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家校合作机制篇1

摘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过程就是对现有学校制度进行变革和创新的过程，也是现有学校制度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必须结合学校目前的制度状况、发展实际以及外部环境的情况，从条件与基础方面考虑可能性与可行性。中小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应该从行政管理制度、举办制度与内部管理制度三方面进行创新。

关键词：中小学；现代学校制度；创新

一、中小学的行政管理制度创新

其一，明确地方政府对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权，加强其能力与责任意识。依照法律规定，中央政府应将具体管理中小学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全面负责中小学的公共管理工作，激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对管理学校的制度做出适应性的安排和决策，使其更好地回应当地人民接受良好基础教育的需求。面对全国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情况，为地方政府发展和管理基础教育提供支持与帮助，加强其行政能力与尽责意识，通过双方的合作来达到基础教育的国家目标。

其二，明确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权，加强其统筹能力。依照法律规定以及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对中小学的管理权主要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来行使，而不能进一步下放到县级以下的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能力，突出其在处理相关教育事宜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地协调财政、税务、规划等政府部门对教育的管理工作，形成相对集中统一的中小学行政管理制度。

其三，明确行政管理权是公共管理权力，依法对中小学平等行使。中小学因不同的举办性质而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政府在行使对不同类型的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权时，必须依法平等地行使，不能有歧视和不公正现象。为此，应该统一对公办中小学和非公办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机构，由一个行政部门统一来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并按照一视同仁、为学校发展服务的原则对待不同类型的中小学。

其四，明确行政管理权是有限的法定的，不能侵犯举办者、学校的法定权利。行政管理权是法定的由政府代表国家统一行使的管理权，其特点是有限的强制，也就是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是强制的，如超出权限范围变成无限的，则是违法的、会被强制的。地方政府在对中小学行使行政管理权时，必须合法，绝不能侵犯举办者、学校以及相关利益主体的法定权利。从行政管理权与法定权利而言，行政管理权应是对法定权利的保障权，法定权利规定着行政管理权的边界。因此，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明晰行政管理权的法定界限，明确对中小学相关主体权利的保障责任，推进依法行政，维护法定权利。

二、中小学的举办制度创新

其一，从法律层面进一步细化举办者的权利与义务，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性与对称性。目前的法律对举办者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比较简略，法定权利仅有一项，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其所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体制；法定义务也仅有一项，即负责筹措办学经费。法律对举办者确定学校的管理体制没有进一步的规定，这既不利于保障举办者权利，也不利于约束举办者权利的过度使用。法律仅对国家作为举办者的法定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规定了办学经费来源、标准与办法，对国家作为举办者保障办学经费给予了征税、收费等相应的权利，但对非国家的举办者如何筹措经费没有相应规定。这既不利于依法规范这些举办者的筹措经费行为，也不利于这些举办者依法筹措经费，不能为举办者更好地筹措学校经费提供法律依据。

其二，从法律层面或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及其责权。公立学校的举办者是国家，实际上是各级政府在代行国家作为举办者的责权，但是法律对于各级政府在举办中小学中的责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与安排。从责任来说，各级政府如何分担作为举办者的投入责任，如何明确各级政府分别作为哪些学校的举办者，特别是如何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对公立中小学承担的举办者责任；从权利来说，各级政府如何行使对举办学校享有的权利，如何分享在确定学校管理体制方面的决策权，如何行使这种决策权等。同时，作为举办者的政府在行使学校管理体制方面的决策权时，如何与作为公共管理者行使的行政管理权相区分，两者的界线在哪儿。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都需要法律或政策做出基本的制度安排，从而能真正落实各级政府对中小学承担的举办者的投入责任，为不投入或投入不足提供明确的法律责任承担者。同时为各级政府合理分享对公立中小学的内部制度安排上的决策权提供依据，使公立学校在更好地体现中央利益的基础上照顾到地方的利益。

其三，从法律层面或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非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资格。从法律的原则规定上，任何合法的组织或个人都有权利成为中小学的举办者，但从中小学的性质及设立学校的法律标准来看，这种成为举办者的权利是有限制的，不是一种无限或绝对权利。法律应对自然人或一般组织成为中小学的举办者进行程序、标准、条件等方面的明确规定，从而对权利进行明确的法律限制或规定。这样，既可为那些想成为举办者的组织或个人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也可为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权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合理合法地设置和管理中小学提供制度保障，也为这些非公办中小学的长远发展提供一种制度保障。

其四，从法律层面或政策层面进一步形成对非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激励。由于教育的公益性质、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国民性质，举办中小学本身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如何从制度上激励和吸引非政府的举办者积极举办非公立中小学，推动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举办基础教育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权利和责任。法律也规定政府鼓励非政府的各方举办教育。这就要求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管理者要尽到鼓励的责任，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对非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进行激励。这种激励既可以是非经济的制度安排，如荣誉、名声等，也可以是经济的制度安排，如财政奖励、财政补助等。应该说，政府作为中小学的举办者和非政府中小学的举办者享有同等的法律权利与义务，政府作为举办者没有权力排斥非政府的举办者，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管理者也没有权力对非政府的举办者采取歧视或不公平政策。

三、中小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创新

其一，通过决策制度安排保障举办者合法利益。学校的决策制度安排最为基本的一点就是要体现举办者的合法利益，保障举办者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对股东利益的保障制度，学校的决策制度安排应有三个基本要素：(1)解决谁有决策权问题，一般应是举办者会议或举办者代表会议作为最高权力组织，由它来决定决策权的分配、行使制度，最为基本的是决定决策权的代行机构方式及组成；(2)解决如何行使决策权问题，一般应是学校董事会或学校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决策制度安排，包括决策权限、决策程序等，代表举办者会议具体行使有关学校的决策事宜；(3)解决如何监督决策权行使问题，一般应是学校监事会或学校设独立董事方式，代表学校举办者利益监督代行决策权的机构或个人的决策权行使。现代学校制度的决策制度安排因其举办者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安排，但其基本的安排应使决策权合理配置、高效运行、监督有力，保障举办者合法利益，体现举办者办学思想与办学理念。由此来看国家举办的中小学，其决策制度安排应明确中小学的具体举办者或举办者代表，明确举办者拥有的决策权以及决策权在学校内的具体行使方式，将举办者利益通过决策制度安排内部化，从而保障国家作为举办者对中小学所持有的理念与办学目的。非国家举办的中小学，其决策制度安排首先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合法的决策权安排，其次也应明确决策权在举办者间的分配、明确代行机构及监督方式。具体而言，对于举办者是个人的，其决策制度安排重点解决决策权的科学与民主问题，防止个人过度集权；对于举办者是多人或多个组织合作的，其决策制度安排重点解决决策权的合理分配问题，防止无法做出决策。

其二，通过执行制度安排保障法人利益。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校，其执行制度应该是继续完善校长负责制，赋予校长明确的执行权力以及组阁(安排校内管理权力制度)的权力，改善其绩效评估与激励机制，使其充分代行国家对于学校的内部运作权，推动学校发展。非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校，其执行制度安排也应是完善校长负责制，明确校长选任、执行决策以及业绩考核制度，明确校长管理学校事务的相对完整的权力，避免决策者越权和过分干涉校长的执行权。

其三，通过监督制度安排保障成员利益。现代学校的监督制度安排应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决策权上有相应的监督安排，这种监督安排是代表学校成员的利益的监督，从决策上保障成员的法定利益，一般而言采用学校成员(教师、学生)代表进入决策机构享有决策权的方式或专门享有监督权的方式来安排。二是执行权上的监督安排，也就是对校长行使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安排更多的是让学校成员或代表参与管理，或是落实法律对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组织的安排，保障学校管理权的行使不侵犯教师的合法权利。三是成员权利日常保障上的监督安排，也就是一种常设组织或监督专人，是日常保障、补偿、救济成员合法权利上的监督安排，主要负责对日常管理行为中出现侵权时做出一种迅速反应，发挥权利补偿与救济保障作用。

其四，通过督导评估制度内部化安排保障公共利益。学校制度安排中除了通过学校行政管理制度、学校举办者制度来保障学校的公共利益外，更为重要的是将社会或公众对学校利益的要求内部化，使学校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保障和发展的过程。学校的督导评估制度安排要体现和保障公共利益，需要有如下基本安排：一是在决策制度、执行制度与监督制度安排上有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般而言是指社区或家长的代表者在学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上有参与机会。二是在学校运作的过程中有公众参与的机会，也就是学校对社区或家长是开放的，家长能及时获知孩子的教育教学情况，能参与和选择对孩子教育与学习的某些活动。三是社会专门督导机构代表公众对学校办学情况进行定期评估，评估结果能成为激励和约束学校办学行为的依据，学校形成接受社会专业评估的负责文化与及时反馈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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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继星．关于现代学校制度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d］．中国教育学会第16届学术年会，2003．

如何建立家校合作机制篇2

关键词:高校建设;跟踪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各高校原有的办学条件已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高校纷纷择地另建新校区,对于动辄数千万、上亿、甚至十亿的巨额建设资金,以及如何适应紧迫的发展需要,如何既好又快、既省又廉的建设好新校区,成为各高校管理层重点关注的焦点。

一、全过程审计的内涵和目标定位

审计是国家的经济卫士,对于高校来说,内部审计就是强化高校行政管理、提高教育投资效益、防范经济腐败的重要工具,是高校经济活动的“免疫系统”,全过程跟踪审计是高校新校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实践和有益尝试。当前高校新校区建设形成了一个相对通行的管理模式,即成立相应的建设管理委员会,有的高校成立了监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具体由工程、规划、物资、财务、审计、监察等几个部门组成。学校一把手领导担任总负责人,分管领导担任常务负责人。学校出台整个新校区建设各个流程的规章制度,并贯彻执行。

全过程审计是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依法对新校区建设项目实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审计监督,实施包括从项目前期规划、立项、项目实施中的招议标、工程造价管理、变更签证、材料认质认价、项目实施后期的结算审核、决算审计以及评估的全过程的审计活动。

审计作为新校区建设管理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终极工作目标是与学校的总目标一致的,但与其他几个部门比较,又具有其鲜明的特色。例如,审计与监察不同,行政监察注重的是监督程序合法、操作规范,防范腐败,而审计注重的是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公平、公正、公开的维护国家、学校、施工单位三方的合法利益,有效的控制和如实反映工程造价,促进管理和廉政建设,提高投资效益。再如,审计与项目建设管理不同,前者主要是管理监督工作质量,保证工程工期、协调工程建设,后者则主要是造价控制。

二、全过程跟踪审计的优越性

工程建设领域的审计工作,过去仅仅是局限于竣工结算审计,但对于这种静态的工程造价审核,只能是就事论事,即使发现了管理上的漏洞,有的还被施工单位钻了空子,甚至是中了投标单位的投标策略,但木已成舟,于事无补,损失已无法挽回,问题已无法纠正,这种纯粹的事后审计,秋后算账的审计模式,其弊端日益明显,所以在新校区建设这样相对工期长、资金大、管理复杂的工作中,全过程审计工作应运而生。实践证明,管理科学、目标明确、操作规范的全过程跟踪审计是工程建设健康开展的一剂良药。

一是在工程建设前期从规划、立项、征地、拆迁、设计、招投标工作全过程审计的介入,有力地参与了从项目概预算、初步设计、扩初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图预算、图纸会审等几个环节,直接参与到委托编标、监理招标、工程招标文件审核、招投标、施工合同审核等各项工作中,对于从源头上控制造价、防止腐败是目前全过程审计工作的重大突破。

二是在工程施工过程的图纸变更的审核、现场签证的审阅、工程进度款的把关、重要物资的认质认价、综合单价的确认等工作,发挥了重要过程监督作用。

三是在工程结算审核时有的放矢,心中有数,发挥了全过程参与的优势,同时对后续的国家审计、财务决算审计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全过程审计如果真正做到以责为限、事出有据、公平合理,那么就会在新校区建设中真正起到经济卫士的作用。

三、全过程跟踪审计的艺术性

全过程跟踪审计不是万能的,审计工作在全力维护国家利益、学校利益以及施工单位利益的过程中,也是与各种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审计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当然,如果自身工作做得不到位或越位,那么不仅不会发挥审计的作用,反而会给学校的事业带来损失,所以审计工作也要讲究其艺术性。那么,如何做到审计工作的艺术性呢?

一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审计工作是新校区建设的一个职能部门,要根据国家、主管部门、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和相关的定额、预算、图纸、合同办事,不能按照个人的意志、喜好插足其他部门的工作,具体表现在不能偏离审计工作的目标,无端的接受工作现场施工管理,不能随意侵害施工单位的合法利益。

二是要善于超脱自己。审计人员不能随意地与施工单位接触,因为施工合同确定的工程工地代表是甲方的工程管理人员,不是审计人员,如果单方面的与施工单位接触,有可能会造成有关答复的口径不一致,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带来被动局面。审计人员不能越俎代庖,替代建设方、监理方的管理,引起抵触情绪,要时刻记住审计工作只有在多方配合下才能顺利完成,才能实现对工程造价的监督、控制作用。

三是要注意防范审计风险。高校新校区建设,资金量大、技术复杂、单体建筑多,加之当前建筑市场比较混乱,国家相关政策存在滞后性,有的新事物、新材料、新技术的核算还存在着一些管理上的真空,需要不断的探索、总结和完善,全过程跟踪审计人员要做到不断的学习新知识,加强业务学习,同时要注意随时与政府相关工程造价管理部门沟通,及时汇报新情况、掌握新动向。

四是实行审计工作例会制。全过程跟踪审计组成人员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高校是完全以内部审计人员组成,有的高校是以内部审计人员为主,以聘请的工程造价单位为辅,而有的高校则以招标的形式确定社会中介机构全权委托负责,但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高校作为建设方,是业主,不可避免地要起到协调管理作用,所以定期不定期召开审计工作例会,可以及时全面了解跟踪审计过程中的动态和问题,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五是建立全过程跟踪审计再监督机制。高校应当建立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甚至是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再跟踪监督机制,为防范审计风险、控制造价咨询单位的服务行为、检查督促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质量,可以建立再跟踪监督机制,可以尝试成立包括新校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监督小组,突出监察部门的工作特点,实行包括对审计在内的其他职能机构的再监督,定期不定期地听取审计部门和造价咨询单位的工作汇报,及时的反馈工作过程中的有关反映,敦促审计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并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高校新校区建设全过程跟踪审计是一个新事物,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项工作是行之有效的,对于控制工程造价、促进加强管理、推进廉政建设、提高投资效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实践过程中,也会出现如偏离审计目标、侵入项目管理、审计依据不足、审计实践被动、审计能力不足、质量难以保证以及成本费用加大、再监督不力等诸多问题,但随着国家审计相关法制的不断健全、主管部门的不断规范、高校管理层的日益重视以及内部审计机构的健全有效,全过程跟踪审计必将有效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提高审计的监督效果,更好地为高校基本建设服务。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

如何建立家校合作机制篇3

[关键词]国内访问学者项目；效益规范管理；助学服务科学评估

[中图分类号]G6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549（2016）11-0010-02

高校教师国内访问学者进修项目始于1984年，其初衷是借鉴国外访问学者制度，解决当时国内高校教师教学科研素质普遍偏低、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紧缺的状况。1986年，原国家教委总结试点经验，制定了《高等学校接受国内访问学者的试行办法》，成为该项目的纲领性文件。2004年，教育部启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对原有国内访问学者项目进行调整，推出了“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并制订了《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实施办法》，以适应新世纪高层次教师培训工作的需要。客观的说，项目实施30年来，各方面充分发挥重点高校优势，为地方院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有效提升了访学教师的科研意识和科研素养，进而带动了相关高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由于深处内陆，交通不便，社会经济发展大多相对滞后，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相关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人才的引进与留驻能力远不及经济发达省区。相关资料表明，西北民族地区高校师资队伍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缘、年龄、学历、职称不合理状况非常严峻，高层次专业人才流失、学科领军人才缺乏、青年人才队伍科研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偏低等问题是一种普遍现象。近年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引和教育部宏观调控下，国内访问学者项目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其对西北民族地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并渐受重视。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高等教育从专业结构、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教学手段都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为了有效适应新形势并满足“一带一路”大格局下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西北各省教育主管部门审时度势，不断加大国内访问学者进修项目的实施力度，大幅度增加派出人数并提高资助经费，力图为提升各地区高质量人才培养能力做长远布局。

然而，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一些具体问题也相应呈现：对项目管理部门而言，主要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规范实施制度、选拔合适人员、加强过程管控、提高访学质量、建立评价体系，从而形成科学高效的长效机制，使项目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得以真正落到实处并收到预期的效益；对访学人员派出单位而言，如何应对派出人员增多对学校人事、教学、财务造成的影响，防范人才流失，建立配套的校级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办法，也是影响派出院校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对广大迫切要求访学进修的教师而言，如何理解政策、提高申请效率、如何选择合适的院校和导师、又如何迅速适应学校环境、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并提高学习效率，使有限的访学时间得到最高效的利用，从而切实实现访学目的，则是他们更为关心的话题。而且，也不能排除因个体发展需求或对访学项目认识存在差异而导致部分教师借访学之机另谋他图的可能。

基于上述背景和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组织力量对西北民族地区如何科学实施国内访问学者项目、提高项目实际社会效益展开深入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而且项目三十余年的实施资料也为研究的可行性与可靠性提供了坚实保障。综合本人和西北地区一些参加过访学项目的老师的切身体会与感受，笔者认为相关研究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思考和展开。

一细化制度规范管理，促进项目有效落地

政策是执行项目的导向，制度是实现项目的保障。优秀的项目，必须有恰当的政策引导与制度支撑，才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甚至事半功倍。此项研究应该通过对过往项目政策、制度及项目运作成果的检视与评估，结合对新增项目的全面调研，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完善现阶段的政策措施，使之符合项目实施的实际需求；二是如何规范政策措施的运作机制，使之既能方便各职能部门的管理，又能满足访学教师的切身需求，从而激发项目参与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提升项目效率与访学质量。具体包括：如何使项目的运作更贴合地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实际需求；如何建立与各院校职能处室的政策联动与制度配套，规范项目管理与服务；如何防范来自系统内部的不利于教师进修学习的干扰因素，例如限制人员流通、克扣挪用经费、摊派教学任务等；如何对访学项目过程进行合理的阶段划分并建立科学有效的配套政策制度；如何合理设定访学人员回馈专业与地方的要求与指标；如何使访学教师回归后得到合理任用；如何建设访学教师回归后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各部门如何对项目进行科学评估等等。另外，还应该探讨随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高校人才结构变化，这些政策措施自身该如何调适，以适应项目长期实施的需求。

二提供科学助学服务，建立合理激励机制

事实表明，访学者无论基于何种动机，其渴望获得进步的愿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不同的人其适应新环境、找到新机遇的能力各不相同。尤其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出访人员而言，由于地域、学缘和学科素养等各种原因，其融入新环境的速度普遍较慢。如何帮助访学教师更快更好地适应访学生活，因此具有了现实的意义与价值。相关研究应该从助学角度出发，通过对接收院校相关政策、学习生活安排、实际住宿与学习环境、导师对访学者的指导方式、可利用的学习资源等各方面的系统调研，再结合对适量访问学者访学过程的跟踪纪录和交流，形成系列指导性助学材料，力图为后续出访教师提供从选择学校、联系导师、准备入学、入学报到、生活注意事项到制定学习计划、日常学习实践等各方面的实用信息，从而帮助他们能更快更好地进入访学学习状态。

观察发现，访学人员的日常学习生活常常会处于一种散漫状态，这除了常见的受访院校管理宽疏、导师繁忙无力兼顾、个体访学目的差异等原因外，对西部高校的访问学者而言，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调查表明，他们在接收院校浓郁的学习氛围下很容易受到激发，发现自身过往的知识结构缺陷和科研软肋，并因而产生相当浓郁的科研与学习兴趣，但往往受限于知识积累、学习时间和可利用经费的局限，难以将这种兴趣与激情转换为持久的行动。对于这类情形，笔者认为可以研究能否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对能够将学习冲动迅速转化为实际成果的教师进行恰当的奖励，从而催生和带动更多的连锁效益。

三强化现存沟通体系，增进过程管控效果

现有访问学者派出机构、接收机构、指导导师和访问学者本人之间的沟通机制确实存在，但效率相对低下。对这方面的研究应该以现有沟通机制为基础，探讨项目各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设置和利用相关沟通渠道，建立及时且必要的沟通，以便提高沟通效率，实现有效的过程监控并及时解决突发问题。过程的管控是一项系统工程，研究者应该提出一份翔实且契合实际的过程管控节点表，从而帮助项目管理部门及时、合理的跟进管理，提高各项政策和制度的落实效果。

四建设项目评估机制，探索后续发展支持

项目评价机制是保证项目持续、健康运行的必要机制之一。目前，访学者访学的效果往往只反映在几张考核表中，这显然不能准确说明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应该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对项目本身的评估，包括项目环境、长期和阶段实施效果、阶段实施规模、项目政策效应等；二是对访学人员的访学质量进行评估，包括访学中的过程评估、研修任务评估、教学科研成果评估、日常学习效率评估、生活与健康状况评估，以及访学后对专业、学科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回馈效能评估等。建议通过持续的跟踪调研，建立项目数据库，并据以制定详细、合适的评价内容与指标。同时，这两个层面的评估又都可划分为第三方客观评估和自我主观评估量两个体系。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不仅有利于管理部门把握项目运营的真实状况，也有利于老师对比确定自身访学的客观成效；尤其对老师而言，虽然会增加一定的学习压力，但也未尝不是一种爱护。

五依托访学交流项目，深化教学科研合作

访问学者出访的高校往往都是国内高水平的大学，但这些重点高校与西部省区地方高校之间并不都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应该研究如何以访学项目为窗口、访问学者为媒介，促进两地高校之间的广泛交流，挖掘两地高校在学科建设、科研协作、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合作潜力，探索合适的合作交流领域、渠道与形式。这方面的研究，对实现教师个体的可持续发展和地方院校教学科研质量的快速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相信，通过对上述五个方面的系统研究，必将能为西北民族地区进一步提高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的执行效率、提升教师访学质量提供有价值的调查数据和参考意见。

参考文献

[1]梁玉兰.2009年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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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家校合作机制篇4

一、中小学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问题

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经历多次调整和变动，但实行的基本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受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影响，垂直式的管理倾向非常显著，地方的分级管理并没有能够得到实际体现。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先后实行的学校内部领导制度有：校务委员会(1940年-1952年)、校长责任制(1952年-1957年)、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58年-1963年)、地方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度(1963年~1967年)、学校革命委员会制(1967年～1978年)、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1978年～1984年)。计划经济下的学校管理体制也是有优点的，如高度的集中和统一，要求规范、明确；缺点就是学校依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缺少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和协调，没有办学“自”，缺乏办学特色。我国国土辽阔，地区间经济、文化条件极不相同，加之教育人口众多、教育资源有限，长时期单纯推行大一统的学校管理制度会带来很多弊病，尤其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多样化、个性化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建议，在遵循中央一级教育管理部门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应逐步推行地方负责、分散和分权管理的新模式。1985年5月，党中央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提出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改革方向，《决定》成为我国新时期学校管理体制改革起步的标志。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规定：“中等及中等以下各类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教职工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度和结构工资制的改革要求，同时，鼓励中小学校同附近的企事业单位、街道或村民委员会建立社区教育组织，努力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学校管理，优化育人环境。2004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速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完善学校法人制度”，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学校管理改革的新目标。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以校长负责制为标志的中小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基本形成，表现在：一是明确了校长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在管理学校中权责一致；二是实施学校工资总额包干制度，增强学校管理中的成本意识和效率意识；三是推行教职员工聘任制度，废除教职员工任职的终身制；四是建立校内岗位责任制、工作绩效考核制度以及校内结构工资制度，引入竞争机制，确立了按劳分配、按绩付酬的工资分配制度。这一切都表明，中小学校管理体制已由过去的封闭、单一走向了自主、多样，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对学校管理体制变革的新要求，在提高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学校管理的质量和水平。

但毋庸置疑，其中依旧存在问题和弊端。

一方面，学校管理中必备的基本制度、法律规范尚未完全确立，既有的制度、规则又存在柬缚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形式主义倾向。例如，学校管理常用方法的量化管理的确能促进学校管理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效率化，但若过度强调整齐划一的管理要求，就可能沦落为约束、限制人主体性发展的工具。如强调严格规章制度的学校管理，大都沉迷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强制要求，一般强调权力与服从的唯一性，容易失去对人之个性的基本尊重。因为教师劳动与工人劳动、教育结果与工业产品之间存在质的区别，教师劳动具有间接性、专业性等特点，在正式课时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劳动，如批改作业、指导学生、修改教案、教学反思等，学校不能完全照搬企业量化管理短、平、快的那一套，不能无保留地贯彻一刀切的“科学主义管理”思想。

另一方面，学校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缺乏民主色彩和创新精神。如我国公立中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拥有最高决策权和领导权，但校长在权力实际运作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管、制衡以及科学的评价机制，带来了许多弊端。学校内部管理有一言堂倾向，党组织的监督力度不够，不能增强广大教职工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意识以及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其他社会组织及学生家长几乎无权过问学校事务，学校不能及时就教育教学改革举措向社会广泛征询意见，民主的集体决策形式难以实现，学校规模效益难以发挥等。例如，任何的制度通常意义上都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约束力的条文，但教学制度却不能将教师和学生看作是完全受其约束的对象，教师和学生遵循教学管理条例，努力完成升学、考试、评价等具体的教学指标是应该的，但现代教学的主题是鼓励创造、尊重多元，任何的教学管理制度都不能以丧失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自主精神和创造力的培养为代价，对教师而言，也同样如此。

二、中小学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认识

1.确立以人为本的学校管理理念，实现学校的自主管理

一所学校要实现成功管理，与多种因素有关，但人是第一要素，对人的管理就是要求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人的创造精神。因为任何社会活动都是由人或围绕人进行的活动；离开人的主体性活动，任何社会活动的目的都无从谈起。学校管理过程中“非人”的要素(财物、时间、信息等)在管理过程中要产生功效，需要的是人去掌握和运用；如果没有人正确而合理地理财、用财、管理时间、信息，执行规章制度，这些“非人”要素即使条件好也起不到作用。学校管理工作是一个多因素、多结构、多层次的复杂集合，管理者需要根据师生员工的现实性、历史性和发展性等特征，察好人、管好人、用好人、培养好人，使管理活动都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根本，为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完成育人目标服务。由于学校一切的教育教学活动首先是从教师那里开始的，管理者因此必须保障教职员工的合法权利，注意提高教师的参与能力和民主意识，建立一支以专业自主发展为本位的创新型教师队伍，使教师的各种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实现学校管理目标、提高管理效能、增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国的学校管理改革，曾在很长的时间里将组织机构的调整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后来人们认识到，如果不

重视研究组织中人的需要和期望，不改变构成组织主要成分之个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不提高管理者个人的综合素质，可以预料，这种改革必将受挫，事实也证明如此。格林菲德告诫我们：改变组织的外部装饰（我们可以称它为组织结构)是很容易的，而要改变人们通过组织表达出来的深刻的认识和目的却是很难的。因为组织结构的固有问题不是结构本身，而应该是问题中所反映的人的因素，毕竟人的问题是一切社会的中心性问题，一切组织的改革和发展都必须以人的观念的改变和实践活动的参与为实在基础，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学校管理观念的根本理由。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社会现代化、科学化程度的提高，学校管理方式、组织架构越来越呈现出数字化、规范化的倾向，但不可否认，任何组织管理的高效与低效的主导因素是组织气候、组织文化和领导行为，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师生潜在的自尊、自信、自控、自强的意识，通过群体的共感与共识，为学校的持续发展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是未来学校管理工作中的重要课题。倘若没有和谐、民主、平等的组织文化、组织气候与领导行为，没有尊重人、激发人创造力的管理环境，学校自主管理的实现将是一个遥远的事情。

2.加强管理培训工作，促进校长素质的综合化和管理工作的专业化

教育管理是一种科学活动、一种理性和智慧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管理的有效依靠管理者对教育活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管理规律的合理运用。现代学校管理学认为，单一的法制管理和行政管理手段有局限性，我们应学会把教育现象和管理行为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其进行预测、评价、测量、诊断，为教育管理的决策论证和可行性分析提供科学根据。在中小学实施校长负责制而校长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在所谓的一个好校长决定了一所好学校的基本共识的基础上，我国必须对校长实施专业的教育培训，促进校长的专业化成长，使之努力学会把行政管理的手段、方式与科学的管理理论、方法有效结合起来，尽快成为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带头人、学校科研计划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学校特色发展的倡导者。20世纪90年代，原国家教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的意见》，这是中国致力现代校长培训制度建设开始的重要标志。

3.增强学校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建立学校自主管理运行机制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有效的管理”理论，强调管理的作用不仅是应该做些什么，更应该是要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就其字义来看，效能是指一事物潜在的影响和改变其他事物的能力，但在管理工作中，效能不仅指某事物蕴藏的能力，而且指它运作或活动所产生的积极的结果。例如，学校存在的价值就不仅是招到学生，有实验室、教室，教师能按时上课，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办学资源的效能，减少对人、财、物的消耗。根据这种分析，学校效能是指学校发挥某些积极作用的能力及其实际结果。前者如学校可以培养人才、传播文化、创造知识技术等；后者如学校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课程设置合理、使学生就业顺利、为教师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等等。

改革开放以前，处于一个高度集中的封闭、稳定的体制中，学校是一个只接受上级指令和执行上级命令的下级机关，管理有效的标准就是接受和贯彻上级指示是否彻底，评价手段常以描述和感性认识为主，没有建立明确而科学的有效性指标。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的自愈来愈大，社会和家庭对学校教育质量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学校管理的有效性问题不仅成了学校领导关心的事情，也成为社会和受教育者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当然，由于社会各阶层和个人价值标准的不同，对教育价值有效性的判断也不相同。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中，建立起学校自主管理运行机制，就是要能够根据学校管理的规律和特点，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优化组合，寻求最大化效益和育人目标的实现，促使学校在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4.优化区域教育环境，建立立体的教育网络体系，实现学校管理的社会化

学校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学校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教育政策、教育师资、教育经费、人事任免等将越来越受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从教育空间来看，学校是个体受教育的基本场所，但不是唯一场所，因为信息社会的一切组织都具有了学习的功能，社会是学习化社会，组织是学习型组织；网上学校的出现使远距离教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多媒体、网络化、虚拟性、交互式教学大大改善教学环境和学习条件的同时，家庭、学校利社区教育三位一体，人们梦寐以求的“人人都能受到最好教育”的愿望可能成为现实。因此，教育空间由传统的学校扩展到整个社会，社会在事实上也正以多种方式参与到学校的管理过程中。如学校开始加强与家长间的沟通和协作，希望家长能够献计献策，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虽然家校合作是许多发达国家学校管理的一大趋势，但我国家长参与学校管理一般以升学率为主要目的，且参与学校管理的专业能力和意识参差不齐，因此，真正实现学校管理的社会化还不得不需要管理学、教育学等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5.建立完备的教育督导制度，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实现“以法治教”

如何建立家校合作机制篇5

关键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动力机制人才培养

无疑，高职院校在应用人才培养中，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得到了业界一致认同，是发展大势，教育部也发文（教高〔2006〕16号）做政策指导，目前国家示范高职院校、骨干高职院校建设也在强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高职院校也在积极进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建设。虽然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决策是正确，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依然存在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一、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存在的问题

1.缺乏有效的管理

缺乏政府的宏观管理，虽然教育部强调校企合作很重要，并主观要求高职院校把这项工作做好，但没有从制度上进行设计与操作，教育部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职能部门，应该在宏观管理与政策协调与操作上做更多的工作。不能光停留在宏观决策上，要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研究配套实施政策。

2.缺乏可操作性

学校出于上面教育部的要求和学生适应社会，要求专业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而实际上由于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专业和老师只能被动执行，甚至是在强压下执行，当然效果不佳。所谓可操作性，是指客观上可以行得通，对于企业和高校这两个主体一个是以盈利为目的，一个是人才培养为目的，两者如何融合，尤其是企业动力问题是可操作性的关键。如何提高可操作性，增强操作的可行性、可实施性、客观性，而不是不顾实际情况的强制执行，显得非常重要，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3.缺乏客观的评价机制

关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很多理论专家发表了不少意见，大多讲如何好，如何做，而实际效果如何，实现得怎么样缺乏客观的评价，即都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从实际的实践层面看的不多，我们作为实际的实施者，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效果并不理想，老师作为完成上面布置任务的完成者，由于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企业缺乏主动性，因而高校不能对企业进行有效的合同约束，老师在学校的压力下只能应付，事情做完了老师很清楚，虽然知道没有效果，但却实施得还很辛苦，能说自己没有做好吗？没有取得成绩吗？

二、问题分析

企业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企业产生不出经济效益就不能生存。有人认为学校给企业输送人才，企业就会产出经济效益，这种说法看上去有一点道理，但目前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企业挑选的机会越来越大，市场选择余地很大，企业还会来通过所谓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社会（因人才可以流动）培养人才吗？当然极个别企业有这样的特殊需要。遗憾的是一些人以此作为基础并认为企业有了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动力。

解决企业的动力问题，还得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让企业感到对他们有经济利益才是可行的，经济利用有长远的、近期的和附加的三方面，为企业培养人才属于长远利益，企业收入增加、成本减少为企业近期利益，取得了宣传效果、社会效益和和社会责任等为附加利益，这三者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等没有约束性，属于道德问题，不能通过法律手段约束，这主要靠企业自觉，所以不能作为主要考虑对象。长远利益现在还难以看到，人才却有流动性，所以很多企业短期利益明显，需要更加关注，我们要做的不是认为不合理而去约束它，而是应该去迎合它。让企业自己觉得有利可图，然后产生主动性，这样才有可持续性，这样才能约束对企业的要求，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评价与监督机制。解决企业利益问题还得靠政府、靠政策，因为政策需要政府制定。如果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学校有责任向政府提出建议，因为，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学校是主体，学校有责任与义务反应问题，提出建议与意见。当企业的动力问题解决了，学校自然就能主动解决好这样的问题了。

三、解决企业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动力问题的办法

（一）政府层面

1.成立专门机构管理：建议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设立校企合作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负责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政策的制定，实施、联络与监督。没有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不会有可行的效果。

2．有政策支持：税收政策、补贴政策以及其它政策，如校企合作专项基金。

政府要出台鼓励性和政策性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引导合作，对积极投身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和信贷上的支持；对做出贡献的学校、个人给予项目上的扶持和物质上的奖励，从而推动校企合作，加快知识的经济转化过程。只有可操作性的专门法规、政策方可为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提供根本性的制度保障。

3.有实施与监督：如果有了政策支持，企业认为有利益、有实惠，则可对实施企业进行要求与约束。关于实施与监督工作，主要要进行平台建设、实施政策、监督政策执行，使其达到效果。

（二）学校层面

1.学校有专门机构管理：学校应有专门机构，要保持常态化和连续性，校企合作和教学业务有联系，但职能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所谓常态化和连续性，指的可持续性，学校有阶段性、周期性，一般与企业不吻合，需要与企业建立、维系长期关系。

学校要加快推进教学制度、学分制改革，完善教育的弹性教学机制，适应企业对教学内容和实践方式的灵活需求，根据行业、企业需求制定教学计划，使职业教育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要进行评价机制改革，建立学生实习实训效果的监督评价制度，完善实践教学与基础教学的交融性，使之成为学校教学改革的特色。

2.在政府宏观制度与法律未健全的情况下，学校可以通过方式创新，实现校企合作与工学结合，具体有：订单培养，既培养了学生，还解决了学生就业；与行业企业共建二级学院；实验实训企业型模式；与企业联合成立研发中心；与企业合作成立培训中心；建立校办企业，利用校办企业自主开展；与企业或中介建立就业合作联盟等。

（三）社会层面

1.中介参与：政府不适合进行的交中介机构运作。深圳就有这样的中介企业，运作得也不错，但跟政府还没有搭上关系。

2.政府要强化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中的功能，拓宽校企合作的面，由点对点合作发展到点对面的合作；由于行业协会与行业中的企业关系非常密切，行业协会中的成员也一般由该行业中的骨干人员组成，具有对行业的影响力；发挥行业组织在信息共享、职业资格标准、职业资格证书和就业准入制度等方面的作用。

以上三个层面中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同时要管理社会层面的行为与运作，只要三个层面互相支持与配合、互相联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一定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喜梅．金融保险专业校企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2).

[2]常小勇．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华东师范大学[D].2009,(4).

[3]张光跃．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互利性的动力机制与合作模式探索[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6，(15.

如何建立家校合作机制篇6

本刊记者：于司长，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颁布引发了社会热议。您能否谈一谈，此次《意见》颁布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于长学：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以下简称《纲要》）早已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强国必强教强国先强教》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小学还要建立家长委员会，不断完善学校科学民主决策和评价机制”。《意见》是继《纲要》颁发后出台的，可以说，它是落实《纲要》精神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由注重规模向注重效益转变，由注重外延向注重内涵发展，教育管理逐步迈入民主管理、科学管理和依法管理的新阶段。过去，我们的教育倾向于遵照国家的统一要求、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要求；现在，我们的教育要更多地倾听社会各界的声音，更多地倾听家长的意见。这样的变化其实就是为了适应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教育管理制度的需要。从这层意义上看，建立家长委员会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颁布了这一《意见》。

本刊记者：由此可见，在中小学幼儿园建立家长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

于长学：是的。建立家长委员会，首先意味着保证了家长制度化、规范化地参与学校教育活动和监督学校工作，从而真正形成家校的育人合力。过去，家长也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参与学校教育，但因无制度可循，也就无法真正保障家校合力的针对性、有效性。现在，家长委员会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家长与学校双方的责任，为家校合力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如《意见》特别提出，家长委员会要针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突出问题开展工作，要特别注重与学校共同做好德育工作、协助学校开展安全和健康教育、减轻学生课程负担等方面。

另外，通过家校的协同教育，促进家校形成育人合力，形成学校、家庭、社区之间的相互参与、合作机制，最终逐步实现学校的民主管理、自主发展。一言以蔽之，建立家长委员会是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

本刊记者：《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家长委员会旨在推进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确定这样的目标是否说明家长委员会的职能是多方面的，我们究竟如何定位家长委员会的职能？

于长学：建立家长委员会，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家长委员会作为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纽带，其主要职能包括如下内容：动员、组织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为学校工作提供支持；协助学校开展家长教育，在家长中宣传正确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代表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做好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传达工作，对学校工作进行监督。

本刊记者：2010年3月15日的《羊城晚报》报道一学校多次以家长委员会的名义向学生乱收费，家长委员会成为替代学校乱收费的组织。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于长学：其实，家长委员会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学校就开始了建立家委会的探索，而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当然，少数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完全由校方主导，成了替代学校乱收费、随意补课、违规办学的组织。这样的家长委员会性质变味，应该加以纠正。

目前，媒体报道关于家长委员会的问题大多都是在职能履行过程中出现的，这说明目前家长委员会存在着弊端，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问题的存在意味着家长委员会的角色、职能、运作方式仍有待规范。《意见》的出台，对家长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工作任务，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教育的基本领域、活动方式、条件保障和家校双方互动合作机制等内容，提出了明确、规范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性意见。按照《意见》要求，地方教育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家长委员会组建及工作方式的领导，把建设和组织家长委员会作为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小学校长培训的内容之一。学校要切实加强对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把家长委员会的建设和学校的改革、管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与建立家长委员会的指导和管理机构；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学校开展家长委员会工作的经验交流，以避免出现因定位不清、权限不明而导致的各种问题，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出现偏差的家长委员会工作必须予以纠正。

本刊记者：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意见》强调要特别注意选好家长委员会的牵头人。于司长，那您认为家长委员会的牵头人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于长学：选择合适的家长委员会的牵头人和成员是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中小学幼儿园要选择和配备好家长委员会成员，从而为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提供基本的人力保障。

家长委员会的牵头人和成员应该能代表全体家长意愿，具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善于听取意见，乐于和学校合作，富有奉献精神。家长委员会的牵头人应该能够全面理解家长委员会职能，具有必要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拥有参与家长委员会工作所必需的时间、精力，办事公道，责任心强，能赢得广大家长的信赖。此外，牵头人自己的家庭教育应该是成功的，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牵头人还应该与学校保持密切联系，能带领家长委员会并动员广大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德育、保障学生安全健康、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化解家校矛盾等工作。

可以说，选好家长委员会的牵头人和成员事关家长委员会工作的成败。要注意，家长委员会的牵头人和成员应该是按照民主程序，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在自愿的基础上选举出来。

本刊记者：家长委员会可以说是让家长走进学校“参政议政”，正如您曾提到的，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保障的是家长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您能否具体说一说，家长的这三大权利如何在学校得到保障？

于长学：儿童的教育是父母与国家共同的权限和责任。教育孩子不是学校单方面的工作，需要协同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合力――这已是一种社会共识。要保障家长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要求学校必须为家长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一是要完善学校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保障家长委员会有效参与学校管理。二是要完善科学的评价机制，引导家长委员会对学校工作实施有效监督。三是要适度开放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家长委员会和广大家长能不定期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四是要建立学校与家长委员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情况，保障沟通渠道畅通，确保家长委员会依法、规范、有序、有效地开展工作。

本刊记者：《意见》要求“有条件的公办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都应建立家长委员会”。请问，这里的“条件”如何理解？没有“条件”的地方如何保障家长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

于长学：建立家长委员会，要充分考虑当地、学校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稳步推进。建立家长委员会，要求家长群体相对稳定，对民主程序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就目前而言，乡镇中心学校以上的中小学幼儿园，均有条件建立家长委员会，应尽快建好。

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规模较小，学生父母外出打工的比例较大，在这些学校和幼儿园建立家长委员会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些学校和幼儿园也要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听取家长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学校办学情况和学生学习情况，努力提高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并创造条件，逐步全面建立家长委员会。

本刊记者：这样看来，家长的权利和过去相比会发生很多变化。接下来，教育行政部门是否将进一步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来确立家长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权力范围，以及与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部门的关系？

于长学：接下来，地方各级教育部门要制订家长委员会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和具体的实施意见和办法，教育部也将对各地建立家长委员会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和推广好经验、好做法，随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不断完善家长委员会工作，促进和保障家长委员会健康发展。今后将逐步建立家长委员会工作评估督导机制，把家长委员会工作的开展情况纳入各级政府的教育督导评估体系，列入学校办学水平的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学校建设好家长委员会并发挥其应有作用。

本刊记者：目前我国中小学探索设立家长委员会，在机制建设和具体实施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发达国家是否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成功经验？

于长学：家长通过加入家长委员会等组织参与学校教育和管理，这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虽然我国有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国情条件，但发达国家中小学家长委员会的机制建设和具体实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经验。

国外经验表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不仅需要得到财政支持，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和指导，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家长、社区的意见和建议，争取家长、社区的支持和参与。欧美学校的大多家长委员会是“家长-教师联合会”（ParentTeacherAssociation，简称PTA），其作用是在学校与家庭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调动、发挥家长关注学校事务、支持学校教育的积极性，家校携手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此外，欧美国家广泛存在的家长代表加入学校理事会、家长不定期参观课堂或者以义工方式参与教育教学活动、家长委员会为筹集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组织义卖及捐款活动等实施形式，我国学校的家长委员会也可以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