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H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26-05

引言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语言资源由语言本体和语言应用两部分构成。语言本体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系统，是语言资源的物质基础；语言应用包括人类社会对语言的各种使用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是语言资源价值的具体体现。贵州省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蕴藏着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目前贵州省的17个世居少数民族中，除了土家族、回族转用汉语外，其他都有自己本民族语言。全省14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有900多万人口以母语(即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主要交流工具。但目前少数民族语言的消失总体上呈加快趋势，仡佬人口中仅有1000多人会说仡佬语。可以说，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贵州少数民族语言不但是贵州省少数民族群众日常交际的重要工具，也同样承担着传承各少数民族灿烂文化的光荣使命。这些不同特色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也同样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一、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义

虽然总的看来，我国由于在民族关系、语言关系上坚定地执行了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方针、政策，各民族语言不分使用人数多少一律受到尊重，民族语言从主流上说是和谐的。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发展，贵州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特色正在加速褪色，年轻一代已经日益远离自己的母语，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附丽于语言之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时在日益同质化，同样面临着消失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系统研究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加强民族语言研究是增进民族间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保障祖国统一的重要措施。但是，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里，不同的语言共存于一个统一的社会中，必然会出现竞争。正确处理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必须重视的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中必须重视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2．贵州少数民族语言有着多方面重要的研究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说，贵州的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但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对语言谱系分类研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其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本体研究上，也体现在文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上。抢救、记录和保护濒危语言，维护语言生态多样性，对学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维护我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格局都至关重要。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情况下，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这一工作的迫切性更加突出。

3．为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一种思路和借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随着各种媒体现代化速度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随着一些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地区、族群的迅速开放，官方语言或整理语言传播力度的加强，一些弱势语言的功能将更加减弱，面临消亡的危机。在这种人文和经济环境下，如何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来传承民族文化是一个重大问题。目前，大多数地区都把文化旅游当作一种开发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普遍模式。但是，以旅游的方式来开发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资源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它往往会因经济利益问题而使很多行为显得短视和功利，不利于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系统保护。应该构建一种能够在经济浪潮中系统地保护和利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模式，争取做到在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过程中也系统地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二、目前的研究

我国有1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20多种语言使用人数不足一千。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关注，可以说是从罗常培先生开始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罗常培先生就利用应邀到云南大理帮助重修县志的机会记录少数民族的语言，并在1950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中就已经讨论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中所反映的造词的心理过程与民族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

自1979年5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以来，我国在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学者们却没有料想到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中，少数民族语言会面临如此严峻的生存现状：从意气风发地讨论民族语言调查和民族语言文字创制及设计问题，到讨论的是濒危语言问题。几十年时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和反差，是学者不曾想到的。

目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已渐趋与语言濒危现象研究结合起来。虽然对“濒危语言”的界定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语言活力的9项评估指标进行评估，我国境内的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都可以归于濒危语言之列。因此，目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也多是从研究濒危语言的角度出发的。在濒危语言研究中，人们比较重视濒危语言产生原因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有助于对语言的发展前景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对于制定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研究也同时着眼于寻找不同的濒危语言中的共同点，试图发现语言衰亡的一般规律。可是，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并不是那么简单，人们发现有同样系属关系和历史背景、使用人数接近的语言，生存状况常常有很大的差异；而一些系属关系、历史背景不同的语言却存在着逐渐衰亡的共同趋势；有些语言在衰亡的过程中能够发生逆转，而有些语言的衰亡趋势却无法遏制。这说明导致语言衰亡的原因并不是同一的，需要通过全面、综合的分析，寻求各种语言消亡的共同原因和具体语言中的特别原因。事实上，导致濒危语言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家的文字政策、生存环境、社会转型、有无文字等诸多原因都可能导致某种语言的衰亡。

但是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并不能涵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全部，它缺少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关怀，缺少对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尤其是利用方面的研究。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的，所以还应该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积淀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也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模式。因此每一种语言自身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研究应该和文化研究相互参照，应该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着手，多角度多方面地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如从语词语源的角度，从文化变迁与传承的角度，从造词心理与民族文化程度关系的角度，从地名变化与民族迁移关系的角度，从亲属称谓与民族婚姻制度关系的角度，等等。这样多角度的研究可以使语言研究与文化充分结合起来，使语言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社会责任感，具体体现人文科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弱势语言的陆续消亡，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一种全球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濒危语言问题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这个方面，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就是把语言看作一种资源，合理地加以开发利用。就语言研究层面而言，美国的描写主义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和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对印第安语资源的广泛研究和充分利用。从国家政策的层面来说，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把国民经济发展、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紧密地联系起来，创立了将贸易与语言学习尤其是外语学习密切联系的模式，并把平等(Equality)、经济(Economies)、丰富(Enrichment)和对外(ExternalEngagement)作为语言政策的社会目标。这种语言政策被国际上认为比较成功的一种语言政策，也是语言研究成果在国家语言政策上的积极运用。

三、如何保护和利用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

1．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视角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诗形象地说明了角度的不同对于观察结果的重大影响。因此，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选择怎样的研究角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贵州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应该坚持文化语言学的视角。文化语言学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语言学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一个交叉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某一社会内部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的文化类型和语言类型的异同；重视语言和文化的现状，更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法国著名历史比较语言学家A.梅耶(AntoineMeillet)曾经说过：“不明白使用那种语言的民族生活情况，就不能了解这种语言；不了解那些人的语言，也就不能真正明白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习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是文化语言学的直接目的，因此，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只有与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研究联系起来，才能立足于深厚而鲜活的土壤，才能真正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的奥秘所在，也才能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社会文化资源，其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本体研究上，也体现在文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因此，应该站在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把少数民族语言中所蕴涵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都纳入研究视野，通过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整体性研究，整体把握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全貌，在研究其存在状况的同时也研究其存在方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如何有效保护这些少数民族语言资源。

2．语言之间的共生机制

人类社会的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一种共生机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已经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的巨大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不仅依赖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也依赖于人类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在语言领域，这种文化多样性充分体现在各种语言中的借音、借词和语法形式的借用等层面。在词汇层面，各种语言中的借词和译词都是受其他语言影响而产生的新词。汉语的借词和译词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国内各族的，另一种是来自国外的。中文里受欧西语言影响而产生的借词和译词，除多来自英语外，还有来自德、意、法、俄、葡等语言。就是在现代汉语中，也有非常多的外来词汇。在句法层面，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欧化句式，其原因则是受到欧洲语言，尤其是翻译的西方小说语言特色的明显影响。

语言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不光是汉语受到英语等其他语言的影响，其他语言也受到汉语不同程度的影响。如马来语中的angkin借自汉语闽南语的“红裙”，bami借自闽南语的“白面”，tehkowan借自闽南语的“茶罐”；印欧语里关于“丝”的语词则无疑是从中国的上古音*siag借去的。而现代英语中longtimenosee(很久不见)、drinktea(饮茶)等典型的中式英语(chinglish)，已经成为标准的英文词组。据统计，《牛津英语词典》中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汇有1000余条，涉及范畴包括饮食、生物、宗教、哲学、政治等方面。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英语”是世界语体系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个问题的探索与研究中，大批研究报告开始发表，各种新技术新观点被应用，形成了诸多的分支，对语言学、二语习得、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语言之间的共生机制也反映在语言谱系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上。一般说来，亲属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同源成分必定具有明显的成系列的对应特点，但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点的形成，虽然有语言自身发展变化的影响，但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也同样关注不同语言之间的类型的相似性，并试图解释这种类型相似性的产生原因。这种类型相似性除了语言谱系上的同源性以外，非亲属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所谓的语言同盟现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反映。

这足以说明，人类语言的生存和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共生机制。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一个黑暗中的独行侠，而是一位拿来主义者。只要是对自身的发展有用的东西，他都不会错过，而是大胆地拿来。反过来看，在进行语言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关注这种“拿来主义”，关注语言之间的共生现象。

3．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对贵州境内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首先要对这些语言资源的存在方式及状况作以整体性调查研究，并尝试构建某种有广泛适应性的保护和利用模式。这种模式应该既是对目前以旅游为主导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分享的扬弃，又是对把少数民族语言单纯地作为一种濒危语言进行研究的扬弃。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依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但要考察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语言形式，而且也考察各种能够反映或蕴涵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变化或存在状态的文化形式，如民歌的原生态唱法、绘画、雕塑、民间工艺品等等。尤其是民歌原生态唱法，这种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民歌正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民族文化历史的传承方式，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信息是语言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资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这个方面却一直被传统的语言研究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把民歌、绘画、雕塑、民间工艺品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都纳入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研究这些文化艺术形式中所蕴涵的语言因素。同时，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共生现象也纳人研究视野，通过研究语言共生现象来探索其中所蕴涵的人类社会和平相处的共生奥秘。这样，将有效地扩大传统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利于更好地发现少数民族语言的某些本质，发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某些特质，从而也将更有利于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系统的保护与利用。

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范文篇2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的语言艺术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根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音乐与语言的结合体，民族语言音调同民族音乐中的诸多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民族声乐中民族语言的运用，使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特征更加生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沉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声乐是民族语言文学与民族音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在民族声乐艺术中，民族语言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族声乐艺术在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环境下的发展不仅受着民族音乐的影响，民族语言中独特的民族个性和语言特性也会对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化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民族语言与民族声乐的关系

语言本身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以民族语言创作的声乐作品在艺术的表现上具有更加强烈的民族化的倾向。在不同民族语言基础上产生的声乐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特征。语言音调因素分为表情因素和表意因素。表情因素是人类音乐共同拥有的因素，如悲哀的音调多为慢速下行，欢乐的音调多为跳动的行进等等，这就是音乐中感情表达的共通和共识性。而表意音调是基于人们语言归属的不同，表意音调也就不同。表意音调的升华，就形成音乐旋律风格色彩的不同。这就是声乐作品的民族性。它往往受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的影响，如我国藏族民歌中具有高亢的装饰音，内蒙古民歌中迂回婉转的音调类似马头琴颤音的旋律装饰，以及维吾尔族民歌中热情、奔放、诙谐的特点等，都同各自民族的语言有着共同之处。

中国声乐作品的民族性表现不仅在音乐风格的民族化，作为一门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相结合的音乐表现形式，在同中华民族的语言习俗和语言文化结合时，民族歌词的语言特征在表达作品时也形成声乐艺术风格的民族个性。声乐是语言与音乐结合的艺术，同歌曲中词曲结合一样具有“诗乐合璧、调曲交辉的艺术魅力和音乐与文学融合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在不同民族语言影响下的声乐艺术的语言表达有着更加具体和生动的民族特色。我国的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如：汉语发音单位由音节、音素、声母、韵母、收声等步骤及单位组成，从而形成了中国声乐演唱艺术自成一体的特点。因此，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一定要与中国语言文化相结合，使其在创作和演唱中更具有中国作品风格的艺术完整性，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具有语言独特性的作品中，语言艺术的影响更是巨大的。民族声乐作品中常见的衬词、衬腔等，就是在民族民间丰富的语言文化及民族习俗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如《阿妹出嫁》《山里女人喊太阳》等都是衬词、衬腔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创作上运用的成功之作，而其中衬词、衬腔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特点。因此，我们要实现民族声乐作品的风格表现就必须对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民族语言的音调与民族音阶、调式、节奏的关系

语言的表达和音乐的表现都依靠声音，二者有着共同的音调基础。中国各民族语言音调有着极丰富的音高概念，各民族语言的音调有着强烈的民族个性，由于音乐起源于语言的表情，属于表义音调，不同的民族音乐带有各自的民族特征。如我国四川语调中，多有la、do、la音调，四川音乐中多用羽调式。所以，一个民族或地区惯用的某种音阶，调式、节奏多与各民族语言或方言相关。“音阶”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音乐实践而形成的，有特定组织结构和完整体系。我国各民族的音阶关系不完全一样，就汉族的各大方言系统来说，音阶也不完全相同。如中原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变徵音级的七声音阶；北方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清角音级的七声音阶；西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闰音级的七声音阶；齐鲁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角或变宫的门声音阶；江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五声音阶等等。由于各语系所用音阶的不同，所以，音阶和音律，是划分音乐风格系列的最主要标准。“调式”在音乐中有着特定的组织结构，在调式中有一个主音，其他音与主音之间形成不同的音程和稳定关系的乐音体系。调式根植于音阶，是音阶中的不同音级在音乐作品中各自为主音而形成的调式体系。所以，谈到调式，必定是某种音阶中的调式，不同的音阶产生不同的调式。谈到音阶，又多是与调式相联系，即调式音阶。而同一音阶的不同调式，也令音乐产生不同色彩。我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是一个有着丰厚音乐传统积淀、能歌善舞的民族。由于各民族杂居的生活环境，使维吾尔族音乐融合了中国、欧洲和波斯（阿拉伯）3种不同的调式特色，风格奇特、色彩斑斓。如《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曲调就属于欧洲音乐体系中的弗里亚调式，以“mi”为主音，这种调式在新疆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民歌中很常见。音乐是时间和音响的艺术，节奏、节拍以及与此相关的速度是音乐的时间形式。音响运动中的轻重缓急、强弱长短的不同连接方式和组织方式，构成不同的节奏和节拍形式。节奏是指时值长短各音的连接形式。节拍是指按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的节奏关系的体系。节拍、节奏的形成，除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有着音乐的文化背景，尤其和人们的语言、行为以及长期的艺术实践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在生活语言中，节奏听觉惯性影响着不同民族音乐中的节奏特点。

三、衬词、衬腔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的表现

在中国民族声乐中，除了直接表现歌曲思想内容的正歌词外，也常常插入一些语气词，它们大都与正歌词没有关联，但如果和正歌词编配在一首歌曲中演唱时，它们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情感色彩，成为整个歌曲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衬托性的词句统称为“衬词”，衬词的曲调就称之为“衬腔”。衬词和衬腔的运用具有加重语气、活跃情绪的表现功能，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民族色彩。在中国民歌中，衬词与衬腔的地方区域性划分得相当明显，少数民族地区的衬词与衬腔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语言特点，是民族语言在歌曲中的直接体现，传递着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劳动的信息，表现着一定的民族气质。而汉族民歌中，也以区域划分出细致的地方语言特点，如湖南的《溜溜歌》、湖北的(转第73页）(接第61页）《得得调》、浙江的《里郎歌》、江苏的《杨柳青》、青海的《呛嘟哪令》、广西的《叮咚歌》等等。衬词和衬腔的加入，使我国各民族声乐作品的民族风格更生动、具体，更具有口语化、生活化和鲜明化的音乐表现力。

四、中国民族声乐表演中唱腔的民族化

如果说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基础雄厚、力量强大、影响越来越广泛的声乐学派”的话，那么滋养这旺盛生命力的歌唱艺术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直接作用于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主要是民族的情感、民族的音乐风格和丰富的民族语言。声乐，是一种以人声来表现的音乐艺术形式，声乐的发声技巧和产生的音色是表现作品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民族声乐作品，在演唱形式上要求带有本民族语言的表现风格，甚至在音质上也要求人声具有形象感，所谓“竹不如丝，丝不如肉”。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语言特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特点，中国声乐有的民族唱法，是以地方语言(语音、声调)相结合的发声为基础，以风格化吐字运腔和保持嗓音的自然状态为枢纽，从而获取一种真实、朴实且丰富多彩、富有浓郁地方风味的独特性的音色。而歌唱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声，更要注重情感的表现，民族声乐作品中情感表现内容同民族语言的处理是密不可分的。在民族声乐作品中，民族语言同民族音乐的结合会使作品的情感表达更加动人，以情带声，声情并茂，以字领腔（音），字正腔圆，韵味浓郁，唱演均重，神情兼备，真切动人。这就是我们讲的民族声乐的广义概念，换句话说，“唱情”是民族声乐的一个本质特点。否则，作品的情感与词意就不能相得益彰，甚至会使词意与情感背道而驰。作为民族声乐的教师，我们肩负着培养民族声乐演唱人才的重任，在唱好和掌握好以汉语语言为基础的各地区民族声乐作品的同时，还要多掌握一些各民族的语言。经过实践证明，这些年培养的民族声乐人才活跃在我国的音乐舞台上，深受各地区、各民族广大人民的喜爱。在他们演唱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的情感，而中国民族语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情感表达形式，地方腔调同地方的民族音乐在长期磨合中产生了大量艺术表现手段，形成了丰富的、生动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袁静芳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