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的知识观篇1

（1）近年来西方哲学中最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且它对我国哲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主要有两种版本，即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但其共同特征是主张相对主义，反对客观主义。

相对主义的批判矛头指向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将客观主义当作梦寐以求的理想。启蒙哲学追求知识的客观确定性，力图为迅速增加的各门科学知识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康德所谓“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客观主义心目中的理想知识是日臻完善的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被视为知识的典范。启蒙哲学家们相信，全部人类知识都应该而且能够像物理学那样客观和精确，都应该而且能够具有物理学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和必然性，都应该而且能够被数学化为某种完善的公式或方程。完善的知识应像2×2＝4那样为所有人理解和赞同，而达到这种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理性。客观主义相信人类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并且坚信理性能够发现这种知识的基础。这种从笛卡尔、洛克到胡塞尔、罗素的客观主义也被称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

（2）客观主义植根于自然科学的肥沃土壤，但希望在所有知识的土地上都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半是出于诱惑，半是来自压力，人文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也一直向自然科学看齐，千方百计地为历史寻找某种公式，为社会生活开列某种方程，将自己改造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而客观的科学”。但是，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历史公式和社会方程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即使有人杜撰了某些公式或方程，它们对社会历史也毫无效用。在物理学中可以形成整个科学家集团都一致同意的“范式”（paradigm），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根本办不到。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桓事实：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的存在以消除主观性为前提。相反，主观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仅是不可消除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根基?/P>

以物理学为知识模式的客观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失败导致人们承认人文社会科学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和知识标准。但事情不止于此。当代哲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论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声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追求差异”成了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紧紧跟随的共同旗帜。启蒙哲学家们曾为主观性和差异性而痛苦不堪，当代哲学家则以宣扬主观性和差异性为时髦。知识模式以及哲学家关于知识的观念都变化了。客观主义的衰落和相对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哲学演化过程的两面，而相对主义流行的主要领域是人文社会科学。

在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挣扎是现代哲学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说代表启蒙理想的客观主义对客观性的要求太高了，它根本无法实现，那么现在流行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则在于它完全放弃了对客观性的追求。

（3）主张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而且确信哲学能够给所有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这对所有启蒙哲学家们来说是共同的。但是，一旦涉及这种“合理证明”的内容，这些客观主义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就出现了，而且他们的观点是互不相容的。例如，在认识论方面，洛克认为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康德则主张它是先验理性；在道德哲学方面，边沁和密尔主张“功利主义”，康德则坚持“义务论”；在政治哲学方面，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平等，诺奇克主张正义在于捍卫个人权利。这样便出现了一个支配西方近现代哲学演变的基本矛盾：哲学家们对“合理证明意味着什么”具有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提出的“合理证明”却是不同的和互不相容的，而且不存在一个更高的合理性标准来裁决这些哲学争论。

启蒙时代的客观主义理想是给全部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认识论给科学知识以合理的证明，政治哲学给国家制度以合理的证明，道德哲学给伦理法则以合理的证明。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提供出它们所曾承诺的那种证明。在这种意义上，启蒙的理想失败了，全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演变揭示了这种失败，当代西方哲学中永无终结的争论在继续证实着这种失败，而相对主义的盛行正是这种启蒙理想失败的时代反映。

（4）我把这种超越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求客观性的观点称为“相关主义”（relationism）。这种相关主义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原则，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方法，以知识社会学为基本理论。

所谓“相关主义”意味着知识与人的社会处境相关。传统哲学研究知识与客体的关系，用知识符合对象（客体）来证明知识的合理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认识关系倒转过来，用主体性去规定对象，将知识看作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在历史上首次探索了知识与人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表达的思想是他们存在的功能，人们的意识、观念和知识为他们的社会生存处境所决定。马克思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真理：知识不是符合它所指向的对象，而是符合将它表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处境；知识的深层动力不是来自对象的真理，而是来自人们的生存活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文社会科学脱离不开价值因素，避免不了为利益所支配。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人文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那么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的哲学追问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即揭示人们的社会存在如何并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认识。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发现，人们的认识动力不是学理的，而是生存的。认知的迫切性不是产生于对知识的热爱，而是产生于应付生存环境的需要。知识的根本性质是工具性的，它为人生服务。所以，处于不同生存处境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问题，或者对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解答。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出决定人文社会知识的东西不仅有理论的因素，而且还有“超理论的因素”。

阐明知识中“超理论因素”的学说就是知识社会学。传统哲学认为，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仅仅是理论的因素，这些理论的因素可以分为形式的和内容的。知识社会学主张，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不是“理论的因素”，而是“超理论的因素”。所谓“超理论的

因素”是指人的社会处境、地位、利益、意志、愿望、经验和习俗等等。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指向实践的，人们的认识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相关。这种社会参与活动为认识提供了动机，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规定了框架，为问题的解决指示了必须遵循的取向。简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是历史的，其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关联之中。

（5）“相对主义”是一顶令人不安的哲学帽子。即使像罗蒂（RichardRorty）这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愿背负“相对主义”的恶名，而将自己的观点称为“种族中心主义”。问题在于，换个名称不等于摆脱了相对主义。我认为，真正克服相对主义的关键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建立起客观性。

理性主义的知识观篇2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big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thesociological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柯林斯(h.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strong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latour)、塞蒂纳(k.cetina)、伍尔加(s.woolgar)和卡龙(m.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networktheory，简称ant)。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theanthropological&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salk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knowledge)，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in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thepracticeturn)中。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一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bbh把这五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策略经过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2)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

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抵触。(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学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因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且“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它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可能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主张自己的怀疑、平等和介人权，对科学发现的质疑就是一种体现;它揭示的“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渗透性”问题，表明科学家具有利益倾向，使人们对“科学是一种力量”进行反思:科学既是一种好的力量，又是一种“勾勒姆”(golem)的力量，谁都可利用。

理性主义的知识观篇3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分别以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学有限主义为指导纲领，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逐步摆脱了其理论困境，走向成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进而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以其激进的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它对科学采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立场，对哲学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形式主义(formalism)、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拒斥，尤其是它所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使得对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继20世纪20一30年代的繁荣发展之后，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分析了SSK产生的时代背景、代际演进及其理论优势与局限，进而试探SSK的未来走向。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进人20世纪，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BigScience)观念也随着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舍勒(M,Scheler)和曼海姆(K.Mannheim)的“反身性原则”和“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思想的深刻研究，以及对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后期哲学和默顿(R.Merton)科学社会学“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的批判与反思，在汲取曼海姆相对主义思想和库恩理论尤其是“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思想的;’马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据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

(一)SSK的三展历程

1、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柯林斯(H.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SSK学者以“强纲领”(strong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循着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theSociological’Turn)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SSK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之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SSK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SSK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包含四个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3)对称性(symmetry)；(4)反身性(reflexivity)。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中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SSK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2.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I,atour)、塞蒂纳(K.Cetina)、伍尔加(S.Woolgar)和卡龙(M.Can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K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n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SSK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laboratoy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Cheorv，简称ANT)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及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s)特征，说明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theAnthropologicalCultureTurn)。

在第二代SSK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科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在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间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对知识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基础理论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SSK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如何导致了事实之建构”，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柏林学派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ANT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SSK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SSK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与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knowledge)，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in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SSK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thePracticeTurn)。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说，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卞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间的相互作用。rs〕基于此，BBH把这五项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二)SSK代际间的理论联系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SSK研究策略发生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

第一，SSK区别于传统科学元勘(sciencestudy)的共同特点有:一是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从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和社会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二是SSK的研究方法为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狭义的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间的因果联系。

第二，与第一代SSK学者仅说明了科学活动是一种社会过程相比，第二代SSK进一步以实践观科学行动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突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黑箱，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第三，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核心原则—意义、信念和范例的使用具有开放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暗示了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SSK。可见BBH明显放弃了对称性和反身性原则，而是试图通过强化因果性原则建立了新纲领。(2)进一步强化了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依靠其批判为SSK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新纲领中，BBH虽放弃了强纲领的某些宣言，但其基本的“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立场却没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SSK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

和任何学术视角、流派或学科一样，SSK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其理论优势与局限性。正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争论中，SSK的未来发展路向逐渐明朗化。

1.SSK的理论局限性

贯穿于SSK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SSK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SSK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矛盾。(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许多SSK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从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2.SSK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决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人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SSK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SSK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理性主义的知识观篇4

【关键词】现代知识观高职学生学习心理

知识观是人们对知识的本质、属性、价值的看法与假定。秉承怎样的知识观，对教育者和学习者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现代知识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高等职业教育由于其起步较晚，对学生学习心理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在现代知识观视角下怎样提高高职学生学习水平，值得深入探讨。

一、现代知识观的主要论述

(一)实用主义之“经验性”的知识观。实用主义认为，知识不仅包括以书本形式表现出来的间接经验，也包括个体的直接经验。杜威认为，如果个体不能把外界的信息组织到自己的经验之中，这种信息只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感觉刺激，而不能被称为真正的知识。即知识具有个体性、经验性的特点。

(二)结构主义之“建构性”的知识观。结构主义认为，知识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和认识能力对经验中的材料进行自主选择和主动建构的结果，目的是使经验中的材料具有个体意义。即知识具有建构性的特点。

(三)后现代主义之“不确定性”的知识观。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解释，研究者并非外在而是内在于认识过程之中。也就是说，知识并不是一种绝对客观的、固定不变的终极真理，而是具有不确定性、建构性、多样性和可质疑性等特征。

(四)知识社会学之“社会性”的知识观。知识社会学是研究人类一般认识活动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一门学科。在知识社会学看来，所有的知识都要受到认识者所处的现实社会条件，特别是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条件的制约。即知识具有社会性的特点。

（五）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广义知识观。现代认知心理学把知识定义为主体通过与其环境相互作用而获得的信息及其组织。该定义强调了以下几点：（1）知识是后天经验的产物；（2）知识获得过程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3）知识的范围广泛，从获得具体信息到机体的认知结构的根本变化，都属于知识范畴。这是广义的知识观，并由此将知识概括为三大类：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陈述性知识主要指言语信息方面的知识，用于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这与传统知识观中知识的内涵一致；程序性知识是用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是在练习的基础上形成的按某种规则或程序顺利完成某种智慧任务或身体协调任务的能力，其中为了突出对内认知调控的重要性，将对内进行认知调控的知识单独分离出来，称为策略性知识。

总的说来，现代知识观有如下变化:（1）从绝对知识观到相对知识观———知识的理解性，即知识具有理解性，它并不是绝对客观的；（2）从普通知识观到境遇知识观———知识的情境性，即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纯粹知识，所有的知识只具有局部的、不确定的或境域的特性；（3）从既定知识观到流动知识观———知识的创造性，知识的价值不在于给人现成的东西，而在于给人不断创造的“起点”；（4）从精英知识观到大众知识观———知识的多样性，不仅重视社会性的知识，也重视个体性的知识，不仅重视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显性知识，也关注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隐性知识。因此，教与学不仅仅停留于显性的、可以直接传授的陈述性知识，还应注意隐性的、间接的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以提高学习的有效性。

二、当前高职学生学习特点探析

鉴于目前国内高职院校的招生情况，与本科学生相比，高职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学习动力相对不足，学习策略相对欠缺。高职教育一般为三年制，大部分学生大三时已在工作单位实习，实际上在校正规学习的时间也只有两年或两年半。由于教学时间紧，以及对孤立的程序性知识的过分强调，学校在系统的陈述性知识的教学上较为薄弱。高职许多课程对概念、知识体系上的阐述并不全面、系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此基础上的程序性知识的延伸和创新。通过流水线式的教育，学生们学到了一定的程序性知识，知道“该这样做”，但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做”，更不知如情况有变又“该怎样做”。虽然高职教育强调技能教育也就是程序性知识的学习无可厚非，但是陈述性知识的学习却是程序性知识学习的基础。只有将基础的陈述性知识深刻理解，才能在程序性知识学习中融会贯通、游刃有余。

同时，研究表明，高职学生在学习策略方面尚有欠缺。许多高职学生无法适应大学的教学方式，沿用了中学时被动、机械的学习习惯。很多高职学生尚未探索出科学的学习策略，对不同专业、不同任务所采用的学习方法趋同，学习策略表现为重复地诵读和机械地练习等较低水平的复述策略，而很少对学习内容进行高水平的思维操作，难以将所学知识整合成一个知识体系。他们缺少高效率的预习、复习、听课、笔记、阅读、应试、时间和环境管理等学习策略，影响了学习效率。但由于教学时间的有限，以及部分教师观念上的误区，许多高职教师对学生策略性知识的教学并不重视。如果只是一味地偏向于程序性知识的教与学，而忽略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那么学生的自学能力将受到很大影响，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将来进入工作岗位上的发展也将受限。

三、对策与建议

在新的知识观下，不管是高职教育者，还是学习者，教与学的观念都应当发生转变。学习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学习程序性知识的过程，而是在个体有效运用策略性知识、对基础性的陈述性知识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掌握程序性知识，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当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与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

在这种理念下，作为高职学生，要注重以下方面：

（一）开展以深层理解为主的建构性学习

要求学生对知识进行深刻的、真正的理解，对知识进行明确的辨别，并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推测，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知识，并能运用知识解决一定的问题。

（二）开展以自我监控为基础的诊断性与反思性学习

新的知识观认为学生学习新的知识，主要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而获得，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教学情境下，利用一定的教学资源，通过与教师或其他人协商、交流和合作，进行主动的、有意义的建构过程。强调学习者通过自我检测、自我监控等活动来诊断和反思自己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判断学习进展与目标的差距，进而调整自己的学习活动。

理性主义的知识观篇5

(一)高校母语教学大纲形同虚设

第二语言———英语作为我国应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目标，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大纲中也有着明确要求，尤其是近些年企业、事业单位、公务员考核对于英语四、六级要求不断提高，使英语教学、课程设计不断精益求精。然而，与第二语言应用发展形势迥然不同的“中国文化课”，则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中华文化课作为我国母语文化在高校建立的一门必修课，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母语教学思想、文化结构设置都与实际传播发展严重脱节。作为传承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母语文化，其教学大纲形同虚设，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并没有体现出我国语言文化特色。二语习得和跨文化交际对于大学生发展是尤为重要，但部分大学生却忽视了第二语言学习是基于母语进行词汇、语法、结构的理解，单纯学习第二语言，忽视母语“文化共享”的特性，则会起到事倍功半的不良效果。

(二)母语正迁移作用被严重忽视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首先应对语言的不同文化、历史背景、政治因素进行全面了解。就目前而言，人们总是产生语言学习的定式思维，认为语言学习单纯通过阅读、写作、口语等已足够，却忽视了“合作学习”的功能，使母语正迁移作用被严重忽视。当人们学习目的语的时候，脑海中的思维模式会受母语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性和共同点。母语与目的语出现共同点时，则会通过母语加深对目的语语法、结构的认知;当二者出现差异性时，则会提高第二语言学习的积极性和效率，对于一些要点进行重点研究。忽视母语正迁移作用，所培养的人才大多是“高分低能”，忽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对外来文化认知不够，跨文化交际能力弱。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于语言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的认知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习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语言文化、知识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对于文化体系、知识结构、语言能力的掌握则取决于自身学习观、主观能动性。学生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观构建知识。学习过程主要表现在对原本知识经验的改革重组，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构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习观，强调知识信息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自身不断探索、延伸、筛选，对于自身学习才有真实意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属性。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知识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体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知识不具备绝对真实性，随着外部环境、结构变革升华，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侧面翻译母语文化随着时代变迁，周围人的认知程度，其教学、传播能力也不断发生变化。语言自身是一种知识形态，在学习者通过自己的经验将语言建构起来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构建、重组，有新的语言词汇、语法构建融入，所以某一阶段知识体系固然被推崇，但却不是最终答案。(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教学观的基本目的，在于学生和老师之间“合作式教学”。教学本身不能忽视学生已经构建的知识体系，简单强硬地采取“填鸭式”进行教学不利于学生接受新的知识体系和重新构建原有知识体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让学生自主观察知识的异同点，进而合理引导，提供一定资料信息予以支持。学习观、知识观、教学观对于母语文化体系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使整个结构清晰化，对于母语衍生、教学、发展有一完整体系，同时在母语文化发展过程中使学生加深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认知。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于母语文化教学和发展的启示

针对当前母语文化严重缺失、崇洋之风积习难改、母语正迁移作用被严重忽视的现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从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主观能动性开始，构建母语知识体系，激励学生提高对母语文化学习的兴趣，进而全面促使母语文化不断发展。

(一)自主语言知识建构，提高母语学习能动性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传统教学理论相比中心对象发生了变化。传统教学的中心对象是老师，学生被动获取知识，减少了亲自思考、体验的环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则将学生列为中心对象，学生主动对外在文化、知识进行探索，并对已掌握的文化、知识、语言结构进行构建。这个过程是主动构建的过程。与传统教学相比，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体验、提问、解决问题、获取知识经验，使学习从被动到主动，则会大大提高对母语认知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母语学习效率。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最近展开区对学生母

语文化构建的帮助语言学习重在于交流、互动，因此对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严格要求。母语文化学习过程中，学生对知识储备、知识体系建立有一个极限，即自己最大实力水平，凭借“合作式学习”模式使自己突破现阶段水平，达到新的知识体系，二者之间的过渡区间被称为“最近发展区”。不同学生对于语言的认知能力不同，水平较高的同学，可以加强同学与同学间的相互作用，促进后者快速过渡到下一高层次的知识体系结构中，对母语文化掌握、语言建构起到积极作用。

(三)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并重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教师在整个母语文化教学活动中起到的是促进、提示、帮助建构的作用，而主体仍然是学生。教师通过对课程目标、课程环节等详细安排，根据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可以实时提出不同问题，激发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知识，并根据老师提供的不同教学资料展开深入分析，对母语文化进行构建，成为知识体系的主体。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学习。

(四)建构主义理论情境性教学促进学习者主动性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母语文化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体现为“情境主义”。母语文化、知识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外在因素的影响，故在合理运用语言时，应充分遵循语言文化的情境性，进而科学、合理、客观地对事物进行展现。教师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动画等虚拟场景，使学生在语言文化学习过程中更接近于真实情景，充分调动已构建的知识体系，并合理运用视觉、听觉两大功能，从最直观的角度出发，充分激发学生母语文化学习兴趣，提高对母语文化的实践应用热情。

(五)母语文化与英语文化协同发展

理性主义的知识观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体验哲学比较

1.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1.1实践性

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可谓是其根本特性。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发表标志着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实践唯物主义是以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为背景而产生的,它为工人运动的政治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其基本主张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

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践性的提出在本质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解决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两难境地,因为旧唯物主义一方面坚持自然界对于人的认识的优先地位,肯定物质世界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运动和发展。另一方面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根本不可能简单地用自然界的规律,如地理环境和人口环境来解释。简言之,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是唯物的,在社会历史观上却是唯心的,即所谓的旧唯物主义的“精神分裂”[1]。而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看到人类能动的实践活动同客观物质世界一样都是物质的活动,这就解决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把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里驱逐出去。

1.2认识论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指导下,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即认识论也得到了新的阐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唯物主义哲学都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坚持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承认客观世界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认为认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反映论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于认识论的必然的理论结论。反映论的两个基本观点为:第一,认识是关于世界的主观映像;第二,认识能够提供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旧的唯物主义虽然在认识论上坚持了反映论,但过于简单化、机械化,因为它单纯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去理解人的认识,把人对外界的认识看作消极的被动的刺激――反应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2]。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来考察人的认识。

首先,在实践的观点上,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一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即指出了人对世界反映的社会性和能动性。

其次,在辩证的观点上,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指出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绝不是像照镜子那样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辩证过程,即指出了人对世界的反映的辩证性。

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两大特点为摹写性与创造性。顾名思义,摹写性即反映的客观性,而创造性即人对客观事物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

2.实践唯物主义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上显示出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其精辟独特的语言观也对当今语言哲学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3],而且语言产生于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对语言的起源和本质的观点。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劳动决定了产生语言的需要,也创造了产生语言的主客观条件和可能。具体说来,第一,劳动产生了人们借助于语言进行交往的需要;第二,劳动创造了语言交往的主观条件;第三,劳动创造了语言的客观条件;第四,实践出成了语言符号的意指关系。在语言的本质这一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认为实践决定了语言和思维,而且语言和思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1]。

因此,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一种实践的语言观,是在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为方法论指导下产生的科学的语言观。

3.体验哲学

体验哲学被当代语言学界公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体验性。体验哲学指导下的语言观也是体验的,认为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逐步形成的,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4]。

3.1体验哲学的产生

体验哲学又称非客观主义理论,是Lakoff和Johnson在把西方哲学重新分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非客观主义的对立面是客观主义,一般指的是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因为它们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认为可以得到关于世界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客观主义已成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石[5]。但两者还是有差异的,那就是在求得绝对真理的方法上,经验主义强调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和观念的唯一来源,即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是来自我们的感知,是由感觉能力所建构的。而理性主义强调只有先天具有的推理能力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错误在于,它们错误地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截然分开,认为理性、思维、观念理解是自主的,不受人的生理和物质环境的制约,人类心智是脱离主体的,超验的,不依赖认知主体的身体经验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在这种认知观的支配下,它们视语言为抽象的符号,可以独立于任何机体的特性直接与世界上的事物对立,语言符号之所以获得意义是通过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但这种联系是独立的、自主的。

3.2体验哲学的特性

体验性是体验哲学的特性,也是它的基本特征,包括心智的体验性、意义的体验性与思维的体验性。从传统的符号三角形语义理论到现代的各种语义理论都认为语言通过概念和指称来反映客观世界[6],其中的概念的作用只是一种连接纽带。但是当代认知语言观承认世界的现实性及对语言形成的本源作用,而且语言的体验观更强调人的认知的参与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由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即所谓的“心生而言立”。

4.历史唯物主义与体验哲学的异同

前面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和体验哲学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将两者在世界观、方法论、辩证法和成因等方面进行比较。

4.1相同点

第一,在世界观方面,体验哲学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摒弃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中的错误的观点,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既强调客观实在对认识的第一性地位,认为必须依据客观规律认识世界,又重视主观意识,主张认识活动不仅可以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而且对客观现实有反作用。

第二,在方法论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践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体验哲学强调所谓的体验,即人们用自己的身体包括各种感觉器官通过互动的方式在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中体验,这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要求人们需在亲身经历中认识和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通过人的经验、理性和思维来认识客观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三,在辩证法方面,体验哲学强调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这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尽相同。

第四,在成因上,历史唯物主义与体验哲学都反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反对单纯地强调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而主张把两者相结合,从实践中体验,进而得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

4.2不同点

历史唯物主义已包含了意识来源于体验和空间的思想,只不过在具体论述上不如体验哲学详尽,或者说体验哲学在关于人类认知过程的具体论述上更加细化。

5.结语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两者的相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不同点不是质的差别,而仅仅是量的不同而已。

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认知观方面提出了科学的见解,由于它是一种以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为社会历史背景而产生的并且是主要用来指导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理论,因此在语言观上不详尽的论述也是在人们的情理之中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了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对近代语言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意义。

通过以上的论述和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作为当代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的体验哲学在本质上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哲学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参考文献:

[1]钱伟量.语言与实践[M].社会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210.

[2]陶德麟,石云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7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4]王寅.中西语义理论对比研究初探――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思考[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