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小说篇1

爱伦・坡的很多小说如《泄密的心》《红死魔的面具》《活埋》《一桶白葡萄酒》等都有对人内心世界、精神状态的描述，尤其是对心理因素描述颇多。他对人的心理病态尤其感兴趣，因此在其小说中遍布哥特式的阴森、恐怖、鬼魅和惊悚。爱伦・坡最著名的文艺理论是“效果论”。爱伦・坡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先确立某种效果，再为追求这种效果而思考创作。他在《怪异故事集》序中称“自己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深思熟虑的苦心经营”。爱伦・坡虽在美国文学史上备受争议，但《美国思想史》的编辑沃农称其为美国文坛上第一位艺术家和批评家。在爱伦・坡的70多篇小说中，《丽姬娅》《贝蕾妮丝》《厄舍古屋的倒塌》和《莫雷娜》几乎毫无例外地以神秘、魔幻为基调，都以女主人公的死亡及复活这一主题而展开描述，情结跌宕起伏，诡异莫测，其中心人物无外乎爱伦・坡本人以及已经亡故的母亲和妻子。而其中的男主人公也大多数是爱伦・坡本人的意志反映或本人的写照。爱伦・坡的女性小说怪异恐怖而又唯美，令人沉迷。本文将对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情结进行分析，来挖掘他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世界的最佳关联。

二、爱伦・坡是一个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患者

从自体心理学来看，爱伦・坡的女性小说是非常合理的，小说中的人格体现为自恋型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部分为情节的最终推动者或者是操纵者，这些女性身上均有爱伦・坡的影子，是其自恋型人格的一种扭曲的、变形的体现，似乎更能显示出雌雄同体的变态性格。他这种性格更多地体现为将自恋投放给别人而非自己，通过别人作为媒介来体验，也就是把别人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或者一个方面来爱恋。当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自恋情结，但是当形成了自恋型人格就变成了一种病症。爱伦・坡悲惨、艰难的人生经历为其扭曲的自恋人格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他的父亲在爱伦・坡1岁时醉酒离家，3岁时母亲离世。人的自体意识在1到3岁时能分出自体主客体，在这一时期他经历了两次与亲人分离，父亲及养父对他均无父爱可言。爱伦・坡在这种困顿中对父爱不再期待。由于失去父爱，爱伦・坡也像其他自恋型患者一样去寻找一种全能式的爱的替代。这些只能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体现在他对母亲或妻子等象征爱的形象的追逐上，在小说中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因此，他对养母非常依赖，对同学母亲的爱恋几近疯狂，与多名女性有恋爱关系。无论他怎么努力去尝试和寻找，都是渴望得到爱或被爱而已。

爱伦・坡的一生非常失意。在他26岁正当壮年时，他喜欢上了只有14岁的表妹弗吉尼亚，并且不顾一切地追求且与之结婚。由于经常穷困潦倒，生活十分艰辛，报社工作不顺，妻子又英年早逝，爱伦・坡只得以酒度日，借酒消愁。之后他经常性地出现幻觉、幻听，心力交瘁，近乎精神失常。这期间他又与海伦・鲍威尔・惠特曼、南希・里奇蒙及艾尔米拉有过感情纠葛。经历过沉溺情海、纠葛不断、鸿雁传情、海誓山盟及涛声依旧等的爱伦・坡，带着心之苦闷，最终因脑溢血，于1849年10月7日与世长辞。

三、爱伦・坡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在《厄舍古屋的倒塌》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没落贵族的孪生兄妹。兄妹二人住在一幢古老、残旧、阴森、潮湿、摇摇欲坠的古屋里面，举目无亲、相依为命。哥哥是厄舍罗德里克，妹妹是玛德琳。这两人不仅是兄妹，而且是肉体衰竭与精神颓废的统一体。两人均患有先天性家族病，且一方疾病能引起另一方精神失常。兄妹俩经历的是生存、死亡及复仇的过程，也是充满鲜血与屈辱的历程。哥哥厄舍罗德里克曾经是魅力四射的美男子，可是短时间内变得让人震惊：肌肤苍白若幽灵，眼睛异乎寻常之晶亮，长发如游丝。由于长期深居简出，少受阳光照射，皮肤苍白，显得毫无生机和活力。他时常有离奇古怪的感觉，这使他陷入变态的恐惧心理不能自拔，惶惶不可终日。由于药物已经失去作用，他便感觉末日已近，精神接近崩溃。妹妹作为女主角通篇没有一句话，虽长相与双胞胎兄长酷似但是性格迥异。哥哥虽为男子汉，却内心柔弱，妹妹虽为女儿身，却意志坚韧。哥哥出于变态心理，在妹妹未死之前就埋葬了她。小说结尾，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妹妹身上披着满是鲜血的裹尸布站在门槛上，遍体鳞伤，骨瘦如柴，恐怖景象可见一斑。哥哥提前活埋了妹妹，妹妹竟然破棺木而出，在死亡线上挣扎跑出。最后，随着一声低幽的呜咽，妹妹重重地跌倒在哥哥身上，把哥哥也拖到地上，二人同归于尽，双双走向毁灭，而破败、阴森的厄舍古屋也突然坍塌，被黑暗幽深的小湖淹没得无影无踪。

在《莫雷拉》中，爱伦・坡将莫雷拉描写成一位博学多才、聪敏、睿智且酷爱神学的才女佳人。小说中的男主角对其爱慕有加，爱之深、爱之切异乎寻常。这使得莫雷拉除却一切向往与男主人公相恋。男主人公对莫雷拉言听计从，对她的神学理论和说教也是顶礼膜拜，后来这种痴迷竟到了令他感到恐惧的地步。莫雷拉也经历了从生到死，到重生，再到死的魔幻历程。爱伦・坡塑造的这种刚强、倔强的灵魂令人恐惧和惊悚。女主人公的这种生死轮回似乎就是为了和这个男人纠葛一辈子，做他的妻子、女儿，爱他、为他所爱。由于“我”对莫雷拉的冷漠，她生下女儿不久就去世了，而主宰女儿身体和意志的还是那颗顽强的心。开始时“我”在和莫雷拉的角逐中占优势，由于“我”对她的疏远，使得莫雷拉郁郁寡欢，日渐憔悴，以死来抗衡。而重生后的莫雷拉又对“我”报复直至再次死亡。小说中的“我”间接地夺走了莫雷拉的生命，她也夺走了“我”的快乐。莫雷拉第一次临死前说道：“这是命中注定的一天，我就要死去，但我将获得永生。”她还预言了“我”的欢乐时光已经结束，未来的日子将充满忧伤、失落。莫雷拉在第一次死亡前就已经预见到自己要胜利，这种报复令人印象深刻。

在《丽姬娅》中，爱伦・坡把小说中的女性描述得超凡脱俗，甚至接近神话。尤其他对丽姬娅的描写：“与纯白象牙相仿的肌肤，乌黑的、浓密的蓬松秀发，滑如凝脂的鼻子，柔软的、娇媚的、催人入眠的下唇。”爱伦・坡为我们细致入微、生动形象地勾画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佳丽形象。不吝笔墨的描述女性之美，并使这种美归于死亡，令人窒息、震撼。这种美的短暂、稍纵即逝，既强化了死亡的无法抗拒，也在死亡的瞬间将其推向永恒。无论是在作品中对女主人公外貌的设定，还是对扼杀她们生命的疾病的描写，都可以从爱伦・坡的真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可以说，爱伦・坡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植根于他对未能得到的母爱的追寻和对心目中理想美的创造。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母爱的缺失对个人可能造成两种影响：他可能会将母亲的形象理想化，并把这种形象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使母亲形象得以重生和延续；他也有可能会抨击他人，因为她们并不像他的母亲。爱伦・坡的这些作品非常确切地体现了前者的特征，而在《丽姬娅》中二者都得到了体现。

《椭圆画像》虽不是爱伦・坡的经典之作，但是也是含义深刻的佳作。作品讲的是年轻漂亮的妻子为画家丈夫做模特期间被压抑、忽视，直至生命耗尽，最终死去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爱伦・坡对男性的主导进行了描写，实为抨击男性为中心的霸权和冷漠。从故事中可以看出：虽然女性的形象活泼可爱，可爱得无与伦比。她光彩照人，笑意盈盈，但还是处于被男人掌控、操纵的角色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虽然妻子认为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可是她还是微微笑着，静静坐着，一句怨言也没有。画家的新婚妻子日益萎靡，日渐虚弱，生命正在她的身体里消减。画家的妻子是美丽的载体，是创作的灵感源泉。“她憎恨艺术，因为艺术是她的情敌；她害怕调色板，因为他们夺去了爱人的笑脸。”但是她依然压抑了自己的排斥及抗拒，还是“温顺的在塔楼上坐了几个星期”。画家画完画后惊呼：“这就是生命。”可这个时候，他转身看他心爱的妻子时，妻子已经死了。读到这里，更多的是激起读者的愤怒，也体现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女性的摧残。

伦理小说篇2

威廉•戈尔丁是一位经历了二战的英国作家，在全球范围内也有深远的影响意义。他成长在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中，并受到文化氛围的感染。在1983年，戈尔丁凭借在文学的叙事上采用巧妙的情节设置，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长期以来，读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代表作品《绳王》中，而对其后期的文学作品《金字塔》并没有投入过多的关注。其实，小说《金字塔》可以说是对他前期文学作品的飞跃，具有后现代主义典型的特征。在小说《金字塔》中，人物情节的发展都集中在斯城社会中，并在小说的结构功能上都以金字塔的模式构建。本文通过文学伦理的批评方式探析了《金字塔》中折射出的伦理关系，深刻地揭示了斯城人民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思想道德受到腐蚀，种种森严的社会制度对人性无情的摧残，主要从斯城社会中居民、阶级、爱情等方面进行深入的阐释。

一、斯城社会居民堕落思想的批判

文学伦理学批判的研究对象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并深入地探析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影响，挖掘文学作品内的文学价值。所以，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伦理关系的基本属性出发。而戈尔丁的小说满足了这种伦理道德的探析，因为戈尔丁长期以来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向上的发展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形成了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道德理论。一部成功的小说必然是与社会现象产生共鸣，并担负其对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感的呼吁，启发人们要多一些道德上的关怀。

在小说《金字塔》中，戈尔丁刻画的主要矛盾地点斯城是作为人性堕落和道德沉沦的集中场所，在斯城中的居民都崇尚权力和金钱，并且居民的人性特点都是自私自利，道德意识在《金字塔》中被践踏得体无完肤。斯城居民的典型代表就是一个盲从、唯利是图、爱啰嗦的人———奥利弗的母亲，在斯城中还存在许多像奥利弗的母亲这类的居民，她们为斯城覆盖上了一种沉闷、浮华的情感氛围。就如同奥利弗的母亲一样，斯城中的家庭主妇整天沉迷于关注别人家的隐私，成群的妇女围绕在一起，借着散播流言飞语来消耗时间。她们心底更期望斯城每天都能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特别是丑闻，以此来突出她们自身的纯洁、高雅的生活情操。所以当发现了艾薇遗留在琼斯医生脸上的一个吻痕时，舆论的压力足足可以把艾薇驱逐出斯城。奥利弗的母亲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隐私侦探，斯城里的家庭妇女都是一样的，她们把自己家的窗户用密不透风的窗帘遮得十分紧密，并利用一种雷达波探视仪器来窥探别人家的隐私。但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仪器能穿透一定质量的窗帘，但在这些妇女的眼中就以为能看清别人家的秘密，而自己家的就不会被窥探。当彭斯陷入了亨利伪装的爱情关系中时，亨利的老婆连同孩子都来到了斯城探个究竟，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奥利弗的母亲感到十分高兴，并把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也传达给了奥利弗，她要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这个兴奋的时刻。因为亨利妻子的到来必然就揭发了亨利和彭斯的关系，而且她们三人之中必然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一场场好戏就是斯城居民最期望看到的。从斯城居民的生活形态中可以看出，她们都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而且她们的道德意识已经沦丧了，完全没有正义的道德感存在，拿别人家的丑事来满足内心的好奇，以此来打发时间，而她们却引以为乐，这种堕落的道德观念深刻地揭发了她们伪装下的丑陋心灵。

二、斯城社会中森严阶级制度的批判

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强大的社会压力和社会环境中，斯城人民的伦理道德大打折扣，特别是中下层阶级的人，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就滋长了欺骗和利用行为的产生和蔓延。在小说《金字塔》中，斯城社会中的等级差别分别是以埃温、克莱默和利什作为贵族阶层的代表，而把奥利弗一家设置为中产阶级的代表，另外艾薇和亨利就是底层人民，代表不同阶级的人物生活在斯城社会中，各自形成各自生活的范围，并且尽力地维系着这种阶级关系。特别是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有深刻的意识与杂货店人民的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刻意地划分与他们的关系，生怕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置于万劫不复的情境中。而对于中产阶级，贵族阶级也极力地不与他们接触，并享有自己独特、优越的身份地位。所以当贵族代表鲍比•埃温会在圣诞时期给奥利弗送礼，也借此机会提醒他们金字塔关系的存在，并践踏奥利弗的人格尊严。另外，艾薇的母亲每当遇见贵族太太就会很有礼貌地向她们问好，但是不会有任何的回应。在一般情况下，艾薇的母亲都秉着热情友好的态度去对待贵族人民，但几乎没有人理会她，每当遇到人，她都会频繁地向别人点头示好，甚至会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去探望那些根本就不属于她那个活动范围的人。所以很正常，她的这种热情没有得到贵族阶层的认可，或许在贵族人的眼中，她就是一个神经病。艾薇的母亲这种尽力讨好贵族阶层的行为不仅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效，反而被认为是精神上的疯癫。

在《金字塔》的第二章节部分内容中，描写到了歌剧社要重新演出，对于斯城人民来说这是一桩喜事，但是，正因为在斯城社会中存在阶级制度上的鸿沟，所以这件事情就只能由10个人来完成，而在这10个人之中有一条无法跨越的界限，尽管没有人提及这条界限，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它深刻地印刻在人们的心中。因此，歌剧这种优雅的活动，斯城社会中有大多数人都不能参与其中，因为他们的身份低下，而且穿着破烂。就算艾薇在表演上有很高的天赋，并且也有婀娜多姿的身材，但也不可能登上这个舞台，连进入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奥利弗虽然对艾薇有爱意，但他也在随时地警告自己不能和底层人民沾染上任何关系，婚姻关系也会遭遇严重的后果，会连累到自己的身份，并时刻防止现在的生活圈子会破裂，就算遭遇了一点点的连累，都有可能无法翻身，甚至是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在《金字塔》描写的阶级关系中，是对人格尊严泯灭的批判，社会中充斥着等级观念，对于底层人民来说，他们就失去了社会的公平待遇。

三、斯城社会中爱情缺失伦理的批判

在小说《金字塔》中，斯城人民的社会生活挣脱了伦理道德的束缚，所以斯城人民都竭尽全力地利用身边的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是爱情，也被染上了阴暗的色彩。爱情本来是一种最纯洁的男女感情，相恋的男女都要真心地对待对方，并在一起面对所有的磨难，也一同沐浴成功的喜悦。但在《金字塔》中，爱情失去了原来的本质，只是一种挤进上层社会的手段。男女也成为相互诱惑和利用的对象，斯城就成为一所没有光明、没有温度的牢房，在斯城社会中重现了一段段悲哀的爱情故事。于是就有了一直被奥利弗暗恋的伊莫锦嫁给了一个年老力衰的贵族老头;奥利弗为了打败贵族代表罗伯特而不惜利用艾薇的感情;而亨利为了事业的成功而利用了彭斯对他真诚的爱意。在斯城社会中，伦理道德已经不足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善良已经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梦，对于爱情的利用和阴谋在斯城人民眼中早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p#分页标题#e#

伦理小说篇3

论文摘要：菲利普•罗斯是当代著名的美国犹太作家，他的小说充满对传统犹太文化的背离。本文将对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不同的伦理现象进行解读，理解小说的深刻内涵，对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客观考察并给以历史的辩证的阐释。

菲利普•罗斯无疑是美国当代最为瞩目的一位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关注和热议,文学批评家欧文•豪曾说过：“许多作家需要终其一生刻意追求的那些东西——独特的声音、稳妥的节奏、鲜明的主题——菲利普•罗斯似乎马上就全部得到了。”1罗斯的作品题材丰富,寓意深刻,常常涉及当代美国社会特别是犹太移民中最敏感最尖锐的问题如同化、异化、民族身份的认同等。对这些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大胆的揭示使他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再加上他作品中露骨的性描写,又给他带来了“色情作家”的非议，公众对他的小说褒贬不一。本文将对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不同的伦理现象进行解读，理解小说的深刻内涵，对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客观考察并给以历史的辩证的阐释。

以性爱伦理为主题，已经早就受到众多作家的关注。既然《圣经》都不避男女之情,作为凡夫俗子的作家更不必忌讳这些。随着d•h劳伦斯、纳博科夫的作品相继解禁,迎来了新一轮的性解放运动,把性看成是个人欲望的满足而不是传宗接代的新观念不胫而走2。菲利普•罗斯敏锐地看到这股浪潮对新一代犹太人的冲击和影响,在美国当下社会对多元文化下的性爱主题展开了道德的质疑和伦理的拷问。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罗斯不无“悖论地从事着一种道德预言。他一直被社会、他人和自己身上不合理和非道德的东西所激怒。”罗斯对性的描写，体现了一种公共伦理道德的嬗变，反映了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的群体道德之间的冲突，它根植于美国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建立在传统犹太文化基础之上。3谈到罗斯的伦理小说就不得不提及他的《波特诺的主诉》(1969)，这是其最具争议的也是对性及伦理刻画最为成功的作品，这里将重点解读后期这方面的代表作如《人性的污秽》（2000）和《垂死的肉身》(2001)。

《波特诺的主诉》是罗斯心理现实主义的颠峰之作，描写了亚历山大•波特诺这个犹太青年从童年到成人时的内心世界：为了反叛家庭和犹太教的清规戒律而采用了发泄性欲的手法但最终又惨遭失败的经历。由于罗斯所用的直接描写以及故意运用潜意识流露等手法,波特诺的性意识和性行为也“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他看来，只有以性征服的方式才能得到非犹太血统的美国人的角色认同。然而他始终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和超越传统文化，最终只能是个体悲剧的结局。尽管作者有严肃的主题思考,但这种描写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怀疑罗斯已滑向低级而单纯的肉欲描写。连一直看好罗斯的欧文•豪也站出来说“最残酷的事莫如把《波特诺的主诉》看两遍”,认为作者在浪费自己的才华,是对艺术世界的亵渎。但也有人称赞它是一部“开创了美国犹太人的新天地”的里程碑式的作品4。

《人性的污秽》是罗斯后期的又一部力作。小说的主人公科尔曼是雅典娜学院的教授，与学院的清洁工福妮雅有了性的交往，然而生活在标榜道德伦理的现代社会之中，这两个追求自由、超越自我的人无法摆脱世俗的迫害。科尔曼被污蔑成道德败坏、欺凌弱女的伪君子，福妮雅被说成是勾引大学教授以骗取钱财和地位的荡妇，最后两人在莱斯的暗算下一起走向肉体的毁灭。出身优越的福妮雅自甘降级，扮演成文盲，追求性欲，不断的与人发生性关系，承认自己的欲求是人类的污秽，但这并不可耻也不需要救赎，需要救赎的倒是那些企图与人的自然属性作抗争的人。罗斯接着通过描写性的泛滥来继续探索性爱主题。放纵性欲，从社会伦理规范来说属于不正常被谴责的，但它本身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个体性爱理想与社会准则的冲突。当作家把这种矛盾纳入整体的社会中时，便表现出对伦理道德的拷问。

罗斯在《垂死的肉身》里，描写了老教授凯派什和他所引诱的女学生康秀拉之间的性爱关系，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性解放运动对平常人伦理道德生活的影响5。作品充满“肉欲”的叙事，但作者并非对性爱的单纯低级的描写，而是将这一生活的主题放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下观照。罗斯在小说最后让康秀拉患上乳腺癌有着深刻的含义，它暗示美国在性问题上已经出现了病态的征兆，作为一种社会潮流的性解放运动即将衰亡。康秀拉让凯派什为她拍摄的裸露胸部的照片，实际上也是性解放运动迈向衰落的遗言，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凯派什与女学生的性爱关系并没有走向一种和谐，而是一种病态，两人带着身心的重创最终回归于既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罗斯最后以描写性的终结完成了对性爱主题的思索，伦理规范与本能天性的矛盾、自然欲望与情感需求的冲突尽在其中。

罗斯从早期作品中性的困惑到后期作品中性的泛滥，再到性的终结，反映了作者对性爱主题的沉思，也显示了作者对性爱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的拷问，这种对理性与情感、社会规范与人性本能的高度关注，是罗斯小说丰富内涵的体现，也是作者对包含犹太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生活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黄铁池，不断翻转的万花筒———菲利普•罗斯创作手法流变初探［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derekparkerroyal.postmodernjewishidentityinphilip

roth’sthecountlife［j］.mfsmodernfictionstudies,2002,(2).

［3］袁雪生，论菲利普•罗斯小说的伦理道德指向［j］江西社会科学，2008（9）.

伦理小说篇4

关键词：艾丽斯・沃克紫颜色伦理环境伦理意识伦理身份

《紫颜色》是美国当代非裔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代表作。该作品自发表之日起，便成为美国黑人文学与妇女文学的必读作品。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黑人女性西丽的成长之路。这部作品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引发国内外学者从众多不同层面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本文拟从女性伦理批评的角度解读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聂珍钊教授首次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主要是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1]从方法论上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借鉴、吸收伦理学方法基础上融合文学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用于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2]女性伦理批评是指对女性问题的伦理探讨，包括对一切女性相关问题的伦理道德研究，[3]换言之，即指从女性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本文将从女性伦理的角度，对《紫颜色》中女性角色的成长过程中的伦理环境、伦理意识和伦理身份进行剖析，从而对艾丽斯・沃克对女性问题的伦理关怀进行解读。希望本文能启发当代女性树立积极正确的伦理观念。

一、伦理环境

文学自产生以来，个体便是文学描述的重心之一。对于个体的描写往往与个体存在的环境息息相关。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伦理环境的分析。所谓伦理环境指的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1]在小说《紫颜色》中，艾丽斯・沃克深入刻画了黑人妇女处于社会底层的生存环境。

自非洲人被贩卖到北美洲以来，南方黑人恶劣的生存状况长期压抑着南方黑人的人性，限制了黑人男性的发展，歪曲了他们的心灵。黑人男子心中的双重意识不断凸显，他们渴望获得有独立平等的人的地位，同时也无形中试图使自己符合白人文化的审美标准。[4]同时黑人男子把自己对于社会体制或运用这种体制的权力拥有者的愤怒和失意转嫁到家庭中。小说中的黑人女性角色，便生存在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双重压迫的伦理环境中。

主人公西丽的父亲因抢了白人的生意被白人迫害。她的儿媳妇索菲亚不堪白人市长夫人的侮辱出手反击而入狱，被迫服侍市长家长达十多年。西丽的妹妹那蒂在非洲也见证了英国白人恣意妄为、强取豪夺，迫使世代居住于此的奥林卡人背井离乡，迁徙其他部落。这些都体现着白人对黑人的恣意欺压和剥削。在整个黑人民族遭受到来自种族的奴役的历史伦理环境中，黑人妇女生活在男权意识形态下，成为男性机械地遵循传统施行男权的奴役的对象。西丽被继父随意指派嫁给某某先生后，她人生的掌控权便由继父转移到某某先生手中。身处这样的伦理环境中，西丽逐渐麻木不仁，甚至教导继子以暴力的方式驯服儿媳索菲亚。她的行动“基于的是一种男性偏见，使用的是男性探讨世界的方式”。[5]西丽无形中把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和男权规范内在化，顺从于男性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看待自我和社会。

小说中女性人物所处的伦理环境正是由这些鲜明的社会现实构成的。艾丽斯・沃克通过刻画种族主义和男权思想双重压迫的社会现实，真实地揭露了黑人女性在社会底层，身受种族主义压迫和黑人社会内部男权思想的双重压迫的伦理环境中，只能被动地在双重压迫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之地。也正是因为双重压迫共同制约着黑人女性的成长，阻碍着黑人女性探寻自我伦理身份和自身价值，其伦理意识的觉醒则显得尤为重要。

二、伦理意识

在艾丽斯・沃克的作品中，女性与女性的关系历来是刻画的重点。“黑人女性的传统强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是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6]《紫颜色》中，原本伦理意识麻木的黑人女性正是受到姐妹情谊的感染，才逐渐激活了内心清醒的伦理意识。

以西丽为例，最初继父阿方索试图蹂躏耐蒂时，她对耐蒂说“我会照顾你的”。[7]西丽同意嫁给某某先生，他私藏了耐蒂的信，西丽失去了女性情谊的支撑，心如死灰，致使给上帝（白人形象）写信成为西丽表达自己内心的精神需求的唯一方式。这种态度到某某先生的情人莎格的出现才开始改变。西丽发现自我认同的伦理身份根本不被别人认同。她被莎格的独立的人格和对男权社会的勇敢反叛行为所震撼。西丽的儿媳索菲亚因在家中得不到与丈夫平等的权利而决然离家的言行，也给了西丽榜样的力量。有了女性情谊的支撑，西丽作为拥有独立伦理意识的女性开始觉醒反抗，主动寻找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终于面对某某先生的讥讽喊出“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有一个声音在对想听的万物说，不过我就在这里”。[7]之后，西丽开办起自己的服装作坊，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紫颜色》中除了西丽的觉醒和独立，也同样涉及其他女性伦理意识觉醒和独立的过程：玛丽（吱吱叫）从对哈伯依赖顺从到最终离开他去开始自己的演唱事业；索菲亚独立坚强地反抗男性和白人的压迫。这些不同个性的女性都最终在其他女性的鼓励和帮助下走向了自己独立幸福的人生。女性间的友谊和情感为每位女性具备独立清醒的伦理意识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使得女性能够更加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实现自身的伦理价值。

三、伦理身份

《紫颜色》中除了探讨黑人女性伦理意识的成长，也同时探讨两性伦理关系及其变化对女性伦理身份的影响。“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伦理问题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有关”。[1]特定的伦理环境中的个体必定拥有特定的伦理身份，其承载着特定的伦理环境所要求的伦理责任、义务以及权力。伦理身份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将缺乏应有的尊严和保障。[8]

在《紫颜色》中，西丽最初完全生活在一个被男性控制的社会中。生父被处死后，父亲这一伦理身份在西丽的生活中便处于缺失状态。继父阿方索的出现未能弥补父亲这一身份。其不顾伦理禁忌，奸污了西丽并生下两个孩子，致使西丽羸弱的母亲因误会西丽被活活气死。至此，西丽本应享受到的家庭伦理应当带来的父爱母爱统统缺失，作为女儿的伦理身份彻底宣告破灭。已经迷失自我，伦理意识不再清醒的西丽对于和父亲（当时并未知是继父）的关系，她遵守了“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伦理禁忌，对建立在禁忌基础上的伦理秩序没有反抗”。[1]孩子一出生即被阿方索夺走送人，无法再生育的西丽为人母亲的伦理身份再次缺失。之后，阿方索恣意将西丽嫁给某某先生，西丽为人妻的伦理身份由此构建。作为某某先生的妻子，西丽得到的不是平等的两性伦理关系。她的身体只是丈夫的私有财产，时常遭受暴力相向，她的精神需求被忽略、践踏。西丽作为妻子的伦理身份再一次宣告失败。耐蒂被迫离家出走，她的来信被某某先生藏起来，迫使西丽没有了姐妹情谊的支撑，为人姐的伦理身份也被无情地剥夺。无论是在继父还是某某先生的家中，西丽的家庭伦理结构都是破碎的。

幸运的是，受莎格的影响，西丽作为拥有独立伦理意识的女性开始觉醒，开始探寻自我的伦理身份，敢于摆脱男性权威的精神桎梏，脱离冷酷而毫无温情的家庭伦理结构，开办起自己的服装作坊建立自我与社会的创造性联系，最终寻找到自己的社会伦理身份。这些举动使某某先生开始重新审视两性关系，并逐渐摆脱了男权社会无形中传授给他的偏见。他甚至再次向西丽求婚。同时西丽与耐蒂和儿女终于重逢，在大家庭的拥抱中寻找到自己完整的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姐的家庭伦理身份。

《紫颜色》中女性角色探寻自身伦理身份的过程充分说明，女性以独立的伦理意识做后盾，勇于反抗女性屈从于男性的传统桎梏，不合理的女性的伦理身份才会有改变，女性个体在男权社会中才能获得最终的独立。同时女性伦理身份的重新获得也能促进和谐平等的两性伦理关系的构建和两性的伦理价值共同走向圆满。

四、结语

艾丽斯・沃克从小在种族主义和黑人传统特色浓重的南方佐治亚州长大。亲身的经历使沃克对黑人女性所受的伤害十分关注。也正是基于此，艾丽斯・沃克的小说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在其作品《紫颜色》中，作者通过刻画黑人女性人物在双重压迫中如何追求自身的伦理意识的清醒和伦理身份的完整，从而圆满实现自身的社会和家庭伦理价值，体现了黑人女作家沃克鲜明的女性伦理诉求：广大黑人女性必须互帮互助，敢于解除传统势力施加给女性的精神枷锁，保持清醒的伦理意识和健全的伦理身份，维护精神世界的完整和经济独立，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身心解放和独立自主，同时也传达了作者对建立和谐平等的两性人伦规范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32）：14-19.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2：8-17.

[3]刘艳华.女性伦理观的现实维度与价值考量[D].黑龙江大学，2009：4.

[4]伯纳德・W・贝尔.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M].刘捷，潘明元，石发林，宋红英，王琳，译.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5]肖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王晓英.走向完整的生存――艾丽斯・沃克的妇女主义文学创作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6：71-72.

[7]艾丽斯・沃克.紫颜色[M].陶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伦理小说篇5

关键词：D・H・劳伦斯；盲人；人文主义；研究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作家和小说家，他虽英年早逝，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强烈反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的侵蚀和破坏，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他擅长对人物灵魂和心理进行深入的挖掘，倡导人性的自由发展。《盲人》在其众多小说作品中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对于D・H・劳伦斯作品中人文主义的研究却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作品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与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其中一个是因意外失明的丈夫莫里斯，另一个是从小青梅竹马的知己伯蒂，因莫里斯与伯蒂不和，伊莎贝尔饱受着内心的痛苦与煎熬，劳伦斯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将故事娓娓道来，作品中充斥着二元对立元素，使得我们对于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和关系有着更加深入透彻的了解。

一、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创作背景与主要内容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创作背景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戏剧家，他擅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及书信等多种文学形式，他的文学作品主题多样，同时又相互关联，阶级意识是贯穿他一切作品的主线。D・H・劳伦斯的作品基本属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其成就核心集中于小说领域，他在小说中对于人物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都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探索。

D・H・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日出生于一个普通的矿工家庭，而当时的英国社会还很注重人的出身和教养，劳伦斯既没有名门望族的出身，又没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只是空有一身才华。他曾担任过屠户会计、厂商雇员和小学教师，在国外漂泊十余年，对现实社会抱有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他在作品中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将视线投入到两性关系当中，对西方文明的缺陷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此外，D・H・劳伦斯是一位深具强烈的救世主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伟大作家，他努力为生活在西方文明的病态泥沼中的现代人寻找心灵和精神上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D・H・劳伦斯坚信欧洲的“地之灵”已经走向衰落，转而追求精神世界当中的“乌托邦”，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审视和反思，不断探索人类灵魂的新生之路。劳伦斯在作品中努力张扬人性的复归，倡导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主要内容

D・H・劳伦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四十余部诗歌、小说和游记作品。他的短篇小说《盲人》发表于1924年，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与她因意外而失明的丈夫莫里斯以及她的好友伯蒂三人之间的情感故事。D・H・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力求探索人类的灵魂深处，对小说中人物的内心生活和心理活动都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刻画。他在《盲人》中生动且形象地刻画了异性恋婚姻关系、同性亲密情谊关系，他倡导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他所提倡和刻画的爱都是不受世俗成规戒律所约束的，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蕴涵。

二、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内涵及表现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内涵

D・H・劳伦斯是才华横溢的英国小说家、散文家、思想家、画家和文学艺术评论家，他倡导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强烈反对工业文明对人类心灵世界和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冲击。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就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核，这也是其作品的思想价值所在。D・H・劳伦斯以一位在后现代社会卓尔不群的不朽作家的形象向我们展现了他所构建的精神世界，他对人的肉身具有崇高的信仰，并主张人的思想是来源于人的肉身感受，因此，他的作品中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蕴涵，而将理性放在第二位。D・H・劳伦斯被称为“一个永远的局外人”，他的短篇小说作品《盲人》也是以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的身份娓娓道来的，作品展现了异性婚恋与同性情谊之间的微妙关系，表现了作者对人性自由的充分提倡，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他将“人性”放在第一位，倡导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力求突破现实社会的一切关于人伦和理性的束缚，还原“人”的主体地位，擅长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表现

D・H・劳伦斯崇尚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反对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他的短篇小说作品《盲人》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劳伦斯用他独特的叙事语言建构了一个复杂的二元对立的故事。作品中的二元对立元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读小说的主题思想以及小说当中的人物性格，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内容与思想内涵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劳伦斯在《盲人》中解构了异性之间的婚恋关系以及同性之间的美好情谊，他的作品当中人物的情感表现坦诚而直白，他把隐藏在人物内心和灵魂深处的混乱不整的隐秘现实直白而生动的描绘和表现出来，也把人们通常避而不谈的性话题引入到小说当中，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活而生动，并且具有丰富的情感，追求人性的本真状态。D・H・劳伦斯作品中关于性的描写通常都与人的思维和情感，以及人生的哲理和人类的文明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三、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分析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充斥人文主义的社会因素分析

D・H・劳伦斯小说创作的根源是西方文明和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之下，劳伦斯对西方工业文明下人类灵魂和情感的缺失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其短篇小说《盲人》当中，伯蒂就是深受理蚀的代表，他是一个完全依靠头脑生活的律师，同时也非常富有，颇富声望。他拒绝感觉和理智的沟通，在伊莎贝尔的丈夫莫里斯企图运用抚摸来消除他们之间的芥蒂成为朋友之时，他对此是敷衍并感到厌恶的。他总是运用理智来控制着自己的头脑，拒绝与人亲密接触，像一个软体动物一样始终蜷缩在自己的躯壳中。这就是劳伦斯所谓的血液与精神、灵与肉的对立与冲突。莫里斯通过触摸感受到了友谊的存在，而这对于过分理性的伯蒂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同时，女主人公伊莎贝尔与丈夫莫里斯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夫妻关系的体现。劳伦斯认为，任何一对夫妇，他们之间的关系每隔几年都会变化一次，所以小说中的伊莎贝尔和莫里斯的关系由最初的如胶似漆开始发生裂隙。莫里斯因为失明而逐渐变得敏感和猜疑，这使得原本因为爱情而断了联系的伯蒂再一次闯入了伊莎贝尔的生活。通过解读和分析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对丈夫莫里斯还是对好友伯蒂，伊莎贝尔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她处于两个男人之间才会因为纠结而不知所措，使得自己的内心饱受折磨。D・H・劳伦斯正是深入了解和体味了这种感情，才会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力求呼吁那种自然而充满温暖情感的男女关系的复苏。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充斥人文主义的自身因素分析

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人物原型的。小说中的莫里斯和伊莎贝尔夫妇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卡斯维尔夫妇为原型塑造的，而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好友伯蒂则是以伯特兰・罗素为原型塑造的。劳伦斯以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及人物关系为原型创作的这部小说，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小说中的丈夫莫里斯的失明是有双重含义的，既是指他身体上的残疾，更是指他精神上的残疾，即他精神和理性上的缺陷。但是，虽然丈夫在精神和理性上是具有缺陷的，伊莎贝尔仍然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并且感觉丈夫身上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着自己。这一点，对于过分理性、对于自我缺乏认知的伯蒂而言，将永远不能体会。小说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形式，以及多种暗示和隐喻，强调了人性是第一位的，而理性永远的第二位的，呼吁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3、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中充斥人文主义的作用及意义

D・H・劳伦斯的小说创作大多带有人文主义的印迹，他深刻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的侵蚀，呼唤人性的回归和复苏。他的短篇小说《盲人》不仅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更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意义。劳伦斯是一位笔尖上的战斗者，他运用自己富裕想象力的头脑创作出一系列极具反思和批判意义的作品，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理性主义还是占据上风的，这就使得人的真实欲求和本性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和压制，这继而转化为一种心灵和精神的压抑。小说中的丈夫莫里斯和好友伯蒂实质上就是一种人性与理性的对立，所以尽管女主人公一直希望他们可以合得来，能够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合得来。而女主人公最后对好友伯蒂说，她的丈夫莫里斯的身上有一种难以描绘的东西，而这是她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恰恰正是直觉、肉体和活力。她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几乎感觉丈夫就是一个报废了的人，她感觉他的一切生活都像是处于无尽的黑暗之中。当她真正意识到丈夫莫里斯身上所闪现的生命活力的时候，才被这种难以征服的雄性力量所深深折服，而这一点，是被过度的理智所束缚的伯蒂所无法体会的。D・H・劳伦斯通过这不短篇小说，深切讴歌了人的感性、直觉和本能，而对过度的理性予以深刻的批判，表达了作者呼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建和谐自然的两性关系的欲求。

四、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1、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文学价值与意义

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运用了血性与理性、肉体与精神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元素，使他的两性哲学和生命哲学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他在小说作品中充分运用视觉效用和身体接触来表现和反应人物之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无形抗争，并最终表达出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即这两种力量通过不断地拼搏斗争其实是可以达到和谐统一的。他的文学价值在于，D・H・劳伦斯将异性婚恋与同性情谊都带入到了文学作品中，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创新和丰富了小说内容与形式，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

2、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盲人》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D・H・劳伦斯的小说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更富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意义。D・H・劳伦斯深刻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冲击，倡导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对于拯救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正确认识到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D・H・劳伦斯被誉为“血性的歌手”和“生命”的祭司，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出于对立和统一的矛盾之中的，人性与理性亦是如此，并且人性永远屹立于理性的丰碑之上，他的思想对于当时的英国社会具有深刻的审视、反思与批判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小结：

《盲人》是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小说家D・H・劳伦斯的作品，讲述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和她因意外失明的丈夫莫里斯以及她的好友伯蒂三人之间的感情故事，创作于1918年12月，是劳伦斯众多作品中不太被关注的一部短篇。《盲人》延续了劳伦斯一贯的对人物心理进行深入挖掘的特色，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在纠结和矛盾中努力和谐相处的故事。面对丈夫莫里斯与知己伯蒂，伊莎贝尔忍受着痛苦的心理煎熬，小说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失败的异性恋婚姻关系与同性亲密情谊之间的微妙关系，倡导人性的自由发展。劳伦斯为自己的心灵而活，他笔下的人物亦是如此。（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田凤娟.人类精神荒原的救赎――劳伦斯作品的主题探索[J].青年文学家.2011（09）

[2]沈雁.男性力量的失落与重塑：论劳伦斯笔下男性角色的发展[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6（00）

[3]王坤，李凤英.劳伦斯作品主人公的情感解读――以《儿子与情人》为例[J].作家.2011（06）

[4]区林.《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及劳伦斯式的和谐人生观[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3）

[5]孙欣.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现代启示[J].作家.2008（16）

[6]叶晓琳.论劳伦斯的色情倾向[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

伦理小说篇6

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新伦理小说应运而生。所谓“都市新伦理小说”，指的就是以当代中国、尤其是21世纪以来社会伦理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城市生活为写作领域，以日常生活中新伦理与传统伦理分裂对立为核心矛盾线索，以人们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观念的变迁为主要故事类型的小说作品。

21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的兴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的强度、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个人生活从内到外都处在彻底的变化整合之中，尤其是家庭和观念与行为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对待性的宽容度明显比上一代人更高：有25.5%的年轻人认同偶尔吸引可以有或者无所谓；而55.5%的人则对未婚的行为认同或者无所谓。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让女人从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避孕术的发明，令“性”成为一种摆脱了生殖活动的独立享乐行为。有趣的是，据凤凰网去年的报道，长沙一地一个月的销量达到70万，其中，高校学生占有较大用量。而世界卫生组织的2010年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女性流产（不含私立医院）人数超过1700万人。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们还会为了张艺谋的《菊豆》或者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疯狂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21世纪自由的已经成了常见的现象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新伦理小说应运而生。所谓“都市新伦理小说”，指的就是以当代中国、尤其是21世纪以来社会伦理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城市生活为写作领域，以日常生活中新伦理与传统伦理分裂对立为核心矛盾线索，以人们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观念的变迁为主要故事类型的小说作品。从上个世纪90年代王海着手伦理变迁的小说叙事，到世纪初的《中国式离婚》，开启了都市人们的家庭、情感和人际交往生活为题材的新伦理写作潮流。《新结婚时代》的出版则引发了家庭伦理小说的跟风。严歌苓、六六、王秀梅、焦冲、程琳、须一瓜、易清华、红柯、阎连科、慕容雪村、钟求是、许春樵等诸多新老作家，都写出了值得关注的新伦理长篇小说佳作。其中，《新结婚时代》、《成长》、《蜗居》、《双面胶》、《原谅我红尘颠倒》、《女人奔三》、《男人三十》、《窄门》、《屋顶上空的爱情》、《零年代》、《风雅颂》等，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简言之，都市新伦理小说一方面指的是21世纪以来大量涌现的、对伦理生活进行深度描写的新型小说———它紧紧扣住“伦理生活”来组织其故事，而此前的小说作品，则总是把伦理情感的故事作为历史或者社会深度叙事的附属品来完成；另一方面，这个概念更是针对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伦理领域的颠覆性变化———不妨干脆称之为“伦理巨变”进行全方位描写，其思想内涵超越了传统伦理叙事“现代—传统”、“城市—乡村”以及“中国—西方”的二元模式，尤其是超越了二元伦理叙事模式中总是以传统、乡村和中国为价值指归的政治无意识。新伦理小说的作家们并不致力于对现代都市伦理生活的变迁进行大力批判，并试图进行反思和矫正；而是更多地感兴趣这种新伦理背后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以一种冷静甚至冷漠的笔调，呈现现代生活的沉重、缺陷、吊诡和变形。

乡村的亲情与都市的爱情

都市新伦理小说充分展现了当前中国现存的两种基本伦理生活理性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所带来的伦理困境：古老乡土中国的伦理体系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轰然坍塌，新的都市文明以其强大的合理性力量改造每个人的生活，同时又毁灭传统伦理的情感价值；乡村道德血缘合理性与都市伦理法理合理性陷入伦理观念的认同焦虑。

在王海的《新结婚时代》（2006年）这部小说中，何建国与顾小西的矛盾典型体现了当前伦理巨变中的合理性焦虑的问题。何建国出身农民，来自偏远的乡下；他身上凝聚着底层孩子一步步奋斗出来的顽强意志力，同时也带着他自己独特的性格特质。家族的责任、眷顾乡亲的欲望，构成了何建国生活伦理的合理性之一。在城里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顾小西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顾好自己的家庭、过好自己的日子的诉求。在顾小西看来，一切自己的成果，都是自己奋斗和努力的结果，因此，自己既不需要替别人负责，也不需要别人替自己负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伦理，不妨碍他人，乃是一种现代生活的新伦理准则与前提。

小说同时呈现了何建国与顾小西伦理诉求的两种合理性。何建国之所以不断地满足父亲提出来的各种“无理要求”，是因为在这种无理要求的背后，存在着乡村道德朴素的公正意识：贫穷的家庭只能供养一个大学生，也就不得不用残忍的方式剥夺何建国哥哥接受教育的机会。何建国的补偿心理产生于中国社会城乡分化而造成的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别。

在这里，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体现为空间不平衡———城乡之间、时间不平衡———父子之间和心理不平衡———伦理之间，而且，最终体现为伦理之间的不平衡。东部与城市的快速发展，令城市中的年轻人有权利主张更好更有品质的生活，主张爱情的浪漫和小生活的圆满；中部、西部与乡村的落后贫穷，则令其道德体系建立在平均、共有和共享才能活下去的观念基础之上———而何建国的一枝独秀必然伴随他人的集体付出。贫困的生活道德具有更强大的合理性诉求。

不妨说，正是30年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后果造就了《新结婚时代》的尴尬矛盾。一个现代都市的中国与一个传统乡土的中国并存的时候，就立刻让人们的精神伦理发生断裂乃至分裂。经济格局的分裂，造就精神伦理的分裂；而有趣的是，在小说中，“乡村”与“城市”的经济对立变成了一种道德层面上的对立，也最终变成了伦理对立消失的浪漫想象。小说用三对爱情伦理呈现出乡村与城市对立格局中社会伦理巨变的事实：顾小西与何建国的婚姻在两种合理性的谅解中得以升华，体现出两种合理性之间在心理层面的和解；顾晓航与简佳的恋爱则跨越了年龄的差别，体现出两种合理性之间在时间层面的和解；而顾小西父亲和保姆的爱情，则用仪式化的形式，呈现两种合理性之间在空间层面的和解。

这正是“新结婚时代”，传统婚姻内在分裂、新的婚姻充满动荡冲突，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后果与私人生活纠结在一起。在伦理对立的背后，则闪烁中国社会经济对立格局的幽灵。在六六的小说《双面胶》（2005年）中，婆婆和媳妇的尖锐矛盾中同样沉淀着令人反思的这种经济生活的对立。亚平的城市生活梦想与在这种梦想中确立的自我定位，与婆婆对“媳妇”这一传统身份的定位格格不入；顽固坚持自己的生活主张，又找不到解决矛盾的任何方案。在情感的绝境里面，隐含着中国社会所面对的经济社会的困境。

事实上，乡村与城市两种合理性的矛盾对立，正是都市新伦理小说的核心命题之一。在易清华的《窄门》（2010年）中，出身乡村的主人公余致力到省公安厅工作，看似充满前途的道路并不是坦途。“农民气质”让他进单位大门都被门卫盘查；在同事们的活动中茕茕孑立。小说细致写出了这个年轻人小心翼翼观察四周、仰视他人的心态。余致力的矛盾也就很快变成了一方面坚持自己真我性情，另一方面要挤进“窄门”，变成像城里人那样有身份尊严的人。这两种合理性的诉求并没有体现出王海笔下融合的可能性，而是始终尖锐对立，折磨着余致力和读者。

许春樵的《屋顶上空的爱情》（2012年）同样把两种合理性伦理呈现在我们面前，让读者陷入道德和美学的尴尬之中。郑凡虽然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是，却出身乡村；他和韦丽按照都市生活的方式相识：网恋、闪婚；但是，却不得不接受“城中村”的痛苦。郑凡的父亲以为儿子已经飞黄腾达，不仅引以为傲，还不断地把亲戚朋友的难事交给儿子处理；韦丽的父母则要求爱情必须有房子，淳朴的相爱本身变得毫无意义。新结婚时代中的婚姻困境卷土重来，只不过这一次不是通过婚姻的和谐来作为最终解决的方案。小说凸显了城市生活伦理的合理性，同时也反思其合理性背后的荒诞不经；反之，作者用悲凉的语调写出乡村生活道德的朴实，却也同时呈现了它的保守和市侩。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这个命题被置换成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好的生活。在小说中，乡村道德养育着质朴踏实的信任和亲密的品质；都市伦理激活人们浪漫和温馨的想象。韦丽觉得，爱情是男人跟女人的事情，不是人跟房子的事情；但是，都市社会严酷的资本体制却告诉我们，爱情本身就是资本投资的产品。乡村社会的温馨的情感主义观念，在都市新伦理面前，只能默默破碎。

事实上，乡村与都市伦理对立的背后，隐含着的是中国社会正由一个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日常生活所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问题。在礼俗社会中，人们由坚固的家庭纽带、传统和固定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各个村庄、社区中的各种血缘关系维系着人们的生活。现代的法理社会则注重利益的得失，从而忽略了血缘纽带所造就的社会关系。传统的道德自律被不知疲倦地赚钱的欲望所替代。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正式，更加理性，也更加符合各种法律制度和政策规范的要求，从而相应缺少了人情的温馨意味。所以，在《男人三十》（2011年）中农村来的卢伟最终带着在城里染上性病的妻子黯然回乡、《零年代》（2008年）中城市人赵伏生离开了温州去了没有岁月变迁的林心村、《湖光山色》（2006年）的暖暖用近乎偏执的形式拒绝都市生活对乡村的入侵。这些小说呈现出对传统乡村伦理的强烈认同；又不得不因为面对都市伦理的强大合理性而最终使用想象的方案来解决现实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新伦理小说中两种合理性矛盾的呈现，凸显了现代中国的一种现代性焦虑：中国往何处去，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亲密关系的巨变

相对而言，伦理问题更集中地体现在人们个人情感生活的层面上。如果说合理性焦虑更多的是中国社会现代性城市化转型产物的话，那么，合情性焦虑则体现为新一代都市人在资本体制与利益机制中所确立起来的伦理情感巨变的后果。

“情”，本身具有两种指向。情的第一指向是“亲”，只有亲密的关系才与情紧密相关；情的第二个指向是“疏”，它建立在第一个指向的基础之上的，指的是通过“情”来超越非亲密关系，只有陌生人才能产生爱情，这已经是现代都市的新规则了。在传统的社会里，亲情和爱情是紧密联系的。这不仅仅涉及青梅竹马的生活，或者爱情由亲情关系来主导，而是更多地涉及爱情事件不过是传统社会亲情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爱情伦理，必须交由亲情伦理来管制、疏导和规范，最终成为人们在亲情系统的社会中维持生活的一种方式。

但是，亲情的变化几乎是全方位的。严歌苓曾经用一种冷峻的方式写爱情伦理背后沉淀的复杂欲望，而在《小姨多鹤》（2008年）这部小说中，交织在一起几十年的“亲情”，会在现代社会的物质诱惑面前迅速崩塌———就连战争都无法改变的东西，也被崭新的生活诱惑悄悄偷换。这种充满了欲望的新的社会，正是焦冲系列小说《女人奔三》（2009年）、《男人三十》（2011年）故事发生的基本语境。不妨以甘旭然与唐糖的爱情为个案做简要分析。他们的爱情故事处处包含了“陌生人”这个关键词：他们相识的在机场，本着好聚好散的原则一起旅游，加玩伴；他们纠缠在互相不了解对方生活的日子里面，唐糖迷恋甘旭然，仅仅就是因为他的相貌，而不是因为他的品质———而且，这个品质也没什么好了解的；唐糖伪装乖乖女接近甘旭然的妈妈；唐糖花钱雇佣硕士生＋的美女苏小镯勾引甘旭然并遗弃他，令他伤心绝望……小说中，每个人都拥有他所呈献给别人的不同的情感内心和私人生活。唐糖不知道甘旭然的来历、性情和品格，也懒得知道；甘旭然不知道苏小镯的底细和身份，也无从知道；苏小镯不知道甘旭然和唐糖的感情状况，也不必知道。这是一个只有发生在陌生人的环境———现代都市中的故事，也只有在这个环境中，人们自顾自地生活，却根本不去塑造生活。亲情社会的道德伦理体系在这里毫无意义。没有周围叽叽喳喳的道德议论，没有同事们幸灾乐祸或者羡慕嫉妒恨的八卦———当没有外在的伦理语境的时候，就没有了内心的伦理律令。

小说中，合情性焦虑充分体现为一个情感冷漠的时代里面感情的真假、以及与情感紧密相关的个人生活的分裂所造就的茫然。主人公孙文虎是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好男人，却也在大学时代自己暗恋过的女人孟惠那里偷偷过了一夜。这个事情折磨着他，让他每次见到自己的妻子葛晓菲和孟惠同时并存的歉疚和尴尬，让他陷入难以言说的困境。孟惠借钱而不能还，就为不能生育而备受父母折磨的孙文虎夫妻代孕；而正当孙文虎夫妻借腹生子而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孟惠却因为自己的歉疚而告诉了孙文虎真相：这个已经满月的孩子其实是她跟另外一个男人的产品……卢伟从乡下来打工，因为长得帅而被美丽多情的林助理看中，每每自己的男朋友欺负自己的时候，她就用卢伟作为性安慰的工具；卢伟的妻子做保姆，为了一点收入而忍受主人的骚扰，却感染了性病；苏小镯清纯美丽，却迷恋卖身，偷偷跟自己的导师上床；唐糖执著于爱情，痴恋自己的爱人，却并不守身如玉灵肉合一……在这里，、代孕、骗财、卖身、性病、偷腥、二奶、……一方面是身体的快乐，另一方面是这种快乐从传统亲密关系的社会中剥离出来，变成了都市新伦理的情感体验。爱情与亲情的分离，造就了合情性的焦虑：到底忠实于身体与欲望，还是忠实于道德与伦理？

鲍鲸鲸的小说《失恋33天》（2009年）连同改编的同名电影（2011年）则以传统言情叙事的方式，无意中凸显了都市新伦理小说的合情性焦虑。小说的题目就颇值得寻味。“失恋”，在人的成长经历中算得上最为痛苦的故事之一，在这里却变成了可以被计算的事件。故事中，33天发生的事情也证明，这部小说的名字完全可以改成《失恋之后走向新恋爱的33天》。在故事的结尾，女主人公黄小仙终于接受了男主人公王一扬的爱情，新的恋情开始了———并且看起来，这段恋情是稳定和美好的，也就不再可能失恋。

正如诸多描述疾病的故事，其内在的欲望则是永远健康的幻觉的养成，《失恋33天》并不是在思考情感的意义价值或者爱情的伦理方式，而是在倾诉这样一种焦虑：“我们能不能永远不失恋”？不妨说，《失恋33天》的叙事动力，正是源于它可以提供这样一种奇妙的“情感按摩”。而当我们不得不依赖对爱情的想象来实现对这个世界的想象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现代生活的丛林化与原子化，造就了我们习惯用柔情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倾向。而这正是陌生人社会的典型文化特征。

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遭遇崭新的伦理关系，也就越来越多地遭遇新型的生存故事；另一方面，人们依旧渴望襁褓一样的传统社会中那维系在亲友圈子里面的呵护，从而必然带着深深的失落甚至绝望的心情来观看这个世界。在焦冲的小说《男人三十》中，唐糖不能忍受甘旭然只有想念她的下半身的时候才会想起她的生活，但是，却又不想割舍这种偏执的肉体迷恋；乡下来京的打工仔生得漂亮，变成了白领丽人的器具。慕容雪村的《原谅我红尘颠倒》（2008年）一书中，我们看到一个科层制的生活里面，与陌生人谋利，也就意味着将自己的肉身和情感都变成陌生的他者。而王秀梅的《幸福秀》（2009年）则更是凸显了陌生人社会中稳定的生活圈子和稳定的婚姻空间，怎么被不断出现的“崭新的诱惑”所挤压和扭曲的情景。

肉身的孽

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符合规范的生活？到底什么样的友情、爱情和亲情才是合乎道德人心和公共利益的？这个问题在21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中已经找不到完美的答案了。都市新伦理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合法化焦虑也就呈现为这样一种方式：肉身体验是真切的，的冲动是浪漫的，但是，这种真切与浪漫的肉身却不得不深深融入物化的世界图景之中才能存在下去。

许春樵的《屋顶上空的爱情》典型体现了这种合法化焦虑的内涵：如果只有爱情，却没有房子，那么爱情就会变成令人沮丧的、异化而可笑的东西；可是，如果牺牲爱情而追求房子，人就会变成了异化而可笑的东西。在这里，到处是生活规则的混乱而带来的合法化危机。郑凡与韦丽的浪漫爱情不允许有浪漫的想象，因为任何浪漫想象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他们只有像动物那么活着的时候，才能像人一样有点爱情的尊严；一旦他们像人那么活着的时候，就只会处处碰壁，穷途末路。舒怀有了房子，却没有赚钱“活得有价值”的本领，女朋友悦悦毫不客气地投入到房地产老板的怀抱，自觉为二奶。备受刺激的黄衫干脆了娶了温州老富婆莉莉，并且还衣锦还乡，希望让人们羡慕他们的富足、豪华和尊贵。但是，黄衫的生活却呈现出狼狈不堪的尴尬和无聊。

我们在21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中遭遇到了空前的无处奔逃的困窘。到处都是错误，没有合法的，也没有不合法的，有的是只是热气腾腾的肉身在盘算如何赚一个好价钱。莫言的小说《蛙》（2009年）所写的并非现代都市的故事，算不上都市新伦理小说的范畴；但是，这部小说却无形中呈现了现代都市新伦理小说的一个重大的命题：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以生殖活动为核心的伦理社会向一个以生活活动为核心的现代社会转型。钟求是的《零年代》（2008年）用一种现代主义的笔法，把都市生活的这种合法化对立写到了令人沮丧的地步。小说显示了城市生活中那些在我们看来已经习以为常的悖谬规则是怎样主导着我们的生活。林心未婚先孕，想要留下自己的孩子，却被父母和医生以爱的名义强制流产。爱情变成了集体阴谋，生育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件。主人公赵伏生的妻子只有在怀着别人的孩子的时候才能有好质量的生活；而在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却只能拥有衰败、残忍和贫困。当他们生活在都市的时候，处处感觉到乡村生活的宁静和美好；而当他们安安静静地生活在乡村的时候，却不得不接受没有文明和文化的生存中所面对的无价值感。

显然，资本体制与个人生活的纠缠，变成了新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叙事合法化焦虑的核心命题。一方面是可以购买一切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坚持肉体的纯真；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雄心勃勃改造一切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私人生活从内到外被重新塑造之后留下的道德空壳。这在六六小说《蜗居》（2007年）中体现得非常典型。

海藻与市长秘书宋思明那一场纠缠不清的情爱纠葛中恰好暴露了资本体制如何深入我们的内心，并用灿烂的形式养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精神分裂的。海藻一方面坚守“我爱你”三个字的神圣感，即使被宋思明卡住脖子快窒息，也大声喊“我爱小贝”；另一方面，海藻又让自己的肉体沉浸在宋思明带来的高潮体验中。也就是说，她更愿意用身体高潮的沉溺来掩盖内心里面对宋思明的这种不伦之恋的利益关系。金钱主导下的情感并不是裸的买卖，而恰恰是对这种购买关系的万般拒绝和鄙视。海藻既活在宋思明所掌握的巨大而丰富的资本资源的支配下，又必须活在自己编制的瑰丽典雅的爱情梦幻之中。海藻必须让自己觉得她与宋思明有刻骨铭心的爱，才能接受和要求宋思明经济和利益层面的付出。

有趣的是，宋思明同样是这样一种精神分裂症的典型代表：他眷恋海藻的女人香，却让自己相信海藻与前男友几年同居而保持了处子之身———也就是说，宋思明对海藻的眷恋，乃是来自他用幻想创造出来的曼妙人生的向往，来自他拥有的可以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的雄心壮志。每每夜晚来临，宋思明忙碌了一天，就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于是，对海藻的思念和爱恋就会滋生疯长。事实上，正是通过权力与资本的媾和交换，政治权力的神圣感就会在圈钱交易中彻底丧失：如果可以被资本买走，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值得信仰和供奉。换言之，宋思明对于海藻的爱情供奉里面，隐含的正是资本体制裸地扫荡性购买之后的精神废墟。

在这里，资本主义把一切都作为商品卖出去，一切都是可以赚取利润的价值和手段。于是，一切神圣的和坚固的东西，也就都可以在恰当的时机变成纯粹买卖关系中毫无神圣和坚固意义的东西。可是，我们越是一天天丧失神圣和坚固，就越在日常生活执著于建构它们的幻象———这正是我一种文化和价值的精神分裂必然后果。贾平凹在他的小说《高兴》（2007年）描绘了这样一幅值得我们反思的画面：一个来自乡村的农民，试图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现代都市的人———“城里人”，这种浪漫的幻想里面包含了对现代中国的期待和渴望；但是，这种期待与渴望迅速被击碎：到处是激活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的景观，但是，乡村农民的肉身却只能做一个城市中的流浪汉———一个游荡在地缝中的鬼。

总而言之，21世纪都市新伦理小说总是用一种看起来是“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笔调，“真实客观”地书写人们所遭遇的种种伦理困境，并总是致力于生成不对处于现实主义的原则而不对这种生活进行价值判断。事实上，正是这种对“现实主义”的主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作家们对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匮乏总体性回答能力的困境。换言之，现实主义变成了一种掩盖现实问题的文体政治手段：此前的伦理叙事不免要回答“什么才是真正的好的生活伦理”问题，而新伦理小说则倾向于描述“现在是怎样的生活伦理”。也正是在这样的描述中，都市新伦理小说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伦理巨变时刻，人们情感认同、生活观念和评价态度茫然失措的产物。简言之，都市新伦理小说的文体内涵在于，它用所谓不偏不倚的写实主义文体，凸显出当前人们在伦理巨变过程中的茫然与纠结；冷静的叙述和新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作者成功隐藏或者消解了自己对当前中国社会伦理巨变的价值判断———这正是都市新伦理小说呈现出来的伦理认同焦虑的典型症候。

不妨把这种无力回答伦理焦虑却是用现实主义文体来掩盖这种焦虑的形式，称之为“焦虑体叙事”。而恰恰在这种焦虑体叙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分裂的中国，一个文化和价值层面上处在精神分裂状态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伦理图景。不妨说，都市新伦理小说的认同焦虑，恰恰是一幅活生生的资本体制条件下现代人精神分裂症的图景：一切心灵的和情感的，都可以无意中变成对污浊的、卑劣的关系的掩盖和重新想象。总是用幻想的和想象的方式来拒绝真实的和历史的关系，这正是当前中国资本体制下精神分裂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