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历史与文化篇1

【关键词】常州方言大赛地方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772（2013）11-001-01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到2015年，要使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做好文化遗产青少年教育，而文化遗产的青少年教育又可以从开发与实施地方历史校本课程入手。

一、常州方言大赛与地方历史校本课程的关系

方言土语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象征着地区和民族的特色文化，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我们通过方言大赛这种竞争的形式来唤起大家对地方方言的重视与保护，并把它融入到学校校本课程之中。笔者认为，常州方言大赛与地方历史校本课程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常州方言大赛是地方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过程中的补充与完善。在《地方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专门开设了《常州地方风俗史》这一校本课程。我们组织与开展常州方言大赛，利用竞争的形式来唤起大家对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视，引起大家对方言的兴趣。通过常州方言大赛，我们收集了大量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作品是对《地方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这一课题的补充和完善。以下是本人收集的常州方言大赛中的经典民谣作品《东边牛来咧》：“东边牛来咧，西边马来咧，张家大姐家来咧。带个嗲花，带个草花，牛郎踏杀老鸦。老鸦告状，告着和尚；和尚念经，念着观音；观音射箭，射着河线；河线唱歌，唱着阿哥；阿哥吊水，吊着小猪；小猪扒灰，扒着乌龟；乌龟放屁，弹穿河底；买块牛皮，补补河底；河里做戏，岸上看戏；长子看戏，矮子吃屁。”

地方历史校本课程又成为常州方言大赛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基础。我们将根据学校的办学思想和中学生的身心特点，确立《地方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弘扬和培育学生爱国爱家乡的民族情感和对常州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研究的内容包括：①开发与实施《常州文物保护单位》地方历史校本课程；②开设《常州历史名人》地方历史校本课程；③开设《常州地方风俗史》地方历史校本课程；④开设《常州园林文化的研究》地方历史研究性学习课程；⑤开设《常州地名文化的研究》地方历史研究性学习课程；⑥开展“春秋史学社”地方历史学生社团活动；⑦开展“民国史话团”地方历史学生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校本课程是常州方言大赛的重要知识储备和文化基础。

二、常州方言大赛在地方历史校本课程中的开发与实施

“校本课程开发是指学校教师根据本校的教育哲学或办学宗旨，通过对本校学生需求的科学评估，以自己或与他人合作的途径，采用选择、改编、新编教学材料或设计学习活动等方式，在校内实施并建立内部评价机制的各种专业活动。”在《地方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这一课题的研究中，笔者以常州方言大赛作为平台，广泛搜集课题所需的课程资源，如“活动方案的设计”、“比赛的组织与开展”、“专家点评及表彰”、“活动反馈”等等。

以下是首届常州方言大赛的具体实施方案，仅供各位读者参考：

三、收获与反思

大学的历史与文化篇2

关键词：史学理论；“问题史学”；国际长安学

中图分类号：K0；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131-13

一、问题提出与“问题史学”内涵

国际长安学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学术问题。从古老方面而言，作为逾越千年曾以周秦汉隋唐为突出代表的十三朝古都――长安具有极其深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悠远而发达的人文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等对外交往途径的不断开通，长安又作为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期的代表性符号，声名远播四方，产生了悠久而深远的国际影响。言其为崭新，意在表达这样一个现实的发展观念：即国际长安学所面临的是如何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如何发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引领作用这样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国际化发展课题。显然，国际长安学是在现代西安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史学研究课题，是从当代的社会现实出发对历史做出的回顾与反思，它突出体现了回顾过去和关怀现代的历史双重属性。因此，从国际长安学这一视域出发探究长安历史的古今，必然会产生大量有益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研究新成果，从而充分发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国际长安学概念的推出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大力支持、并由陕西师范大学重点建设的协同创新中心――国际长安学研究院，无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国际长安学必然蕴涵着极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呼唤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国际长安学研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即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得以存在的历史逻辑是什么？其价值和发展前景如何？只有对国际长安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才能有益于加深人们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认知，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基于此种思考，本文拟用“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为方法论，以古长安的历史进程为客观依据，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为现实发展目标，从历史、现实和逻辑三个维度来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际长安学自身所蕴涵的重要而丰富的历史理论。

众所周知，“问题史学”是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这一学术流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乃在于对盛行于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思，而年鉴学派则是这一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简言之，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论，用西方近代史学之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vonRanke）的话来说就是“据事直书”，或者“让历史开口说话”的传统观念，它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就是强调研究者和所研究的历史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并且自信历史学家通过这种实证研究就可以达到对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真理的完全揭示。然而年鉴派一经产生，就明确表达了它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对立的史学观念：它强调历史研究应以解决人们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将历史研究同现实中人们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以此突出史学研究的社会效用，它坚决反对把史料研究当作历史学研究的全部的学术倾向。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LeGoff）则明确提出“问题历史”（history-as-problem，即“作为问题的历史学”）的口号，用来代替实证主义的“事件的历史”（即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学），并使之成为年鉴学派的突出特征。对于“问题历史”的要义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传统历史学并不是不研究问题，只不过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朱本源先生所指出的：“它是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史料解决问题，所以它的口号是‘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但年鉴派所说的‘问题’是现实的问题，即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历史，当然也不能不通过史料，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历史；但是还必须超出史料，否则历史不能成为科学”。又如，德国19世纪的著名历史理论家德罗伊森（J.G.Droysen）说过：“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点是历史问题的提出”。显然，两者所谓的“问题”内涵和旨趣还是有明显的时代区别的。

年鉴学派一经产生，很快就因其新颖的观点和面向现实的学术研究旨趣而获得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但对西方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世界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因此，用年鉴学派“问题史学”理论来剖析国际长安学，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并能加深对国际长安学的理解，从中获得学术启示。

二、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史学逻辑

国际长安学这一崭新的学术概念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观念，是长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历史与现代崭新而发达的史学新观念交相辉映的重要学术成果。因此，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深厚历史根源和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观念，对于我们加深对国际长安学本身的理解，并顺利开展国际长安学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历史基础

古长安独特而丰富的历史发展内容奠定了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古长安曾长期是中国历史的政治中心，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誉，特别是其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王朝周、秦、汉、隋、唐的首都，对中外历史都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一个突出特征和结果，即首都长安城或长安地区一直是这些重要王朝对外交往的中心和窗口，甚至作为这些王朝的代称而流存于中外史册，从而使得长安又具有极其突出的国际性，并对以后长安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长安学的国际性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长安的历史与中国辉煌的古代历史融合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源头之所在，其本身具有丰富而先进的历史内容。

众所周知，当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尚处于蒙昧时代之时，中国则从夏开始，进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行列，经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极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三代”之治。在孔子看来，“三代”文明虽各有个性化的内容，但其共性则是“直道而行”。在“三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周对中国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它在继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三代”文明的共性高度提炼出来，使其上升为一种哲学观念。这一观念在《周易》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与时偕行”（《周易・乾》），即与大自然本性相一致而不停地前行，这是周人的基本思维方法；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则是周易的核心观念。这一核心观念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它强调君子应在持久不息的变动中将重心置于自身的基础上，发挥不竭的创造力，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倡导君子应效法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因此，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探索、实践、倡导永不停息的创造性，但又开放、包容万物。这一理念通过《周易》被固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基因。

在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西周文明的核心地带――沣、镐二京，即后来的长安地区，是中国周朝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对周朝和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在西周文化中，“周公制礼”则功绩更为突出。关于周“礼”，根据朱本源先生的研究成果，就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对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总体性设计和实践。他认为，“礼在三代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不仅指各种社会组织的准则，而且指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宗教的、教育的，等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从中国文明史来看，周公制礼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了周的各项制度性文化内容，而且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在其早期阶段的某种内在结构和基本发展倾向，成为中国文化的原点之所在，并对其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在这一进程中，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开始确立。

其后在东周出现的“百家争鸣”则是在当时社会剧烈变动的背景下，以周礼的思想为基础而对社会发展方向和内容的一次学术大辩论，其中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以及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成为国际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表达了他对周文化的崇尚和敬仰之情，也表明他的思想与周文化之间存在的深刻的承继关联。直到今天，孔子和老子的文化观念仍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被称为是世界“轴心时代”重要的文化内容。

对于长安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周之后将先秦学者的思想观念不断付诸于历史实践，由此对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制度性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先秦与秦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已将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去求实现。汉唐的成绩，在能依着先秦人理想，逐渐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现出来。那实在也是了不得。”钱穆先生还认为，“中国文化在秦、汉时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础，即政治社会方面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其第二基础，即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政治、社会一切制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园林，文学、艺术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陈设，园林里的花木布置。中国人的家屋与园林已在秦、汉时代盖造齐全，隋、唐时代再在此家屋里廛究陈设，再在此园里布置花草。”显然，在他看来，周、秦、汉、隋、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发展史上有着明确而密切的承继关系和发展关系。

因此，古长安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古代早期，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内涵丰富的重要理论和思想体系，更重要的它是将当时先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落实为社会制度。中国古都学会会长萧正洪教授在论述古都内部空间所包含的内容时，认为“政治制度”才是古都内部空间的真正占有者，对于古都长安学而言，他更强调了制度性文化在其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和对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历史上以制度性为其主要特色的长安学不但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使长安学具有极其明显的国际性特征。

其二，从中外古代交流史来看，长安的国际化特点也很突出。其作为中国多个重要王朝的首都而广受关注，声名远播，是周边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影响辐射世界。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引领中国和周边世界的文化发展潮流，显示出突出的国际性。其作为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尤其在汉唐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学界一般认为，尽管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历史悠久，但真正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还是从西汉开始的，并由此出现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汉帝国幅员辽阔，中华文化已渐成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以其突出的先进性为基础，展开其自信的雄姿，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交流。其中张骞出使西域、“凿空”欧亚、“丝绸之路”的陆路大通道正式开辟，并成为中外、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这些都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丝绸之路”以长安为出发点，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西汉借助“丝绸之路”播撒自己文明的辉煌于广袤的地域，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而且大大加深了中外文化交流。与此相适应，长安也初步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显要历史地位，形成了“西有罗马，东有长安”的东西方世界交流的辉煌历史。这一重要的交流成果对以后的中外交流和长安国际化历史的深入发展，以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后，中华文化经过南北朝较长时期的文化融合、积淀，再经过时间虽短但却具有重要意义隋朝的铺垫之后，到唐代达到了一个昌盛兴隆的新阶段。唐朝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显示了勃勃生机，被现代西方学人称之为当时世界最伟大的帝国。正是在这一时期，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人文荟萃于其中，声名远播于四域。据记载，当时与唐朝有过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三百多个，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的则有七十余。众多国家的外交使团频频出入长安，呈现出诗人王维所描绘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盛世达观。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讲，首都长安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与各国的商贸往来十分繁盛。从文化和制度角度而言，成千的外国留学生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并在唐朝的最高学府――长安的国子监，对中国的典籍和学术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其政治制度被周边国家参考甚至模仿，形成了以中国本土为核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北部在内的“中华文化圈”――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重视使用汉字、吸纳儒学、传播中国佛教、效法中国政治制度、积极应用中国科学技术等等。

其三，古代长安文化的国际性要义不仅表现在长安文化的先进性和国际性，更重要的在于它还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品格。诚如上述，不论是大汉或者盛唐，一方面，以长安为突出代表的这些中国早期强盛王朝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不仅塑造了东亚文化全貌，也影响着当时世界其他文化，表现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先进性、普世性，为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这早已为世所公认。除此之外还应看到，中华文化传播的另一方面，即它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从世界的视野来调整、拓展自身，在交流中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其保持生动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对此，中外学界众口一词，比如崔瑞德就认为，通过丝绸之路，“许多中国的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时期，中国却更多地从西方传人思想和文化”。佳话众多，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以汉唐为突出代表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双向交融的文化传播过程。正是这一双向交流，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内容，使中华文化更为丰富多彩，而且还使得中华文化获得了保持生命力旺盛不竭的发展动力，从而能够不断深入地发展。对此，在费正清认为，在唐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20世纪之前的最高峰”，其原因就在于唐所具有的“文化宽容的精神”。

显然，早期中外交流在本质上是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先进文化传播其价值与吸纳异质优秀文化因素而不断双向互动的统一过程。这一双向交流方式和进程不但彰显了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华早期文化的突出成就，而且成为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此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本身不仅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走向世界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而且构成了长安国际化的丰富历史内容。对其历史内容和重要意义的深入探讨，正是国际长安学学术课题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二）国际长安学产生的现实契机

国际长安学不仅是一个随着学术深入发展而产生的重要问题，而且是基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产生的一个具有深沉历史感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现实性是基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因而这一课题不仅具有确定的历史核心内容，而且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其一，现代西安的国际化发展目标是基于古长安国际化的历史遗产、传统和发展趋向而催生的合理要求。古长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一直是现代西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长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大体相似，有强盛也有衰落时期，但其发展的历史线索并没有断绝，有着明显而真实的文化传承脉络，它一直保存着古城的风貌和神韵，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遗产。现在西安仍大量保存着古代长安的各种历史遗迹，并因此享有“古城西安”的美誉，这些既是长安人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与中国有历史交往国家的一种深刻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已成为现代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政治、文化和经济交往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纽带。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文化断层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所谓断层就是与其自身丰富的文化历史传统绝缘，重新开始文化或文明的创造，如两河的苏美尔文明、古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和古希腊的爱琴文明等。但长安的文化特征及其传统极其顽强地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古今畅通的精神文化桥梁，这是我们进行国际长安学这一问题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历史基础。

其二，国际长安学受当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整体发展的战略现实需求的驱动而产生的古典学术课题。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西安在东联西通、重振古城雄风方面大放异彩，取得了突出的区位性优势。但如何在国家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西部大开发和在构建亚欧大通道的国家大战略前提下，进一步彰显西安在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所应凸显的重要地位，以更好地发挥西安在中国走向世界中的独特作用，这无疑是现代西安深化改革、走向世界所面对的时代课题。而深刻总结中国古代周秦汉唐的国际化经验与教训，从而为国家西进发展新战略和西安国际化的实现提供借鉴，这是国际长安学学术价值的根本之所在，也是其得以产生的最为深厚的社会现实基础。显然国际长安学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与长安的历史与文化深刻了解、认知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彰显了经史以致用的中国历史传统。

其三，进行国际长安学研究是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战略本身的迫切需要。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古城西安焕发青春提供了契机。在失去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后，古长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国际化的古长安为蓝本，有机地整合已经分化为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特别是将古长安地域的西安、咸阳两个重要城市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恢复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系统化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西咸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条件、途径，以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特别是承担起西安面向世界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这种内在需求和趋向必然促使人们自觉地从昔日长安的国际化中寻求其所建立的适应国际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政策等内容，从而为当前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理论的指导。

显然，国际长安学和现代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需求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发挥古城西安传统的国际化历史优势，并将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转化、提升为现代西安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强劲动力，是国际长安学得以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社会推动力。

（三）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逻辑

国际化视野和中西史学观念相互交融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是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在此视野下对中国史学观念的不断反思，促进了中国史学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问题史学”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这是国际长安学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这一前提所产生的重要成果。

其一，国际长安学是国际化学术视野所结出的硕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学者的历史观念、内容、视域越来越丰富、深刻和广阔，其成果必然汇集在中国国际化视野的建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观念的更新这一大的思想发展背景下。正是在与国际化紧密联系的新史学观念的推动下，历史学人立足于现实西安发展的基础之上，既从国家和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对昔日国际化的长安历史不断反思，又从昔日长安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其与现代西安国际大都市具体发展目标之间的深刻内在关系。其结果，借助现代的历史观念，国际化的长安历史与现代的西安国际化的发展前景之间不但通过时间的河流建立起不可分离的学术关系，而且成为历史学人必须加以面对具有现实感的重要历史问题。正是通过古今中西的不断交融汇通，具有浓厚古典特性的国际长安学重要研究课题终于应运而生。由此来看，国际长安学的基本内涵及其任务就是，在国际化观念的指导下，以古长安所包含的深刻历史内容为立足点，深入探讨古长安同周边各国及其世界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并从这种关联互动中总结古长安发展的得与失，从而为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国际化视野既是国际长安学产生的理论新视角，也是这一理论所得出的重要学术成果。

其二，国际长安学是从“问题史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理论反思的产物。“年鉴学派”是从西方史学的发展逻辑出发，用历史的思维与方法积极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并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答案或启示。“问题史学”明显地反映了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及其趋势。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史以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史学的突出特征。如果和西方史学相比较，我们有传统的学术优势，但从现代史学理论的层面对我国的史学传统进行反思，取精用弘，与时俱进，也是我国史学界一直在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依此观点来看，国际长安学体现了在继承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的同时，又基于现实的社会需要而感发的“问题史学”特点。可以说国际长安学是现代中西史学汇通合璧的产物。

其三，国际长安学是对现代史学观念探讨的成果。以“问题史学”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史学观念，其突出特点是倡导从现在的历史运动中去探寻历史问题。雅克・勒高夫认为，“它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在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社会中’生活和理解”。显然，年鉴学派提出“问题史学”的用意在于强化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服务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现实功能。从现代的“问题史学”观念出发，思考和展望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必然要求将极具古典意义的国际长安学和当今国际化的西安紧密联系起来，参照比较，以探讨国际长安学对现代西安国际化的作用和影响。国际长安学就是在现代史学观念指导下催生，并对现实西安国际化进程产生了强烈观照效果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观念对于加深理解国际长安学的史学理念和内容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借用现代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Croce）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总之，国际长安学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古典内容的统一体，其产生具有客观的历史内容和合理的历史逻辑，它有清晰的学术脉络可供探索，是长安古今历史相通的结果。如果从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影响角度而言，它是一个与现实国际化西安紧密相关的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同时，国际长安学也是一个时代问题，它深深植根于时展，具有现实迫切性。国际长安学的产生彰显了现代史学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问题史学”特性。

三、以“问题史学”为依据，构建并不断丰富国际长安学的理论体系

国际长安学是扎根在古长安丰富而厚重的历史土壤的基础上，是由“古”及“今”不断发展的历史运动的结果，它有着汉唐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一大背景，更有着以汉唐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明所取得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辉煌成就。同时也要看到，国际长安学虽扎根于厚重的历史土壤中，但仍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它明显地受现代西安走向世界和建立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的强力推动，具有突出的现代史学的“问题”特色。因此，对国际长安学而言，其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仍将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它是保障国际长安学得以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故在此对这一问题再进行申论。

（一）准确把握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充分发挥“问题史学”对国际长安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历史的理论是人们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成果，事实上，现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史学理论和观念对历史学研究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王国维先生精辟指出，大量新材料的出现对于推动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产生和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是王国维先生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深刻的总结，对现代史学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史学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需要我们用新思维和具有时代性的理论和方法对已有原材料进行再研究和再反思，从中不断产出史学新成果。在这一学术发展背景下，“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就曾以“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作为他治史的座右铭。事实上，国际长安学的这一学术领域和问题的产生并不是以古代新材料的大量出现为依据，更多的是由历史观念的转型所引出的历史问题，并由这一历史问题所催生的学术研究结果，而这一学术成果的产生在充分体现历史思维和理论对史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必将有力地推动长安古今国际化的研究，因此，切实重视“问题史学”的研究和运用是将国际长安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重要条件。

从西方史学史来看，“问题史学”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进程而在现代产生的学术成果。这一成果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空间，深化了历史研究的纵向维度，强化了历史的社会效用和功能，也彰显了历史所具有深沉而厚重的现实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问题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在深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合乎历史逻辑和思维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对历史的迫切要求。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理论和方法，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历史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一理论已超越了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局限，也标志着它与中国史学研究的宗旨殊途同归，相互汇通，因而对于推动现代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国际长安学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其次，“问题史学”这种具有现实目的性的历史研究“范型”不应该也没有成为历史学发展的障碍，相反，它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和新途径。“问题史学”的出现从另一侧面再次揭示了历史学所以出现及深入发展的根本性缘由之所在，即历史学是从人们的需要产生，为解决人们的需求产生并逐渐深入发展其效用的一个重要的人文研究领域。因此，“问题史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和目标为我们提供了展示现代历史研究的优势和发挥其时代作用的场所；再次，“问题史学”的历史研究“范型”绝不意味着对历史研究能力和水平要求的降低，也绝不意味着通过浅尝辄止的方式就能得到成果。从学术史来看，“问题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的批判改造，它处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这主要表现在：它是努力将历史进程和历史的理论相联系的硕果，是竭力将历史的求真和历史的效用二者有机统一的产物，是将坚实的史学功底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相结合的成果。由此来看，“问题史学”其实是向历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它与国际长安学有着深刻的理论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长安学是这一理论的直接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对“问题史学”予以充分重视。

显然，在“问题史学”视域下，进行国际长安学的研究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这也正是国际长安学所应该直面的问题，也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它既是国际长安学研究之意义所在，也是现代史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社会历史责任，更是国际长安学所蕴含的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与时俱进，全力争取以达到这一崇高的学术境界。

其一，将“问题史学”的理论指导与具体的历史研究相结合，从而不断探索和丰富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方法体系。对国际长安学自身理论架构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进行：一方面在国际化这一历史背景下，着力对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所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以体现国际长安学自身具有的理论指导优势；另一方面从古都长安国际化的客观发展进程出发，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历史认识，从经验或教训的层面不断升华到理论自觉的层面，以探求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国际长安学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其内容和规律的探讨“取决于以古都为核心的某种环境影响或社会文化体系自身的外延。换言之，拓展的程度不取决于我们研究的主观意图，而是研究自身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有经过不断反复的史论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历史认知过程，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长安学的内容、特征和其所不同于其他研究领域的学术边疆之所在，进而为其提供科学可靠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为国际长安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依据。

因此，国际长安学的必由之路是将理论指导和具体历史研究一方面统一于以周秦汉隋唐的古典历史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则统一于当代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蓝图的历史实践中，并在这一古今相通但又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国际长安学客观的古典性特质和对现实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显然，这一趋向不仅是“问题史学”的要求，也是国际长安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二，揭示宏大主题与其内部具体纷杂的历史专题之间的真实而深刻的联系，不断充实和深化国际长安学研究的理论和内容。具体而言，在这一进程中要注意克服在运用“问题史学”观念指导研究中容易出现、事实上也屡屡出现的弊端。这主要表现为受宏大主题的吸引，醉心于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理念架构，只是偏爱对宏大的问题用理论架构或猜想代替实证的具体研究，从而忽视对宏大问题内部具体而复杂的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的学术探讨，缺乏对现实问题进行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深度探索，最终研究成果大都停留在重大问题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求真务实的学术特点。显然，从研究的方法来看，这一弊端是将问题的发现和研究两者混为一谈，其本质则源于对“问题史学”的不正确理解。

其三，正确而深刻地揭示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内在关联，既是国际长安学理论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其难点问题之所在，它关系到国际长安学能否深入发展。因为当代的问题与历史的问题两者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距离，如何从理论上论证两者的内在关联，这是史学界，特别是西方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理论难题。年鉴派的进步就在于它强调了古今在传统对立的思想基础上还具有统一的观念。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属性的深刻理解，从而使年鉴派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有了重大变化，它可以对年代隔离较远、地域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统一研究。以此来看，长安的国际性问题亟待发掘，呼之欲出。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它是将历史的长安和现代的西安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要对其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就必须在正确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将国际长安学的现实问题同历史探讨结合起来，将宏大问题和具体有效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以做出具有特色的成果，并形成国际长安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充分体现并揭示古今联系的历史性，并在这一历史性中体现其现实意义。

（二）以“问题史学”为依据，重视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中重大问题的研究

“问题史学”侧重对社会影响较大、人们较为关切的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强调的是将个人兴趣与社会关切结合起来，突出了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责任感，更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效用。

发现问题需要坚实的学术专业修养、高尚的学术操守和社会责任感，而这些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学者而言，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从史学史来看，上述观念其实是从更为深刻的纵向发展的现代历史观念和更为宽阔的社会历史的横断面向历史学者提出更高的学术研究标准。从这里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史学的新进展，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进展对历史学人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在这一严峻的挑战面前，我们只能积极面对。

那么，什么是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呢？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论述，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显然，从马克思的思路出发，历史研究所要发现的问题，首先应该是现实中的真问题，而不是无病的假问题，其次是大众所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雅好或其他，再次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对它的探讨有助于社会发展的进步。

如果将这一思路运用于国际长安学研究的话，其发现问题的途径和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史学研究应当紧紧与国际长安学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结合起来。应当紧密地同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现实追求结合起来，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应该是我们在选题时所应遵循的行动指南。

国际长安学应该采取的方法是从国际性视域出发，从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去发现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寻求具有深度的历史解释，但切入点一定要小，而且要从不同角度反复切入。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才能真正揭示宏大主题内部所存在的真实而深刻的具体联系，以体现历史研究的自身优势。用马克・布洛赫的话来讲就是，“从原则上讲，分析对于概括综合来说，只有当分析以综合为目的，并注意为综合服务的时候，才会是有用的。”

“问题史学”对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不断加深和拓宽国际长安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其二要使古长安的国际化和现在西安的国际化二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学术关联，以目前西安国际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昔日长安国际化的历史实践，以其研究成果来指导现代西安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并在这一新的发展进程中进一步探索其发展的新目标和新途径。

比如，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立必然需要大量的具有刚性的制度性措施作为保障，也需要大量的针对具体问题的短期的政策作为补充。那么，建立国际化大都市需要哪些制度和政策？如何制订和实施这些制度和政策，这是建立国际化大都市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现实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从古长安的国际化进程中获得经验和教训。这当然是国际长安学所要大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再比如，国际长安学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和成果最集中的体现在于它对于我们清楚地把握古都长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在古长安大地上所进行的具有未来发展战略构想的新的城市化建设模式――国际化“大长安”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言之，国际长安学首先是长安国际化的产物。昔日长安经过长期的国际化建设形成了系统的国际化长安发展的综合格局和丰富内容，从而有效地提供并保障了诸如以汉唐为突出代表的长安国际化功能和地位。现代西安国际化进程虽然不能复制昔日国际化长安的模式，但是可以借鉴它。因此，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成果为依据，以现实的国际化发展需求为指针，古今融通；在学习我国北京、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西合璧。

（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将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有机地统一于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进程中

马克・布洛赫曾指出：“历史是一门有关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恰当。”因为如果将历史研究局限在过去这一狭小范围的话，并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对历史学的客观需要，也不能适应历史学本身深入发展的需求。因此，他“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范围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从现在史学发展的成果来看，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史学指导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史学发展的趋向来看，历史学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过去，也不仅仅是现在，而且也要面向未来，因为只有将未来纳入历史的视域之中，我们才可能对古代的历史和现代的历史看得更为清楚，并在古代和现代的发展进程中更为清晰地了解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向。勒高夫认为，“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很有必要在过去、现在的基础上再加上第三个维度：未来”。当然，如何将未来纳入历史研究的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理论研究在其中必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历史的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要发现历史理论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则是要与社会历史发展建立真正的内在联系，以便于发挥对现实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实践关系。这一辩证实践关系的核心是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史论结合，不断地深入现实的历史运动中，以探讨古代、现代、未来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此反复，使历史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正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所说：“历史意识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把时间的相反两端连接起来，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总之，历史的研究就是由古及今，再向未来的一个辩证认识的过程。

在构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时，应将古长安同不断变化的现代西安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联系起来，将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有明显差别但又有紧密内在联系的整体，并将其作为国际长安学的客观对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国际长安学本身的特点、内涵、理论方法、作用和影响有一个不断全面、深入的了解。其实，“问题史学”对于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建构而言，意义也在于此。

研究国际长安学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与人们所关切的突出的现代问题和发展紧密相关，其本身是一种不断地从古到今、再对未来加以展望的运动过程。这并非只是主观构想的产物，它是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国际长安学的历史理论与西安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历史实践辩证相结合的产物。

在朱本源先生看来，史学思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反映。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思想。比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凭据的是经过长期生产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与之相应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面向过去，按祖宗成法办事，这就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借鉴史学”，或叫做“垂训史学”。如《诗经・大雅》的哲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战国策・赵策》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箴言就是典型例证。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时，其所彰显的治史宗旨仍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此，西方历史思想发展也相类似。现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能够体现这一崭新时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对此朱本源先生精辟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生产和生活上的事瞬息万变，从现实出发制定的政策在实行上往往落后于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所以思维方式必须面向未来”。因此，朱本源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从现在社会本身包含的自我扬弃，来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进程。这正是今天的信息时代所要求的历史思维。”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国际长安学的研究领域不仅是一个传统性历史研究课题，也是现代史学研究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它是同“大长安”的构建相关联。国际长安学的研究一定要从现代的真实问题出发，立足于信息社会这一坚实的社会基础，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发挥其历史效用的一个基本趋向。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对历史学来说，人类意识的内在联系，人类意识的错综复杂，人类意识的影响，正是现实本身。”国际长安学的理论一方面要反映以古都长安为核心的中国早期国际化历史发展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探讨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途径――西咸一体化和西咸一体发展的趋向――“大长安”的构建提供历史借鉴。这正是本文宗旨之所在，当然也是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四、结语

总之，从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观念出发来探讨国际长安学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问题，就会发现，国际长安学的内容要深深植根于客观的长安历史之中，它在包含极其丰富而重要的古典史学内容的同时，又要表现出浓郁而昂扬的历史气息和具有时代感的问题意识。

毫无疑问，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不仅是国际长安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国际长安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建构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准则应该是：以现代史学的理论为依据，从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以周秦汉唐为核心的长安国际化历史为根基，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所应坚持的基本的史学认识方法。

因此，深刻揭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及其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将这种联系同正在进行的西咸一体化和“大长安”的构想和建设结合起来，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以真正使理论与历史进程二者之间形成深度融通，使国际长安学的理论真正同古今长安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辩证地结合起来，以发挥国际长安学这一古典学的现实功效。换言之，只有将理论与历史有机统一起来前提下，在充分发挥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和实践双重功效的基础上，以积极推进西咸一体化和大长安的整体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宏大发展进程为发展目标，国际长安学的研究才可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学术意义，并产生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

大学的历史与文化篇3

一、“说故事”的历史学定位

(一)史学是陈述之学

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讲故事的历史，具有五种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及环境(前四种要素所形成的历史故事的社会背景及生态环境)。

讲故事的历史学是传统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描述人物故事，以人物为主体的事件故事；即便是叙述典章制度，也是讲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其实行结果，它也不脱离人物故事和人群故事。正是因为讲故事，所以史籍编纂体裁主要是三大类，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今日之讲故事是传承的，然而又非纯粹传统的，是反映现代人类社会的知识、观念对历史的理解，是新的意义上的讲故事，不过仍然应是陈述之学。

(二)史学要不要讲道理(历史哲学)

说故事的陈述史学不讲道理吗?不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吗?只是说一些具体的事情吗?非也。它是讲道理的，有义理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两种差异：一种是寓论于史。作者有历史观点，有揭示历史面貌的愿望，但不采取大量议论的方式，而是选择充分的、较充分的史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希望通过史实让读者自行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益。传统史学采取“史臣曰”的方法表达史家观点；现代史家则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实证史学家即多如此。做这种学问的人常常被归类为“史料学派”。这种做法，易于明了具体道理(所谓“小道理”)和经验，难于揭示大道理(所谓“规律”)。要之，实证之作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寓论于史，或小题大做，以小喻大，通过具体的小事阐述大事及其道理。另一种是义理派做法。史实不多，或利用二手、三手材料及他人考订的史料，建构史学模式，去讲论历史哲理、规律，给人以宏观道理的启示，开人心智，但所述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靠继续研究。做这类学问的人往往被视为是“史观学派”。

实证法(实证派)与义理法(义理派)是何种关系呢?笔者之意，实证是义理的基础，义理是实证的升华；没有实证，便没有义理。两者需要结合，实证努力理论化，勿为烦琐考证所累；义理要向实证靠拢，最好要有实证功力。

(三)史学是科学抑或是艺术?

所谓科学说，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相信史家能够著作“定论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后世史家不能也不必要改动已成为真理的历史著作。此说同时相信史料能够论定历史，故有“史料即史学”之说。此说还相信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历史不过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去验证这种理论的光辉正确。人们有理由希望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故实证史学强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史学更是如此。

但也有学者对科学说提出质疑：历史不会重复，不能做科学实验，不可复制，此其一。其二，科学应发现规律，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完全可以认识，不好说。因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可以做到局部的认知，而全部的通晓，则非常难说了，社会进化论、经济决定论等等理论试图解说，都因有破绽而受到责难。其三，史家之主体意识与科学很难保持一致，谁能保证史家不反映自己的感情、种族、阶级、文化的倾向性于著述中，史家的价值观能够保证他的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吗?其四，不仅是不同观念的史家对同一事件有相异的解释，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史家会对历史产生新的看法，哪里能有定论的历史?其五，历史靠史料来验证和说明，而史料的保存是有限的，即使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夙称发达、史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运用起来便会发现，许多方面的历史仍然是缺乏记载的，致使史家难于完整地勾勒历史；况且史料有真伪，不易鉴别，这都难于给历史作定论。

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总进程、总规律应当存疑，然而根据前人业已探索到的理论，发现局部性规律是可能的。例如，讨论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历史地位、等级与等级制度等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共识。运用“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使其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应当是历史学家的努力方向。

所谓艺术说，是将史学理解为诗歌加哲学，是针对科学说的。其主要论点是史无定论，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同一的历史作出迥异的解说。既无定论的历史，谈何科学?历史之成为艺术，因为史为实用，史家会赋予时代之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会重新认识历史，而且这种认识又同个人的经验相联系，或一致；不同人的不同的经验，给人以不同的历史故事和解释，而且利用活泼的笔法描绘历史，使历史如同艺术，成为美学的一种，令人欣赏，如司马迁的《史记》；还因为如何编排史料，如何讲故事，也是需要讲求艺术的。但是，史学艺术说需要明确的是，它非自由创作之艺术，亦非文学艺术之虚构艺术，而是编纂史书的艺术。

史学家刘节在《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史学研究结论应是科学的，书写的著作应是艺术的，归纳升华到哲学上应是哲学的。他的意见值得参考与尊重。

笔者愚见，历史学是科学抑或艺术的问题，似乎不必过分纠缠，各有其是，可以互相调融。令史学在科学、艺术之间，或许更有趣味，更能发挥其功能。笔者服膺钱钟书《管锥编》中的见解：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看来，史学研究争取科学化，史学作品要求艺术化，也许是个好主意。

(四)从史学之异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看其陈述历史(讲故事)的特点

文学，形象思维之学，得益于想像。

哲学，宏观逻辑思维之学，得益于抽象思维。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是强调规律、理论、模式之学。

史学，重陈述，讲故事，特别看重的是寻求史实及对其描述中的阐述。它不能凭借想像，或抽象思维，或套用公式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学科。

史学这种史料和史实所叙述的故事包罗万象，为各种学科提供可选择的史料和观点，这就使得历史学有点人文学、社会科学基础的味道。

(五)史学需要保持“说故事”的特色

史学应保持其特点，在陈述历史的陈述中引出固有的道理，而不是一般的讲述宏观义理和规律。如果历史学大讲理论，忽视史实的陈述，史学将失去其特性，不成其为史学。因之，笔者不赞同以义理、新方法之探讨作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或谓史学不讲理论，容易为其他科学学科所小觑，不如理论化；然而，史学研究正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有其活跃性，至于社会地位下降，那是另外一回事(在近代社会，人文学科的传统主流地位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代替，非仅史学一家也。关于这一点，后面仍有机会涉及)。笔者的这种史学观念是传统的，是固守史学本位，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历史学的特色，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留有一席之地。在2002年举行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看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史学越来越理论化、抽象化，追求宏大叙事，寻求历史规律，历史似乎必须被赋予一些规则才有意义，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史学还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就先丧失了传统”，因此，他们主张恢复历史现场感，认为“叙述和感悟，这也许就是史学守住边界的最根本的方式”，当然也应建立历史学自身的一套概念体系[1]。有这样的同调者，真乃令人高兴。

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走向与社会史研究

历史学业已经历的发展过程、当今趋势以及与陈述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仅将概约化的看法缕述于次：

(一)古代传统史学(历史编纂学)

古代传统史学可视为政治史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政治史(含军事史、外交史)，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为“帝王史”，或讥讽为“断烂朝报”。

《史记》之“本纪”，主旨是为尊君，“传”、“志”本意是在说明“本纪”，可知纪传体史书的立意是在写帝王政治史，总结治理经验和治术的。当然，所谓政治史，在政治范畴之外也包含经济、文化等主要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也在内，但它却是围绕帝王政治这个中心讲述的。20世纪以来，传统史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迭居史坛的主流地位，整体史的新史学也在孕育之中。

(二)实证史学

从梁启超“新史学”以来，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以及王国维、吕思勉、柳诒徵等所提倡、实践的实证史学，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与科技史有关的数学史、度量衡史等作为专门史或向专门史方向发展，开展研究。

实证史学在方法上重视实证，特别讲求材料的发现和搜集，以至认为发现一个字犹如发现一颗行星；尤其要明了的是，他们重视考古发掘，其科学方法的运用在20世纪30年代为东方之最。而在观念上，他们一开始多信仰进化论，后来多样化了，主要是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强调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

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的体例为近代史学提供借鉴之资料，乾嘉考据方法亦为后人所袭用。

或谓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永恒的，若只是强调史料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作如是观，但作为一种史学范式的实证史学就不会有此殊荣，因为它的指导观念和史学功能论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三)民族情感史学

民族情感史学，主要以钱穆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并予以倡扬，以此与社会思潮之主流的批判论对垒。

(四)阶级论史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主要根据斯大林和苏联的理论解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将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出现了五种(或谓六种)社会形态。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为公认的学术代表，白寿彝则多少别具一格。在具体研究上，实际上将历史分为三大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史主要是研讨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政治斗争史、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阶级论史学在观念上强调探索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笃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前者决定后者的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际上走向了注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经典著作的道路(严格地说是作疏解，还够不上作注)；在功能方面极其强调为政治服务，反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

从根本上看，阶级论史学是一种宏观史学，然而它并不排斥微观研究，颇有笃实研究者。在对下层民众史、某些历史运动本质的揭示方面，有着不小的贡献。

(五)社会史的史学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开展了对社会史的研究。在大陆，80年代中期以来，史家接受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阶级论史学对劳动者斗争史研究的成果及受西方年鉴史学运动的影响，自觉或较自觉地进行社会史研究。目前方兴未艾，有成为史学主流之势。在台湾，社会史研究起步比大陆早一点，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探讨的深度上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史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身体、生态环境都进入了研究范围。

社会史与其他学科有着交叉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同社会学、人口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因而成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

在研究方法上，它的归纳法，向下看的视角，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法，哲学的辩证法等，均被吸收作为研讨的方法。社会史的研究，令史学功能由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

或谓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离开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若仅仅是一种方法，社会史研究就难于理解了。经过富有成就的具体研究之后，西方史家从方法论上重新认识社会史，将之视为一种方法，这是事后之论；中国的研究状况尚不宜采取此说，否则对社会史考察富有实际内容的研究不一定有好处。

(六)呼唤中的以“整体史”(“总体史”、“社会的历史”、“社会史学”)为特征的“新史学”可能出现及其与社会史的关系

在西方史学领域，一个走出年鉴运动的“新史学”正在形成之中。台湾学者在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同时，就有新史学之愿望，这由《新史学》杂志的命名可知。大陆学者提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认为它将取代兰克史学，新史学基本上或者首先以社会史为表征，就是想将社会史与新史学即整体史连接起来。

整体史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历史学、社会史研究领域一再扩大之后以及出现所谓的“历史碎化”现象，特别需要总和、综合。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历史学成为容纳百川之学，处于跨学科研究的中心地位，需要进行学科整合，而社会史就难于完成这种使命。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回归的现象：早期社会史所排除的政治史被赋予新意的研究，即从个人(帝王、英雄)进到政权史及其有关的符号、象征；他如事件史回归：事件——媒体——公众；叙述史回归：不以发现规律为重点目标，而以公众乐于知道的事件人物为描述对象；主体回归：以人为主体，将人从决定论观念下释放出来；人物传记回归；社会史研究的妇女史——女权运动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其发展变化离不开政治史；等等。所有这些，令人有史学回归之感。当然，历史研究的回归不是复原，而是以研究整体史为使命，为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完整的历史，而不是残缺的历史。

社会史与总体史的关系，由社会史研究的内容、经历、趋向可知一二。社会史经历如下程式的变化，将有可能发展到总体史的阶段：社会结构(政治史的某种延伸及同社会学、经济学的结合)—日常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心态、意识、信仰(文化层面)—生态环境、身体医疗(关怀生命、社会问题)向跨学科的整体史发展。社会史可能是从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学过渡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

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史研究的使命，在中国还远未结束，整体史尚处于愿望阶段，需要创造条件，迎接其到来。

三、历史学应使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及其同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说故事”的史学，经历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与阶级论史学到社会史史学，是一步步将史学知识传向民众。而今天，知识大众文化化已成为史学发展方向、史学能否发展乃至史学命运的关键性问题，实在是需要大加研讨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或出现“史学危机”的讨论，然而都没有认真计议过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不无遗憾的事情。笔者主持或参与过不少研讨会，曾经萌生过参与主办以“史学知识民众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可惜迄未见有此类学术会议。这里不妨说一说史学知识大众化的问题。

(一)史学功能转换及原因

传统史学功能是政治性的，即为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经验的“资鉴”功能，对民众(主要是读书人、士人)的教化功能，所以它成为庙堂之学，拥有尊贵的地位，“史”就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阶级论史学明确强调史学的政治性，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实证史学讲究脱离政治。社会史则将史学的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使史学在有限的政治功能之外，着力于文化知识的传播：用历史知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给予休闲的读物，令人身心愉悦；以人物、故事的典型形象使读者主动思索做人的道理，讲求人生修养、志向与情操。

史学功能之必须转换，或者说必然转换，基于社会的巨大变化。传统社会基本上是自然经济的社会，发展迟缓，所重视的经世之学是经学和史学的人文学，鄙视自然科学和技术，视之为匠人之事；近代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生产技术、物质文明变化迅速，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可视的，于是，人文学科不得不降落到被人贱视的境地。从殿堂到平地，这种落差感，大约也是中、外都产生的“史学危机”论的一种原因。

史学功能转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是必然趋势，作为史学工作者应该有相应的观念转变，要为史学功能的转换和史学知识大众文化作出努力。

(二)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与条件

何谓大众文化化?史学工作者应以自身的研究成果让大众来分享为目标，即治史是为大众提供历史知识，令历史知识成为大众文化的应有内容；史学书籍应有知识性、故事性和通俗性，文字表达方面的可读性。

大众文化化的史学知识，原则上讲是走近古代人的生活世界，贴近今日社会生活的内容，它包括人群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社会风俗及其变异、人类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各种经验智慧等。

近代史学研究，为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创造了条件。近代以来，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对于下层民众、性别关系、生活风俗、婚嫁丧葬、节日娱乐、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社会医疗等等社会生活历史的研究，其内容多是民众喜闻乐道的。试以笔者在近期史学著作中信手拈来的数例来看，可知笔者所言不爽。如有的学者讲述南宋初年临安大火中，裴姓商人不忙于救火，而是派人赶紧采购建筑材料，灾后居民修盖房屋，他卖材料发了大财。这样的故事表明，商人预测市场、捕捉信息的重要，与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一样，予人以智慧的启迪。又如，有的学者利用杜甫的《今夕行》诗句，说明诗圣杜甫在逆旅长夜中，赤袒跣足，大呼小叫，非常投入，反映了作为常人的杜甫，与诗圣的另一面相补充，可以令人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他如，有的学者讲述郑板桥见寺僧的故事：方丈初以他服装平常而冷淡他，及至见他谈吐不俗有所敬重，进而非常尊重，因而让座由起始的“坐”，变为“请坐”，再变作“请上座”，命小和尚的上茶，也有“茶”、“敬茶”、“敬香茶”的三变。从敬茶待客的习俗，反映出社会的等级观念的作用，而对出家人如此之势利之讽刺，令人可以从中得到诚敬待客、待人的教益。有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将之转化为大众文化，由大众分享。

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需要向古今民间文学艺术家学习。古代说书艺人、话本、历史演义、现代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都起到传播历史知识的某种作用，并以其知识娱乐受众。当然，文艺家的历史故事中有许多虚构成分，历史学家出于职业责任感有必要去纠正他们的误传，但是不必为他们“占领”史学“地盘”而愤慨，应当检讨的是自家不去作史学知识大众化的努力所造成的缺陷。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其实，最好是史学界与文学艺术界携手合作，多交朋友，取长补短，史学著作要艺术化，文艺家需要增加史学知识，作品向历史的真实性方向努力。平心而论，史学家和社会应该感谢文艺家对某些历史知识的传播。

史学研究成果如果走向大众文化，史学也会取得大众的信赖，不会被社会抛弃，避免真正的学科“危机”。

(三)史学研究成果大众文化化的表达方式

史学研究成果为大众分享，图籍内容至关重要，而其表达形式的讲求同样不可忽视，至少要留意于下述四点：

其一，平铺直叙的写法。史学著作要有大量的证据，会有大段大段的原始材料的引文，会有史料的考证和复杂事件、历史之谜的反复论证。毫无疑问，引文多系古文，如此一来，古文和语体文相杂，使得文气不畅，也令读者一会儿古文、一会儿语体文的来回转换，难于适应，增加阅读难度，减少浏览兴趣。需要舍弃那些史料引文，将它变为语体文，直接表达出来，令文气流畅，读者顺利阅览。当然，引文的做法给同行及少数圈外人士观赏是必须的，只是对大众极不相宜。

其二，要富有文采。这是极其难于做到的，然而是不可或缺的努力目标。

其三，深入浅出。大众文化化的历史读物，不是只讲一些历史故事，而应将研究的客体研究透彻了，俗话说是吃透了吐出来，能综合大量历史现象，分析清楚，尽可能地说明历史现象的连贯性和事情的本质。通俗读物虽说是通俗易懂，但是寓意不可少，必须深入浅出，绝不是儿戏之作。

其四，图文并茂。历史遗迹、遗物的图像、画像、图画、照片，实物照片、素描，等等，与文字说明相配合，可以收到文省事明、一目了然的效果。图文并茂，在古人主要限于客观条件，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现在学者开始留心了，“老照片”成为可贵资料。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史家都给图片以应有的地位，“提请留意”，看来仍有必要。由于著作中配图的时间还不长，相应的学术规范尚不完善，或者说还没有建立，常见的现象是对于插图本身的说明欠缺，图、文的内容并不配合。大众化的读物不能不讲究这些。

总之，史学工作者需要将读者感兴趣的历史故事，能够发人深思的历史知识，用富有文采的笔法表现出来，使人将阅读的过程变成为一种美的享受和追求，同时增长了知识，提高了生活情趣和生活质量，也启迪智慧的开发。这也是令史学游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

(四)史学工作者的职业态度与高标准的专业要求

史家定位。帝王之学的史学高高在上，史学家好为人师，总在教训读者。近代以来，此种积习并未根本改变，似乎作者与读者双方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学者自认为写作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事业，要向民众灌输什么观念，负有提高民众素质的使命，这是在上者对待在下者的态度，早已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之时。作者与读者双方之间，理所当然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要将什么观念加给谁的问题，书籍只是双方对话的工具。人是社会中的人，做人要给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史学工作者要定好位置，争取成为读者的朋友，而不是在上面的教育者。

专业要求。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大众化的深入浅出的要求，首先应有研究性，是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有关知识，具有综合分析能力，还要富有文采地表达出来，此等著作的写作真是谈何容易?设若仅有几分知识，浅学易满之人，哪里能写作得好!普及与提高是一致的，以为普及的读物可以要求得低一些，这是误解，无益于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极宜纠正。

(五)史学新功能得益于社会史研究

大学的历史与文化篇4

关键词：世界史重构全球化以人为本

对于世界史的涵义，阿克顿给予了经典表述:“我所理解的世界史不同于各国历史的凑合,不是结构松散的东西,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不是记忆的沉重包袱,而是心灵的启发。世界史是一个各民族历史都附属于它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各民族的历史将被讲述,但不是因为它们自身,而是因为与更高级的系列相关,并从属于该系列的缘故,是根据时代和它们对人类共同命运的作用程度来讲述。”1世界历史的人文内涵各要素互相联系，人类五大文明起源虽起源不同，但许多发展规律一样，人类各种族的文明和文化特点不一样，但通过不断融合和交流能取得更大进步。

一、背景

20世纪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史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导致“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2,各国各地区的史学研究得到不断普及和深化。一方面西方历史研究的地域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二战后西方学者“对世界上欧洲之外地区的历史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3。世界史重构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寻求新秩序，史学也寻求一种“新秩序”――重构世界史。人类深刻地感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苦难，故要从中汲取教训，大战后国家之间重组利益。历史研究领域也紧跟时代步伐，完善理论体系。二是苏联的解体促使史学家把眼光投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苏联解体带来雅尔塔体系的瓦解，中国吸引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眼球。三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下各种新的史学方法出现的推动。计量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性别史学等相继出现。科技的进步使我们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先进的方法。四是全球化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史学研究也走向世界，从多角度多层次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史。

三位历史学家思想所产生巨大的影响：斯宾格勒、柯林武德、汤因比、克罗齐。马克・布洛赫《为历史辩护》也是体现。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确定了文化史研究的思路。在他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进步的史学观念。在他们高瞻远瞩的历史研究推动下孕育了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本杰利，即在张广智先生的这本书里谈到了全球史的一些开创者的情况。

全球史的研究火热是一种表现现象，其实质是人的觉醒，人的思想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

二、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所谓“全球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认识的“方法”，非理论基础。“全球史”跳出了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框架,“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4。同时“考察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区的产生、发展、交往、对抗、融合、扩散等过程”5。运用跨学科的比较分析方法来揭示在传统“世界史”和民族国家历史架构下常常被忽视的人口迁移、环境变迁、帝国扩张、技术转移乃至传染病扩散等历史现象。另外，“全球史”将自然历史、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纳入研究范围。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的拓展和进步。

1、威廉・麦克尼尔

麦克尼尔在《世界史》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文明的起源与四大文明的定型”、“文明的平衡状态”、“西方主宰世界”、“走向全球大一体”。麦克尼尔相信,编纂一部全人类各个部分、各种文明密切相关、相互交流、休戚与共的世界历史,是有助于减少国际冲突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

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社群史》是公认的全球史奠基之作。《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地位，被誉为“革命性著作”。《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在军事史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开创与指导意义，“无论依据何种标准来衡量，都可称作是一部学术杰作。”个人觉得它是人类历史研究领域扩大的表现，也是人的不断进步的表现。这些著作不在只关乎帝王将相，也关心黎民百姓，不仅关注欣欣向荣的历史，也关注历史的黑暗的一面，不仅仅关注富丽堂皇的历史，也关注不登大雅之堂而有用的历史。麦克尼尔与巴勒克拉夫思想是互相影响的，只是谁更明确提全球史观，深层原因是当时所处时代决定。

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他的“全球史观”的思想。1976年问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更明确地将这种看法阐明为“全球史观”。其提到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贯穿巴勒克拉夫“全球史观”这一理论和方法的经典之作则是其《当代史导论》一书，而对于世界史研究同仁也具有影响。

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指出“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正如我们所知,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将遭受这种命运。”我们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巴勒克拉夫也明确指出“中国和地中海地区在若干个世纪里经历的道路实际上是彼此独立的、互不相同的。如果我们硬要将它们纳入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这样来重现他们的历史必然会严重违背历史真实性。”6

“全球历史观”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文明，用“全球史观”重构世界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抛弃了传统的国别汇编的世界史框架结构。如吴于廑说：“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7吴老的观点是常思常新，我们要站在一定的高度，跳出自己思维局限，全面认清历史发展的事实。从世界整体出发来考察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代史学导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全球性眼光和新的视野，还在于方法上的革新。另外，这也与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有悖，却不失独到。“这部著作的最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形成了一种新的宏观世界史体系理论，……在这里，全球史观与世界历史新体系合二为一，统一于巴勒克拉夫的史学思想体系之中。”8

3、L.S.斯塔夫里阿诺斯

19世纪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古奇在总结19世纪的西方史学时说,那时“历史的范围一直在逐渐扩大,直到它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自然界的影响,经济因素的压力,思想和理想的起源和转化、科学和艺术、宗教和哲学、文学和法律的贡献、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群众的命运,这一切现在也同样要求历史家的注意。历史家必须不断地观察生活,也必须全面地观察生活”9。历史研究总是与人类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

斯塔夫里阿诺斯致力于世界体系的创新，出版了《全球通史》、《全球冲突：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的生命线》等重要著作，以构建符合现时代、体现“全球历史观”的新的体系。“他已完全脱开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念。他的思想发展正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扩张所带来的反省”10。

张广智先生在书中归纳了四种世界史类型。一是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二是波里比阿-兰克的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三是圣奥古斯丁-鄂图的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四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四边形思辨型的世界史。这是一种历史解读。新时代下，当下的全球史观的特征呈现如下：一是重点考察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内部结构的构成和演变。二是观察的视角不一样。全球史是站在月球看地球的全球视角，属于三维立体的范畴，有强烈的空间感，关注的是历史的整体发展、横向联系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三是研究的方法有不同。全球史研究超越了历史学范畴，涉及人种、生物、生态、地理、气候、坏境、疾病海洋等许多其他学科的领域，除了实证的研究方法外，还有其他学科的方法，如比较分析法。四是治史的观念是以人为中心，把人和自然联系起来整体考察。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世界史的研究应体现出全球性，还应显示出当代性。全球性不但体现了当代性，也是世界史的灵魂。斯氏的著作没有完全避免西欧中心论的窠臼，这是其个人局限性使然。

4、杰里・本特利

在新全球史运动之前,全球史写作的主题多是沿着两个思路写作，一种思路是从宏观的范围对文明的命运的跨地区研究和反思。前一思路的代表作就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另一种思路则是全球史掩盖下的国别史或者地区史。

《新全球史》按时代特征、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文明间交流的程度和全球化的进展情况把复杂的世界历史分为七个阶段。其七个阶段代表着紧密联系的几个历史时期,构建了世界历史的框架。

《新全球史》自觉突破强调、文化排他性、社会特殊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特别关注不同传统之间的联系、交流和互动,强调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当作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这种部分的划分不可避免夹杂着很强的理论性一种划分规则。但是事实是历史有时不遵循这些规律和理论。在全球运动的总趋势中,本特利强调互为因果的三点:人口增长、技术不断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是这里还忽视了或者说没有强调的是人本身的因素。

在这些交流形式中,跨地区的技术传播、农作物传播、病毒传播容易一些,而文化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可能最大,因为每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都持抵制的态度,主动推进文化融合的事例在历史上非常少见。因为人都有自身的秉性，而且在最初都是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从而也就不能认识其好的方面且为自己所用。其英文原著的书名TraditionsandEncounters中的encounter不仅指“交流”,还强调“冲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交流和融合有正面的效应,也会有负面效应,经济摩擦、文化矛盾的出现在所难免。这一观点在《新全球史》一书中表达得也较为充分。

三、反思与评析

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巴勒克拉夫为先导，在其新的世界史观的影响下，在西方出现了一批比较重要和具有个性特点的世界史著作次不赘述，全是全球史观著作的重要发展表现，却都是在其框架之下的一种阐释。

在国际学术界，全球史学派的创始人当推马克思，150年前马克思关于全球资本对新型市场的开拓发展，已将全球紧张密关联起来的论述，为全球化的现实所证明。“全球史学派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编纂潮流中已经开始显现出来。”11年鉴学派提出“整体历史”（总体史）与“历史综合”的口号，是历史学走向整体化而又不失史学自身特点的一个范例。《碎片化的历史》讲的就要防止历史碎片化。让历史有之细化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也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历史，黑格尔说过：“我们从历史得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这也赋予我们以自己的思维汲取教训，不断总结和整理历史，注重历史的整体性，意义重大。

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学派的“如实直书”值得借鉴。社会史研究也很是火热。比较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等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全球眼光下研究历史表现。人要有开阔的视野，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下还得注意自然发展、人的个性和多样性，跨学科研究。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因素，关注人文，关注自然。

全球史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必然结果，其早期代表人物布洛赫就指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12我们要实现自己的愿望，要认清自己，告诫自己是为什么，从而拥抱整个世界。

注释：

[1]Breisach,Ernst,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andModern,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p320.

[2]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

[4]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5]钱乘旦：《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6]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55-266页。

[7]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见《吴于廑叙述论著自选集》，第86页。

[8]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9]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859页。

[10]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8页。

[11]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12]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参考文献：

[1]（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英）巴勒克拉夫著,张广勇,张宇宏译.当代史导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3](英)约翰・伯瑞著，范祥涛译.进步的观念[M].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4]（英）斯塔夫里阿诺著，吴象婴，粱赤民，书慧，王梁赤民，审校.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魏凤莲,统校.新全球通史(第三版上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6](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7]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大学的历史与文化篇5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AnAnalysisofNewHistoricismTrendofThoughtinLiteratureandArt

大学的历史与文化篇6

20世纪上半期，思辨历史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又称文明形态史观，它是一种采用宏观的维度研究的历史哲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文化抑或文明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或文明兴衰、演进的历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特征的分析，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当然，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杰出代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7年)一书是当时最震撼西方人心灵的著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乐观前景的破灭。他的文化有机体论试图揭示的正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等7种文化兴衰的生命周期，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文明命运或有机逻辑。

汤因比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反思西方文明，并试图用挑战应战模式阐释27种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超越了传统西方史学研究框架的限制，摒弃了历史分期的思想，从而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并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可以说，文化形态史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他们已经从历史学家转型为历史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以及意义。

一般来说，理论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形态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社会条件推动着史学家反思现实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首先，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重建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社会上一度流行带有末世论色彩浓厚的思潮，如穆西尔的精神颠覆论、舍勒的价值毁灭论、尼采的上帝之死论等。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术界，均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仅仅对以往事件的叙述性研究，而是渴望以史为鉴，要求发挥历史解释现实的功能。正是由此机缘，文化形态史学应运而生。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均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寻找解救西方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然而，与斯宾格勒悲观的文化宿命的观点不同的是，汤因比在承认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突出强调人类面临挑战的应战能力，旨在为西方文明克服危机找到可能的途径。

其次，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中就是历史进步观念的确立。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战乱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的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集中爆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存在主义的虚无观、上帝死了的信仰真空、理性毁灭的哲学困境等纷纷出现。文化形态史学家深受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类比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客观主义通常采用的片面和武断的方法，无法对历史性真正深刻地领悟。汤因比认为：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在《历史研究》中，他毫不讳言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等法则来自于古代神话和宗教的启示，尤其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第三，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自从产生起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西方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日趋尖锐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此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阶级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革命难以避免地一触即发。文化形态史学家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避免由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使西方重现辉煌。所以，他们力求回避，甚至对此进行质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和文明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单位，于是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形态史学的理论实质

文化形态史学从理论本身是对之前历史研究的超越，它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理论的反动。科学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它是由尼布尔初创、兰克奠基的。其中的代表兰克学派以创办补习班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提出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核心观念，把史学研究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把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然而，这样职业化的研究方式也使得历史学远远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难免对历史学缺乏兴趣。甚至曾经的美国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针对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局限，文化形态史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第一，批判和否定了科学主义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史观，但却潜在地含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及话语优势。欧洲中心史观是西方19世纪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它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并将欧洲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的规律，同时强调欧洲的优越性，从而否认其他民族与欧洲的同等地位。这些观念遭到了文化形态史学的强烈批判。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反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统一等错误观念的根源，而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然而，文化形态史学不自觉地将欧洲中心史观由显在的形式转入隐蔽的形式。斯宾格勒强调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西方的，而代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最后使命将由德意志民族来完成。汤因比也认为，在现存的五种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仍有活力，其余的四种正在走向死亡，未来普世文明从西方的基础上开始。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他的全部历史观又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史观的异端邪说。

第二，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开启了综合的整体主义研究。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著的历史大多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例如，兰克的《世界史》以及剑桥学派的《剑桥三史》等均是如此。与科学主义史学相比，文化形态史学更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七种文化，每一个文化都是有青春、生长、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特征的有机体。汤因比也指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的整体是文明社会，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达二十几种文明社会，但是它们均有着共同的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体系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时空范围的综合体，在时间上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在空间上包括以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单一或复合标准划定的地理区域。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历史研究局部主义进入整体主义。

第三，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直观性和主观性。科学主义史学主张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即史学的脱魅(disenchantment)。兰克强调史料至上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并提出一套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使得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并成为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宗旨。文化形态史学则主张史学的复魅(reen⁃chantment)，即赋予历史学以人文学科的特性，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诗人的直觉和感性，甚至把对历史法则和规律的认识归结于神话的启示，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突出了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和历史学的人文特征。

第四，抛弃线性发展的直线时间观的历史观，确立多元时间观。近代历史的直线时间观起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约阿西谟，他首次运用三位一体象征着救赎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个时代。这一划分方法成为此后西方历史学在时间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认为历史演进是一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剑桥三史》一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形态史学的重大突破就在于用多元时间观来替代直线时间观。斯宾格勒认为，传统的关于历史阶段的三分体系带有明显的直线性和地域性的性质，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汤因比也认为，直线发展的进步观是一种错觉，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同人类史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文明都属于同一阶段，具有同时代性以及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可比性。他认为，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的进程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三、文化形态史学的深远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十分辉煌，但在2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思辨历史哲学理论模式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问题受到质疑并引来大量的批评。分析历史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把历史的理解问题摆在了首位，对史学的认识论前提与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即要理解历史事实就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于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就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首要任务变成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历史性质的解释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并以此对黑格尔、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进行批判。思辨历史哲学退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形态史学也日趋式微了。但是，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了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范式，在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区别是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经验性更多地体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先验性的强调较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遵守科学研究要具有了解事实和探究规律这样两个目的，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整理事实的资料属于初步阶段，推论的形成与原则的发现才是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研究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但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和功能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进入到人文领域当中了。文化形态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从而向思辨历史哲学转变。可以说，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地批判与洗练。

所以，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努力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试图以史为鉴定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