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劳动总结篇1

[论文摘要]貌似大国经济——庞大的投资与要素驱动支撑着占世界第四的经济体，而实则小国经济——消费的持续萎靡引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中国，实际上还只是进入了“准”消费时代。必须认真分析造成消费持续疲软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使中国迈向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消费、投资、进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据统计，目前消费、投资、进出口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48%、30%、22%左右。可见，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拉动力。中国投资与消费比率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率的正常水平是30：70，下限是35：65。但中国约是45：55。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凸现，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因素。本文从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是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中国的消费水平低关键一是因为相当比例的居民收入低、钱少甚至因失业无钱可花；二是经济负担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收入偏低，增长缓慢，造成消费率下降。是消费需求不足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总消费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的数量，当前消费有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中国劳动力低廉，城乡居民工资收入低，特别是农民、进城打工者及部分大、中专毕业生，月工资只有800元到1500元左右。中国存在相当比例有工作的穷人。中国的劳动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1989年为16%，2003年则下降到12%，即使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也仅占gdp的15%～20%。而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如2000年美、英、德、巴西分别为58.3%、53.84%、55.27%、40%。相比中国差距很大。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gdp的增长，职工工资增长长期低于企业利润增长。如2006年中国gdp为20.94万亿元，增长1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增长31%。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4%和10.4%，比gdp增长率分别低了3.3和0.3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公务员和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则其他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将更低。

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偏低，工资的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势必造成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率下降。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3.9%，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比国际水平低了20几个百分点。较低的消费率使整个市场消费人气不足。

2.就业严重不足，失业率过高。相当比例的居民因失业无钱可花。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充分就业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人到550万人之间，如果农村每年按城市化水平1％提高，就要转移1000万人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实际上可能有四五千万的劳动力需要就业，但中国每年只能提供1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就业严重不足，实际失业率过高。

3.居民税负重。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比2006年gdp增长高13.6个百分点。众所周知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是税收收入。著名《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税负指数一路上扬。2006年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次于以社会福利制度著称的法国之后。其实税收相对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只占gdp的32%左右。中国税收收入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不得不说这是政府与民争利的一个缩影。

4.农民收入低负担重。改革开放头几年，农民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但实际收入还是偏低。由于农村约1.5亿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见效缓慢等因素的影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近10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超不过6%，实际购买率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农民负担重。国家免除农业税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已减轻了农民一部分负担。但农民还要承担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及有各种名目的摊派、收费等。有些地方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占全年纯收入的30%左右。

5.中国居民住房、教育、养老、医疗负担非常沉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并促使居民改变消费结构。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的支出竟占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66.5％之多。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房价”与居民家庭年均收入比应为3至6倍，而中国房价奇高，相当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到15倍。相比之下，国外没有如此虚高的房价，且还有政府建造的廉租房，而中国居民只有负担高房价或高房租的选择。

自2002年起，中国公共教育经费没有达到占gdp比例4%的既定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率连续三年下滑，分别为3.41%、3.28%、2.79%，到2005年微增至2.82%。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国家教育投入少，居民承受就多。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高，不少城乡居民家庭难以承受。子女教育支出已成为城乡居民家庭的沉重负担。

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是政府最主要支出，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0%左右。而中国这一比例相当低，高税负带来的却不是高福利，其保障支出只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享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人口还只是少部分。中国养老金覆盖了全部劳动力的25%左右，卫生费用只覆盖20%的人口。

沉重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经济负担，挤压了其他方面消费的增长，改变了居民的消费结构。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及服务等消费出现了下降趋势。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多，居民不得不勤俭节约，尽可能地限制现期消费。存钱以备万一之需的心态更加强烈，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和投资倾向上升。至今16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和火爆的股市就是一个写照。

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

消费需求不足与中国失衡的收入分配政策密切相关，目前理应做出重大政策性调整，并积极利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1.以大力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抓手，鼓励创业，扩大就业。这是促进消费需求的基本政策。要鼓励创业和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创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互动，进而逐步扭转和改善居民收入在gdp中比例持续下滑的格局，及其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的格局。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应以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基础。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80%以上的再就业，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拉动民间投资和地区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发展大型企业，走加大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大力引进外资，促进商品大量出口，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我们现在可走另一条路，即借鉴日、韩、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其经济增长是劳动推动的，而中国是靠国家和投资推动的。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全力支持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这方面政府付出的成本不大，只要制定金融、工商、税务等方面的鼓励性政策，以中国民间的创业热情，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才智，中小、个私企业应会很快崛起，相应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如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就业矛盾等可大大缓解。

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高收入者受生理极限的制约，消费倾向较低，其高收入无法转为消费。而中低收入者已满足温饱，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消费率高，边际消费倾向高。据调查，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成员年均收入在5000元到25000元之间，约占城镇家庭总数的60%，占居民收入总数的58%，是中国消费倾向最为强烈的群体之一，因此应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初次分配上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同时加大再分配的力度，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状况，加大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补贴，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

3.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有关研究表明，农民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增长1.8个百分点，农民每消费1元，国民经济将增加消费需求2.356元。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对启动国家消费需求十分关键。中国农业是一个低效益的产业，迫切需要国家的政策保护和经济扶持。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为3397亿元，占同年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8.6%，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15.7个百分点。应大力增强对农业的投入，国家每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应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并略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健全农业生产灾害补贴与保险制度，降低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的严重损失。降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一步减少和取消农民的赋税负担。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的投入力度，建立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健全农村信贷、社保等机制。总之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农村消费水平，中国消费需求才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4.有区别地运用国家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抑制过热、膨胀，扶持不足、弱小，推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如运用财政政策，增加对公共福利、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以及通过累进制税收和对社会困难人群的转移支付，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必须要让百姓分享财政，中央要下决心，对包括高房价、上学难、看病贵等民生热点问题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推动财政体制由“政府积累型”向“公众分享型”转变。在货币政策上要注意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债券市场操作等总量组合性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过热，资产积累泡沫等。但同时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要给能增加就业—收入—消费的中小、个私企业、农民贷款融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要尽快构筑农村、小城镇的金融体系，重点发展城市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借贷公司、担保公司、小额信贷等，使创业投资，中小、个私企业的发展，真正能得到资金的支持；二要尽快在法律上承认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和地位，给农村宅基地、集体工厂用地等发放产权证，且在融资过程中可以抵押。这样才能使农民将土地资产运营于创业，扩大就业，获得收入，增加消费。

参考文献:

[1]关于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n]．宁波日报2007-3-17

[2]“国富”为何“民穷”[j].中国经贸聚焦综合报道2007.(3)

居家劳动总结篇2

关键词：初次分配；消费率；可支配收入；预防性储蓄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3）06-0070-06

一、消费率概念的界定

按支出法核算，GDP分为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购买四个部分。消费率（ConsumptionRate）又称最终消费率，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一个国家（地区）最终消费（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其中居民消费率是指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刺激生产的主要动力，研究分析居民消费率可以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消费需求的态势，进而考察国民经济是否可持续增长，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居民消费率可表示为：C’=C1GDP=Y1GDP×C1Y，其中C’代表居民消费率，C代表居民消费，Y代表居民收入。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的大小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及GDP有关。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在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及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的部分。当GDP一定时，居民消费率取决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居民可支配收入。

二、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4%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更多依赖的是投资与出口，消费贡献率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费率自2000年以来不断降低。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均处于偏低水平。

1.国内比较。从时间维度看，当前居民消费率降至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居民消费率曾经达到51.6%，进入90年代后经历了1993-1994年的下滑后持续走高，平均水平维持在46%左右。进入新世纪，经历了2000年46.4%的高点位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2010年居民消费率低至33.8%，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图11990-2011年最终消费率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宏统计数据库数据（2012年）整理绘制。下同。

从消费主体来看，我国的最终消费是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的。从图1可以发现1990-2011年间，在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同时，政府消费率并未伴随下降。90年代政府消费率的最高点出现在1992年，达15.2%；2000年政府消费率达到15.9%，2001年为16.1%，之后有所下降，但波动维持在13.11%-16.35%之间，平均水平在14.2%左右。由图1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拉动了我国最终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政府消费支出与之关系不大。

2.国际比较。与世界各国相比，目前居民消费率全球平均水平为61.5%，低收入国家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1]，金砖国家居民消费率巴西为64.2%、印度63.2%、南非56.9%、俄罗斯51.3%。与我国具有共同东亚文化的日本和韩国，与我国同样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其居民消费率却维持在50%以上。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时的水平，而且低于当前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低于近50年来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2]。

三、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从宏观经济角度提出的消费理论有绝对收入假说（Keynes）、相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持久收入假说（Friedman）及生命周期假说（Modigliani等）。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没钱花”，以收入分配不均来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而无钱消费；二是“不敢花”，以居民消费倾向来说明居民消费低迷。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初次分配视角，从居民消费率的基本概念出发将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解构为Y1GDP与C1Y，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居民消费倾向。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可支配收入决定了居民是否有钱可花。一些学者认为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绝大多数居民处于中低收入状态，其消费需求偏低形成了消费不振的局面。许永兵等[3]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理由是8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扩大，但是居民消费率在近年才快速下降。收入差距是国民收入在一定居民部门内部的分配不均。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角度，影响消费率的根本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而不是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

《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列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报酬（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单位社会保险付款）、财产收入（利息、红利、土地租金及其他）及增加值。从图2中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为什么还会出现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从相对增长速度来看，2000-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8%，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1%。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达20%，企业利润年均增长近30%。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4]。收入分配向政府、资本所有者倾斜，政府、企业从初次分配中分享的比例较高，居民收入比例减少造成了居民消费不振。因此研究居民“没钱花”不能仅看到可支配收入的总量变化，需要研究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情况的相对变化。

1.劳动报酬占比。居民劳动报酬占比在1992-2008年间处于波动下降趋势。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报酬净额占比呈下降趋势。以2000年为界，之前的8年居民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伴随的是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可以说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的占比下降造成了居民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之后的8年则与政府支付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有关，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降低导致了居民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

白重恩指出劳动报酬占比降低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结构转型，他假设农业、建筑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分别为90%、70%、50%，总的劳动报酬是90%、70%、50%的加权平均；由于结构转型，农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工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结果造成劳动报酬占比降低；二是企业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较高，伴随国有企业的份额越来越少，更多的企业以非国有形式出现，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降低；三是垄断企业中劳动报酬与丰厚的利润比较占比降低。[5]

2.财产收入占比。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也处于下降状态。从表1中可以看到：1992年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为4.55%，至2008年下降为2.35%；2011年上升为2.83%。居民财产性收入中主要部分是利息收入。一方面居民投资理财渠道较少，大多数居民习惯于采用储蓄方式理财；另一方面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目前只有贷款利率实现了市场化改革，而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远未实现。居民存款利息率偏低，直接影响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自企业的红利收入占比极小，如前所述，企业利润增长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居民没能分享企业利润增长带来的福祉。

以上分析说明，现阶段我国居民参与初次分配所获取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占比下降，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减少。这是居民“没钱花”、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杨天宇[6]在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时提出假设用2000年的劳动报酬占比、财产性收入占比以2010年的GDP水平估算，大致可以增加3.32万亿元居民收入，按照2008年的储蓄率、消费率计算，可以增加2.01万亿元的居民消费，扩张效应非常显著。

（二）居民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C1Y。消费倾向与居民的消费（储蓄）偏好、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分配差距、政府政策等有关。消费倾向说明居民敢不敢花钱的问题。

1.储蓄率。居民对储蓄的偏好影响居民消费。储蓄率（S/Y）与消费率（C/Y）存在此消彼长的函数关系，且S1Y+C1Y=1。从理论上讲，消费率的下降是由于储蓄率上升。近年来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是否与居民储蓄率的连续增加有关？尽管从90年代以来我国总体储蓄呈上升状态且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到2009年我国储蓄率排名世界第一），但是居民储蓄率却逐年降低，李扬等[7]、何新华等[8]均研究提出近年来居民储蓄率呈现快速下降趋势，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增加推高了总体储蓄率，尤其是政府储蓄的比重由1992年的14.6%上升为2007年的21%，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居民储蓄率快速下降过程中还呈现出与经济周期性的变化有关的周期性波动。李扬等[7]分别考察了1992年以来的居民储蓄率，发现居民储蓄率波动符合持久收入假说特征，即经济高涨时期居民现期收入超过持久收入水平，保证既有的生活消费后还有结余，因而储蓄率提高，经济滑坡时期居民收入低于持久收入水平，维持现有生活消费后的结余减少，储蓄率降低。如1998-2002、2008-2010年居民储蓄率较低，2003-2007年居民储蓄率较高，这种以持久收入为基准的储蓄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

居民储蓄率呈周期性波动且逐年降低，可以推断，居民消费率下降与居民储蓄率几乎没有关系。那么同时消费率也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何在？

图4中国部分年份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9]

2.预防性储蓄。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影响预防性储蓄。传统的消费理论是在未来确定的情况下分析储蓄、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Leland预防性储蓄假说则发现在未来不确定情况下居民一般会增加储蓄，以预防未来收入的下降。宋铮分析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包括个人情况的不确定性（个人风险）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不确定性（系统风险）。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两种风险都比较小[10]。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制度变迁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利率变动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使居民消费变得更加谨慎。“未来的风险越大，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越大，越能吸引居民储蓄，把更多的财富转移到未来进行消费”[11]。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教育、住房、医疗等体制改革，增加了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用于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高速增长。预防性储蓄增加挤占了现期居民消费，居民有钱不敢花，造成居民消费率下降。

此外，邢文庆等[2]利用实证研究还说明了居民消费倾向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具有因果关系：劳动报酬占比每增加一个单位，将拉动平均消费倾向增加1.5895个单位。

四、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及预防性储蓄增加。调整居民消费率下降趋势，就要着手一方面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让居民“有钱可花”；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使居民“有钱敢花”。因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提高居民劳动报酬占比。居民消费率与其劳动报酬占比具有较强的耦合性，因此，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是有效提高消费率的必要措施。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与劳动力量的不对称，“资强劳弱”，劳动的力量远低于资本的力量，资本所有者掌握着工资决定权，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千方百计地压低劳动报酬。虽然我国自1994年、2004年先后颁布实施了最低工资规定，从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劳动者的最低初次分配收入，但是以生存标准制定的最低工资无法适应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需要。建议通过政府立法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健全工会组织，经工会与企业集体民主协商确定工资增长机制，将该机制与企业利润增长和经济增长挂钩同步增长，实现企业利益与劳动者利益的联动，约束企业逐利行为，合理提高劳动报酬收入占比，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推动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

2.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李荣山从构成居民财产的动产和不动产两部分出发，提出“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使更多居民获得动产性财产收入上，即如何使居民的收入剩余转化的财产获得相应的收入。”[12]他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以个人不动产获得财产收入的条件尚为成熟，而发达国家居民收入结构的一般规律是居民利用收入剩余获得的利息收入在其财产收入中所占比例最大。当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利息，因此建议一方面加快进行全面利率改革，适当提高存款利息，以增加居民财产收入。另一方面积极拓宽居民国内外投资渠道，创新金融管理体系，创造更多的投资理财方式，在存款利息、债券利息、股息等形式之外使居民拥有更丰富的金融理财工具和理财产品；同时加强金融诚信建设，确保居民投资安全，保障居民能够获取财产性收入。此外，合理分配国有企业的分红，让更多的居民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企业发展的利益，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3.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有效地提高居民的消费率的基本保障。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居民不能全面享有良好的社会福利，甚至无法解除后顾之忧，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抑制了消费。较高的社保缴费率（“五险”缴费约占居民工资收入的40%）也挤占了居民消费。从提高居民消费率的角度来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全国统一、覆盖面广、给付数额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差异，刺激居民更多地进行消费。

参考文献：

[1]陈光金.中国居民消费率处于世界偏低水平[EB/OL].http：///cj/2010/12-15/2723505.shtml.

[2]邢文庆.初次分配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关系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2.

[3]许永兵.对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原因的再认识[J].财贸经济，2005（12）：52-54.

[4]吴乐珍.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2（4）：80-82.

[5]白重恩.从收入分配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J].中国市场，2012（12）：13-18.

[6]杨天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效应[J].学习与探索，2012（2）：96-100.

[7]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J].经济研究，2007（6）：14-26.

[8]何新华，曹勇福.从资金流量表看中国的高储蓄率[J].国际经济评论，2005（11）：58-61.

[9]刘国华，郭夷，吴秀敏.中国储蓄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原因与影响分析[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2（7）：14-16.

[10]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46-50.

居家劳动总结篇3

社区劳动保障站在镇劳动保障所的领导和劳动局的关心支持下，在2011年的基础上更趋完善，效果更显著，保持了XX市劳动保障示范站和省充分就业社区的荣誉。现将工作总结于下：

一、各项数据统计情况

（一）、下岗失业人员总数：708人，其中40、50人员420人，党员64人，已办优惠证576人，已办就业失业证14人。

（二）、实现就业人员总数600人，其中公益性岗位9人，从事个体经营的120人，其它471人。

（三）、退管服务情况：退休人员总数980人，其中党员190人。

二、具体工作情况

（一）、加强了对劳动保障工作的规划、细化，加大了资金的投入，充实了各项软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了劳动保障站的工作职责，理顺了办事程序，更好更方便地为居民服务。

（二）、大力宣传劳动保障工作的政策、法规，积极组织社区失业人员参加各种招工招聘会，特别在富士康招工上，虽然未完成招工指标，但社区在党员会、居民组长会上都大力宣传，请居民互相转告，有力推进再就业工作。

（三）、软硬件设备上了档次，配备微机、打印机和复印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各种资料整齐规范。

（四）、熟悉党和国家的各种惠民政策，积极为居民办实事，全年办理社保援助的21人，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援助41人

三、日常工作

（一）、对下岗失业就业人员进行登记联系制度，随时掌握再就业情况，主动与用人单位联系，热情介绍和帮忙联系工作。

（二）、对社区内的离退人员进行了登记，建立了联系卡770个，随时掌握离退人员的生活动态，对家中有临时困难和生病住院的人员，主动去帮助解决和看望，得到广大离退人员的好评。

（三）、随时办理就业失业证、为失业人员落实各种优惠政策，全年为失业下岗人员推荐、介绍工作60人，使他们享受到实惠。

（四）、积极组织下岗失业人员参加各类技术培训，广泛收集各类招工信息，给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再就业信息平台。

（五）、积极开展各类文体活动，退休职工踊跃参加文艺队、宣传队、夜间舞会、电影放映队，使广大退休职工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欢度夕阳美好时光。

（七）、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社区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组织动员离退休人员栽花养草美化环境，使社区在迎接省、市的各种验收取得了成功。

（八）、按时报送各种表册，按时完成镇劳动保障所交办的其它工作。

四、2011年的打算

（一）、努力学习劳动保障工作的有关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落实好各项政策，让居民和离退人员充分享受各项优惠政策。

（二）、全面掌握社区下岗职工、失地农民、退休职工的基本情况，建档造册，分类管理，分类服务。开展好各项活动，搞好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劳务输出、做好退管服务。

（三）、在富士康招工上，社区将加大宣传力度，广找就业渠道，使社区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四）、继续做好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工作和防艾工作，确保居民健康愉快地生活、工作。

居家劳动总结篇4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本栏在近期内逐一组织对“五个有所”重要方针的深入解读，并联系江苏实际探索落实“五个有所”重要方针的思路和工作举措。本刊第一期已推出“学有所教”的解读和探索，本期推出“热议‘劳有所得’”。欢迎来稿，参与讨论。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总书记强调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消费、进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近些年来，由于消费乏力，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乏力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据有关部门统计的资料显示，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得均保持了快速增长，但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6%，1至5月企业利润增长42.1%，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8.6和16.6个百分点，而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分别增长14.2%和13.3%，同比分别加快4和1.4个百分点。即便采用不变价计算，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不仅明显快于居民所得增长，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大。实际上，从1996年财税改革后，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98年开始迅速提升，目前已经从1995年的17%左右上升到24%。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分配比例的迅速提升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从2000年开始，我国最终消费率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目前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只有51.9%，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9.1%左右；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连60%都不到，而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是70%，最高达85.99%。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年来，我们提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结果却是消费与内需均达不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我们依然过度依赖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就不可能解决当前宏观经济失衡和结构矛盾的问题，没有内需的支撑，经济发展是没有保障且难以持久的。世界各国的发展表明，在一国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由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迅速提升，推动着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国民经济也因此进入高速增长期。在这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显然是抓住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只有通过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让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才能真正持续有效地扩大内需，提升内需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是真正贯彻了科学发展观，才能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我们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壮大，在收入分配方面，我们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六大报告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改变，收入分配模式日趋成熟。特别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提出，十分重要。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70%是劳动报酬，其他国家的这一比例也普遍都在54％～65％。在我国，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2%，下降到2006年的45.0%，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53.1%，下降到2003年的49.6%。曾经有一份资料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近10年间只涨了67元钱。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供给充裕，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常常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低下。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的保障，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将是一个必然趋势。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确保了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就能随经济发展得到逐步提高。事实上，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事情都要抓细抓实。我们必须看到，物价房价高企，社会保障不健全，人均收入上升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是当前民生中的突出问题。目前，我国的CPI增长处于加速状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肉、粮、油的价格都在不断上涨，社会各界对于通胀的担忧正在加剧。近年来，政府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已经由占财政总支出的5.5%增长到11%，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1998年以来，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后，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公共财政还只是处于转型过程中，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还比较严重。在改善民生方面，正可谓任重道远。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抓居民收入的提高与抓财政收入同样重要，各级领导必须像抓财政收入那样抓居民收入的提高，像抓经济发展那样抓好改善民生这件大事。近年来，我省各地由于领导重视，在抓居民收入提高，抓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我们要充分利用经济总量快速壮大、实力增强的有利时机，“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把十七大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基层。

居家劳动总结篇5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居民消费物质资本积累

新剑桥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是调整功能收入分配以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储蓄和资本积累。劳动收入份额与国内消费需求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关系是经济学领域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研究的热点。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评估劳动收入份额对我国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实际影响，以检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为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制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直接决定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变动，进而决定消费需求的总量和规模，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

1、消费需求总量

从微观角度来看，需求被定义为：“一定的价格条件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数量的总和”，只有同时满足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两个条件，才构成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个人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数量由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消费者的预算线决定，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增加消费需求：一是保持消费者的收入不变，降低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二是保持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不变，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无论通过那一条途径增加消费需求，都是以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消费者的预算线向外移动为前提条件。Schefold（1997）认为，人们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在转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之前，基本需求必须被满足。Lavoie（2004）进一步指出，如果消费具有层次性，那么收入水平决定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如何向上移动到金字塔顶，如何从核心的基本需求到较高的需求，如何从底层级需求向高层需求移动。

海闻认为，各国对同一商品的需求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入水平不同。中国人对汽车的需求量不如美国和日本，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能开汽车，也不是中国人不爱开汽车，而是在中国的收入水平上许多人买不起汽车。同样，对耐用消费品、医疗保健、高档住宅等商品的需求，发达国家都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对粮食尤其是基本谷物的需求，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较高。这种需求上的差别是由收入水平不同造成的。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决定整个社会的需求总量以及需求的层次性，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总消费需求的大小，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与否以及产品使用价值的实现，最终决定投资需求能否扩大。

2、影响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是反映消费需求强弱的一个重要变量。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意味着人们消费需求欲望的增强和消费需求的扩张，边际消费倾向缩小意味着人们消费需求欲望减弱。假定社会中存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分别获取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劳动收入份额变动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所得，使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发生变动，进而引起消费需求总量和结构发生变动。

凯恩斯认为，劳动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资本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一种社会常态，这一学说被称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一定能够使总需求增加。Kaldor（1960）则从事实和理论两个角度来证明这一学说的正确性。他以美国的数据为例，得到利润的储蓄倾向达到70%，个人收入的储蓄倾向仅在5%左右的结论，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出相似的结果。Kaldor进一步分析认为，来自利润的储蓄倾向高于劳动收入的储蓄倾向的理论基础在于：剩余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每年都有相当大的波动；企业的增长与企业的积累紧密相关：因为企业的借债能力受限于企业的自有资本，后者是企业经营规模增长的必要前提条件。除此以外，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考虑，在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储蓄率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系统保持稳定的条件。因为如果这些差别不存在，任何需求增加导致的价格提高将导致生产累积性的膨胀。

令？茁1、？茁2分别代表劳动收入者和资本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在规模收入分配保持不变的假定条件下，只需证明？茁1>？茁2，就能够说明总产出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能够扩大消费需求。来自于很多国家的数据检验都得出了上述结论。MarglinandBhaduri（1990）发现，在1960―1985年，样本中的16个OECD国家利润收入和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之差是0.37；BowlesandBoyer（1995）估计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平均的利润和工资收入储蓄倾向的差别是0.46，NaastepadandStorm（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1960―2000年间，OECD国家平均的利润和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相差0.36；StockhammerandEderer（2007）发现，在澳大利亚，工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74、利润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44；Stockhammeret.al（2007）的研究数据证明，2005年欧洲地区工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58，利润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16。这些研究结论都说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功能收入分配的变化可以极大地增加消费需求。沈坤荣、刘东皇（2011）对我国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工资和利润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6和0.09，表明GDP中由利润收入转变为工资性收入1个百分点，会使居民消费支出提高0.67个百分点。

二、劳动收入份额对物质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供求条件以及不同作用机制下，劳动收入份额对资本积累具有不同的影响。

1、储蓄和利润机制

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依赖于储蓄。如果不考虑政府储蓄，国内资本形成将主要通过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完成。个人储蓄动机强弱与人们的贫富程度有关。由于居民的大部门收入被用于生活消费，所以储蓄水平较低；企业的储蓄用于盈利的目的，储蓄倾向较强（Kaldor，1960），国内资本形成就主要依赖于企业储蓄。所以，斯密认为，节约增加资本、浪费减少资本。马歇尔、刘易斯等人指出，储蓄差不多完全从资本和利润中得来，企业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因此，资本和劳动要素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有利于形成一个富裕阶层，进而有利于储蓄增加和资本增长。

最早进行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其工业资本的形成途径之一就是依靠支付给工人较低的工资进行企业的自我积累。根据有关资料，尽管英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在1780―1851年为0.8%，在1856―1973年为1.4%。但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这种增长速度和英国工业的发展，以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剩余价值的增加相比，还是相当缓慢。因而，当时英国企业的利润率相当高。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指出，当发展中国家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时，可以依靠外资来弥补这两个缺口。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从均衡的角度来说，一国投资的储蓄不足部分必然依靠大于出口的部分弥补，即“储蓄缺口”必然等于“贸易缺口”，外资进入可以使国民储蓄总水平提高，资本积累规模扩大。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并没有说明发展中国家如何引进外资，从历史上看，利用外资的途径主要包括：暴力掠夺，包括抢劫国外的各种财货、战争赔款等，殖民地经营也是如此；通过正常的商品贸易，从贸易顺差中获取外资；利用高利润吸引国外资本投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是被掠夺的对象，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依靠采取各种优惠引资政策和低廉劳动力成本形成吸引外资。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会通过减少出口、扩大进口的形式缩小贸易顺差、通过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利润率阻碍外资进入。

已有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Diwan（2000）运用1975―1995年世界135个国家的数据，从资本产出比角度分析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他发现，这种影响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富裕国家，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这种结果可能与资本存量越高，劳动力讨价还价能力越强有关；而在贫穷国家，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负相关，意味着资本存量较低的时候，劳动力只能够在收入中要求一个很小的份额，才可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入。罗长远和张军（2009b）认为，地区间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竞争效应，地方政府一方面给予外资企业大量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将低劳动力成本作为招揽投资者的必要手段，从而强化资本谈判能力并使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罗长远（2009）的实证检验表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对FDI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说明劳动收入占比提高不利于外资特别是以中国为出口加工平台的外资的流入。

对于企业而言，利润份额一方面代表未来预期收益，另一方面代表内外部融资能力。一般情况下，当资本市场不完全时，企业内部融资能力极大地决定其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外部融资能力有助于企业筹措更多的外部资金，以扩大规模。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意味着：一方面，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预期利润下降，企业投资意愿降低；另一方面，利润份额下降，企业留存盈余减少，内部融资能力减弱，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

2、总需求机制

在有效需求不足或生产能力利用不充分条件下，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可能与资本积累同向变动。这是因为：劳动收入的消费倾向大于资本收入的消费倾向，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提高产能利用程度。产能利用提高可以增加企业的销售规模预期，促使企业增加投资需求、扩大资本积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意味着总消费需求减少，企业预期销售规模下降，企业投资通过乘数作用下降或停滞，资本积累放慢。另外，在供需严重失衡或企业过剩产能规模很大的情况下，即使利润份额很高，但如果企业家发现自己持有的产能比其要持有的多，他将不采取任何投资扩张措施，甚至考虑减少投资以减少过剩产能（Steindl，1952）。

另外，根据卡尔多的观点，技术进步也能够使企业增加投资需求，技术进步是投资增长的内生解释。因为技术内含于资本存量之中，它将刺激投资。为了通过新技术获得生产率增长，企业必须投资新机械设备。并且基础技术变化越多，对投资影响越大。同时，投资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任何技术进步的成果必须通过投资活动才能实现。熊彼特也指出，创新能够周期性的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所以，劳动收入份额提高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机制促进资本积累。

三、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比例表示物质资本积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代表消费需求。

为了确定劳动收入份额与投资率及居民消费率是否具有长期关系，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协整方法进行经验检验，如果判断它们具有协整关系，本文将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以获取劳动收入份额对投资率及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率的实际影响。

1、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包含单位根是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条件。在判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是否存在面板协整关系之前，首先需要检验劳动收入份额（Ls）和投资率（Ir）及居民消费率（Cr）三个变量的平稳性。本文综合使用四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是：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从表1中可以看出，对Ls、Ir和Cr三个变量的水平序列进行检验时，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即各变量均是非平稳过程。而对各变量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时，结果显示为平稳过程，说明这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即I（1）。

2、面板协整检验

本文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做面板协整检验，以确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以具有面板数据协整关系为零假设，使用类似于时间序列中采用McCoskey和Kao（1998）、Westerlund（2005）等方法来构造基于残差的统计检验。第二种方法是以没有面板数据协整关系为零假设，使用类似Engle和Granger平稳回归得到的残差来构造统计量。具有代表性的是Kao（1999）和Pedroni（1999）。

在进行协整检验过程中，本文使用Pderoni（1999）7种统计量：PanelV、PanelRho、PanelPP、PanelADF、GroupRho、GroupPP和GroupADF。在具体实证检验过程中，当各个统计量给出的判断结果存在矛盾时，Pedroni检验主要看PanelADF和GroupADF，因为这两个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具有更好的检验力（黄乾、魏下海，2007）。表2给出各变量协整检验的结果。从表2可以发现，对于两组变量的协整检验，均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即说明两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3、面板协整估计方程

考虑到面板数据回归对数据的方差结构非常敏感，尤其是对于本文所使用的省际面板数据而言，本文首先进行序列相关检验和截面异方差检验，结果发现省际面板数据存在序列相关和截面异方差。所以，本文采用PCSE稳健估计方法，回归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对投资率的不利影响无论在全国还是东、中、西三大地区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且对西部地区的不利影响最大。从全国层面来看，居民消费率变动的94.2%可以由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来解释，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率变动的解释能力虽然低于全国水平，但均在77%以上水平，且R2较大，显示方程的拟合水平比较好。劳动收入份额对于居民消费率较强的解释能力说明，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一判断与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2006）根据对城乡居民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的测算结果比较得出，初次分配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础及主体分配渠道的判断。李扬和殷剑峰（2007）通过分析1992―2003年的资金流量表，得出结论，在1992―2003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比重下降的原因是初次分配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和财产收入比重有所下降。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进一步测算得出，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的下降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5.99个百分点。常兴华、李伟（2009）对1992―2007年的数据测算发现，无论是住户调查年鉴中的居民收入构成还是资金流量表中居民的收入构成，劳动报酬均占居民收入构成的79%以上。邹红和俞开志（2011）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最根本原因；在政府消费支出不变的条件下，居民消费率的增长必须以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为前提条件。

四、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劳动收入份额增加提高居民消费率，同时制约投资率的增长，这一实证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劳动收入份额能够通过居民消费和资本积累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现阶段，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促使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注：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GD10CYJ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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