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农业农村工作汇报篇1

【摘要题】现代社会史研究

【英文摘要】Thearticlegeneralizesthesocialandeconomiceffectsofpeasants"leavinghome"bytaking1920''''sand1930''''sasthebackground.Itthinksthatthephenomenaof"leavinghome"resultedfromtheruraleconomicrecession.Themostpeasants"leavinghome"affecthugelytheruralsocietyandeconomy.Therunningoffofstronglaborsnotonlyweakenedproductiveforces,butlostthefundamentalpowertoimprovetheruraleconomy.Itaggravatedthephenomenaofthelandlyingwasteandtherebeinglandbutnogains.Thoughthepeasants"leavinghome"didalittleusetoruralsocietyandeconomyingeneral,theactiveeffectsareunworthyofmentioning.

【关键词】“离村”/流民/社会经济

"Leavinghome"/Refugee/Socialeconomy

【正文】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如鲁西奇先生的《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王文昌先生的《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彭南生先生的《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以及本人的《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等（注：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光明日报》1993年7月19日。），都作了有益的探讨。但对农民“离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尚无专文探究。本文的研究，可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离村”就是农民暂时或永久地离开自己所居住的村落。“离村”情况复杂，流亡、逃难、参军、求学、投亲访友、出嫁、作官等，均在此列，但在“流民的国度”里，“离村”人口中，流民居于绝对多数，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离村率”作为检视流民问题严重程度的一根标尺。农民的“离村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的合力驱动，但农村经济的衰退是至关重要的，对此，笔者在《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中作过探讨（注：《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这里拟梳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有关资料，概述农民“离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被强制脱离物质生产资料的流民“已普遍于全国的任何穷乡僻壤，并且日益严重化了”（注：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第72页。）。流民问题的严重性，用“离村率”衡量，表现在农民离村人数的明显增加上。根据时人的抽样调查，可以计算出20年代中国农民的离村情况：

表120年代中国农民离村情况表

资料来源：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中译本），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111～113页；另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6～637页；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第71页。

据上表所示，2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的离村率，从1.44%～8.72%不等，平均为4.61%。历史进入30年代，农民“离村率”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列表如下：

表230年代中国农村离村率表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第173页。

显而易见，“离村率”较之2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份统计资料是综合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几千名分布在各地的报告员的上报材料得出的，虽然未将辽宁、吉林、黑龙江、蒙古、西康、、新疆等地离村情况统计在内，但仍具有普遍意义。据此，22省全家离村的农家数为1920746家，按一家五口计算，则为9603730人，加上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如果一家仅一人离村）3525349人，便大大超过了1000万人，而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农民离村问题之严重，今人瞠目结舌。

对同一地区的“离村率”进行追踪调查，更能显示出流民问题严重性的“动态”。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注：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其中定县最具有典型意义。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定县历年外流人口有如下表：

表31924～1934年定县历年外流人口统计表1931=100

资料来源：《民间》第1卷第7期；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882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定县历年外流农民有增有减，有升有降，但总的趋势是逐年递增，从1931年起，即扶摇直上，增至1368人，1932年再增至3367人，1933年更增加到7849人，而1934年第一季度农民离村人数竟一跃达到15084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3.771%，为1924～1933年十年中离村人数（18149人）的82%。这个统计令当时社会各界颇感震惊，这是因为，在全国1900多个县中，定县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生存环境比较稳定，更重要的是，它是“平教会”“复兴农村”的实验基地，每年有固定的投资（20万元左右），用于改良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定县作为全国的“模范实验县”，农民离村问题尚且如此严重，其他各县不待言而知，无怪乎有人惊叹，定县“农民离村的高度，一至于此！至于其他贫瘠的西北各省，几年来的天灾人祸，弄得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民离村的现象，更是报不绝书，大有‘旭日初升，方兴未艾’的感慨！”（注：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第72页。）

二

农民“离村”现象是农村凋敝的产物，农民的大量“逃脱农村”，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至巨。在“离村”的农民年龄构成中，青壮年——农村主要劳动力——农业生产的中坚，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年龄构成如下：

表4离村农民年龄结构表

资料来源：《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第76页。

上表大体反映出离村农民年龄构成的基本面貌。从表中不难发现，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刘宣、卜凯的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注：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第55～68页；刘宣：《二十四村离村人口分析》，《统计月报》第9号，第10～11页；卜凯：《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金陵大学，1929年，第143页。），流出去的差不多都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而留在农村的，“不过是老弱无生产力的人们”（注：康诚勋：《经济恐慌下的河北正定县农村》，《新中华》杂志第2卷第16期，第86页。）。这表明，在流民大潮中，精壮劳动力是主流。精壮劳动力的流失，对农业生产影响至巨，“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注：胡希平：《徐海农村病态的经济观》，《农业周报》第3卷第47期，第994页。）。这对于农村，“不仅减削生产力，而且因此失去优秀人才以为农村改进之基本”（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22、23、24号合刊，第98页。）。流民主要是农村经济衰退的产物，流民“逃脱农村”又加速农村经济的衰退，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中，因精壮劳动力流失造成农工缺乏，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记载普遍存在于全国。如“京畿一带以及城内无业贫民虽称众多，但……乡间之农作尤有缺少农工之叹。日前（一九二四年六月间）田间忽得透雨，地皆湿润，农民等以播种谷稼时机已到，于是咸皆雇觅农工，忙于耕种。不料农工竟不敷需要，以致大好良田，因乏工人不能耕种者，为数甚广”（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650页。）。再如河南杞县，“迭遭灾害，无地农民皆就食他方，农工缺乏，概因于此”；虞城县“近几年来，颇感农工缺乏。因兵燹匪患，水旱虫荒，天灾人祸，继续不已。青年壮丁散至四方，奔走生活”（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第68页。）；淮北萧县“年来天灾人祸兵匪交乘，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工多视农村工作苦且不安，又常终岁勤苦，不免冻馁，故多另谋出路，……以致农工极感缺乏”（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03～904页。）。

另一方面，有时我们又可以发现农工过剩的情况，这同样是农村经济衰退的反映，如在淮北泗阳县“近三年来感觉农工太多。其原因大多由于前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一般平民为维持生活计，不是卖地，即是借债，以致多数自耕农及佃户变而为农工，以谋生活”（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77页。）。农工缺乏，或农工过剩，与农村经济衰退、流民众多互为因果，使农村社会陷于无以自拔的困境。流民的流出与回流呈现出循环流动的状态。这种循环，固然有益于乡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但对农村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时人注意到，“都市人口或工业化人口，是经常不断地和农村农业人换流动，从而吸收农村精良性质的人口入于工业；又把劣质的人口复返于农村的”（注：汪疑今：《中国近代人口移动之经济的研究——江苏人口移动之一例》，《中国经济》第4卷第5期，第5页。）。下表所列上海某纱厂一年中工人退职情况，或能说明一些问题。

表5上海某纱厂一年中工人退职情况表

资料来源：《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1编，第371页；《中国经济》第4卷第5期，第6页。原表中数字有误，今照录。

从这份抽样资料显示的情况看，因家事、归家、结婚、生产等退职，当然不能谓“劣质人口还于农村”，但以怠慢、成绩不佳、身长不足、淘汰人员、及负伤还诸农村者，“则无疑地是劣质的人口”，仅此几项，即超过了退职总人数的30%。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仍滞留于城市，其余大部分回流，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流出的是精壮劳动力，回流的却是因各种原因淘汰的“劣质的人口”，如此循环流动，其恶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如时论所评，“这种疾病、伤残、成绩不佳的人口还于农村，是使农村农业劳动生产力退步的。在他方面，工业化人口，又在年龄精壮上吸收农村劳动人口，留老弱的劣质人口于农村，以抑压农村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注：汪疑今：《中国近代人口移动之经济的研究——江苏人口移动之一例》，《中国经济》第4卷第5期，第6页。）。这是不能忽视的。

三

农民，特别是精壮劳动力大批“离村”，不仅“致生产力日益减少”（注：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中译本），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139页。），而且给土地的开发利用带来严重后果，土地撂荒，显然成为流民“离村后之必然重要影响之一”（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22、23、24号合刊，第97页。）。如山东省在“兵祸、土匪和红枪会扰乱之后，又继以天灾，不仅地主阶级脱离农村，就是农民也都逃亡了。最剧烈的如沂县，全县人口，残存的仅有三成，耕地也都全部荒废了”（注：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中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第206页。）；四川安县等地因“政治不就轨道，兵匪蹂躏乡间，贪污土劣敲剥地方。一般农民或被迫而为匪为兵，或跑入城市作工。乡村农民太少，田地荒芜甚多”（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67页。）；甘肃“临泽的县城，还不如内地的一个市镇，但是这个弹丸之地的县城的农民，每年却要负担着六万元的烟亩罚款，这里的官吏和土劣，差不多是操着生杀之权。况且各方的军队在这里都是长年累月的住着，一次又一次的无限量的提取‘摊款’，农民一年忍饥耐劳的一些收获，统被取去不算，还时时要挨打挨骂！可怜这大批的农民处在这水深火热的厄运中，只好离开他们的破陋的房屋和祖宗的坟墓向别处跑！好好的田地也一天一天地荒废起来了。

据统计第四区，民十九年共上粮一千四百四十五石，到二十三年只上八百八十一石，减少了五百六十四石，按平均每耕地十亩承粮一石计，五年之内，荒去耕地，已占原来耕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比例可以普遍的说明甘肃河西（甘肃西北的一部分，河西——包括永登、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等十六县）各地的耕地荒废的情形”（注：余源昌：《甘肃的农村经济》，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11页。）；在宁夏，“出灵武北门，有几里的小沙窝，……由此向西北行三十里，所过皆为肥沃的荒地，原有的阡陌痕迹，与村落废址，至今仍历历明现于大道两侧荒野之间。现存村舍，寥若晨星之落落。本来所谓‘塞北江南’、‘鱼米之乡’之宁夏，因变乱与征敛的结果，人民逃散，若干地方已渐即荒芜了！”（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12页。）他如绥远、陕西、河北、湖南、江西等省耕地，“无论就固定基期或移动基期比较，均有减少之趋势”（注：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第45页。）。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土地弃耕与农民大量“离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农村“离村”，未垦之荒地，固然难以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就是已耕熟田，亦任其荒芜。统计数字最具有说服力。据农商部统计，1922年全国荒地面积计为896216784亩，占全国耕地和园圃总面积的半数以上（按农商部1915-1921年的统计，在中国21行省间，耕地和园圃总面积计为1745669003亩）（注：董汝舟：《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东方杂志》第29卷第7号，第15页。）。10年后，据1934年土地委员会的调查资料，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宁夏等20省572县，荒地计有1179201357公亩（注：参见拙著：《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6页。）。由此可见，“我国荒地面积仍在增涨之中”（注：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第48页。）。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一大要素，它的变动，当然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农民的无地化历来是流民涌动的一大源泉，近代亦然。农村中虽然多数农民没有脱离土地，但同时没有充分的土地可以利用而不得不受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这半封建性的农村土地关系，耕地的面积日渐的减少，而荒地的面积，反日益增加。这就可以证明中国农村半封建性土地关系的恐慌性”（注：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37年，第13页。）。近代以来，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人多地少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农工远逃，荒田无人种者太多”（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69页。），耕地撂荒，农业生产每况愈下，造成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常现象，不能不说是对近代中国病态社会的深刻反映。

“离村”农民，流离四方，造就出大批政府无法控制的流动人口，增加社会管理的负担，同时也使政府的田赋征收额大打折扣，如河北静海县，田赋实征额与额征数之比率，逐年俱减，1927年为87.15%，1928年为77.47%，1929年为76.45%，1930年为73.90%，1931年为70.20%，1932年减至69.69%（注：《大公报》1935年3月27日。），颇有江河日下之势。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全国。田赋征收额趋减，当然与农民无力缴纳、抗缴、逃粮、地权转移、死亡逃户等因素有关，但“有地无粮”现象日趋严重，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有地无粮”现象，据称，“普通多指下列数种情形而言：第一，农村秩序不安定，时遭匪祸，致农民在乡下不能安心耕作，逃难于都市，而坐使土地荒芜，田赋无法征收；第二，因天灾人祸与苛捐杂税之压迫，使全国农村，多濒破产，一般农民每日劳苦所得，普通常是不敷支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般农民多愿出卖其田地，而就食都市。但一方因田地出卖者过多，而土地之收买者又毫无利益可获，结果，农民往往以极贱价出卖其土地，而仍常苦买主无人。如此，农民除了弃地出走之外，别无他法。但把大好田地，弃之又甚为可惜，所以，有些农民，多把田地借给或托付其亲友代耕。而弃田不顾，离乡他往者也甚多。弃田他往者，田赋固无从征收；即借托其亲友代耕者征收也甚困难，因土地原主既出走，无法追究，而代耕者又非物主，常不肯代为完粮也；第三，地方不靖，一般大地主多逃居都市，田赋无法追究而其佃户又每每不肯代为完粮；第四，土地产权转移，而买主又非本地居民，致经征官吏，无从催收。这四种情形，也便是形成‘有地无粮’现象之要因”（注：程树棠：《中国田赋之积弊与其整理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7号，第90页。）。由此可以看出，出现“有地无粮”的原因虽复杂，但农村社会不安、农民“逃脱农村”是符合事实与逻辑的重要因子。

四

农民大量“离村”成为流民，毫无疑问，对农村经济产生许多负面效应，但不能谓毫无益处，除开非常因素如兵燹、灾荒等引发的流民浪潮外，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有利影响可以在“打工族”身上得到体现，无论他们流向何方。

摆脱经济上的窘困是一般农家子弟外出“打工”的原动力。他们无论是漂洋过海，还是流向中心城市，还是在农村地区横向流动，一旦谋到适当的职业，从小处讲，可以贴补家庭生活之不足，从大处观之，对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亦不无裨益。就拿“洋流”来说，他们弃故土，离家室，远涉重洋，闯出一条沿海农民公认的追求生活的海上之路。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仅推动着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缓解流出地经济困顿局面不无小补，他们的汇款源源地流入故乡，虽然为数不巨，但犹如给衰竭的农村经济注入“强心剂”，使之虚撑起超负荷的经济运转。这种情况，在平时不易为人察觉，但当“强心剂”缺乏，农村社会的不安立刻表露无遗。

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流民在海外谋生艰难，纷纷回国，加剧流出地生存竞争，而汇款大减，当地农村经济陷入泥潭，社会危机严重化。在广东，“有许多地方的离村人数，最近五年内不但没有增加，骤然间还要收容失业返国的华侨。……不经办事处而直接回乡的，当然更要来得多。所以像潮安农村中，这两年来农民人数反而增加了五分之一。广东的农村一面因为华侨汇款减去十之七、八而更是急剧地贫穷化；一面又因为华侨返乡而更要增加许多无业的游民”（注：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第66页。）；“汕头经济恐慌，银根竭蹶，由来已久。溯其远因，始于民国二十年间，南洋工商业受衰落影响，失业华侨，回乡日众。往昔华侨每年汇款回乡约有五千万元，此项现银经过汕头，银业界运用此项资财，作活动流通金融，农村购买力，亦因而增加。此为过去潮汕金融之活跃情况。二十年以后，归侨既众，生利者变为分利之人，……所以潮、梅少壮青年，在生活上、经济上，毫无出路”（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484页。）。在福建，“自一九三年，南洋经济衰落后，莆田出外谋生的侨民，一批一批的失业回国。不独华侨的汇款来源枯竭，社会上反添了很多失业游民”（注：朱博能：《福建莆田的农村金融》，《东方杂志》第32卷第8号，第86页。）。在广西，“岑溪和容县是广西出洋侨工最多的地方。容县华侨人数并无可靠统计，大约两户中间有一人以上在海外做工。以前每年华侨汇回款项约有三百万元；十八年起因受经济恐慌影响，汇款锐减；去年（一九三四年）汇款只有十余万元，仅及十六、七年的百分之五。近年华侨纷纷归国，使容县乡间骤然增加千万失业农民；依靠汇款补助家用的千万农家，更陷入朝不保暮的困境”（注：农英：《容县玉林两县农村调查日记》，《东方杂志》第32卷第18号，第107页。）。这些例子，可以反证“洋流”对于流出地农民生活及农村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补充”之效。

流向中心城市的流民，在外有所储蓄，同样可以增加农家收入，贴补农村经济之出超，法国著名学者谢诺就注意到，中国“大家庭消失的另一因素是在城市谋生的和留在农村的彼此分了家，有时是妻女在城里丝厂、棉纺厂、火柴厂或烟厂做自由工或包身工，有时是男的扔下家到城里工作，每月寄一点钱回去。一九二五年久大盐厂五百工人中有二百十一人给家寄钱，一九二六年有一百二十三人。汇款总数相当大，一九二五年平均每人每年寄二十三元，一九二六年三十九元。但低工资的不能坚持长期汇款，久大盐厂住塘沽的家属从农村迁到城市，因此在上海经常带家同住的，正是那些工资最低的，特别是由江北来的工人。只有有点钱或可能有相对稳定职业的，才能保证养活留在农村的妻儿，或至少可保证基本生活费用”（注：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见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561页。）。这种将“打工”所赚“每寄归老家”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22、23、24号合刊，第98页。）。就连广西这样的边远省份也不例外，据载：“近城市的农村中男子许多跑到城市去做苦力的，到农忙时有些是转回农村耕田，有些则全年做苦力。他的家庭仍在乡下种田，他做苦力所得的钱拿回去帮助他们的家庭生活。这点情形，在苍梧地方最容易看见。苍梧县属七区当中，离村男子数为一六九二人，占男子总数的百分之八，占壮丁总数百分之一八点四。梧州共有苦力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很多是由农村来的。他如南宁、柳州、桂林等比较大的城市所附近的农村，这种情形是一样的有的”（注：晶平：《广西的农村副业》，《中国经济》第5卷第3期，第107页。）。这是值得注意的。

在流民浪潮中，“闯关东”最引人瞩目。闯关的流民，特别是单身流民，无论为农、为工，抑或为商，只要有所收益，总是尽其所能，接济远方的家庭。“闯关”的山东人最具有典型性。不妨举出几个例子：

个案1郭宝孟口述：“我是1943年去东北凤凰城干小炉匠，时年二十三岁。那时家有祖父、祖母、父、母、兄弟五人，共计九人，因家庭生活困难，父亲让我去东北，希望能挣些钱回来。当时我还没有结婚，又有打铁的手艺，所以我答应去东北。同我一起去的共有四人，他们都结了婚。清明节起身，挑担步行到青岛，又坐船到大连再转旅顺口。我们四人，又步行到凤凰城，找到了老乡张学福，在他帮助下安了身干小炉匠。每年春节回家一次，带些钱来，当局不准多带，只准带五十元。”

个案2高绪远口述：“我上过六年学，1930年我去东北时，那年我十六岁。我舅舅在长春开副食品商店。舅舅回家把我带去。因为我有文化，就在他开的商店里当计帐会计。每月工资五十元。我每年都给家捎回些钱，是通过黄县福顺德钱庄寄回的，汇费百分之二十。”

个案3刘长泰口述：“我家世代很穷，在我小时候，家里只有一间房，一分地也没有。父亲十六岁（1894年）从蓬莱坐风船到辽宁营口。开始到店铺学生意，因上几年学，当会计，以后店家看着他有能力，便让他当采购，当时叫跑经济，经营烟土，来往于营口——上海——厦门之间，串通交易，能挣不少钱。他每年回家一次，捎回些钱来。

我上学六年，十五岁（1922年）跟着本村一个邻居到营口去找父亲。到那里开始学生意，……五年之后，……又去投靠表兄，在他那里挣钱也不少，常通过私人的钱庄往家寄钱”（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92、130、133页。）。

汇兑的需要刺激了银行钱庄业的兴隆，据称，“当时私人的钱庄，也叫私人银行。……这些钱庄在关内外两头都有人。在东北的收钱，并不往关内汇，而是就地搞买卖，靠关内各地的分钱庄付款，利钱很高，汇费要达百分之二十。莱阳人田和兴搞的私人钱庄就很厉害。他们总钱柜设在烟台，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分钱庄，关内的北京、济南、青岛都有他们的钱庄，各县有他们的联络户。他就是靠这套组织替闯东北的山东人汇款”（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第123页。）。

县农业农村工作汇报篇2

我县农资综合补贴资金主要来源于省财政下达的专项支出预算。

二、补贴资金使用范围

省财政下达我县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全部兑付给种粮农民（或种粮农户，含国有农场的种粮职工，下同），用于弥补因化肥、柴油等主要农资价格上涨造成的农民种粮增支。

三、补贴资金分配和补贴标准

（一）今年省财政按照省统计局提供的上年份各县（市、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进行分配，我县的补贴资金是以90197亩的粮食作物播种统计面积为基数，补贴标准每亩56.55元，补贴资金总额510.06万元。本着公平、稳定的原则，我县补贴资金按照年各乡镇（场、区）上报县统计局的90197亩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进行分配，补贴标准每亩56.55元。

四、补贴资金兑付

（一）兑付对象

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兑付对象为全县种粮农户。

（二）兑付原则

一是补贴资金兑付采取当年补上年的办法，即当年依据上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兑付补贴；二是向种粮大户倾斜，各乡镇（场、区）可从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中单独安排种粮大户奖励。

（三）兑付依据

各乡镇（场、区）应及时组织各村对本村年每个种粮农民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的核实、汇总，并由乡镇将核实、汇总的面积于2月25日前上报县农业局、统计局、财政局。县政府组织农业、统计、财政等相关部门对乡镇上报的数字进行核查，核查后的数字作为资金兑付的依据。

（四）兑付品种

结合本地实际，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兑付的粮食作物品种为国家确定的粮食作物品种范围内的水稻、甘薯、马铃薯、玉米、高粱、大豆、杂豆，粮食作物品种补贴范围，原则上不调整变动。

（五）发放形式及时间要求

2012年直补资金按照“县财政专户—农信社—补贴对象”的资金流向，发放形式采取“一折通”形式发放，力争在2月29日前将补贴资金兑付到种粮农户。

五、办理程序

（一）由各乡镇（场、区）负责组织，在历年“一折通”办理和综合补贴资金发放的基础上，以所辖村为单位填写农户新增、减少、变更信息情况表，并按实际种粮对象和播种面积填写“2012年补贴面积核对表”，由农户对各自的补贴面积进行确认签名后，汇总填写“村级种粮农民农资综合直补汇总情况表”和“综合直补发放审批表”，经核对审定后报送县农业局、统计局、财政局审批，同时将“2012年综合直补公示表”在所在村公示。

（二）县农业局、县统计局负责对各乡镇（场、区）报送的“2012年补贴面积核对表”、“村级种粮农民农资综合直补汇总情况表”和“综合直补发放审批表”进行审核，重点对补贴对象和综合直补面积进行把关，经审核确认后报送县财政局审批。

（三）县财政局根据县农业局报送的“综合直补发放审批表”，经过审批同意后拨付补贴资金。由农村信用社将专户资金直接打入农户存折，实行统一支付。

六、职责分工

（一）实行政府首长负责制，县政府对落实全县农资综合补贴政策负总责，各乡镇（场、区）对落实本地区农资综合补贴政策负总责，并实行乡镇长负责制。

（二）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由县政府具体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按职能分工，负责实施。其中：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的分配、拨付、兑付和监督管理工作；农业部门负责监测提供粮食播种面积等有关数据；统计部门负责提供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物价部门负责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的监测，测算农民种粮成本等工作；审计部门负责农资综合补贴政策落实各有关工作的审计，查处有关违法违规事项；监察部门负责农资综合补贴政策落实工作的效能监督，查处有关违规违纪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七、监督管理

（一）除按上级财政部门要求用于粮食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增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外，下达到各乡镇（场、区）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应全部兑付给种粮农民或奖励种粮大户，不得截留、挤占、挪用，确保资金安全，做到专款专用．

（二）县财政、监察、审计、农业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农资综合补贴资金的分配使用和兑付等环节实施全过程监督管理。及时查处落实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工作中违规违纪行为和事项，追究违规违纪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县农业农村工作汇报篇3

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特别是十七大以来的五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历史性地站稳了1万亿斤大台阶。在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发生新一轮粮食危机的情况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丰衣足食、喜气洋洋”，对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极为难得，极为重要。

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收入渠道不断拓宽，农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成果。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增加到去年的6977元，8年里年均实际增长8.6%。在农民收入来源中，家庭经营性收入稳定增加，工资性收入成为重要来源和支柱，政策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明显增加。农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从温饱走向富裕。

现代农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生产方式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十年来我国农业设施装备条件、良种良法推广应用、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现在，主要粮食品种良种覆盖率达到96%以上，单产提高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80%。2011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3.5%，比五年前提高5.5个百分点，科技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支撑。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54.8%，比2006年提高16.8个百分点，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由千百年来以人力畜力为主向以机械作业为主的重大转变。

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好形势来之不易，主要得益于“政策好、科技强、工作实、市场旺”，最根本的还是中央政策好。十报告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专题阐述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了党关于“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政策理念，必将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开创崭新局面。

报告强调“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体现了我们党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三农”工作的科学定位。我国仍然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农民实际仍占大多数、城乡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解决好“三农”问题任重道远，必须把“重中之重”的要求贯彻于现代化建设始终。

报告提出“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是对解决“三农”问题路径的顶层设计，也是我们党关于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科学思考。为此，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把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才能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未来5到10年，是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国农业也到了高投入、高成本、高价格的阶段。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精神，全力以赴把现代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千方百计保持粮食稳产增产，千方百计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加，就一定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人民日报）

献礼十高唱青春曲大学生村官主题书籍出版

11月9日下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北京江苏大厦召开《大学生村官计划：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选择》和《我是大学生村官党代表》两本新书会。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及当选党的十代表的大学生村官王淑媛、石磊、邢镭出席了此次会。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是中央从党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着眼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骨干力量、改善基层党政干部来源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从2008年全面实施以来，取得明显成效，先后有30多万名高校毕业生走上大学生村官岗位，用知识和热情为党的基层建设和新农村发展服务。在此过程中，大学生村官近距离了解了民生民意，培养了与群众的深厚感情，掌握了实践本领，磨砺了意志品质。大学生村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响亮品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战略意义初步显现。这次地方党委换届，有33名大学生村官当选省级党代会代表，更有4人当选党的十代表。

作为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5年来的回顾与展望，这两本书分别从宏观、微观角度出发，全面总结了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发展历程及计划推行以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弘扬了大学生村官的奉献精神，彰显了当代青年党员的精神风采，向大学生村官这一优秀青年群体献上一曲青春颂歌，也是向党的十隆重召开献礼。

这两本新书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二局策划编写，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出版中心配合实施出版，将鲜活生动的事例与感性质朴的文风相结合，用“大白话”讲“大道理”，在保持思想性、理论性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了可读性，体现了新时代党政图书的风采。

（农民日报）

邮储银行全国率先试点农村手机支付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于今年7月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云岭村和四川省成都市郫县战旗村试点，推出专门针对农村用户的手机支付业务“汇易达”。

邮储银行将2012年定位为电子银行发展年。而在基于70%以上的网点位于县及县以下的现实之下，邮储银行选择了与他行不同的发展道路。

多家银行推出手机支付业务争抢城市客户，邮储银行却反向进入农村市场，其逆向选择的背景在于：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增强对农村和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人民银行也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各金融机构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把持续改善农村支付结算环境作为金融服务工作重点，积极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12年4月，人民银行召开农村地区手机支付试点工作座谈；5月，邮储银行启动了农村手机支付项目；7月16日，在经过前期调研后，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云岭村和四川省成都市郫县战旗村两地展开试点。

针对多数农村用户“低端手机较多、不会上网”的特点，邮储银行选择了“化繁为简”——通过手机贴膜卡技术摆脱了传统手机支付产品必须依托手机上网功能的束缚，将一张薄如纸片的贴膜卡与手机SIM卡贴合，与客户的邮储银行绿卡或存折账号绑定，客户通过SIM卡功能菜单的操作即可实现手机支付。

为了贴合农村客户的实际需求，邮储银行农村手机支付业务提供的汇款业务，除提供银行卡账户间的行内转账汇款、跨行转账汇款外，还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邮政特色的按址汇款和密码汇款服务。邮政特色汇款服务，可将资金汇给偏远地区，没有银行金融服务网点、没有银行账户也可进行汇款。

此外，邮储银行还针对农村客户销售农资、缴纳通讯、电费等公共事业费用等生产生活需要，提供了农资结算、便民缴费服务。针对农村地区信息缺乏的实际情况，邮储银行每周搜集与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信息，发送给农村地区客户，让农村居民及时了解国家关于服务“三农”的动态，为农村客户提供了一个金融服务和信息服务的专属平台。

县农业农村工作汇报篇4

4月8日，全县宣传工作会议在县财政局会议室召开，会议上宣传部主要领导宣读了2007年思想宣传工作方案以及评分标准，精神文明办陈颖林主任宣读了黑河市2007年全市精神文明工作会议精神，刘剑利部长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工作报告，我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二人参加了会议，现将此次会议精神落实情况向县委宣传部做如下汇报：

4月12日，我镇召开了七届十二次党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2007年全县党建工作，之后党委副书记郑国锋同志在会议上汇报了全县思想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主要汇报了县委宣传部的考核细则以及刘剑利部长的工作报告，并结合我镇的实际工作制订了2007年全镇思想宣传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如下）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镇的思想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理论武装工作、新闻宣传工作以及文化文艺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软件材料还受到了县委宣传部的好评，总体成绩比上年又进二名，居全县第三名，这是我们双山镇思想宣传工作取得最好成绩的一年，在2007年的宣传思想工作中，我们会制定出一整套的工作方案，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完成好各项工作。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7大全会精神，推进我镇经济社会快发展大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智力支持、舆论环境和文化条件。

二、具体任务

1、重点抓好中心组、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工作，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认真制定全年的学习计划，继续按照每星期三、四的两天早会时间进行理论学习，并且邀请县党校、记者站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来我镇讲课，借助外力提高自身理论武装工作。

2、新闻信息工作要继续加强，在上一年的搭建信息传播平台的工作基础上，重点抓好完善和管理，不断提高信息平台的带动辐射作用。积极宣传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好政策、好项目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3、文化文艺工作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思路，强化精品生产创作，不局限于扭扭秧歌、跳跳舞的范围，要扩大范围，尽量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比如：举办画展，挑选出民间的业余画画爱好者，集中展出他们的作品，最好是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材为背景。举办竞技比赛，全镇范围内在农闲时间开展一次农民运动会，展现出新农村的新气象。

4、精神文明工作还是要以展新村为示范村，进一步深入开展“整庭院、治脏乱、修好路、植足树”四项工程，建设环境整洁的新农村。认真开展好“十星级文明户”工作，把各村的符合要求的文明户按照程序选出来，带动其他家庭向其学习，以点带面，最终使全村都达到十星标准。

县农业农村工作汇报篇5

一、村经济合作社换届选举相关工作

我首先翻阅了2013年常山县村经济合作社换届选举工作手册、了解到关于村经济合作社换届选举要做的具体工作有哪些，其次根据2013年常山县村经济合作社换届选举工作手册和浙江省农业厅关于做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意见（浙农经发[2017]3号）的文件相关要求，我又重新编写了2017年常山县村经济合作社换届选举工作手册，这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我也都有向领导和身边的同事请教。

村委换届选举的过程中，我随时随地关注动态，接收县政府发送过来人员审查名单，及时联系乡镇相关人员进行审查，争取最快的速度将审查结果反馈给县政府，确保选举工作的顺利开展。

选举工作结束后，我又将审查人员名单的纸质版交于分管领导签字盖章并及时送到县政府。

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

事前，下发文件。向各乡镇发放关于完善《常山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办法》(常农业[2017]38号文件）的通知等文件、让其熟知文件内容以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上报的相关要求。然后我们农经站召开了相关会议，针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这项工作的相关情况和以往存在的问题对各乡镇的农经员进行指导解疑。

具体操作程序是耕地地力保护面积由村民向所在行政村申报，准确提供户主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补贴耕地面积等基础信息资料。然后村级进行初审、乡镇核查。各乡镇（街道）对各行政村核实上报的补贴面积核实汇总表、申报表等申报资料进行认真检查、审核、汇总和公示，乡政府负责人、经办人要在汇总表上签署审核意见，乡、村补贴申报登记汇总表要在乡政府公示栏张榜公示。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这项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后续有待完成的工作还有：1、筛选抽查。在14个乡镇中进行补贴面积抽查核实，看是否存在漏报，乱报，多报田亩数的情况并且要给予解决。

2、县农业局、县财政局审核发放。经县农业局抽查后，根据实际申报情况将全县补贴情况分批汇总到县财政局，县财政局对县农业局提供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合规性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由县财政局、县农业局联合下发补贴资金文件以及补贴金额的发放。

这些后续工作我会争取在今年八月份完成。

县农业农村工作汇报篇6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稳定面积、提高单产、优化结构、改善品质”的原则，对农民种植小麦、玉米、水稻、花生和棉花进行良种补贴，鼓励农民使用优良品种，加快良种推广步伐，推动粮食生产整体水平全面提高，促进全县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二、任务目标

一是完成77.29万亩小麦良种补贴项目任务，每亩用种量为15斤，统一供应优质小麦良种1159.35万斤。二是完成8个项目乡镇1.6万亩花生良种繁育基地补贴任务。三是按照核定的面积抓好玉米、水稻和棉花的良种补贴任务。通过实施良种补贴项目，力促全县小麦、玉米、水稻、花生和棉花单产水平进一步提高，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品质进一步改善。

三、补贴的范围、标准、方式和对象

（一）补贴范围。

除花生项目补贴限在项目乡镇实施之外，全县范围内种植的小麦、玉米、水稻和棉花实行良种补贴全覆盖（含农场）。承租别人土地的，由承租方和出租方按双方约定，在土地所在村申请补贴。

（二）补贴标准及方式。

1、小麦和花生补贴。

小麦：每亩补贴10元（每斤贴0.67元），共计补贴772.9万元；补贴后小麦良种1.27元／斤。小麦良种补贴采取差价供应良种的补贴方式，即全省统一政府采购确定供种企业和价格，良种补贴补到企业，农民支付差价款购买良种，中标企业供种到户，良种补贴以良种形式补贴到户。

花生：按照14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贴，荚果用量40斤／亩。花生良种补贴采取差价供应原种的补贴方式，即全省统一政府采购确定供种企业和价格，农民支付差价款购买原种，中标企业供种到户、农民种植原种并将生产出的良种用于第二年花生大田种植。补贴后价格将在全省统一招标后定价。

2、玉米、水稻和棉花补贴。

玉米：补贴标准为每亩10元；按照核定的前出苗的实际种植面积进行补贴。

水稻：补贴标准为每亩15元；按照核定的前插秧的实际种植面积进行补贴。

棉花：补贴标准为每亩15元。按照核定的前出苗（移栽）的实际种植面积进行补贴。

二、严格核定玉米、水稻和棉花种植面积

（一）种植面积核定的组织与实施。

种植面积核定工作主要由乡镇（含街道、开发区，下同）、村两级负责组织实施。乡镇政府为第一责任主体，村民委员会为具体责任人，村民委员会要在乡镇人民政府的组织监督下，做好本村种植面积核定工作。

（二）种植面积的核定办法与统计上报程序。

1、农民自报面积。种植玉米、水稻和棉花的农民，在当地政府的统一宣传、发动和组织下，填写《到户清册》，实事求是地按时自报玉米、水稻和棉花的种植面积。

2、村委会核实面积。村委会采取直接丈量的方法核实农民自报面积，即通过统一组织，对每个农户实际种植的玉米、水稻和棉花面积，逐一地块丈量予以核实。

3、村级公示。村委会丈量核实后公示分户农民的不同种植作物面积和品种，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内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复核认定。

4、村级上报。经公示没有异议后，由村委会确定本村玉米、水稻和棉花的分户种植面积和品种，填写《村汇总清册》，并经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和村会计共同签字后，上报乡镇。

5、乡镇汇总公示。乡镇汇总审核所辖各村核实的玉米、水稻和棉花种植面积后，填写《汇总表》，分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天，公示期内有异议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复核认定。

6、乡镇上报。经公示没有异议后，各乡镇财政所按照省财政厅财政涉农补贴资金“一本通”信息管理系统的程序和格式要求进行数据录入、汇总，把《汇总表》以乡镇人民政府正式文件并经政府法人签字后分别上报县农业局、县财政局。

乡镇要收集、保存乡镇、村两级公示影像资料，以备省、市抽查。

三、扎实做好小麦和花生供种工作

（一）及时落实供种计划。各乡镇要适时召开小麦和花生供种会议，层层签订责任状，搞好宣传发动，引导农民使用全省统一政府采购的良种，按规定数量把小麦和花生良种落实到村到户。小麦良种供种工作要于月底前完成农户自报、汇总和差价款的收缴工作。花生良种供种工作要于月底前完成。

（二）分级建立供种档案。按照“县有区域图，乡镇有面积汇总表，村有供种清册，户有供种（订单）卡”的总体要求，建立良种补贴项目到村、到户明细档案。乡镇面积汇总表一式两份，分别由乡镇农技站和县农业局保管。

（三）保证供种质量和时效。各乡镇要配合供种企业负责搞好收取种子差价款和购种供种到村到户工作。农业部门要安排有质检证的专业人员负责种子质量抽检存样，对不合格种子及时封存或退货，杜绝劣质种子进入项目区。供种企业按照与省厅签订的供种合同要求，提供质量合格的小麦和花生良种，依据面积落实表和供种清册，按时、保质、保量供种到村、到户，保证不误农时。

四、加大良种补贴监管力度

(一)实行良种补贴和供种公示制。要全面实行公示制度。要以村为单位，对补贴农户、补贴数量、补贴金额和供种价格等进行张榜公布；公开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保证项目资金使用公开、合理、合法。

(二)管好用好良种补贴资金。财政部门要按照项目要求，及时足额拨付良种补贴资金，切实加强对资金的监管力度。供种单位要设立专门帐户，确保补贴资金用于优质专用良种的生产、采购、加工、运输、供应等补贴环节，足额兑现到农户手中。良种补贴资金要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套取良种补贴资金。

（三）加强监督管理。供种期间，农业和财政部门要对良种补贴情况进行全面督导，及时发现和解决良种补贴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供种结束后，县农业、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写出总结报告。收获前，农业、财政部门要对项目区的面积落实、种子质量和价格、资金到位、档案建立等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处理。对违反补贴政策，截留、套取补贴资金的，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