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矛盾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理论

2007年2月13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险浮出水面,次贷危机开始逐渐显现。2008年9月15日,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同日,美国银行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华尔街投行美林公司;其后,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评级下调,这一系列动作拉开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序幕。此次危机由次级贷款引发,因金融衍生品而放大风险,又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传导和扩散作用,使得危机不断升级,波及面不断扩大,其影响已经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局部性危机发展到了全球性危机,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那么,发生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目前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这场危机源于美联储从2001年开始执行的不当的货币政策;第二种认为,部分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盲目进行金融创新,而政府又缺乏监管是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以上两种解释可以见诸近期各杂志、报纸的主要版面,它们虽然从各自的角度说明了这场危机的背景和机制,但仅仅揭示了问题的表象,并没有真正揭示其根本原因。本文试图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剖析当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其实质,为世界各国更好的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决策思考。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综述

马克思是最早对经济危机问题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没有用专门的篇幅对经济危机进行论述,其观点阐述散见于《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相关章节中。概括起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在物物交换形式下,买和卖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不存在产生危机的条件。危机作为生产和消费失调的现象,是随着商品交换而产生和发展的。其产生的可能性有两点:一是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的过程中,“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是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因此,“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所以,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使得商品的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发生了分离,这就潜伏了买卖分离所带来的产销脱节、产品实现困难的危机的可能性。二是随着货币支付手段的出现,在加剧商品买卖时空上分离的同时,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之间又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支付链条。一旦有一个或几个债务人不能按时支付欠款,就会使整个支付链条断裂,从而使得买卖脱节更严重,进一步增大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但是,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只具有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才能从可能转变为现实。

(二)经济危机从可能到现实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从可能转变为现实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是巨大的生产力所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只是属于少数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如果这些商品不能顺利卖出去,资本家就不能获取剩余价值,再生产活动就会受阻,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因此,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经济危机从可能到现实的根本原因。其首先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即微观发展与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其次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当这两类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激化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三)微观运行与宏观调控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前提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分工日趋复杂,相互协作日趋紧密,政府宏观上的协调和干预是极为必要的。但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微观经济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与分散化,而资本主义竞争的盲目性,导致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前进、前进!”而且,“当一个生产部门超过现有的比例,就会使所有生产部门超出这种比例”。马克思此处所讲的“正确的比例”,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努力目标,而当生产所要求的正确比例或平衡遭到破坏时,微观运行与宏观调控间的矛盾就会尖锐起来,经济危机的爆发便不可避免。

(四)生产与消费间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基本动因

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资本家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价值的无休止地追逐,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螺旋式上升与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现为生成的起点与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与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这一趋势不仅导致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扭曲与异化,而且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脱离了市场需要而呈现出无限扩张的态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广大雇佣工人为主体的市场需求却相对萎缩,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生产和市场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这一矛盾得到激化,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五)信用制度是经济危机形成的主要杠杆

随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的发展,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在分析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时,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一方面,信用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另一方面,信用制度能够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了”,这会造成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生产过剩的事实,从而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此时,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经济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二、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深层次原因剖析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随。不过,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的,它的爆发是有条件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其核心思想就是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主张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了支配地位,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将这些政策主张向全世界大力推广,导致世界各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极大地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推动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

(一)金融监管和国家干预缺位导致微观运行与宏观调控间矛盾的激化

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1980-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美国政府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另一方面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这样,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和自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不断增加,而其规模和数量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私人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房贷标准不断降低,各种风险防范机制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最终酿成次贷危机,成为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二)贫富分化和购买力下降导致生产与消费间矛盾的激化

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和实现收入分配的调节,反对劳动力市场的政府干预。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1975-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占1%的家庭实际收入增长了175%,最富有的25%的家庭实际收入增长超过70%,而其他家庭实际收入的增长都不足30%。2008年,美国居民债务高达13万亿美元,其3亿人口平均每人负担7万多美元的债务。作为边际消费倾向最大的阶层――广大工人阶层的实际收入增长的乏力,严重制约了作为经济重要推动因素的个人消费的实际增长。这就导致了实际有效的市场需求相对萎缩,而社会生产却依旧盲目扩大,典型的表现就是不断膨胀的房地产市场,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生产和市场间的矛盾的激化,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基本动因。

(三)信用制度泛滥导致的虚假消费、过度消费盛行

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最小的政府干预和监管,强调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刺激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由于贫富分化严重,美国广大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不断下降。为了维持美国的消费能力,信用消费进入政府的视野。在政府和各种金融机构的主导下,信用制度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具体来说,在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格局下,美国经济采取了“双赤字”模式,一方面通过抵押贷房获得消费现金流,让美国人都拥有自己的房产,成为有产者的需要,形成了美国居民的超前消费模式。正是信用消费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增长,目前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0%,其消费对象不仅来自国内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出口商品,由此带来大量的经常性的账户赤字。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过度开支,为此发行大量国债,从而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会导致美国国内及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盲目扩大,正是信用制度的泛滥加剧了这种生产的盲目性,当这种虚假的消费繁荣破灭之时就是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金融监管和国家干预缺位导致微观运行与宏观调控间矛盾的激化,贫富分化和购买力下降导致生产与消费间矛盾的激化,从而导致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矛盾的激化,这是最终导致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最深层次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4、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2008(13).

5、秦亦夫.贫富悬殊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J].中国经济周刊,2008(47).

商品经济的矛盾范文

【论文关键词】小城镇建设；产业结构；失衡；矛盾；资源

小城镇建设具有促进农村现代化、完善县域经济、建立现代化城乡社会结构的战略意义，是衡量一个地区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志。进入2l世纪，我国中西部出现小城镇建设高潮。但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地方单一产业模式特征突出，仅以建筑业及房地产业为依托，忽视其他产业发展所需条件、产业间良性互动关系等因素，反致本地产业结构失衡，背离小城镇建设初衷。本文结合基层调查讨论小城镇建设中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欢迎商榷。

一、短视行为导致地方产业结构失衡

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条件不断变化。无视条件变化便把握不住小城镇建设的未来演变趋势。回头看，凡发生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当初都曾出现过短视、蛮干的行政行为和明显失误的地方政策。整个演化进程分四阶段。

早期，城建摊子多半铺得太大，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超常规扩张。从县域经济层面考察，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已高度依赖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于是陷入两大窘境：一是为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直接介入房地产，前期协从房地产商低价征用民房搞旧城改造，后期则为房地产炒作推波助澜，民怨不小；二是当地一些实权官员直接干预或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获利不小，更让社会上贫富悬殊差距转化成党群、干群间紧张关系。中西部县市过去经济多半薄弱，启动小城镇建设常靠土地拍卖，后来又人为助长房地产炒作，拆迁范围内百姓们花掉几十年积蓄才能适应。民间资金大多沉淀在房子上面，当地个体私营经济遭遇寒流，过去刻意打造的“食府一条街”、“娱乐一条街”等纯消费店面陆续歇业，很能说明问题。

随之，当地劳动力市场受影响。以前，经济落后县市的国有企业差不多“放”完了，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靠个体私营企业消化。当地居民现在购置新房后却面临个体私营经济寒流，劳动力只能外出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寻业，本地劳动力反而匮乏，严重时新引进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无法招满合格工人，当地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萎缩，完全出乎外来老板原先所料。问题还有，因劳力外出的劳务收入高于本地，不仅给本地更多的劳动力外出起示范效应，且因其带回资金增量短期内还达不到个体投资办企业的数量，只能偏向于投入家人生活消费，从而慢慢提高了本地的生活资料价格。笔者看到，那些县市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就时常高于当地中心城市甚至省城。

继而，当地财政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大。由于本地劳动力大量外出，产业格局失衡，本地工薪阶层收入长年不得提高，其生活水平渐渐落后于其他居民，劳动力外出家庭大多剩下老弱妇孺和在读学生，造成本地的生活资料消费萎缩；而本地的廉价劳动力潜在优势丧失，又使得外地资金投资本地的难度陡升；结果是本地农业产品多以低价位的原材料形式进入外地市场，外地工业产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多以高价位进入本地市场，本地贸易出现逆差，再加上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和今年取消农业税，当地财政收入吃紧，迫使政府更投入地“促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有的地方完成旧城区改造后又立即搞新一轮城区扩建，于是出现已建房入住率低、新城区半拉子工程的尴尬情景。

最后，产业格局严重失衡成定局，财政收入萎缩。由于经济落后县市多处于交通和资源条件均较差的边远山区，本地经济难以催生资本大户，故小城镇建设所需的巨大启动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和房地产商；城建新房陆续出售时期，当地民间资金开始向房地产商手中聚集，但因本地产业结构仍然落后、利润回报率低且不稳定，所以他们并不把积聚的资金投入本地其他产业，而是外投其他地区，致使本地资金外流。这个阶段，有些地方的银行储蓄显著增大，来源主要是房地产商，其他产业的增量资金则开始减小。硬着头皮走下去房屋空闲率陡然上升，房地产商随之淡出，倚重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财政收入萎缩。

单一依赖于房地产的小城镇建设政策取向，前期导致其他产业增量资金渐渐不足，后期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滞后，前期条件变化成为后期条件变化的前提。由此可见，小城镇建设在此所涉及的已不只是单纯的城建学、经济学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系统问题。

二、导致地方政策失误的四大矛盾

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小城镇建设策略，无疑是多重矛盾的作用结果。新的小城镇建设怎样选择正确发展方向，已陷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怎样摆脱困境，不能不面对这些矛盾深加思考。本文归纳四大矛盾。

第一，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之间的矛盾。单靠政府财政，多数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资金不足；故很多地方派员外出寻经，引进利用民间闲散资金的办法，其中两个办法即是：低价格征收老城区民房、高标准规划民间新建房。据此，贫穷县市小城镇建设愈超前，一时内财政增收幅度愈大；但由于原来本地经济资源形态低级、内生性储蓄低、社会闲散资金存量小，结果随之民间资金消耗愈大，其他产业发展所受影响亦愈大。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资源。欲化解这个矛盾，当从活化资源着手，化本地天然资源为可市场交换的商品资源、货币资源。

第二，行政权力不断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之间的矛盾。为了低价征收老城区民房，这些经济落后县市往往成立含有土地、城建、公安等部门的“拆迁办”，强制居民拆房迁居；为了高价卖出房地产，当地的城建、土地部门往往联手策划炒作，导致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贱征贵卖损害百姓利益，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且出台一系列文件规定严加制止。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权力，其发生前提是公共权力的赋予、监督机制不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不少县市之所以经济落后，并非单纯的自然因素使然，而常伴有市场秩序欠佳、社会环境欠理想等综合因素作用，尤其表现为行政权力异常扩张。故当小城镇建设规划超越当地经济实力时，便要倚仗不当行政辅佐。欲化解此矛盾，只能经由建立和完善民本政府予以完成，也就是让普通百姓的意见、要求和评议进入公共权力的赋予和监督环节。

第三，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之间的矛盾。低价征收旧房地产和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形成巨大的价差，加上房地产业膨胀，政府获得可观的税费收入，迅速扭转了经济落后县市以往财政上捉襟见肘的被动状况；然而，大量民间资金沉淀于房地产，其他产业的“资金——商品——资金”循环周期延长，产业税源范围反而缩小。房产业过度膨胀本身意味着经济泡沫，政府主导型的房产业过度膨胀更将直接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该矛盾中，生产要素是其内在固有因素。虽然各地均有种类数量迥异的天然资源。但只有经过有效的开发利用，先行投入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可将本地天然资源转化成更具经济价值的可市场化的物质形态，换取更多生产要素。强硬推行超常规小城镇建设方案，使本地生产要素高度聚集于房地产业而减少其他产业所获份额，近乎杀鸡取卵。欲化解此矛盾，唯有破除不合科学发展观的“捷径”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再造衡稳型产业结构。

第四，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城镇建设多被当作最能体现领导政绩的“形象”工程；相比之下，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则需更多地做些前提性、过渡性或扫尾性工作，隐而不彰，却要花大力气且讲求实效。现在各界一致认同新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念，但与此相符的领导政绩考核、评判方法还很不成熟，以前的单纯财税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影响力还很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党政领导仍难免看齐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绩标准，故一厢情愿地搞超常规小城镇建设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矛盾中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执政观念。欲化解此矛盾，必须牢牢树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规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权力行为准则。

小城镇建设中，四大矛盾所处阶段及其作用各不同，但彼此关联。规划方案一旦超过地方经济实力的承载力，通常先遇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继而遭遇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则常由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引发，于此凸显决策的重要性，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但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县市地方经济实力薄弱与城镇建设巨大资金缺口的矛盾贯穿全过程。

四大矛盾分别围绕本地资源、公共权力、生产要素和执政观念等深层影响因素展开。紧扣深层因素化解矛盾，是那些县市在小城镇建设中成功规避产业结构失衡的先决条件。

三、采取综合措施走出误区

基于前述分析，陷入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若要快步走出困境，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性治理措施。在小城镇建设的不同阶段上，均应正视所遇矛盾，从长远考虑。

前期规划阶段，应当紧扣地方领导执政观念因素，端正小城镇建设的目的，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念，着重规避不合实际的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严把立项关。措施上既要加强领导干部自律、完善素质修养、强化亲民意识，也要加强上级党委政府指导监督力度、探索新的政绩指标系统、增加基层民主评议。

中期实施阶段，应紧扣公共权力因素，完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及时纠正、制止和杜绝侵犯群众利益行为，规避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严格依法行政。属地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宜增加相关工作内容，取消多职能部门联合组建的“拆迁办”，将合法强制拆迁事权交还城建和司法部门，坚持按市场公平原则协商处理非强制性拆迁。

后期定型阶段，应当紧扣生产要素因素，着重解决好城镇建设已获成果与非房地产业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衔接，规避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分时分区开展小城镇建设，及时恢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纠正明显的产业结构失衡，给本地产业优化重组提供必要时间。已陷入小城镇建设异常轨道的经济落后县市，要摆脱倚重单一房地产业税源的局面很不容易，但长远发展决定了必须这样做。

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的矛盾，是一个需长期面对的矛盾。该矛盾之所以具长期性，是因为城镇建设首先应满足人们聚集居住的条件需求；居住条件档次并不依循城镇大小截然不同，加上城镇其他功能需求，如区域性商贸、信息、文教科卫中心的功能，较长时期内小城镇建设所需单位投资量总要超过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承认该矛盾的长期性，不是否定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为了更精确地把握、遵循小城镇建设的内在规律。化解其他三个矛盾的同时也成功地化解此贯穿全程的矛盾，就能在推进小城镇建设中维持合理的产业结构。

成功化解该矛盾的前提，在于正确制定中长期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正确实施适宜的产业经济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目标是要活化本地资源，也就是挖掘本地天然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使之转化为新颖的可市场化形态。经济落后县市过去在开发本地资源方面也做过大量工作，但随着小城镇建设进程中渐渐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又更容易忽视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化本地资源的工作也就渐渐不能到位了。

理论上，中西部落后地区天然资源固然广袤，但从品位、聚集度、交通、技术、开发或加工成本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又缺乏明显的可市场化优势，故长期闲置。但不能不好好思考：如果你那里真没一点资源优势，域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怎么会来呢?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天然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了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历史人化自然和现实人文环境的总和，是漫长历史中人们不断创造、积累的结果，其范围涵盖“硬”性的古代遗迹、传统景观、各类博物馆以及“软”性的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衣食住行、民风民俗、道德准则、社会风气、制度构架、语言和艺术、生存安全度、交往信任度等等。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与优质自然资源同样重要。

现实中，经济落后县市往往忽视自身社会资源，尤其是忽视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软”性社会资源。一些地方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同时破坏本地有序化社会资源，譬如拆除数百年历史的商贸阁楼街，强拆民宅时出动警察甚至雇佣打手，怂恿各方哄抬房地产价格等等。保护有序化社会资源不够，合理开发利用空间缩减，可衍生的产业发展机遇也就没有了。

商品经济的矛盾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商品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

理解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需要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关内容，更重要的是，要抓住马克思批判思想的逻辑依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试图从商品这个基础概念入手，探讨商品的内涵及商品何以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既有利于我们走进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境域，也能为理解马克思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性对话提供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的商品内涵、结构及社会语境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商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其的理解事实上是延续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逻辑，更是对早期异化思想的明晰表达和揭示。那么，商品是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认为，商品和财富密切相关，“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1］（P114）而商品作为可以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在界定中有一个直接说明，即以“物的有用性”作为商品之为商品的前提，也就是说，商品具有两重属性，一是使用价值，即有用性；二是价值。商品的内涵，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中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批判，乃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供了科学依据，我们可以对其做如下阐释。

（一）以物的有用性取代物本身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商品的物，不仅是劳动产品，且以物的有用性为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物品的实效功用是商品概念成立的前提，也就是说，要成为商品，物必须有功效之用，没有功效之用的物是无法成为商品的。既然商品一定要以物的功效之用为前提，这就在认识论意义上强化了物的单一属性和功能。事实上，在这个层面上，物自身的多重属性和多元价值被简化成单纯的功效之用，导致物的真正属性或物自身被一种单一或量化的认知模式所取代，其结果便是物失去了其自身真正的内涵，沦为一种单纯的、能够量化和计算的符号表征，这就直接导致物的世界价值单一化。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密切相关，在此种意义上，其导致的结果便是真正的物及其价值被具有单一功效之用的价值所取代，多元属性被忽视，世界成为单一维度的世界，即通过数量衡量的单一性的物的世界，原本丰富的世界已然成为单向度的贫乏世界。所以，马克思才说提出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是联系在一起的，商品统治这个世界，世界成为“单向度的世界”。

（二）商品内在结构中的冲突

理解商品内在结构中的冲突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关键。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分析，揭示商品的结构及其特征，这种内在结构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商品两个因素的统一：一是以物的有用性为前提，二是可以兑换成价值。马克思的这种理解是想凸显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冲突与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其实上是由两种劳动决定的，一个是抽象劳动，另一个是具体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1］（P119）。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层面的因素会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具体劳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较大主观性和随机性，而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必须通过交换将商品卖出去，但是，具体劳动并非总是能及时转化为社会劳动，即转化为被社会上他人所承认的劳动，这中间存在断层，并不是一直具有连续性。这样一来，商品卖不出去，工人失业便不可避免，导致资本增殖所吸纳的人口萎缩，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可以看出，商品结构中的冲突是引发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因素。

二、商品分析的意义

商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就商品社会而言，当普遍的商品交换成为社会生活的现实时，意味着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以商品价值为衡量标准的社会，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成为理论必然。第一，对商品内在结构的分析使马克思从抽象人道主义批判转变为具有实证科学高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凭借对商品的分析，使唯物史观成为一门科学，并使这种科学具有经验科学的实证基础。通过分析商品，揭示其背后人与人的关系，进而分析关系何以会进一步扭曲和异化，以一种颠倒的方式存在。马克思对商品背后人与人的关系，乃至对阶级的理解，都具有实证科学的内涵，而且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对商品的理解。斯密认为，商品只是作为财富来呈现的，商品交换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认识仅仅停留在商品和财富关系的理解上，无力看到商品背后社会结构的成因，这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认为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依据所在。在商品及其结构中，马克思开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动摇了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的永恒的资本主义合法性，他认为，无论是商品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具有历史性，不会永远存在。体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其对商品的分析具有实证科学性。第二，通过商品社会语境分析开辟出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商品的语境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条件。在他看来，分析商品这个概念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使商品成立的内在条件更加冲突，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不能被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占有的冲突，而这又会因为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进一步加重社会两大主体，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使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规律的理解，马克思指明了未来的发展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为避免资本危机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他那里，共产主义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是由现有社会提供前提。只有深入分析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使扬弃资本主义成为现实。第三，从分析商品到强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虽然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即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商品其实不仅仅是物，也是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呈现，商品背后乃是现实个人之间的感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对商品内在矛盾的分析，引导我们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逻辑，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社会分裂的现实，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商品的分析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批判。笔者认为，从商品到基本矛盾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没有对商品内在矛盾的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便无从谈起。正是有了对商品和资本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批判才得以成立，在此基础上，唯物史观才能作为一门科学出现。这里，马克思强调的商品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不是黑格尔主义意义的精神或概念的起点，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从‘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2］（P412）。马克思的商品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现实的形态表达，可见，马克思的批判范式与以往的意识哲学具有根本区别。第四，马克思借助对商品的分析，不仅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框架，而且把对商品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理论支撑。商品结构的背后是人，而无产阶级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通过社会革命的道路，实现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在此意义上，异化劳动将被克服，新的社会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294）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性扬弃都是基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生产中分析出劳动的二重性，进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抽象劳动支配具体劳动的现实，这是马克思站在存在论高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度批判。”［4］（P123）也就是说，立足商品，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直接服务于人类解放这个主题。

三、结语

商品的概念、内在结构及其社会语境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也为马克思的批判提供了实证依据，从而使马克思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关联。可以说，没有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层次和整体架构就没有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商品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