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篇1

一、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激发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社会主义根本指导理论地位的体现，也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要坚持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基本理论。

第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明确指出商品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抽象劳动。这一理论观点为货币、资本、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财富形式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明确提出劳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必须高度重视。这同样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改革攻坚阶段重要的理论指导，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

第二，货币理论。货币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特殊商品，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货币流通量由待交换商品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进入资本主义后，纸币成为货币的主要形式，其流通量流通中所需的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

第三，剩余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为任何社会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商品，其超出自身价格的劳动成为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形式体现和存在。劳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为社会发展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有剩余劳动存在，形成以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税收等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及其产生的剩余价值不再是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所得，而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点之一。

第四，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目的在于按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理论上可以通过货币在市场竞争中的中介作用实现比例的平衡；但实践上，由于市场的自发性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比例周期性失衡的矛盾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由此产生。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的制度保证，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自发和盲目性，通过增加国内消费的比例，来形成与生产资料的平衡发展，有效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克服的矛盾。

第五，世界市场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伴随着国际贸易及拓展，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在为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和扩大市场规模的同时，还有效的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首先接受和肯定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断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参入国际竞争，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凭借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优势，对内扩大内需，对外谋求合作共赢，使我国的经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规避市场经济弊端具有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务必要高度重视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指出的市场经济弊端。做好市场经济顶层的制度设计，抓好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相结合，弱化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l展。当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以群众利益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执行的落脚点，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消除损害经济发展的行为，努力建设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环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创新，促进协调发展，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结合供给侧改革，通过科学划分分配比例，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购买力，强化社会救助帮困机制的建设，增强国内的消费需求，使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比例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三、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共同服务于我国的市场经济

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篇2

1.《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宏篇。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论著中，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要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必须认真攻读《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心血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写成的科学巨著。

马克思原计划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总标题，分六册写作：《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页。）。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他又决定改变他的写作计划，着手写作《资本论》三卷本。1867年9月14日，由马克思撰写并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遗稿进行了整理，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恩格斯逝世后，有关剩余价值学说的其他遗稿，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编辑出版，但他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苏共中央编译局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和内容重新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论》把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在一起，是一部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经济学著作。它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揭示了它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一部经济学巨著，而且是一部哲学巨著、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巨著，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页。）。

《资本论》问世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必读书。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注重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

2.1949年至今，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大约有五次：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地位、作用问题。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同志和党内部分高级干部、理论家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明确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注：毛泽东：《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4页。同时参阅《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上、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1月刊印。），推动了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探讨。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涉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

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生产劳动”的讨论。在60年代初关于生产劳动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于光远又提出：只要是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包括教育、科研、文艺、服务等行业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注：参见于光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孙冶方不同意于光远的观点，指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注：参见孙冶方《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8期。）由此引发了理论界的讨论和争鸣，并逐步形成了“宽派”、“中派”、“窄派”三种不同观点。

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苏星针对南开大学谷书堂关于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注：参见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0-112页。），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劳动价值一元论》，提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才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注：苏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于是，由“谷、苏之争”，引发了“一元论与多元论”的讨论。

第五次是中共中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后，全国上下展开的新一轮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学习和讨论。这次讨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从深化对当代劳动的认识入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新特点；二是结合新的实际，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形成的源泉问题，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和见解。

二、新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的若干重大发展

3.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是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经济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有关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初级阶段论；

——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

——确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并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

——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

——提出了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

——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发展的理论；

——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

——确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中，还有许多新的理论建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4.《资本论》问世一百多年来，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市场化趋势不断加强，西方经济学理论也在变化和发展。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较少从社会基本制度层面研究经济问题，大多是在经济运行层面、发展生产力即提高效率、效益方面做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研究如何增加、聚积、拥有财富的理论，是“赚钱的学问”。当然，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问，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它是有实践基础的，有许多有价值的、科学的成分，我们应予很好地研究和借鉴。

例如：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基本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与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论证了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供求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分析了价格的形成和作用；人力资本理论、新增长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了技术、知识和教育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像成本收益分析、投入产出分析、边际分析、计量分析、企业管理等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可大胆学习、积极借鉴。关于银行、保险、证券、营销及其他服务业、文化产业等方面的理论，也应大胆学习和研究。

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们对于当代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理论不能完全照抄照搬。在借鉴、运用这些理论或方法时，也要结合我们的具体实际。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5.经济学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其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学问。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我们过去较多地讲生产关系和所有制，而对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性作用重视不够。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在邓小平同志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后，已经解决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当时批判资本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阻碍社会生产力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

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作为其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在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集中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和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认为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是价值的实体，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从而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在此后各卷、各篇、各章中，马克思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整个过程的分析，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以及由于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

7.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诸多范畴，例如：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价值的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载体、价值形式、价值构成、价值转形、价值规律、国际价值等。如果只把其中的一两个方面视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陷入片面性。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是基础。

8.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的学说。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0页。）；按照列宁的说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注：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12页。）。由于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9.我们今天讨论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是什么？是强调劳动、劳动者，还是强调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后者，当然要重视，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生产资料，任何财富、使用价值也生产不出来。但是，首先应当突出的是劳动、劳动者！“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尊重劳动、劳动者，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劳动、劳动者，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一位的是不断解放劳动、劳动者；发展生产力，第一位的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效率。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劳动积累的过程，就是劳动、劳动者解放的过程，就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10.自马克思《资本论》发表一百多年来，世界经济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三大变化，即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这三大变化，又使劳动形态和商品形式、财富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科技等生产要素与财富和价值创造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科技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问题，均被尖锐地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面前，都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回答。

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科学是不能丢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今天，密切结合当代中国的实践，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是十分必要和有重大意义的。

四、劳动和劳动力问题

11.今天研究经济问题，有两个基本出发点：劳动和商品。劳动是一个过程。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主体。劳动的结果用于交换，就成为商品。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成果，是客体。这两者是经济问题研究的两个角度和两个出发点。

劳动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劳动在一定社会形式中不断展开的历史。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促使人类自身的发展；劳动创造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和人类文明；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并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一句话，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部人类劳动史。

12.人的劳动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类劳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形态中进行的，是不断发展的。对于劳动，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

从劳动分工和社会技术形态来看，人类经历了采集和渔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工业经济（有人称为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等，还需要研究）。

从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或简称经济形式）来看，人类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将来还会出现后商品经济（过去称之为产品经济，也需要研究）。

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关系）来看，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此相适应，人类劳动也经历了原始共同劳动、奴隶强制劳动、封建依附劳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劳动。

对于不同社会基本制度、不同经济运行形式、不同劳动分工和社会技术形态下的劳动，应做具体分析。

13.创造性是劳动的本质特性。“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6页。）劳动者的创造能力，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都是人类劳动运用自然资源创造出来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劳动创造性不断提高的集中体现。人类劳动所独有的创造性，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源泉。

生产力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科学技术既渗透到生产资料中，也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是劳动能力的基本要素。劳动能力的提高，劳动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注：参见《经济学手稿》(1861-18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275页。），以及江泽民同志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注：江泽民：《在北戴河同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的讲话》（2001年8月7日）。）。科学技术，正是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14.“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是劳动力的实现。劳动力从自然和生理方面看是属于劳动者的，是不能脱离劳动者本身而独立存在的。但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却存在不同情况：在奴隶制下，奴隶的人身属于奴隶主；在封建制下，农奴的人身仍然依附于封建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废除了，劳动者可以自主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变成了一种特殊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劳动力作为商品一经卖出，其使用权就属于资本家，形成雇佣劳动，劳动异化了。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已经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对物的依附关系，即资本—雇佣关系，劳动力在本质上已经不是商品。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仍然要进入市场和流通，因而劳动力仍具有商品的形式。

五、劳动所得神圣不可侵犯

15.劳动所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保护和解放劳动者，就表现为保护和解放劳动本身。劳动所得的财产不可侵犯，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劳动者的根本保障，体现了劳动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劳动和劳动结果的统一。应提出“劳动所得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口号，以充分体现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对下述三条，要在法律上予以充分保障：

(1)充分保护劳动权；

(2)充分保护劳动所得权；

(3)充分保护劳动者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

劳动权、劳动所得权以及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是劳动解放的最基本的含义。

改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状态，消除无产者的“无产”状态，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追求和历史使命，是劳动解放的标志与象征。

劳动者只有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才能通过劳动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实现发展。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篇3

一、新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概述

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要由两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研究来引领，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换中，芝加哥学派结合奥地利学派进行了经济学货币理论体系总结，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阵营的主要支柱，他们认为新古典价格理论是经济行为的前提，并认为自由市场有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特权，他们期望经济的运作和发展中避免支持政府的调节，更重要的是强调新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行动的自主和理性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传统下，促进了和谐资本市场的文明建设。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从新自由主义理论看来，都只是一种知识论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波普尔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理论的批判下，其自由性逐渐从个体消极自由转变为了社会的自由和积极，奥尔森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要完善和保护自由市场，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霸权下，新自由主义理论传统在不断地实现着国家力量和作用的强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对于计划经济的指导实行了全面的经济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对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形成造成了阻碍。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国际垄断资本保护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经济竞争优化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广泛性。也充分反映新自由主义无法在实现全球化的经济发展的顺利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价值

新自由主义理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价值观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批判，同时，新自由主义在个人主义方法论上，没有全面肯定自身的理论逻辑，因此哈耶克为了将世界观基础进行提升和强化，重新展开对经验理论传统的梳理。

（一）价值分析方法

某种意义上来讲，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科学建设，也要归功于马克思的历史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分析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进行阐述，而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理论价值分析的主要方法就是劳动价值经济哲学分析法。劳动价值的体现首先需要个人行动，但是这个个人行动并不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传统下所指的“个人行动”，并非为利己的经济个人，而是指劳动和实践的一种活动，实现个人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就像黑格尔认为的，人的本质肯定就是通过劳动和实践来实现。真正的个人自由是主体的自由和自觉来完成，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生产力发展使资本主义自由有了物质基础，信仰唤醒个人自由的主体意识，从精神上造就了个人的主体内在，实现了个人的内在信仰和自由。

（二）价值实现基础前提

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私有制并不能成为国民经济学的现实基础，而应该以外化劳动作为此基础，将人类社会的吃穿住行等做出基础保障，满足人类在物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才是实现经济哲学的基础和前提。人类的基本特性是活动自由、自觉，而劳动是人类的自由本质的体现方式，是实现自我创造、发展和生成的主要活动途径。自我主体的意识形成是通过对象化的劳动将内在与外在对象进行区分而实现的。生命价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由劳动提供条件，实践便体现活动的价值，促进人类永恒的生存和发展，这也是人类价值观形成的客观依据。另外，现代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交换，彼此之间的关系存在异化性，也就是将人和物进行转换，最终通过异化实现人类能力的全面性。全面的生产能力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就要求这种生产能力是具有社会性的劳动，也能同时兼备科学性和一般性，从而具有自然自配活动能力。而不互相依赖的人和物是实现全面性的最好保障，因此，劳动是实现经济哲学价值观的基础前提。

（三）价值观核心观念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劳动价值观念是人类价值目标的最终目的解释，并不是方法论中的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劳动异化是在人类活动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市是否定了劳动活动的发展，但是在进行生产力发展的和经济实力增长的前提下，要完成劳动异化的消灭，实现劳动致富。劳动致富观念的形成，有助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以及目标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平、公正，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也就是要以人的劳动活动为根本，也就是核心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条件是现实中人的劳动活动，劳动观念的形成，是促进历史唯物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途径。

三、结语

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篇4

论文摘要:提出和阐述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点。劳动价值论是宣扬劳动者社会贡献的理论，代表了最广大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分析法，是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的理论武器。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应坚持价值创造制约价值分配，并实行以“富民”为特征的新型发展战略。

我国见诸报刊的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学术论文可以说汗牛充栋。然而，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探讨更应立足于对其社会意义和作用的研究。马克思在当时欧洲那种人与物关系颠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构建他的劳动价值论时，不仅仅将其作为理论体系的一般基础和出发点来对待，更有着批判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和为广大劳动者伸张正义的深层社会意义。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理论又成为我们深刻认识和纠正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中种种不和谐因素和构建和谐社会生产关系不可替代的理论武器。

一、坚持劳动价值论所代表的最广大劳动者根本利益的立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第一理论。马克思《资本论》的撰写目的是从理论上剖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和走向，这部著作是以商品作为展开叙述的起点范畴。马克思说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单个商品形式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分析而得出的理论。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社会是一个存在不同利益主体和讲求所有权的社会，一个以人和物的颠倒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但是，马克思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的解剖，却以劳动价值论开始，将其作为其余理论的前提和赖以形成的基础，这本身就是在宣告劳动对于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重要贡献，宣告劳动者阶级对于人类社会的创造性作用。可见，劳动价值论是宣扬劳动者的社会贡献的理论。政治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其最大的特质是直接涉及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人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属性在于它代表最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劳动价值论作为经济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利益属性的宣示。正由于劳动价值论代表了社会最广大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每逢有重大社会变革之际，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是非争论便会首当其冲。

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来说，其首要或核心之点是回答价值的实体或本源是什么，即认为价值是由劳动者的抽象劳动形成的。“一切劳动……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所谓抽象劳动，即是劳动者生产商品时所进行的各种具体劳动中的“共同东西”，或者说，是对多种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有用性质”的抽象，从而是各劳动者“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不是对于一部分劳动者的生产性劳动的抽象，而是对构成社会分工体系的所有“有用劳动的总和”的抽象厂也就是说，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劳动，如“精英”的劳动、“老板”和“老总”的劳动创造价值，其他更多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产性劳动也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涵盖和代表的是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全体劳动者的经济利益。由此，尊崇劳动价值论，就是尊崇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而不仅仅是“老板”和“精英”的劳动。普通工人、农民、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劳动也同样应得到尊崇。

价值作为抽象劳动的凝结只有在人类平等已经成为国民牢固的观念时才能揭示出来。在今天的中国，正因为劳动价值论是对全体劳动者的劳动和他们的经济利益的概括，决定了该理论与经济发展的“共同富裕”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理论规定了我国经济发展应有利于奔向共同富裕目标，而不是造就出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状态。正因为劳动价值论代表广大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包含着共同富裕目标，这一理论才能成为“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理论支撑点，是将劳动过程的诸生产要素区分为主体和客体。马克思认为，人即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主体要素，生产资料是这一过程的客体要素，从而将劳动过程概括为是“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从而生产出产品的过程。劳动工具无论多么先进，它也是人的劳动创造的，马克思将其称为“物化劳动”、“死劳动”，并且机器等这些死劳动不在新的“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核心论点，在于强调只有劳动者的生产性劳动才创造新价值，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而只是转移其价值。劳动价值论肯定了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为劳动者阶级立论。劳动价值论也就是宣扬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以人为主、以人为本。我们尊崇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就是要在面对多种客体生产要素所有权获取价值分配面前维护广大劳动者的经济权益。我们在观念和政策上，应在维护资本所有者权益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因为人是主体，是首要的生产力。

二、劳动价值论是以维护劳动者经济权益为宗旨的社会生产关系分析法

说劳动价值论是以维护最广大劳动者经济权益为宗旨的社会生产关系分析法，包含着两层涵义:其一，就其一般性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质上就是一种以社会生产关系为内容的经济学分析方法。马克思自己就认为，他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当然也具有这种方法论性质;其二，就其特殊性来说，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其他理论部分相比，劳动价值论最为鲜明和集中地体现了最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因为该理论的全部内容就是阐明财富和价值创造的社会主体和源泉。将这两层涵义合在一起，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运动来达到维护和保障广大劳动者经济权益的一种分析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中，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方法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和目的。在《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劳动价值论是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对抗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暂时性。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方法是用于研究我国现阶段经济中社会生产关系的状况，弄清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及其原因，目的是使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以及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趋于和谐。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里，由于经济制度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换，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社会结构及其矛盾运动正在形成。由于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是一个曲折和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物质利益关系在重新组合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表现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利益差别扩大，即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各社会阶层之间在发展上和收人分配上的差距存在不断拉大的趋势。实践需要我们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生产关系分析法，从保障广大劳动者权益的立场出发，分析社会经济总体中各局部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状况，探寻出造成这一结果的制度和机制原因。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从深层次上形成一套社会各阶层都来分担社会转型成本、公平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新机制，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社会生产关系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独有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它在具体内容上可包括:城乡关系分析法、部门关系分析法、区域关系分析法、资本与劳动关系分析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法等等。社会生产关系分析法的实质是分析社会经济整体中的各个局部之间、各要素之间以及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劳动价值论的立场和方法所体现和要求的，则是在这些方面的社会生产关系分析中，如何能够在保障最广大劳动者权益得到增进的同时构建起社会的和谐关系。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来说，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因为西方经济学是以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作为研究对象，它告诉我们科学而合理地、最经济地配置社会资源要素的方法。其实，社会的资源配置，归根到底是资源在相互间存在利益差别以至利益冲突的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劳动价值论的生产关系分析法对按照什么样的社会目标配置资源要素以及如何配置资源要素作出价值判断，即社会资源分配是以满足最广大群众的需要为目的，还是只以满足部分人的致富作为目的，并以此来评价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资源配置状况是否合理，以及据此提出改进的方向和基本路径。对于构建我国现阶段的和谐社会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方法都是需要的。但是，在这两种分析法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上，应以劳动价值论的生产关系分析法为灵魂、为价值评判的标准。

三、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指以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含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其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所包含的价值决定和价值“转形”的辩证统一思想，要求我国现实经济中在个人收人分配上贯彻两个原则，即坚持和贯彻按照社会主体即劳动者的权益进行分配的原则和按照客体即资本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并且是前者制约后者。劳动价值论进人现实应用，由于现实经济条件的制约(现实的商品经济社会是一个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多样化的社会)会使理论发生转形。因而，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应当是广义的，是其本质内容和转化形式的统一。如果从理论范围来看，应当包括从抽象的价值决定开始到商品生产价格范畴形成为止。这样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便会产生两个层面的含义和要求。一层含义是，新价值是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创造的;作为生产资料进人生产过程的物质资本，其价值是劳动者在以前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包括新、旧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是由广大社会劳动者创造的，他们是一切价值的唯一源泉和社会财富生产的主体。因而，从这一理论规定性中产生出的社会要求是:为了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能够保障和不断增进全体劳动群众而不只是以部分人的权益为根本，不能够使城乡普通劳动者只承担改革和发展的成本而难以分享改革和发展的利益，这样所构建起来的社会才能是和谐的。再从第二层含义即商品生产价格范畴的含义来看，由于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多种投资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利润表现为诸资本要素的贡献，因而，遵循投资要素所有权分配新价值的原则，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毕竟，我们是处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稀缺或所有权应成为价值分配的一个依据。这方面的理论规定和要求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在于:只有按照投资要素所有权带来相应回报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充分调动国内和国外的一切资源要素参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才能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各种物质和技术的条件。

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篇5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同时，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际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争取个体独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并由此获取与集聚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质言之，对理性主体原则的推崇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逻辑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思想运动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并不仅仅属于哲学，国民经济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从“历史深处”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资本不断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且通过把“劳动一般”作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肯定人及其劳动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成理性主体原则，进而将抽象的理性主体原则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简言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众所周知，对财富的本质的规定是国民经济学全部内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不同解答则成为区别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学派的标志。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归结为货币，由于还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劳动，因而不能看到货币的本质，不能揭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能陷人对贵金属这种单纯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人的劳动构成财富创造的条件，但却没有把劳动抽象成为财富创造的一般原则。“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提出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后来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劳动本质并创立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错误，使其对“现代性”的辩护陷人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所要求的财富增长或积累，本质上是以牺牲具体劳动或感性活动为代价的抽象劳动的积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不仅这种积累的不可能性与积累本身同步增长，而且，它所要求的财富越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统治。李嘉图把国家理解为生产的工场，把人理解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资本，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经济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世界的观点充分表明:劳动价值论只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实质上却通过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的劳动，进而十分片面从而更加明确、彻底地把私有财产以及劳动规定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即将人及其劳动仅仅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动本质，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敌视人的反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质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体性与实际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矛盾不断涌现，也处处昭示着资本永恒积累的不可能性。这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与以积累的不可能性为结果的矛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

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使“现代性”的历史界限显得极为清晰。因为，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逻辑结论，并不在于其理论推论过程出现了逻辑错误，而在于其借以推论的社会现实前提本身包含着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劳动与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基础的一般人类劳动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价值论的支离破碎是现代工业现实的支离破碎的原则。资本“为生产而生产”，不仅生产着生产力，而且同时生产着自己的界限。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却使人成为了抽象物—受商品、货币以及资本的统治，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以对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为前提。这种矛盾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自身发展的界限，也为人类寻求新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前提。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正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理论折射，从而也是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的历史界限—“资本自身性质上的界限”的凸显。

总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对“现代性”的认同与辩护，在把人导向追求“自由”的同时，也把人引向了奴役的深渊。当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完成自身的时候，人就通过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的辩护完成了自我否定;而当劳动价值论使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悖论的时候，它也就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历史界限。因此，对于既改造着世界又改造着自身的人类来说，在置身于“现代性”困境的同时必然会开启出一种新的生存境域。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超越，就是对人类新的生存境域的一种理论开启。

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虽然未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术语，但却具有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看作现代社会的整体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性”作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理性主体精神确实是其重要内涵，但并不等于理性主体精神。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划了一个时代，或者说具有“现代性”，关键并不在于它把理性主体原则提升为自我意识，而在于它建立了远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因此，一方面，现代生产对“现代性”具有“基础”作用，“现代性”集中体现于“资本生产的过程”、“资本生产的规律”以及“资本生产的结果”之中,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理性主体的不断呼唤与诉求，折射和反映着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既没有简单否定理性主体精神，也没有简单肯定现代生产，而是通过探讨理性主体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揭示“现代性”的深层逻辑—资本的逻辑—资本的增殖归根到底必须通过吸附活劳动来实现:“劳动是酵母，它被投人资本，使资本发酵。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与重建上。

首先，马克思通过揭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陷，彻底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从而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把人的劳动规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的确反映了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对现代经济生活以及价值运动作了“科学解释”，但是这种“科学解释”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及其范畴的非历史理解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永恒的理性主体原则，从而完全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其根源就在于它们的理论前提—劳动价值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抽象为“劳动一般”，从而把物质生产劳动转换成了精神活动。具体地说，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即把劳动归结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把从事商品生产的雇佣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进而把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从而也就直接把“现代性”作为了“资本家的科学的自白和存在”。所以，在国民经济学家眼里，“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既是市民社会的实际，又是现代工业的永恒“意识力量”。黑格尔哲学则通过把“现代性”抽象为精神的货币和资本，把全部历史规定为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从而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在对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的经验事实进行哲学概括的同时，又以“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对这一事实的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辩护。

可见，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未说明这一事实，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抽象为一般公式和规律，却没有理解和阐明这些规律怎样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产生出来。因此，国民经济学以及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的黑格尔哲学，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所作的意识形态辩护，只能是一种纯粹幻想。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批判后，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的特殊性重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的现代性理论。

其次，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劳动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所陷人的矛盾不能仅仅归结为理论自身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理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必须以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另一方面又必须把劳动转化为劳动条件，使劳动与劳动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因此，在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劳动总是表现为雇佣劳动，劳动条件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即资本;劳动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从而从属于资本;资本支配着劳动从而支配着劳动者，劳动者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从而不能支配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在这里，人不是通过劳动而实现自我发展，而是由于劳动而被否定;不是人通过活动而存在，而是因为活动而沦为非存在。所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陷人的矛盾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理论反映，现代性理论的缺陷不过是对“现代性”自身缺陷的理论直观。

因此，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实践批判。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形式，以及“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一规律的揭示，不仅“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实践批判过程得到凸显，同时马克思也由此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

再次，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重建，揭示了现代性自我扬弃的必然性和条件，从而现实地超越了“现代性”。马克思通过揭示商品生产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矛盾，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重建。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把劳动归结为财富的唯一本质，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内容。其实，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是商品生产的自然基础，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基础，具体劳动创造生产力，抽象劳动创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的增殖通过抽象劳动来完成，资本价值的转移通过具体劳动来实现。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二重性的统一。但是，商品的价值量总是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的量，具体劳动总是被归结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总是被归结为社会劳动，即资本的增殖过程中总是只表现抽象劳动的物化，并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即“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这里的劳动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排斥和否定具体劳动，从而不仅使具体劳动对资本价值实现顺利转移的作用被遮蔽，而且使它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真正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意义被消解。以前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对这种现象的理论直观，虽然揭露了事实，但没有洞穿事实的真相，从而犯了把处于特殊社会形式中的抽象劳动与一般人类劳动相混淆的错误。

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篇6

关键词：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双重维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图分类号：A811；B5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4－0189－04

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维度。青年马克思在接触和反思现实社会问题时意识到了黑格尔哲学对于现实问题的非批判性和妥协性，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认识到需要从经济学领域对市民社会的本质进行深入地探讨。自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作了九本摘要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便是这一时期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将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起来分析现实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本文试图阐释《手稿》中体现的马克思双重批判维度的内在统一关系。

一、哲学批判为经济学批判提供理论视域和基本原则

正如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所说，他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继续剖析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在这样的哲学视域中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深入考察市民社会的本质。同时，他又批判性吸收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蕴涵的能动的否定性辩证法，并将其贯穿到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为其经济学批判提供哲学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就在于其抽象性和思辨性。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是人的真正本质，自然界也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这样一来，黑格尔所讲的全部历史和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异化的扬弃其实都是绝对精神的活动过程，他关于宗教和国家的学说也与这种思想一致。马克思揭示了这种思辨哲学的内在矛盾：如果将黑格尔逻辑学贯彻到底，那么绝对精神本身也需要再一次扬弃自身，而这一扬弃达到的结果恰恰是抽象性的对立面即自然，“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马克思认为要真正克服思辨哲学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就需要从感性的人和自然出发重新理解哲学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现实基础就是人的现实劳动活动过程。因此，马克思自身理论发展需要借助经济学研究来分析这种关系的现实基础。

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的同时，马克思揭示了其中蕴涵着积极的批判形式，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去。在他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其积极意义就在于指出了必须在对象性活动即劳动的过程中理解人的本质，凸显了主体的能动性以及在这种能动性推动下的运动性、过程性。但马克思同时也看到黑格尔所讲的劳动是精神的对象化运动，是抽象的运动。因此马克思强调“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类存在物，人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他在这里既赞同历史是人类的自我创造史，也强调自然是历史和劳动活动的基础，并且论述了人所接触到的自然界是作为人类劳动活动视野下的自然界，而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的自然界。因此，必须把人类发展史当作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加以研究，人的本质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现实的劳动活动中得到确证。

除了用唯物主义原则改造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还通过严格区分异化和外化概念来改造这种辩证法，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区分了异化劳动和劳动。在黑格尔哲学中，外化和异化都属于“运动(活动)”范畴，在概念使用上并没有严格区分，主要被理解为主客体之间的中介环节。主体的本质必须要在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过程中得到确证和丰富，因此异化概念体现的是一种带有肯定性的否定关系，也表现为一个持续的主体自我创造过程。这种辩证法体现在历史观上就是人类历史也是一个不断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过程。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既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必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内部自然获得解决，资本主义本身在这样的理解过程中被合理化、逻辑化、必然化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这种对象性理论汇集了思辨哲学的一切幻想，这也是其非批判性的根源，因此马克思主张严格区分外化和异化。这一区分不仅体现在外化是客体对主体的肯定关系，异化是客体对主体的否定关系，而且这种区分也是抽象与具体、理性与历史的区分。对这种关系的思考也就是对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思考，在政治经济学上体现为区分抽象劳动与异化劳动。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历史形态中的抽象劳动与异化劳动，并将历史运动的维度引入对二者关系的分析中，指出异化劳动的产生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表现，从而主张在扬弃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根本解决，这个扬弃异化的过程就是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一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结合，马克思认为，在哲学中就要从现实的劳动活动过程出发来反思哲学的理论前提，通过颠覆德国古典哲学传统来重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将哲学引入对现实的批判；而在政治经济学中，就要通过考察具体的劳动过程、劳动形式的历史演变以及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即市民社会的根源及其本质。

此外，马克思还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在历史观上实现的逻辑与历史、哲学(理性)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意义。自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在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现实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康德更是通过他的先验感性论将人的主观先验认识形式发挥到极致，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是对表象的认识，物自体在人的认识能力之外。黑格尔则不同意这种主客二分的模式，他通过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贯穿成一个整体，自然与精神在人身上实现统一。对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有一种宏伟的历史观，并且用了一种明确的抽象的形式把它有机地连贯地表达了出来。”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这种统一性在本质上还局限在思维层次上，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维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马克思并不是彻底否认这种抽象表达对于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意义，他批判的是这种抽象表达的方式对于现实问题的妥协性，“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马克思则追求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现实批判。在《手稿》中，他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线索就是异化劳动，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人的现实的劳动活动的过程也就是实现逻辑与历史、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现实同一的过程。

二、经济学批判将哲学批判引入对现实社会的基础的批判

如果说马克思在法哲学批判阶段还主要是对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逻辑层面、原则层面的考察，那么经济学批判则为他考察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提供了具体的现实的内容，从而将他的哲学批判真正引入对现实社会基础的批判和反思，也为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那里，不再只是在思辨、抽象的理论体系内部再现变动不居的现实的本质、规律和结构，而是从流动性、多样性的现实出发，利用理论的手段去诠释现实与介入现实；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关系不再是观念层次上的统一，而是劳动实践过程中的现实统一。

从思想发展线索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是其理论发展的需要，是对道德、法律、国家理论乃至哲学理论的经济基础的探讨。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回顾这一思想历程时所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在《手稿》中质疑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指出它们没有阐明私有财产、劳资分离等理论出发点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因而无法解释商品生产中出现的工人贫困、社会结构分化和对立等事实，也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张既要考察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也要考察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经济事实及其本质。这种对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也是他的哲学方法论，即在关系、活动、过程的视野中把握理论的现实基础，在把握经济关系本质的基础上探寻社会总体的规律和本质。同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提的质疑还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他主张伦理学层面的价值尺度与经济学层面的效益尺度应该在评价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并行不悖、相互渗透，这是他后来形成的从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对立统一的层面上总体地评价社会进步的思想的重要源头。

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批判围绕“劳动”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展开。在马克思看来，将劳动尤其是抽象的一般劳动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源泉及其本质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必要进步，体现了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信心，但这种理论具有“伪善性”：抽象的一般劳动被视为人的合理劳动，而现实的异化劳动则被掩盖在抽象劳动的光环和幻想中。黑格尔虽然在论述市民社会时看到了异化劳动与合理劳动的矛盾，但异化劳动是抽象劳动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是对抽象劳动的肯定性否定，所以黑格尔所讲的劳动本质上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立场上的合理劳动，而且是精神的活动、抽象的劳动。马克思从工人持续贫困的经济事实出发，追问：“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在反思抽象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关系中，马克思层层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异化、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者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异化以及人同人异化等异化现象。他将费尔巴哈从自然感性层面上界定人的类本质的思想继续向前推进一大步，主张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即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劳动活动是人的本质。马克思的这个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方式既不同于自然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不是从某个单一的、固定的立场出发，或者从先验的、抽象的、普遍的理性层面理解人的类本质，或者从直接的、直观的感性层面界定人的类本质，而是在连接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的现实劳动活动过程中来把握人的类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是人的劳动活动前提，人在劳动过程中又具有能动性、目的性，人(主体)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另外，人的本质必须要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实现，劳动过程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体需要，同时也是为r满足他人的需要，劳动产品不仅体现了个体自身的本质，也体现了他人的本质。可见，正是在从经济事实出发探讨市民社会的本质过程中，马克思初步开始从劳动活动中的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这为形成他后来的实践观以及从社会关系总和的角度理解人的本质的思想奠定了基础，也蕴涵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

在从经济事实的角度探讨异化劳动之后，马克思继续追异化劳动的本质，他指出：“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且，“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在此，马克思由劳动者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引申出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这就由经济层面的异化引申到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异化的思考。而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财产关系则是最为本质的一种关系，这里财产关系涉及到了市民社会中最核心的部分，如私有制、产权等问题。这为马克思在接下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思考市民社会内部经济结构、经济体系以及内在本质开拓了视野，为后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角度剖析资本主义本质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通过考察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历史关系来探讨私有财产的本质以及异化产生的根源。他在分析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过程中揭示了历史上各种形式的私有财产向以资本为主要形式的私有财产转换的必然性，也揭示了劳动抽象化过程与资本抽象化过程的一致性以及劳动形式演变过程与私有财产形式演变过程的一致性，而且这两个过程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这种在具体现实的历史活动过程中、在经济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本质和规律的方法，也促进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

除了阐述经济领域的异化，马克思还提到：“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剖析的是双重层面上的异化：一是经济领域的异化即现实的异化，二是意识领域的异化即观念的异化。这就将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与对经济学的批判内在统一起来：市民社会的异化是宗教异化、政治异化的根源，所以只有通过经济学研究探讨现实的经济异化以及经济异化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才能真正把握精神领域、哲学领域的异化本质；而从现实的劳动活动关系和过程中对经济异化本质的考察，又把对异化的剖析引伸到对经济学领域外的社会总体异化的考察。可以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既是对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的合理劳动与异化劳动学说的彻底反思和批判，也是对近代以来理性哲学传统的彻底反思和批判。

三、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融贯统一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内在统一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异化和观念异化这双重异化的双重批判，而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正是对这双重异化进行扬弃的具体途径，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全面批判的出路。

马克思分析了当时流行的几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指出这些学说都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及其本质，也没有正确认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没有把人的本质的现实的复归与私有财产的扬弃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劳资对立是一种矛盾的、内在的能动关系，也是私有财产发展到最高形式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就包含了要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因此，共产主义就是：第一，客观的历史运动过程，它的物质根据就存在于私有财产的运动之中；第二，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是对人的本质异化的彻底扬弃，是对物的异化形式的扬弃与人本身解放的统一；第三，是人向自身即向社会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第四，是对人的全面本质的全面占有。马克思还论述了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根据是工业和自然科学。他一方面积极肯定了工业和自然科学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也诞生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之中。马克思在这里还提出自然科学应当既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同时又应成为人的科学的现实基础，其目的在于强调自然界和人的统一以及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统一，而只有实现了这种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异化和观念的异化的双重扬弃，也才能真正实现对人的异化的扬弃和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

由上可见，《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证是从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层面上展开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始终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目标；同时，他关注人的方式又是历史的、实践的，人的本质的发展和确证是在人的异化以及扬弃异化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马克思通过这种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融会贯通的批判方式，一方面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本质，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对启蒙运动以来高扬人的理性的近代哲学传统的批判，他希望把理性本身能动的批判性力量与现实的感性能力、感性活动结合起来反思理性本身的局限性，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的感性、理性能力都全面发挥出来。马克思强调，劳动(实践)就是理性活动与感性活动相统一、主体和客体相联结的动态的活动，这是沟通哲学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自由不是抽象思维中的自由，而是人的现实生存中的自由。当然，也要看到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坚持的理论基本原则是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所以他还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乃至社会的系统批判，这个任务是到他完成了哲学上的变革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建构并从生产和再生产角度达到了对资本逻辑进行总体批判的层面时才实现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