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的理论篇1

关键词：新闻理论研究方法探寻

当今新闻理论研究方法众多，有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实验心理学的、现象学的、哲学的、阐释学和传播学的等等，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这些研究多缺乏的是学术的开放与本土的观照视野和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缺乏的就是这种根本方法，即元方法的建构。

为了创新研究方法，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的探索，建构了一系列诸如“粒子说”、“世界图景”、“真相域”①等概念、范式或理论，提出了诸如“新闻理论要揭示新闻本身的知识结构，演化为序列性的原理体系。以最终解决‘对象的本质联系’、‘对象的关系范畴’、‘对象的真理体系’、‘对象的功能系统’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终极问题”②等新闻学理论建构的观点，为新闻理论研究方法的转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不过，这些研究要么是充实新闻学的社会学基础，要么是在哲学研究范式下进行抽象分析，要么借鉴物理学的“粒子”概念形式来建构新闻理论概念、理论或方法体系。这些建构没有建构起中国本土的元方法，没有对旧有研究元方法的超越，仅有经验性的总结和舶来品。

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转型中的新闻学》③一书中，用他的极其丰富的新闻学教学和新闻业界的实践经验，通过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的阐释，透射出较强的“实践――人学”意蕴。虽然他并没有把“实践――人学”这一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提炼出来，但他关于新闻本质、新闻学的本质、新闻教育的本质、新闻学基本原理、新闻实务等众多的论述，都透射出“实践――人学”的深广内涵。他的著作较好地体现出“新闻理论的实践性”与“新闻理论的人学性”的有机融合，让我们看到“实践――人学”这一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的因子。但李希光教授并没有对论述中的这种元方法因子进行提炼与整合研究，缺乏理论的逻辑提升。

元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是一个科学研究领域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即“形而上学方法”，也就是元方法，它是方法中层次最高，也是比较牢固的部分，构成方法的核心，包括某些基本原则、科学信念乃至世界观等，都受元方法的制约。新闻理论研究元方法是对新闻活动的科学发展进行方向性的规定的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它对新闻活动的走向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没有元方法就不可能有正确、健康、合乎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活动。

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是强烈的“实践性”与丰富的“人学性”的有机统一。一个成功的新闻传播活动应是二者最完美的统一与结合，也即新闻传播活动是突出实践性的，新闻传播主体（媒体与新闻人）必须通过新闻传播实践来完成新闻传播活动，因此，新闻理论研究也必须把坚持实践的观点放在首位。正如陈坚所论：“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来，我们就能高屋建瓴，眼界更加开阔，目光更加深邃，就有希望对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难题有所突破。因为实践概念天生地就综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辩证法等多方面的素质，它使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多种向度对新闻传播现象和新闻传播本质进行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研究立体化起来。”④同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传播的主体应始终坚持“人学性”，始终做到“以人为本”，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人学意识”。在“如何从人的全面发展的使命出发，提升新闻学研究的反思性，推进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成为现代性背景下新闻学的主要焦虑”⑤的现实学术语境下，当代新闻学研究缺少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缺乏能够统摄新闻理论研究的元方法。

只有把上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实践性与新闻理论研究的人学性进行有机的完美的结合，才能产生完美、健康、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传播活动。如此，才不会出现那些有缺陷的现象，诸如充斥新闻报道中大量的“客里空”⑥现象、各类新闻报道中数不胜数的“新闻侵权”现象和记者集体被“黑金收买”的腐败现象⑦等；也不会出现那些让人不愿意看到的新闻传播主体因“实践――人学”素质的缺乏而不能驾驭复杂的社会环境，从而被“诉讼”⑧或被抓入牢狱等⑨令人痛心的事。究其终极原因，都是因为缺乏新闻学的元方法的指导。因为这些新闻“事故”的产生，都是因为新闻传播主体的素质不佳或很差造成的，导致新闻主体出现如此情况的直接因素是我们没有恰当的科学理论指导。解决此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新闻理论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建构，把新闻理论研究引向健康的发展途径。

笔者曾提出“新闻学是‘实践人学’⑩”的观点。???这一新闻学命题，不仅揭示了新闻学的本质，同时，它更具有元方法的价值与意义。其元方法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新闻学是实践人学这一关于“新闻学”概念的界定，可以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元方法，即它是最根本的、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的方法。对此可以进行如下界说：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达到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新闻业界实践中的实践的观点与人学的观点的有机结合；在新闻理论建设中，要密切联系实际，充分结合新闻实践，在实践中总结、提炼、抽象出具有本土化与科学化的新闻理论；在新闻理论研究中，不论是理论还是模式、方法的建构，都要始终坚持“人本理念”，站在人类本体的高度进行科学建构；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要注重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在新闻教育理论与思想的确立和定位中，要以强烈的实践观点与丰富的人学观点为核心，在此前提下，构建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等，培养具有较强新闻实践能力和深远人学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

“实践――人学”这一元方法，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统一体。

一是表现在思维观念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传播观念中的“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观念是在不断的变革与更新之中前行的，这种变革与更新始终以“实践性”与“人学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表现在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理论研究要达到“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理论研究要对传统新闻理论研究进行科学的扬弃，紧跟时代新闻业界实践的步伐，在人本视野下进行新闻理论的科学建构。

三是表现在新闻传播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传播是“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实践要实现“三贴近”，要坚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丰富的新闻实践引导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潮，同时要始终坚持人本理念，把人这个实践主体放在新闻传播实践最重要的位置。

四是表现在新闻教育中的“实践――人学”方法，即新闻教育是“实践性”与“人学性”的完美结合。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走出象牙塔式的书斋，把新闻课堂开设在社会生活一线，到工厂、矿山、农村，到大漠荒原，使学生在生活与社会的体验中把握新闻学；???更要让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人的本质有较深入的把握，具备应对复杂社会环境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在各种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能把自己的新闻活动与人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对人的本质、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全面理解与把握，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闻责任与使命。

这四对“实践――人学”方法关系在理论研究与新闻传播实践中是相互作用的。新闻传播或新闻实践主体只有通过“实践性”这个环节，才能达到“人学性”的充分实现；而“人学性”的充分实现，又能反作用于“实践性”，使“实践性”得到更大的扩展和提升。因此，这四对关系理应确定为新闻传播学中最核心的关系范畴。“实践――人学”方法能够科学地统摄这四对关系，这就奠定了“实践――人学”这一方法的元方法地位。这种“元地位”对新闻学的价值作用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它对新闻学的本质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它对新闻活动的本质进行了实践与人学的双重构建；它为新闻学理论研究的本质进行了方法层次的最高定位；它从实践角度与人学层面对新闻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方向性的规定；它对新闻理论研究的诸多方法进行了科学的统摄；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新闻传播实践、新闻理论研究、当代新闻教育改革的方向；它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当代新闻观念与实践模式进行了重构。

其实早有学者指出：“研究新闻必然要研究‘人’和人的社会本质，研究人类社会是怎样创造了新闻以及新闻是怎样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确立人在新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是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到新闻学原理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关于人的观点、关于实践的观点已经很好地为新闻学的“实践――人学”方法提供了有力注脚。可惜的是，作者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的论述，没有对这种思想萌芽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索与建构。

从本质层面和新闻学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实践――人学”方法不仅揭示了新闻学的本质，更为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最高方法论和最根本的研究范式。其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于它把当代新闻理论研究中的研究与实践脱节问题进行了解构与建构，指出研究中存在的“空中楼阁”现象，并对如何进行新闻理论的科学研究提出了实践性的根本性的方法论要求；同时，对当今新闻业界存在的轻视理论指导的现象提出了方法论层面的批评，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践方法模式。总之，“实践――人学”的新闻理论研究方法，如同“历史――逻辑”的方法，为新闻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本文为“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YJA860020）

注释：

①郝雨：《新闻理论的哲学化研究与体系建构》，《河北学刊》，2006（1）。

②转引自纪忠惠：《理论新闻学的范式转变》，《当代传播》，2007（6）。

③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482页。

④陈坚：《新闻实践论――实践的观点是新闻学原理研究中的基本观点》，《江苏社会科学》，1994（5）。

⑤唐海江：《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新闻学》，《现代传播》，2007（3）。

⑥“客里空”是苏联作家柯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话剧《前线》中一个特派记者的名字。他善于捕风捉影、弄虚作假。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新闻中虚构胡编的代名词。

⑦杜一娜：《山西煤矿封口费事件60人涉案14名媒体责任人受罚》，《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11-27。

⑧邱敏：《两记者遭富士康3000万天价索赔》，《广州日报》，2006-12-29。

⑨宋万林：《“实践人学”的缺位与“角色定位”的迷失――从“记者高勤荣案”透视中国新闻学体系》，《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7（5）。

⑩宋万林：“实践人学”这种概念最早是在宋万林著《“实践人学”的缺位与“角色定位”的迷失》，[《新闻爱好者》2007(5)]中提出的。

⑾宋万林：《“实践人学”视域下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传媒观察》，2008（9）。

⑿王卫明、揭云：《新闻业务类课程怎样进行实战训练？》，《今传媒》，2008（7）。

新闻传播的理论篇2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http://就业难的时期。本文将对传播学教育的若干问题与学科的发展作一阐述。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沦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

新闻传播的理论篇3

一、拉斯韦尔模式下的体系结构

所谓拉斯韦尔模式下的体系结构，是指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和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建构的新闻理论体系。这种体系的典型代表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童兵先生，代表作品则是他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这部著作的绪论中，童兵先生为新闻学作了“正名”，他说：“本书将唤了数十年的新闻学，改为新闻传播学，应该说是还人类传播活动的真面目，以及对于所进行研究的学科以名副其实的称谓。”显然，他的这一“正名”受到了传播学在我国勃兴势头的强烈影响。他认为，从学科体系看，新闻传播学应是传播学的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新闻传播行为、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在这样一些基本认识指导下，童兵先生指出：“由这五个问题(指拉斯韦尔模式中的五个W――引者注)组成的‘拉斯韦尔公式’，犹如一支通红的火把，把理论新闻传播学应该阐述的基本范畴，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作为《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的作者，我的使命是沿着这一公式指点的路径，逐一说明新闻传播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应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

在如此自觉的理论体系意识指导下，童兵先生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形成了这样的基本架构：(从第一章到第十章的标题依次是)新闻传播行为，新闻传播者，新闻传播内容，新闻传播过程，新闻传播要求，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受众，新闻传播效果和新闻传播调控。显而易见的是，童兵先生并不是十分严格地按照拉斯韦尔模式建构体系的，而是做了一定的改造。

新闻传播无疑是大传播中的一种，因而用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理念和方法，指导建构新闻理论体系，原则上不会有什么不妥。但新闻学必定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有自身特定的问题领域，也有本学科特有的传统和话语方式，因此，怎样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建构新闻理论体系，还是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离散性四元结构模式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建明教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先后撰写、编著、修订出版了多本新闻理论教材，以一种比较宏大的视野建构起了自己的新闻理论体系，形成了比较独特的阐释新闻理论问题的方式。我将刘建明教授的新闻理论叙述体系结构描述为“离散性四元结构模式”。

所谓“四元结构”，是说刘建明教授在架构其理论体系时，把体系内容主要分为四个实质性的单元――新闻，新闻传播(报道)，新闻媒介，新闻媒介与社会系统的关系；所谓“离散性”，是指四元结构方式上的外在特征，即有些单元的内容并不是集中在一起叙述的。而是有一定的交叉和隔离。由于方方面面的观照，加上阐释叙述的细致和深入，使得刘建明教授的每部教材都显得十分的厚重，比如，《当代新闻学原理》印刷字数达70多万字。

刘建明先生对新闻理论的体系性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他在《现代新闻理论》的自序《新闻理论研究什么》中写道：“新闻学理论无疑也应具有原理的演绎体系，展示理念化的知识系统”；“当新闻学对准新闻现象本身，积累足够的定理，形成准确严密的论证体系时，构筑新闻理论才成为可能”；“新闻理论的论述不是按照任意的、外在的次序排列的，而是由认识逻辑的起点至终点构筑连贯的理性整体”。同时，刘建明先生一直在追求建立新型的新闻理论体系，他在努力自觉打破传统的“新闻、新闻业、新闻职业”板块体系结构，他在《当代新闻学原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这部理论著作属于新闻学基础理论，承担着阐释原理、灌输知识和演绎学说体系的任务。作为探索新闻活动本质、规则及其功能的学科，新闻学原理揭示新闻媒介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相互联系，旨在建立新型的新闻理论体系。”我在上文描述的“离散性四元结构模式”可能正是他的新型的新闻理论体系。

如何冲破传统体系的板块结构，寻找到贯穿理论体系的那个红线，我以为刘建明教授作了很好地探索，至于他所呈现的理论体系结构方式是否连贯、清晰和内在统一，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板块结构模式

就现有的大多数教材来看，最基本的体系结构方式可以概括为“板块结构模式”，这也是比较传统的、惯用的新闻理论结构方式，大致分为三块：新闻(本体论)，新闻事业论和新闻工作论。我们可以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撰写出版的《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和《新闻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当做这种结构模式的典型代表。他说：“本书(指《当代新闻理论》――引者注)的框架结构是按照新闻理论所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布局的。”郑保卫先生按照自己对新闻理论应该包括的基本问题的理解，将整个理论体系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新闻’，主要阐释什么是新闻。”“第二部分为‘新闻事业’，主要阐释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第三部分为‘新闻工作’，主要阐释怎样才能做好新闻工作。”“第四部分为‘新闻从业者’，主要阐释新闻从业者应当是怎样的人。”在他最新出版的《新闻理论新编》中，又在这四部分的基础上加入了“新闻受众”部分(加在了“新闻从业者”的前面)，主要阐释新闻传播的对象是谁。

郑先生结构的新闻理论体系板块分割清晰、一目了然，容易为人把握，是对传统的三板块结构的提升和深化。但贯穿整个体系的基本逻辑红线是什么，似乎不大清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理论体系的内在统一性。

就目前来看，国内关于新闻理论体系的探讨，从原则上说，还没有冲破板块结构的基本模式。板块结构模式仍然是新闻理论体系的主导模式，不同研究者关于理论体系的板块建构大同小异，但贯通式的理论体系探索已经开始。

四、一分为二的体系结构模式

这是我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新闻传播学》一书体系结构的概括或描述。黄旦先生以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为理论基础，并在有关心理学著作的启发下，从新闻传播的社会性与人际性出发，构架了《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框架。黄旦教授说：“本书(指《新闻传播学》――引者注)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着眼于作为社会交往的新闻传播活动，试图勾勒出其起源、演变、发展以及与社会之关系、作用等等。下编则把新闻传播置于传、受双方获取新闻、达到共享的过程中加以认识，逐次讨论构成新闻传播的诸个要素，力图尽力突出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人与人交往的特点和规律。”为了观照中国新闻传播的特色，黄旦先生在书末加了一个附编，并做了这样的解释：“本书附编的设置，看起来似与全书体例不谐，因为其内容本都是完全可以纳入到上、下编之中。之所以如此安排，乃是考虑到这几个问题(指“新闻真实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和“新闻传播的指导性”――引者注)颇具中国特色，而且无论是对于理论本身抑或实践工作，均具重要意义，不可使之淹没于其他内容之中，以此突出其特殊重要性。”

黄旦先生“一分为二”的体系结构模式，看起来比较明晰，也易于为人把握，但上、下两编之间的内在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地阐释，上、下两编之间通过什么来贯通，也仍然是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书未“附编”的设置对于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是否必要，也还值得再思，正如黄旦先生自己所说，这些内容(指附编中的内容)是可以容纳到上、下编的相关章节中去的。如果按照“颇具中国特色”的理由设置附编，那上、下编的诸多内容中，还有很多是必须单列论述的，因为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果真如此，整个理论体系的结构将会显得不大和谐。

五、新闻活动范畴为红线的结构模式

这是我在《新闻活动论》中提出的一种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模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且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全部被认识的东西必须也是作为一种统一性、作为概念的一种有机组织而出现”。他是针对哲学体系而言的，但我以为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在一门具体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也应该有这样的体系意识。在学科概念系统中，发现能够统一整个理论体系的概念或原理，也就等于找到了一门学科自身的逻辑主线。

经过分析，我发现“新闻活动”对于新闻理论体系来说正是这样一个概念。因此，我以新闻活动范畴为贯穿始终的主线，以新闻本体论、新闻业态论、新闻关系论为基本板块，以专业或者职业新闻传播者的新闻(传播)活动为核心，建构了《新闻活动论》的基本架构，提出了一种新的新闻理论结构方式，其核心内容构成是：新闻活动自身，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活动对象，新闻活动媒介，新闻活动原则，新闻活动规律，新闻活动界限，新闻活动环境。

在我看来，人类新闻活动、新闻现象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并且在不断地变化、扩展，我们不大可能划出一个十分明晰的界限来。但新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还是相对稳定的，也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新闻、新闻传播和运行新闻传播的新闻业，将它们能够统一起来的概念是新闻活动。因而，新闻理论研究的对象范围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类的新闻活动，目的在于发现和揭示新闻活动的特征和规律。新闻活动这个范畴有着足以演化所有新闻活动内容的丰富内涵，也具有包容所有可能新闻现象外延范围的能力，这也大概是我用新闻活动统摄新闻理论体系的基本根据。

另外，我们可以对新闻理论关涉的范围做狭义、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新闻理论就是关于“新闻”和“新闻传播”的理论，可以称之为新闻本体论；广义的新闻理论则不仅包括新闻本体论，还包括新闻传播业理论(可简称为“新闻业态论”)以及新闻关系理论(指新闻业、新闻传播与整个社会环境、社会主要子系统关系的理论)。学界目前理解的新闻理论，主要是广义意义上的新闻理论。事实上，就目前具有的各种新闻理论体系来看，不管具体的体系如何结构，讨论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划归到这三大板块中去。因此，可以说，我是在板块结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其实，我在《新闻理论教程》中。实质上还是按照板块模式结构新闻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的。

六、不大追求体系的结构模式

就国内出版的新闻理论教材、专著来看，还有一些著述似乎不刻意追求什么体系，只是大致把新闻理论应该讨论的基本问题按照一定的顺序做了排列。一些侧重新闻理论的概论性著作大都如此，因为它的任务不在构建什么体系，而在于介绍基本的新闻学知识、概念和观点。

新闻传播的理论篇4

话语权是民主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媒介、受众都普遍追求的东西，没有话语权的民主政治就像无本之木、无花之果。学术界有关话语权的研究早已不局限于语言学领域，向多学科发展。媒介作为话语表达的主要载体，对它的研究显得异常重要。福柯说：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递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舆论流向就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掌握了话语权，就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打破了传统语言研究的方法，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他的语言学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言语活动、语言、言语的区分。他认为言语是个人的东西，属于个人领域；而语言是社会集团约定成俗的规则，属于社会领域。语言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期和集团来说，是固定不变的；而言语是变化的。语言和言语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本文由收集整理，语言是言语的产物和工具。二是语言的内在成分和外在成分的区分。他用象棋做比喻，形象生动的解释了两者的区别。他认为象棋比较容易区别什么是外在的，什么是内在的：这种游戏从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在的；而涉及到游戏的体系和规则，则是内在的。其三是共时和历时的区分。他认为和静态相联系的是共时性的，和动态、演变相关的是历时性的。他把言语放在一种共时性的、静态环境中进行研究，而对那些演变的、动态的因素（比如：历史的、社会、交往因素）则不予考虑。其四是语言的静态是一个符号体系学说，这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部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里程碑式的，对人类进行语言方面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巴赫金的话语理论

巴赫金思想的睿智、见识的深邃、涉猎的广博无人不知。作为话语理论首屈一指的先驱，巴赫金的对话学说、超语言学”理论、意识形态话语观等一套话语理论，为解析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朴实而新颖的视角，对学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他从文学入手来建构自己的话语理论，交往与对话是巴赫金思想的精华。所谓对话，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他认为对话不单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可以是思想、文化内部的交流。一个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存在于对话之中。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止之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新闻是一种多重多角关系的对话，他们之间绘声绘色的生动对话，形成了多彩的新闻，构成了一种话语权力。

意识形态符号论作为巴赫金话语理论中又一个重要的建树，对学术界和当今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意识形态符号论”突出语言社会性、意识形态性的首要支配作用。他认为，对话存在于某个具体语境中，也就是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每个字、每个词都包含了不同的意义。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的制约大于符号的制约。我国新闻传媒作为党的喉舌，汇集了不同阶级、政党、派别、政权等声音，成为了一个实质性的舆论阵地。在这里，你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想法，所有的意见和想法汇集成为意识形态充盈物”。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意识形态符号论”构成了超语言学”的基础。话语问题是超语言学的核心。他说：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为超语言学；这

里的超语言学研究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活的语言”是针对索绪尔死语言”而提出来的，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局限，具有进步意义。

三、福柯与权力话语

新闻传播的理论篇5

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在网上新闻作品易如反掌，这形成了非新闻人员参与新闻传播的现象。这类网络新闻的民间的高潮，当数2005年7月的“Live8”全球演唱会和伦敦地铁站等新闻事件。当时，许多网民用手机和数码相机参与报道，成了报道新闻第一现场的“记者”。尽管这不算具有开创的意义，但鉴于在互联网上图片的数量和速度之空前，这些民间化的新闻信息传递，使得新闻传播形态的意义变得非同寻常。《华盛顿邮报》指出，“这种原本作为娱乐功能推广的新技术，已经对现在的新闻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传播学理论的视野来看，这一现象，即是所谓的“参与式新闻”的印证，可以视为是实现了从“公共新闻”到“草根新闻”的转型。“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iyJoumalim)是这两年在美国新闻传播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

“参与式新闻”的概念起源于公共新闻（publicjiumalism或ckicjournalism)。“公共新闻”理念兴起于美国，此后，逐渐成为20世纪90年代一场反潮流的新闻改革运动。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的学者是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杰伊罗森（JayRosen)他在美国被公认为是“公共新闻”运动的学术领袖。他的代表性观点是：“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杰伊罗森对公众参与新闻的现象持积极乐观态度，认为公众的参与新闻，对改进新闻传播格局有着重大影响，因为“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

我国公共新闻专题研究者蔡雯说，在美国，最早倡导“公共新闻”的学者已经大胆提出了更新的观点，并且开始新一轮的试验。这些“公共新闻”的倡导者们意识到，“公共新闻”可以从20世纪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到社会公众可以不依赖传统媒体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杰伊罗森的观点在一批主张“公共新闻”的学者和记者中再次得到了共鸣。“公共新闻”一词让他们感到已经不能完整地概括今天的新闻实践。因此，有人提出“公共新闻”的下一步发展将和“参与式新闻”融为一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转型产生与发展，完全有赖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例如，在个人网站和在公共网站上参与新闻，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一个新天地。杰伊罗森认为，因为“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20世纪已发展到顶峰的传统媒体现在正面对着新局势，虽然主流媒体不会因这些个人网站的出现被挤挎，但其权威性已经受到挑战。“网络上的新闻交易，意味着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每个读者都能成为作者，而且人们对新闻的这种‘消费’是在他们更主动地寻找正在发生的新闻、有时候还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完成的。”

这种变化，还让美国的“公共新闻”理论倡导者意识到，“公共新闻”一词已经不能完整地概括今天的新闻实践，有人提出“公共新闻”的下一步发展将和“参与式新闻”融为一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美国新闻界近两年从“公共新闻”出发的新理念，“参与式新闻”中的“Participatoiy”的含义是“提供参与的机会的、供人分享的”。这是指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在研究这个现象的初期，美国学者还先后用过“开放信源新闻”（Open-sourceJournalim)、“个人媒体”（PersonalMedia)、“草根报道”（GrassrootsReporting)、“博客新闻”（BbggingJoumalim)等名称，最后才是得到较一致认可的所谓“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Journalism)。

从上述概念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由公共新闻到参与式新闻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新闻采写的主体构成发生了变化。前者是从公众媒体的视野出发来关怀社会民生;后者则是由来自非媒体的民众参与新闻报导，从民生角度来关注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为“参与式新闻”或是“草根报道”、“草根新闻”，都是表达了一样的文化情绪。所以，“草根媒体”（GrassrootsMedia)的概念，被传媒学界探讨得最多，也确实无可厚非。

二

“草根媒体”的称号来自一个倡导“公民新闻学”的组织。该组织创始人DanGilhior认为，目击者的照片和在线报道，将会重塑传统新闻媒体的角色。当越来越多的新闻照片和报道转向网络的时候，主流媒体应该搜寻这些帖子，并选出最好的呈现给读者。例如韩国的网络报纸《OhmyNews》最初是由四个离开主流媒体的先锋青年创办起来的。这张互联网报纸发行4年多后，已经具有每天250多则新闻、200万的人流量以及35000个普通民众的支持的规模，在博客媒体中名声大噪。

“grassroots”一词通常被译作“草根”，Grassro-otsReporting被译作“草根报导”，而且颇为流行。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望文生义的错误译法。在相关语境中，其涵义大约就是“大众”、“民众”、“百姓”，或者至多是“草民”。因此，“GrassrootsMedia”的意思，更接近于“大众媒体”或“百姓媒体”为准确。相比较而言，比之于这一词语的译法争论更值得关注的是，“草根媒体”存在的事实与流变，在新闻传播学上的特殊意义。

现在，称得上“草根传播”的参与者，首先是指网络上数以万计的“博客记者”。他们每时每刻地寻觅着新鲜事，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已经挑战了主流媒体的新闻操作伦理和霸权”，“它已经证明了网络赋予个人的能量”。因此，有人预言新闻要重新定义，有人对传统媒体的前景表示担忧。这些以博客身份进行报导的人，在主流媒体的新闻操作程序之外，直接以个人观点进行报导，或许可以被称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者。

目前，东西方主流媒体中，运用民间博客公布的内容作为新闻素材的做法，也愈来愈多。例如，后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媒体就曾经利用博客的消息改为新闻。新媒体之一的博客“网志”，正在逐渐改变主流媒体的强权模式。

草根新闻的传播，首先是对传统的新闻处理流程规则的颠覆。在英美主流媒体里，由不少来自学院和业界的新闻精英把关。一条新闻的产生，要过许多道审查“关口”，包括进行查证、修改，以及对偏见进行过滤。但“博客记者”以独立身份行事的传播规则，却可使新闻传播的速度更加迅速。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同时新闻质量也在下降。由于匿名或是对新闻写作失范的过于兴奋，博客记者等民间新闻传播者，不仅声音随意，而且通常更加制造刺激。再者，因为需要故意发出不同于主流媒体“声音”，所以甚至常常有过激的行为。例如抓住美国总统的“拉链门”话题首先发难等。

因此，也有“草根新闻”的传播者，对个人网志新闻流程的失范表示忧虑。认为博客网志在新闻传播中突显其特色，成为另一种型态的媒体的关键，还是要有其“守门人”和“议题设定”所的报导或评论，应该有个不断被公众与专业新闻守门人验证与过滤的过程。例如，网络上的科技杂志《Corante》专栏作者约翰希勒（JohnHiiler)在其个人网志《微内容新闻》（MiciocontentNews)中,曾经提出对网志世界（Blogospheie)新闻处理流程的看法。他认为，完整的网志世界可以呈现一种新型态的“周而复始的新闻”（IteratVeJoumalisn)有人将他的观念加以引申，定义出有别于以往对媒体的分类方式，于是，“合众媒体”（RepublicMedia)理论的轮廓逐渐浮现。

“合众媒体”理论认为，完整的“合众媒体”从新闻酝酿到议题设定（AgendaSetting)其报导或评论，应该有不断被公众与专业新闻守门人验证与过滤的过程。这一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下列四个阶段：（1)新闻事件透过网志草根报导的“新闻酝酿”期；(2)与公众利益关系紧密、受到多数人关切的议题，将透过权威公众守门人（PublicGate-keeping)对网志过滤后出台；(3)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即所谓的专业守门人（ProfessionalGate-keeping)从这些经过过滤的事件中挑选，进行新闻评论或传统报导；（4)各个网志对专业新闻人员所撰写的文章进行“议题验证”。当新闻报导有了新的发展或新的例证，专业新闻从业人员或网志作者都可能再度报导或补充评论，此时将又回到第一阶段的“新闻酝酿”期，“合众媒体”的运作将产生另一个循环，周而复始，直至新闻事件逐渐淡出大众关注的焦点。

上述说法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议题验证”这条，被称为是“网志过滤与事实查证”（BlogFileringandFactChecking)的“议题验证”，几乎可以视为网志时代的乌托邦。论者认为，这对新闻的重要性进行二次投票，也就是“议题设定”功能并不完全由传统媒体组织片面主导，网志将会针对报导事件进行事实查证与观点评论。这一“合众媒体”的运作理想，一是过于理想化，并且夸大了公众作者对于“议题设定”参与的自负；二则显示了网志作者对于网志真实性的担忧，以及对新闻事实查证与新闻过滤等新闻守门人机制不宜轻言偏废的首肯。

这样，从网络传媒生态的角度来看，在“合众媒体”的运作模式中，守门人的角色不仅未曾消失，甚至还将范围扩大到同时也担任传播者角色的阅听人，并不像以往只有媒体机构在扮演守门人的角色。由此可见，博客记者中，颇多以挑战传统新闻守门人机制作为网志的最大特色，这只是仅仅考虑网志传播平台技术上的便利性，却忽略了众多网志形成“合众媒体”现象后的本质问题，即网志本身真实性的局限，以及议题设定的局限。而当“议题设定”的规范再次被得到确认后，民间传播的理念其实已经回归为公共传播的性质。

三

对于草根传媒而言，确实有些非同寻常影响力的个案。如2001年“9■11”事件中幸存者的博客日志。“9■11”事件之后，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逐步进入传媒的视线。而《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和总编辑，被博客揭露弄虚作假而下台一事，则被认为是新闻史上博客开始颠覆传统媒体的时刻。

对引爆《纽约时报》丑闻的博客网站，伦敦《周日时报》评论道：“编辑已经沦陷在博客们快速蔓延的毒药之中，网络正在向《纽约时报》乍为美国新闻和舆论优秀提供者的地位形成挑战。”《新闻周刊》的特稿标题更耸人听闻：《博客将杀死传统媒体？》博客新闻的出现，被认为“至少在技术层面使得当今媒体所面临的三个基本矛盾一商业化垄断与非商业化自由，大众化传播与个性化表达，单项传播与双向互动——得到了很好地解决。博客的传播特质赋予了其巨大的传播力量，甚至使传统媒体屡次蒙羞。”

但是，现在看来，上述这些说法显然过于乐观。在目前的态势下，博客传媒要想取代传统媒体的主流地位，还非常不现实，博客影响力的发挥还存在巨大的阻力。据美国互联网调查机构“Pew互联网及美国生活工程（ALP)”的分析结果显示，博客的作用与传统媒体基本相似，但影响力却相形见绌。Pew高级调研顾问MichaelCornfield还表示，博客不可能取代传统媒体而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首要途径。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博客只是一个“无序信息的堆放所”、“文学垃圾的代名词”只是用来满足人们偷窥和发泄欲望的平台，永远不可能成为主流。

博客新闻的采集与传递至少面临这样几个障碍:一是可供采集和传播的新闻资源有限;二是传播的受众面有限；三是对新闻的走向以及效应把握的能力有限。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彭兰认为：“参与传播人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信息需求的充分满足。对现代社会来说，信息是一刻都不可缺少的，而且必须保证其全面性、稳定性。只有专业机构才能通过规范的、持续的信息采写、活动，满足整个社会的信息需求。另外，非专业人士参与网络传播，会导致信息的复杂化，人们很难判断什么信息是准确的。”因此，当这三重障碍都能克服的话，“草根传播”的形态和概念或许也起了质变。

但是，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传播的形态革命不可能代替传播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草根媒体很容易让个性化、隐私性情感得到传播的满足。公共社会对社会基本规范的共生与共识，使得“草根媒体”在为公众服务的意识上又需要“回归”，自媒体依然飯依传媒是“社会公器”的群体化共识。博客既是一个私性化自媒体也是一个公共性自媒体;人们已经从博客自媒体中发现纯粹个人私性传播媒介作用，也同时发现作为公共媒介强烈介入社会的影响效果。这两股合流起来的传播因素正在构造或影响整个互联网传播新模式。草根媒体的传播引出了传统传播的规范和守门人过滤话题，其实，正是网志作者或是“博客记者”等寻找传播的社会效应的对位。

于是，个人隐私就成为一个封闭情景下人们最早介入博客书写时必然发生的事情，人们可能关注情色与窥视欲望的满足，也不断创造情色迷乱情景去满足空虚的心灵。当博客自媒体的公共性被强调时，当传播形式上博客自媒体公共性被注重，公共博客自由性、个性化生存，与公共新闻的自主传播会找到一个共生点。由此可见，草根媒体的传播新闻的理念，与传统媒体要承担的公共性责任。社会喉舌的作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因此，在界定博客新闻、草根新闻、民生新闻这些概念时，似乎更应该强调的是传播的形态的本身，以及传播平台的宽广型，而不是私人化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自媒体新闻和传统媒体的新闻本质是一样的。博客与传统媒体在传播特质上有着很大的互补性，从传媒生态学的角度看是一种传媒共栖关系。如果彼此能够相互融合，可以呈现出共生与互惠的良性发展。

以此为基础，有论者认为草根传媒与传统媒体的传播特质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自媒体可以成为传统媒体发掘新闻的新工具，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因此获得信息源。甚至，传统媒体可以以自媒体为观察自身存在合理性的镜子：（1)以自媒体来验证传统媒体影响力;(2)以自媒体来寻找舆论的聚焦点和衡量某一事件的受关注程度；（3)以自媒体来监视传统媒体的报道和公信力。

反之，传统媒体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恰恰是媒体传媒所完全无法比拟的。除了传统媒体的新闻采编能力和新闻操作流程外，在对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等价值标准上，草根传媒也不具备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能力。而草根媒体的私人化操作的随意性、失去规范后的狂欢心态、过于追求新奇或是低俗以寻求社会的瞩目等等，确实需要向传统媒体的规范化靠拢。

四

在对关于草根传媒的批判声中，最显见的就是当草根传媒拿起“监督”的武器的时候，人们会问，草根媒体的传播受到谁的监督呢？当虚拟空间中个性被无限张扬，个人的话语权完全不受监督的时候，难道公众能够期待草根传媒自身依据道德准则进行规范？并且期待由不受监督的自媒体传媒来监督传统的媒体？这正是草根传媒的软肋。

实际上，在网络环境下，人的差异性和层级性并没有消除，网络媒体只是技术上的平权化的媒体，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往出现了高度的分化。正因为网络环境下的交往的关键词是“虚拟”一词，网络环境下的许多高清晰度的技术措施反而使得信息的交互高度的失真和虚拟化。在一本名为《结构博弈》的著作中，详述了网络空间标识物的转化问题，指出“网内空间的互动与网外世界的互动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身体共同在场的共同空间的缺失，这种共同空间的缺失除了使得结构标识物缺席之外，还导致了第三者的不在场”。而“第三者的不在场”往往会成为拥有发言权利的狂欢的盛宴。

虚拟世界不仅是隐喻性的概念物，虚拟空间的文本也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从网络文本的文本属性角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网络文本的突出特点是，没有任何文本具有中心性，这种“去中心化”的网络文本属性又可以称之为“交互文本间性”（reciprocalintertsxlualily)但是网络文本虽然在表面上充满了游戏性，去中心化，网络文本在层级上、意义相关性上仍然存在着所属关系。这也就是网络文本的文本属性的问题。网络文本的相关性和散漫性（discursivefomation)构成了高度相关性的角¥释性社区（inteipKtativecommunity)以及充满负相关的散漫性社区（discursivecommunity)191

新闻传播的理论篇6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Www.]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