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篇1

摘要：延安时期，新闻事业作为共产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这样的历史责任就使得延安新闻工作具有区别于一般新闻工作的新闻伦理观，推究其明显的党性和阶级性形成原因，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息息相关。

关键词：延安时期;新闻伦理;职业道德

新闻伦理学是伦理学与新闻学嫁接的结果，是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科学。“新闻伦理属于职业伦理的一种，是指从事采访、编辑、出版、播出、经营、管理等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是媒体及工作者处于自律的要求而制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1]。延安时期的新闻伦理观主要体现为毛泽东新闻伦理思想，是毛泽东及其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新闻观念的结晶，这一时期逐渐成熟的新闻伦理观奠定了共产党新闻伦理思想的基础。

一、延安时期共产党的新闻伦理观

“新闻职业道德原则是指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法则和道德标准。这些道德法则和标准大都是一定阶级和政党根据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所决定的，它体现的是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方向和行为准则”[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职业道德原则主要体现为：

(一)党性原则

新闻媒介作为党的喉舌，在发挥作用的时候，难免渗透着党的利益、思想，代表党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理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观来影响引导舆论，教育激励人民。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关于新闻工作的方针、原则、立场等问题，中共中央及其主管部门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指导。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发表的公开讲话、文章、社论、指示等等，基本都牵扯到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问题。延安整风运动，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基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较为系统的新闻观——新闻工作党性原则问题。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原则

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其最高宗旨可概括为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的新闻事业，作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的一部分，根本宗旨也可归结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2年，《解放日报》社论把“党性”和“群众性”列为党报的工作原则和基本品质，在这篇《致读者》的社论中，中共中央指出：“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3]。《解放日报》这篇社论所阐述的“群众性”原则，正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这也是党的新闻事业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本依据。

(三)爱国主义原则

中华民族从来就有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在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都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九·一八”事变后，“速息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海内外各界同胞的共同心声，中共适时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新闻传播处处体现了爱国主义原则。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改版，爱国主义原则空前彰显。《解放日报》与国统区的《新华日报》遥相呼应，成为我党在抗战期间指导根据地和国统区人民进行斗争的两大刊物。

(四)实事求是原则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其工作作风。

按照实事求是原则，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首先在报纸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和揭露。1947年6月25日和26日，连续发表了《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公开揭露了13条失实新闻。由此在陕甘宁边区新闻界掀起了一场反“客里空”运动。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又发表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明确地指出：记者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你们不能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式的态度，而应当采取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做工作”[4]。反“客里空”运动进一步确立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

(五)正确的舆论导向原则

“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党对新闻事业的一贯要求，也是延安时期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不同媒体通力协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一种舆论强势。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建成，地处荒山野林，荆棘遍布，野兽出没，但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广播播出国内外新闻以及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共产党还在1941年12月，开办日语广播，侵华日军为主要的收听受众，这也是为抗日反战制造舆论的需要。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抓住大好形势，不断提高播音质量，各地民众都能通过广播收听到全国抗战的消息，及时通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也是延安台非常重视的任务。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通过延安台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及时了解最新形势，更增强赢取战斗胜利的信心。

回顾历史，延安时期，我国新闻事业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振兴立下汗马功劳。

二、延安时期新闻伦理观形成原因探析

延安时期的新闻伦理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新闻事业带有明显的阶级色彩，推究其党性和阶级性形成原因，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息息相关。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地传播

马克思为世界无产阶级开启了新闻宣传的先河，指明了新闻宣传的方向。马克思要求新闻工作者应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捍卫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对任何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新闻要求必须坚守其真实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都必须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马克思说“报刊的本质是真实的和纯洁的”[5]。他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和“谁在表达社会典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作为划分好坏报刊的标准之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宣传及其影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反思新闻媒介在战争时期的特殊作用，共产党人总结了运用手中的新闻媒介，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通过广泛的宣传形成舆论影响的方法和技巧。这一时期，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之风开始兴盛，新闻媒介的作用得到很大彰显。共产党人在办报的过程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宝贵理念，并结合中国国情和民众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所肩负的崇高使命和现实情况，对党报的性质、功能等作了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进一步深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实践。

(二)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历史使命

作为一定文化形态的报刊，是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之上的，并为巩固其经济基础服务。新闻媒介带有政治性，尤其在战乱纷争时期更显示出其政治性、阶级性的特点。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从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的无产阶级要担负起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一方面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要创办属于党的新闻媒体，进行一定的、行之有效的宣传，使党的纲领方针能最大程度被广大民众接受、领会，这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保障。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新闻媒体是属于共产党的媒体，是无产阶级进行舆论宣传的工具。当时，纸媒作为最广泛使用的媒体，党报切实遵循党性原则，严格遵守党的立场。政治家办报成为延安时期一道风景，通过加强对新闻事业从业者的领导，实现新闻工作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及其丰富的新闻实践

“伟人成就历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伦理观的形成，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1936年12月，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确立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则要追溯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确切地说是在延安的政治局会议，这时期也正式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领导地位的确立，保证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顺利推行。毛泽东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刊《湘江评论》，亲自撰写了许多洗练精悍的短评，其立论鲜明，文笔犀利;第一次国共合作顺利实现后，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全力担负起工作职责，很多共产党的新报刊在此时期生根发芽，诸如《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解放日报》等。历史证明，这些报刊在团结动员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努力把他的新闻理念贯穿在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里程中，使得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闻学日臻成熟。

(四)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特殊需要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相继失守，新闻媒体在这声势浩大的救亡图存形势下，全面海量地爱国信息。随着抗日战争在中国的打响，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者在毛泽东正确指示下，开始创办各种地方性的通俗报刊，使得广大民众能通过新闻媒介获知抗日最新消息，敌前敌后的广泛宣传，大大提高了普通劳动者的民族觉悟，激发了捍卫民族尊严的使命感和热情。正是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民族独立强化了延安时期新闻媒体作为政府舆论宣传工具的角色。那么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再一次让新闻媒体担当了为人民争夺政权的武器。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延安新华台每次播音增加半小时《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主要内容是向国民党军队宣传战争的形势，讲解我军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还用大部分时间播送起义和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名单，还报道他们到了解放区以后的生活，当时国民党军因此起义和放下武器的军官为数不少。延安时期新闻伦理观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宝贵精神财富。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长期残酷的战争使得任何理论探索都不够十分理性，近代中国新闻传播理论本身发展不够等。所以，延安时期新闻伦理呈现出鲜明特色的同时，也有需要探讨的问题存在。

参考文献

[1]郎劲松.传媒伦理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2]蓝鸿文.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社，2006.

[3]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篇2

面对5月12日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国媒体迅速出击，谱写了感人肺腑的“灾难新闻进行曲”，及时、透明、全面、丰富地呈现了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呈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奔赴灾区组织指挥抗震救灾的过程，呈现了灾区人民和全国军民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空前团结与骨肉同胞之情……从而赢得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好评。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我国学界作了及时的分析评论，高度评价“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必将载入国史！”[1]

通常，人们把关于地震的报道纳入“灾害报道”或“灾难新闻”或“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范畴加以探讨。在业务操作层面上，这是相当准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这些范畴基本上局限于媒体的新闻报道视角，理论概括或理论抽象的程度不足，大大限制了理论分析的拓展空间。在社会学的视域中，无论是“灾害”或“灾难”，还是“重大突发事件”，相对于常态的社会运行来说，往往都是产生重要影响乃至破坏作用的“危机”。而危机信息的，危机处理的报道，就构成了危机传播的基本使命。比较而言，“危机传播”这一范畴比“灾害报道”或“灾难新闻”或“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更具有理论的概括力与解释力。危机传播至少包含了两个具有密切联系的传播主体及其传播行为，一是作为解决危机的责任主体——政府及其信息，一是作为报道危机解决过程的传播主体——媒体及其新闻报道。正是这两个主体的相互配合与信息博弈，危机传播才能有效地促进危机的解决。

如何开展危机传播？迈克尔·里杰斯特在《危机公关》一书中根据大量的案例经验，提出了著名的“3T”原则：Tellityourown（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it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itall（提供全部情况）。“3T”原则是对西方国家危机传播的经验总结，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果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我以为危机传播的首要准则就是“开放”。5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废墟上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救灾采取了开放的方针。”其实，“开放”不仅是汶川大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

从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可以分析出三个层面。第一，信息开放。救灾主体，也即危机处理的责任主体——各级政府遵循信息公开的原则，及时地震灾情。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0多分钟就发出了第一条快讯，播发的英文快讯领先于所有外电，比法新社早6分钟，比美联社早8分钟。第二，媒体开放——允许记者自由前往灾区采访，允许媒体自由进行救灾报道，甚至允许外国记者前往灾区采访和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开放举措。唯其如此，中央的媒体，四川的媒体，全国各地的媒体，外国的媒体，平面媒体，广播电视媒体，网络媒体，……众多的媒体一齐上阵，以文字、图片、视频、博客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报道抗震救灾的全过程。第三，救灾开放——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不仅积极组织抗震救灾，而且允许自愿者、允许非政府组织、允许外国救援队前往救灾，从而使救灾行动获得了最为广泛的社会动员与国际支持。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这种让社会各界参与危机解决过程的救灾开放，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开放。除了救灾行动的社会开放而外，信息开放与媒体开放构成了危机传播开放原则的基本内涵。

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之所以受到高度评价，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最集中、最全面、最生动、最充分地体现了危机传播的开放性原则，从而开启了当代中国灾难新闻或危机传播的新纪元。在当代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灾难发生后的责任主体与传播主体都把灾难当成所谓的“负面新闻”而刻意回避，20世纪50年代王中教授“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2]的说法，就深刻地折射出灾难发生时的“不闻”（不报道）策略。只有灾难已经平复，才公开具体的灾情。于是，“新闻”也就变成了“旧闻”。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事实，直到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底才首次披露；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大地震死亡15621人，直到2000年1月5日举行30周年祭时才首次公布。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公开性原则。此后又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特别是2003年非典事件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终于在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或许是历史的巧合，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正是在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十余天后进行的。由此可见，危机传播的开放性原则在当代中国已取得了合法性。

应当充分认识到，危机传播的开放性原则是由现代社会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促成的。首先，这是民主社会中满足公众安全与知情权进而激发民众参与危机处理的必然要求；其次，这是信息社会或者说媒介社会中各种传播媒体高度发达而又相互竞争的必然要求；再次，这也是风险社会中危机的责任主体重新塑造良好形象、传播主体打造公信力的必然要求。

当我们为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从事实上确立了危机传播的开放性原则而欢欣鼓舞之时，我们不能只强调开放，否则，“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3]这是因为，危机传播的最终目的是促成危机的化解，而危机的解决过程又必然要求危机传播在开放的同时要加以必要且适当的控制。如果说开放是危机传播的首要原则，那么必要而适当的控制则是危机传播的内在要求，是危机传播的重要原则。

荷兰莱登大学危机研究专家乌里尔·罗森塔尔（Rosenthal）认为：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4]罗森塔尔的定义实际上涵盖了危机事件的三个本质特点：首先，危机事件的时间压力：突发性与紧急性；其次，危机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最后，危机事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正是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影响的社会性，危机很可能“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造成新的风险与危机。因此，任何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都必须对有关的信息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使危机传播有利于危机的解决。

在危机事件的解决过程中，控制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信息的控制。危机的责任主体——各级政府在灾情的过程中，既要及时真实的灾情信息，又要对灾难中可能产生或正在出现的传言乃至谣言给予高度重视，及时澄清事实真相，稳定人心，保障抗灾救灾的顺利进行。在汶川抗震救灾过程中，政府部门对于各种不实谣传及时召开新闻会以正视听，从而有效制止了谣言的扩散，就是十分成功的经验。其次，是媒体传播的控制。媒体对灾难新闻的报道，必须努力实践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新闻准则，对一切不利于抗灾救灾的报道加以严格的审查，形成万众一心共同救灾的舆论环境。汶川地震发生后，有论者和媒体发表所谓“天谴”的无稽之论，受到国人的一致谴责，不正表明了媒体传播控制的必要性吗？再次，是救灾参与的控制。各种社会力量介入救灾的过程必须是帮忙而不是添乱，为此，灾难或危机的责任主体与传播主体对于社会各界自发的救援行动要加以必要的引导，从而形成救灾的有效合力。在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中，就一度出现自愿者准备不足反而需要救援的尴尬情形，幸亏政府部门和媒体及时加以引导，才避免了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显然，除了救灾参与的控制，信息的控制与媒体传播的控制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应当认识到，对危机传播进行必要的控制，并非是要回到过去刻意回避灾难、“报喜不报忧”的传播模式，而是要求信息与媒体传播做到最大程度的有序化，避免出现因危机传播失误而引发新的社会风险或危机事件。像地震之类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是人类无法避免而只能预防和救助的“天灾”，但“天灾”中也可能包含了“人禍”，譬如政府官员对抗震救灾组织不力而导致受灾群众未能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譬如社会各界支援灾区的捐款没有得到合理使用甚至被挪用而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一类救灾时期的“敏感”信息，媒体可以而且应当予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必须讲究时机，适可而止，不能任意放大，否则就会引起新的问题，干扰抗震救灾的中心工作。研究表明，在当代风险社会中，如果单个组织及其成员只对本组织或本部门负责，就可能造成风险影响范围的扩散、影响后果的扩大，出现所谓“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5]。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任何国家在解决重大危机事件的过程中都会加强对危机传播的控制。在2001年“9·11”事件中，美国之音电台台长惠特沃恩以及国际广播局局长不顾美国国务院官员警告，较早播出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领袖奥马尔的专访，结果在10月1日被撤销职务。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理论上说，重大危机事件的产生和解决过程，其实是整个国家与社会的非常时期。在非常时期，媒体传播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危机事件的妥善解决，既要接受危机的责任主体——政府的必要控制，又要加强自律，强化社会责任，及时化解现实危机与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风险。

当然，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必须建立在开放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在这里，控制就是“加以规范”，或者说是“使其符合规范”，而这个规范是指社会良性运行的规范。因此，“控制”与过去那种对信息、对媒体传播的全面“管制”或“禁止”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只要是“规范”，就含有某种程度的“约束”之意。如此，“控制”与“开放”具有某种程度的对立性。危机传播一方面必须承认这种对立性，一方面又必须把握其内在的统一性。

有人认为，“所谓危机传播，是指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和事件，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及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社会传播和新闻传播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6]如此定义危机传播，意味着危机传播必须在“开放”与“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内在的统一。

问题在于，危机传播如何在实践中把这种必要的张力与内在的统一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我看来，主要是在以下两个方面达成有机的结合。

首先，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达成“开放”与“控制”的有机结合。一般地说，危机应对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的危机预警，中期的危机处理，后期的危机调控。相应地，危机传播也就包含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危机预警传播、危机处理传播和危机反思传播。当然，某些危机，譬如地震、海啸很可能突然暴发，人们还来不及预警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危机预警传播可能很短暂，也可能处于缺失状态，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就没有预警传播环节，而以危机暴发为起点。显然，不同阶段的危机传播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报道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有学者指出传媒一定要有“报道阶段”的意识，譬如在迅速报道了地震灾情之后，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如何稳妥地报道，如何抚慰公众的心灵，便是传媒要做的第二步工作的重心。同时，还要想到第三步、第四步，以便主动、灵活地协助抗震救灾的诸多工作。[7]这种“报道阶段”的意识，实际上要求媒体在不同的阶段突出某些信息，同时又自觉地控制某些信息。这样一种做法，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议程设置过程。而这样的议程设置过程，正体现了“开放”与“控制”的有机统一。

其次，在危机传播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开放”与“控制”的有机结合。危机事件的发生与解决千头万绪，危机传播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信息内容，每一个方面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都需要适可而止。像汶川大地震中过分悲惨的场面就不宜渲染，对地震中刚被解救出来的受灾者特别是老人与儿童的内心感受不宜过分追问，对抗震救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应当有节制地歌颂，……诸如此类的报道程度或力度，其实就把危机传播的“开放”与“控制”有效地统一起来了。

总体上，汶川大地震报道体现出中国主流媒体“勇敢地正视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迅速抵达灾害发生的现场，准确描述灾害的真实情态，及时跟踪灾害的变化过程，全力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鼓舞人民抵御灾害的信心和勇气，提供抗灾抢险的实用方法，努力降低灾害引起的社会震荡”的专业行动路线[8]，在开放与控制的有机统一上取得了相当扎实的成就与经验。但是，某些具体的采访报道则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譬如，为了追求电视直播效果而干扰救援行动，一味追问获救人员特别儿童的心理感受。这样的例子表明，我们的某些媒体和记者对灾情的报道、对灾民的采访还不懂得节制。人民时评文章说得好：“灾难前，节制是记者采访的一种美德”[9]。所谓“节制”，不正是“开放”与“控制”的有机结合吗？

[注释]

[1]尹韵公：《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必将载入国史！》，media.people.com.cn/GB/22114/51455/124046/7337535.html

[2]王益民主编：《中国当代精彩新闻评说》，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7页。

[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危机管理与对策研究中心：《国际危机管理概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

[5]张锋：《高科技风险与社会责任》，《自然辩证法》2006年第12期。

[6]方雪琴：《信息公开与媒体理性——试论危机传播中的舆论引导策略》，《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

[7]陈力丹：《传媒一定要有“报道阶段”的意识》，media.people.com.cn/GB/22114/51455/124046/7337546.html

[8]高钢：《四川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精神解读》，media.people.com.cn/GB/22114/51455/124046/7337546.html

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篇3

国际传播的主要体现以跨越国界为基本目的，以各种媒介作为主要载体，新闻翻译的主要目的便是将信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传播，从本质上而言，新闻翻译以翻译信息为基础，使其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属于比较普通的国际传播活动。基于国际传播视角的基础之上，翻译工作不仅具备国内翻译工作的特性而且具备了国际信息传播活动的基本特性，推动着国际信息传播的发展，但是究其翻译内容而言，则是基于掌握信息的基础之上将之进行加工也即转换成本国的语言。在此过程中国，要求翻译人员具备专业的知识与能力，具备分辨信息与加工的能力，为此才能发挥出推动国际信息传播与发展的作用，成为一个合格的国际新闻翻译工作者。

二、国际传播视角下的新闻翻译策略

（一）译者行为及翻译策略

译者是新闻传播的主要人员，有着极其特殊的身份。在新闻传播中，要积极纳人传播过程之中，并且将翻译活动作为翻译者的起点。除此之外，新闻翻译也是传播活动中的主要传播人员。翻译人员对新闻翻译而言，不仅具有一定的操控能力而且还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了翻译工作的顺利完成。就此而言，为达到准确翻译以及促进国际信息传播的目的，需要采用一定的措施以强化对翻译人员翻译工作的管控，使之严格遵循翻译的相关原则，同时减少受众与媒介之间的约束力。

（二）在受众影响下的表达策略

翻译工作不仅是不同文字之间的转换而且不同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上的结合与转换，翻译人员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考验。一方面，文化上不同，增加了翻译上困难；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面对国际新闻翻译人员自身并不一定会认同，极有可能影响到翻译的准确性。例如，在国际新闻翻译过程中，由于国别的影响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翻译人员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敏感话题或政治类的新闻，如何科学合理的将之进行翻译，以正面传递是考验翻译人员的重要因素所在。对于该方面的研究，我国学者黄忠廉结合相关研究就提出了11种常见的翻译方式，可以运用到政治类敏感话题的翻译之中。其中，黄忠廉对改译提出的定义是：在根据原作形式书，对原作的部分风格进行变动，属于最为基本的处理方式。因此，在新闻翻译中，为了能够适应政治语境，翻译过程中可以对文章内容进行改变，而对于翻译中所出现的有害本国思想的文章，则可以直接删除。

（三）翻译中信息把关的策略

通常情况下，对于国际信息的传播既可以是内向外传播也可以是外向内传播的，彼此各具特点与作用。前者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本国的信息传递到国外，达到相互交流与传播的目的。就我国而言，汉语则成为了输出语言，成为了外语新闻，接收对象则是世界各国人民；后者则是将国外信息引进到国内，在此过程中国需要通过翻译人员对国外信息进行过滤处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翻译成中文，供国人阅读。不论是哪种国际传播方式，均需要通过翻译人员这一桥梁，为此作为翻译人员要明确自身的责任义务，摆正个人角色，把握好翻译关。例如，穆斯兰教国家的翻译人员不会对西方圣诞节的新闻进行翻译。中国翻译者不会对西方所宣传的“台独”新闻进行翻译与报道。当信息流出之后，翻译人员要针对新闻题材进行报道，以正面新闻为主，负面新闻为辅。就此而言，作为翻译人员不仅要充分对方国家的的相关知识而且要在翻译过程中对部分信息进行过滤，以准确的传递所需翻译的信息。

（四）传播媒介影响重新表达

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篇4

关键词：新闻编辑理论；新闻编辑实践；分歧

中图分类号：G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46-03

新闻编辑学是探讨新闻编辑工作一般规律、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学科，它既包括新闻编辑理论研究，又包括新闻编辑实践研究。然而理论与实践在新闻编辑领域如何平衡，如何做到以新闻编辑理论引导新闻编辑实践，新闻编辑实践来检验和推进新闻编辑理论，在我国当前新闻编辑领域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通过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的有关文献，并结合当前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发现在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分歧，主要表现在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

在西方近代认识论中，虽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并无鲜明的界限和区分标准，但从哲学史上看，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对立主要集中于知识起源和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普遍必然知识起源于心中固有或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它们是自明的、无误的，通过对它们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体系。经验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能”。[1]从而在认识方法上，理性主义运用“自明原则+演绎”的方法，经验主义则强调“经验+归纳”的方法。[1]我国新闻编辑研究领域中，理论的探索时常基于经验的归纳，凭借经验而得的理论往往是现象的、粗浅的和个别的。当然，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新闻编辑学中的方法、流程、技巧必然要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然而科学理论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包括命题、概念、关系层面的内容则不只需要实践经验的支撑，更要建构一套完备的范畴体系。

一、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表现

笔者梳理十年来新闻编辑研究相关文献时，通过筛选“维普期刊”中《编辑之友》《国际新闻界》《青年记者》等核心期刊所载150篇文章获得文献结构特征如下表：

上表所示有关新闻编辑理论的研究文章占56%（共84篇），而新闻编辑实践方面的文章占42%（共63篇，另有3篇笔者在文献归类中将其纳入新闻编辑史范畴）。由此看来，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在数量和内容上存在一定优势，然而在此基础上，新闻编辑理论却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指导性作用，新闻编辑实践层面编辑记者在采编过程中仍然出现诸多问题，媒体失范、编辑差错等层出不穷，恶俗新闻也没有被杜绝。具体而言新闻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研究存在的分歧有以下几点：

（一）新闻编辑理论缺乏新闻本质规律的基础

“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2]222杨保军谈及新闻传播规律时指出“新闻传播规律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传受（传递与收受）过程中，传受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本质的关系”，并且将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规律概括为“选择律”“效用律”和“接近律”。[3]关于新闻规律的探讨虽然是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但新闻规律的恒定性也表现在具有传播方法论的意义上。由此看来，新闻编辑理论要以新闻传播规律为基石，离不开新闻传播活动本身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要有系统、理性的理论概括性。然而，当我们以“理论”构建的完备要素对新闻编辑理论进行检验时，就会发现新闻编辑理论科学性和规律性的缺失，最突出的表现即为理论与“理念”的混淆。

斯蒂文・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中认为：“理论由两大要素组成――概念和解释，人类本质上是以概念处理为基础的动物。概念化基本上是把事物和事件根据观察到的特质所作的分类。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指出有用的概念。概念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贴标签。我们通常用词语来识别概念。任何一个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拥有该理论概念的一套术语”。[4]40通过小约翰对“理论”的解析，我们看到一套科学的理论至少需要具备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新闻编辑理论的构建其主要功能是解释存在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背后的规律，而不是替代它们作具体的对象性描述。然而我们发现，在现有的新闻编辑理论中，常常将“理论”与“理念”混淆，以“新闻编辑理念”替代科学的“新闻编辑理论”系统，这就是将理论的构建经验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简单来说，新闻编辑理念是对新闻编辑活动方法、规律、思想的诠释与升华，它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新闻编辑概念和解释框架。在近十年我国新闻编辑理论研究文献中，常会看到研究新闻编辑思想、观念、策略以及对新闻编辑活动的宏观把握及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闻编辑活动现象的归纳和提炼，然而却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稳定机制或规则渗透不深。

刘九洲认为“人文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都存在三点研究基点，即基于本体论去回答‘研究什么’；基于认识论去回答‘如何研究’；基于目的论去回答‘为什么研究’。在新闻理论教材中，这三种研究基点都是存在的”。[5]2那么在新闻编辑理论中这三点同样可以作为研究基点。说到底新闻编辑理论研究的应该是新闻编辑实践活动和现象背后的规律，其基本内容的构成也应当以介绍新闻编辑领域内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为主。而基于新闻编辑实践经验而来的新闻编辑理论，由于较少深入到新闻传播规律当中，脱离了新闻的本质研究，简单将新闻编辑活动抽象化就难以在更高层面上对实践活动进行指导。

（二）新闻编辑实践注重微观技术，忽视“专业”思想

在我国虽然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为新闻编辑理论构建提供了素材，但实践研究多集中于稿件的微观操作，如标题制作、版面和图片编辑；评论、专题等不同体裁的编辑方法；时政、经济、军事等不同类型新闻的编辑。以上微观研究虽然内容丰富，但研究状况整体上看来散杂，切中要害的探讨较少，主要表现在新闻从业者依赖于“常识”的积累，新闻编辑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分离。

新闻编辑依赖于“常识”从事新闻活动与脱离新闻专业主义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所谓“常识是指理智正常的人通常所具有的知识或信念，它可以用判断和命题来表示。常识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自明性、直接性和普遍性：它是清楚明白的，不需要证明就为人们普遍同意”。[1]新闻编辑研究领域，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成果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长期从事行业内工作的编辑、记者往往凭借自身从业经验，将新闻活动的惯性思维简单上升为理论层面，尤其是我国新闻业改制转型、实行企业化管理后，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编辑、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也在逐渐缺失。较早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研究的我国学者郭镇之认为，“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起源于美国，前提是新闻自由。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6]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就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从业者所必须持有的新闻职业精神或职业规范。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是最具体的新闻活动，当然也应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此外，我国当前新闻编辑实践忽视“专业”思想的另一方面表现则是新闻编辑人员与受众意识的分离。通常认为“编辑工作具有中介性，具有初级信息的受传者与终级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也正是这种中介性，使新闻编辑在信源提供者和受传者之间建立起一座传递信息的桥梁”。[7]而新闻编辑若是缺乏受众意识，编辑实践活动的效果就会降低。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社会活动，新闻编辑实践活动作为新闻活动的主要环节，同样具有社会属性，而受众意识的缺少会造成新闻传播功能的降低。编辑一味传达自己的编辑意图，忽视受众感受和需求也是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活动分歧的重要表现。

（三）新闻编辑理论中的技术主义倾向难以落实于新闻编辑实践

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新闻理论的革新，新闻编辑理论也随新的技术环境进行创新。然而理论上的新兴媒体编辑，新兴全息化的编辑室，新的媒介载体及内容生产却很难在编辑实践中及时发挥和生效，一方面欠缺相应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相对滞后的网络经营管理规范和法规也阻碍着新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理论上的设想和规划大而无当，对新闻编辑工作的指导作用落后于实际工作的需求。《中国报业》在2009年刊发了史蒂夫・奥汀的文章《全数字化的新闻编辑室近在咫尺》，文章对新型数据新闻编辑室寄予厚望，然而在我国新闻编辑部室改革实践中能真正做到“近在咫尺”的尚且不多。再者，关于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编辑研究近几年来一直属于热门领域，但是研究多集中于现象描述，例如编辑的把关力量遭到分化，“公民新闻”对编辑身份的挑战，编辑主体的“大数据运用”，但具体到实践方法层面，编辑如何转型，媒体如何建立数据化的新闻编辑室，如何利用好各类新媒体加强传播效果往往点到为止，没有实践性的材料或案例，理论概括也显得不到位。

二、新闻编辑理论与当前编辑实践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上述新闻编辑理论与新闻编辑实践之间分歧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点，即学理原因和编辑主体自身原因。

（一）学理原因

综观我国新闻编辑理论，可以看出其构建通常来自于两个基础，第一是基于新闻编辑实践活动提出的问题而在理论层面对其解决，第二则是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但是这样的构建基础往往不能对新闻编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探讨。例如在编辑理论的提出上抛弃了新闻学理论的基础，不能做出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本质的回答，这种理论的构建有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也就缺乏了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斯蒂文・小约翰所提出的完备的概念和解释框架。毕竟“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并不表现在它能化抽象为具体，借用描述的手段去还原事实，更主要的是它能在描述‘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的基础上，去说明‘为什么发生’，即找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就使之具有了解释能力；同时它还能回答‘是否还会发生’，即找出同一事物重复的可能性，这就使之具有了预测的能力”。[5]3而跟随我国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因时而建，这样的新闻编辑理论其中的科学规律就会被社会话语和技术话语所掩盖，失去了新闻编辑理论本应具有的独立品格。

弥建立和欧阳宏生等人在对50年来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嬗变与发展进行梳理时，从社会文化环境、新闻节目构成形态、电视声画关系的宏观层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电视新闻编辑理念的流变轨迹。[8]不难看出，社会文化环境即是编辑理论形成的的社会语境，而新闻节目构成形态和电视声画关系则属于具体的实践层面。

新闻编辑队伍良莠不齐，特别是高层次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导致了新闻编辑理论不能够理想地灌输于新闻实践中的新闻编辑人员。新闻编辑研究领域由于重点讨论的是新闻编辑实践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凭借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撰文进行探讨，专业知识略强的作者研究尚且深入，而一些并没有受过良好理论熏陶的作者仅仅是将从业经历简单加工描述，这就影响了新闻编辑的整体研究水平，这种情况最直接地后果便是编辑过程中低俗新闻层出不穷。新闻采编和报道的低俗化倾向导致了新闻功能和新闻本性的丧失，而低俗新闻在形式上的表现便是采编缺乏监管。

我国新闻编辑学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新闻编辑工作的传播规律、工作原理和工作方法，既要体现实用性，又要体现科学性，实用性来源于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归纳，科学性则体现在对概念的阐明、问题的论述和规律的揭示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新闻编辑研究中要将经验的东西上升为方法，将方法上升为方法论。哲学层面上方法论是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在新闻编辑学中，这种方法论则表现为如何更科学地、系统地探索新闻编辑活动背后的规律，终归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然而如前所述，我国新闻编辑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的倾向，大量停留在什么是新闻编辑？编辑流程有哪些？以及如何操作上，少有从理论上对编辑活动做系统的总结。刘九洲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谈及每一科学的知识进程都表现为“范畴―范畴逻辑系统―理论―学说”。[5]29我国新闻编辑学的构建若是依照一定的范畴体系进行，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

从上述新闻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新闻编辑活动最基本的范畴可以概括为：新闻事实、编辑主体、编辑过程和新闻产品。新闻事实作为新闻编辑理论范畴逻辑系统的起点，规定着新闻编辑一般原则、特点等方面；编辑主体则规定着编辑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层面；编辑过程作为编辑活动的实践层面规定着新闻编辑的规律、方法、技巧等方面；而新闻产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则包括了新闻稿件、新闻图片、网络电视广播的节目素材等。由这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新闻编辑范畴逻辑系统最终形成新闻编辑理论的框架。

在新闻编辑领域，新闻编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环境下，完善的新闻编辑理论与新的实践内容尚需要更深入和切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周晓亮.西方近代认识论论纲：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J].哲学研究，2003（10）.

[2]陶富源.实践主导论：哲学的前沿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书版社，2001.

[3]杨保军.试论新闻传播规律[J].国际新闻界，2005（1）.

[4]（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陈德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刘九洲.新闻理论基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6]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5）.

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篇5

一、思想教育是根本

新闻从业人员只有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角色定位，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

首先，要通过教育让新闻传播业从业人员在思想上认识到，新闻记者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记者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党与群众联系的工作。早在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就明确地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刘少奇同志1948年10月2日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也明确地说：“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介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我们更要做政治上的清醒人、明白人，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纽带”和“帮手”作用，使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更加可亲可信、深入人心。

第二，以宣传战线开展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活动为契机，准确把握“我是建设者”的角色定位。新闻从业人员跟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应该立足本职工作，坚守社会主义舆论阵地，以建设者的姿态做好新闻报道、开展舆论监督，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真正担当起新闻工作者服务大局、记录历史的神圣使命。

二、理论教育是保证

新闻传播业承担着崇高的政治使命，而政治上的清醒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坚定。

首先，紧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这是保证我国新闻传播业不迷失方向的关键所在，也是培养合格新闻传播人才的根本保证。新闻传播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后，除了具备新闻敏感、善于发现捕捉新闻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新闻价值具有一般信息传播者所不具备的分辨力和判断力，从而能够更好地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鼓舞人。

第二，新闻传播学基本知识必不可少。虽然目前新闻传播业对从业人员时局的把握和洞察能力要求很高，但是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仍然是必须的。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就好比房屋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扎实，建起的高楼才有可能稳固。不管是高校还是媒体，都要重视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理论的培养，同时，根据新闻传媒发展的需要，通过合理配置课程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方式，不断夯实从业人员的理论基础。

第三，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有备无患。新闻传播业从业人员要同社会上的方方面面打交道，这一职业性质决定了合格的新闻传播人才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立志从事新闻传播业的人才应广泛涉猎各领域的知识，拓宽知识面，既要成为宣传工作方面的专才，也应该尽可能成为通才，从而增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以满足新形势下新闻媒介对从业人员的需求。

三、业务教育是基础

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要想建立自身的公信力，赢得忠实稳固的受众群，从众多的媒体中脱颖而出，媒体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就显得十分重要。仅仅从课堂上、书本上学习新闻采编的方法和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掌握新闻采编的方法以及运用新媒体技术的方法。

新闻传播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新闻敏感、新闻视角，以及运用新闻传播的手段来服务和改善人与社会关系等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实现。要加强高校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建立稳定的学生实习基地，在教学阶段就有意识地培养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从新闻传播角度对一些当前社会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表述，使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满足准新闻传播从业人员掌握新闻采编方法和提升业务水平的需要。

与此同时，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新媒体技术，以及在此引导下的媒体融合的新闻传播理念，不管是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师生，还是新闻传播业从业人员，都应高度重视并积极主动地学习运用。否则，如果我们不掌握最新的传播技术，不具备媒介融合的理念和操作方法，又怎能将深度调查、新闻解析、舆论引导等任务落实到具体的新闻作品中？须知，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推动，对新媒体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必须与时俱进，注意扬长避短，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四、职业教育是前提

新闻传播者职业道德是在新闻传播工作的范围内对从业人员提出的特殊道德要求，是从事大众新闻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近年来，对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质疑越来越多，而要求新闻工作者提高道德水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国针对现阶段的媒介发展状况，提出了新闻工作者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与所应遵守的行业准则。2009年11月修订并公布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包括七条，分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发扬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创新、遵纪守法、保守国家秘密。

这七条准则是我们做好新闻传播工作的前提。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才能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把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统一起来，发挥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只有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才能更好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不断巩固和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只有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才能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报道做到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只有发扬优良作风，才能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加强品德修养，提高综合素质，抵制不良风气，接受社会监督；只有坚持改革创新，才能在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做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只有遵纪守法，才能不断增强法治观念，做到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党的新闻工作纪律，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只有保守国家秘密，才能积极促进国际新闻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出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搭建起中国与世界交流沟通的桥梁。

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篇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实践是一切理论的来源，而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来完成的”，新闻传播理论也是如此。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是长期的，新闻传播理论也应当不断的创新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与世界发展水平接轨，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在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竞争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的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对我国整体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其理论的建构更是至关重要。

1、满足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需求

在17世纪发展时期中，全球首部有关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德国新闻事业史》（普尔兹，1845年）出版打开了新闻学研究发展的大门，而之后出版的《舆论学》（李普曼，1922年）则意味着新闻学的初期形成。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念也由此产生，并逐渐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党报基础理论。在20世纪初期，欧洲、美洲地?^国家对传播学开始了针对性研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播学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

纵观新闻传播理论的近百年发展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尽管理论在划分与阐述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不论是四种基础理论，还是改进的五种基础理论，都是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体系进行的，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与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不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的发展比较完善，而且逐渐显现出“西方化”的发展趋势，虽然对社会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中地位持有承认的态度，但是其抨击表现的也比较明显，尤其是目前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且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在时代中的新发展。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因此，应当加强对理论基础以提升自信，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2、满足中国国情的发展需求

针对我国发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实践还是发展的理论都具备一定的全新性，一方面遵循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特色，因此，为了能够满足中国国情的发展需求，对新闻传播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党报的基础理论与共产党基本原则，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要求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充分展现思想与实践的统一作用，进一步牢固意识形态。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各个国家的高度关注，风险在逐渐的增加，这就要求对新闻背后的信息有充分的认识与有力的掌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并不是一次可以彻底解决的，这就需要新闻传播在舆论方面进行合理的引导，缓解社会群众的情绪并改善矛盾。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发展国家，而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正确的指导社会的思想潮流，在多元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谋取共识并掌握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此外，中国还是有着多个民族的统一化国家，这同样要求新闻传播将各个民族之间和谐的连接起来，促进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共同发展，进一步贯彻民族自治与国家民族管理、宗教信仰自由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我们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同样深入的了解中国民族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民族。

3、满足传媒舆论的改革需求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快速渗透，新闻传播发展的格局与秩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在媒体平台的竞争方面，微信、新浪微博等极具代表性的新兴媒体平台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传播格局的创新，以往媒体的发展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

从新闻传播的发展改革历史进程分析，新闻传播的主体从媒体单位的单一化到专业化传播逐渐转变成人人都可参与的大众化传播，而传播方式也从党政指导转变成集体参与，传播范围也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的局限性，向全球范围展开快速的传播，拉近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距离。此外，按照新闻传播的舆论方向展开分析，在我国网络平台上舆论的生成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尤其表现在对社会公共危机的新闻传播上，许多正面代表的人事物都受到了互联网的文化的抨击，甚至是恶搞。而在全球范围中，互联网阵地竞争局势日益激烈，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大了互联网干涉主义的推行力度，同时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渗透。由此可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不仅给新闻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样也带来了难度更大的风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应当注重互联网的发展秩序，从而满足新闻传播的发展需求。

4、满足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改善需求

与新闻传播学的实践发展相比，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存在一定滞后性，特别表现在高等院校中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上，无法实现教材之间连通。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作为分析目标，同时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方式作为手段，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相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进行系统化研究。

此外，新闻机构对公众的传播影响力要思考如何提升，部分党报、党刊、电台以及卫视等平台在推广与传播的方式上依然存在一定的传统性，新闻传播是通过信息管理、会议记录管理、通信管理作为主要管理内容，内外的宣传要注意其中的差异，我国新闻传播的整体实力并不理想，同样话语权也不强，在对效益方面的管理能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新闻传播优秀人才团队的政治素质也亟待提升，部分新闻人对新闻传播制度存在怀疑或者是反对的态度。由此可知，目前在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而通过实践解决问题以及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来完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

1、理论来源

（1）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伊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发展的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构中的组成之一，同样也是重要的指导基础。从理论主题上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发展主题就是始终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新闻传播理论要进一步研究的主题；从核心理论上来说，改革开放的发展是对理论实现进一步的完善，恢复思想的自由，结合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与解决，同时追随时代的发展脚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核心内容。从理论原则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以及执政为民，而当明确解决问题的对象自然就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有效解决标准以及推动力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也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现出来的价值。从理论基础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的，基于此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绝不随意承诺、绝不夸张能力，国内各个行业的发展也是这样，特别是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在新闻传播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我国会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逐渐完善，并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2）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理念。马克思的新闻理念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特点、以及对革命活动的影响，同样也指出了新闻传播人员在政治素质、思想道德以及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与观点。

列宁同志通过报刊的创办来推动建党与建国的革命实践活动，并形成了党报基础理论。我国以伟大主席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上实现了中国特色化，并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而新闻的指导思想也形成了由党政管理党报与党刊。

为了能够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我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展开有针对性的党的工作，并提出了合理的新闻传播发展思想，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思想中心论，或者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四议论，又或者是胡锦涛同志提出三贴近思想原则，都在一定深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目前，主席提出，我国发展战略要将“两个巩固”当作首要任务，高度重视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落实党的思想工作，让群众清楚的了解中国故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全新发展路线。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在解析与了解群众生活方面有了坚实的思想指导，同样也给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思想工具。

（3）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实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内生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闻传播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提供了良好服务，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优异成绩的同时，还总结出一定的发展规律。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的指导新思想上的转移，新闻机构一改“左倾”思想，为了深入实现思想解放的发展方针，我们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给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新闻传播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力量。

重视结合思想宣传教育与网络服务、正面思想的宣传和舆论走向监管，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国内外舆论传播的发展，实现从国内发展到国外，从封闭到半封闭再到开放发展趋势的转变，而新闻传播的主要责任就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并合理引导社会舆论，以及提升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能力。新闻传播的全面管理从机构以及公司化管理转变成价值的提升管理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加强管理，而正是群众共同的智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

（4）文化基础――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经5000年的积累，博大精深且老而弥坚，优秀的文化中包含了哲学思想、道德理念、教育经验以及人文精神等多种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闻传播理论的多个方面。在意识理论上，我国“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精神，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责任精神，又或者是宏观与微观的逻辑思考方式，都对新闻传播理论中价值观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我们可以从对大局以及长期发展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感受到，同样，也能够从相同的视角上出发对新闻事件的光明性由更深层次分析上体现出来，解决方式上采取了辩证施策的方式。

从基本内容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诚信哲学思想以及利益观念，都丰富了新闻传播理论，使其在分析事件的时候保持中立态度，不偏不倚不虚妄，将公众利益与责任作为基本原则。

2、理论框架

（1）新闻传播的特性。从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能够知道新闻传播不仅具备了本源的真实性，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意识形态，这就表现出在客观性基础上的?^念倾向性，简单来说就政治思想与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不论是在哪个时期中，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据统治地位，并支配社会物质的生产，同样也管理精神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社会精神的形成与群众的思想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2）新闻传播体系。新闻传播的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管理环境下展开的，国家政治机制对新闻传播的体系有着决定性作用。在西方国家中，尽管是倡导独立化媒体的新闻传播体系，但实际上，并不是全面的媒体平台都是自行管理的，而是被一些财团或者是报系所掌控。在我国有着特色的新闻传播体系与管理方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报的基本原则，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同样也给政治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此外，加强了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在新闻传播的发展中，我国实行了公有制政策，各个机构要有机结合属性与效益，对新闻的义和利、经济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存在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

（3）新闻传播的目标。受众是新闻传播的主体，也是活动的参与者，对传播内容做出一定的反馈，同样也是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基本内容的形成与时间渠道的调整，都是为了能够把新闻事件让受众快速了解。与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将受众当作本位的模式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中是将传播者当做本位，要对受众心理进行分析，能够承担起社会的共同责任，正确引导社会的舆论走向，同时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我国新闻传播的工作方向要坚持以群众作为核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原则，给群众提供服务才是新闻传播的目标，重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坚持结合党性与群众性。此外，重视还原群众生活的真实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提出的“三贴近”理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及贴近群众），从而发现新闻事件的内涵，让群众全面认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