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养殖市场分析篇1

［关键词］水产养殖；分析；对策探讨；市场；制约；品种结构

1普洱市水产养殖情况

1.1发展概况

普洱市水产养殖起源较早，长期以罗非鱼为主要养殖品种，其次为青、草、鲢、鳙等四大家鱼，虾、蟹、泥鳅等名特优养殖时间稍晚，但近年来养殖品种（名特优类）、养殖规模有小幅增加扩大之势。其发展进程以时间分段而论：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处于养殖技术落后、养殖产量低、养殖规模小且分散的状态；自90年代初开始，一是获益于从广东、广西及海南等地引进全雄性罗非鱼取代原长期未经选育、雌雄同池共养的莫桑比克罗非鱼、尼罗罗非鱼，全雄性罗非鱼在全市大规模推广养殖成功，成为主要养殖的品种；二是受益于鱼料使用的改变，以全营养型的鱼用配合饲料取代原用的糠麸、油枯，在养殖品种、养殖饲料及养殖方式上求新求变，使全市水产养殖产量由此至2010年前得以逐年快速增长；最近10年，其养殖规模、养殖产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1.2水产养殖情况现状

以2013年至2017年最近5年的养殖面积、养殖产量等反映养殖情况的主要指标相比较，全市水产养殖情况总体为饱和稳定状态，不同水域、不同养殖模式的具体养殖情况见下表：

1.3养殖品种

全市的池塘养殖、库区养殖以罗非鱼为主养品种，混养4％～5％(尾数比)的青、草、鲢、鳙、鲤等品种；网箱养殖以单养罗非鱼为主，也有少数以鲤鱼、青鱼、草鱼、花鲢等品种的网箱单养模式；稻田养殖以鲤、鲫、泥鳅为主要养殖品种。2013年至2017年，罗非鱼养殖产量依次占全市养殖总产量的68.26％、64.22％、64.63％、66.68％、66.99％。

2水产养殖发展的制约因素

2.1养殖水面

为顺应国家治理江河生态环境政策，普洱市政府于2017年9月颁布《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糯扎渡库区综合整治行动的通知》，全部取缔糯扎渡原已养殖的网箱，实行禁养；墨江县政府等县区多个库区也作出了限养、禁养规定。由此，全市养殖模式将进一步单一化，养殖面积将被大幅缩减，每年原有养殖产量难稳难增，对全市水产品总量的保有稳定形成直接不利影响。

2.2市场制约

近十年来，有多重原因在制约着水产养殖产品的销售问题，一是受产品质量的影响，由于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认识不到位，在养殖过程中不求质量只重产量，盲目追求高产量（尤以池塘养殖为甚），高密度养殖、过量投饲，使鱼病增多、用药量加大，水体生态环境质量变差，进而使养成产品口感等质量下降，使产品市场欢迎程度受挫；二是养殖品种结构不合理，罗非鱼等品种养殖量过大，市场无消化空间，虾、蟹、泥鳅等名特优养殖量过低，多种产品主要于外地调入供给；三是罗非鱼片加工外销市场萎缩及因质量问题等原因使外销渠道不畅。因以上种种因素，全市水产品总量虽大，但与之相匹配的市场一直未得到培育拓展，养殖产品常年供过于求，产品售价常年处于低价徘徊状态，严重影响水产养殖的经济效益。

3对策建议

3.1以稻田养鱼为抓手保障水产养殖趋稳向好发展

普洱市有宜渔稻田40万亩（据《普洱市“十二五”渔业规划》），而2013年至2017年仅养殖97354亩、93228亩、97711亩、98500亩、100638亩（据“普洱市渔业统计年报”），已养殖面积仅占可养殖面积的23%、24%、24.9%、24.6%、25%，可进一步扩展养殖规模的潜力巨大，以2017年全市稻田养鱼平均亩产49kg计，全市宜养而未养的近30万亩稻田可养殖产量可达14700吨，以同年全市池塘平均单产1361㎏计，与10800亩池塘养殖总产等量。简而言之：抓好稻田养鱼这一水产养殖模式，不但能在养殖面积、养殖产量上较大程度对冲弥补因库区限养、禁养而削减的养殖面积和养殖产量，而且稻田养鱼鱼产品具有生态、绿色、有机等优良品质。优质的鱼产品自然会受消费者欢迎，市场空间得以拓展，鱼产品价格会有提升，使养殖者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3.2提升水产品质量突破市场制约瓶颈

水产品外销渠道通畅与否，内需市场受消费者欢迎程度的高低，无不与水产品自身的质量优劣情况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普洱市水产品量大而价贱，究其主要原因：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在罗非鱼鱼片加工出口的外销市场上，往往因部分质量低劣的产品影响整批次的出口标准合格率，产生“一粒老鼠屎糟蹋一锅粥”的破坏效应，导致外销渠道受阻。也因大多水产品从口感变差到有机、生态等整体质量不保障，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弱化消费群体。有鉴于此，水产养殖行政管理部门及水产技术推广部门应该对水产养殖业者加强有机、绿色生态健康的养殖生产理念宣传，并对养殖生产过程符合有机、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条件的水产养殖企业进行相应的认证，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有明显的优势。水产养殖者应将追求产量与保障质量有机结合，二者并重，在充分保障养殖品种赖以生存的水体环境优良的前提下，理性降减养殖密度，从养殖源头一以贯之地抓好抓实产品质量，在质量效益上下功夫。在养殖用水方面：勤换、勤调节（于池塘）；在用料方面，选用正规厂商生产饲料，所选饲料无影响养成产品质量的添加剂、激素等，且不过度投饲；病害防治方面：以预防为主，尽量避免病害发生，尽量少用药或不用药，若需用则选择对养殖产品低残留或无残留的药品。在全程养殖过程中进行科学合理的饲养管理，保证自身产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以优质的产品质量作保障重拾消费者信心，拓展销售市场，获取更大的养殖效益。

3.3合理调整养殖结构

水产养殖市场分析篇2

1银川市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概况[1]

1.1种类和数量

全市养殖最多的为肉鸡,占养殖总数40.65%,最少的是奶牛,仅占0.63%。各县区养殖种类及数量详见表1。灵武市、永宁县畜禽养殖数量最多,其中灵武市为1233252头(只),占全市总数的38%,永宁县910919头(只)占28%,其次是贺兰县、金凤区,分别为14%和7%,畜禽养殖数量最少的是西夏区和兴庆区。

1.2特点

(1)畜禽养殖业经营方式和饲养规模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畜禽养殖在农村作为家庭副业的一小部分,多为分散经营,饲养规模小。近几年来,集约化养殖迅速发展,养殖规模越来越大。养殖种类主要以羊和肉鸡为最多,分别占饲养总量的27.54%和40.65%。2)规模化养殖场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周边地区。由于银川市区域中心地位的不断加强,城市化及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肉、蛋、奶需求的不断增加,城市周边养殖场不断增加,大量畜禽粪便,对城市周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3)畜禽养殖主要分布在灵武市、永宁县、贺兰县,分别占37.80%、27.92%、14.09%。4)有污水处理设施及固体废弃物处理设施的不到10%,大多数养殖场产生的污水都是直接排放,畜禽粪便经无害化处理还田利用率低。

2畜禽粪尿和污染物产生、排放及使用情况

2.1用、排水量

通过收集各类文献资料中列出的有关经验系数,并向银川市水务、水利、地质、畜牧生产、农业环境保护、水利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咨询,结合实测,确定了银川市各类畜禽养殖用、排水量,经验系数(见表2)。

2.2产排污系数

不同畜禽养殖类型,其排泄量有较大差异。对畜禽粪便排泄指数,我国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农业技术经济手册》较全面地介绍了这方面的数据。不同的畜禽其生长周期也有一定的差异,根据畜禽的生长周期及其排泄指数,可以计算出畜禽每年废弃物的排放量。参照《浙江省农业农村面源污染状况及防治对策》及《全国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情况调查及防治对策》,调查中采用的专项系数经验值见表3、表4。根据养殖种类、数量及产排污系数等经验值计算[2],2002年全市畜禽污水产生总量334.72万吨,粪尿产生总量144.61万吨,其中畜禽粪产生量97.76万吨,占67.61%,尿产生量46.85万吨,占32.39%。粪尿中COD产生总量2.52万吨,氨氮产生总量0.24万吨。

畜禽粪便堆放经过雨水的淋溶、侵蚀及清粪冲洗极易进入水体中,在不同地区、不同管理水平下畜禽粪便的流失程度差异很大。据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科所(1997)对畜禽养殖场粪便流失情况进行的研究,从全国来看,畜禽粪便污染物进入水体的流失率如表5所示[3]。据上海市对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甚至可达到25%~30%(上海环保局,2000),可见表5中的畜禽粪便流失率尚属保守数字。经过我们实地监测、调查,通过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入纳污沟污水中污染物COD和氨氮的检测分析,我们确定银川市规模化养殖场的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为25%左右,则全市2002年畜禽污水排放总量为234.31万吨,粪便排放量为36.15万吨,COD排放量0.63万吨,氨氮排放量0.06万吨。

3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境问题分析

传统的家庭畜禽散养,清粪、污水的产生量较少且分散,有限的畜禽粪便可以作为有机肥料及时使用,一般不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则不同,其粪便、污水的产生量大、集中,且场地、用具多采用水流冲洗。污染途径主要为:1)场地用水冲洗过程中,粪便随水流失;2)粪便在堆放贮存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3)粪便、污水直接排入附近河道或直接灌溉农田,污染水域。污染特点主要为:1)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大,处理水平低下。2)污染源点多、面广,治理难度大。3)畜禽养殖污染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是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易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污染物。通过本次调查、计算,灵武市、永宁县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数量最多,产生的污染物最大。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以四二干沟和灵武东沟最为严重。仅从水体来看,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而畜禽场散发出的甲醇、硫化氢、氨气等恶臭气体以及细菌等寄生性虫卵等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更大的威胁,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水产养殖市场分析篇3

关键词：诸城市；水貂养殖；交易市场；裘皮拍卖；可行性措施

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下达了“关于创办野生动物饲养业”的指示，从苏联引进狐、水貂、海狸鼠等毛皮动物，开启了我国毛皮动物驯养业的新篇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毛皮动物特别是水貂养殖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各养殖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市场宏微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主要贸易国政局的动荡，水貂养殖产业，特别是水貂皮的交易环节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转变水貂皮交易方式，建立健全新型交易市场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孙广才指出，在我国水貂养殖产业链中，貂皮加工业及批发零售商只靠产品销售来赚取廉价的加工和销售利润，很少有企业注重企业产品品牌营销，这就使我国水貂皮产品的交易市场竞争力受到影响；徐永认为，生产企业应提升毛皮产业链的附加值，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打通线上线下，加大同消费者的互动体验，促进新品开发，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国际毛皮协会亚洲区荣誉主席邓晓兰认为，当今中国电商迅速发展，毛皮产业要抓住机遇，必须运用互联网对传统经营模式进行创新，用互联网思维来思考企业的所有问题，交易方式的改变势不可挡［1］。本文利用诸城市水貂皮交易市场为样本进行研究，通过与国外先进养殖产区进行比较，对规范我国毛皮交易市场做出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规范措施，以期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阶段落后的毛皮交易市场，增加养殖户收入，提高我国毛皮在世界毛皮市场中的地位。

一、我国水貂皮交易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毛皮贸易国及深加工国，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毛皮消费国，芬兰、丹麦毛皮拍卖会中有40％的皮张销售给中国客商；另一方面，我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裘皮出口国，具统计，2013年中国裘皮制品出口额达到36．55亿美元，占国家出口总额的16．54％，水貂皮交易达18亿美元，是名副其实的水貂贸易大国。由于我国毛皮养殖业发起的初衷是以毛皮换外汇，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因此，初期的贸易方式主要以统购统销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我国水貂皮交易也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发展到今天的自由贸易。交易方式以对手交易、集贸交易、门店交易等多种交易方式混合而成的自由交易市场为主。目前，我国已建有大型毛皮交易市场十余处，包括河北尚村毛皮市场、河北留史毛皮市场、河北大营毛皮市场、河北辛集毛皮市场、北京雅宝路裘皮市场，山东文登毛皮城、浙江崇福毛皮市场等。其中，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素有“皮毛之乡”的美誉，主要经营貂、狐、狢、獭兔等毛皮，是国内最大的原料皮交易市场，全年成交皮张达7000万张，占全国交易量的70％以上。综上所述，虽然目前我国的毛皮交易方式已经突破了原始的统购统销模式，但并未走出传统交易的禁锢。交易通过集贸市场和中间商贩进行货物交流，交易环节繁杂，交易成本增加，不能使养殖户获得应有的收益。伴随我国水貂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养殖标准的逐渐提高，现行的交易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要求，因此，探索适合我国发展实际的毛皮交易方式已迫在眉睫。

二、水貂皮交易方式的转变

（一）水貂皮交易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1．交易标准有待健全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是影响供求的最主要因素，但在我国现行的裘皮交易过程中并没有关于产品质量和价格的明确规定，毛皮交易一直停留在买卖双方的感性层面。长期以来在诸城市水貂原皮交易过程中，商贩对于价格标准的制定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养殖户只能成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交易标准的缺失使得产品的真实价值难以表现出来，不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交易范式。因此，必然要在严格的质量标准体系框架下，转变原有落后的交易方式。2．交易平台尚未成型一个良好的交易平台是获得高收益的关键环节，良好的交易平台不仅能为养殖户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场所，更能够拥有较为完全的市场信息，使农户及时掌握市场动态，认清市场所需，调整养殖结构。我国毛皮交易市场大多为民间自发形成，缺乏行业规范，卖家故意曲解市场信息，易形成恶性竞争。买方和卖方都高度分散的“蝴蝶型”交易市场，更是使得交易链条拉长，中间环节增多，交易成本增加。因此，必须以一种新型的交易平台来代替落后的交易方式。3．交易金融秩序缺失问题亟待解决在水貂成熟期，水貂皮大量上市，由于貂皮属于珍贵裘皮动物，价格昂贵，大量收购时需要资金的及时周转。而在貂皮的交易过程中，外地中间商的收购多为个体行为，往往不会携带大量现金，资金链较为薄弱，对养殖户货款的赊欠成为常态。虽然这种交易状态存在显著的市场风险，但由于养殖户绝大多数为散户经营，且较难得到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无法掌握交易的主动权，只能被动接受，导致交易过程中水貂养殖户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违背了交易的公平、公正原则。建立健全标准化、秩序化的交易市场成为我国毛皮行业的关键点。4．养殖户协作精神急需提高水貂养殖起步阶段以家庭庭院为“养殖基地”进行小规模的生产作业，近年来随着养殖数量的不断增加，养殖规模也不断扩大，但在水貂皮的交易过程中仍是“各自为战”。养殖户看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发展，只看局部收益，模糊全局效益。虽然在某些养殖产区，已经形成了类似全行业协会的组织机构，对水貂的产前、产后等进行技术、服务的支持，但对于裘皮的交易市场涉足较少。养殖户间缺少凝聚力，为寻求短期利益，价钱高时，争相抛售，价格低时，囤货累积。再者，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及时，在价格上涨时，养殖户坐等观望，价格下跌时却又急于抛售，进而错过最佳行情，严重打击了养殖户的养殖信心。

（二）水貂交易方式转变的可行性

1．养殖机械化渐成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各养殖户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开始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根据笔者对诸城市水貂养殖户的调查，大中型养殖场均配有饲料自动搅拌机和搅拌罐，配备自动饮水设备，有些养殖场甚至配有自己的毛皮转鼓（毛皮处理设备）。伴随水貂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养殖的机械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为毛皮交易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条件。2．市场转变推动交易转变近年来，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裘皮生产和加工中心，世界裘皮消费和裘皮动物养殖中心正在由发达国家转移到我国。毛皮市场的不断壮大，使毛皮的交易量逐年增加，在旧的交易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新的交易形式呼之欲出。新贸易形势促使我国水貂皮交易方式的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3．“一带一路”助推交易转变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思想，其中“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其北线就是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与我国长期水貂皮交易路线具有多重契合点。“一带一路”的提出将对我国水貂皮交易过程中的投资与贸易壁垒的解除及产业合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新的发展背景为我国水貂交易方式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三、国外先进养殖区产品交易方式比较

目前世界先进毛皮生产国，如丹麦、美国、加拿大等地区的交易方式均以拍卖为主。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拍卖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目前国际上80％以上的生皮交易通过拍卖完成［2］。世界最著名的毛皮拍卖行是位于丹麦的哥本哈根拍卖行，由丹麦毛皮动物养殖协会创办、经营。哥本哈根拍卖行每年进行五次拍卖，其中90％为水貂皮，每次拍卖都会吸引300－500位客户，其中亚洲区的客户主要来自于中国（香港），约占买家数量的60％。在不到一周的拍卖时间里，哥本哈根皮草的销售额可超过一亿三千万欧元，相当于每秒钟1500欧元［3］。其他还有诸如北美裘皮拍卖行（NAFA）、世家皮草拍卖行（芬兰皮草拍卖行），以及俄罗斯圣彼得堡皮草拍卖行等。与我国现行水貂皮交易方式比较，西方国家的毛皮拍卖形式优势显著。

（一）高信誉的交易主体

由于欧洲及北美的毛皮交易主要以拍卖为主，拍卖主体包括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和买受人。能够进入拍卖环节、有委托资格的大多为养殖规模较大、毛皮质量较高的卖家，而买家则是世界优质经销商或加工商，信誉等级较高，不存在欺瞒信息等恶意交易史，更不存在货款拖欠等行为，因此其交易主体的品质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

（二）严格的品牌等级

先进养殖国家的拍卖行为受到一系列拍卖准则的约束，对交易毛皮的质量有着严格的交易等级标准。例如丹麦的哥本哈根拍卖行，全球约60％－70％的原皮在这里拍卖，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毛皮分拣系统，能够准确的对不同质量的毛皮进行判定，进而制定合理的价格交易标准，先进的分拣系统甚至被各国养殖区争相学习。而像芬兰的世家拍卖行也将拍卖皮草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saga皇冠级、saga级、saga1级、saga2级），使交易更加公正、透明。

（三）良好的交易环境

拍卖起源于近代欧洲，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健全的组织形式，成熟的运作环节，使得拍卖成为欧洲毛皮交易的主导方式。世界先进水貂养殖国家的交易场所均为标准拍卖行，竞拍者在正式拍卖前会在专门的毛皮检验场所进行验皮，拍卖会现场不再进行皮张的展示，买家根据之前记录的貂皮质量进行竞价，拍卖环境井然有序。

（四）高效的交易环节

世界先进水貂养殖国家在水貂皮的加工、运输、贮藏等方面有着十分专业、严格的分工。以哥本哈根拍卖行为例，每年在水貂皮成熟期，养殖户会将皮张送到拍卖行接受分拣。经过计算机系统的严格分拣后，专门的毛皮专家将对其进行复选，以保证买家的利益，同时也对卖家负责。拍卖信息将在网络平台实时播报，买卖双方的交易信息可及时查询。拍卖会为已售出的毛皮提供7－10天的免费仓储期，并允许高质量的硝染厂商进入拍卖会，为水貂皮后续加工提供服务。因此，交易环节极为简单，交易成本低，交易风险小，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养殖农场主的养殖利益。

（五）庞大的交易规模

由于有较高的准入机制，在世界先进水貂养殖国家的拍卖交易中，买家多为世界级经销商，裘皮需求量大，单次交易数额可观。例如丹麦哥本哈根拍卖行，每次拍卖会销售高达450万张的貂皮及其它种类的毛皮，北美裘皮拍卖行（NAFA）每次能拍卖近千万张水貂皮［4］14。由于我国水貂养殖方式为散户经营，交易方式为对手交易，单次成交量很小。通常一家拥有800只种貂的养殖场，将成熟水貂全部处理完大概需要进行5—10次交易，且每次的交易价格都有很大差异。通常第一把皮的交易价格最高，之后的毛皮价格逐次递减，其收购的反复性、议价压价的博弈过程使养殖户疲于应付，更影响了水貂的日常生活，违背了动物福利政策。笔者以诸城市舜王街道某中型规模养殖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调查（见附图），以2013年标准黑色公貂皮价格为例，对水貂皮交易次数与交易价格的分析：

（六）养殖户心态的不同

先进水貂养殖国家的裘皮拍卖机构一般由行业养殖协会统一领导、管理，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具备严格的法律程序，深受养殖户的信赖。养殖户会将貂皮产品完全交付于拍卖行，接受质量等级的评定和拍卖结果。而目前我国水貂皮交易方式中，中间商与养殖户各自持有不同的信息，中间商为攫取最高利润，不惜散布错误信息，对貂皮压级压价，养殖户对其有较高的警惕心和戒备心。造成的结果就是，价格高时坐等观望，价格低时，却争相出售，给养殖户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水貂养殖已具备了应有的规模，各环节有序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养殖产业链，建立健全标准化的交易市场也将成为必然。纵观国内外交易方式可以看出，建立裘皮拍卖行对于水貂养殖产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标准裘皮拍卖组织的建立将有利于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方式；第二，标准化、规模化的准入要求将倒逼交易双方对产品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水貂养殖产业的整体发展［5］。我国目前建立国际毛皮拍卖市场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广泛调研，不断推进本项工作，使我国的毛皮交易与国际接轨，逐步实现毛皮贸易强国的目标［6］。

四、建立裘皮拍卖行的对策建议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山东省诸城市已迅速成长为北方著名的水貂养殖产区。仅2013年，诸城市毛皮动物存栏种兽达到533万只，其中，水貂的存栏率占90．6％，达483万只。水貂养殖成为当地重要的农业支撑，加快了当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7］。近年来，由于当地交易方式落后、交易市场不规范，加之养殖户专业素质较低等因素，使水貂皮交易环节成为该产业发展的短板。本文选择以诸城市水貂皮交易市场为例，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水貂皮交易市场的真实性。笔者对诸城市3个街道400户养殖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见表1，样卷见附表），调查结果显示（见表2），近七成的养殖户希望改变目前的交易方式，其中有六成养殖户选择以拍卖的形式进行交易，而在有拍卖倾向的养殖户中超过八成的农户更倾向于行业协会为主导，政府为辅助。调查中还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养殖户对于新型交易方式并不熟悉，甚至对裘皮拍卖一无所知，相关部门对于专业性的知识普及甚少。由上述调查可知，养殖户并没有因为传统交易方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而对新的交易方式产生抵触。相反，为应对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变化，获得更高的产业利润，养殖者更倾向于改变现有落后的交易方式。目前我国毛皮拍卖已初见端倪，2003年10月由河北省政府批准，肃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国内首家毛皮拍卖公司———尚村毛皮拍卖公司成立。但由于行业标准的缺失、专业设施设备的缺位、专业人才的匮乏，其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建立标准、高效的毛皮拍卖行，改变我国毛皮交易市场的落后状况，是转变我国现有落后毛皮交易市场的关键。

（一）发挥政府的权威性

与先进养殖国家相比不难发现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政府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到裘皮交易市场能否顺利实现。由于公众对政府有较高的信任度，因此应当依靠政府的权威性建立全行业协会，由行业协会组织拍卖行为，并对其负责。政府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应当对拍卖行为给予鼓励与支持，必要时要给予政策性指导。拍卖组织的成员必须按比例由养殖户、养殖业协会成员、买受人代表、相关部门政府官员（应该严格控制政府人员的比例）等组成，各成员之间在权力上相互独立，决策上相互制衡，并设有专门的内部监督部门，以便实现拍卖的公平、公开、公正。政府应积极辅助拍卖组织的合法行为，尊重市场规律，在保证养殖户利益的同时，为买受人负责。

（二）加强司法部门监督

水貂皮的交易是一个高收益，同时也是高风险的行为，涉及资金交易量较大，不排除灰色地带的产生，因此，拍卖行为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在欧美水貂养殖发达国家，拍卖行为在行业协会统一管理下进行，具有最高的透明度，因此难以发生违规操作。我国特殊的行政设置要求司法机构对拍卖行为进行监督，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拍卖过程中的违章违规行为给以严肃处理，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同时，增加公众的可信度。有了信任度高的销售渠道，养殖户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产品质量上，间接的促进了我国水貂养殖产业的发展。

（三）建设专业人才队伍

首先，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是拍卖顺利进行的必备条件，毛皮分拣专业人员，品质评级专家、拍卖师、统计数据分析人员、养殖场技术人员、皮草加工人员等，在拍卖过程中缺一不可，人才因素在我国皮草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的一环［8］。其次，注重此类人才的培养更为重要，在丹麦，水貂养殖农场主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具备很高的专业技能和素质，才能持证上岗，由于我国水貂养殖为散户经营，因此专业人才的培养尤显重要。行业协会可以根据需要挑选部分成员到世界先进养殖国家，例如丹麦、美国等进行专业培训。或者聘请国外优秀技术人员进行实践性指导，从根本上增强专业人才队伍，以保证拍卖行为能够顺利、公平的完成。

（四）提高市场准入机制

第一，提高裘皮质量准入标准。无论什么样的交易方式，产品的质量是关键。能够进入拍卖流程的水貂皮必然是标准化，规模化，且具有较高质量的产品。引进丹麦等先进国家的水貂皮分拣系统，利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对产品进行分级、分类（见表3）。一方面有利于买受人获得高质量的裘皮，另一方面，拍卖结果将促使养殖户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群结构，从而提高貂皮质量，使诸城市水貂养殖产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过程。第二，提高买受人准入标准。对于拍卖的买受人即买家，必须依照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对其进行严格的信用等级划分。坚决遏制有信用缺失的客户进入拍卖程序，保证裘皮拍卖的公正性，保护养殖户利益。另外拍卖行要准许质量高、信誉强的加工商、中间商进入，以便买受人能够更加方便及时的寻找到最佳合作者。

五、结论

创建标准化的裘皮拍卖机构，不仅能够提升和531期于超，等：我国水貂交易市场拍卖交易的可行性分析优化产业链中的交易环节，更能通过反馈机制，全面提升我国水貂养殖产业的发展高度。高标准的准入机制将迫使养殖户不得不对现有养殖种群进行优化，转变养殖生产结构。同时，产品质量标准的提高，将带动对饲料供应、疾病防控、产品加工及贮存等环节要求的提高。同样，为适应新的生产作业标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标准化的设施、设备将被广泛推广和使用。改变原有的落后交易方式，将倒逼交易双方，甚至第三方提高产品质量，应对国内外市场风险和贸易壁垒。因此，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权威性的标准毛皮拍卖机构，才能实现利益共享，多方共赢的市场秩序，进而形成一个良性的交易循环体系，逐渐提高我国毛皮质量，缩短与先进水貂养殖国家的差距。

参考文献：

［1］孙广才．全球养殖水貂皮产量现状分析［J］．野生动物，2006（3）：44－45．

［2］高雅琴，郭天芬，常玉兰等．国内外毛皮市场现状及我国建立国际毛皮拍卖市场的必要性［J］．经济动物学报，2007，11（3）：161－164．

［3］周学红．我国野生动物产品拍卖机制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4．

［4］高雅琴，王宏博．动物毛皮质量鉴定技术［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5］张伟，周学红．论我国建立国际裘皮拍卖行的必要性［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3，31（6）：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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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莉娜．山东诸城毛皮动物产业发展情况探析［J］．当代畜牧，2014（26）：34－35．

水产养殖市场分析篇4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100193）

［摘要］基于中国养殖业面临市场、环境等现实困境，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内涵及其脆弱性进行探讨，并以宁夏Y县滩羊养殖家庭农场为例，分析了扶持政策对养殖类家庭农场可持续生计脆弱性与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多种类型的扶持政策能够增加养殖类家庭农场的生计资产，促进养殖类家庭农场形成适度规模化、家庭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生计策略，进而可以有效地改善养殖类家庭农场生计的脆弱性，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养殖类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可持续生计

［基金项目］中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实践基地研究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韩振国（1988－），男，山西晋中人，博士，研究方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胥潇（1991－），女，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区域发展；刘晴（1992－），女，湖南长沙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发展；通讯作者：汪力斌（1967－），女，湖北孝感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扶贫与生计。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养殖业的发展进入转型期，传统的村屯养殖面临着市场和环境双重挑战，规模养殖场则面临着管理成本高和规模效益低的难题，而疫病频发更是影响着整个养殖业的发展。为此，政府推出了多种模式来推进养殖业的转型，例如养殖小区模式和“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然而这些模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养殖小区模式中的养殖户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导致养殖小区的很多功能无法实现，规模效益难以形成。而“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中公司和农户之间话语权不平衡导致双方之间交易和契约的不稳定。这两种模式都未能解决目前养殖业面临的困境，即无法实现养殖过程中保持劳动积极性和提升规模效益的平衡。2013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其中家庭农场是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1］，这种模式强调集约化生产与市场化经营以提高生产和交易效率，其对经营者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较高的经营能力和技术水平、足够的物质资本与资金储备。伴随着家庭农场模式理念的推广，各种类型的家庭农场纷纷出现，畜牧养殖业也不例外。例如广东蕉岭县在2013年已有畜禽养殖家庭农场73家［2］，品种涉及生猪养殖、肉鸡养殖和肉兔养殖，浙江慈溪市2013年全市登记注册47家畜禽养殖农场，品种包括：肉鸡、生猪、肉鸭、白鹅等［3］，家庭农场生产模式已经应用在不同养殖品种的生产领域。2014年农业部出台了《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对家庭农场的多种扶持措施。为了促进家庭农场模式的发展，各级政府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支持。然而目前的支持政策大多是依照对种植类家庭农场的支持而设计的，对于养殖类家庭农场的作用还有待评估。为此，笔者到宁夏自治区Y县进行了调查，主要以当地的滩羊养殖家庭农场为例，来探究养殖类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目前的政策对其发展的影响。本文分析使用的是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因为可持续生计框架创新地提出五种生计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更多元化地阐释扶持政策对于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

一、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内涵与脆弱性分析

养殖类家庭农场是一种新型的养殖模式，是家庭农场模式在养殖领域的应用，这种模式旨在保持养殖户生产积极性和提高规模效益两方面平衡，其产生是适应当前养殖业所处社会环境的结果。但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来看，这种模式还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其发展需要政府与政策的支持。

（一）养殖类家庭农场的特点以及适应性分析

养殖类家庭农场建立在规模扩大与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强调家庭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结合，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养殖类家庭农场对于农场主的素质有较高要求，农场主既要具备使用现代养殖技术的能力也要具备借助市场进行经营的能力。其次，养殖类家庭农场有利于养殖户增加收入，调查显示畜禽养殖农场普遍具有规模大、经营效益好的特点［2］，这样可以将一部分热爱养殖的劳动力留在养殖业，解决了未来我国“谁来养殖”的难题。最后，养殖类家庭农场大多附带有种植业的经营，将养殖业和种植业结合起来，有利于形成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2］。因此，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出现不单单是家庭农场模式的延伸，也是适应当前养殖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一种模式。同时，养殖类家庭农场也契合于目前养殖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体现在非正式制度环境和正式制度环境两方面。

1．非正式制度环境。养殖类家庭农场大多位于乡村社会，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现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能否顺利嵌入到包括传统习俗、社会规范和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之中［4］。具体而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在乡村的蔓延，农民个体理性增加，农村社会整合功能减弱，人际关系逐渐原子化。在这种背景下，养殖户之间抱团进市场的难度增加，因为个体理性诱致的搭便车与机会主义行为频发，使养殖户之间的集体行动越来越难以形成。因此，通过养殖类家庭农场提升单个养殖户的规模和技术，以实现增产与保质的平衡，最终有利于养殖户单独入市，成为破解养殖业困境的一个必然选择。

2．正式制度环境。一种模式的发展同样需要考虑其所处的制度环境，这包括宪政、法律等正式制度，也即人类行为的博弈规则。与完全自发形成的社会嵌入不同，制度环境“也有可能具有被人为设计的机会”［4］。养殖类家庭农场处于整个家庭农场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各种支持政策纷纷出台，养殖类家庭农场可以借助这一机会得到发展。特别是在养殖业上有明显优势的地区，各级政府会通过多种政策来促进这种模式的发展，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养殖类家庭农场可持续生计的脆弱性分析

可持续生计框架起源于Chambers和Conway在1992年提出的生计概念，其内涵为“能力、资本（包括物质和社会资源）和赖以生存的活动”［5］。而后逐渐发展为可持续生计概念，其中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比较常用的，其将农户视为在一个脆弱性背景中生存或谋生的对象，他们拥有一定的生计资本。而环境与禀赋会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资本配置与使用的方式，目的为实现预期成果并满足他们的生计目标［6］。养殖类家庭农场是一种家庭性的生产组织，家庭会投入大多数生计资本来进行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家庭农场往往成为农户的主要生计，而家庭农场收入也是家庭的主要收入。因此，家庭可持续生计的脆弱性也就体现为家庭农场生产的脆弱性。而养殖类家庭农场固有的结构和性质决定了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脆弱性：

1．风险因素。养殖类家庭农场面临的风险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提高生产规模赋予了养殖类家庭农场独自进入市场的资格，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进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农户自身搭建购销渠道的能力往往较差，如何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将产品顺利地销售出去是一个难题，因而市场风险是养殖类家庭农场面临的第一重风险。其次，养殖类家庭农场采用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规模化的养殖业需要应对各种疫病的袭击，即自然风险是养殖类家庭农场面临的第二重风险。

2．抵御风险的能力。养殖类家庭农场强调技术的提高与市场的引入，其劳动量并没有明显地扩大，家庭是其主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统一促进了产品的产权和控制权的一致，避免了“公司＋农户”的产权纠纷和规模养殖场的委托难题。但这种模式对于农场主的经营能力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挑战，只有具有较高的生产和经营技能的农户才可以较好地应对风险，但目前的农场主大多为普通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待提高。

3．社会服务体系。为避免“公司＋农户”养殖模式中同公司的博弈，养殖类家庭农场的生产性资产大多由农户自己投入，成本较高，因而大多数养殖家庭农场需要通过融资才能开启生产，但养殖户自身的积累及获得资金的渠道有限，进而这种融资渠道的完善依赖于社会化的金融服务体系的改善。同时，养殖户自身搭建销售渠道的能力也比较差，因而社会化的销售服务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着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发展。

这三个方面的脆弱性来源于养殖类家庭农场的生产组织结构，只有克服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养殖类家庭农场的生计才能保持可持续性。因而支持养殖类家庭农场发展的扶持政策的有效性决定于其是否能够减弱养殖类家庭农场的脆弱性。

二、扶持政策对于养殖类家庭农场生计资本与可行能力影响：案例分析

宁夏回族自治区Y县是农业大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是著名宁夏滩羊集中产区。滩羊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乃至全国稀有绵羊品种，滩羊肉是回族及各族人民长期食用的主要肉食，其肉质具有细嫩、鲜美可口，不膻不腻等特点，因其独特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味而深受消费者青睐［7］。滩羊还是我国特有的轻裘皮用绵羊品种，以生产洁白轻暖、美观耐用的二毛裘皮而著称［8］。驰名中外的宁夏滩羊是Y县主要的经济来源，Y县2013年滩羊养殖农户达7800家，全县拥有7家大型滩羊皮肉加工企业，全县滩羊产值可达6亿。在2013年中央大力推出家庭农场模式之后，当年Y县就出台了《Y县家庭农场认定及管理实施办法》，截至2014年7月3日，Y县已经注册成立家庭农场165家，其中2013年注册108家，2014年注册57家，而滩羊养殖家庭农场在所有家庭农场中占比65．74％。为了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Y县设计了多种政策予以支持。为了解这些政策对于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影响，笔者及团队在2014年7月份到Y县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案例研究、焦点小组访谈和关键知情人访谈的方法。调查发现，Y县家庭农场扶持政策提升了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物质与自然资本，进而改善了家庭农场的可行能力。

（一）金融政策使有技术和能力的滩羊养殖家庭农场获得经济资本

资金不足是大多数滩羊养殖家庭农场面临的问题，还有更多的养殖户有技术有能力但是缺乏资金，无法开展家庭农场经营。为了破解这一难题，Y县政府联合多家银行向养殖户进行贷款，渠道多样化，包括小额信贷、小微企业贷款都被整合到对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金融支持政策当中。同时，Y县政府还对养殖户的贷款进行利息补贴，进一步降低了养殖户使用资金的成本，增加了其可以使用的经济资本。

笔者访谈了当地的农业银行，县政府同该行联合推出了支持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金融政策，包括三种类型：第一为小额信贷，这种贷款年利率为9％，每笔最长期限一年，三年内可以重复借贷。第二为农村生产经营贷款，以不动产做抵押，额度为5万－1000万元。目前一半左右贷给养殖业，大多在40万－50万元之间。年利率也是9％，期限为5年。第三种是2014年宁夏农行总部按照市场需求专门制订的一种贷款类型，专门针对家庭农场、养殖园区、养羊大户、种粮专业大户等的贷款需求。贷款额度大概在30万－50万元左右，按年还款，贷款年利率也为9％左右。2014年，Y县仅第三种贷款已经发放了400万元，贷款给20户家庭农场。目前这三种贷款模式都针对滩羊养殖家庭农场开放，为滩羊养殖家庭农场扩大规模提供资金支持。

赵师傅是A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主要从事滩羊养殖，拥有羊棚10个，存栏量500只，年出栏量1000只。其养殖规模较大，资金压力紧张，在政策支持下，赵师傅向银行贷款，包括：宁夏银行无息贷款，5万元，期限为1年；农行小额信贷贷款4万元，年利率9％，期限为3年；宁夏农行贷款30万，年利率7％，期限为1年；农村信用社贷款5万，年利率8％，期限为2年；邮政储蓄贷款5万元，年利率12％，期限为1年。还获得村民互助资金1万元，期限为1年，赵师傅获得贷款总计50万元。与此同时，赵师傅还获得了政府贷款利息补助3000多元，利息补贴率达10％，减轻了其使用贷款的成本压力。

Y县整合的金融政策帮助滩羊养殖家庭农场获得了较多的资金来增加养殖规模，这样具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养殖类家庭农场不用和其他养殖户一起联合进入市场，避免了养殖户集体行动的困境，节省了协调成本。其二，规模较大的养殖类家庭农场可以直接和市场进行联系，不用通过贩子来进行销售，减少了交易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金融政策完善了滩羊养殖家庭农场获得资金的渠道，不仅支撑起养殖类家庭农场的规模化需求，而且为家庭农场的市场化经营奠定了基础。

（二）培训政策提升了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

养殖类家庭农场与其他养殖模式的重要区别为人力资本的不同要求，家庭农场模式中家庭劳动力既是生产者，也是经营者。当然，养殖类家庭农场并非完全排斥雇佣劳动力，但家庭农场应以家庭劳动力为主，雇佣劳动力为辅。这就要求家庭农场的生产者既要掌握现代养殖技术，也要掌握现代市场经营技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Y县针对性地对养殖类家庭农场的从业者进行了培训，既包括对养殖技术的培训，也包括对市场经营技能的培训。

中央对于家庭农场发展要求规范，为了体现出家庭农场的经营能力，政策要求家庭农场建立健全会计核算、纳税申报等相关程序。为此，Y县专门针对这块进行了培训。同时，Y县农牧局还以村为单位进行养殖技术培训，主要包括饲养、防疫，2013年培训达到5次以上。另外，县农机局每年还对农户进行农机使用技能培训，主要是讲解技术和实际操作，使农户可以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

Y县对于家庭农场劳动力针对性的培训，使得养殖类家庭农场的从业者既可以生产也可以经营，有助于实现家庭农场的生产和经营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的目的，进而避免了雇佣带来的养殖场养殖产品产权和控制权分离可能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困境，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培训政策使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家庭化生产以及市场化经营成为可能。

（三）品牌与市场建设改善了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制度型社会资本

市场经济体系下养殖类家庭农场生存的关键在于养殖产品能否以合理的价格顺利地销售出去。目前中央倡导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其中重要内容就是帮助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以形成稳定的制度型社会资本。以滩羊养殖家庭农场为例，Y县围绕滩羊销售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建立专门的滩羊羊肉交易市场，针对滩羊品牌申请地理商标等，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

Y县每年拿出4000万资金支持滩羊产业，其中滩羊品牌建设是重中之重，工作主要围绕媒体宣传、滩羊肉质量检验以及肉产品防伪追溯三方面进行。滩羊肉质量检验站是Y县滩羊品牌的持有人。到目前为止，经过农牧局认定批准使用滩羊品牌的滩羊流通企业有68家，县内44家，县外有24家。每年Y县畜牧局会联合工商局对滩羊肉经销店进行检查并评级，县内每周一次，自治区内一月一次，区外是三月一次。在发现问题时，农牧局会联合工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违反规定的企业进行处罚。

Y县目前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滩羊流通市场——ZY屠宰市场，在这里滩羊肉比一般的羊肉贵4－10元左右，每公斤可达64元。滩羊养殖类家庭农场可以将羊直接拿到这个市场上销售，价格合理。这种规范的市场监管机制保证了生产成本较高的滩羊可以获得相对合理的价格，防止假滩羊肉影响市场，进而避免了“柠檬市场”的出现。据统计，2013年Y县滩羊养殖家庭农场年平均销售额可达46万元。

Y县滩羊交易市场的建立和滩羊地理商标的申请规范了滩羊的销售渠道，可以使生产成本较高的滩羊获得一个合理的价格。而且固定的交易市场可以使养殖户方便快捷地进行滩羊交易。保证了养殖类家庭农场市场化经营的顺利进行。

（四）补贴政策增加了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物质与自然资本

补贴政策主要指政府对经营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养殖户给予资金或物质补贴，以提高家庭农场的养殖品种、设施和机具的现代化水平。目前，Y县对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补贴政策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的经济补贴，例如，被评上县级家庭农场直接获得资金1万元的补助。这种补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只要家庭农场符合条件，就可以获得这种补贴。第二种是更常见的专项补贴，是针对专门类型的家庭农场给予的补贴，为了扶持在Y县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滩羊养殖家庭农场，Y县提供了针对羊棚等基建方面的建设补贴，针对种羊的保种补贴，针对专用农机的购买补贴等。这些补贴政策降低了滩羊养殖家庭农场获得生产资料的成本，对于整个养殖类家庭农场的物质与自然资本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滩羊养殖是Y县的品牌工程。为此，Y县农牧局整合各种补贴对滩羊养殖家庭农场进行支持。以C家庭农场为例，农场主吴师傅从事养羊10年，白手起家经验丰富。2013年8月成立家庭农场，拥有18个羊棚，目前存栏量600只。吴师傅在开始经营家庭农场之后获得了一系列补贴，包括：被评上县级家庭农场获得的1万元补贴。2013年200元每只的种羊补贴，一道棚4000元的羊棚建设补贴。另外，其还获得了农机补贴，其购置了大小两个牧草粉碎机，大的7000元，补贴2000元。小的粉碎机600元，补贴100元。政府的各种补贴帮助吴师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生产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料，提升了该农场的现代化水平，使其经营能够顺利起步。

养殖类家庭农场强调规模化生产，其实现的一个重要基础为技术提高，这有软硬两方面含义：其一为养殖户的养殖技术的提高，其二为养殖品种、设备与设施技术水平的提高。针对养殖品种、设备与设施水平，Y县通过整合各种专项补贴，降低了养殖户获得各种养殖生产资料的成本，促进了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养殖品种、设备和设施升级，进而在低成本的条件下帮助其提高了技术水平，保证了家庭农场规模化生产的实现。

三、扶持政策背景下养殖类家庭农场生计策略的形成

从Y县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发展实践来看，政府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这种模式的发展。在扶持政策支持之下，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各种生计资产发生了变化，进而其可行能力得到加强。在此基础之上，养殖类家庭农场形成了独有的生计策略，进而降低其生产和经营的脆弱性。

（一）适度规模化与风险的降低

养殖类家庭农场强调适度规模化，在政策支持中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本、物质与自然资本之后，养殖类家庭农场可以扩大生产规模，使其养殖的数量可以达到单独入市的水平，同时养殖类家庭农场强调生产的精细度，即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主，因此，养殖数量的上限不会超过家庭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之外。Y县家庭农场认定及管理办法规定，家庭养羊场的数量资格为年出栏1000只或存栏500只以上，调查过程中发现，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存栏量大多为500－600只，而年出栏量在1000只左右。这种适度规模化可以降低养殖类家庭农场的风险，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适度规模化可以保证养殖户生产过程的精细程度，进而可以降低因照顾不周而产生的自然风险。其次，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大多为普通农户，适度规模生产可以降低农户因市场经营能力有限而遭受风险的概率，即降低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市场风险。

（二）家庭化生产与抵御风险能力的增加

养殖类家庭农场是一种家庭生产的模式，其产权设计与目前“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和雇佣养殖场模式有明显的区别。“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由于公司和农户之间赊购和代建等合作行为存在而导致产权界定不清晰，其生产规模也难以达到最优，特别是在面临一些风险时，双方很容易产生产权纠纷，交易成本被无限放大［9］，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而雇佣养殖场则主要通过雇佣工人来进行养殖，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委托问题与道德风险始终难以避免，同时工人的养殖技术和精细程度参差不齐，使得雇佣养殖场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较差。相对而言，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家庭化生产策略有利于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调查数据来看，Y县2013年108个家庭农场雇佣劳动力人数平均不到3人，而养殖类家庭农场平均雇佣劳动力人数为2．7人，家庭长期自有劳动力为3．2人。Y县养殖类家庭农场基本实现了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生产和经营。养殖类家庭农场在政策的支持下获得了经济资本，其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进行规模的扩大与设备的投资，进而避免了与公司的产权纠纷，增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对于农场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了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和经营能力，家庭生产精细程度更高，进而增强了养殖类家庭农场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

（三）市场化经营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养殖类家庭农场旨在通过规模扩大来促进养殖户与市场的接轨，对养殖户贷款融资政策的实施完善了养殖户获得经济资本的渠道，为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市场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同时，规范化销售市场的建立保证了养殖类家庭农场养殖产品顺利销售。调查的Y县滩羊养殖家庭农场主要的销售方式为送到ZY市场进行销售，年平均销售收入11万元左右，人均销售收入可达4万元。总的来说，养殖类家庭农场所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养殖类家庭农场的脆弱性背景逐渐降低。

四、结论与启示

养殖类家庭农场是顺应形势提出来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能较好地嵌入目前养殖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但是，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来看，其处于一定的脆弱性背景之中，具体而言：养殖类家庭农场遭受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威胁，同时，农场从业人员的生产技能与经营能力较低导致其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最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阻碍着养殖类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从宁夏Y县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现状来看，目前的扶持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金融政策缓解了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资金压力，保证了其在产权稳定的情况下扩大规模，而对农场从业人员的培训则帮助其提升了生产技能和经营能力，保证了养殖产品产权和控制权的统一。同时，政府还建设了规范的滩羊养殖产品交易市场，并就滩羊品牌申请地理商标，完善了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产品销售渠道。最后，政府的补贴政策则帮助农户以低成本获得养殖所需的生产资料，提升了滩羊养殖农场的现代化水平。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养殖类家庭农场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物质与自然资本得到提升，进而形成了适度规模化、家庭化生产以及市场化经营的生计策略。而适度规模化有利于降低养殖类家庭农场的风险，家庭化生产则有利于提高养殖类家庭农场抵御风险的能力，最后，市场化经营则体现了养殖类家庭农场所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逐渐完善。因此，从宁夏Y县滩羊养殖家庭农场的实践来看，扶持政策有利于降低养殖类家庭农场生产和经营的脆弱性，进而保证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总之，养殖类家庭农场是一类较为特殊的家庭农场，其本身的脆弱性对经营者的生计资本提出较高要求，因而在起步阶段需要政府和政策的支持，而在对其进行扶持时也应当从多种生计资本入手，使其形成家庭农场特有的适度规模化、家庭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生计策略，最终有利于改善其生计的脆弱性，保证养殖类家庭农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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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市场分析篇5

关键词：生猪；养殖业；成本效益；分析

1分析模型的构建

在生猪养殖工作中，通常情况下主产品的产值和仔猪成本价格、劳动力和饲料等成本改变形式是相同的，这些因素会受到饲养形式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分为以下内容，如仔猪的价格、饲料加工费、医疗预防、水电费支出以及饲料费等。为降低这些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此研究依据每头生猪成本纯收益效率来展现养猪行业的经济效益，其中包含一个内生变量。模型设定养猪业成本的收益率为F，其中包含了直接和间接的物质费用、区域等虚变量以及劳动力的投资。间接物质费用中包含了承包费、管理费以及销售费、固定资产折旧费用支出等。

2生猪养殖业成本效益的分析

本文主要结合河南、广东等区域水平和国家平均水平来研究养殖场中每头生猪的经济效益和影响经济效益的因素。通常情况下，仔猪价格、劳动力价格以及饲料价格、管理费用支出等都会改变生猪养殖行业发展过程中获取的经济效益。结合生猪成本纯收效益，以及其影响因素来明确相关解释变量，其中包含劳动力数量（LN）、仔猪重量（ZXL）和价格（ZXDP）、精致饲料价格（JLP）以及医疗预防费用支出（YL）、地区虚变量（Di）等内容。与其他年份对比分析，1994年我国各个区域的每头猪成本收益效率达到最高，因此将1994年的虚变量与猪的成本单纯收益效率设定为被解释变量[1]。从实际分析可知，F值在依据调节之后获取了高水平统计，以此表明确这一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优越，可以对生猪养殖者的成本效益实施研究。每头仔猪的单价对于每头生猪成本效益率的影响达到0.001，系数为5.46。其表明系数为正，也就是说仔猪价格的提升会引导专业养殖猪的成本效益利率得到提升，并且构成的影响非常大。仔猪价格在现阶段的基础上每增加一元钱，成本纯收益效率也会提升5.46％。

3建议

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养猪者需要关注市场仔猪的价格信息。养殖者一定要提升对销售工作的了解和投资，分析市场中传递的相关信息，明确仔猪和生猪的价格，明确最为优质的销售时机，促使成本获取效益的效率达到最大化。仔猪价格增减在一定意义上展现了生猪市场的情况，通常情况下仔猪价格提升的过程中也表明，生猪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价格会有所增长，养猪者可以大量购买养殖，拓展自身的规模，相反需要降低养殖范围。第二，及时落实生猪生产用地。及时设计相关方案，落实相应生猪养殖用地，预防相关区域受到禁养因素的约束，导致生产用地成本的减少。第三，实施优质的信息服务和生产指导工作。在市场中，若是猪肉的价格较贵，市民会受到影响，但若是猪肉的价格过低会导致农民获取的经济效益较低，这就要求相应部门实施优质的信息服务工作，分析猪的价格改变情况，明确生猪价格的变化，促使这些信息可以有效传递到养殖者手中，从而进行优质的指导工作。第四，降低生猪产业行政事业性收费。需要减少养殖者的生猪生产成本，促使农户生产操作兴趣得到提升，政府需要有效降低生猪产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从而为农村的散养户提供优惠政策[2]。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要想在生猪养殖业中获取更多的效益，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成本效益。同时，养猪业在实际发展中，需要支持发展专业户的养殖形式。结合国家提出的相关政策和规定，不断减少成本支出。当然，养殖人员也可以增加对市场销售的投资，明确最优越的生猪销售市场，从而获取最大的成本收益效率。

参考文献：

[1]郭策,马长海.河北省生猪养殖成本效益分析———基于2004—2013年的数据[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6(4):5-9.

水产养殖市场分析篇6

关键词：改进灰色局势决策法；河北省生猪；成本效益

近年来，由于国内生猪市场需求的扩大以及饲料价格的逐步上升进一步加剧了猪肉价格的持续攀升，农户养殖积极性大幅度提高。与全国养殖水平比较来看，河北省生猪养殖处于全国前列，但与湖南、四川等生猪调出大省仍存在较大差距。环保压力的增大和散养模式存在的弊端导致了规模化养殖已成为生猪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养殖效益是决定未来生猪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养殖效益以及生产效率的有效性，不同省份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存在的差异，最佳生猪养殖规模也存在差异。所以应从成本效益角度深入探究适合河北省生猪养殖的饲养模式。

一、河北省生猪养殖成本效益比较分析

生猪养殖成本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在总成本中的比重为90%，物质与服务成本主要是指生猪饲养消耗的饲料以及兽药医疗等构成。物质与服务费用70%由精饲料构成，因此精饲料的费用是决定生猪养殖效益的重要因素。净利润是生猪养殖效益的直接表现形式。通过对河北省以及全国年平均规模的成本效益指标比较，可以得出不同规模下河北省成本收益具体情况（详见表1和表2）。

成本利润率和产值成本率都是生猪不同养殖规模的效益指标，成本利润率主要从净利润角度来反映生猪养殖业的盈亏，而产值成本率主要侧重于从产出角度来比较不同规模下生产效率。产值成本率越低代表生猪经济效益越好，能够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饲料转化率以及每核算单位用工数量主要反映生猪养殖的成本高低。通过比较全国平均水平以及河北省的成本效益指标，说明河北省无论哪种规模下养殖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省的生猪养殖业发展迅速，盈利状况良好。从河北省不同规模下的具体成本效益指标来看，河北省大规模生猪养殖经济效益比较好，河北省小规模和中规模养殖水平较为接近，散养模式下无论人工成本还是饲料消耗都不具有优势。因此从成本效益指标值来分析，当前河北省的大规模生猪养殖是最佳养殖模式。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的结论，通过利用客观合理的改进灰色局势分析法的来进一步分析河北省的适宜生猪饲养模式。

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生猪产业逐渐由传统落后的农户散养模式转变为集约化、标准化、商品化生产。然而生猪产业由于自有的生产滞后性以及固定的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导致养殖效益变化幅度较大。有一些养殖户认为生猪养殖规模所带来的收益增加值远大于成本增加值，并且生猪养殖规模越大，效益越好。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规模才能产生效益，但规模达到一个临界点后其效益呈反方向下降，因此最佳养殖模式才会产生最大效益。科学合理的生猪养殖不仅能带来最大效益，而且更能促进生猪养殖业的健康发展。为了更好地控制生猪养殖成本，促进效益增加，因此以河北省生猪养殖业为例，运用灰色局势决策法从现有的生猪养殖模式中寻求最佳模式。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所选取数据来源于2010年-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按照河北省畜牧业年鉴中不同生猪养殖规模的划分标准，分别选择年出栏50以下、50-100头、100-1000头、1000头以上的养殖户进行调查，并以此作为散养、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效益划分的依据。具体成本收益指标包括主产品产量、产品产值、生产成本、净利润、精饲料量、仔猪重量、每天用工数。

2.研究方法

灰色局势决策法是现代管理学中灰色理论的一种方法，灰色局势决策法主要包括事件、对策、局势、目标四大要素。该方法主要通过针对不同的目标进行局势效果评价，从而在决策中选择最佳对策。由于传统的灰色局势决策法在计算不同对策的综合效果时对各目标进行等权赋值，导致评价效果出现一定的偏差，影响了决策的客观性。不同目标针对各决策的影响程度不同，应根据不同目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进而赋值。

基于熵权法的灰色局势评价法通过引进熵权来确定权重，避免了主观确定权重的随意性。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以数据有效提供信息程度为量度，代表各指标在该问题中提供有效信息的程度，当评价对象在某项指标上的值相差较多时，熵值较小，说明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大，该指标权重也应较大，因此，将熵权法引入到灰色局势决策法，计算各指标决策矩阵的权重，进而综合评价。

首先标准化原始矩阵X，建立新的权重矩阵：

R=（Pij）m×n

上式中Rij为第j个对象在第i个指标上得标准值，对于大者为优的收益性指标而言：

Rij=（X-min{Xij}）/（max{Xij}-min{Xij}）

对于小者为优的成本性指标而言：

Rij=（max{Xij}-{Xij}）/（max{Xij}-min{Xij}）

将得到的标准化数值进一步处理计算其指标的i熵权值：

Hi=-k∑fijINfij

fij=rij/∑rij，k=1/INn，当fij=0时，令fijINfij=0。

计算熵权：Wi=（1-Hi）/（m-∑Hi）其中Wi在0到1之间。

通过利用熵权法计算出河北省不同养殖规模下各生猪成本效益对决策目标的影响程度，进而利用灰色局势决策法对不同规模下的生猪养殖局势效果进行测算，得出河北省近年来适宜的养猪模式，进一步明确了河北省生猪养殖的发展方向，为减少生猪养殖价格波动，增强其养殖场效益和养殖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河北省生猪饲养模式实证分析

利用灰色局势决策法并结合excel软件分析生猪饲养规模，生猪适合的饲养规模是事件a1，相的对策为散户b1，小规模b2，中规模b3，大规模b4。所对应的目标为不同条件下的成本效益的最优值。生猪的饲养规模依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进行划分。

1.构造局势

各个事件与对策的组合构成局势。

S11=（a1，b1）；

S12=（a1，b2）；

S13=（a1，b3）；

S14=（a1，b4）。

2.确定生猪饲养最佳目标

根据2010年-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中，得到河北省生猪四种饲养规模的年均值。详见表4。

影响决策的目标衡量因素：

（1）主产品产量代表了不同饲养规模下猪场的产出能力，主产品产量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在同时考虑猪肉品质以及重量的因素下，该目标值不宜过大，因此选取90kg为适中值。

（2）产品产值是猪场效益的直接体现，代表了猪场的收入水平以及猪场盈利的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养猪户的生产积极性以及生猪市场的价格波动状况。因此，该目标值越大越好。

（3）能生产成本是猪场饲养生猪所耗费的人工、饲料以及兽药等成本，既包括了固定成本以及变动成本，同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养猪场的技术水平，因此该目标值越小越好。

（4）净利润是判断猪场盈利亏损的直接依据，当净利润≥0时，猪场才能盈利，养猪场才持续经营下去，进而养猪业才能更好地发展，因此，该目标值越大越好。

（5）仔猪重量是刚出生时的小猪重量，仔猪饲养环节是生猪养殖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未来生猪的经济效益，仔猪的重量影响到仔猪的价格，也影响着生猪的饲养成本，该目标值适中为好，因此选用10Kg仔猪作为该目标值。

（6）精饲料量是生猪饲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精饲料量的消耗数量越多，说明猪场的养殖成本越高，同时也反映了在某种饲养条件下饲料转化率的高低，因此该目标值越小越好。

（7）每天用工数量反映了反映了在每头生猪上消耗的工时数，也是人工成本的一部分，进而反映了生猪饲养技术条件和现代化发展水平，因此该目标值越小越好。

3.给出不同目标的白化值（U）

由表1可以得知：目标1的白化值为：

U111=111.55，U112=108.23，U113=106.20，U114=101.66。

U211=1599.0，U212=1556.99，U213=1526.95，U213=1469.62。

U311=1524.49，U312=1352.98，U313=1285.88，U314=1197.10。

U411=74.51，U412=201.66，U413=238.76，U414=270.36

U511=16.95，U512=18.30，U513=17.73，U514=17.53

U611=278.65，U612=261.29，U613=256.70，U614=240.91

U711=5.56，U712=2.72，U713=1.79，U714=1.14。

4.计算该目标的效果测度，写出决策矩阵

（1）对于目标1，按照适度效果进行测度，取U0=90，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M1=（r111/s11，r112/s12，r113/s13，r114/s14）=（0.807/s11，0.832/s12，0.847，/s13，0.885/s14）

（2）对于目标2，按照上限效果测度，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M2=（r211/s11，r212/s12，r213/s13，r214/s14）=（1/s11，0.974/s12，0.955/s13，0.944/s14）

（3）对于目标3，按照下限效果测度，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M3=（r311/s11，r312/s12，r313/s13，r314/s14）=（0.785/s11，0.885/s12，0.931/s13，1/s14）

（4）对于目标4，按照上限效果测度，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M4=（r411/s11，r412/s12，r413/s13，r414/s14）=（0.276/s11，0.746/s12，0.883/s13，1/s14）

（5）对于目标5，按照适中效果测度，取U0=10，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M5=（r511/s11，r512/s12，r513/s13，r514/s14）=（0.59/s11，0.546/s12，0.564/s13，0.57/s14）

（6）对于目标6，按照下限效果测度，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M6=（r611/s11，r612/s12，r613/s13，r614/s14）=（0.865/s11，0.922/s12，0.938/s13，1/s14）

（7）对于目标7，按照下限效果测度，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M7=（r711/s11，r712/s12，r713/s13，r714/s14）=（0.205/s11，0.419/s12，.637/s13，1/s14）

5.计算各目标值所占的权重系数

通过根据熵权法的计算公式，采用excel软件计算各目标的权重系数分别为：W1=0.16，W2=0.14，W3=0.14，W4=0.13，W5=0.15，W6=0.15，W7=0.13，∑W=1。

根据各目标的权重系数可知，主产品产量、仔猪重量以及精饲料量是影响生猪不同饲养规模综合效益的重要因素，因此猪场既要保证猪肉的品质下，尽量降低生猪的饲养成本，增加生猪的养殖效益。

6.计算多目标的综合局势决策效果

根据灰色局势决策法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出多目标的综合局势决策效果测度，rij=（i=1，j=1，2，3，4），其相应的综合决策矩阵为：

M1p=r11p×W1+r21p×W2+r31p×W3+r41p×W4+r51p×W5+r61p×W6+r71p×W7，p=1，2，3，4

M=（M1/S11，M2/S12，M3/S13，，M4/S14）=（0.6598/S11，0.7650/S12，0.8225/S13，0.9093/S14）

7.进行决策

通过上述计算，散户饲养的综合效果测度为0.6598，小规模的综合效果测度为0.7650，中规模的综合效果测度为0.8225，大规模的综合效果测度为0.9093，因此河北省生猪的最佳饲养规模为大规模养殖。

四、结论与建议

1.主要结论

通过改进的灰色局势决策方法，对河北省不同饲养规模的不同时期的成本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河北省大规模生猪养殖效益最高，说明大规模生猪养殖模式是河北省现阶段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生猪的发展方向。中规模与小规模养殖的综合效果值远高于散养模式，这也说明散养模式由于技术以及饲养管理水平落后导致养殖效益最差，散养模式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河北省生猪养殖效益随着规模的扩大不断增加，与小规模养殖相比，规模化养殖不论在规避突发疫病死亡风险，还是饲养化管理水平上都具有优势，因此河北省地方政府应出台更合理的不断促进生猪产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策略，未来的生猪饲养规模有可能朝大规模发展的趋势。

2.建议

（1）创新生产组织模式，建立生猪养殖小区

由于河北省正处于规模转型的关键阶段，生猪生产方式的转变需要配套的组织形式。由于河北省散养户在生猪养殖户中仍占有较大比例，因此应引导农户转变饲养模式，向中小规模发展，同时随着河北省生猪市场供需不平衡，猪肉供给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河北省应加快生猪养殖小区建设，确定合理的饲养头数，提高规模养殖的组织化程度。现阶段，扶持养殖专业合作社有助于饲养户共享生产资料和科技成果，提高市场合作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生猪规模化水平。

（2）稳定生猪产业政策，发展大规模生猪标准示范场

稳定生猪产业政策，着力发展大规模生猪养殖场，提高规模猪场的标准化程度。建立生猪标准场示范基地，推进规模化养殖项目，建设稳定的生猪生产基地，推进河北省生猪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地方政府重点加大对万头规模猪场建设扶持力度，确保规模猪场饲养管理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从而更好地提高养殖效益。

（3）建立生猪养殖业的风险防范机制

生猪养殖业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市场价格波动以及突发疫情导致的损失是生猪养殖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为了更好地保证养殖场的持续盈利以及降低最小损失成本，应建立生猪养殖业的风险防范机制。地方政府应扩大监测范围以及信息推广渠道，方便养殖户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猪生产，稳定生猪市场。同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人才，减少突发疾病风险，切实维护养殖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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