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概念篇1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次区域合作机制;成长规律;公共权力部门;顶层设计;一体化协同发展;政治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4-0077-04

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特别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明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与区域协同发展机制联系起来。实际上，稳定、持续和高效的区域协同或合作发展必须有相关机制的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支撑京津冀稳定、持续和高效协同发展的基础。虽然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或京津冀一体化合作机制之类的术语已经在政府部门、产业和学术界广泛使用，但目前专家们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尚缺乏明确的界定。正确界定概念并建立概念共识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前提，因此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创新首先必须正确界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而要正确界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又必须从澄清机制概念开始。

一、机制的概念

在传统汉语中没有“机制”一词，它起源于外文翻译，最初对应的英文是“mechanism”，意指机械的结构以及生命的内在机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又把“regime”一词引入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领域，作为研究欧洲经济一体化运行过程和规律的概念，用以描述国际政治经济共同体内部结构、功能及其活动规则。在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中，中国学者一般将“regime”一词这翻译为“机制”，“机制”这一术语也逐渐被广泛使用。

然而，与“regime”相对应的“机制”概念却是一个具有特定概念背景和专门含义的范畴，不完全是目前汉语中通常与“制度”（institution）区别使用并往往与“体制”（system）连用的“机制”（mechanism）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笔者使用的机制概念大于目前汉语中通常使用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概念。目前汉语中通常使用的“制度”概念一般是指社会体系存在和运行的基本原则，“体制”和“机制”则是实现“制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的具体途径、机构、安排和规则等，而且“体制”和“机制”概念之间的界线又往往是模糊的。从目前学术研究成果和政府部门的文件来看，虽然人们在频频使用机制这个术语，但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在概念上深入研究机制概念，也没有厘清机制概念与目前汉语中通常使用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缺乏概念共识或概念不清，必然导致实践环节的缓慢发展。

从实践层面讲，机制概念是伴随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70年代，西欧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旅游、交流等关系迅速发展，西欧开始了区域一体化（regionalintegration）进程，这引起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最初欧美学者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律时并没有使用机制这个概念，而是提出了功能主义的所谓“外溢”或“扩溢”（spillover）概念，意指行为体（actors）在某一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将会推动彼此态度的改变，使合作的意向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进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作为传统功能主义代表人物，英国学者戴维・米特兰尼（DavidMitrany）在1943年最早提出外溢理论，他认为政治性因素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国家间合作可以避开政治因素而首先在经济、贸易、旅游和投资等功能性领域展开合作，通过不断扩大共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1]。20世纪50年代末，新功能主义修正了传统功能主义的外溢理论。作为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厄恩斯特・哈斯（ErnstHaas）认为，政治因素与功能性领域不是完全对立的，行为体在功能性领域的合作也可以逐渐进入政治领域的一体化[2]。

在深入研究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一方面继承了功能主义关于一体化的外溢理论，另一方面又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了外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经过长期观察思考，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20世纪70年又提出了机制（regime）的概念和理论，他们认为外溢效应是行为体间长期合作的必然结果，但稳定而长期合作必须靠机制来支撑。1975年，美国学者约翰・鲁杰（JohnG.Ruggie）首次将机制（regime）一词引入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领域，作为描述国家之间通过预期、规则、组织、计划等途径促进合作的概念。[3]此后，美国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D.Krasner）、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和小约瑟夫・奈（JosephS.Nye）等人也对机制概念及其成长规律的研究做出贡献[4]，机制（regime）也成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范畴。

从提出到现在40年来，虽然学者们关于机制的概念存在一些争议，但总体上还是建立了基本共识：机制在时间上表现为行动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规则体系。其一般含义就是：行为体（actors）围绕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基于该问题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设立特定组织①，约定一系列明确或不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并通过特定组织推动和执行这些协调与管理行为体行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行动过程和规则体系。根据上述概念界定，机制至少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行为体;二是行为体在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三是媒介组织;四是行为体互动行为的规则体系[5]。人类政治经济活动的实践表明，有合作就有机制。机制既是合作的支撑，又是合作的表现形式。在实践中，机制存在形式多样，其中一个常见的机制类型就是次区域合作机制，它的典型特征是：行为体一般不具有国家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中央政府的认可、指导、支持或授权是次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就属于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中央政府提出的“经济协作区”思想。当时中央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计划和指导，协调全国经济联系，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实际需要，将全国划分为华北等七大经济协作区，其中华北经济协作区的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和山西。各大经济协作区均设有中央局和大区计划委员会，负责协调大区内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协作，这对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曾经起到一定作用。1961年，全国七大经济协作区调整合并为六大经济协作区，但华北经济协作区不变，范围依然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和山西。开始后，经济协作区被撤消。1978年，中央政府提出重建经济协作区的任务，华北经济协作区于1981年率先恢复。可以说，从1958年开始，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协作发展的思想一直存在于中央政府发展经济的决策思考之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首都圈”概念。1982年，中央政府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次提出内外“首都圈”概念：内圈由北京、天津两市与河北省的唐山、廊坊和秦皇岛三市组成，外圈由河北省的承德、张家口、保定和沧州四市组成。1988年，中央政府又在“首都圈”概念基础上提出建立“环京经济协作区”，它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北京市与河北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等10个地级市，面积142844平方公里，人口3945万，是一个开放式网络型区域经济协作组织。“环京经济协作区”在当时是最接近今天“京津冀经济圈”的概念。自1988年8月成立以来，“环京经济协作区”对促进区内经济协作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当时“环京经济协作区”并不是今日以机制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而是协调与互补性经济合作，再加上历史原因和行政区划制约，“环京经济协作区”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区域共同利益方面的协调发展则一直受到层层阻碍，区域一体化整合能力一直比较薄弱，因此对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并不明显。复杂的行政关系，反而在经济协作区内造成了许多方面的政策和利益不统一;彼此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相互竞争，导致今日京津冀产业整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社会事业发展等重要的区域整体利益项目，因各地政府相互规避而依然进展缓慢。结果使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果不甚理想的区域。区域整体利益长期受到局限和忽视，致使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整体利益通过城市病、环境恶化、资源紧缺、贫富分化、区域关系紧张等方式暴发出来，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成为意识日程。

从概念上讲，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三个省级行政区域之间的合作行为，这就决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北京市（京）、天津市（津）和河北省（冀）之间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协同发展的共同利益预期，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观规律，设立特定的组织、机构或会议，共同确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行为的原则、准则、规范和程序，并通过特定的组织和机构推动三方落实这些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行动过程和规则体系。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成长规律

为了便利合作，减少不确定性，行为体往往通过设立中介组织、机构或会议，协商制定一系列共同遵守的规范或程序，由此机制便得以产生和发展，这是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其成长过程既遵循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央政府的指导、认可、支持和授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2014年2月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七点要求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中央政府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协调和顶层设计作用，京津冀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在这里，中央政府指导、认可、支持和授权的具体方式很重要。既要避免中央政府过多的直接行政干预或直接地参与事务性工作，又要积极稳妥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总框架和顶层设计，引导、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合作机制健康发展。中央政府参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最恰当的模式是发挥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导向和社会舆论功能以及中央相关部委的顶层规划功能。亲自主持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提出七点要求的模式，为中央政府发挥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导向和社会舆论功能提供了示范作用，这种模式需要坚持和发展;国家发改委站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高度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动态、精益求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引导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个人遵循中央政府制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规划展开协商合作，也为中央政府相关部委顶层规划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示范作用。

第二，京津冀共享地缘历史文化传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产生与发展的深层心理动力。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机制都是一个动态、进化和学习的过程，其中地缘认同、历史同源、文化同脉等主观性因素对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无形的重大影响。地理相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但地缘认同也塑造行为体“唇亡齿寒”“荣辱与共”的共同利益观和地缘政治亲和力;历史同源则会不断培育行为体同根一脉、血缘一家的文化亲和力。行为体关于地缘、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可以在思想最深层培育行为体的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能够帮助行为体形成共同的利益取向、内容、平衡方式以及对应的行为规则与规范，进而影响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因而，加强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之间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交往，有利于京津冀在互动中不断提高地缘认同、历史同源和文化同脉的自觉性，从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产生和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京津冀三地在历史上具有很强的地缘历史文化同源性和相通性，这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三地政府、媒体、研究和学术等部门应该开发好、宣传好这种同源性和相通性，积极推动京津冀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加强。

第三，京津冀三地的获益或失益预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产生与发展的直接行为动力。人口、交通、环境和资源等“大城市病”带来的失益预期倒逼北京乃至天津产生与河北省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央政府和京津两市政府都理性认识到，简单地向周边河北省转移“大城市病”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只有携手河北省走一体化协同发展之路才能从根本上科学解决“大城市病”和周边“贫困带”问题。而河北省寻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与综合发展的获益预期则强力推动着河北省积极参与京津协同发展，河北省一定会把中央政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看作是一个最宝贵、最现实的发展机遇。河北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障碍是资金、人才、技术和理念问题，而在这四个方面北京和天津都有优势，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促进这些发展核心要素向河北省流动，从而拉动河北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样，京津冀三地失益或获益预期就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第四，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是一种“公共物品”，其形成发展和有效运作需要京津冀各级公共权力部门的积极、正向、有效介入。京津冀深化经济合作所涉及到的财政税收、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民间力量难以解决的，必须有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的正向介入和积极推动。京津冀公共权力部门充分沟通合作，不仅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到的这些重大问题，而且沉淀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目前，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公共权力部门的积极介入和推动作用已通过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央政府顶层规划、三省市主要领导人互访以及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议等取得了前期经验和一定的制度性成果，但公共权力部门的作用在总体上发挥得还不够，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需的动力（或压力）和相关物质条件需要一个凝聚和储备过程，二是传统的不利于区域深度合作的政治经济体制依然存在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的配置。这两个制约因素，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轻易解决的，需要一个共识凝聚、经济积累过程。主观因素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关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的理论和经验贮备还不够，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成长规律、现实表现和未来发展方向还存在模糊之处，虽积极性很高但却拿不出恰当有效的操作办法;二是政府部门在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官产学研深层次合作还不够，有些地区还没有很好发挥高校等研究机构在信息收集、整理、加工、消化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相关信息面向区域内学者、企业和民众开放得不够。

与此同时，公共权力部门在积极、有效介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构建中，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法则有两条：一是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二是通过协同发展机制克服市场失灵问题。市场与协调机制共同支撑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忽略或轻视任何一个层面，京津冀一体化都难以实现协调、可持续、健康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在促进竞争、效率和创新方面比市场更优越，因此在京津冀产业发展、项目创设与实施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的核心作用。同时，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在公共物品提供领域，市场基本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京津冀就要发挥协同发展机制的作用，在公共安全、基础设施、交流平台、公共信息等领域，强化公共权力部门的责任，避免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公共权力部门发挥自身作用时也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切忌主观主义和的形式化操作。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有史以来京津冀地区面临的最大的联合发展机遇，战略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情况复杂，事关京津冀地区全体百姓福祉，任何轻视或简单理解其战略意义、对百姓福祉缺乏责任感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效。京津冀各级政府部门只有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树立全局意识，站在战略高度，加强理论研究，切实凝聚政府、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中的研究力量，以准确把握中央战略意图和本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实际情况为着力点，进而确立本区域最科学、最精细、最可行的发展策略，根据中央整体布局和本区域实际情况动态地、长远地确定自己的功能定位并选择最佳的合作与承接领域，坚持自力更生与借机发展相结合。二是切忌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处理问题，坚持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与政府合理宏观调控相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特别是在安全秩序与交通领域）、舆论环境、信息贮备与、交流与协商平台建设等方面，京津冀各级政府部门责无旁贷，必须有所作为，有效掌控，凝聚资源，全力推进;而在产业领域又必须有所不为，充分发挥市场的竞争和资源配置作用。

总而言之，京津冀协同发展既需要机制的支撑，又以机制作为自身的表现形式。因此，京津冀三方首先要建立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概念共识，遵循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不断推动京津冀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参与和多层次交流平台的发展完善，推动京津冀不断在更深层次上的一体化整合。

注释：

①这里的组织是广义的组织，既包括拥有固定活动场所、机构设置的经常性组织，也包括会议（meeting）、运动（movement）、项目（program）或倡议（initiatives）等临时性组织。

参考文献：

[1]DavidMitrany.AWorkingPeaceSystem：AnArgumentfortheFunctional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M].MA：OxfordUniversityPress，1944：PP.2-8.

[2]ErnstHaas.BeyondtheNation-State：Functionalisman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M].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4：PP.23，48，49-50.

[3]JohnG.Ruggie，“InternationalResponsestoTechnology：ConceptsandTrend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J]，1975，Vol.29，No.3（summer）：P.570.

自然经济概念篇2

摘要：本文从企业管理的软化和人性化趋势出发，首次提出了企业概念管理的概念，并分别从企业组织形态、企业管理对象和企业管理方式等角度对企业管理的概念化趋势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概念管理；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概念化

伴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管理学科作为一门仅有百年历史的新学科其发展却尤为突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管理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创新。由于企业日益重视人性化管理,企业的管理重点、方式、手段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管理正在以硬管理为主走向以软管理为主，企业管理出现软化的趋势，而这种人性化的、软化的趋势的出现实质上预示着以实物管理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正在向以价值、概念为主的现代管理方式过渡。

一、企业概念管理的内涵

1、概念管理的定义。概念管理是指在社会经济、企业组织日益虚拟化的条件下，将管理对象、管理形式、管理手段以及管理组织形态本身等从客观实体上升到一种代表各自价值去向的观念，通过对观念的管理来实现组织的各自目标的一种管理方式。概念管理不同于依靠投入强制性的制度和物质手段的传统管理，它主要依靠思想的灌输和在同一组织中价值观的认同以及感情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理念来使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概念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化的管理，但它仍要以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形态为载体，以某种有形和无形的产品为依托，并要借助于现代化的科学和信息网络技术，不过这种无形或有形的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事实上只是一种“概念”产品。

2、企业管理概念化趋势的内涵。

（1）企业组织形态的概念化。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网络组织作为一种企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型企业组织模式，不仅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改变了传统管理的刚性思维，实施开放式的柔性战略，这使得企业在知识经济中的战略视野开拓更加开阔。所谓企业组织的概念化是指企业借助于INTERNET设立虚拟橱窗、虚拟展销会、虚拟经销商等，使企业组织由实体走向概念化，并不断完善其内在功能。企业组织形态的日益虚拟化、网络化，形成虚拟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VirtualOrganization）是指为实现对某种市场机会的快速，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拥有相关资源的若干独立企业集结以及时的开发、生产、销售的多样化、用户化的产品或服务而形成的一种网络化的战略联盟经济共同体。至于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则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与组织创新要求的新型组织模式，它能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复杂、不确定的环境变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外界环境日趋复杂、变化日趋迅速的要求相适应的。网络化运营的跨国公司、虚拟国家、战略同盟都是网络的形式，小企业网络是中小企业赢得协作竞争、多营优势的模式选择，新兴的虚拟组织、WEB公司都具有网络组织的特征。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概念公司，将会随着技术发展日趋成熟，人们对企业组织的认识也将从实体化本身向概念化转变。

（2）企业管理对象的概念化。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实体要素，但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将管理对象只停留在人力、财力、信息等实体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对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做进一步的研究。事实上通过对人力资源的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其实是对人的能力和潜力的管理与开发，对物的管理其实是对物的效能的管理和开发，对财力的管理其实是对投资行为和资金所蕴含的资本属性的管理，这些上升为概念化的能力、知识、功效、属性等所蕴含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这将不仅在理论界，而且在实业界越来越成为管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实践中，企业经营者日益重视声誉、价值、文化等无形资产的管理，这些概念化的管理对象对企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以企业管理对象的核心要素“人”为例，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已不满足于“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人性假说了，出现了“观念人”、“概念人”等更为虚拟化的人性假说。事实上，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环境，使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仅是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创新和注入活力的需要，企业经营者一味的把心思放到如何留住人才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而应当把重心放到优秀人才给企业所创造的人格化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上。信息资源作为信息社会现代企业重要的管理对象，其概念化的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管理对象的概念化必将导致管理科学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3）企业管理方式的概念化。由于受传统企业组织和管理对象的观点的束缚，一般企业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方面总是站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认识管理方式的变革。笔者认为，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企业内部环境下或许还有用武之地，但对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到来的今天，对以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主宰全球的时代背景之下，企业组织的外部的管理控制靠传统的经营方式很难取得佳绩。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网络组织的出现，以及企业组织日益对管理对象无形化、价值化、概念化认识的发展必然导致管理方式的转变。首先是其经济学基础从传统的信息经济学向注意力经济学、虚拟经济学发展，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信息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它能通过INTERNET等各种物质的技术的手段获得，甚至会过剩，但人的注意力和虚拟产品却是真正的稀缺资源，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和一些新兴的电子商务企业越来越重视顾客管理、服务管理的原因所在。目前，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其实质就是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最重要的资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而是注意力。注意力正在成为“虚拟经济的硬通货”，与此同时，虚拟产品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所谓虚拟产品是以传统的产品实体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在消费者心目中所形成的品味、潮流、时代感、服务等后续产品，虽然它是传统有形或无形产品的衍生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消费结构层次的变化，这种传统产品的衍生物在消费者和顾客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占据中心地位，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对消费者市场的这一变化不能视而不见，这就要求管理、营销方式与之相适应。

二、企业概念管理展望

概念管理思想虽然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时期，但它的实践却有近十年之久，自九十年代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就已兴起。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产品本身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大多数产品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同时由于企业间接国际交流加深，技术信息管理方法的传播更加迅速，使得产品差别化越来越少，以传统的产品本身去拓展市场越来越困难，企业只有通过对传统产品的功效进行延续、衍生将产品上升到“概念”层次来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注意力，扩大企业的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组织再造、组织创新。虚拟组织、网络组织作为适应各种环境的新型组织形态，将成为组织再造、组织创新的必然趋势。其次，需要管理对象和组织目标的再造和再认识，无论是对企业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的管理，还是对企业组织内部的产品、市场、顾客的管理都需要重新定位和组织。真正能给组织带来利润的市场的不是管理对象本身，而是这些对象所蕴含着的一些无形的“概念”，这些概念如知识、有效信息、技术、企业文化、价值观、声誉等，一旦借助于其载体，如企业员工、企业组织、企业营销网络等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是巨大的，是其他同类企业无法超越的，要比技术领先而占领的市场制高点更加巩固，这一点已被一些新兴的网络公司首先意识到并取得成功。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一点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另外，还需要营销管理方式的再造和创新。营销方式的概念化趋势将在一些传统组织向现代网络组织转变的过程中表现的更加突出，概念营销方式将成为在未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社会中的重要营销方式。当然，“概念”营销的关键在于获得消费者持续的注意力，若企业组织完全脱离其载体，如产品和其提供的服务等，只是搞些文字游戏，或一些虚假的热点新闻来追求其轰动效应，这只会是昙花一现，最终只会导致失败。这些所创造的概念事实上并不是虚拟、虚构出来的，它实质上是企业在探寻组织实体要素的原动力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加深了我们对企业组织实体要素的再认识，从这一点上讲，概念管理的提出将会对未来组织的发展带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将会对企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经营理念和思路。

参考文献

[1]丁宁、张金成《企业概念创新的实质》（《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7.8-9）

[2]孙选中《重塑企业竞争新理念》（《经济管理》2001年第21期）

[3]李显君《论企业竞争力及其培育》（《光明日报》2001.5.22B②）

[4]陈佳贵、罗仲伟《网络经济对现代企业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期）

[5]林润辉、李维安《网络组织—更具环境适应能力的新型组织模式》（《南开管理评论》2000年第3期）

[6]孟子飞《虚拟经营：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企业技术进步》2002年第2期）

自然经济概念篇3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定义最早出现在美国FASB的文献中,FASB曾先后二次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定义。1976年,美国FASB在题为《概念框架项目的范围和含义》的征求意见稿中,首次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作了如下定义:概念框架是一部章程,是由目标和与之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组成的一个连贯的理论体系。它能导致相互一致的准则,并对财务会计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做出规定。

1980年,FASB在其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对概念框架的定义作了以下修改:概念框架是由目标和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组成的连贯的理论体系。它能导致前后一贯的准则。通过制定财务会计和报告的结构与方向,促进公正的财务会计信息和有关信息的提供,以便有助于协助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有效运行,这一概念框架将能为公众利益服务。确定目标和识别基本概念并不是为了直接解决财务会计和报告中的各项问题,而不过是要求指出方向,用概念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

这二次定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一定义将概念框架定位为章程;后一定义将概念框架定位为理论体系。同时,指出它不仅是属于财务会计的,也属于财务报告。

英国ASB在其《财务报告原则公告》中,也对概念框架定义进行了如下界定:财务报告原则公告确立了指导对外财务报表编报的概念,其主要目的是:为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与评价会计准则,以及为关心准则制定程序的其他人士提供一个内在一致的参考框架。

此外,会计学界许多学者也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过解释。如高德弗雷等人认为:概念框架可以看成是一种会计理论结构,在其最高的理论层次,它描述了财务报告的范围和目的;在其最基本的概念层次,它确定了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如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及时性和可理解性等)以及会计报告的基本要素(如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在其较低的操作层次,它涉及对基本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的原则和规则,以及在财务报表中需要显示的信息和种类等。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总体结构

众所周知,会计信息是以会计报表的形式向内外利害关系者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信息,这一信息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外部的投资人、债权人需要以此作为投资决策与信贷决策的依据;二是企业内部管理层要以会计信息来证实自己履行资产受托经管的责任;三是国家财政、税收等机构作为执行宏观调控与利益分享的依据。这就是会计信息的价值所在,它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核心。它存在的基础正是这三方利益的协调所需。那么,网络经济时代是否仍然存在这三者的利益,将成为讨论这一问题的起点。

1.互联网对经济的冲击

有经济学家建议现在的经济应称为的经济,因为互联网的出现使它变得更加透明与暴露,它排除了厂商和顾客之间的中间商,减少了交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减少了进入障碍(主要针对互联网服务商而言),小公司能从外界更便宜地购入服务。

互联网减少了成本,增加了竞争,强化了价格机制的作用。它促使现实的经济更像是教科书中所说的那种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无进入障碍的完全竞争形式。通过增强信息在买卖双方之间的流动,互联网使得市场更有效率,并且使得资源被配置到最需要它的地方。“新”经济最显著的效果就是使得“旧”经济更有效率。

2.在网络经济对税收体系的挑战

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税收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存在的缺陷也暴露无疑。有人惊呼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征税工作将比以前更难。互联网代表了无国界,有一种“无处不在又无法触摸”的感觉。正是互联网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互联网将可能严重影响目前的税收体制,使政府难以获得足够的税收以提供满足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同时,在互联网时代降临之际,税收部门也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另一烦恼即“税收竞争”。针对一些国家采取低税率政策吸引国际资本和业务的做法,欧盟最近表示税收竞争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收入并将在今后几年内反映出来,对此应予“宣战”。而互联网具有增加税收竞争的潜力,轻击鼠标就可以使跨国公司轻而易举地将其业务转向低税收地区。今后许多公司都会像默克的新闻媒体公司那样,自1987年以来在英国获利14亿英镑却不交一便士的公司税。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在网络经济时代,国家作为宏观经济监督管理者,企业仍然要依法纳税。而互联网经济不仅未能给政府在税收上带来直接的利益,相反却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企业外部利益集团更加便利地从网上取得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的强制性约束将会逐步下降,而自我约束机制将会进一步增强。会计信息一旦成为公共商品,其质量高低将会直接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益。

三、财务会计框架制订的建议

在网络经济时代,会计信息使用人呈现多元化、不确定的发展趋势,外部利益集团的瞬息万变给未来投资者带来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而唯一不变的正是最终的利益获得者,企业本身。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前提,目前,它已经成为财务会计理论的核心内容。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非常重视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已纷纷建立起各自的概念框架体系。而我国修订后的基本准则只具备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部分功能,无法指导具体准则的制定,与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仍然相距甚远,真正意义上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尚未建立。因此,面临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后会计国际环境的要求,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将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我国会计理论界对概念框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人们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不断了解,在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日益重视下,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概念框架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构建出来。

参考文献:

[1]于凤德:现代财务会计发展的若干趋势[J].现代会计,2008(4).

自然经济概念篇4

概念经济的本质

所谓“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指的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种种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①

由概念表述可以看出,物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这一新经济基础平台上的经济形态,是网络经济的实体拓展式应用。通俗地讲,我们最熟知的互联网主要解决人联人的问题,而物联网主要解决的是人联物、物联物的问题。新一代身份证技术和智能电网,是物联技术的典型应用,而真正的物联经济和物联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概念。

什么是概念?当代哲学中有两种主要的试图解释“概念”实质的理论。一种是思想表达理论(representationaltheoryofmind),认为“概念”是人的思想的表达。另一种是概念的语义学理论(semantictheoryofconcepts),认为“概念”是抽象的对象(abstractobjects),具体表现为各种符号,尤其是语言(words)。②两种理论,并不矛盾。任何一种概念都是人们思想的表达,同时又是以一定符号为载体的,一个强调了概念的思想内容,一个强调了概念的符号特性。也就是说,“物联网”这个概念,不但表达了人们对物联世界的憧憬,对一种崭新业态的期待,而且也必须借助于高度抽象化的语言符号,借助于文字、图片、视音频的传播。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概念经济,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更多地借助于符号而非实体经济来进行传播的经济业态。技术基础和符号传播是概念经济的两个关键点。

技术基础。概念经济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基础,但技术基础是概念经济生发的原点。如果没有当代风能技术、光伏技术、LED技术、燃料电池技术,就没有现在异常火爆的新能源概念经济。同样,如果没有相对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加之射频、扫描、卫星定位技术,物联网概念经济也只是子虚乌有。正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加之经济复苏之年各国政府急需这种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了物联网经济在2009年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出现。

符号传播。从微观上讲,再好的产品或服务也需要广而告之,“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也无非是一种叫卖的噱头,一种变相的广告;而从宏观上讲,一种新的经济业态则更需要系统性、全面性的符号传播,背后还需要巨头企业和政府力量的助推。概念由符号来承载,而符号的传播才构成了概念存在的意义,概念经济正是通过新闻报道、广告、活动等各种形式的传播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结合前文对“概念”本质的分析,物联网经济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愿望、憧憬,从而构成了基础性传播动力;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各国政府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普通民众希望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对物联世界怀有朦胧渴望。另外,物联这一概念,涵盖射频技术、感应技术、扫描技术、卫星定位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众多子概念,紧密与实体经济相联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具有统领具象的能力,产生传播的规模和声势。

概念经济的传播

概念经济需要技术基础和符号传播两个基本点,而强烈依靠传播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的概念经济是其与实体经济最大的不同之处。比如,数码相机产品,作为一种实体经济产品,无须更多地传播(新闻、广告),只要索尼、松下将它推向市场,就可以轻松地打败柯达和富士。这是因为数码科技对于传统胶片的强烈替代性和经济性是实实在在的,这是实体经济的魅力,无须更多的传播去营造和炒作。而概念经济则不同,物联网世界仅仅让人们看到了它模糊的影子,虽然它可能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毕竟没有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与概念经济对应的实体经济的缺乏,使得概念经济必然呈现出一种强烈倚重于传播的特点。因此,以“物联网”概念经济的传播为例,考察其传播过程则颇具意义。1995年至2009年,物联网概念经济经历了以下典型事件。

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及物联网概念。

2005年11月国际电信联盟(ITU)了《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联网概念。

2009年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奥巴马之后的演讲中积极回应,并将其提到国家发展战略构想的高度。

2009年8月7日总理在考察中科院无锡高新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时指出,要尽快突破核心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9年8～9月中国移动的王建宙多次高调提出,物联商机无限,中国移动将积极与各方合作参与其间。

2009年9月14日“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成立大会暨‘感知中国’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2009年9月中下旬中国证券市场上物联概念股票突然成型并迅猛启动;“物联网”概念在中国上亿股民中开始扩散。

用理论透视现实,是我们洞见现实的惯常做法。在传播学史上,有关新技术传播的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该理论认为,新事物具备五大创新特征:相对优越性、兼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③物联世界的美妙故事和部分的实现与应用,让“物联网”具备了明显的“相对优越性、可实验性、可观察性”,以英特网为基础平台构成其“兼容性”,涉及复杂的传感、卫星、网络技术使其呈现出“复杂性”――物联网是个典型的创新事物。

就创新扩散的参与者而言,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可分作五类: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众多跟随者、后期众多跟随者、滞后者。本文无意将物联网概念经济传播过程中的众多参与者,按照理论的表述对号入座。但从上面的传播时间表中我们看到了技术精英、政治领袖和实业家的身影,他们连同一些事件确实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来考察物联网经济的传播过程,我们发现物联网经济具有创新事物的一般特征,其传播扩散中一些关键人物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时移世易,在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环境下,置身于转型中国背景,在分析相对宏观的物联网经济时,我们发现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的解释力是不够的。

应该讲,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对农业科技的推广与普及的传播调查中得出的理论,具有明显的传统经济、传统传播时代的特征,而且由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某项或某类技术的传播,因而视角也较为微观。这种理论更适合于分析某类新产品、新服务的推广传播,而不太适用于分析某种经济业态(如物联网业态)的传播。

置身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21世纪中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结合当代新经济、新媒体环境,对于概念经济的传播,我们有以下观察结论:

高端经济体仍然是概念经济的主要发源地。如同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经济”最先生发于美国,此轮中国的“物联网”概念经济也与美国IBM的“智慧地球”和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回应有一定的渊源。同样,奥巴马总统在胜选演讲中就高调宣布的“新能源开发”和“医疗改革”也成为日后美国、欧洲、中国等的新能源概念和医改概念经济的先导。概念经济发轫于高端经济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就经济实力、科技知识储备而言,高端经济体在引领世界经济潮流上担负有更多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高端经济体宣扬的概念经济,并非适用于所有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当富人们在衣食无忧的舒适房间里高呼环境问题的时候,贫困山区的人们为了生存还不得不砍柴烧火做饭。全人类的终极梦想也许是一致的,但发展的阶段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再者,有许多概念经济,是一些高端经济体为了缓解国内经济矛盾而刻意营造的,对一国可能是福祉,而对另一国则可能是贸易保护或环境问题的发展压力。对此,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切忌盲目跟随。

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推出的契机。技术是概念经济的基础和原发性动力,而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传播启动的契机。上个世纪末,克林顿政府在相对宽松的国际局势下,将大量军用技术转向民用,引发了网络技术的革命,从而催生了网络经济概念。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9年5月7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则在中国人的心里埋下了巨大的危机缺口,同年以“网络科技股”为龙头的“5・19”行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揭竿而起,“网络概念经济”正式在中国迅猛传播。回顾历史,联想今日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危机常常是概念经济推出的重要契机――正是在危机之年催生了包括“物联网”在内的各种概念经济。在危机中寻找产业改革和发展契机,这一富于智慧的思路已经多次体现在2009年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中。以2009年9月下旬新华社刊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例,文中就明确提出“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要抓住机遇,大力振兴文化产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作出贡献”。④

概念经济需要证券市场的确认和触发。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提到了扩散起飞临界点的概念,即创新扩散比例一旦达到临界数量,就进入了快速扩散阶段。这一点我们容易理解,因为随着扩散比例的增加,传播的规模效应或叠加效应就会显现。而我们的观察结论是,当代概念经济传播需要证券市场的确认和触发,亦即当证券市场上某一概念股票板块的股价发生阶段性大幅上涨的时候,某一概念经济才算真正确认,其传播才算真正起飞。中国范围内“物联网”概念经济的真正启动,正是在2009年9月15日前后,以远望谷、新大陆等为代表的一批物联概念股的迅速上涨开始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证券市场上流动的都是真金白银,中国的过亿股民足以让“物联网”概念经济迅速传播。这一概念确认和传播触发的过程,是新能源概念,以及更早的网络经济概念的重演,也可以被认为是在新技术、新传播、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的背景下,概念经济传播的鲜明特点与规律。

概念经济的传播后果

像许多复杂的事物一样,概念经济的传播有利亦有弊。其利表现在,昭示了经济未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展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美好图景,在危机之年为人们带来了信心和勇气。其弊最大地表现在催生经济泡沫,为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风险伏笔。

泡沫,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巨大差距。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直落至1000多点,为我们上演了网络概念经济泡沫破灭的惊魂一幕。经济学上公认的虚拟经济是指证券、保险、期货、汇市等构成的金融市场,而传播学上有柏拉图的洞壁影像,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学说。通过总结概念(思想表达;符号承载和传播)――虚拟市场(证券)的触发――概念经济的普遍确认和加速传播――实体经济这一概念经济的传导链条,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符号(包括概念的语言描述、股票价格跳动的数字、新闻报道)的抽象性、想象性,以及符号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不断变形(通常是夸大),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距。在这一传导链条中,前三个环节都发生在虚拟领域,概念的夸大、证券市场的过度表现,都会造成虚拟领域和现实领域的差距过分拉大,而一向追逐热点的发达而庞大的当代传媒系统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概念经济的传播中,媒体应该审视自己的责任,追逐热点并没有错,关键是要作出自己理性判断。简单地讲,就是要对概念阐述以及证券市场的表现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价。这样,才不至于将深处危机的人们拖向另一个深渊。

注释:

①

②en.省略/wiki/Concept

③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美]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④《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新华社,2009年9月26日。

自然经济概念篇5

1体育人口概念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1体育人口概念研究的回顾不同的学者对体育人口有不同的看法。日本管原礼认为体育人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体育人口是指以任何形态参与运动的人们的总称，那些直接从事运动的人自不待言，并且也包括新闻、无线电、电视等间接地将运动作为视听的人。狭义的体育人口是指直接参与运动的人数。刘德佩认为，体育人口是体育社会学研究使用的一个概念，借用这样一个概念可宏观描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体育态势和体育发展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体育存有某种相亲关系的人群称为体育人口。”黄俊伟认为，所谓体育人口是依与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理解之间是否存有相亲关系为划分特征，从社会人口划分出来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社会人群。徐隆瑞认为，所谓体育人口是指以增强体质为宗旨而又经常、直接参与的人的总称。通过新闻、无线电、电视或到玫场观赏体育的人不应该算为体育人口，对从事体育事业的有关人员要以其是否经常、直接参与运动来衡量是否是体育人口，如果经常、直接参与运动应当算体育人口，否则不能算体育人口。毛秀珠认为，衡量体育人口要从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出发，所谓目的就是为增强身体素质、为健康而参加体育活动。为此，将体育人口界定为是对有目的性的经常的用一定时间达到一定量度的参加体育活动的人的称谓。前苏联学者认为，体育人口是指从事业余体育活动的人数。台湾体育大辞典解译为，运动人口即某一地区或国家参与运动的人数。意大利BrunoRorsi一Mori认为，体育人口是实践体育活动的人口。卢元镇认为，体育人口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它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和亲和程度，体育人口指经常从事身体锻炼、身体娱乐，进行专项训练，以及其他与体育事业有关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数量和比重。归纳国内外学者对体育人口概念的观点，体育人口概念有待商榷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竞技体育人口(即从事专项训练的运动员)算不算体育人口;二是与体育事业有关的人群和观赏比赛聆听体育新闻的人群是否应当划为体育人口。体育人口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要准确定义体育人口，从本质上把握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必须从认识论的高度对体育人口作深入的分析与探析，明确体育人口的内涵与外延，否则定义体育人口概念时极易与一些相关的现象或事物混淆，使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发生偏离，从而在理论乃至实践上造成误导。1.2对体育人口概念的思考体育人口，首先应是人口学的一个概念，体育人口终究是一种人口，而且是以体育为标志的人口。既然体育人口以体育为标志，那么，研究体育人口概念问题当然应该从体育的视角去理解它、认识它，同时也不俞忽视从人口学角度去认识它，对体育和人口概念的理解是定义体育人口概念的前提。1.2.1人口学视野下的体育人口概念审视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实现其生命活动并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一定数量的人所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社会群体”。人口学还认为，人口具有共同的标志。共同标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理标志，如可以按地理和经济活动的标准分为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另一类是特征标志，如按照人的社会属性可以划分未婚人口、已婚人口、学龄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等。对任何一种人口都可以按不同的标志或标志组合进行划分，同时还可以看出无论何种类别的人口都必然具备以下3个要素:第1，按某种标志划分出的个人群体的规模，即人口规模;第2，按特征标志划分出个人群体的结构状况，即人口结构;第3，按地理标志划分出的个人群体的空间分布，即人口分布。人口的规模、人口的结构、人口的空间分布是组成任何一种类型人口的3个要素。体育人口能否成为人口学中的一种分人口，或者说亚人口，毫无疑问要取决于其规模、结构和分布。从人口构成要素来看，体育人口满足了构成要素的要求，因此，体育人口在人口学上作为一种亚人口是成立的，在体育社会学上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是没有异议的。1.2.2体育概念视野下的体育人口概念审视在人口学上明确了人口的概念、含义和划分标准以后，还应对体育概念间题有一个清楚或比较清楚的认识，这种认识将有助于我们对体育人口概念认识。在我国虽然对体育概念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体育应涵盖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运动是一种普遍的认识。通过对体育概念回顾可以看出，中外学者在体育人口定义上的第1个分歧，其实质是从广义的体育界定体育人口，还是从狭义的体育界定体育人日。体育人口概念的定义应当以广义的体育为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体育人口概念的定义应当涵盖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运动三方面的人口，否则在逻辑上势必产生定义过窄的错误，在立论上势必陷入狭义体育的境地而不能自圆其说，这是定义体育人口概念时在逻辑上以及理论上必须注意的问题。体育的本质是运动。综观国内外学者对体育人口概念的定义，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无一不重视身体活动(或身体运动)在体育中的重要作用。身体活动(或身体运动)是实现体育目的特有的手段和媒介，是体育特有的外显性特征，体育人口区别于其他人口就在于身体活动”这一特征标志，抹去身体活动”，体育人口与其他人口无异。这是定义体育人口概念必须要注意和把握的基本点。当我们把握了这基本点之后，再来看体育人口定义中有分歧的第2个问题，即与体育事业有关的人群和观看聆听体育新闻、比赛的人群是否应当划入体育人口之列的问题，就不难形成共识。与体育事业有关的人群，诸如体育管理、体育产业方面的人员，包括运动训练中的教练，是他们的职业活动与体育事业有关，职业与体育人口是不应混淆的两个概念，职业活动更多的具有他律性特征，即受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的约束和规范，而体育人口所进行的身体活动(包括健身与竞技运动)更多的具有自律性，即展开的身体活动是在自已的意识和意志驱使下进行的。当然，群众体育范畴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范畴的身体活动又有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群众体育范畴的身体活动完全是自律的，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范畴的身体活动现阶段在我国多少还含有他律性痕迹，这种他律性在竞技体育上最突出地表现为是要我练，在学校体育上表现为有一定强制性色彩。但是随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体育人才市场的建立，运动员转会制的形成，竞技体育范畴身体活动的他律性将愈来愈淡出，最终将被自律性所代替。而从他律走向自律是学校体育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学校体育范畴身体活动的他律性也将愈来愈淡出。体育人口与体育事业有关的职业在概念上的不同，体育人口身体活动的自律性，与体育有关的职业活动的他律性决定了与体育事业有关的人不能划为体育人口。至于观看和聆听体育比赛和新闻的人，由于这些人群并无体育人口所具有的标志性特征一身体活动，将其划为体育人口显然定义过宽，这是定义体育人口概念时在逻辑上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p#分页标题#e#当我们结束了对体育人口概念问题的理论思考，直面体育人口现实时，还应当看到，虽然体育人口应包含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等方面的人口，但体育人口的主体无疑是群众体育人口。群众体育人口之所以是主体是因为它具有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上的显著特征，在时间维上，以人口的年龄为时间特征，学校体育人口仅仅局限于在青少年这样一个空间区段，以创造优异成绩的竞技体育人口大体也囿于这一时间区段，而群众体育人口年龄跨度所表现出来的时间特征远比它们明显得多。在空间维上，竞技体育人口的分布自不必说，即使学校体育人口也仅偏隅于学校一方，而由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组成的群众体育人口却有广裹的空间分布，为竞技体育人口和学校体育人口所不能比拟。因此，研究体育人口思维的视角如果不去触及群众体育人口，那么，了解体育人口势必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认识体育人口势必会犯盲人摸象式的错误。1.3对体育人口标志性特征一身体活动的再认识，体育范畴的身体活动与其他范畴诸如与经济范畴、艺术范畴出现的身体活动”有何区别?这是研究体育人口概念不能不涉及的间题。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将有助于对体育人口概念的认识和界定体育人口的正确性。活动是人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人通过活动证明了自已的存有和价值。在西方语言中，如英文的Activity、德文的Akiiuitat也是指与人的生命运动相关的相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的表现。因此，离开人的自觉能动性，就没有人活动的概念和现象。人的活动又是有目的的活动，他的任何形式的活动都是在意识支配下的活动。活动的性质不同，指导活动的意识也不同。在经济意识支配下使用物质手段的活动是经济活动(包括生产劳动);在审美意识支配下使用艺术手段的活动是艺术创造活动，而在体育意识支配下使用体育手段的活动则是体育活动，即上述体育定义所说的身体活动。显而易见，身体活动是人旨在完善自身、充实自身、健全自身、发展自身的活动，而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物质财富;艺术活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文化(狭义的文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经济活动、艺术活动以及体育范畴之外的一切活动中，作为其活动主体的人虽然也会出现和体育范畴的身体活动相同的诸如行走、跑动、甚至跳跃等身体活动”，但这一类身体活动”实际上是人在经济活动中、艺术活动中的身体行动，是经济活动、艺术活动派生出来的，与人的经济活动、艺术活动中的行为有简单对应的逻辑关系，即有什么样的经济活动、艺术活动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身体行动，它与体育苑畴的身体活动不能等量齐观。从身体活动主体一人来讲，体育范畴的身体活动是主体的对象物，是主体的目标指向。经济活动、艺术活动的主体虽然同样也是人，但此时，主体的对象物是经济活动、艺术活动，或者说主体的目标指向是经济活动、艺术活动，经济活动、艺术活动中人的身体活动”只不过是主体与对象物之间的中介。总之，体育范畴的身体活动与因经济活动、艺术活动引起的人的行动之间界限径渭分明，这就是体育范畴的身体活动是体育意识支配下以完善自身、充实自身、健全自身、发展自身为目的的积极主动的活动，而因经济活动、艺术活动包括体育范畴之外的一切活动所引起的身体活动仅仅是主体的人与主体的对象物之间的中介。2体育人口定义的逻辑学考察及其体育人口定义2.1体育人口定义逻辑学考察定义是通过一个概念明确另一个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逻辑学认为，定义具有一定的结构，是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组成的。被定义项是其内涵被明确的概念，即种概念;定义项是用来明确被定义项的概念，即属概念;定义联项是揭示定义项和被定义项之间逻辑联系的概念，通常为是”、就是”、是指”等等。逻辑学卜给概念下定义的公式是:种概念一属概念+种差。种差是区别同属而不同种事物的规定性，属概念的外延大于种概念，其内涵又少于种概念内涵。给一个种概念下定义，首先要找到种概念的属概念，然后要找到种概念所反映的事物与同属其他种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相区别的规定性，形成种差，以揭示种概念的内涵。逻辑学的理论告诉我们，给概念下定义要遵守一定的逻辑规则，才能使定义明了准确，否则会犯逻辑的错误。这些规则是:(l)下定义必须用明确的概念。这条规则的具体要求是，其一下定义必须用概念，其二下定义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须是明确的。(2)下定义必须用全同概念。该规则的具体要求是定义项必须与被定义项是全同概念，否则在逻辑上会产生定义过宽”和定义过窄”的错误。(3)定义不得用被定义概念。定义的目的是通过定义概念去明确被定义概念。在定义中，被定义概念是需要被明确的概念，如果在定义概念中用到被定义概念，那么定义概念就成为不明确的概念，即成了循环定义”。2.2体育人口定义通过讨一论，本文对体育人口的定义为:体育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在定义中，体育人口”是种概念。社会群体”是体育人口的属概念，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是种差。在反映属概念与种概念的关系上，社会群体”的外延大于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的外延。而在其内涵上，体育人口这一种概念所指除了人口这一属概念内涵属性以外，还具有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导向的身体活动这一内涵属性，种概念的内涵多于属概念内涵。在定义概念时，当一个被定义概念既有了它的归属，又有了它的种差，就满足了揭示其特有属性的要求。顺便指出，定义中因种差不同，可以区分出性质定义、发生定义、功用定义。显而易见，体育人口定义属于性质定义。#p#分页标题#e#3结论(l)体育人口符合人口学划分人口的规定，即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和具有共同标志特征的规定，作为人口中的一种亚人口在理论上是成立的。(2)本文对体育人口概念的定义是:所谓体育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

自然经济概念篇6

关键词概念管理；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概念化

伴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管理学科作为一门仅有百年历史的新学科其发展却尤为突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管理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创新。由于企业日益重视人性化管理,企业的管理重点、方式、手段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管理正在以硬管理为主走向以软管理为主，企业管理出现软化的趋势，而这种人性化的、软化的趋势的出现实质上预示着以实物管理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正在向以价值、概念为主的现代管理方式过渡。

企业概念管理的内涵

1、概念管理的定义。概念管理是指在社会经济、企业组织日益虚拟化的条件下，将管理对象、管理形式、管理手段以及管理组织形态本身等从客观实体上升到一种代表各自价值去向的观念，通过对观念的管理来实现组织的各自目标的一种管理方式。概念管理不同于依靠投入强制性的制度和物质手段的传统管理，它主要依靠思想的灌输和在同一组织中价值观的认同以及感情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理念来使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概念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化的管理，但它仍要以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形态为载体，以某种有形和无形的产品为依托，并要借助于现代化的科学和信息网络技术，不过这种无形或有形的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事实上只是一种“概念”产品。

2、企业管理概念化趋势的内涵。

（1）企业组织形态的概念化。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网络组织作为一种企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型企业组织模式，不仅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改变了传统管理的刚性思维，实施开放式的柔性战略，这使得企业在知识经济中的战略视野开拓更加开阔。所谓企业组织的概念化是指企业借助于INTERNET设立虚拟橱窗、虚拟展销会、虚拟经销商等，使企业组织由实体走向概念化，并不断完善其内在功能。企业组织形态的日益虚拟化、网络化，形成虚拟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VirtualOrganization）是指为实现对某种市场机会的快速，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拥有相关资源的若干独立企业集结以及时的开发、生产、销售的多样化、用户化的产品或服务而形成的一种网络化的战略联盟经济共同体。至于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则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与组织创新要求的新型组织模式，它能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复杂、不确定的环境变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外界环境日趋复杂、变化日趋迅速的要求相适应的。网络化运营的跨国公司、虚拟国家、战略同盟都是网络的形式，小企业网络是中小企业赢得协作竞争、多营优势的模式选择，新兴的虚拟组织、WEB公司都具有网络组织的特征。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概念公司，将会随着技术发展日趋成熟，人们对企业组织的认识也将从实体化本身向概念化转变。

（2）企业管理对象的概念化。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实体要素，但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将管理对象只停留在人力、财力、信息等实体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对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做进一步的研究。事实上通过对人力资源的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其实是对人的能力和潜力的管理与开发，对物的管理其实是对物的效能的管理和开发，对财力的管理其实是对投资行为和资金所蕴含的资本属性的管理，这些上升为概念化的能力、知识、功效、属性等所蕴含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这将不仅在理论界，而且在实业界越来越成为管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实践中，企业经营者日益重视声誉、价值、文化等无形资产的管理，这些概念化的管理对象对企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以企业管理对象的核心要素“人”为例，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已不满足于“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人性假说了，出现了“观念人”、“概念人”等更为虚拟化的人性假说。事实上，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环境，使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仅是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创新和注入活力的需要，企业经营者一味的把心思放到如何留住人才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而应当把重心放到优秀人才给企业所创造的人格化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上。信息资源作为信息社会现代企业重要的管理对象，其概念化的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管理对象的概念化必将导致管理科学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3）企业管理方式的概念化。由于受传统企业组织和管理对象的观点的束缚，一般企业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方面总是站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认识管理方式的变革。笔者认为，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企业内部环境下或许还有用武之地，但对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到来的今天，对以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主宰全球的时代背景之下，企业组织的外部的管理控制靠传统的经营方式很难取得佳绩。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网络组织的出现，以及企业组织日益对管理对象无形化、价值化、概念化认识的发展必然导致管理方式的转变。首先是其经济学基础从传统的信息经济学向注意力经济学、虚拟经济学发展，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信息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它能通过INTERNET等各种物质的技术的手段获得，甚至会过剩，但人的注意力和虚拟产品却是真正的稀缺资源，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和一些新兴的电子商务企业越来越重视顾客管理、服务管理的原因所在。目前，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其实质就是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最重要的资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而是注意力。注意力正在成为“虚拟经济的硬通货”，与此同时，虚拟产品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所谓虚拟产品是以传统的产品实体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在消费者心目中所形成的品味、潮流、时代感、服务等后续产品，虽然它是传统有形或无形产品的衍生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消费结构层次的变化，这种传统产品的衍生物在消费者和顾客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占据中心地位，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对消费者市场的这一变化不能视而不见，这就要求管理、营销方式与之相适应。企业概念管理展望

概念管理思想虽然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时期，但它的实践却有近十年之久，自九十年代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就已兴起。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产品本身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大多数产品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同时由于企业间接国际交流加深，技术信息管理方法的传播更加迅速，使得产品差别化越来越少，以传统的产品本身去拓展市场越来越困难，企业只有通过对传统产品的功效进行延续、衍生将产品上升到“概念”层次来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注意力，扩大企业的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组织再造、组织创新。虚拟组织、网络组织作为适应各种环境的新型组织形态，将成为组织再造、组织创新的必然趋势。其次，需要管理对象和组织目标的再造和再认识，无论是对企业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的管理，还是对企业组织内部的产品、市场、顾客的管理都需要重新定位和组织。真正能给组织带来利润的市场的不是管理对象本身，而是这些对象所蕴含着的一些无形的“概念”，这些概念如知识、有效信息、技术、企业文化、价值观、声誉等，一旦借助于其载体，如企业员工、企业组织、企业营销网络等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是巨大的，是其他同类企业无法超越的，要比技术领先而占领的市场制高点更加巩固，这一点已被一些新兴的网络公司首先意识到并取得成功。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一点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另外，还需要营销管理方式的再造和创新。营销方式的概念化趋势将在一些传统组织向现代网络组织转变的过程中表现的更加突出，概念营销方式将成为在未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社会中的重要营销方式。当然，“概念”营销的关键在于获得消费者持续的注意力，若企业组织完全脱离其载体，如产品和其提供的服务等，只是搞些文字游戏，或一些虚假的热点新闻来追求其轰动效应，这只会是昙花一现，最终只会导致失败。这些所创造的概念事实上并不是虚拟、虚构出来的，它实质上是企业在探寻组织实体要素的原动力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加深了我们对企业组织实体要素的再认识，从这一点上讲，概念管理的提出将会对未来组织的发展带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将会对企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经营理念和思路。

参考文献

[1]丁宁、张金成《企业概念创新的实质》（《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7.8-9）

[2]孙选中《重塑企业竞争新理念》（《经济管理》2001年第21期）

[3]李显君《论企业竞争力及其培育》（《光明日报》2001.5.22B②）

[4]陈佳贵、罗仲伟《网络经济对现代企业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期）

[5]林润辉、李维安《网络组织—更具环境适应能力的新型组织模式》（《南开管理评论》2000年第3期）

[6]孟子飞《虚拟经营：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企业技术进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