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篇1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问题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一，被列定为全国大学生公共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上好“纲要”课，让它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作用，笔者结合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粗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要解决好课程内容多与教学课时少的问题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时间跨度比较大，内容多，其中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用较多的课时进行深入系统的阐述。虽然教材脉络清晰、重点突出，但专题较多，逻辑性和理论性很强，在有限的时间里要史论结合，情理有度，做到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历史知识和思想教育的统一，实在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规定，“纲要”课是2个学分，即周学时是2课时。当前许多高校此课程开出的课时最多也只有36课时（因为教学周是18周），而有的学校是32学时，甚至还有学校只开出28课时、26课时。如果全面讲授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今天的历史，即使是36课时也讲不完，总是前面很详细，后面很简单，给学生感觉是老师没有按教学计划授课，后面的讲课是敷衍了事（这是学生向教学督导反映我上课的问题之一）。造成这样的误会，就是因为“纲要”课普遍存在教学课时少与课程内容多的矛盾。那么，应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其实、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中就明确指出，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要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准确把握这样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就能解决好课时少与课程内容多的矛盾。《纲要》讲述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是所有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它的课程重点是讲史，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方面都做详尽的叙述和论证。要注意的是，讲史要注意史论结合，要升华为理论。讲论也离不开历史背景，否则，就不能讲深讲透。教学的着力点，应放在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面貌和基本线索有一个大体了解的基础上，突出讲授有助于大学生做到“两个了解”，懂得“三个选择”的有关历史情况和历史经验。与之关联不紧密的，可以从简或从略。这样既可以在规定的学时内完成教学任务，又能达到教学目的和要求。

二、要解决好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历史教学衔接问题

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过中国近现代史，中学《中国近现代史》教材近50万字，而且图文并茂，课时非常充裕。而历史史实都是一样的，高校“纲要”教材里的内容在中学阶段也基本都讲到了，这里就有一个如何避免重复的问题。而且，高中阶段的学习是分文理科的，在高考压力下，文科生对历史知识掌握的要好一些，而理科生又对历史知识比较陌生。但到了大学阶段，尽管有文科、理科不同专业的设置，可“纲要”课是全校的公共必修基础课，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同样的教材，甚至有的专业是文理兼收的，即一个课堂上可能既有文科生，又有理科生。这就给讲授这门课程的老师带来了非常大的难题，讲浅显的历史知识不能满足文科生的需要，不讲基本历史史实又不能使理科学生理解。即使在纯文科学生集中的课堂里，也难以避免大学阶段的讲授和中学阶段的重复。所以这也是在教学过程感觉必须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教学中，既要注意避免与中学课程的简单重复，更要注意弥补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把握方面的不足之处，使他们能在原来所学近现代史知识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由小学生讲故事，中学生讲历史，发展到大学生讲理论，使他们认识到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奋斗，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线。只要我们在教学中，切实把握这个主题、主线就能把两个阶段的教学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大学阶段的中国近现代史教学更具有生动性、现实性和理论性，侧重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评述，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三、要解决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的重复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必须注意与“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学的联系及区别讲授“纲要”既要注意避免与中学“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重复，也要避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的重复。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最容易发生重复的就是“纲要”和“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这两门课。

第一，要搞清楚两门课之间的联系。其一，两门课尽管起点不尽不同，但是终点却相同。“纲要”起点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概论”起点是从1919年“”开始，两门课终点却都是到现在。当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也可以延伸到1840年鸦片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两门课起点也是相同的。其二，两门课都是主要讲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当然，《纲要》重点在于思想形成与发展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而《概论》课则侧重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其三，两门课的一些章节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只是讲授角度有别。例如，《纲要》教材第五章第一节“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的第三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与《概论》教材第三章第三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中的第一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纲要”与“概论”讲授同一个问题，很难避免重复，要搞清“纲要”的重心在于讲授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对探索道路的理论不要展开，而“概论”则重心在于讲授革命道路的理论内涵。讲授思想当然也离不开历史背景，所以在讲授时一定要对“纲要”课程有全面的了解。

第二，要搞清楚两门课之间的区别。这两门课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上。“纲要”课程的学习，主要是要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概论”课程的学习主要是要从理论上科学回答为什么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侧重于科学的理论分析。当然，“纲要”课程重点是讲史，“概论”课程重点是讲论。要注意的是，讲史要注意史论结合，要升华为理论；讲论也离不开历史背景，否则，就不能讲深讲透。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两门课理论性和知识性的关系问题。“纲要”与“概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内政、外交、党建、革命与改革等问题，每个问题都涉及到许多理论和知识、历史和现实问题。对此，我们认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应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读物，应当突出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应当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分析三大理论成果形成的历史背景、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上，帮助大学生完整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知识，理解它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下，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深化了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认识，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

四、要解决好讲授历史知识与思想引导问题衔接问题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知识都有初步的了解和把握。但是他们有的受到社会上流行的有关思潮的影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存在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因此，联系大学生经常关注或感到困惑的重大问题，说明有关的历史情况，着重从正面讲清有关的道理，使他们释疑、解惑、明理，这是教学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有人鼓吹否定革命的“告别革命”的思潮，认为革命只起破坏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是非问题，有的同学对此也存在不正确的认识，如果在教学中不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学生对今天革命的成果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认识错误。这就要求教师要特别注意讲清楚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说明不以革命手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们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不仅要讲清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而且还要讲清历史上革命与改良的问题，康、梁的改良主张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独立和富强问题。孙中山搞革命方向是对的，但它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彻底成功，这就为中国后来的“三个选择”提供了历史借鉴。又比如，帝国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也是大学生十分关注并且感到困惑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的同学认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这说明这些同学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没有弄清楚。教学中必须花力气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要应用具体的历史资料，说明外国势力来到中国，虽然在客观上对促进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某种刺激作用，但是它们的目的，不是为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把中国变成自己殖民地、半殖民地，以便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讲清这些问题，对于帮助学生不忘国耻，增强民族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类似这类的问题还有许多，例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现在的对外开放和近代的开放有什么不同?怎样评价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怎样看待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早知现在，何必当初”?这些也都是大学生十分关注并且感到困惑的重大问题。在讲解这些问题时，不仅要帮助他们释疑、解惑，而且要帮助他们学习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观察历史、明辨历史是非。为了使讲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备课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向大学生作调查，了解一下，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有哪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哪些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这样，我们的讲授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能对学生真正有吸引力。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

[2]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若干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9）.

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篇2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篇3

一、从党史学习中坚定信仰之心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和理想源泉。一百年前，十三位平均年龄二十八岁的中共一大代表，以面对带血铡刀的勇气和改变破败山河的气魄为中华民族的未来紧握拳头。而后在我国革命、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无数优秀青年党员胸怀信仰，冲锋在前、担当在前、奉献在前，只为让中国拥有“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只为“让后代享受人类应有的一切幸福”。他们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把青春乃至生命献给祖国和人民，赓续传承着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即将投身时代洪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倾听了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理想信念始终坚定执着，我也因此更加坚定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二、从党史学习中感受真理之魂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而不知，夏明翰就义前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正是这些先辈们对真理的无限向往、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揭开了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序章。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大地上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行点亮了引路明灯，并经过不断地实践和创新焕发着强大而持久生命力。我学习党史中，注重在反复研读中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的磅礴伟力，在理论与实践中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答案，在学习过程中追寻真理的方向，品尝真理的味道，进而更加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凝聚起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青春力量。

三、从党史学习中汲取奋斗之力

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篇4

历史剧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发展变化，其间也经历了困顿与迷茫，但始终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在新的时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研究一直是戏剧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历史剧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借古讽今、历史剧的类型等问题，而对于历史剧中涉及的文学性问题，常常关注不够或没有深入展开论述，而文学性恰恰是历史剧的核心内涵，文学性的优劣决定着一部历史剧的成败，因此，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剧进行文学特性的研究，应成为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历史剧中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载体作用、历史剧的戏剧情境和历史剧的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论述了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漫长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文学本体性特征的缺失和回归。关于中国现当代历史剧文学性的研究将对中国当代历史剧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载体

回顾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发展历程，历史剧在不断探索中发展更新，由创建时期的独幕剧为主的格局发展到抗战时期的多幕剧历史剧，戏剧的主题内涵、历史人物的塑造、戏剧情境的设置以及戏剧结构等各种戏剧因素也由简约发展为繁复复杂的戏剧构成因素，史剧观念也由早期单一直白的时代主题的宣传发展到对历史剧多方位的探索，到抗战时期，围绕历史剧的创作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直接推进了历史剧的发展，历史剧的创作和在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史剧观念也呈现出成熟与繁荣的局面，郭沫若、阳翰笙、阿英、陈白尘等历史剧大家的创作为抗战史剧和中国现当代史剧的发展成熟做出了卓越贡献，与此同时，郭沫若提出的“失事求似”的史剧理论成为中国现当代史剧理论的重要收获。

尽管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史剧观、历史观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趋向成熟，但中国现当代历史剧从创建时期便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为中国现当代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剧和现实剧担任着同样的历史使命。中国现当代历史剧在创建之初，便借戏剧文学解读历史题材，直接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爱情婚姻等社会问题植入历史题材，出现了王昭君、卓文君、杨贵妃、貂婵等历史美人喊革命口号，传达现代革命思想的现代历史剧，这就使历史剧呈现出戏剧文学和历史的双重载体，借戏剧文学和历史两者的结合共同承载民众启蒙和社会宣传的教化功能。戏剧文学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历史故事的文化底蕴与历史厚度都非常符合人民大众传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这是历史剧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学便崇尚“文以载道”，这种重视社会功用的文学传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戏剧文学的发展，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尽管以浩大的声势批判旧文学，但新文学毫无疑问地是在批判旧道德，宣扬新道德，文学在社会功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学价值观念却直接继承了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只不过是文以载道的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旧道变成了具有现代思想的新道，文学承载着现代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功能得以强化，而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使作为文学自身艺术规律的文学的本质特征仍然处于服膺于新思想、新道德的地位。因此，作为中国现当代戏剧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当代历史剧长期以戏剧文学和历史的双重载体承载着宣传教化功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抗战时期，历史剧创作更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历史剧的创作和演出都是为了配合斗争的需要。正是现实严酷的斗争生活促成了抗战史剧的繁荣，写于皖南事变之后的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以及其他史剧作家创作的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阿英的《洪宣娇》、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大渡河》，都是谴责同室操戈的罪行的，此内容研究界已多有论及，在此不再赘述。抗战时期，《屈原》《天国春秋》等历史剧轰动整个山城，“一首《雷电颂》，使雾中的山城咆哮了！到处听到‘你们滚下云头来！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许多观众带着行李卷睡在戏院前等候买票，沙坪坝的学生看完戏步行回去已经天明，有的就在戏院里过夜。演戏是斗争，看戏也是斗争，台上台下都把这演出当作反对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大示威来看待。”①《天国春秋》在重庆上演，“戏剧由中华剧艺社首演于重庆，当扮演洪宣娇的舒绣文在台上悔恨地喊道：‘大敌当前，我们不能自相残杀’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②从中我们看到历史剧在抗战时期发挥的巨大的抗战宣传作用以及山城人民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热情。历史剧的文学性和历史性所共同承载的革命宣传和教育民众的意图发挥到最佳程度，这在特定的战争环境里强化历史剧的社会功用以争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抗战史剧由此对后来历史剧的发展带来的政治和史剧观念的规约也是引人深思的。

二、趋向成熟的史剧情境

在中国现当代历史剧的发展进程中，众多优秀的史剧作品，其动人的艺术魅力是来源于政治热情和对传统审美力量的继承？还是合理的史剧情境所产生的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先从概括史剧作品的具体情境入手吧。

首先来熟悉情境这一重要概念。情境作为戏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探究戏剧的奥秘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戏剧界的重视。但对于情境这一概念的阐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定。情境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最早始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家狄德罗，他把情境看作作品的基础。而在黑格尔那里，情境被认为是“总的世界情况经过特殊化而具有定性，另一方面它既具有这种定性，就是一种推动力，使艺术所要表现的那种内容得到有定性的外现。”③黑格尔在此强调了情境作为一种推动力的意义。谭霈生则从情境与冲突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其意义：“戏剧情境是促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客观条件，是戏剧冲突爆发和发展的契机，是戏剧情节的基础。”④邹红将情境概括为“情境是戏剧冲突的基础，是戏剧动作的前提，是戏剧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情境才真正是戏剧之本体，而我们通常认为是戏剧之本质的冲突或动作，其实不过是情境的某种外化或表现形式。”⑤从理论家们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情境是一种内驱力，是推动戏剧动作产生变化和戏剧冲突爆发的内在力量，是冲突爆发前的各种复杂因素的总和。因此，剧作家对戏剧情境的设置直接影响到戏剧艺术的成败。

优秀的剧作家善于巧妙地设置戏剧的情境，具体体现在复杂的人物关系的安排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是矛盾爆发的前提，是促使人物产生动作的直接动因，因此，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是情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如果人物关系过分单一，就很难形成戏剧冲突爆发的推动力，也就很难构成复杂的情境，戏剧性也就冲淡了。正如“五四”时期的历史剧，大多以独幕剧为主，戏剧缺少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例如郭沫若的《卓文君》中卓文君与父亲卓王孙的关系缺少独特的个性化表现，主要是代表着觉醒的青年和封建专制家庭的关系，尽管卓文君身上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但类型化的性格特征削弱了戏剧的艺术感染力。相比而言，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在表现时代精神的同时，独特的个性特征赋予人物更强烈的艺术魅力。剧中营造了较为复杂的情境，让潘金莲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揭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及其反抗的合理性。潘金莲与张大户的关系，潘金莲与武大的关系，潘金莲与武松的关系，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关系以及潘金莲与王婆的关系，并让潘金莲在与诸多人物的关系中揭示潘金莲强烈的个性特征，她的受损害的地位，她对爱与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她的反叛精神中迸发出的强悍的生命力。正是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中情境的安排，有助于塑造潘金莲的特殊的性格特征，使这一女性形象获得了心理深度，使她的形象有别于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善良贤淑、逆来顺受的性格特征，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一种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对中国现代话剧中的女性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

史剧发展到抗战时期，呈现出成熟与繁荣的景象。历史剧情境的安排也趋向于繁复与多变。有的历史剧中，一系列情节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情境。情境与情节的不同之处在于，情节是组成剧情的一系列的故事，也可以称为事件；而情境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其一，情境体现为一系列事件的总和，不仅成为剧情发展的内驱力，也起到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例如，郭沫若的《虎符》中安排如姬窃取兵符是在一种紧张激烈的情境中展开的。在如姬窃取兵符之前，剧作安排了一系列的情节：秦国军队兵临赵国城下，赵国派平原君夫人到魏国求援，魏安王却规劝赵国投降，赵国危如累卵，信陵君决定带三千门客前往赵国，但却无异与“以肉投馁虎”，这一系列的情节构成了尖锐紧张的情境，如姬在这种紧张的情境中成功窃得兵符，凸现了如姬为理想为正义献身的高洁品格。其二，情境又体现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总和，如上文对于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的分析。到抗战时期，史剧情境对于人物复杂关系的揭示更为成熟。

无可否认，情境的设置制约着戏剧艺术的成败，历史剧对于情境的安排影响着剧中历史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心理深度的表现，从而影响到对历史剧主题的体现。如果情节或人物关系过于单一，那么就无法创造出引人入胜的史剧情境。因此，史剧情境在体现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同时，也受到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制约。史剧情境除了受到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制约外，也受到史剧作家创作意图的制约。在抗战时期，为表现民族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剧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身上，希望通过他们的精神鼓舞、激发全民族的抗战热情，这种充满政治旨意的创作意图势必影响和制约着史剧情境的设置，让我们看到抗战史剧在艺术上趋向成熟的同时，政治的指向性也规约着史剧艺术的发展走向。抗战史剧情境的设置尽管也注重复杂的矛盾关系的体现，但大都处于政治或军事斗争的漩涡中，历史事件的选择也倾向于重大历史事件，重在表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尖锐复杂，对于史剧情境凸现人物的心理深度的作用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但更多的是人物的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的情感特征，对于复杂微妙的人物心理没有能够进一步深入探究，对于戏剧应重点表现的人性深度也没有能够进一步充分展开。

三、社会性与个性的偏离

中国现当代历史剧长期受到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制约，在历史剧的主题表现、情境安排方面都立足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或服膺于战争年代的需要，史剧中的历史人物也重在表现其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观念。社会学角度考量下的史剧艺术开创了历史剧开阔恢宏的审美风范，史剧主题和史剧人物都表现出崇高与壮美的气势。这是注重社会价值的史剧观念对于中国现当代史剧艺术的突出贡献，我们不能因为其创作意图的政治指向性而否定其取得的艺术成就。当然，我们在客观地评价中国现当代史剧艺术的利弊得失时，势必会注意到史剧艺术因单一地强调社会功用而在人物的个性特征方面呈现出的缺憾。

不可否认，中国现当代史剧艺术塑造了丰富复杂的史剧人物群象，例如，在黑夜里吟诵着《雷电颂》的屈原、主张合纵抗秦的信陵君、冒着生命危险窃取兵符的如姬、充满韧性战斗精神的郑成功、咬舌喷敌的葛嫩娘、胸怀国仇家恨抗击吴三桂的杨娥、出塞和亲的王昭君、忍辱复国的勾践……他们成为中国百年史剧艺术中性格各异而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共同丰富着现当代历史剧的艺术世界。这些艺术形象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朝代，有着迥异的个性特征，他们或嫉恶如仇、或深明大义，或舍生取义，或百折不回，在他们身上更多地集中了民族的传统美德，史剧作家的意图也是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在民族精神的传承上达到古为今用的创作意图。因此，史剧艺术中无可回避的事实便是这些历史人物形象身上都肩负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的社会属性被强化了，而作为生命本体的个人属性却被遮蔽了。

那么，怎样实现史剧艺术的持久生命力呢？是不是表现个体意识的史剧就一定会有所超越？人物形象的社会性与个性怎样实现统一呢？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解决史剧艺术的发展方向问题。史剧艺术应该继承和借鉴中外历史剧的艺术精华，同时借鉴经典现实剧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博采众长，实现史剧艺术向更高品格的戏剧方向发展。现代戏剧大家曹禺的经典话剧，对历史剧也是有启发的。曹禺的经典话剧之所以具备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达到世界戏剧水平，不仅仅在于其丰富复杂的主题内涵和成熟的表现技巧，更在于其戏剧作品中人物塑造的深度。而曹禺的历史剧没有达到其经典现实剧的水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曹禺在史学方面的限制，却恰恰是其历史剧中人物的塑造没有按照人物自身的性格规律去发展，而是成为观念的传声筒的原因。因此，史剧艺术作为戏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也是人学的艺术，应该重点表现人物的心理深度和思想深度。历史人物心理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表现出来了，历史剧主题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也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此外，历史剧中历史人物应该实现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真正清醒自觉的主体意识应该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与时代生活环境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在这种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民族意识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主体性，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⑥新时期历史剧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历史剧在整个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型中，逐步回归戏剧本体特征，以人学观念作为历史剧的核心内容，注重个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创作出了具有鲜活艺术生命的史剧艺术。历史剧应实现人物的个性和社会性、民族性、历史性的统一，才能创作出更高品位的史剧艺术。

注释：

①陈白尘.《和中央实验话剧院〈大风歌〉剧组谈话摘

要》，董建编.《陈白尘论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年版第230页

②田本相/胡志毅主编.《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卷一，山

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③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第254页

④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117页

⑤邹红.《作家•导演•评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第69页

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篇5

关键词历史德育素材思想活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引发了人们对当前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关注和思考，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应该对历史教学的德育功能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当今的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任重而道远，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更是迫在眉睫，历史学科在开展学科德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课程内容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德育的素材。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的渗透教学呢？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努力挖掘历史教材中的素材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它凝聚着炎黄子孙的思想、感情、智慧、意志和力量，是中华民族赖以形成、生存、发展的内在依据和巨大动力。我们历史教师要努力挖掘历史教材中的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方面的德育素材，促使学生能够在体验历史的过程中激发其情感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形成积极、上进的健康人生观。

例如在学习《现代中国的科技、教育与文学艺术》一节课时，教师可以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美国敌视新中国，想要扼杀新生政权，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以及美苏争霸，导致世界局势紧张的大背景的讲述，使学生认识到当时发展军事科技，如原子弹、导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在提高国防实力等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且联系当前形势，使学生进一步明确现代科技巩固了国防安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安定的外部环境，而且在一定方面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历史课本上有着许多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面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涌现出一系列的爱国将领和群众的爱国斗争，学生通过学习教材感受人民群众面对来犯之敌坚定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讲解将使学生融入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中。课后再让学生自己动手通过网络、书籍收集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列举书本以外的爱国实例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二、感悟典型历史人物的重要思想，对学生进行德语教育

中学历史教学道德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借助历史道德形象对学生进行道德行为规范、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等道德知识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道德观念与道德信念。历史老师要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行为作出分析和概括，使学生逐步建立起道德规范，认识道德行为的是非原则，

例如在学习《辛亥革命》一节课时，通过教师的讲读，首先让学生了解到辛亥革命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变。使学生深刻理解孙中山在维护和开发民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如兴中会与同盟会的成立，组织了武昌起义，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颁布了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出了：中华民国之，属于国民全体；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圆满完成了清帝退位历史性使命。从而对的名言有更好的理解：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让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培养正确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当然为了丰富德育教学效果，在选择提供典型的道德形象及丰富的评价材料时，既要选取正面的历史人物，也要注意选取反面的历史人物，使学生在鲜明的对比中深化对道德评价标准的认识，从正面引导和反面制止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德育教育渗透。

三、通过历史学科课外教学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德育素质

通过在历史教师的积极引导下，组织学生开展一定的结合历史知识的课外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更加浓厚，进一步开阔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能力，更有利于进行生动活泼的道德情操教育。学生的素质教育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由一个比较长的培养和训练期，绝非一年半载所能奏效的，我们应该为学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历史教学改革环境，充分发挥历史课外活动教学的育人作用，使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例如在学习了《思想》一节之后，可以带领学生到延安等革命老区进行参观访问和调查。对于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体会到进攻长沙遭到严重挫折后，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后，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到敌人控制薄弱的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一条有别于“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其主要依据是中国的国情和当时的形势。在课外教学活动中，循着历史的发展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生了解中国人民反抗腐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浴血奋战的精神和业绩，使学生知道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是极好的革命传统教育。在实际活动中促使学生的思想感情与家乡与祖国联系得更实际，培养他们为建设家乡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当代大学生历史使命篇6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byPrasenjitDuara,ChicagoandLondon: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有服从，人人皆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