献，故中间词集可确定为MelectromagneticWaveAbsorption和SuperconductingDevices。考虑到Magnetohydrod)namic和SuperconductingDevices本身可作为隐身技术，其原理在于降低运动阻力，降低噪声，从而减小被发现的概率，继续检索意义不大，故终止以两个词为出发点的知识发现过程。最终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词作为中间词集。

找出关联词集过程：考虑到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含义的宽泛性和人工模拟的可行性(进行主题检索得到7928篇文章)，此处人为缩小检索范围，仅将文献集检索范围限定在标题上，检索到文章79篇，重复中间词集发现过程，得到受控主题词227个，剔除与Elec．tromagneticWaveAbsorption相关的词，利用词性修剪，剔除非名词及非名词短语，利用领域修剪，剔除生物等非相关领域名词，并进行概念聚类后得到19个关联词，将阈值设定为2，按出现频率排序后结果见表3。进行进一步阅读以判断是否有新的知识发现。

Plasma单独出现23次，与ElectromagneticWave共同出现27次，高度相关，阅读分析后发现，Plasma可以吸收或发射电磁波，从而避免雷达探测，用于隐身(见图3)。Semiconductor也可影响电磁波的吸收和发射，用于隐身。IndiumAntimonide未见于电磁波吸收明显相关。supedattices主要研究电磁波在超晶格中的传播、耦合等现象，未见明显相关。Excitons等离激子可吸收电磁波，用于飞行器隐身。

过程结束：将ElectromagneticWaveAbsorption作为中间词B，成功发现了关联词Plasma和Semiconductor(A)。结论：Plasma和Semiconductor具有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吸收电磁波)的特性，故可以用作StealthMateiral(隐身材料)。磁动力和超导技术通过降低行动噪声也可用于飞行器隐身。

文献验证过程：采用闭合式知识发现方法在INSPEC数据库中检索1999年后发表的文献，发现关于等离子体隐身技术的研究文献公开发表于2002年，而在国防科技信息服务系统中，检索发现最早文章发表于1999年。中文维普数据库中，发现2000年以后，关于等离子隐身方面的中文文献大量发表(见图4)。关于磁动力和超导技术通过降低行动噪声用于飞行器隐身的文献和半导体材料用于隐身的文献也有发表。

事实验证：俄罗斯于1999年5月公布，将一等离子体发生器安装在米格战斗机上，用于飞机隐身。1997年，美国委托田纳西大学研发等离子体隐身天线。分析1995年前发表的文献，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与Plasma同时出现的频次非常高，而StealthMateiral与ElectromagneticWaveAbsoprtion原理也很清楚，然而却没有直接揭示两者联系的文献发表，无疑令人费解。然而考虑到航天领域的政治性与保密性，可将其解释为StealthMaterial与Plasma的关系是被人为屏蔽掉的，即不公开发表或人为去除联系或将边缘文献发表在领域外期刊上。因此，上述知识发现过程可称为用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发现航天领域内被人为屏蔽的相关文献的过程。

上述过程同时证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可应用在航天领域，用于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和人为屏蔽的相关文献知识发现，对航天科技情报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个喜讯。

5规模应用面临挑战

天文学的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历史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整体观

一、引言

《中国历史研究法》全书结构清晰，条理分明，语言生动。全书分为八讲，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一开篇就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这个问题，最后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主要内容，以文化为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释方法和呼应论点”这样的思路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读者醍醐灌顶。此书有助于帮助读者提高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理解整体史观的重要性，从而促使更多人思考中国历史研究中整体观的由来和根源。

二、中国历史研究中整体观根源

（一）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观。

钱穆先生提出“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因为历史讲了人的本源和来历，知道中国史，才算是中国人，才算明白中国人的特异性、真实性和优良性。由此可见，学史的目的是了解人和人性。因此，了解古代史和现代社会并不矛盾，历史的借鉴指导意义始终存在。

中国古代哲人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把人和世界对立起来。中国古代哲学起源于巫史，在经历了“绝地天通”、“武王克商”等历史事件之后，天命神学信仰体系开始动摇，最终崩溃。中国哲学萌芽有几个代表性事件，叔兴论“吉凶”，史伯论“和同”，伯阳父论“地震”及史墨论“陪贰”等，这些史官、大夫们摈弃旧式巫史的神秘论，开始理性地阐释自然和社会现象。此后，占天卜地和宗教神学等方式渐渐被抛弃，这些新式哲人慢慢打破了由巫史垄断的神坛和政坛，促使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分离，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样式――中国哲学思想。由于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迫切需要一种较为全面和圆满的解释系统来支撑彷徨的内心世界，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哲人提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推天道”的目的是要为“人事”给出说明，其核心在于人事。中国哲学带有鲜明的入世特征，这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了中国哲人饱含忧患的意识，以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中国文人的自觉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中国文人的学术理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仰观象于天，俯察理于地，观鸟兽之父与地之宜”等观念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中国人以整体观看待世界，把人和天看做一体，并把万物看做阴阳交合。中国哲人怎样看待世界，就会怎样对待人与自然，也就会怎样看待历史。

（二）中国历代朝代结构呈现整体观。

我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频繁。各朝创建者考虑的头等大事就是确立国号，即朝代名称。通常，名称来由有五种：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创建者原有爵位或卦号；宗族关系；创建者政权统治区域或吉祥的寓意。俗语云：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觉得朝代变了只是皇帝换了，国没有变。这种整体观鲜明地体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年代歌里：“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钱穆先生提出：“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时期划断。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有本质区别，中国史一脉相承，历史和文化都没有断裂，改朝换代仅仅只是改变了国号，变换了统治者，主体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中国史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观，中国历代文人践行整体观。

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强调整体、统一、和谐，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时期的“万物一体”论，都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这种观念浸透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体现在诸子百家的作品当中。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哲学体系把天看做万物的本源和主宰，天地、万物和人是一个齐同的统一体。不论是儒家的“天”还是道家的“道”，都强调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统一，也就是天地、万物和人的统一和完整。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整体观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兼容佛教与道教精华于一体。由此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强调某一家或某个代表人物，因为只强调某一家或某个人而不谈整体观，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反映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再有，中国传统文人一直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家庭、国家和天下的统一，要想国泰民安，必须把自己的智慧及所学用于个人修养、家庭管理和国家治理，这种把自己融入天下，又把天下融入自己的胸怀一直被中国文人践行至今，成为中国文人及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结语

其一，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指导方法。中华文明历经磨难却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断，与它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其二，中国历史的沿革和发展与西方历史不同，我们的历史是整体无断层的发展，朝代的变化只是国号的变化，其主体一脉相承，这是理解中国历史要首先明确的前提条件。其三，中国历史是整体，是因为中国文化是整体，任何只强调某一家的学说都不全面，中国传统哲学培养出了中国传统文人，中国传统文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促使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融入社会，又把天道、人民和自然融入自身，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来看待个人和历史。

最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观给了我们一些现实意义的启示。中国学术传统讲究融会贯通，不鼓励分裂地看待问题，不论是言论还是观点，都需要有纵览全局的整体观。而且要认识到文化体现在历史事件和人身上，可以说文化即人生，研究人和历史离不开研究文化。再有，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但要注意分辨细节和异同，还要从大处着眼，以小见大，综合整体地考量问题。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孙通海.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天文学的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沟口雄三；中日思想比较；天；公私；理；心

中图分类号：B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3-0020-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3003

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给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带去了极大的影响，也为中日文化的“同”与“异”奠定了基础――相同的汉字，不同的解释方式，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在思想概念的范畴中，亦有对相同汉字的差异性理解。日本对汉字的吸收运用，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原有含义，另一方面，与本国固有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理解，这也是日本文化中“和魂汉才”的特色所在。

目前，依据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通过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对思想概念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在中日学界得到普遍重视。日本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0年）在其学术生涯中，将中日思想概念比较作为重要课题之一，对由中国传入日本，并经由日本文化融合、改造的思想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于“天”“公私”“理”“心”等重要思想概念的综合比较，他的研究具有一定开拓性和代表性。因而研究吸收沟口的学术成果，对于中日思想文化比较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概念比较中的方法和基础

在早年的经历中，沟口对中国的学习研究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次在其高中升入大学时，原本热爱西方文化的他却选择了东京大学的中文专业，转而研究风格独特的中国近代小说，并将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作为论文题材；第二次，他以大学阶段的学习为契机，放弃经营十年的家业而回归学术，在入矢义高教授（1910―1976年）的指导下，从近代文学转入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通过阅读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的《焚书》，对中国的近代化变革产生了新的认识，并与日本的变革做了比较。在其比较研究的起步阶段，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的固有视角作出了反思与批判。

20世纪70年代，沟口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开始系统地讨论中国学研究的方法问题。以1973年9月发表于日本《历史学研究》的《中国思想研究上のいくつかの}》（《中国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为开端，指出了先行研究中方法论上的误区。1987年出版了总结性的论文集《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作为方法的中国》），之后90年表在台湾《新史学》上《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一文，将对方法的讨论延伸到目的的层面上，与此同时，在多次访谈中，均以研究中国思想的方法和基础作为话题发表意见。

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他指出：“日本与中国之间，不待插入‘欧洲’，自始二者就是相互独特的；要言之二者在各自的历史个性上，本来就是‘异’的存在。”[1]8――对于近代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以欧洲为参照评判中国的研究方法，沟口认为，这是对中国像的“扭曲”《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一文认为，对近代中国像的“扭曲”，在哲学、文学方面显得尤为突出。――论文收录于《作为方法的中国》，第33页。描绘。因此，去除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从中国文化内部去诠释和理解中国，才是真的以“中国”为主体去理解中国。

以“中国”为主体的研究方法，亦贯穿于沟口对思想概念的比较研究。1995年出版的《中国的思想》中文版序言中，他提到：

近30年来，我一方面以亚细亚主义的立场，另方面从多元的世界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相对于欧洲文明而言、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并努力阐明中国之内在的、独特的历史发展历程。这本书就是这一努力的一个结晶。[2]2

在《中国的思想》一书中，对“天”“公私”“理”“心”等概念的比较，即本于以中国为主体的立场，以社会历史的内在发展为线索，探求思想概念诠释方式上的特殊性。以此为基础，与日本对概念的理解作出比较。

由此可见，从中国的客观事实出发来解读中国的思想概念，由此总结概念诠释的特殊性以及本质内涵，是沟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并且，他的研究立足于中国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他对思想概念的研究以中国的文化语境为基础而展开――“在中国文化中寻找‘中国’”，可以说是沟口研究的特色所在。

二、由“天”到“公私”的概念比较

“天”的概念，是沟口概念比较研究的起点。换言之，对中日“天”观诠释路径的探索，贯穿于他的比较研究中。他从概念的词源入手，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分析总结了“天”的本质内涵。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天”观，在起源处就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并进一步指出，差异的产生基于两种文化对天人关系的设定上。

（一）“天谴”与“天道”

在中国“天”观的形成阶段，由殷入周的政权交替产生了合法性问题，促使周的建立者将“天”作为王位来源的根基，对于这一点，沟口指出：“在中国大陆，与上帝信仰相结合的天命观念历来是王朝权力的背景。”[2]3“天”的概念，从殷商的鬼神文化，走入周朝的“以德配天”，从原始崇拜角度的理解上升到抽象性的概念，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创造。“天”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在西汉的董仲舒处得到确立，沟口认为，由此形成了汉文化特有的“天谴论”模式，具体来说――这是“中国独自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思想，它在日本或欧洲均未曾出现”[2]5。

“天谴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其背后中国式的“天道”思想。沟口把中国的天道观分为四类――“（a）自然运行的天；（b）主宰、根源的天；（c）生成调和的天；（d）道德、理法的天”[2]6。其中“主宰、根源的天”是“天”的本原性、至上性，使这一概念具有超越的抽象内涵，由此形成了“生成调和的天”以及“道德、理法的天”。

日本的“天”观在起源处，便与中国有着本质的差异。沟口认为，在日本早期的自然物崇拜中，“天”是与神明相关联的神秘存在，以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为主要代表，“天”超越于凡人的神圣指代。他分析此种局限于自然崇拜的“天”观理解，是因为日本在天文学上落后于中国，使得“天”与人事之间未能产生紧密联系，而无法发展出类似中国的“以德配天”的天人关系模式。总的来说，日本的“天”，在起源处仅意味着对自然力量的崇拜。

发展到15-16世纪，“天道”观在战国时期的日本流行开来，沟口解释道：“他是一种超人类的绝对的存在，对于人具有不可知的巨大力量，是一种裁判人类，人类又无法见到的存在”[2]7。可见，战国时期的日本“天道”观，仍延续着自然崇拜中“天”的神秘性。

此处，沟口重点指出了中日“天道”观的差异：中国的“天道”背后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即“天”与“人”是相通而非分离的关系――他以《庄子・天地篇》“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以及《诗经・大雅》里的“天生A民”等为例，认为中国的“天”不仅具有主宰的崇高性，同时与人类社会紧密联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对于“人”，“天”带有着生成、调和的意味，能够“均等地成就民之生存”[2]8。由此，至中国汉代，“天道”发展成天、人相通互动的“天谴”模式。但日本早期的“天道”存在于超绝人事的神秘层面，人对于“天”只有敬畏和遵从，无法相通，彼此隔绝，而始终停留在自然崇拜的意义上。

（二）从“天”到“公私”

虽然沟口对中日“公私”概念的比较研究早于对“天”观的系统说明，但他非常明确“公私”概念的理解基础是“天”的差异，在《中国の「公・私》《中国的“公・私”》（上、下），发表于日本《文学》杂志1988年9、10月号。中文译本收录于《中国的公私・公私》中。的写作后记中，他回忆道：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公概念的特质，但是谈到与日本公概念的差异时，一直做不出好的说明。但是有一天早上在去大学的电车上，忽然在头脑中闪现了“天=公”的观念这一想法，这才开始能够很好地说明日中各自的公概念的特点。[3]208

在随后的文章中，他延续了由“天”到“公”的逻辑，以两国在“天”观上的差异为基础，分析说明由此对“公私”概念产生的不同理解。

首先从词源上，沟口据白川静的《字统》、松丸道雄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的记载，指出汉字的“公”字早于“私”而出现。接下来在《诗经》中出现“私”的用例之后，“公―私”发展为对立关系也是经过《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直到《说文解字》中才确定下来――“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这就形成了代表平均、公平的“公”，以及破坏了公平而成为“曲私”“私邪”，即在道义和伦理价值上，“公”与“私”产生了优劣高下的对比。

再据沟口的介绍，“公”在日语中，有音读“コオ”和训读“オホヤケ”两种发音，音读来自于汉字，而训读是用原有日语来标注汉字，即训读更能体现日本的本国文化。日本人用“オホヤケ”的训读来匹配“公”的概念，在日语语源中，“オホヤケ”表示皇宫的庞大宫殿和所在地，指向特定的建筑、领域。再者，日本的“私”训读为“ワタクシ”，首先作为表示“我”的第一人称代词使用，其次表示一种私人、非公的内部领域，并不具有道义上的对比。

进一步分析，沟口认为，日本的“私”，不仅不是相悖于“公”的存在，而是被包含于“公”的内部，隐微的、个人的领域，他说道：“由于从属于‘公’，わたくし（即‘私’，笔者注）概念具备了秘密的、个人的、自家内部的这种属性，在这种属性的延长线上，便形成了以这一属性为核心的、作为第一人称的‘私’的世界。”[3]242由此可见，日本的“公私”并不具备伦理性的指向，而更多是一种界域上的划分。

在领域的问题上，日本的“公”最大范围指向朝廷、国家，最高指向天皇，而“私”仅限于个人及其家庭。但在中国，由于“公”代表着道义上的公正、平均，最高的“公”并不在于皇权朝廷，而是以“天”为终极指向。中国式“天=公”的观念，产生了“天”与“人”相包容的“天生A民”的关系，由此处于“天”统摄之下的国家、皇权与百姓之间，并不能清晰辨明公私的界域。因而，明清之际，在中国发生了君权、地方势力与民权的对峙，百姓反抗政府，甚至认为皇权是“一家一姓之私”――在日本，将统治者视为“私”的观念是不可能出现的。

沟口还列举了近代社会中的另一例子：近代革命中，孙中山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提出了“天下为公”的要求。主张恢复中国、民族平等，这个“公”指的是世界各民族的平等独立。同样在日本明治时期，福泽渝吉主张“天下之公道”，“公”直接指的是日本本国，“天下之公道”推崇的是日本民族自身的富强和发展，这便与中国对“公”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中日在“公私”的关系问题上，前者突出了道义性，而领域性上的划分不明显；后者并不具有道义性，而有着领域划分的指向。并且，沟口认为，此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公”以“天”观为背景，“公”实际上体现了“天”的主宰性和道义性。传统天人关系中，天与人所保持的密切联系，使得“天”成为平等成就每一个人民生存的保证，也是“公”所带有的公平、平等性的来源。但日本的“公”并没有超越的道德性作为根基，更多的是一个指向民族国家的领域概念。由此，在中国思想中形成了“公”与“私”相对立的伦理关系，而日本的“公―私”则成为一种领域的划分。

三、“理”“心”的概念比较

在日本的江户时期，中国哲学的传播达到了新的高峰。此时，日本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的勃兴。对于日本朱子学、阳明学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中国思想的延续和传承，而应更多关注其内在中日思想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沟口便是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批判审视了江户时期日本的思想发展，在1990年、1995年的陆续作品和访谈中，他反复强调：在江户时期这一转折点上，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模式发生了变革。具体而言，此前的飞鸟、平安、室町时代，同时代的中国文化主动输入日本――“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那样自然”[4]262，而江户时期的日本，却主动地选择性地吸收了四百年前的南宋文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这必然包含着日本自身的目的性和文化诉求。

（一）中日对本体之“理”的不同认识

沟口的研究，围绕着核心思想概念的比较而展开。首先以“理”为中心，着重比较了这个概念在中日思想语境中的差异。对“理”的讨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被提出，而后成为其研究的重心。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和展开》一书中，他探讨了“理”在明清之际以至清末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原因，同时也涉及到对“理”概念抽象含义的思考。《中国的思想》中，沟口系统梳理了中日“理”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从语源上比较，中国的“理”在宋代以前，在字形、字义上已经包含了客观、普遍的法则之意，但日本的“理”却指向带有个人色彩的主观见解和行为――“日本的理的规范性，与其说是共同性不如说是更强烈地打上了个人主观的烙印，与其说是与周围外界相协调不如说是更突出自己的主张”[2]20-21。

也就是说，中国的“理”字本身便具有普遍性法则的含义，而至宋代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意涵，形成本体之“理”，发展为程朱理学的核心。但日本的朱子学并未完全吸收接纳“理”字的形上、本体含义――据日本另一学者源了圆的研究，日本朱子学中对“理”的形上层面意义并不重视，仅强调了“理”的伦理内涵。把“理”作为本体意义的理解（如佐藤直方）并不多见，但十分重视作为自然条理之“理”，如新井白石、贝原益轩、佐久间象山等，大力发展后天性、经验性之“理”[5]55-62。

由此可见，中日思想概念中“理”的主要区别在于本体上的诠释。沟口在溯源中国本体之“理”时，加入了对“天”观的考察。他认为，宋代本体之“理”并不是独立诞生，而是西汉“天谴”论向“天理”观的转化。进一步说，宋学家对“性即理”的论述，实际上瓦解了“天谴”论中天人关系，而是在“天”观下展开新的天人关系――“它将作为宇宙万物之法则的理，阐释为内在于人类本质的道德性的依据。换言之，宇宙的自然法则性与人类的道德性被连成一体了”[2]28。

但在日本，朱子学学者对于形上之“理”并不重视，正如沟口所说：“日本的儒学家们越是明白理的特性，就越是明显地对它产生一种疏离感。”[2]23究其根源，一方面，日本在对“理”字的原有理解上即与中国不同，有着较强的个人主观，这相悖于本体“理”的客观性、普遍性；另一方面，沟口强调了日本的“天”只具有神秘性，与人的联系并不紧密，因而在缺乏紧密的天人关系的情况下，形上之“理”在日本并未得到普遍推广。

（二）“心”的主体性在中日文化中的不同意涵

除了对中日朱子学的比较，沟口还重点考察了阳明学的差异。而“心”概念的诠释，可以说是阳明学的思想精髓。沟口认为，日本阳明学中的“心”，指向个人的精神层次，这与中国王学的本体性“心”观有着本质差异。他从幕末志士对阳明学的运用中发现，当时日本的思想家提倡“心”的境界，认为这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境界，而原本王学中作为道德本体的“心”并未被理解吸收。

从沟口的理论出发加以考察，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的阳明心学发展轨迹并不相同：阳明心学承陆象山、陈白沙一系，通过王阳明的建立和其弟子的传播，在明清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江户时期日本的阳明学与朱子学同时并行，却未能正式进入官学，多在分散传播于民间，缺乏连续的师承关系，因而在理论上无法与朱子学相抗衡。到了德川幕府末年，阳明学与幕末运动相结合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思想内核上也发生了改变。

实际上，幕末思想家、革命家如大盐中斋、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将阳明学与社会动态相结合，并非宣扬原本的阳明心学，而是为革命的正当性作注脚，企图把个人主体意识推向极致。沟口是如此描述的：“心即理与致良知，作为以自我之心的主体判断为最高准绳的高扬主体的命题而被接受，因此其往往伴随着‘吾心即天’的（日本式的）天人合一的命题。此外，知行合一也指对自我之伦理的正当做出主体性判断后，即便和周围环境的规范相对抗也敢于实行，它作为重视实践的命题而被接受。”[2]94因而，“心”在日本幕末，作为一种纯粹个人主观性的实践，出于当时以个人为主体反抗幕府统治的需要而得到运用。

反观王学的发展，对“心”的理解首先是一个本体的概念，即是将外在于人的“理”本体还原到人自身，使人立于道德上自作主宰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心”是具有普遍性的本体，因而它是道德的最高本体而不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境界。然而日本江户后期的阳明学，保留了王学中对个人主体性的高扬，但并不承认具有普遍性的本体。因此在强调个人主观的纯粹性上，极易与日本的武士精神甚至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与中国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式。造成差异的原因，一是由于两种思想产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中；另外，与日本对“天”“理”的本体性认识的排斥也有着深刻关系在《中国的思想》中，沟口比较强调社会背景造成日本阳明学的不同发展，他认为：“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的阳明学包含、体现的参予民众的道德教化、参予民众秩序的形成、以及肯定欲望的社会秩序的新模式等社会性思潮相对，仅限于知识分子之间传播，而且表现出特定的个人自我的确立或变革主体的确立，其特点是未向民众阶层普及。”（页97）但他并未深入说明日本阳明学中的“心”概念特殊性的产生原因，此处推测，日本阳明学的“心”与石田梅岩的心学有着一定联系，而石田心学并不是阳明学的发展，更倾向于表现为日本本土化的思想成果。此外，沟口还提及了“心”概念的形成原因，如他所说这是在（日本式的）“天人合一”关系下形成的，延续了之前由“天”到“理”的思路。：据沟口的描述，日本的“天”观到了幕末，如大盐中斋提出的“吾心即天”、西乡隆盛倡导“敬天爱人”，这个“天”是“摒弃世俗的名誉、地位、财货等等欲念，甚至清除有关世间事物的任何计较、打算，从而确立所谓绝对自我，将其作为人生目的”[2]9，即是说，作为完全抛却个人欲望而达到一个纯粹境界的“天”，是一种主观性的象征。此处，“天”作为日本阳明学之“心”的背景，其实是个人摒弃日常欲望而达到一种超脱凡俗的心理境界，与中国的“天”观下，作为人的道德本体、与人相沟通联系的“天”，有着本质的区别。

[1]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M].赵士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M].郑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4]沟口雄三，张萍.日本人认识中国文化的五个阶段[J].中国文化，1995（12）：262.

[5]源了圆.朱子学“理”的观念在日本的发展[J].哲学研究，1987（12）：55-62.

[6]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和思想史研究的视角[J].文史哲，2002（3）.DOI：10.1634/ki.37-1101/c.2002.03.002.

[7]吴震.十六世纪中国儒家思想的近代意涵――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相关讨论为中心[A]//林宏星，林晖.复旦哲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天文学的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天文学的研究方法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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