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调研范文

关键词:地方高校;乡土文化;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230-02

乡土文化,一般是指“人们出生、成长的地方的地域特色、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历史变迁、社会发展以及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名人轶事、语言文化等等”[1]。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乡土文化都是某一民族、区域的无价之宝。如何保护这些无价之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其进行积极的传承。作为地方高校,因其生源大部分是本地人,所以在重视培养大学生国际意识的同时,培养其本土意识或乡土情感,培养其对本土社会的认同、接纳和归属感,是非常必要的。

校本课程是在国家课程框架规定的限度内由学校自主开发出来的课程;是“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对学生的需求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上,利用当地和学校的课程资源,通过自行研讨、设计或与专业研究人员或其他力量合作等方式开发出的多样性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它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课程的开发、设置必须从地方的实际出发,并为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2]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高校开设乡土文化校本课程是非常有必要的。因地制宜地开发一系列具有乡土文化内核和地域特色的校本课程,有助于全面发展保定文化、树立城市文化品牌、形成保定文化合力、激发创造精神,无疑将为推动文化名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一、地方高校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提出

近年来,地方高校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已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地方高校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特点是利用各种乡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各样的乡土文化学习活动,全方位地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人文素养。乡土文化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它们既有中华民族文化共性的东西,又各自具有其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东西,是校本课程的重要资源。它可以引导大学生认识自己生长的地方,了解自己所处环境的特色与历史。

通过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还可以引导大学生亲自参与调查与体验,通过对乡土文化进行客观的反思、扬弃,从中汲取优秀的精神传统。这也是地方高校实现其教育使命、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体现。虽然从小就生活在乡土文化的氛围中,对乡土文化非常熟悉,但可能“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对本地的文化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此外,北大教授钱理群认为,现在的青少年有一种整体倾向:逃离乡土,对乡土有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上与心理上的疏离感。他说:“这就是失根,会最终导致一代人民族文化的缺失。要想立足大地,先得认识脚下的土地,保持住自己的根。在这个层面上,乡土教育不仅是爱家乡的教育,也是人与土地关系的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大学生正确对待乡土文化,已成为高校乡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主要目标。随着高教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高校开设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校本课程显得尤为必要。

二、地方高校开设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必要性

今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

(一)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地方高校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

校本课程是以学校为主体的课程,它以提高学校的办学特色和教育质量为目标。所以,校本课程的开设必须走树立自己特色的道路。也就是说,校本课程的开发要立足于本校具体情况,开设区别于其他高校的特色课程,促进品牌高校的形成。

特色课程是高校形成自己独特办学特色的基础和保障,任何高校品牌的创建都要有课程作基石,没有特色课程的支持,难以形成学校特色。如,保定学院正是利用了保定独特的文化背景,找到了文化与育人的契合点,因地制宜地开发一系列具有保定乡土文化内核和地域特色的校本课程,培养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名校;通过乡土资源课程化开发研究这一途径,促进保定学院特色的逐渐形成。如,该校针对全校本地生源多的具体情况,举办了多次《名人与保定》大型知识讲座,学生听众达上万人次;汇编了学生“走进保定文化,感受保定文化”社会综合实践活动案例集;通过对乡土文化资源进行开发,编写了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100位保定名人》这一乡土文化校本教材,它为该校教学个性特色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保定引起了很大反响。

(二)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综合能力和人文素养

该校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实施以实践活动为重点、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该校经常组织学生到深入名人故居、古街、博物馆、纪念馆等地参观、调查,通过亲身参与,学生们提高了与人沟通、调查分析、信息处理等方面的能力,增强了自身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乡土文化校本课程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乡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保定有近五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唐尧文化、燕文化、三国忠义文化、直隶文化、晋察冀抗战文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以保定作家群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为中华文明史写下了光辉篇章。保定有部级文物保护单位4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数百处,文物古迹俯拾皆是。深邃的历史文化,铸就保定独特的人文精神。尧舜禅让,创造了尧天舜日的远古佳话;荆轲刺秦,留下了英雄对决的千古绝唱;桃园结义,彰显了华夏忠义文化的一代风范;《地道战》、《小兵张嘎》、《狼牙山五壮士》等冀中抗战诗篇,谱写出一曲曲英勇不屈的壮歌……这些都充分体现着保定人崇武尚义、尊贤重文、诚实守信的人文特质。除此之外,这里还是祖冲之、关汉卿等世界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乡,这里还被冠以“戏曲之乡”、“学生城”、“冠军的摇篮”等许多美称,这些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通过开设包含这些内容的乡土文化校本课程,使学生对保定的文化和历史有了深刻的认识,增强了自豪感和荣誉感,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操,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开设有利于提高高校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

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本身就是一个搞教学研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们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再通过教学过程中的不断的反思、扬弃,促进了自己教学水平提高。

但是,长期以来,很多老师对乡土文化的教学资源不够重视,把乡土文化渗透到教学中也只是个别教师的自主行为。开设乡土文化课程后,责任到人,大家都必须按照要求去收集整理有关本土文化的资料,并从中筛选出可供教学利用的素材。为了确保所选材料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找准本土文化进入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以及探索本土文化运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方法和措施,使课程研究取得实效,老师们围绕乡土文化校本课程抓教学,以教学带教研,以教研促教学,取得了非常好的教研成果,得到了保定市教科所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4.乡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促进文化融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外来人口在保定落户。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开设有助于这些外来的“新保定人”尽快了解保定文化,进一步融入当地生活,也有助于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融合发展。另外,保定地方高校招收的外地生源越来越多,某些高校的外来生源甚至已超过学校总人数的一半,这些外来学生也有很多选择在保定就业,如何让这部分人很快地融入保定,并激起他们对保定乡土文化的热爱,是学校教育的一个崭新课题。

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设置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乡土文化校本课程无疑可以满足外地学生学习保定方言,了解当地文化的需求。即便是异地学生将来不留在保定,他们也会把学到的保定乡土文化传播到其他地方,从而扩大了保定文化的影响。

三、地方高校乡土文化校本课程的实施

(一)要建立乡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组织保障体系

首先是加强管理。为有效地开发、实施乡土文化校本课程,学校应建立校本课程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总的方针政策,由具体的系部负责课程的开发、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课程设和课时安排。课程设置应该坚持以公共选修课为主、个别课为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二)要根据地方高校特点开设乡土文化校本课程

乡土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必须从地方高校的实际出发,即不同的高校应该设置不同的乡土文化校本课程。具体要看有什么样的教育资源,师资力量如何,办学特色是什么,学生的兴趣爱好有哪些。只有通过分析和研究,才能确定本校乡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取向。同时,乡土文化教材的编排要体现知识的梯度性、内容的层次性、教学的实效性,要充分利用地方文化丰厚的资源库,引领师生共同开发。

(三)要健全乡土文化校本课程评价体系

对乡土文化校本课程进行评价,首先,要看设计的方案是不是合理、完善,是否达到了课程开发的预定目标,是否反映了乡土文化的某一特色或某个方面,是否抓住了其中的重点内容等等。其次,应该主要看学生的反应:看学生是否积极地投身于其中了;经过开设该课程,学生的收获怎么样,对乡土文化的认识是否有了进一步提高。这是衡量乡土文化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重要目标。至于采取何种评价方式则应由各学校来确定,应该根据各学校的具体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模式。

总之,乡土文化课程是传承乡土知识和保护民族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地方高校开设乡土文化校本课程是非常必要、非常迫切的。

参考文献:

[1]孟凡丽.多元文化背景中地方课程开发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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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利用规划乡镇综述国内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8-134-03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用规划的责任,目前随着省、市、县级规划指标分解工作的逐步完成,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将进入实质性的编制阶段。截至2006年底,我国有19369个建制镇和14119个建制乡。从行政级别来看,乡镇虽然其处于中国政府中的最低层次,但其在规划体系中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客观地讲,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水平直接关系我国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的牢固与否,对于自上而下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及系统开展土地的调查、登记、统计、评价等工作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为此,在新一轮乡镇规划即将全面开始编制时期,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的文献和专著,尝试对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已有研究和实践进行细致的回顾和总结,以期为新一轮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提供些许借鉴和帮助。

1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地位和特点

目前,在我国的五级土地利用规划体系中,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处于最低一个层级,国家、省、市、县四级规划的目标、任务和各项控制指标最终都必须通过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得以落实。因此,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具有重要的地位与特点。沈曙文认为与县级规划相比,乡镇土地利用规划是实施土地用途管制最直接的依据,应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欧名豪认为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处于规划的最低层次,属实施性规划,其内容应能达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应为用地管理提供直接依据。徐邓耀等认为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国家、地市、县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比,具有难度大,工作量大,定性、定位、定量要求高的特点。

与其他级别规划相比,乡镇土地利用规划作为用地控制管理直接依据的“刚性”要求与其可操作性等要求的“弹性”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为此部分学者也对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问题做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

此外,诸多学者还直接或间接地理清了乡镇地处基层所具有的技术、人才、资金等劣势及由此导致的基础资料不足的特点对于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影响。但总的来讲,缺乏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地位也相对模糊。

2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任务和内容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划分土地利用区,确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据此,不同学者又做了诸多阐释:

王万茂认为乡镇土地利用规划是在县级土地利用规划分区的基础上落实分区界线和区内每一块土地的用途,进一步的指出乡镇土地利用规划要制定分区土地用途管制规则并统计不同用途土地面积。沈曙文认为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应进一步强调“四定”,即定量、定位、定性、定序,“四定”是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四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欧名豪认为乡镇级规划的重点应是在县级规划总量控制与用地分区控制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土地用途编定,但在用途编定时应避免把用途划分得过细,为市场调节留下足够的空间。

则结合“四定”的方法,在农用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县级规划的指标安排及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土地进行土地利用分区规划和研究探索。

乡镇土地利用规划成果的重要表现是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图,乡镇规划图是土地用途管制最基础的图件和直接依据,是规划任务和内容得以实现的重要工具和保障。然而现实中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图编制水平总体不高,突出表现为数、图、表、文不一致等;由于规划操作性不够以及随意修改也导致规划内容和任务落实的不够理想。

3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阶段和方法

对于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阶段和方法选择,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沈曙文认为“四定”既是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四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又是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四个具体步骤和方法。徐邓耀等则认为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应与乡镇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同步进行,相互协调。为此,在各乡镇编制规划之前,县规划组应完成全县人口时空分布预测,主要部门用地需求预测,土地生产力诸要素预测,土地详查及土地利用现状分析资料、图件,土地适宜性评价及功能利用分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思路与目标设想并制作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技术指南。

王静认为,由于规划区范围、规划对象的不同以及内容侧重点和深度有别,因而编制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的模式、方法等都不尽相同;并在海口市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时,按照距离城市远近和性质不同等将乡镇分为不同的类型城市扩散型、服务城市型、农业型,进而分析了各类型乡镇的土地利用特点、规划编制指导思想和编制规划内容等。

在王静研究基础上,邓晶认为城市扩展型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点是合理安排和布局建设用地及其配套设施用地,农业型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农业用地以及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的安排,生态保护型乡镇则应当利用“反规划”的理念。

童菊儿、吴次芳认为分为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分为四个阶段:准备阶段、资料收集分析阶段、规划编制阶段、上报审批阶段。

尹凌等认为可达性作为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状况、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性的重要指标,如将其应用到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的分析与评价中,可以从时空角度量化规划对农村居民出行可达性的影响状况,辅助规划者和决策者科学决策。

石英、程锋认为遗传算法是一种辅助乡级土地利用规划的有效优化方法,并针对乡级土地利用规划中如何将确定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方案优化配置到具体的地域空间,提出了辅助产生可供选择的乡级土地利用规划空间布局方案的数学模型和遗传算法求解方法。

4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制图问题

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最终落实需要体现在图件上面,为此童菊儿、吴次芳认为基础图件应采用1∶5000或1∶2000的变更调查图,同时增加地形图制图的部分要素,如地形、地貌、建构筑物界线等,在此基础图件上进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的制作;规划图件为便于管理可以采用1∶5000或1∶10000的比例尺。

而目前乡级规划图件的比例尺一般为1∶10000,这主要是考虑到要充分利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从多年的实践来看,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图件显然还达不到按图审批用地、划用地红线的程度。此外,由于规划基础数据不实以及规划技术手段落后、人才资金限制等原因,造成规划图件、表格和文字说明与实际数据等不一致。这就使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得不到保证,对于规划的有效实施十分不利。

针对以上问题,彭芳对于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的编制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着重论述了利用GIS技术编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的步骤和方法,重点讨论了如何在文图对接中做到图数一致,并以重庆市江津区26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

5乡镇土地利用规划与城镇规划的协调问题

“政出多门、协调不畅”一直是中国各种规划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乡镇土地利用规划亦不例外。欧名豪强调乡镇级规划是村镇居民点规划与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基层融合点,为了从体制上保证规划体系的整合与协调,必须要对目前的城镇规划与土地管理,建议尽快将乡镇一级的村镇建设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合并,把矛盾消除在基层。

童菊儿、吴次芳认为城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主要应解决基础数据包括城镇现状用地规模、人口、城乡用地规模、图件等的衔接问题。

刘志刚认为由于多数小城镇总体规划是在投入少、无体系规划指导、无相应基础资料、无专业技术人才的情况下各地各自为政形成的,在时效、空间与实际存在较大偏差,加之基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技术力量的薄弱,这就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积极与小城镇总体规划互相衔接中难免存在弊端。

李伟芳认为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总体规划不协调的原因是五个“不一致”:规划的指导思想不一致、规划的用地分类标准不统一、规划在建设用地规模的定位上不一致、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标准不一致、规划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不一致;认为“两规”衔接主要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基础设施布局、城镇规模的定位、村庄撤并和整理等方面,衔接途径包括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统一资料口径、实现资料共享、统一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加强城镇建设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的配合等。

6前两轮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的评价

蔡玉梅等认为我国五级土地利用规划体系中各级规划理应具有不同的目标、内容、方法和保障手段,然而现实中是各级规划在内容上层次性不突出、职能分工不明确,大多是宏观上过细、微观上过粗。

童菊儿、吴次芳认为目前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存在诸多不足如缺乏明确的编制技术的思路、缺乏技术操作规程和技术要点提示、编制规划的基础条件差、规划的科技含量低、城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困难重重等。林素容也认为目前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存在诸多弊端,如权威性不够、基础图件和资料不实、刚性强、与其他规划协调不足等,建议更新规划理念、加强规划衔接、促进公众参与、提高技术如GIS应用水平等。

郑伟元等认为各级规划的编制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办法,主要指标自上而下逐级分解下达,指标的确定实行从严控制的方针,使得规划缺乏弹性和应变能力。刘志刚则认为由于客观上的需要、主观上的促进以及制度存在缺陷等原因导致小城镇土地规划跟着项目走。

郭春华等认为由于基层土地管理技术、条件的限制导致地籍资料的准确性、连续性、系统性都比较差,同时乡镇土地管理水平不高、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滞后,这些都导致乡镇土地利用规划水平不高;此外乡镇土地利用规划随意调整现象也比较突出。

7小结

虽然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然而遗憾的是学者们对此关注和研究严重不足,以此为研究主题的论文竟不足20篇(依据中国期刊网2009年7月对题目中含“规划+土地+乡/镇”的搜索,去除非研究类文章,包括西南大学刁承泰导师2008年四位学生的硕士毕业论文),且研究水平整体不高。王青峰、李光认为由于全国各地乡镇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乡镇规划作为我国五级规划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编制的理论和技术却往往被忽视。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未来应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加强对于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如对于GIS技术应用和制图、数学模型和方法的应用、规划模式、不同规划之间的协调和融合、规划的多目标协调问题、规划弹性与刚性、公众参与、规划后监管与反馈等,从而提高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和土地利用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2006年)[EB/OL]省略/yange/2006.htm#tj.

[2]王万茂.定性、定量、定位、定序关于乡(镇)土地利用规划思路的新思考[J].中国土地,2002,(06):21-23.

[3]沈曙文.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四定”的内涵及方法[J].中国土地科学,2000,14(3):27-30.

[4]欧名豪.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3,17(05):41-44.

[5]徐邓耀,翟有龙,李朋东等.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用技术[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17(2):86-94.

[6]戚海英.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刚性”与“弹性”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7].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分区研究以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为例[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8]王静.关于编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模式的探讨-以海口规控区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00,14(3):41-45.

[9]邓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江津区双福镇为例[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0]童菊儿,吴次芳.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技术探讨[J].中国土地科学,1999,15(03):128-132.

[11]尹凌,李满春,陶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农村居民出行可达性的影响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22(1):62-66.

[12]石英,程锋.基于遗传算法的乡级土地利用规划空间布局方案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30(04):380-384.

[13]郑伟元,唐程杰,肖霖等.县、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新思路及问题探讨以北京市大兴县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1999,13(03):15-17.

[14]彭芳.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的编制方法探讨[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5]刘志刚.“小城镇土地规划跟着项目走”之我见[J].小城镇建设,2004,(06):76.

[16]李伟芳.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总体规划衔接的若干思考[J].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2001,14(3):47-50.

[17]蔡玉梅,郑振源,马彦琳.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和方法探讨[J].中国土地科学,2005,19(5):31-35.

[18]杜莺.完善我国土地规划体系的探讨[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5,22(06):36-39.

[19]林素荣.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完善与实施探讨[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7,(05):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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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人类社会，便不断地上演各不相同的纠纷。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早期人类面对纠纷的普遍选择，在后来的国家法建立的过程中和之后，尽管国家法试图将这一领域纳入到自己的治理范围，可是调解的方式仍然顽强而富有生命力，内容逐渐丰富，方法日渐多样化而趋成熟。

对于这些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纠纷案例，比虚拟的案例更有价值，比逻辑推理更有血色，纠纷案例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丰富与真实，因而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去揭示纠纷案例背后所掩藏的行为逻辑。本文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纠纷研究的一项研究，其中将不涉及具体案例，展现纠纷研究的不同学科、研究成果，并试图对其进行简单评述。

一、村落社会纠纷研究的社会背景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了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经典著作{1}.费孝通先生是通过绅士权力在乡土社会的运作的分析，揭示中国社会中央官僚制帝国与皇权不下县的背后逻辑{2}.但是当前中国村落社会与费孝通先生所述“乡土社会”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迁，以至于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试图揭示变迁中的村落社会的现实情景。弗里德曼的《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从宗族的视角揭示了汉人社区是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关联{3}.杜赞奇试图从“国家政权建设”与“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认识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4}.黄宗智则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变迁中乡土社会是如何突破了“过密化”的运作方式{5}.事实上，这些研究将研究点放在乡土社会，而研究的对象则是“村落”。村落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观察、分析村落便可以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本色和乡土社会的变迁。

对于是否可以将村落作为研究乡土中国的出发点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也有学者跳出村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乡土社会的结构。魏特夫从水利的角度，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可以通过大江大河——大水利——小水利到基本农田的灌溉形成农耕社会的图景，从而形成了东方特有的专制主义{6}.施坚雅则从市场出发，形成了分析中国社会的市场结构理论。他认为“基层市场共同体”是中国乡村的基本单位，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首府，构建了中国社会的图景{7}.

尽管分析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对于解释乡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变迁对于乡土社会的分化、解构、重建的影响，这些模式难以让人信服。自20世纪40年代（恐怕还要往前推至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事件主要有两件：国家政权建设{8}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贺雪峰先生在对中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生存方式的区域分析中，称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与市场经济的化约能力一步步消释、瓦解乡土社会的传统，构建新的乡土社会，提出了“新乡土中国”{9}，从而有了重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研究转型期乡土社会的性质的学术使命与命题{10}.但是对于国家政权建设或曰吉登斯民族——国家形成与市场经济是如何化约乡土社会的传统，重新构建新乡土中国却未展开论述。

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化约与瓦解的背后是现代化，是通常所说的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到近年来极为流行的“后现代”、“知识经济”、“新经济”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断裂社会中，如何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断裂的背景下，在由生活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转变，在资源重新聚集下，底层社会（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构成）形成的背景下能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则是另一个问题{11}.

当前乡村社会的纠纷研究所面临的正是这一背景：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后发外生型国家通过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呈现的纠纷。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等相互之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乡土中国的景象，只是学者们知识背景不同，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所关注的焦点不同而已。

二、法律社会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法律社会学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律社会学是将法律现象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特点在于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

1.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的研究

这是对于纠纷解决研究中一个独特的视角。体现这种关怀的著作或论文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梁冶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2}中的文章、范愉的“代替式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14}、谢晖编《民间法》{15}、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16}、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17}、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18}、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19}等。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20}，“在新的民族国家成长并试图确立其合法性的过程中，历史被重新定义，社会被重新界定”{21}.中国由于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社会变迁呈现出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行和实现，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费孝通）。乡土社会代表着传统的习俗、习惯被视为旧的、落后的，而被所谓新的、先进的所替代。在国家法大规模“下乡”的过程中，即苏力之送法下乡，蕴涵的正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国家法与民间法在法制化进程中已经定下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然而，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治、依法治国等口号下，国家法形成侵蚀之气势，但是伴之而来的是民间传统、习俗复苏的现象，如王铭铭在闽台三村的观察{22}.家族法规、村规民约等民间法遭遇到国家法借助政权下沉而形成的“重创”之后，逐渐退居为内在的观念形态，但是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形成“地方性知识”，并在纠纷的调解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人情、面子的关联下{23}，在秋菊打官司的分析中{24}表现出来。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历史命运成了纠纷观察者的理论关怀点。

2、法治与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