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篇1

【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比较优势；互补性；产业间贸易指数（IIT）；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一、引言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量不断增加。1992年中韩两国贸易总额为6，378，580千美元。2012年两国贸易总额为215，108，900千美元，是1992年两国贸易总额的33.7倍。2012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34，031，339千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4.5%。中国对韩国的出口额为80，777，791千美元。①韩国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中国入世后关税率不断下调，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在二十一世纪双边贸易区不断增加的环境下，两国就中国FTA对两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多次的合作研讨。对外通商部门也对此进行了谈判。两国在贸易结构上具有相似性，有的部门互补性较强，有的部门竞争性较强。因此两国对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署犹豫不决。与工业领域的中韩FTA对两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相比，在农业及农产品领域的影响研究较少。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支持着国家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及生存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产业。韩国政府之所以对中韩FTA的签署犹豫不决是因为担心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会对韩国农业以及农民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并且韩国农民一直反对开放农产品市场。

中韩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中国农业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及农业机械）拥有量比韩国大，生产要素价格比韩国便宜。虽然韩国农业技术相对发达，但中国农产品成本比韩国要小。自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一直比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要多，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在1992年为776，447千美元、2001年为1，677，921千美元、2012年为4，066，677百万美元（韩国农水畜产品流通公社，92年至12年）。因为韩国农村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上涨、农业用地面积小所以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以致其无法跟中国农产品竞争。中国和韩国在地理位置相近，饮食文化相似。对中国来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取消）扩大了农产品出口市场，使农产品营销额增加，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对韩国来说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劳动、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受到严重的打击，从而导致韩国农产品生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农业生产转向高附价值农产品。笔者主要通过比较优势的方法与研究产业内贸易理论框架来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的性质，把握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帮助预测执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效果。

二、文献回顾

孔祥智、丁玉分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贸易以来（1998年至2011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和趋势。中国粮、棉、油、大豆、玉米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具有竞争力，而畜产品出口受阻。中国农产品贸易处于贸易逆差。因此作者提出提高农产品品牌和质量安全管理，严格控制并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观点。

宋立杰与王子柱回顾了中韩建交以来中韩农产品贸易的状况，指出中韩农产品贸易在政治方面、产品质量方面和历史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从自由贸易利润下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角度分析了中韩农产品贸易量增加给两国带来的经济效应。中国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与廉价的劳动力，而韩国具有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及农业机械，且两国农产品行业互补性较强。

米利群与徐兴权通过比较优势（MCA）分析法分析了两国具体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农产品界定为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简称为HS编码）：在HS的6个子项下的24类商品中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种类有234种，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在韩国农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为33.9%。韩国比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种类有40种，其中韩国农产品加工类比较优势明显。笔者指出了韩国政府严格的农产品保护贸易政策，并提出了中国政府应推行的包括“扩大产业内贸易规模、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实现规模经营、发展加工农业、推行绿色农业战略”等支持农产品出口的政策。

陈彦斌指出了中国农村土地双层所有制存在的矛盾，主要是指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的矛盾。土地资源是农产品生产的主要生产要素。但因为现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不分明，所以阻碍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同时基层政府等第三人也常侵占弱势农民的土地佃权从而造成了许多弊端。由此笔者提出了完善地改“永佃权”所具有的“物权法定主义”，给于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经济政策。

乔雯、易法海利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onstantmarketsharemodel：CMS）分析了中国入世前与入世后对日韩的农产品出口商品种类的变化和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农产品总量增加，主要出口商品有园艺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入世前中国出口韩国的农产品以水产品和谷物产品为主，入世后水产品和园艺产品的出口数额增加。其中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竞争优势。

三、中韩农产品贸易结构

（一）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农产品贸易额为776，447千美元，01年农产品贸易额为1，677，921千美元，06年农产品贸易额为3，061，065千美元，12年农产品贸易额为4，066，677千美元，12年农产品贸易额约为1992年贸易额的6倍。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在1992年为765，202千美元，1996年为914，297千美元，2001年为1，562，749千美元，2006年为2，832，427千美元，2012年为4，066，677千美元。2012年韩国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总额为621，208千美元。两国之间农产品贸易以谷物、蔬菜、水果为主。韩国进口中国农产品数量多，中国进口韩国农产品数量少。因为韩国海关通关手续相当复杂以及韩国政府致力于防止进口畜产品传染病（禽流感、犷牛病等）的传播，所以农产品贸易中畜产品交易量很小。除1995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美国房贷金融危机时期之外，两国间农产品贸易规模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在中韩农产品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而韩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两国农产品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韩国对中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在1992年为753，957千美元，1997年为1，158，492千美元，2002年为1，859，555千美元，2007年为3，228，397千美元，2012年为3，445，470千美元（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92年至12年）。

（二）中韩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在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出口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时，常用的一个测度指标是‘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简称为RCA）。这一指数又称‘出口效绩指数’（RelativeExportPerformance，REP）。此种研究方法最早见于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Balassa）在1965年发表的著作，后此种方法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许多经济学者广泛应用。该指数的含义是：一个国家某种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与世界该类商品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重二者之间的比率”③。

比较优势是常用国际贸易理论之一，对比两国国家机会成本的大小决定哪个国家出口哪个商品，机会成本是为了生产一个商品以该抛弃的另外商品为费用表示的概念，机会成本的概念将相对性运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是常用国际贸易理论之一，通过对比两国国家机会费用的大小来决定哪个国家出口哪种商品。机会成本是为了生产一个商品以该抛弃的另外商品为费用表示的概念。国际贸易理论早期都是用绝对优势理论来解释进出口产生的原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两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能够了解两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可以预测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取消）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此论文把世界出口总额改为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i国出口总额改为i国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出口商品界定为农产品范围为HS92.01～24。RCA计算公式为：

（1）式中，为中国k产品的出口额、为中国所有农产品的出口总额，（2）式中为韩国k产品的出口额、为韩国所有农产品的出口总额，为世界k产品的出口总额，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出口总额。RCA指数大于2.5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RCA指数位于1.25与2.5间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较强，RCA指数小于0.8时该国家k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从08年到12年中韩两国分别从世界农产品出口额与世界农产品进口额中整理测算了中国RCA指数与韩国RCA指数。中国HS3、HS5、HS7、HS13、HS14、HS16与HS20的RCA指数大于2.5，根据上述的RCA指数的解释，中国HS3、HS5、HS7、HS13、HS14、HS16与HS20在贸易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09年至12年的RCA指数增长率”是以09年、10年、11年与12年的RCA指数相加后所获得的平均数。中国09年至12年HS3、HS10、HS12、HS15的RCA指数增长率分别为11.94%、-17.62%、-10.80%、-10.85%。

韩国HS3、HS5、HS7、HS17、HS19、HS21与HS24的RCA指数大于1.25，HS3、HS21与HS24的RCA指数大于2.5因而其竞争力强。韩国09年至12年HS1、HS4、HS5、HS9、HS10、HS13的RCA指数增长率分别为-16.32%、31.62%、42.83%、12.37%、143.39%、-24.71%。因为通过HS编码划分农产品种类，所以只需考察HS编码在农产品贸易中贸易量较大的商品所显示的比较优势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参考表3”，其中HS3、HS7、HS12、HS15、HS16、HS20类商品占中国整个农产品贸易（08年至12年）的66.66%，HS2、HS3、HS10、HS12、HS15、HS17、HS21、HS23类商品占韩国整个农产品贸易的68.14%。

（三）中韩农业产业内贸易互补性

贸易可以分类为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产业间贸易是指在不同产业上国家间进行的贸易。产业间贸易的理论基础为比较优势，国家拥有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别决定了商品的竞争力，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主要在于利用国内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产业内贸易是指在国家同产业之间进行的贸易，以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市场理论框架为基础来分析国家贸易紧密程度。垄断竞争市场包括规模经济、商品差别化与垄断市场。达到规模经济效果需要市场的扩大从而产生贸易，实际上同产业中生产的商品有区别，国家集中出口某种商品取决于两国间的比较优势。从20世纪中期至今出现了跨国公司以及世界贸易量日益增加的现象，产业内贸易更适用于现代国际贸易。

产业内贸易指数是巴拉萨（B.Balassa）提出的测算两国间产业内互补性程度的指数，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分析中韩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程度。国际贸易上的互补性是指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集中出口某种商品，反过来说，另一国家从某一国家集中进口某种商品，两国在某种商品的贸易上具有互补性。

为了分析中韩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此模型测算产业内贸易的分析范围为中国与韩国的农产品（HS1至HS24）。（3）式中的为中国向世界出口的k商品总额、为中国从世界进口的k商品总额，（4）式中的为韩国向世界出口的k商品的总额、为韩国从世界进口的k商品的总额。（3）式与（4）式分别为中国与韩国农产品IIT指数。IIT指数位于0与0.5之间时商品具有产业间贸易性质，IIT指数位于0.5与1之间时商品具有产业内贸易性质，IIT指数等于1时，意味着此类商品具有完全产业内贸易性质。

中国各HS编码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比例超过5%的HS编码为HS3、HS7、HS12、HS15、HS16、HS20，其中除了HS3的IIT指数以外，其他商品的IIT指数均小于0.5。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这五种商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互补性是指某一国家在一定的商品领域里集中出口或集中进口某种商品。笔者通过分析08年至12年的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得出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集中出口HS3、HS7、HS16、HS20的结论。韩国各HS编码在韩国农产品贸易中比例超过5%的HS编码为HS2、HS3、HS10、HS12、HS15、HS17、HS21、HS23。上述的8个编码的商品在08年至12年韩国农产品贸易中属于集中进口。韩国的进口农产品额约为出口农产品额的3.9倍。

中国农产品进口额是农产品出口额的1.4倍。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42.5%。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57.5%。中国农产品贸易处于贸易顺差的不平衡状态。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土资源广阔、农业技术日益提高，这使得中国农产品贸易避免了极端的不平衡状态。韩国农产品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不平衡状态，韩国农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20.6%，农产品进口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79.4%，农产品进口额是农产品出口额的3.9倍。08年至12年韩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分别为08年16，037，104千美元、09年12，208，580千美元、10年14，612，638千美元、11年19，693，298千美元、12年19，114，583千美元。④

四、结论与意义

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韩国在中韩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随着中韩农产品贸易总量的逐渐扩大，韩国在中韩贸易中逆差额逐渐增加1992年为753，957千美元，1997年为1，158，492千美元，2002年为1，859，555千美元，2007年为3，228，397千美元，2012年为3，445，470千美元。

为了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采用中韩农产品和世界农产品整个进出口额为标准来测算两国每个HS编码分别的比较优势指数与贸易互补性指数。在利用两个模型获得指数分析时需要参考08年至12年各个HS编码分别占中韩整个农产品贸易的比例。实际上虽不存在纯粹的产业间贸易，但现实中贸易具有产业间贸易的性质。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在产业间贸易中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出口量较多，反之具有比较劣势商品进口量较多。简单得说显示出比较优势指数极度高或极度低的商品的贸易互补性强（IIT指数小于0.5），因为比较优势指数高的商品集中于出口而比较优势指数低的商品集中于进口。

2013年3月26日，在韩国首尔举办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前20年期间中韩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两国成为了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对外贸易部门人士都感受到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性。虽然农产品贸易额占中韩贸易总额的比例并不高，但因为各国国家食品卫生基准不同，所以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了各国贸易中比较敏感的问题。例如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农产品领域的争端尤为突出。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否圆满达成取决于两国是否能解决农产品贸易领域所产生的问题。

注释：

①世界银行数据库92年至12年.

②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92年至12年）整理而得.

③蒋德恩.显性比较优势贸易指数[J].国际商务，2006，（5）：46-50.

④韩国农水畜产品流通公社数据92年至12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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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扬.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产品出口现状、问题及对策[J].世界农业，2012，402（10）：136～139.

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篇2

关键词：比较优势；虚拟水贸易；农作物产品；虚拟水要素；DFS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053-04

引言

虚拟水（VirtualWater)一词最早出现在1993年，由英国学者TonyAllan在SOA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次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它是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1-3]。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注意到这种看不见，而实质上作为绝大多数商品生产所必需的资源要素，以虚拟的形式凝聚在产品中的水[4]。目前，虚拟水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科学概念。虚拟水战略主张贫水国家或地区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富水国家或地区购买水资源密集型农作物产品（粮食）来获得本地区水和粮食安全[5]。虚拟水战略扩展了水资源研究的问题阈范围，属于水资源社会化管理层次[6]。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形势下，一国的产品已经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销售，随着产品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寄存在产品中的虚拟水也随之开始在国际流动，于是便产生了虚拟水贸易。虚拟水贸易的发生并不局限于贫水国与富水国之间，理论上来说所有国家或地区间都可能发生，当然其贸易产品也不仅是农作物产品，还可以是其他类型的产品，如动物和动物产品、工业产业等[7]。据IHE（荷兰国际水文和环境工程研究所）的估算，在1995~1999年全球国家间的虚拟水贸易流量为每年1.0400×1012m3,其中67%是由农作物产品贸易产生的，23%体现在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贸易中，10%体现在工业产品的贸易中[8]。可以说当前的虚拟水贸易流量主要是由农作物产品贸易产生的，大约有0.6968×1012m3，其在重新分配全球水资源中起着重要作用。与其他贸易一样，由不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引起的贸易双方地位的不平等，贸易双方的水资源定价原则不同，水资源的比较优势未被考虑等，虚拟水的国际贸易也存在扭曲和失效的问题。目前有关虚拟水及其贸易的理论研究，大都仅局限于虚拟水的量化、虚拟水消费量的计算及各国虚拟水贸

易量的测算，而把虚拟水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考虑各国农作物产品基于虚拟水要素的比较优势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文章拟以中美农作物产品为例，探讨比较优势理论在农作物产品虚拟水贸易中的具体应用，从而为更加合理有效地安排农作物产品的贸易结构，提高全球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全球农作物产品贸易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模型

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以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为基础，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为核心，经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各国或各区域在要素禀赋上存在差异，这使得生产投入要素价格也存在差异，进而导致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差异，以此解释了国际或区域比较优势的差异[9]。

典型的比较优势模型――李嘉图模型是两国两商品实物交易模型，模型包括A、B两个国家，1、2两种产品，用aXi表示X国生产产品i需要的劳动力，LX表示X国的资本总量，Pi表示国际贸易中产品i的价格，wX表示X国的工资率，即劳动价格。

那么A国生产并且出口产品1的条件应该是：

上式左边表示出口产品1能够换回产品2的数量，右边表示直接生产产品2的产量。整理可以得到：

aA2P1＞aA1P2（2）

同样，B国出口产品2的条件是：

（2）式除以（3）式，得：

（4）式是确定比较优势的基本方法[10]。

Dornbusch、Fischer、Samuelson三人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了扩展，建立了通过比较各种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工资水平来确定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确定贸易模式的DFS模型。例如对于产品i，A、B两国的生产成本分别表示为aAiwA和aBiwB。如果aAiwA

用w=w2/w1表示两国的单位货币工资率之比，将w插入（5）式，得：

则A国在左边的i种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应该由A国进行生产并且出口；相应的，右边的全部产品应由B国生产[11]。

在这个模型中，工资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工资率的改变可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随着A国工资率的上升，w将会减小，A国能够生产的产品数量将减少，A国会失去在某些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如果工资率变动太大，一个国家就有可能完全失去比较优势，或者是失去进口产品的愿望。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一国作为世界市场的一员，要发挥比较优势，首先得明确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什么方面，是丰富的资源，高的劳动效率，还是其他方面。正确地认识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中确实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生产率，节约国际资源。

2．虚拟水要素

通常，土地、劳动和资本是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所指的生产要素[12]。农作物灌溉是水资源利用的主要部分，但在大多数国家，因为受水资源的制约，灌溉覆盖率特别低，扩大灌溉的潜力受到限制。在当今新的水资源形势下，水在农业生产中已成为一种稀缺要素[13]。虚拟水这一概念明确界定了实际投入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水资源，区分了在生产中实际消耗的水和未被利用的水，它既反映了生产技术水平又反映了耕种地的地理条件，如果考虑水的稀缺性及价格，则还反映了农作物产品的水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水的稀缺性。一种资源能不能成为要素，关键就在于它是不是稀缺的。考虑到水在农作物产品生产中的极端重要性，有必要将农作物产品中含有的虚拟水列为农作物产品的生产要素，这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必要的。在进行农作物产品贸易时，将水要素和土地、劳动、资本要素一并考察，来确定农作物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确定农作物产品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格局。这有利于：（1）更充分的认识到水资源的价值，提高全球的节水意识；（2）还水资源于本来面目，水资源已成为一种稀缺要素，它的重要性丝毫不比土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素逊色，甚至在某些时间和地域它是最重要的；（3）为虚拟水战略的实行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法，进行农作物产品的比较优势计算时可以将虚拟水要素替代计算模型中的劳动等要素，从而考察基于虚拟水要素的农作物产品的比较优势；（4）丰富和完善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使其更加科学，由于要素体系中添加了虚拟水要素，使得比较优势模型的计算结果更加可靠。

3中美农作物产品虚拟水要素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

在比较优势理论的DFS模型中有一个重要的参数――要素价格，虚拟水要素的价格直接影响到模型的计算结果，决定了贸易双方的农作物产品的比较优势。然而，事实上，农作物产品中的虚拟水的主要来源――灌溉用水的供应和定价，有时更多的是受到富裕农民的影响，而非出于比较优势。TonyAllan指出，富裕的约旦农民将水强度高的蔬菜，出口到湿润的欧洲，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会使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大为降低[14]。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不合理、不科学的水价，扭曲了农作物产品的贸易格局，使虚拟水战略失效。为了突出虚拟水要素的重要性和更加合理科学的计算基于虚拟水要素的比较优势，虚拟水要素的价格应该像石油价格一样具有国际价格P。在比较优势模型计算中，贸易双方的虚拟水要素价格都应取国际价格P，这是符合虚拟水贸易特点的，因为剔除了水价的不合理因素，就保证了计算结果的有效性。

为了简化计算，本文只选取中、美两国12种主要农作物产品，从FAO的CLIMATE和CROP数据库中提取了中、美两国相关气象资料、土壤条件及作物系数，运用CROPWAT模型计算出了各类农作物产品单位质量的虚拟水含量（表1）。用虚拟水要素替代DFS模型中的劳动要素，两国的虚拟水要素价格都取国际价格P，所以两国的虚拟水要素价格比w=1。根据DFS模型，用中国单位重量农作物产品虚拟水含量（VC）除以美国单位重量农作物产品虚拟水含量(VA)，得到两国基于虚拟水要素的农作物产品比较优势（VC/VA），将VC/VA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土豆、棉籽、小麦和水稻的VC/VA值小于1，而玉米、柑橘、烟草、高粱和大豆的VC/VA值大于1，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可知，从水要素的角度来考虑，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土豆、棉籽、小麦和水稻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在玉米、柑橘、烟草、高粱和大豆的生产上具有比较劣势，而美国相反。中国应该向美国出口土豆、棉籽、小麦和水稻，从美国进口玉米、柑橘、烟草、高粱和大豆，这样不仅能够同时提高两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节约了有限的水资源。

从表2还可以看出，2004年中美主要农作物产品贸易结构是中国从美国净进口土豆、棉籽、小麦、柑橘和大豆，向美国净出口水稻。可见2004年中美农作物产品贸易基本符合虚拟水要素的比较优势原则，只有小麦和棉籽是个例外。在虚拟水要素方面，小麦和棉籽在中国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应该向美国出口小麦和棉籽，而不是进口。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对中美农作物产品贸易结构进行调整，中国变进口小麦和棉籽为出口小麦和棉籽，则可以提高两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仅此一项就可以为全球节约水资源2.5174×109m3。

由此可见，在农作物产品虚拟水贸易中应用比较优势理论对全球节水方面的有效性。事实上，同种农作物产品在各个国家的虚拟水要素含量是不同的，如果一个地区生产某种农作物产品虚拟水要素含量较低，则从水资源的角度来看，它在生产该种农作物产品上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应该出口这种农作物产品到此种农作物产品虚拟水含量高的地区，这样可以在全球尺度上节省水资源。

4．讨论

虚拟水与虚拟水贸易研究是国际上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其理论和方法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就虚拟水贸易理论而言，它应该属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范畴，虚拟水贸易的发生机制、模式，可以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比较优势定理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一国即使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但它仍可能在其中的某些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该国仍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利。如果缺水国在生产某种水密集农作物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该缺水国应向水资源丰沛的国家出口该种水密集农作物产品，这是比较优势思想在虚拟水贸易中的经典解释。然而在真实贸易世界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还存在诸多困难，例如如何考虑多要素的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具体的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人口状况、产业政策等都会对贸易结构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着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而绝非是单一的虚拟水要素。目前，国际贸易理论中还没有成熟的多要素比较优势模型，大多有关比较优势的确定都是先确定若干要素的比较优势，然后再对各种单要素的比较优势进行权衡分析。这就使确定各国产品的综合比较优势存在困难，这是以后研究工作需解决的问题。

5．结语

虚拟水贸易理论来源于虚拟水战略，它认为虚拟水贸易的发生并不局限于贫水国或地区与富水国或地区之间，只要满足水要素的比较优势条件，所有国家或地区间都可能发生贸易。据世界银行估计，2000年的“虚拟水”交易量达1.3400×1012m3，是全球作物生长用水的1/4。这可能意味着了数千年的生产模式，连传统主食也进入进口之列[16]。虚拟水贸易已成为全球公认的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有效手段。文章通过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水资源都不太丰饶的国家的主要农作物产品贸易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的贸易结构并不十分合理，虚拟水要素在全球尺度上仍然存在很多低效流动，贸易结构存在很大的调整可能。在虚拟水贸易中充分考虑水要素的比较优势，生产具有虚拟水要素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出口，而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样可以使虚拟水贸易这一节水手段更加有效，提高全球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40671076）;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KZCX2-XB2-04-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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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克（1984-）,女,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方面的研究。

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篇3

一、数据处理与生存函数估计

(一)数据处理本文利用CEPII-BACI数据库1995—2010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分析，分类标准为WTO农产品协议附件1中农产品目录，共716个HS六位数。由于一些关键变量无法可获得，选取了171个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国家或地区。出口贸易关系指的是某一商品出口某一国家到退出该国的状态。本文关注的是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即没有间隔连续出口的时间长度(Spell)，比如我国从2000年出口大豆(HScode120100)到美国，于2006年停止出口，则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为6年。当然，一个出口贸易关系可能会出现中断出口后再出口的情况，这种情况被称为多个持续时间段(Multispell)。在国际贸易中，多种原因会导致删失数据(CensoredData)的出现，可以分为左删失(LeftCensoring)和右删失(RightCensoring)。前者无法知道真正开始的时间，后者不知道结束的时间。右删失在现有方法中可以通过设定删失指标的方式得到无偏的估计，但目前对左删失数据估计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需要较强的附加假设或数据补充才能克服所产生的偏误，基于此，课题组从样本中删去了存在左删失的样本。这样，本文贸易关系的最长持续时间为15年。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动态变化显著。统计显示，平均每个贸易关系有1.68个持续时间段，在观测期内有相当部分贸易关系在中断后重新出口。总体上，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生存时间较短，中位数只有2年，大部分持续时间段在2年内消失。其中，生存1年的持续时间段占比高达56.26%，与传统理论预期不一致。(2)首次出口额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较大。一方面，随着首次出口额的上升，平均每个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段逐步下降，10万美元以上的出口贸易关系绝大部分只有一个持续时间段，贸易关系动态变化降低;另一方面，首次出口额的上升能够延长出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首次出口额1万美元以上的持续时间段的中位数虽然和全部样本相同，但均值上升了半年以上，10万美元以上的持续时间段不仅均值上升较多，中位数提高至3年。这说明，首次订单数额越大，贸易关系一旦建立后生存时间越长。此外，第一个持续时间段和只有一个持续时间段的中位数均为1年，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不仅建立初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而且由于农产品的特点导致即使只有一个持续时间段的贸易关系生存时间的中位数也较短。

(二)生存函数估计考察贸易关系从建立到中断可以采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生存分析法。设T表示失败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取离散的随机变量ti，并且概率密度函数就为p(ti)=Pr(T=ti)，其中，i=1，2，…，n且Kaplan－Meier的非参数估计能够利用右删失和非删失数据的全部信息且对右删失具有稳定性，因而我们采用这一非参数估计方法。假定n个独立观测值为(ti，ci)，其中ti为生存时间，而ci为观测值i的删失指标变量。如果失败发生，ci取0，否则取1。如果t(1)＜t(2)＜…＜t(m)表示排序的记录失败的时间(m≤n)，ni代表在t(i)时处于失败风险的数量，di表示观察到的失败的数量，则生存函数的Kaplan－Meier估计值为:图1是采用上述方法估计的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概率，可以发现，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生存具有负时间依赖性(NegativeDurationDependence)，即贸易关系建立初期失败的概率较高，随着时间推移，该概率不断降低。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在第1年失败的概率最高为48.72%，第3年累计失败的概率更是高达70.98%，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存活时间不足3年。从图1还可以看出，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存活存在“门槛效应”，4年以后失败的概率明显降低，从第5年开始失败概率明显降低，第15年失败概率仅比第4年提高9个百分点。由此可知，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如果要维持较长的时间，在建立初期采取措施防止中断很关键。从分类样本来看，首次贸易额超过1万美元的生存率要高于全部样本，超过10万美元的生存率更高，生存率的差别在贸易关系建立初期特别明显。第一个持续时间段样本的生存最低，70.96%在2年内消失;只有一持续时间段样本的生存率高于全部样本，但幅度并不是很大，显著小于邵军(2011)计算我国全部出口样本的情况，说明农产品出口具有自身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分组样本的生存率差别较大，但“门槛效应”差别不是很大，门槛值大约均为4年。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在建立初期4年内如果没有失败的话，4年之后退出的风险将显著降低。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借鉴Besedes等(2006b)、Nitsch(2009)等，本文也采用半参数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生存的因素进行研究。该方法是目前研究贸易关系生存较为常用的方法之一，即:其中，h0(t)为基准风险函数，X为影响贸易关系生存的因素，既包括静态因素，也包括随时间变化(Time－dependent)的因素，β的符号反映了变量影响风险的方向。进而，eβi被定义为风险比率(Haz-ardRatio)。如果一个变量的风险比率小于1，说明该变量有利于延长贸易关系生存时间，反之则相反;如果一个变量的风险比率等于1，那么该变量对贸易关系生存没有影响。如果影响因素是二分变量，风险变化为该变量风险比率减去1。如果影响因素是连续变量，δ单位Xk变化导致的风险变化为eβk*δ减去1。根据理论和前人实证研究，本文将考察下列因素对贸易关系生存的影响:1.出口产品的特征变量。产品的首次出口额(LnExp)。首次出口额越大，表明进出口双方对该贸易关系的信心越大，越有利于农产品贸易关系的持续(Besede等，2006b)。本文用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第一年出口额的对数表示。产品的贸易竞争力(TC)。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竞争力越强，退出市场的风险越小，出口贸易的持续期越长。本文用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表示，即TC=(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指数值大于0表示有国际竞争力取1;否则取0。产品类型(PD)。国外进口商寻找差异化产品潜在供应者的成本很高，有利于贸易关系生存较长时间(Besedes等，2006b)。如果是差异化产品取1;否则取0。产品的单位价值(LnUV)。单位价值越高的产品往往具有较高的产品复杂度，寻找替代产品较难，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期也较长(Nitsch，2009)。本文用出口农产品单位价值的对数值表示。产品的市场份额(LnShare)。出口农产品占目的国或地区同类产品进口比重越高，继续出口的可能性越大，与贸易关系持续期呈现正相关(Nitsch，2009)。本文用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每年市场份额的对数表示。市场多元化(LnNC)和产品多元化(LnNUM)。已有研究表明，一种产品的出口国或地区越广泛(LnNC)，对每个目的国或地区出口的产品种类数越多(LnNUM)，贸易关系退出的概率越小(Nitsch，2009;Hess等，2011)。前者用一种农产品每年出口目的国或地区数量的对数形式表示，后者用我国每年出口农产品到各个目的国或地区的产品种类数的对数形式表示。2.出口目的地特征变量。现有研究表明，引力变量不仅影响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也影响贸易关系的生存时间(Besede等，2006b;Nitsch，2009;Hess等，2011)。基于此，本文将考察下列变量的影响:经济规模(LnGDP)。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越大，对我国农产品的需求也就越多，出口贸易关系生存时间也就越长。本文用目的国或地区的GDP表示，并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地理距离(LnDist)。地理距离反映了我国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可变贸易成本，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越不利于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本文采用两国政治中心的距离，并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此外，用下列虚拟变量表示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特征:目的国或地区是否为内陆国家(Land-lock)，内陆国取1，否则为0;是否与中国具有共同官方语言(Language)，有共同官方语言取1，否则为0;与中国是否接壤(Border)，与中国接壤取值为1，否则为0。内陆国家或地区一般交通不是很便利，贸易成本相对较高，不利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生存;而与中国有共同官方语言或接壤的交易成本较低，有利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维持。3.其他控制变量。人民币汇率变动(REX)。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币贬值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对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期生存产生正向的影响。本文用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化的百分比表示。相对于陈勇兵等(2012)的研究，本文增加了产品的贸易竞争力和产品类型两个重要变量，而且汇率变量选取了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没有用进口国汇率波动，这样有利于考察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生存的影响程度。GDP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人民币汇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产品类型来源于Rauch(1999)，其他数据来源于CEPII。

(二)回归结果分析利用半参数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分析影响因素需要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处理:一是基准风险(BasicHazard)变化问题。半参数Cox比例风险模型假定影响因素改变基准风险(h0(t))对所有产品是相同的。为了避免这一假定导致的偏差，借鉴Nitsch(2009)方法并结合我国农产品出口特点，估计时采用了针对产品类型、目的国或地区收入水平、不同大洲的分层*?。二是相互联系事件(TiedE-vent)的出现。Cox比例风险模型假定事件发生是连续的，但在同一时间会出现多个贸易关系失败的情况，即相互联系事件(TiedEvent)，所以回归时Tied选项设为EXACT。从表2第1列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影响因素的符号与预期一致且显著。从产品特征变量来看，首次出口额(LnExp)对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生存有着显著的影响，首次出口额提高1倍，贸易关系失败率降低8.7%。农产品出口多元化有利于贸易关系的持续，市场多元化(LnNC)和产品多元化(LnNUM)的风险比率分别为0.714和0.767，产品出口的目的国或地区越多(LnNC)，出口每个目的国或地区的产品种类数越多(LnNUM)，贸易关系越稳定且退出的风险越低。产品类型(PD)对出口贸易关系持续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比较小，风险比率为0.955，也就是说出口异质性农产品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比出口同质农产品低4.5%。产品是否具有竞争力(TC)和出口产品占目的国或地区进口同一产品的市场份额(LnShare)两个变量的风险比率分别为0.990和0.991，虽然影响方向与理论预期一致，但降低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作用极其有限。出口产品单位价值(LnUV)提高在理论上应该降低相应产品退出市场的风险，但估计的风险比率为1.010，与理论预期不一致，不仅没有降低风险，反而会小幅提高了贸易关系中断的概率。这可能由于我国高单位价值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还不是很明显，单位价值(LnUV)越高反而增加了贸易关系的不稳定性。从出口目的地特征变量来看，出口目的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LnGDP)越大，退出市场的风险越低，贸易关系持续更长的时间。具体来看，目的国经济规模提高1倍，我国出口农产品贸易关系的失败概率降低12.3%。我国与目的国或地区的距离(LnDist)越大，贸易关系失败率就越大，该变量风险比率为1.039，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生存的影响要小于经济规模。出口到与我国有共同语言(Language)的国家或地区有利于延长持续时间，贸易关系失败率比出口其他国家低25%。出口到目的国或地区为内陆国家或地区(Landlock)，由于交通成本的上升会导致贸易关系的失败率上升，但影响并不是很大，比出口到非内陆国家或地区失败率提高2.7%。出口到与中国接壤国家或地区(Bor-der)的影响也比较有限，风险比率为0.97。而且，这两个变量均不显著。内陆国家或地区(Landlock)和接壤(Border)两个变量影响比较小可能由于我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日本、美国等，且通过海洋运输，这两个变量的影响并没有显现出来。人民币汇率(REX)变动是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生存的重要变量之一。从估计结果看，人民币贬值(美元兑人民币增加)将降低出口贸易关系的失败率，而人民币升值(美元兑人民币减少)将提高出口贸易关系中断的风险，而且影响比较显著，风险比率为0.949，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将导致失败率上升5.1%。而且，随着首次出口额的上升，人民币升值导致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在逐步上升。从贸易关系生存角度来说，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现有的文献没有涉及到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变量影响的稳健性并考察不同样本下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生存的因素是否存在差别，本文还对不同样本进行了回归(见表2)。通过比较发现，只有内陆国家或地区(Landlock)对贸易关系生存的影响由增加失败概率变为降低，其他所有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与全部样本保持一致，说明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生存的因素是比较稳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首次出口额上升以后，产品特征变量对贸易关系生存的影响程度明显上升。竞争力(TC)和产品类型(PD)在首次出口额10万美元以上样本中，风险比率分别为0.890和0.761，明显高于全部样本，成为影响贸易关系生存的重要变量。然而，出口目的地特征变量在不用样本中影响程度变化非常小。这一结论对我国延长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具有重要的启示。

三、结论及启示

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篇4

关键词：产业结构；贸易摩擦；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1―0095―05

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以及当今世界重大而迅速的技术变化，打破了原来的由比较优势决定的单一分工结果，从而出现了国际分工模式的多重均衡，导致了国家间产业结构的重构，于是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必然表现出你的所得就是我的所失，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得不设置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的产业，结果是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纺织品、农产品、汽车、半导体……贸易摩擦此起彼伏并已蔓延到众多领域、遍及世界各国。

一、产业的高收益性、战略性与国际产业结构的趋同

经济学家们广泛应用的李嘉图古典贸易模型反映的是200多年以前的世界经济。在李嘉图时代，工商业、制造业和科学技术都不发达，不存在规模经济，因此，李嘉图用一个我们现在极为熟知的例子来阐释国与国之间分工：如果英国和葡萄牙都生产葡萄酒和布匹，那么他们将根据各自的自然优势(比较优势)，葡萄牙最终生产葡萄酒，而英国则生产布匹。这种单一均衡的分工结果往往使各贸易国的消费者福利和生产效率达到最优水平。

而今天的国际分工不再是自然资源决定的单一结果，它更有可能源自于规模经济和后天获得的技术知识、制造技能的差异，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动态技术差异，无论是两个国家一种产品还是多个国家多种产品的情况下，国际分工结果都是多重均衡。多重均衡的结果对各贸易国的经济利益有不同的影响。其中的一些结果对某一国有利，而另一些结果对另一个国家有利，还有一些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但是，实际情况通常是对某一个国家极为有利的结果往往对另一个国家极为不利，由此引发国际贸易利益的冲突。

我们以美国、日本的产业为例来说明产业的高收益性与国际分工的多重均衡结果。我们假定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它们的资金是有限的，只能投资发展两个产业中的一个，不妨设为电子信息产业和纺织品产业，并且假定电子信息产业利润较高，纺织品产业利润相对较低。同时假设A、B两国生产的产品是无差异的，产量也相同，但是由于技术、成本不同，A、B两地的比较优势产业分别是电子信息产业和纺织品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每个国家知道自己发展某产业的成本、收益以及如何选择。但是他并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准确特征。于是，A、B两国的博弈过程表现为如图1所示的标准形式(表格内的符号分别表示A、B两地在不同策略组合下可能的投资收益)。

在图1所示的模型中存在两个“纳什均衡”：(电子信息产业纺织品产业)和(纺织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但在各自不知对方如何选择时，局中人国家A和国家B都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希望对方选择利润较低的纺织品产业，自己选择利润较高的电子信息产业，因此(电子信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策略选择出现的机会很大。证明过程如下：

设国家A以a的概率选择电子信息产业，以1-a的概率选择纺织品产业；国家B以β的概率选择电子信息产业，以1-β的概率选择纺织品产业。国家A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高利润产业由于它的重要经济意义成为各国争相发展的重点产业，而有些产业尽管经济利润不高，但它对一个国家具有重要安全、战略意义，因而也成为各国都关注的焦点，最为典型的就是农业。农业的战略性表现在：首先，农业是基础产业，它是工业原料和食品来源，关系到国家产业的健康发展和人们的衣食住行，是一国产业的基础。农业的发达程度和农产品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全体公民的生活质量的高低，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从未放弃农业。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次，农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农业的波动必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动，因此农产品对一个国家具有重要的安全与战略意义，任何国家都不愿做一个农业对外依赖程度过大的国家，每个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农业就会为农业发展提供各种保护和支持政策，从而加剧了农产品贸易的同构性。

二、国际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的实证考察

衡量国际产业结构趋同的指标很多，较常用的有出口RCA指数、相似系数、出口相似性指数、霍夫曼系数等。本文主要运用相似系数、出口相似性指数，分别测算有关国家在制造业、高新技术产品和农产品方面的结构趋同程度。

(一)国际高新技术产品和农产品结构趋同的测度

测度国际高新技术产品和农产品结构的趋同，可以用出口相似性指数，该指数用公式可表述如下：

由于计算整个世界的产品相似性指数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此只能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产品来进行分析。下面我们运用产品相似性指数对美国与欧盟、日本、中国、韩国、东盟高新技术产品和农产品出口结构的相似水平进行量化分析。量化情况见表1和表2。

从表1可知，从总体上看，美国与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相似性指数普遍较高，美国与欧盟、日本达到了71．59和65．9的高水平，与加拿大也达到了51．8的水平，并且表现出很高的趋同速度，这说明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市场上，发达国家之间在世界上的竞争比较激烈。美国与中国、韩国、东盟高新技术产品相似性指数较弱，均低于50，但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意味着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趋同程度正在增强。

从表2可知，美国不仅与发达国家而且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相似性指数都较高，这说明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农产品贸易，以致于农产品的进出口结构高度相似，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二)美、欧、日制造业发展进程中结构趋同的测度

测度制造业结构趋同，可以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提出的相似系数法，该方法把相似系数定义为：

利用上面给出的计算相似系数的方法，以制造业所含28个行业(不包括武器弹药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的产值指标为基本数据，计算美、欧、日三个国家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从1993年到2002年，美国与日本的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在0．9～1．0之间波动，美国与欧盟的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在0．8～0．9之间波动，

日本与欧盟的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则在0．7～0．8之间波动。而且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从1995年到2002年呈逐年上升趋势，可见美国、日本和欧盟制造业结构的确存在着高度的趋同。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无论是农业还是制造业都存在着高度的结构趋同，这种趋同的严重后果就是造成产业的过度竞争，从而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三、产业结构的同构导致国际贸易摩擦的博弈模型

从理论上说，一旦国际间产业实现了静态和动态的结构性互补，贸易往来中和则共赢；反之，国际间产业结构出现了静态上的部分同构和动态上的不相匹配，贸易摩擦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同构所导致的激烈的市场竞争是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由此可以推断，即生产水平、产品结构越接近，生产的产品相互替代性越强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越激烈，贸易摩擦就会越多；生产水平、产品结构差异越大，产品相互替代性越弱、互补性越强，国家间贸易摩擦就会相对较少。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博弈模型，以此说明国际产业结构的同构是如何引发了国际贸易摩擦的。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偏离以上纳什均衡，其结果是一方受益必然导致另一方遭受损失，也就是说，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相互对抗的，这种冲突必然引发了世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这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系指发达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而采取的损人利己的贸易政策，以区别于发展中国家为扶持本国幼稚工业而采取的保护政策和措施。它的主旨是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其主要表现：(1)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削弱对方国家的竞争力；(2)通过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进口数量和提高进口成本；(3)通过出口补贴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性优势；(4)通过设置劳工标准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力。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阻碍了国际贸易正和博弈的实现，使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风起云涌，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摩擦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没有硝烟”的大规模的、广泛的零和博弈之战。其广泛性表现为：贸易摩擦的数量不断上升；贸易摩擦的领域不断拓宽；贸易摩擦的范围日益全球化；贸易摩擦的手段多种多样。

四、结论

文章从结构的角度提示了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摩擦产生并呈现出广泛性的原因：国际部分产业结构的趋同。

农产品国际贸易论文篇5

根据UNCOMTRADE数据，对1992—2013年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的整体水平非常低;1992—2013年中国与南亚农产品总体贸易量的变化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主要表现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形式;人均收入差距对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不平衡对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

中国;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一、引言

在地理上，南亚地区通常指的是喜马拉雅山地以南，包括德干高原、印度河恒河平原等区域，该区域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七个国家。南亚地区与我国山水相邻，它不仅是历史上茶马古道和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当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9月在访问南亚三国时指出:“中国同南亚的合作，犹如等待发掘的巨大宝藏，令人憧憬。”对于中国和南亚各国而言，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均占有重要位置，随着近年来中国与南亚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研究双边农产品贸易的特征就显得非常有意义。当前国内外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方兴未艾，因此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与南亚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国内有许多学者研究了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整体状况。陈旭(2009)［1］的研究发现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形式是不同的，前者是较高水平的垂直产业内贸易，而后者是较低水平的水平产业内贸易。李佳佳(2009)［2］的研究发现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影响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差异以及对外开放度。吴学君(2011)［3］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人均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农产品贸易不平衡、贸易伙伴的贸易开放度是影响中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与台湾地区［4］、澳大利亚［5］、东盟［6］、中亚五国［7］等双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或者从分类产品的角度单纯研究诸如我国园艺产品［8］、林质木产品［9］的产业内贸易状况。由于中国与南亚双边贸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目前尚无关于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考虑到南亚的巨大市场潜力以及中国与南亚之间广阔的合作前景，本文借鉴了上述既有研究的有益成果，运用相关的贸易统计指数分析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并使用1992—2013年的国家面板数据考察影响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主要因素。

二、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分析

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划定中国与南亚之间主要贸易农产品。依据SITCRev.3分类标准，本文所指的农产品主要包括第0、1、2、4类中的全部商品，其中第2类中扣除了第27章和28章商品，共计22章农产品。研究的时间段为1992—2013年，相关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均来源于UNCOMTRADE数据库。1.G－L指数G－L指数是目前测算产业内贸易最常用的统计指标，该指数的计算公式是:GLi=1－Xi－MiXi+Mi其中Xi表示中国对伙伴国第i种农产品的出口额，Mi表示中国对伙伴国第i种农产品的进口额。GLi的取值区间为［0，1］，GLi越大，表明该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当GLi大于0.5时即可认为该农产品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本文还计算了所有农产品在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GLu和GLw，其中GLu是所有22章农产品GLi的简单算术平均值，而GLu是以Xi+MiX+M为权重对各章农产品的GLi进行加权。表1是1992—2013年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的GLi指数值。从表1中可以看出，根据GLi数值的变化特征，这22章农产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GLi值一直小于0.5的农产品，即该类农产品基本是以产业间贸易形式为主，包括第01、02、03、06、09、11、22章。第二类是GLi值在大多数年份大于0.5的农产品，这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主要有第24、29和43章。第三类是除上述各章农产品之外的剩余各章农产品。这类农产品的GLi值在年际间波动较大，在部分年份大于0.5，存在一定的产业内贸易，这其中第05、07、08和12章农产品近几年GLi值不断增加，到2013年数值均在0.8以上，表示产业内贸易程度在增强。从总体上来看，1992—2013年中国与南亚全部农产品的GLu和GLw数值均小于0.5，表明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仍然以产业间贸易形式为主，产业内贸易水平还比较低。从总体变化态势来看，尽管GLu和GLw的变化在年际之间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但是近几年数值均有所增加，这表明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在逐步提高。分国别来看，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各有不同，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中国与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的GLi值基本小于0.05，表明中国与这两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程度非常低。其中与马尔代夫的GLi值在多数年份更是为0，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与巴基斯坦的GLi值2005年及之前小于0.2，近年来GLi值保持在0.4左右，表示中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在加强。中国与孟加拉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的GLi值分别从1992年的0.09、0.08和0.00增加到2013年的0.23、0.31和0.17，表明中国与这三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当前程度还不高。注:由于中国与不丹的农产品贸易主要表现为在个别年份中国出口少数农产品到不丹，研究价值不大，因此在分国别研究时没有显示不丹的数值，表4和表6同此。2.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被用来计算两个年份之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变化情况，该指数的计算公式是:BIi=1－ΔXi－ΔMiΔXi+ΔMi其中ΔXi代表两个年份第i种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额的变化量，ΔMi代表两个年份之间第i种农产品进口贸易额的变化量。BIi的取值区间为［0，1］，如果BIi越大则表示产业内贸易是影响该种农产品贸易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本文还计算了加权的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来分析全部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整体情况，其计算公式为:BI=∑ni=1BIiΔXi+ΔMi∑ni=1(ΔXi+ΔMi)表3是1992—2013年中国与南亚农产品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分时期来看，第04、05、06、07、08、11、22、26和41章的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值一直小于0.5，表明这几章农产品贸易量的变化主要归因于产业间贸易。除此之外，多数农产品贸易量的变化不仅有产业间贸易的拉动，也有产业内贸易的拉动。从1992—2013年整个时期来看，第05、07、08、23、24、29和43章的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大于0.5，表明在1992—2013年整个时期这几种农产品贸易量的变化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加权的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I)来看，1992—2013年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的BI值表现出“M”型的波动特征，各年的BI指数值均小于0.5，最小值为1992—1994和1998—2000年的0.02，最大值为2007—2009年的0.21。1992—2013年整个时期BI值为0.39，这表明中国与南亚农产品总体贸易量的变化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表3中国与南亚农产品Brulhart边际产业内分国别来看，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加权BI值均小于0.5，表明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农产品总体的贸易量变化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除中国与尼泊尔、马尔代夫的BI值多数在0.1以下外，中国与其他四国的BI值总体上呈增长态势，表明产业内贸易的拉动作用在加强(见表4)。3.Thom＆McDowell产业内贸易指数产业内贸易又可以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形式。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主要指同一质量水平不同特征的产品之间的贸易活动，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则是指具有不同质量的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活动。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即加权的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则等于总产业内贸易指数减去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指数。总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公式为:MII=1－∑ni=1ΔXi－∑ni=1ΔMi∑ni=1ΔXi+∑ni=1ΔMi表5是中国与南亚农产品Thom＆McDowell产业内贸易指数值。从表5中可以看出，各个时期边际垂直产业内贸易的数值均大于边际水平产业内贸易的数值，这表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引起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量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1998—2000年以及2001—2003年边际垂直产业内贸易的数值分别为0.94和0.80，均大于0.5，表明这两个时期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是较高水平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其余时期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分国别来看，1992—2013年中国与印度的边际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值为0.28，大于边际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值0.05，表明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以较低水平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其余五国的边际垂直产业内贸易值均大于边际水平产业内贸易值，除马尔代夫外，其余四国的边际垂直产业内贸易值均在0.5以上，表明中国与这四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主要是较高程度的垂直产业内贸易;中国与马尔代夫的边际垂直产业内贸易值尽管大于边际水平产业内贸易值，但也仅为0.01，中国与其产业内贸易是较低水平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三、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从定量角度分析影响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因素，本文利用1992—2013年中国与南亚六国(除不丹)农产品贸易的面板数据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以前多数学者在研究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时，通常选取的解释变量有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贸易不平衡、市场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指标。但是由于多数年份中国对南亚部分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缺失，且市场规模变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最终选取中国与南亚各国农产品贸易加权的整体产业内贸易指数GLw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贸易不平衡、市场开放度三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该模型表达式如下:LnGLi，t=α0+α1LnAGDPi，t+α2LnKi，t+α3LnBi，t+εi，t其中，AGDPi，t代表人均收入水平差异，用第t年中国和南亚第i国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Ki，t代表贸易开放度，用第t年南亚第i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在该国GDP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反映了该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Bi，t代表贸易不平衡，许多研究中通过引入该变量来控制国家之间存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产业内贸易水平可能产生的低估效应，计算方法是Bi，t=Xi，t－Mi，tXi，t+Mi，t，其中，Xi，t和Mi，t分别表示第t年中国对第i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i=1，2，……6;t=1992，1993，……2013。上述数据分别来源于WorldBank数据库、WTO数据库和UNCOMTRADE数据库。从Hausman检验结果来看，检验统计量H的相伴概率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应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运用STATA12.0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7: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得出，人均收入水平差异AGDP对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正向影响。根据Linder(1961)的相互需求理论，人均收入差异反映了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由于消费者对不同质量水平的垂直差异产品的需求往往受自身可支配收入的限制，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大，则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就更有可能发生。南亚七国大都是农业国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以2013年为例，中国的人均GDP为6807.43美元，南亚七国中除马尔代夫与中国差距较小外，其余六国人均GDP均不到中国的一半。表6也显示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开放度K对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是正向的，当一国开放程度越高，其参与的国际贸易活动也就越多，产业内贸易水平因而会较高。但是估计结果的p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南亚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这限制了其对外开展广泛经济合作的能力。农产品贸易不平衡B对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估计结果可知，不平衡程度每上升1%，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下降0.35%，这表明贸易不平衡对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起到了明显的低估作用。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结论

基于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本文分析了1992—2013年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根据G－L指数可知，从产品角度来看，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尽管不同类别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存在差异，但整体水平较低，近些年部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在提高;从国别角度来看，中国与南亚七国农产品贸易基本都是产业间贸易，其中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四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所提高，而与马尔代夫、尼泊尔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仍然较弱。

(2)根据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可知，从产品角度来看，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量的变化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在部分时期产业内贸易拉动了部分农产品贸易量的增加;从国别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作用在加强，中国与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还很低。

(3)根据Thom＆McDowell指数可知，分阶段来看，中国与南亚整体产业内贸易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1998—2000年和2001—2003年两个时期垂直型程度较高，而其余时期垂直型程度较低;分国别来看，1992—2013年中国与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四国是较高程度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马尔代夫是较低水平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印度是较低程度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4)根据回归估计结果可知，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对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贸易不平衡对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2.对策建议

(1)通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南亚自由贸易区等多边合作框架以及南亚博览会等平台加快发展中国与南亚农产品贸易，深化两国在农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

(2)在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产品规格和品种上的差异化与多样化;另一方面提升包装质量和包装档次，提高出口附加值，挖掘产业内贸易的成长潜力。

(3)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一方面要积极推广农业的标准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绿色、安全、优质，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进出口农产品的质量监督和安全检查，减少非关税壁垒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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